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堂
近一二十年来，因为气候的变化，以及滥施化肥等缘故，曾经负有盛名的邹堂梨，它的品质在不断的下降，现已失去潮汕地区水果品牌的地位，剩下初春时节雪白的花海。
历史
事物都有兴旺衰退的过程。能够保持强盛生命力的，是地方特色浓厚的文化。譬如建构独特的古代楼阁亭，先人赞美它，今人也不觉厌倦。所以岳阳楼、滕王阁修了塌，塌了修，永远都是登临、观光的热点。
同样，邹堂梨退化了，但原产地邹堂却还年轻，这是因为邹堂除了人工培植而带上一点人文色彩的沙梨外，还有诸多的文化遗存。作为倚山临海的聚落，此间尚有卧游、积翠、搁笔等等天人合一的岩洞存在。旧志记载的关于丹灶镇、仙人迹之类与道家文化相关的传说，仍由奇石异峰诠释与演绎。在其范围内的狮尾山，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发掘了若干晋代坟墓，这些以砖铺成“人”字墓底的古迹，说明如今已成望族的邹堂郑氏进驻这一带地域之前，此间已有着自己悠长的文明史。对这湮没于黄土之下的原住民文明的古为今用，需要相当的阐发功夫，但作为“资源”，却是客观的存在。
“邹堂郑”的大负盛名，不纯然因为人多，因为地饶，而是这个民系创造的文化，包括它的风俗、它的人物、它的影响，看得见摸得着，而且炙火可热。灿如繁星的祠堂、书斋，标榜着这个“科举世家”的光荣。揭阳市有三两千个村子，在近千年的科举史上，从未沾了科举的光者占了绝大部分。而邹堂，一个郑姓的片村，它却就可以产生1名进士、5名举人、40名贡生。拿贡生来说，若干年全县选拔一名到京城国子监深造，然后参加会试或直接接受选，其实有点像今日的北大、清华学生，已经是很难得的了。至于举人，三年间全省3000名诸生中考出七八十名；进士呢，大约是2500名诸生中一人中式。只要把比率罗列一下，就可理解为什么许多宗族都要拿这个“东西”来炫耀，就可知道范进骤闻喜讯精神分裂症完全可以理解，就可推知吴敬梓著撰《儒林外史》是因为吃不到葡萄而极称其酸。邹堂人赢得祖祠门前那座“科举世家”的牌坊，不知让当时多少读书人眼红。而今日，它还矜持并骄傲着。
诚然，如果只是科举中式人数多，如此而已，人们完全可以揄它不过培养了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罢了，但邹堂却让你不敢嫉妒，因为郑旻、郑育渐、郑其崇、郑溶、郑逊等一串带“郑”字的人物，他们传记几占县志《人物》一半的篇幅。一个县乃至一个府，必须仰仗一个村子所产生的人物来支撑门面，你能说它“没有什么”，且学着吴敬梓做吃不到葡萄而散发谣言的狐狸吗？以郑而论，其官做至省部级的布政使，整个揭阳市在三百年的明代仅此一家，而其潇洒雍容的文风直追苏轼，而远非状元林大钦文笔所可比拟，这一点过去还没有人看到。至于他的曾孙郑匡夏，更是潮州市知府吴颖推崇备至的大学问家，匡夏不独在历史地理学、经济地理上有极高的造诣，在文学研究，尤其是唐代新乐府运动的研究上，更是岭南学界的一面旗手。前些年广州市几位负责编写广东省文学史的朋友跟我聊到广东的文论史时，我就特别提醒他们不要忽略了《元白草》——郑匡夏所著的这部书。后来他们采纳了我的意见，甚至肯定了我的“贡献”。如果不是先人创造了业绩，作为后学，我们又何从附骥沾光？故此，我一直有个想法，评选文化古村，邹堂——特别是它的“核心区”乌美，才是名副其实之处。
在乌美村后，环山麓千余米，现在依然可以看到一些园林建筑的残址残件，如莲池、如戏台、如书斋……自然景观与人造景观相结合，构成天人合一理念的休闲空间的观念与实体，是岭南园林的一个范例，它比之江南园林如留团、如豫园、如拙政园要悠远与壮阔得多，这是郑旻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耳懦目染，而后融会贯通的产物。可惜清代的“海禁”，尤其是清末方耀“办清乡”的一把火，不独把郑氏祖祠烧掉了，一代名园也无从幸免。缘因这乌美村出了要造封建王朝之反的郑皮罗。他选择了与祖先迥然有别的挽救乡闾、造福家园的道路，为当道者所不容。但郑皮罗的名字与事业，究终与先人一起，写进了地方的历史典籍之中。
邹堂的文化因此而趋于多元。
影响
一经整合，也就可能更丰满更生动更有广度和深度。我这么说，是最近听到一位学者的宏论：一个没有古建的城市是单薄的。而据我所知，邹堂不仅有古建，更有古人，所以，“邹堂龙”，不因梨属的退化而影响它的奋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