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兰普雷希特
卡尔·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1856-1915年，国内也译作兰普雷茨）德国历史学家，曾任德国莱比锡大学历史学教授。他提出了文化史（Kulturgeschichte）的概念，并开创结构史学的方法论。兰普雷希特的研究方法和对历史学的贡献在当时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但他的理论对后来的历史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主要观点
兰普雷希特在莱比锡大学就学时深受在那里任教的德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罗舍尔（Wihlem Roscher，又译作威廉·罗雪尔，1817-1894年）的学术影响，因此他在提出“文化史”这个概念时强调，这不是一种仅包括艺术、音乐、文学在内的狭义文化史，而是一种广义的、用传统的政治史以及经济史和社会史无法进行解释的、过去所发生的、包括所有一切的文化史。他将这种文化史归结为五个发展阶段，即占领式经济的象征主义时期（Symbolismus，自史前至350年）、具有马尔克群体性质的自然经济的类型主义时期（Typismus，350-1050年）、领地式自然经济的契约主义时期（Konventionalimus，1050-1450年）、合作贸易和货币经济的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us，1450-1700年）、货币经济以及个体贸易和工业的自我主义时期（Subjektivisums，自1700年起）。兰普雷希特的文化史概念与同时代的英国著名历史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和德国著名历史哲学家奥斯瓦德·斯彭格勒（Oswald Spengle，1880-1936年）提出的文化哲学的概念在某些方面有类似之处。
1885年，兰普雷希特出版了多卷本的《中世纪德意志的经济生活》。他在这部著作中，把经济史看作包括社会、法律和制度在内的“物质文化”的历史，即把物质和精神合为一体的文化史。他认为，民族意识的发展与这种文化史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兰普雷希特强调，历史学家不仅应考察“集体的”事件，还应考察“个体的”事件；抑或可以这样说，不应仅仅从政治的和国家法律的视角考察历史，而应采用结构的研究方法从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多个视角进行考察。
兰普雷希特辩论
兰普雷希特提出的史学方法在19世纪末期的德国史学界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一场有着历史学研究方法论的大辩论——“兰普雷希特辩论”。新兰克史学派的格奥尔格·冯·贝洛（Georg von Below)、马克斯·伦茨（Max Lenz)、费利克斯·拉赫法勒（Felix Rachfahl）等学者对兰普雷希特采用的研究方法进行激烈的抨击。他们认为，兰普雷希特虽然也注重于史料的整理和考据，但他在使用这些资料的方法上是武断的，对历史的解释反复无常。新兰克史学派只注重有关国家史和民族史的研究，坚持对政治传统的研究。他们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了解国家的起源，因为国家和民族的本性就蕴藏在其自身的历史中，必须考察其历史回溯至古代社会。他们批评那些注重研究文化史的历史学家走在岔路上。在这个时期的德国历史学界，兰普雷希特并不完全是一位“孤独者”，他的著作获得了弗兰茨·梅林（Franz Mehring，1846-1919年）的好评。英国学者古奇称赞兰普雷希特的著作是一部“稀有的智慧力和创造力的作品”。但对它的评价却很慎重，他认为，这部著作“对经济因素的坚持，它关于有规律的心理转变的理论，以及它对艺术和文化的强调，都有助于扩大历史的概念，但由于存在严重的错误，所以不能将它归入一流作品之列”，因为兰普雷希特虽然精通经济和艺术，但对政治史和宗教史方面有很多不足之处。
这场有关历史学研究方法的“兰普雷希特辩论”持续了长达25年，这场辩论有着较为深刻的社会根源。20世纪以前的德国历史学家们秉承利奥波德·冯·兰克排斥兰普雷希特结构史学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英国和法国先后经历了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无论是在政治制度方面还是在社会经济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站在了欧洲乃至世界的前列，仍然处于帝国政治制度形态的德国远远地落在了后面。德国人文学科各个领域的学者们都从各自的学术角度对此进行反思，历史学家们则十分重视从法学和政治学的角度对政治制度史进行研究，由此造就了一批在中世纪史研究方面卓有成效的学者，其学术成果至今影响颇深，同时也形成了德国历史学注重政治制度史和法律史研究的传统。19世纪30年代德国开始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在此后几十年的时间里，德国的经济飞速发展，很快上升为世界第二工业强国。19世纪60年代之后进行的三次王朝战争，增强了德意志帝国的民族情感，要求民族统一的呼声日益高涨，最终于1871年在奥托·冯·俾斯麦在领导下实现了德国统一。德国的统一不仅为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条件，同时增强了德意志的民族情感。这种民族主义的情绪在历史学领域也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新兰克史学坚持对政治史和制度史的研究在历史学界成为一种主流，获得学界较为广泛的支持。马克斯·韦伯等著名的学者都是利奥波德·冯·兰克的支持者，新兰克史学始终处于上风，独霸德国历史学界，这就使得兰普雷希特提倡的文化史研究在德国历史学界没有获得广泛的认同，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结构史方法的采用。但是，在这场大辩论中产生了以新康德主义为代表的批判历史哲学，批判是历史科学化的核心。
学术地位
兰普雷希特虽然受到了占主导地位的新兰克历史学派的激烈批评，但他的学术影响力依然很大，在德国历史学界的声誉也很高，他被公认为20世纪德国结构史学的先驱；另外兰普雷希特对法国年鉴学派的结构史学也施加了极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