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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我沉默

命令我沉默

《命令我沉默》收录了沈浩波1998－2012年15年间创作的诸多优秀诗歌作品。全书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请让我紧紧地抱你”书写爱情和亲情，第二部分“少女赋”用二十多首诗歌共同勾画出一幅女性群像，第三部分“我们那儿的生死问题”和第四部分“诗人在他的时代”是诗人对他所处的时代世事的有力诘问，第五部分是他的长诗《蝴蝶》。

内容简介

这本《命令我沉默》诗集除去序言和编后记以及沈浩波诗歌创作年表之外，一共包括五个章节，收录了诗人沈浩波从1999年至2012年14年间诸多优秀的诗歌作品。其中第一部分“请让我紧紧地抱你”收录了诗人仅30首书写爱情和亲情的作品，这些作品呈现了沈浩波内心最细腻、深情的一个侧面；第二部分“少女赋”中的二十多首诗歌共同勾画出一幅女性群像，其中的每一首诗歌都包含诗人对他的描写对象的深度关注和复杂情感；第三部分“我们那儿的生死问题”和第四部分“诗人在他的时代”是整本诗集最驳杂充实的主体部分，其中的作品淋漓尽致地展示了诗人在他所处的年代经历的种种世事，发出了他有力的诘问和深沉的思索，抒发了他内心的大恨和大爱；第五部分“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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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诗歌中的四种虚荣心（1）

我在这里所说的四种虚荣心，指的是当代中国诗歌中普遍存在的，渴望用某种姿态进入诗歌史的虚荣心。并且，中国当代诗人因不同的格格不入的虚荣心，构成了倾轧、分野，进而演变成不同的、故步自封的宗派。

最有代表性的应该是以下四种：政治虚荣心、先锋虚荣心、文化虚荣心和技术虚荣心。

我不认为有这些虚荣心是坏事，也不认为完全没有这些虚荣心的写作就是更纯粹的写作。相反，正因为拥有这样的虚荣心和由此带来的诗歌史野心，才使得一些诗人的写作，具备了强烈的文化意志和个人辨识度，使他们不仅仅成为一般意义上的好诗人，更成为特定历史阶段的重要诗人。我本人亦是如此。

但虚荣心和野心带来的诗学偏执，很容易变成对诗歌的伤害。诗人们于自身的固执、狭隘和偏见，将虚荣心膨胀为写作的唯一真理，凡“非我族类”皆视为歧途，使得原本只是附着在诗歌上的虚荣心变成了执念。这种强烈的外在执念，压倒诗歌本身，形成负面吞噬，令有才华的诗人在写作上无法寸进，甚至不断倒退。

同时，虚荣心背后的文化理念会产生“光晕”——一种强烈意志形成的吸附效应。每一个携带虚荣心的相对重要的诗人背后，都有大群意志薄弱的年轻或不年轻的追随者，造成越来越多的群体式诗歌对峙。这种对峙、争论、不服气，本身并非坏事，在初期，构成了理念的交锋式沟通，甚至构成了一种激进的繁荣。但对峙并非建筑于高水平的诗歌理念之上，而是建筑于低水平的偏狭执念之上，建筑于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荒谬立场之上，建筑于因为自身的文化欠缺而带来的文化自卑，又因为要掩饰文化自卑而一味拼命强化自身是唯一合法、唯一真理的内在动机上。久之，在低水平对峙中，每个群体都给自己罩上厚厚的乌龟壳，故步自封，坐井观天。

近十多年来，这种状况对当代诗歌的发展损耗很大。汉语诗歌始终无法建立起正常的诗人与诗人交流和沟通的最低标准，无法建立起码的共识。不绝于耳的各种争吵，大部分与诗歌关联不大，吵的都是外在的主义。

每一种虚荣，都有一条非常容易进入的歧途。

政治虚荣心最大的歧途，便是使诗歌沦为意识形态对抗的工具。存天理，灭人性，用强大的政治、道德武装自己，而在事实上，放逐了诗歌本身。政治正确的嘴脸，由政治正确所带来的二元对立的嘴脸，以社会道德良知作为写作合法性的嘴脸，本就是诗歌的天敌。这种歧途，进一步导致诗人内心的干燥，越社会化就越取消自我，越正确就越偏离诗歌。

政治虚荣心在中国诗人的内心中根植甚深，来源大致有三：

一是中国人从小接受的诗歌教育本身就有这种倾向。对“诗言志”的理解，对批判现实主义的推崇等，都起到了某种心理暗示作用。中国的读者，喜欢要求诗人充当良知的代言者，充当意识形态反抗的主体，根源恐怕也在这里。

二是中国当代诗歌发端的时代关系。当代诗歌发端于20世纪60～70年代，空气中都充斥着意识形态荷尔蒙的时代；发端于食指、北岛；发端于带有意识形态对抗意味的“朦胧诗”。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诗人充当了思想的先驱，诗歌天生就具备的独立、自由的意志，无意间迎合了整个时代的心理需求。这是一个浪漫的巧合，是诗歌与那个时代的必然，而不构成诗歌与所有时代的必然。“朦胧诗”的传奇效应，时代赋予诗歌的英雄主义色彩，诱惑了很多年轻的诗人，政治虚荣心甚至是很多人开始写作的唯一因素，意识形态对抗使得诗人凌驾于诗歌之上。这种畸形的英雄主义自我实现方式，这种渴望充当时代的喇叭、思想的吹鼓手的虚妄念头，被后来的很多诗人警惕和反抗，并逐渐形成共识。

当代中国诗歌中的四种虚荣心（2）

以政治虚荣心为写作依据的思潮，本来已经烟消云散，但在近年又有卷土重来之势。这种反复，根源是诗歌的边缘化。社会越来越功利，越来越以“实用”作为唯一标准，人们对诗歌的质疑和妖魔化就越剧烈。“写诗有什么用？”诗歌原本就不是以有用无用为标准，它是精神、生命、经验、意志、语言、美学等共同作用下的结晶体，追求的是永恒的价值。但这种价值无法清晰、简单地传达给大众。面对大众振振有词的一问，诗人只好摊开双手：是，没用，但我们愿意，可以吗？诗人放弃了阐释诗歌的机会，大众获得了评价诗歌的权力，对诗人提出了要求，要求诗人像他们接受过的诗歌教育里的样子，成为良知和道德的展现者，要求诗歌重新变得有用。在新世纪，互联网越发普及，中国人的表达欲望、言说欲望越来越强烈，对社会发言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份满足着很多文人的英雄主义梦想，他们也确实备受关注。在互联网上，各种政治正确的坚定言论饱受追捧，摇滚歌手、媒体人、专栏作家、博客写手、大学教授、作家、商人……都摇身一变，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并且仿佛只要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就获得了某种文化上的道德优越感。对很多年轻时就胸怀英雄梦和时代先知梦的诗人来说，这构成了刺激。前一分钟他们被放逐，后一分钟他们上网，他们渴望重新回到焦点，重新变得有用。一方面是诗人被时代和大众放逐的焦虑，一方面是大众对诗人站出来鼓吹良知和成为道德代言人的浅薄需求。带着投机的欲望，不少诗人的政治虚荣心开始在写作中上升。

我并不反对有限度的政治虚荣心，我自己也是一个愿意对时代和社会保持敏感、保持关注，乃至随时以写作介入的诗人。但在这样的写作中，诗歌应该大于政治虚荣心，政治虚荣心应该对诗歌起到正向作用。残酷的是，我看到很多诗人以取消诗歌本身的规律为代价，口干舌燥、声嘶力竭地杀了过去。空洞的良知，乏味的道德，假大空的政治正确，非此即彼的反抗，陈词滥调的嚅，几乎取消了诗歌的一切幽微、敏感、湿润。

先锋虚荣心的歧途在于，因自身的浅陋狭隘，一味把先锋置换成反文化，继而更鄙陋地置换成以没文化为荣，展示自己没文化。被刻意放大的没文化虚荣心和被刻意放大的文化虚荣心，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前者通常以流氓无产者的姿态出现，后者通常以饱学的文化贵族姿态出现，本质都是基于对文化的臣服和自卑。

先锋虚荣心的另一种歧途，则是将先锋精神的一个维度——对人性幽暗复杂的挖掘和对人性真实的尊重，简单置换到“我口写我心”的粗浅层面，甚至达不到“我口写我心”，因为他们根本无法抵达心之微妙，只是停留在“我口写我最简单的动物**望”的层面。更有甚者，为了展露所谓的“先锋肌肉”，在写作中一味好勇斗狠，刻意追求粗鄙的表达方式，刻意炫耀流氓“无产者”的生活方式，用先锋标榜自己，以掩饰自卑。

先锋虚荣心的第三种歧途，是宣称自己发明了某种唯一的诗歌真理。某些语言诗派（他们认为语言是诗歌的唯一真理）甚至为此炮制出了类似于宗教教义那样的真理条款。最近的某个真理条款宣称，一切修辞都是远离诗歌的。我不反对，甚至欣赏某些诗人个人化的极端语言实验。坚决，乃至极端，确实可以成就某些诗人，放大他们坚持的美学理想，拓宽审美的范围。但“唯一真理”、对其本人的诗歌创作故步自封，以及其影响力所及的其他诗人的诗歌创作，带来的危害已经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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