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陶事件

1940年1月，因汪精卫公开投敌，追随汪精卫的两位重要角色高宗武、陶希圣，潜赴香港，揭露了他的叛国行径。

1938年10月26日，武汉沦陷，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市，汪精卫加快叛国步伐。1938年11月20日，高宗武作为汪精卫代表自香港秘密前往上海市与日方谈判，日方制订“渡边计划”规划汪精卫叛国日程。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一帮人出走，前往越南河内，陶希圣随行，汪精卫在河内以“艳电”公开投日。1939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临时会议一致决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国民党党籍和一切公职。1939年5月8日，汪精卫抵达上海住进日租界，此时陶希圣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收到汪精卫“我需要你”的信。1939年8月，陶希圣乘船前往上海，发现汪精卫从“主和”变“投降”，高、陶有“救汪”之心。1939年11月，“梅机关”与汪精卫集团正式谈判，日方提出《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高、陶意识到问题严重性，陶希圣称病不去开会，高宗武把“汪日密约”文件带回家拍照留证。1939年12月，日汪谈判到最后阶段，双方签字，高、陶借故拒绝签字。1940年1月3日，两人摆脱特务的监视，用假名上船，奔赴香港特别行政区。同年1月22日，香港《大公报》刊登了《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的全部内容。汪精卫卖国之举，被彻底曝光。

“高陶事件”将“汪日密约”内容披露，让民众看清日本侵略和汪伪的叛国本质，坚定抗战决心，促使部分民众清醒。其最大功劳是坚定了国人的抗战信念，不再对日本存有任何幻想。

背景

抗日战争初期，日本军阀扬言三个月内灭亡中国。但是开战一年多之后，中国军民的抵抗日益顽强，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梦想完全落空，于是日本政府改变策略，采取诱和攻势。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和十二月，日本首相近卫两次发表声明，试探与中国和谈的可能性，均遭到蒋介石的严辞拒绝。可是汪精卫认为，不应放弃以和平方式解决中日争端的机会。于是日本陆军大佐影佐祯昭与中国外交部亚洲司接触，安排高宗武及董道宁密赴东京，与日本高级官员会晤，铺平了汪日上海会谈的道路。这个影佐祯昭在日本侵华初期任驻华使馆武官，后升任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升为少将。

事件起因

1940年，日本欲以诱降手段结束侵略战事，与汪精卫签署“汪日密约”。高宗武和陶希圣曾追随汪精卫鼓吹“和平”运动，并参与筹组汪伪政权及与日本的“和平”谈判。过程中，高、陶二人逐渐认识到汪精卫所谓的“和平”运动是彻底的投降与卖国。

事件经过

南京·“低调俱乐部”

在1939年前，高、陶两人并无交往。两人惟一的交集，是同为汪精卫“低调俱乐部”的成员。那时，面对装备极为优良的日军，一部分人出现了悲观论调。在周佛海的南京寓所内，梅思平、陶希圣、罗君强、高宗武等人组成了“低调俱乐部”，主张和平救国。南京沦陷后，“低调俱乐部”的部分成员聚于武汉，加入“艺文研究会”。

汪精卫是这个组织的灵魂。在“艺文研究会”，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陶希圣任宣传总干事。“高陶事件”的另一位主角——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在抗战爆发后主张对日和谈，他前往香港特别行政区，担任“艺文研究会”香港分会对日研究所的所长。

1938年6月23日，高宗武想建立奇功，私自前往日本，和日方高层密谈。得知消息的蒋介石在日记上记载：高宗武荒谬妄动，擅自赴倭，此人荒唐，然亦可谓大胆矣。在东京盘桓多日，高宗武一无所获，无奈返回香港。

上海·“渡边计划”

1938年10月26日，武汉沦陷，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市。汪精卫加快了叛国的步伐。在重庆，他召集陈璧君、陈公博、周佛海等人，商讨对日“和平运动”。11月20日，高宗武作为汪精卫的代表之一，自香港特别行政区秘密前往上海市与日方谈判。日方制订了“渡边计划”，规划了汪精卫叛国的详细日程。

汪精卫按计行事。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一帮人突然出走，绕道昆明市，前往越南河内。陶希圣随行。在河内，汪精卫用一封“艳电”，公开投向日本人的怀抱。

1939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临时会议一致决议，永远开除汪精卫的国民党党籍和一切公职。5月8日，汪精卫抵达上海，住进日租界。此时，陶希圣正在香港，他收到汪精卫的信，上写“我需要你”。

1939年8月，陶希圣乘船前往上海市。据陶希圣书信透露，他发现汪精卫已经上了日本人的贼船，从“主和”变成了“投降”，“想去救汪精卫”。此时，高宗武一面暗自后悔，一面也有“救汪”之心。他给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陈公博发电报称，“要跟日本人谈判救中国绝不可能，接下去我们要做的是拯救汪精卫”。

1939年11月，代表日本政府的“梅机关”，与汪精卫集团开始正式谈判。日方提出了《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野心昭彰——借未来的汪伪政权为幌子，彻底霸占中国的领土。高、陶两人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陶希圣称病不去开会。高宗武则借机把“汪日密约”文件带回家，拍照留证。

香港·“汪日密约”

1939年12月，日汪谈判到了最后阶段，双方签字。高、陶两人借故，拒绝签字。陶希圣装病在家，高宗武前去探视。陶希圣对高宗武说，“他们早已监视你，现在你有生命危险。”两人取得了默契：坐船离开上海市。他们的出逃，离不开一个人的幕后支持——上海黑社会老大杜月笙。据说，杜月笙出手相助，是因为得到了蒋介石的指示。

在杜月笙的周密安排下，1940年1月3日，两人摆脱特务的监视，用假名上船，奔赴香港特别行政区。1月22日，香港《大公报》刊登了《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的全部内容。

事件结果

1940年1月22日，香港《大公报》全文披露汪日密约，即《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同时刊发的还有高、陶的公开信，信中除述说密约来源外，更是对他们参与的“和平运动”表示忏悔。公布日汪密约，沉重打击了汪精卫汉奸集团，将汪精卫集团卖国的铁证大白于天下。1940年3月，汪精卫集团还是在“还都”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

事件影响

历史学家唐徳刚评论说：“盖汪氏此一卖国卖身之规模，史无前例。”高、陶两人弃暗投明，披露“汪日密约”，其最大功劳就是坚定了国人的抗战信念，不再对日本存有任何幻想。

在中国现代史上，这桩高宗武和陶希圣的揭密事件是极具关键性的历史事件，在历史学界，称作“高陶事件”，也称为“抗日史上的小西安事变”。

事件主角

高宗武

高宗武（1905—1994），乐清市人。早年留学日本，抗战前期进入外交领域，29岁担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专门从事对日外交工作，是当时国民政府里最年轻的高级外交官员。抗战全面爆发后，高宗武接受特殊任务，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对日情报工作。他在这段时间一度背离蒋介石，为汪精卫卖国行径秘密奔走，并随汪精卫去上海市，参与“汪日密约”的谈判。后来又与陶希圣一起逃离上海，揭露汪日签订卖国密约内容，制造了轰动一时的“高陶事件”。

陶希圣

陶希圣（1899年10月30日-1988年6月27日），湖北黄冈人，原名汇曾，字希圣，以字行，笔名方峻峰、方岳，著名资产阶级学者。

陶希圣1899（清光绪二十五年）年生于湖北黄冈，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法学院，毕业后任安徽省立法政专门学校教员，上海市商务印书馆编辑。因“五惨案”开始被中国国民党关注，开始参政，成为南京国民党中央军校的政治教官，后参与社会史论战，发表一系列文章，出版《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创办《食货》杂志并在北京大学任教。后因结识汪精卫，加入“改组派”，而辞去一切职务，闲居著书。

后世纪念

2003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书籍《“高陶事件”始末》，该书的作者是陶恒生系陶希圣之子。在书中力求公正、实事求是的态度，把文献资料、口述历史与自己的亲身见闻结合起来，将整个“高陶事件”的来龙去脉尽可能清晰地展现出来，并通过自己少年时代的亲身经历，为读者描绘了抗战时期作者一家人的颠沛流离与悲欢离合。

2015年4月，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沈宁所著《牢记：一个家族的抗战史》。作者沈宁，系蒋介石“文胆”陶希圣外孙，“七君子”首领沈钧儒堂侄，著名翻译家沈苏儒之子。在这本书中，沈宁讲述了抗战时期沈氏家族的故事，其中即有《外祖父：冒死逃离日汪集团》一篇，即“高陶事件”。经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刊发此文。现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相关内容

1940年1月22日，《大公报》香港特别行政区版在《高宗武陶希圣携港发表，汪兆铭卖国条件全文》、《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极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从现在卖到将来，从物质卖到思想》的通栏正副标题下，独家刊登了《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原件），另在第九、十两版整版刊登了日文原件照片，还发表题为《揭露亡国的“和平条件”》的社评。日汪签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中有这样的卖国文字：“日华两国政府须根据‘附录一’关于日华新关系调整的基本原则调整国交；在新国交恢复以前，既成政府经办事项，目前加以继承，如情况许可时，再根据第一项原则加以调整；在事变继续进行中，须谅解由此而发生的特殊情况的存在。”在“附录一”中，汪精卫的卖国嘴脸和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的行径更加暴露无遗：“日、满、华三国，在建设东亚新秩序的理想下，以互为善邻、团结一致成为东洋和平的轴心为共同目标。因此，规定基本事项如下：①须确定以互惠为基础的日、满、华一般提携，特别是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原则。②须确定华北和蒙疆是国防上经济上日华之间紧密的合作地带。③在长江下游地域，经济上须实现日华之间的紧密合作。④在华南沿岸特定岛屿，须实现军事上的紧密合作。”

这条独家新闻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内地引起轰动，1940年1月22日的《大公报》香港版不得不加印，还是销售一空。1月23日，《大公报》香港版还发表了陶希圣关于“日本对所谓新政权的条件”的谈话，1940年1月27日还刊登了陶希圣在日汪密谈时的笔录，对密约的出笼做了解释。在短短几天内，《大公报》香港版抓住日汪密约不放，连续发表社评，猛烈抨击。高宗武、陶希圣由汪精卫投向蒋介石，并揭露汪精卫的卖国行为，经《大公报》香港版的及时披露，轰动中外，被称为“高陶事件”。

这次汪精卫的卖国文字被揭露，《大公报》抢了“独家新闻”，高宗武此后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得到蒋介石奖励的5万元美金，并由蒋亲自批示给了“高其昌”的化名“官员护照”，得以出洋游历。他带着年轻的妻子赴美作了“寓公”。那时，5万元美金是一笔可观的数字。从此，他在美国隐姓埋名，不谈抗战以及蒋汪之事。这是他接受蒋介石5万元美金的交换交件。之后，蒋还不断给他美元，陈布雷曾于1942年5月28日致电中国驻美国大使胡适：“由贺主任耀祖名义汇上美金四千元，系委座发高宗武旅学费，即请转交高君，并复为荷。”而陶希圣呢？他事后到了重庆市，蒋介石给以高官厚禄，参加由陈布雷主持的第二侍从室的工作，参与蒋的机密；陶还替蒋撰写了《中国之命运》的小册子，经陈布雷润色后发表。

参考资料

1940年，高陶事件内幕.光明网.2024-11-10

陶希圣之子细说"高陶事件":惊心动魄的逃亡之旅.新浪网.2025-02-18

陶希圣外孙说“高陶事件”:外祖父如何冒死逃离日汪集团.澎湃新闻.2025-02-18

高宗武思乡求县志.光明网.2025-02-18

陶希圣.中国大百科全书.2025-02-18

“高陶事件”始末.豆瓣读书.2025-02-18

汪精卫卖国文字是如何披露出来的.光明网.2025-0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