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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中国

乡土中国

《乡土中国》一书由当代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奠基人之一费孝通所著，于1948年首次出版。该书是作者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乡村社会学”一课的材料，整体以农村社会问题为核心，汇集14篇论文，分别从文化传递、家族制度、道德观念、权力结构、社会规范、社会变迁等诸多方面深度解剖中国乡土社会传统文化和社会治理结构的特点，是一本既反映中国现实状况，又具有理论深度的著作。

创作背景

社会背景

《乡土中国》写作期间，中国先是进入因资本主义入侵和全球经济体系建立而形成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来经历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故已然不是传统形态下孤立的且互不往来的乡土社会。但是，即便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农村人口数依然占全国总人口数的90%左右。因此，费孝通便是在这个意义上讨论“乡土中国”的概念，在考虑时间和空间关系的变动下，分析传统中国的社会关系模式及其变迁状况。

作者背景

从20世纪30年代末费孝通英伦归国，到云南的昆明市、魁阁，芝加哥、波士顿等，再到英伦、清华大学，他十年间的经历和阅历为《乡土中国》一书的诞生奠定了详实的基础。在此期间，费孝通丰富的乡村生活体验使他对农村社会具有深刻而独到的理解；1943年6月至1944年7月初访美国和1946年11月至1947年3月重访英伦的经历，为费孝通提供了跨文化认识中国社会的机会。因此，他一方面受西方文化与人格学派的影响，试图从实际田野步入到理论化程度更高的的文化模式比较中，探究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特性；另一方面，又在无形中受到对中国社会的讨论的影响，思考并描绘着中国的未来。在这种多重的思想文化影响下，费孝通得以跳出当时舆论流行的中国“走西方模式还是不走西方模式”的争辩，真正落到实处去讨论中国人具体的思想道德、价值和中国人的本源。

成书过程

《乡土中国》一书最初是由费孝通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和云南大学所讲“乡村社会学”课程内容辑录而成。费孝通先是于1947年，应《世纪评论》杂志创办人张纯明先生长期撰稿的邀约，开始随讲随写，共写成分期连载的14篇文章。后来到1948年，又应储安平先生邀约将文章重新修正并加入“观察丛书”单行出版。

核心概念

礼俗社会

“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对应存在，首次出现在“乡土本色”一节中。受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提出的Gemeinschaft和Gesellschaft、埃米尔·涂尔干提出的“有机团结”和“机械团结”两组概念的启发，费孝通提出这一组概念，并将“礼俗社会”定义为，一种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它是一种依靠“礼治”塑造成员的角色、限定成员的行动的稳定的社会形态。关于“礼俗社会”，费孝通进一步写道：“生活上被土地所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在这种熟悉的社会中，人能够享受的自由与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它是从心所欲的。

差序格局

费孝通认为西方社会存在一种“团体格局”，而中国乡土社会存在与之对应的“差序格局”，并将“差序格局”定义为：以“己”为中心，根据亲属关系的亲疏不断推衍出去的同心圆结构。费孝通认为西方社会中团体是生活的前提，“团体是有一定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分得清楚。在团体里的人是一伙对于团体的关系是相同的，如果同一团体中有组别或等级的分别，那也是先规定的。” 而中国社会的结构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的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的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费孝通借摩尔纹对“差序格局”做了一个通俗且直观的比喻。但是，在水波纹的比喻之后，还可以看到“差序格局”立体多维的一面，横向的远近亲疏之外还存在纵向的等级差别。费孝通认为，人伦是对“差序”最贴切的解释，也即是差等的次序，它强调社会关系中纵向的、上下尊卑等级分明的一面，这种尊卑有别的差序先于个人而存在，并对个人存在强制的约束作用。

无为政治

“无为政治”，与运用横暴权力（压制冲突的权力）和同意权力（社会契约同意授予的权力）实施统治的“有为政治”概念相对。中国乡土社会中存在的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各有其限制。虽然乡土社会常是皇权的发祥地，但是农业国皇权并不具备支配强大横暴权力的基础，必然会受到利用权力获得的经济剩余以及过度榨取剩余所引起的反抗的约束。同样，同意权力也受到一套经济条件的限制：同意权力是分工体系的产物，同意权力的大小与分工体系的发达程度成正比。乡土社会所依靠的小农经济往往不需要精细的分工，具备自给自足的特征，相应的同意权力也自然无法起到显著的约束作用。因此，乡土社会里的权力结构，名义上是专制的和独裁的，但从人民的实际生活上看，是微弱的和无为的。

教化权力

“教化权力”是与横暴权力、同意权力相对的概念。如前文所述，费孝通已经意识到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在事实上都受到了限制，在中国乡土社会中真正起作用的是这两种权力之外的一种权力。“这里还有一种权力，既不是横暴性质，又不是同意性质；既不是发生于社会冲突，又不是发生于社会合作；它是发生于社会继替的过程，是教化性质的权力。”这种权力之所以不能归为横暴权力，是因为横暴权力作用于社会冲突中，并起到剥削被统治者的作用，以此形容教化权力显然言过其实；之所以不能归为同意权力，是因为同意权力以社会契约为基础，即是经过权力对象的同意而产生的权力关系，但费孝通所说的被教化者并没有持不同意意见的权利。此外，费孝通还谈到时势权力，当社会处于旧秩序已经崩溃、新秩序尚未形成的动荡之中时，社会成员心理上必然充满紧张、犹豫和不安，在这个时期，出现的能够稳定秩序的人便很容易获得支配群众的权力，这种权力就被称为时势权力。但是，乡土社会作为一种稳定的社会形态，时势权力是最不发达的。

内容介绍

《乡土中国》一书共收录《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系维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血缘和地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十四篇论文，分别从文化传递、家族制度、道德观念、权力结构、社会规范、社会变迁等诸多方面深度解剖中国乡土社会的特点，涉及乡土社会人文环境、社会结构、权力分配、道德体系、礼法秩序、血缘地缘等多个方面。

乡土本色

《乡土本色》一篇是全书的总论，起到统领全书的作用。费孝通认为，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乡”是家乡，“土”是泥土。中国社会乡土性最直接的、最本质的特征便是“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对乡下人来说，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泥土是最可贵的依赖，土甚至成为中国文化中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农村人口的不流动性是乡土社会的第二个特征。这种不流动并不是说中国乡村人口是固定的，而是因为中原地区乡土社区以村落为单位聚村而居，村和村之间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存在孤立和隔膜。因此，乡土社会成为一种生于斯、死于斯的熟人社会，这也是乡土性的第三个特征。熟悉既一种亲密的感觉，又可以发展为人际间的信任和可靠，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人可以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自由。

文字下乡

《文字下乡》和《再论文字下乡》两篇均在论证乡土社会不使用文字并不等同于“愚”。城里人眼中乡下人的“愚”无非是因为他们不识字，但费孝通认为识字与否并不能说明其是否拥有学习的能力。至于乡下人是否真的“愚”还要回到对熟人社会的论述上来。在社会学上，乡土社会中形成的是face-to-face group，直译是指“面对面的社群”。文字开始是作为一种双方约好代表一种意义的符号出现，本身不具有乡土性。当人们可以面对面说话时，这种符号反而是多余的，甚至词不达意。所以，乡土社会中文字使用的缺失是合理的。《文字下乡》说的是传情达意时的空间阻隔，《再论文字下乡》说的则是传情达意时的时间阻隔，包括个人的今昔之隔和社会的世代之隔。个人的今昔之隔围绕记忆展开，费孝通认为人在记忆上的发展程度依生活需要而决定，乡土社会中个人所需记忆的范围和生活都是狭小的；而世代之隔则是个人经验与社会经验的等同，这样一来对于乡土社会中的每一代来说，经验都无需积累只需保存。

伦常关系

从《差序格局》到《男女有别》讲的是家、国、天下三者的伦常关系在社会学上的意义。中国社会关系的结构是以“己”为中心，根据亲属关系的亲疏不断推衍出去的同心圆，也即“差序格局”。“差序格局”的结构根本上是以封建宗法制为轴，连接在本宗九族之内的直系亲属和旁系亲属。费孝通说道：“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而天下，是一条通路。”但是中国传统的群的界限总是模糊不清的，只是以自己为中心进行一圈一圈的扩散而已。

《系维着私人的道德》谈到，不同的社会结构格局存在不同的道德观念，差序格局道德体系的出发点是“克己复礼”。“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而网络中的每一个结都附着着道德要素，因之，传统的道德里不另找出一个笼统性的道德观念来，所有的价值标准也不能超脱于差序的人伦而存在。”所以中国的道德受到被实施对象与“自己”关系的影响。《家族》围绕家庭、家族、大家族、小家族等概念展开。家庭是指亲子所构成的生育社群，家族在结构上包括家庭，基于此，费孝通假设：“中国乡土社会采取了差序格局，利用亲属的伦常去组合社群，经营各种事业，使这基本的家变成氏族性了。”《男女有别》围绕中国传统情感定向这一基本问题展开。首先，费孝通论证了感情的淡漠是稳定社会关系的表示，并用“阿波罗式”的文化模式来解释乡土社会的某些特征：乡土社会的男女关系必须服从秩序或安排，防止男女之间爆发激烈的情感对稳定的社会造成破坏。“男女有别”不仅认定男女间不必求同，而且使男女在生活上和心理上都处于隔离状态。

礼治秩序

《礼治秩序》和《无讼》两篇，讨论了乡土社会中人们基于这种宗法制家庭的感情进行道德判断和约束的方式。一般的社会治理方式存在“人治”和“法治”两种，西方社会是“法治”，中国社会是“人治”。“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于‘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西方社会由依靠国家权力的法律来治理，而中国乡土社会则由依靠传统的“礼”来治理。费孝通写道：“维持礼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不是折狱。”必须要打的官司一定是因为有人对传统造成了破坏。在现实意义上，代替“诉讼”的“调解”时常是有效的；但是从更为长远的角度来看，现行的司法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却无法建立起有效的法治秩序，很可能使乡土社会遭受难以规避的弊病。

权力结构

《无为政治》《长老统治》和《名实的分离》三篇讲述了四种社会权力，包括：一是在社会冲突中所发生的横暴权力；二是在社会合作中所发生的同意权力；三是在社会继替中所发生的长老权力；四是在激烈的社会变迁中所发生的时势权力。

横暴权力偏向社会冲突方面，它存在于有上下之别的社会团体或阶层之间，上层拥有权力并运用权力支配下层。费孝通认为乡土社会中能支配横暴权力的基础是不足的，同时中国的历史证明横暴权力的作用不具有永久性。因此，皇权在历史经验中确立了无为政治的理想，横暴权力在乡土社会中的作用由同意权力去执行。同意权力偏向社会合作方面。费孝通对同意权力的论述从社会分工开始，社会分工的出现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自己如果不尽其分，也会影响人家，受着人家的干涉。”由此产生了权利和义务，而对个人权利和义务起保障作用的便是“共同授予的权力”，这种权力以社会契约为基础，即同意权力。同时，同意权力的大小与社会分工的发展程度成正相关。正因如此，社会分工程度较低的乡土社会也几乎不存在同意权力。

《无为政治》中，费孝通论述了乡土社会对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的限制，于是从社会继替的角度提出教化性的权力。在社会继替中，年幼者在社会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可以利用长者的经验来解决，这些经验在实践中的有效性使其得到社会的认可。长者也因为掌握着年幼者正缺乏却又必要的生活经验而获得了教化年幼者的权力。在家庭的亲子关系中，父亲掌握教化权力，而延伸到社会生活中时，则以“长老权力”的形式出现。但总的来说，费孝通认为乡土社会中，教化权力、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的区分只是概念上的，而非事实上的。

在《名实的分离》中，费孝通论述了时势权力的产生。在旧的社会结构已然崩溃而新的社会结构尚未形成的时候，社会变迁最容易出现，人也会因此陷入惶恐和无所适从之中。在动荡中产生的被费孝通称为“文化英雄”的人“能够提出办法，有能力组织新的试验，能获得别的信任”，这种人获得的支配他人的权力便是时势权力。

入选教材情况

《乡土中国》全文已经入选到新版统编语文教材，是高一语文教材第五单元全单元内容。自2019年起，北京、上海市、天津市、山东省、海南、辽宁等省市已启用新版统编教材。

作品评价

“《乡土中国》是讲述中国乡土社会传统文化和社会治理结构的代表作，为了解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特性提供了重要参考。”（前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评）

“费先生在《乡土中国》等早期著作中提出的“差序格局”，所议论的‘文字下乡’、‘长老政治’、‘无讼’、‘男女有别’、‘稳定的三角’等，反映了费先生学贯中西的深厚功底和发展中国社会学的勇气。他是中国社会学的天才，将我国社会学的理论推向高峰。”（中国社会学家王思斌评）

“如果我们想要去理解自己过去的生活，理解彼此和谐相处之道，理解对中国而言的乡村之重，那首先便要去理解《乡土中国》这本薄薄小书的精髓。”（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赵旭东评）

作品影响

《乡土中国》在费孝通的学术发展脉络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既体现为写作时序的承上启下，也体现为作者思想发展的承上启下。在写作的时序上，《江村经济》《乡土中国》《乡土重建》三部作品是费孝通对中国乡土社会认识和理解的集中体现，而《乡土中国》的写作恰在其他两部作品之间。在费孝通的思想发展脉络中，《乡土中国》基于田野调查的经验，扩展延申了《江村经济》中的一系列观点，并对《乡土重建》中讨论的具体问题进行了铺垫。这三本书构成了费孝通早期思想的基本框架，但《乡土中国》对其后期思想的影响最为突出。《乡土中国》之所以如此重要，还因为费孝通在研究视角上的独特处理。基于方法论的考虑，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描述了一个静止的、封闭的、自足一体的、未受现代文明冲击的乡土社会，将一切外来因素都有意无意地淡化了。他试图将“乡土中国”建构成一个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以供参考。

《乡土中国》是一本既反映中国现实状况，又具有理论深度的著作，提出并论证了“差序格局”等极具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观点，因此，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许多学者研究中国问题的必读书目。

《乡土中国》一书所展现的思想深度至今仍具有理性的光辉、人文的忧思和家国的关照，对当今中国社会来说，既是一种转变前后的对照，也具备以下几点借鉴意义。第一，生熟社会消此彼长。如今而言，熟人社会的社会结构已经瓦解，陌生人社会已然到来。第二，文字下乡到城乡一体。城乡二元对立的格局早已被打破，文字早已出现下乡的社会基础和需求。第三，长老统治到法治为本。家族中的族长不再是至高权威的拥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