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族共和
五族共和，是辛亥革命时期提出的一个政治口号。其内容主要为五族一家，五族平等，五族平等的参政权等。为近代中国民族治理转型与新型民族国家建构提供了指导思想，为中华民国继承清帝国全部领土提供了正当性的依据，为满、蒙、回、藏等民族认同民国、归顺民国提供了法理依据。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发布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提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此为民族之统一”，这也被认为是五族共和说正式提出的最早时间，而五族共和，也由此被认为是孙中山以及辛亥后的南京临时政府在民族治理方面的基本宪政制度架构。
背景
鸦片战争以后列强用坚船利炮打碎了“天朝上国”的迷梦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疯狂掠夺中国的资源破坏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外国势力的不断侵入造成了中华民族的空前危机各民族都面临生死存亡的命运。尤其是从中日甲午战争到八国联军入侵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这一局势客观上要求各民族团结以抵抗外侮拯救中华民族。早在19世纪20年代以前英俄为争夺中亚交锋于中国新疆地区进而争夺中国西藏各自培植代理人这对中国“大一统”下形成的华夷秩序构成了威胁和挑战。尤其是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政局剧变以英法俄为代表的帝国主义采取各种侵略手段在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制造事端挑拨国内民族关系制造民族矛盾唆使民族地区与中央政权分离严重威胁中国主权。正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中央政权的衰落中国各民族第一次面临民族灭亡的共同命运要求各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近代各民族共同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斗争使中国各民族的内在联系空前加强各民族联合一体拯救中国的趋势正式形成。共同历史、共同境遇、共同命运促使中国各民族联结成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整体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对立体。正是由此中国各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原地区社会主要的矛盾于是各民族由自发走向自觉联合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历史沿革
提出
“五族共和”思想孕育于辛亥革命之前而“五族共和”口号则产生于辛亥革命之中。武昌起义的次日（即1911年10月11日）湖北革命党人改咨议局为都督府组织谋略处议定五项事宜“改政体为五族共和”“规定国旗为五色以红、黄、蓝、白、黑代表汉、满、蒙、回、藏为一家” 正式提出具有“五族共和”。
五族共和说在辛亥革命后的正式提出，并非个别领导人的民族、宪政观念的忽然转变，而是清末以来立宪派、革命派在民族观论争上几经交锋、对话后所达致的产物。
发展
孙中山作为临时大总统则进一步发展了“五族共和”思想。“五族共和”思想在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的就职演说和他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得到了充分表述。1912年元旦孙中山明确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如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7临时约法虽然只笼统地提到了“种族”但毕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宪法形式宣布各种族（民族）一律平等均有参政权的原则同时体现了“五族共和”思想中主权统一、领土完整、民族平等和民主共和（原则）精神。此后“五族共和”口号在一定意义上具有了法律效力成为中华民国立国的法律依据成为当时共和制的民国与封建君主制清王朝的根本区别。
演变
1919年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以后孙中山正式提出了“民族自决”的口号开始认识到“五族共和”之不足。即中国是民族众多的国家“五族”一词并不能准确反映中国事实。至1920年孙中山认为国内不止五族且五族的区别不应继续存在而以“中国所有各民族”取代“五族”称谓主张合“五族”或“中国所有各民族”为“一炉而冶之”。
内容
五族一家
五族共创民国，五族共有民国，是五族一家的重要内涵，一方面可以从法理上论证民国中央政府继承清政权和疆界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可以以此说服少数民族认同北洋政府，归顺民国政府。
五族平等
民族平等成为民国当时基本的理念，统合满、蒙、回、藏各族时，时时宣扬、反复强调，五族平等就是要反对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这种平等不仅仅体现在理念上，更体现在对于国家的治理权上。
五族平等的参政权
五族有权选出自己的议员，如西盟会议实行赞助共和的第二项议程就是选出议员，包括参议员和众议员；五族成员有权成为大总统，如周正朝宣抚昭乌达盟的慰问使布告中就说，五族的人民，无论何人，只要人才出众，能够为五族人民谋幸福，大家就可以举他做大总统。
意义
五族共和论为中华民国继承清帝国全部领土提供了正当性的依据
辛亥革命胜利后，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宣告继承了清朝的全部遗产，清帝退位诏书明确提出“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1912年3月11日，南京临时政府公布的《临时约法》中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自治区、青海省。”这在法律上是一种延续，但这些仅仅是法律的宣告，并没有为中华民国继承清朝的全部领土提供法理上的正当性支持，而五族共和论则是在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现实基础上，运用民族主义的理论为民国继承清帝国全部领土提供了正当性的依据。五族一家，五族共创民国，五族共有民国为新成立的中华民国解决了法统传承的危机。
五族共和论为近代中国民族治理转型与新型民族国家建构提供了指导思想
北洋政府时期，从东蒙古王公会议、西蒙古王公会议及宣抚蒙古来看，“五族共和”成为政府主流的话语，成为中央政府民族治理及相关制度建构方面的指导思想。从《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等宪法性文件来看，五族共和也是对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一种法理宣示。
五族共和论为满、蒙、回、藏等民族认同民国、归顺民国提供了法理依据
辛亥革命后，南方革命党人的狭隘民族主义宣传让满、蒙、回、藏等民族对新国家缺少民族认同，而在满、蒙、回、藏等地区狭隘的民族主义宣传也极为盛行，外蒙古独立过程中民族主义成为思想动员的有力武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如俄、日、英三国为了瓦解中国，也纷纷抛出各种分裂中国民族主义的主张。五族共和论是对国外敌对势力“独立”论等分裂中国领土阴谋的一种有力回击，也为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认同民国、归顺民国提供了法理依据。
五族共和国旗和国歌
1911年武昌起义后，湖北各界商议成立军政府相关事宜时，提出“改政体为五族共和”。随后在上海召开的共和联合会大会，确立依“五族共和”之意，以代表“汉、满、蒙、回、藏”的红、黄、蓝、白、黑中华民国国旗作为国旗。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曾征集国歌，并在公报上刊登了一首歌词拟稿，歌名为《五旗共和歌》，这首国歌反映了资产阶级立国的理想。
历史影响
五族共和整合了立宪派五族建国和共和派民主革命的政治诉求，成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政治领域的核心话语，尽管这一政治主张并没有发展成为体系完备的理论学说，但它深刻地把握了这一社会变革时期的两个关键问题，即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利益攸关的多民族共同体和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家，从而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影响。五族共和，正是各种社会力量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做出的政治抉择，可以说，五族共和既是辛亥革命的舆论先导，又构成了中华民国建国的基本原则，是古代帝制大一统国家向近代多民族国家转型的历史枢纽。它既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产物，反过来又深刻地影响了这一时代的社会变革。
评价
从近代中国民族建国主义的传入，到汉族单一建国论与五族建国论的政体选择，到立宪派与革命派关于排满问题的激烈论战，一直到最后从五族君宪到五族共和的演化，五族共和说这个清末民初重要的宪政学说的衍生过程，清楚地载明了近代中国的先哲们探求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建构之路进程。五族共和说的提出，并非某位政治人物民族观的突然转变，而是整个清末民初政治世界中宪政变迁的产物。（评价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历史研究所）
参考资料
常安：辛亥时期“五族共和”论的思想渊源.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历史研究所.2024-06-10
从“五族共和”到“七族共和”.云南网.2024-06-10
几度沧桑 国歌的诞生及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24-06-12
“五族共和”及其历史意义.光明网.2024-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