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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明

寄明

寄明（1917年6月29日-1997年1月13日），原名吴亚贞，江苏淮安人，出生于苏州市，毕业于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钢琴专业，中国著名作曲家、钢琴演奏家。寄明的丈夫是中国著名作曲家瞿维。

寄明自幼学习多种乐器，曾在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主修琵琶和钢琴。抗战爆发后，辗转贵州、四川、重庆各地任音乐教员，并积极参加抗日歌咏活动，推广“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等人的抗战救亡歌曲。1939年前往延安进入中国女子大学高级班，其间取“寄希望于明天”之意改名为“寄明”。在延安期间，与瞿维一起成为延安鲁迅文学艺术学院的教员。1945年抗战胜利后，跟随“鲁艺”赴东北地区进行民间曲调采集，1947年担任牡丹江市鲁艺文工团副团长，次年调入东北音乐工作团任研究员。1946年，寄明北上到达东北鲁迅美术学院音乐系任教，先后任鲁艺牡丹江文工团负责人、东北音乐专科学校副校长等职，并整编出版了中原地区第一本“二人转”研究专著《东北“蹦蹦”音乐》。

1953年8月，寄明调至北京中央电影局音乐处，开始从事电影音乐创作。1955年，寄明调任上海电影制片厂音乐创作室副主任、作曲组组长，先后为《李时珍》《平凡的事业》《鲁班的故事》《凤凰之歌》《燕归来》等多部影片创作插曲和配乐。1959年，寄明参与筹备成立东北音乐专科学校。

1960年，寄明受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委托为电影《英雄小八路》主题曲《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作曲，第二年电影上映后，歌曲被广为传唱，于1978年10月在中国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定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1981年，寄明创作了《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该作品在“1976年—1981年全国少儿歌曲比赛”中获歌曲优秀奖。1983年后，寄明患脑萎缩，记忆力衰退、行动不便。1997年1月13日，寄明在上海去世，享年80岁。

寄明早年有“延安第一位女钢琴家”之称，从事电影音乐创作期间，她十分关注儿童音乐，先后写出了《新中国少年进行曲》《我们是新世纪的主人》《前进，快乐的少先队员》等儿童歌曲。在寄明的晚年，丈夫瞿维亲自编写了《祖国的春天——寄明少儿歌曲选》一书。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吴亚贞1917年6月出生于江苏苏州，从小学习笛子、琵琶、扬琴等乐器。在学校乐队里，她是文艺骨干，经常排练黎锦晖的儿童歌舞剧《葡萄仙子》等演出。就读苏州女子中学期间，有一位名叫顾西林的音乐老师，十分器重吴亚贞，鼓励她投考上海国立音专，并且帮助她准备考试的曲目。

1933年，吴亚贞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师从琵琶名师朱英，1935年，师从俄籍钢琴教授拉查雷夫学钢琴。1937年毕业后，她告别家庭，从沿海深入内地，辗转于贵州和四川，先后在贵阳、达州市的中学以及重庆教师服务团任音乐教师，并在重庆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任干事。此时，因为特殊的时局，她的艺术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音乐家聂耳和冼星海对她很有影响，她积极地宣传和推广两位作曲家的救亡歌曲，并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的洪流之中。

延安时期

1938年晚秋，吴亚贞在国民政府音乐教育委员会任干事。重庆市期间，她收到延安哥哥吴常铭和妹妹吴子云来信，通过介绍十分向往延安，1939年7月，吴亚贞通过亲戚帮助乘上杜聿明一行人专车来到西安市，进入八路军办事处，同年8月底，抵达延安。到延安后，吴亚贞为了表达“寄希望于明天”的信念改名为寄明。随后，寄明进入中共中央创办的培养妇女干部的中国女子大学高级班，师从冼星海，主要学习理论知识，后来经过鲁迅艺术学院吴玉章院长的协商，寄明被调到鲁艺音乐系，进行钢琴演奏和教学工作。1942年1月，寄明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5月，寄明作为代表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

解放后

1945年抗战胜利后，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鲁艺组成三个文工团分赴山西省、东北地区和华北地区开展工作，师生们分批离开延安市。11月，寄明与丈夫瞿维跟随彭真、陈云领导的东北干部团前往东北工作。后来由于东北交通线受阻，寄明便一人留在张家口市的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音乐系任教，并担任收集民俗音乐和演奏工作。1946年7月，寄明北上到达哈尔滨市与瞿维汇合，在那里参加了《黄河大合唱》、歌剧《白毛女》的演出。同年9月，到达佳木斯市，在东北鲁迅美术学院音乐系任教。12月，参加工作队，到牡丹江市宁安地区开展土地改革以及肃清中国国民党土匪的斗争。同年，寄明还在哈尔滨电台首次广播演出了瞿维创作的钢琴曲《花鼓》。

1947年5月，寄明担任鲁艺牡丹江文工团的负责人。1948年4月任东北地区音乐工作团的研究员兼少年班主任。1948年11月，还先后任东北艺术学院音乐系教师、主任。1952年起，寄明担任东北音乐专科学校副校长兼教务主任。在东北期间，寄明在东北音乐工作团团长吕骥的影响下对“二人转”音乐发生了兴趣，利用业余时间开始整理和研究二人转音乐，走访民间艺人郭文宝、阚昌五、郭希德、陆宪文等。历经三年，整编出版了中国第一本“二人转”研究专著《东北“蹦蹦”音乐》。接着，寄明逐步把工作重点从钢琴演奏及教学工作转向创作领域。她深入民众生活，向民俗音乐学习，写了《翻身秧歌》《庄稼人小唱》《干活好》《歌唱刘胡兰》等歌曲以及秧歌剧音乐，受到人民大众的欢迎。

1953年8月，寄明上调到北京中央电影局音乐处工作，开始从事电影作曲创作。1955年，寄明调任上海电影制片厂音乐创作室副主任、作曲组组长，迎来了创作高产期，相继为《李时珍》《平凡的事业》《鲁班的故事》《凤凰之歌》《燕归来》等多部影片创作插曲和配乐。1959年，寄明参与筹备成立东北音乐专科学校，并担任副校长兼教务长，还编写了作曲和民间音乐两门课程的教材。

1958年“8·23”炮击金门战斗中，福建厦门市何厝小学组织了“前线少年支前活动大队”开展拥军支前活动，当年年底，寄明和剧作家周郁辉找到了何厝小学13名小八路成员中的何亚朱和何佳汝，听他俩讲述了上阵地给解放军送饭、送开水的故事，寄明当即拿出纸笔开始构思谱子。几经琢磨，她的口中很快哼唱出一段曲调，这就是《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最初的旋律。寄明将曲子哼给小八路成员听，孩子们觉得很动听。“前线少年支前活动大队”的事件于1960年被改编为话剧《英雄小八路》，6月1日，上海戏剧学院演出队在福州市公演之后引起轰动，8月，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决定以“英雄小八路”的事迹为素材实地拍摄故事片，便委托寄明创作电影主题曲。

随后，寄明为了塑造英雄少年朝气蓬勃、勇敢顽强的音乐形象，不仅反复阅读剧本，而且跟随摄制组深入到福建省前线去体验采写生活。在前线，她走学校、进军营，采访了参加过支前活动的少先队员以及耳闻目睹他们事迹的解放军指战员与地方武装，掌握了大量真实可信而感人的创作素材，前后共花费4个月时间，终于创作出《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完整旋律，以及电影的其他插曲、乐曲。1961年这部名为《英雄小八路》的电影在全国公映后，《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被广为传唱，1965年，《红旗》杂志将这首歌作为13首革命群众歌曲之一向全国推广。在电影原版歌词中的两句“爱国家、爱人民”，在后来传唱中逐渐演变为“爱祖国、爱人民”。1978年10月中国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被选定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1980年，歌曲荣获了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

寄明十分关注儿童音乐。基于“寄希望于明天”的远见，她先后写出了《新中国少年进行曲》《我们是新世纪的主人》《前进，快乐的少先队员》等许多儿童歌曲。1981年，寄明收到一位作者寄来的一首题为《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的歌词，受到启发的寄明随后为歌词创作了曲调，《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在电台播出后影响广泛，在1976年—1981年全国少儿歌曲比赛中获歌曲优秀奖。

因病离世

20世纪80年代中期，寄明被诊断为早期老年认知障碍症。虽有丈夫瞿维的悉心照顾，寄明的记忆力还是不断减退、肌体功能不断下降，到1991年，寄明已经完全依靠护理才能生活。1997年1月13日，寄明在上海逝世，享年80岁。

个人生活

家庭生活

寄明的父亲是一个京剧迷，常常在工作之余拉起二胡唱上几段。小时候的寄明在没有人注意的时候，会偷偷地学着拉二胡，不久便能自拉自唱京剧唱段。父亲发现她的才能后特别高兴，就买了笛子、琵琶等乐器供她学习。她聪明好学，一学就会，后来还学习了扬琴、月琴等乐器。

伉俪情深

寄明的丈夫瞿维是中国著名作曲家，中国第一部歌剧《白毛女》的作曲者之一。两人初次遇见是在1938年，当时寄明在国民政府音乐教育委员会任干事，瞿维则在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委员会的安排下，赴国民政府所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合唱团担任钢琴伴奏。一天夜里，瞿维在院子里听到了寄明演奏贺绿汀《牧童短笛》的钢琴声，当时的寄明留着齐耳短发、品貌端正，瞿维没有贸然搭讪。后来，瞿维打听到了寄明的名字，从此对其恋恋不忘。

1940年，瞿维来到延安市鲁艺担任音乐系教员，而半年前已经抵达延安的寄明之后也被安排进入鲁艺，两人终于相识，随后经常一起练琴、参加演出。为了表达自己的爱意，瞿维为寄明创作了自己的第一首钢琴曲——《蒙古夜曲》，这首曲子的主旋律来自于电影《塞上风云》创作中的采风。寄明则用延安的土羊毛纺了线，亲手为瞿维织了一件抵御陕北高原严寒的厚毛衣，作为定情纪念。1942年2月，两人在延安东山坡的一孔窑洞里结为夫妻，但直到解放后，两人才回到江苏省探亲完婚。两人后来共育有四个孩子。

1945年抗战胜利后，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鲁艺组成三个文工团分赴山西省、东北地区和华北地区开展工作，师生们分批离开延安市。11月，瞿维与寄明跟随彭真、陈云领导的东北干部团前往东北工作。自此之后的14年里，二人因为工作上的频繁调动等原因而聚少离多，只能通过书信相互传达情谊。寄明晚年患上阿尔兹海默症后，瞿维也始终无微不至地照顾寄明，在此期间还亲自为寄明编写了《祖国的春天——寄明少儿歌曲选》一书。

对抗疾病

20世纪80年代中期，退休后不久的寄明被诊断出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开始时寄明还能走动，便由丈夫瞿维拉着她的手，出门散步、晒太阳。有时候，寄明体力不支，瞿维就轻轻地搂着她在家里散步。后来寄明的病情加重，每天早上都需要丈夫把她抬到特制的椅子上梳洗，一日三餐，都要由瞿维和阿姨配合完成。

主要作品

歌曲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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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配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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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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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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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轶事

珍贵的钢琴

寄明和瞿维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时，因为物资贫乏，整个延安市找不出半架钢琴，直到1941年春天，重庆市的一位爱国民主人士送给周恩来一架钢琴，从重庆运到了延安。据寄明和瞿维的回忆，当时送来的是一架古老的德国琴，琴键已很松散。这架唯一的钢琴被安放在桥儿沟鲁艺礼堂的左侧小屋，为了使它在促进教学、演出、创作活动中发挥作用，音乐系决定只允许少数学习过钢琴的同志使用，在寄明被调到鲁艺后，当时的延安只有鲁艺音乐系的教师瞿维、寄明和周楠三人被“批准”使用钢琴，后来又增加一位学琴的小同学。

在1980年第5期的《群众音乐》上，瞿维、寄明夫妇合写的《鲁艺的一架钢琴》讲述了当年这架钢琴的故事，文中两人共同回忆了他们当时如何把这架钢琴作为“武器”，为抗日战争服务的史实。当时，不仅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而且许多抗日将士都听过他们的演奏。寄明还参加了《黄河大合唱》的伴奏。

文艺座谈会

1962年6月10日，寄明撰写的《指路明灯》一文刊于《解放日报》。文中，她回忆了当年毛泽东在座谈会上与艺术家们交流的情况。合影时，现场气氛轻松活跃。毛泽东和朱德同志分坐在近当中的地方，其他领导散坐在最旁边，倒是艺术家坐在中间。前排，瞿维悠闲地架起了二郎腿，寄明则端庄地站在后排中间。寄明称这次座谈会使自己深刻认识到了创作与深入生活的关系。

人物评价

“这样又干革命又懂音乐的延安干部才是真正的革命者。”（著名演员赵丹）

“寄明是位充满母性光辉的作曲家。她是从旧社会污泥浊水中挣脱出的新女性，她懂得什么是真爱，她的名字是在延安的时候改的，意思就是寄希望于明天。她的名字贯穿她的人生，这里面包含着她的信仰、理想和追求，她为孩子、为共和国的明天去创作。她的一生很多都浸透在音符里了，听她的一些音乐，包括过去的一些电影，都能感受到寄明同志生命的活力。她是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都有美好的明天。寄明虽然已经去世了，但是可以相信，在未来的时间空间中，她的音乐作品是永生的，是不朽的，还将激励着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少年儿童去为美好的未来发愤图强，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文史资料研究中心陶洪仁）

“寄明是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忠实先驱，是中国儿童音乐的开拓者。她的名字贯穿其一生，始终与民族共命运，用手中之笔为党和儿童创作，每个音符，都流淌着爱国情；每段旋律，都振奋着中华儿女的爱国魂。”（方志江苏李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