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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执法

钓鱼执法

“钓鱼执法”是指行政执法机关以罚款为目的，借助其工作人员或者事先串通的其他人员，通过诱惑、逼迫、哀求等手段，使一些原本没有违法意图的人员违法，然后再对其进行行政处罚的执法方式。

钓鱼执法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术语，它源起于刑事侦查中的警察圈套，类似于美国和英国刑法中的诱惑犯罪。钓鱼执法（Entrapment）中的“钓鱼"为引诱之意，在中国源于2009年发生在上海市的一起私家车载人事件，上海一市民驾私家车上班，路遇“乘客"，该“乘客”声称肚子疼，请求送其去医院，出于同情，他让“乘客”上了车。然而待上车后，这名“乘客”却以非法运营为由对这名司机罚款一万元，原来这名“乘客”是交管部门的执法人员。钓鱼执法的特点是有特定主体、行为人有违法可能、不针对特定目标、具有诱惑性。形成原因主要有执法经济、行政执法程序立法缺失、执法理念缺失、执法人员素质低下等。

钓鱼执法的影响主要有让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受到挑战、行政自由裁量权失控、引发社会问题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7条的规定，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概念及起源

钓鱼执法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术语，它源起于刑事侦查中的警察圈套，类似于英国和美国刑法中的诱惑犯罪。警察圈套又称为诱惑侦查，它是指侦查人员进行一段时间的调查后，已经掌握了一定的犯罪线索，为了掌握犯罪嫌疑人的直接罪证，由警察、其他司法人员或他们的线人精心设计圈套，以实施某种行为有利可图为诱饵，暗示或诱使被侦查对象实施犯罪行为，待犯罪行为实施或犯罪结果发生后拘捕被诱惑者的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或方法。刑法意义上的诱惑犯罪是指执法部门引诱本无犯罪意图的人产生犯意而为犯罪行为(诱发型”)或者诱使已实施犯罪行为的人再次产生犯意而实施犯罪行为(显露型”)，若无诱惑则行为人将不会实施犯罪行为。大多数国家将警察圈套获取的证据认定为非法证据,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若发生警察圈套，诉讼程序将因此而部分或者全部终止。钓鱼执法（Entrapment）中的“钓鱼"为引诱之意，源于2009年发生在上海市的一起私家车载人事件。当时上海一市民驾私家车上班，路遇“乘客"，该“乘客”声称肚子疼，请求送其去医院，出于同情，他让“乘客”上了车。然而待上车后，这名“乘客”却以非法运营为由对这名司机罚款一万元，原来这名“乘客”是交管部门的执法人员。

主要特征

有特定主体

从主体的角度上看，实施钓鱼执法的主体是特定的，必须是拥有行政调查权的行政主体，也就是行政机关和法律授权、委托的组织及公职人员。因此，钓鱼执法是由行政主体主导和控制。

行为人有违法可能

在案件的调查过程中，被确定有违法可能性的相对人在整个活动中受到行政主体的严密监督，行政主体还会为违法行为的实施提供便利条件，当相对人实施违法行为或者在结果发生后，所有的调查和证据收集工作也同时在违法现场完成。

不针对特定目标

从客体的角度来看，钓鱼执法针对的是不特定的相对人。在钓鱼执法中，行政执法机关并没有相应的证据证明相对人最初是否有犯罪意图，该相对人有可能有违法意图或者有违法意图但未表现出来或者根本是守法公民。

具有诱惑性

从客观的角度来看，钓鱼执法的手段具有一定的诱惑性。行政主体在调查案件的过程中，会采用诱惑性的手段，使相对人觉得自己处于适合做出违法行为的安全环境，或者行政主体会使用秘密的手段促成相对人违法行为的发生，例如提供各种客观便利条件以便于违法行为的实施，诱使相对人实施违法行为。

形成原因

执法经济

执法经济是指执法机关或代表执法机关的个人、团体以逐利为主要目的的执法活动，简单说就是指通过执法来增加单位和个人的“经济利益”，其本质是将作为公共权力的执法权沦为个人谋取利益的工具。由于行政执法中面临的各种主客观原因，行政执法与利益有很大关联，这些利益关联促使执法机关导致它们利用钓鱼执法为个人谋取私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执法人员的个人收入与罚款的挂钩，执法机关的收入与罚款的挂钩，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与罚款的挂钩。这“三个挂钩”导致的直接后果是，执法的目的被异化为纯粹为获取罚款收入。

行政执法程序立法缺失

对于行政执法而言，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来规范行政执法的基本程序和步骤以此来保证行政执法的公平、公开和公正。因此，有关的行政执法程序立法缺失是钓鱼执法产生的法律原因。

执法理念缺失

产生钓鱼执法的另一方面的主观原因是执法人员的执法理念缺失。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力来源于人民，因此执法人员就有相应的责任合法合理的运用手中的权力来为人民服务，因此“以人为本，执法为民”的行政执法理念应当扎根于每个执法人员的心中。而钓鱼执法则严重悖离了这一执法理念。行政执法的目的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要警示避免违法，另一方面，一旦发生违法要及时纠正，在违法严重到一定后果时要予以制裁。“设饵钓鱼”的手段，完全抛弃了“警示”与“及时纠正”，反而是将对方直接引导到“违法严重”的地步，这样行为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本机关或是上级机关下达的罚款任务，为本单位进行经济创收，从而获取更多的私利。这种行为已经是完全置人民的合法权益于不顾，滥用手中的行政权力为自己谋取更多的私利。

执法人员素质低下

执法人员的素质低下也是导致钓鱼执法现象出现的另外一个原因。行政执法人员的素质虽然有了显著的提高，但距离高素质、高效率的执法队伍建设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在现有的执法队伍中，仍然有一些执法人员的素质无法达到服务意识强、执法水平高、法制观念强的要求。一些人员并没有将执法为民的理念放在心上，同时不注重个人素质的提高，导致人民的利益因其素质低下而受到损害。正是执法理念缺失，执法人员素质低下这样的主观原因加速催生了以欺诈、引诱的方式执法的不良现象。

执法监督体制弱化

行政监督体制是由行政组织的外部异体监督和行政组织内部自体监督有机组合构成的，但实际运行过程中的实施效果并未如人所愿。对于国家机关系统外个人、组织监督，其作用十分有限。根据法律规定，国家机关系统外个人、组织有权对违法行政行为予以揭露、曝光。由于政务的非公开性，公众对权力的运行状况完全处在毫无知情的状态下，就谈不上所谓的监督。因此，个人、组织监督作用相当有限且受极大制约。对于行政组织内部自体监督，由于行政监督体系中监督主体较多，政府机关内部各种监督主体之间的关系还没理顺，各种监督主体又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监督权限、方式、程序、范围等不够明确具体等问题,彼此又缺乏联系和沟通，工作中往往各自为阵,尚未形成一个严密有序、分工合理、协调互动运行高效的有机整体。这样大大降低了监督的效率和效果。行政监督机制的弱化，使钓鱼执法这种违法行政现象难以得到有效的扼制，从而为其滋生和蔓延提供了一定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