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近垣
为清代正一派道士。字朗斋，号三臣又号上清外史。松江娄县（今松江区县境内）人。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八月，封其为“妙正真人”。乾隆继位后，封为通议大夫、食三品禄，带管道录司印务，住持北京东岳庙。京华冠盖，竞与往返。
传奇与史实
娄近垣自幼好道。先后师事杨纯一于仁济观，周大经于龙虎山学道，习五雷阵法，诸家符秘，成为“博符”道法高妙的道士。是清代唯一能以符箓名世的道士。雍正五年(1727)娄近垣随第55代天师张锡麟入京，奉命礼斗祈雨。言谈举止，受雍正帝器重。雍正九年，治帝病有验，封四品龙虎山提点，钦安殿住持。后随雍正学佛，写有《性地颂》等诗。
清代雍正九年（公元1731），河东总督田文镜推荐白云观道士贾士芳为雍正治病，由于贾士芳喜欢大言有关妖妄之事，触雍正，被雍正按大逆罪处斩。但雍正的疾患也始终未安，于是雍正认为是贾士芳的“邪祟缠绕”，遂命娄近垣设坛礼斗，以符水治之，病始愈。
娄近垣作为清代正一派唯一能以著述流传后世者，却对本派的符箓道法无所阐扬，并且为了迎合雍正帝的禅宗思想，甚至将道教“炼气养真”称为“皆妖妄之人借以谋生之术”，在日常与名流交往中，又“不涉于丹药怪迂之说。”
有恭亲王延至府邸，问娄近垣养生之术。他回答说；“王今锦衣玉食，即神仙中人”。因席上有烧猪，乃笑曰：“今日食烧猪，即绝好的养生术，又奚必外求哉！”恭亲王十分佩服，赞曰：“娄公真学道者”。正是由于娄近垣对清廷的忠心，连雍正帝亦谓其：“秉性忠实，居心诚教”，对其大加褒奖“以表清修，以励后学”。
思想与著述
娄近垣认为“心心皆佛心”，“处处有道体”。热衷于提倡所谓佛仙圣一心，以“无心”“无住”为切合道体之要，好讲禅语，不过，据他《阐真篇》看，他主张从无心、无住为要的性功入手，炼化精气，性命双修。
娄近垣毕竟还是清代正一道士中唯一能以著述留传后世的，其著述有《南华经注》一卷，《御选妙正真人语录》一卷，《重修龙虎山志》十六卷（一说十八卷），删定《黄箓科仪》十二卷，校订《先天奏告玄科》一卷，等。
重要贡献
在近二百年的顺康雍乾嘉朝没有一个崇道的皇帝，这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现象，过去道教赖以贵盛的上层路线被堵死，道教失去了挟君威以振仙道的起码条件。皇帝对诸如娄近垣和王常月也只是利用。即便是这样，皇 帝都公开宣称“此举非崇奉道教以祈福祥也”生怕粘上“崇道”的恶名，可见，在清初皇帝和一般社会政治家们的眼中“崇道”就意味着“乱政”明皇帝的崇道失国的教训历历在目，这实际上宣告正统道教在政治上已经“死’了。正统道教高度“内敛”道教无力实现自我更新，道教的整体性衰落已经不可避免。
娄近垣，年字朗斋，法号三臣，又号上清外史、妙正真人，江西松江娄县人。自幼好道，与正一天师第五十五代天师张锡麟关系密切，在龙虎山修行，雍正五年循例到京城值季，九年奉诏为雍正帝治病获效，得到雍正青睐，赐其龙虎上四品提点。雍正十一年，娄近垣获得创教机会，雍正颁布《赐大光明殿上谕》，曰：“大光明殿现在修整与你，作子孙长驻。上清宫去选些法官来，若上清宫人少，在苏州市选几个来。.....将来，光明殿你就是第一代开山的人了。”同年八月，赐封“妙正真人”，十月赐大光明殿开山正住持，封通议大夫，掌道录司印务事，岱庙等处正住持。娄近垣得到雍正帝青睐，显然有点偶然，这与历史上天师道道士得势的渠道并无不同。但是，据史料证明，娄近垣的获宠还有更重要的原因，这就是娄近垣“能以忠孝为心，利济为事，而不涉于丹药怪迂之说。”雍正帝赞他“道法精通，行止托忒克·端方，居心坦白，能得其祖师真人之正传，而有济人利物之益。迩年以来，朕命祈祷雨旸，理通法备，备极诚敬。其忠质之性，甚属可嘉。”他自己也说：“虽嗣道教，颇不喜言炼气修真之法，云此皆妖妄之人借以谋生耳，岂有真仙肯向红尘中度世也。”娄近垣的核心思想是“无心”主张“无心于物，故心心皆佛，无心于道，故处处是道。”这一“心心皆佛观”是当时道教普遍以道附佛附儒的流行做法，但特别强调对社会正统政治的主动适应。
娄近垣作为天师道的道士获得皇帝宠信，在当时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张鹏评价说：娄近垣“能以修身却病之术裨益圣躬，祷斋坛，屡著诚效。雍正帝特加宠异，赐以真人封号，为元教主持。且因娄氏忠勤，推本所自，赐修龙虎山上清宫，发帑钜万，遣内大臣董视落成，赐之碑额以垂永久。”可见，时人对娄近垣的得宠的原因也是洞如观火。总结起来，娄近垣得宠的缘由，首先是偶然，因为如果不是娄氏进京值季，他也无缘接近皇帝；第二，娄氏以医术以进，但这仅仅是一个噱头，真正的原因是他的“忠质之性”对皇帝忠心耿耿，也许雍正正是想通过娄近垣示范，规范天师道发展的方向，或许纯粹属于娄氏与雍正意气相投，也未可知也；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娄氏，不喜言炼气修真之法，与一般正一道士判若二道；第四，娄氏善与交接人事，刻意奉承圣意，身怀道术而侈谈禅趣，可谓用心，难怪雍正赞其“可嘉”娄近垣的做法与龙门派王常月的思路大同而小异，都不想与“道术”和“异端”有任何关联，对传统道术表示唾弃。
清代娄近垣和王常月仍然试图通过走上层路线而求得道教的发展，然而时过境迁，他们的成功不过昙花一现。由于清初皇帝普遍不信道，在政治上对道教严加限制，使道教的任何创新都难以为继，所以，娄近垣和王常月的得宠具有偶然性和个体性特征，道教适应清王权的政治努力失败，清朝道教整体性的衰落已经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