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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生

超生

超生，即超出计划的生育，计划生育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违法生育子女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或者受其委托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对生育者征收社会抚养费。

1982年，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在全国推行。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计划生育力度加大，各地对超生严防严控。2002年，广东省率先推行对高收入阶层超生加重处罚的标准。2007年2月，国家人口计生委拟制订政策，严惩富人名人超生。2016年，已有20余省份针对“超生”现象明确了社会抚养费标准。截至2020年，广东、海南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等地的计生条例中公职人员“超生即开除”的规定已被删除。2021年8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修改后的人口计生法规定，国家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同年9月9日，国务院决定废止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三条行政法规。

名词定义

超生，指超过计划生育指标规定，多生了孩子。

产生背景

理论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基于中国人口迅速增长的背景，人口和经济学家马寅初在1957年首次发表《新人口论》：“我国人口增长过快，建议我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实行计划生育。不仅要控制我国人口数量，还要提高人口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我国工业机械化与工业化，提高农民的文化和物质生活水平。”对此马寅初解释，托马斯·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立论基础是生活资料以算术级数增长、人口数量以几何级数增长，只有通过极端、有违人性的手段，才能让人口增速适应生活资料的增速，马尔萨斯本意在于从理论上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政府，掩盖女王陛下政府的错误措施，把资本主义造成的灾难与问题全部归结于人口增长过快的结果。而他所提出的人口论是以人民的生活幸福与推进社会主义顺利建设为出发点，主张通过晚婚、少生的方式控制人口。这与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有着本质区别。

人口和经济学家田雪原也认为新人口论是符合实际的：要想现代化工业发达，发展经济的同时也需控制人口增长。1979年8月5日，他撰写的长篇论文《为马寅初教授的新人口论翻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这对人口理论拨乱反正起到了重要作用。

现实背景

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总人口已超过6亿，人口急剧增长和社会资源短缺的矛盾开始浮现，控制人口盲目增长的问题已迫在眉睫。但人民尚且难以转变“多生多育”的观念，且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医疗条件的逐步改善，中国的人口死亡率快速下降。在高人口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的背景下，中国人口规模急速膨胀，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资源压力。人口多、底子薄，成为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这构成了对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制约。面对这样的压力，政府在实践中逐渐调整对人口问题的认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会出现人口过剩”、“人多力量大”等“人口资本论”的思想，向“提倡节育”、“控制人口数量”转变。

历史沿革

1982年，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在全国推行。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计划生育力度加大，各地对超生严防严控。2002年广东省在全国率先推行了对高收入阶层超生加重处罚的标准。一般城镇居民超生一个子女的，对夫妻双方分别征收当地收入平均水平3倍以上6倍以下的社会抚养费。2007年2月，国家人口计生委拟制订政策，严惩富人名人超生。

2016年，已有20余省份针对“超生”现象明确了社会抚养费标准。不少地区的标准与超生人群收入、职业等挂钩，对于三胎以上的超生、重婚超生等，更是加大征收力度。

2020年，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计生条例规定要求，对国家人员的超生行为，“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开除处分”；而修改后的计划生育条例显示，对国家人员的超生行为，“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开除处分”被修改为“依法给予处分”。这意味着，广西的计生条例删除了公职人员“超生即开除”的规定。截至2020年6月，广东省、海南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等地的计生条例中公职人员“超生即开除”的规定已被删除。

2021年8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修改后的人口计生法规定，国家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国家采取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同年9月9日，国务院决定废止以下行政法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2001年6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09号公布根据2004年12月10日《国务院关于修改〈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的决定》修订），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2002年8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57号公布），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2009年5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55号公布）。

影响

催生社会抚养费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计划生育力度加大，各地对超生严防严控。房前屋后刷满计生标语的情景，与此相应的，是各地标准不一的超生罚款出现了。1994年，超生罚款还有一个别名，叫“计划外生育费”，2000年才开始逐渐统一改称为“社会抚养费”。

在严格推行“只生一孩”计划生育政策时期，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与征收率，对落实从严从紧的计划生育政策，能产生显著效果。然而，在人口政策逐步放宽至“全面二孩”的当下，对生育三孩征收32万社会抚养费，无论从情理还是事理角度，都难以令人接受。因此，顺应社会呼声，在政策执行中考虑弹性处理、趋低征收，具有合理性。社会抚养费征收仍有法律依据，对违法行为予以惩戒，既符合法治原则，也是维护法律权威的必要举措。但必须正视的是，若超生家庭缴纳能力不足或有限，征收高额社会抚养费，将导致家庭生活质量与水准下降，直接影响新生儿及其他子女的抚养与教育。

“黑户”产生

由于未能缴纳罚款，不少超生的孩子成了“黑户”。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发现，全国有1300多万人没有户口，即约每100人中就有1个“黑户”，其中大部分为未缴纳“超生罚款”的人口。这些“黑户”人口面临着或将面临入学、就医、就业、出远门、结婚生子等诸多不便，无法享受我国公民生而应得的各项福利和保障。

数据显示，华东一些省市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率略高于70%，也就是说大约30%的超生人群未缴纳社会抚养费而不能落户。一些偏远省份，社会抚养费征收率更低，“黑户”数量更大。在广大农村地区，超生家庭大多经济困难，“超生罚款”难以征收到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的一项调研显示，农村地区对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到位率仅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