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
《红岩》是中国现代作家罗广斌、杨益言根据自己在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监狱渣滓洞和白公馆监狱的真实经历与见闻创作的一部长篇革命历史小说，于1961年12月问世，发行至今已经过多次重印，发行达千万册以上。同时,《红岩》还被翻译成英、法、德、日、朝、越等多种文字发行海外，2019年，《红岩》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时期，对文化尤其是文艺首要功能的要求就是确保革命的合法性，并重申战争年代所确立的价值观，作为重整崩坏的社会秩序、重建民族自信心的精神支柱。因此，党中央以重庆集中营事件为内容，选择罗广斌、杨益言等重庆集中营屠杀事件的亲历者为作者进行创作，化悲痛为力量、化灾难为精神。
小说的故事发生在1948年解放前夕的重庆，解放军势如破竹，中国国民党节节败退，胜利就在眼前。许云峰、江姐、刘思扬等共产党员由于叛徒甫志高的出卖被捕入狱，受尽酷刑。但他们没有屈服，团结狱中的同志，积极开展斗争。在艰苦的环境下，一边制定缜密的逃跑计划，一边在狱中开展《挺进报》等工作。最终，在大屠杀开始之前，他们进行了越狱活动，一部分人牺牲了，倒在黎明的前夜，但更多人逃出来了，迎接胜利的曙光。
小说中的英雄人物已经在阶级斗争中做到了完全的忘我。从恐惧、空虚到平静，烈士对待大屠杀的心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躯体的死亡化作对黎明的追求，死亡变成了一种胜利的寓意。从现实主义的描写出发，洋溢着乐观主义的基调。小说不再过多地渲染酷刑、屠杀等惨不忍睹的场面，而是展现在这种残酷的环境中，光明始终压迫黑暗势力的激烈斗争。
同时，革命英雄们面对敌人的残忍酷刑坚韧不屈、面对挫折积极反抗，这种革命力量与豪迈气概给狱中狱外的革命党人以极大的精神鼓舞。精神鼓舞化作心中的理想信念，为革命增添了一份浪漫主义色彩。
创作背景
1949年11月27日，重庆市解放前夕，中国国民党特务将关押在渣滓洞集中营、白公馆两处集中营监狱中的革命者大量屠杀，制造了重庆“11·27”大屠杀事件，而《红岩》的写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未署名）是集中营里的幸存者。
20世纪50年代以来，他们搜集、整理、寻找死难者资料，并在重庆、成都等地作过上百次的有关“革命传统”的报告，讲述敌人的凶残和革命者的大无畏，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潜意识的文学创作。杨益言在侥幸生还后，作为一个自由作者写出了个人记忆录式的文章——《我从集中营出来—瓷器口集中营生活回忆》，但没有显现出斗争的尖锐和残酷；重庆解放后，重庆市委组织部安排罗广斌撰写了《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的经过和狱中情形报告》，以了解集中营中的真实情况。这份报告虽然可以说是小说写作的基石，但还是偏重于对实际情况的记录。
1950年7月1日,重庆市《大众文艺》为了迎接建党周年的到来，在一卷三期发表了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人署名的报告体文章《圣洁的血花——献给九十七个永生的共产党员》。同年，单行本《圣洁的血花》也在政府的支持下出版。《圣洁的血花》创作相对简单，以抒情性叙述片段的方式展开,战士江竹笃、陈然为主要描写对象，展现了残酷的监狱生活和战士们在敌人的刑罚下英勇不屈的伟大精神。
根据1956年3月刘少奇做的《对于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的讲话，罗、刘、杨三人于同年年底完成了长篇《禁的世界》的初稿。1957年2月中旬，《禁锢的世界》开始相继在《重庆团讯》《重庆日报》《中国青年报》上连载。
1959年，罗广斌、杨益言两人结合自身经历书写的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红岩》的前身）在领导要求下整理出来并发表。这个版本更接近小说中所描绘的人物形象与事迹，更好地发挥了对青年革命教育的作用。
1961年1月，已经修改到三稿的《在烈火中永生》被正式更名为《红岩》，这一版本明确了小说以“‘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狱中斗争”为题材，以“表彰先烈,揭露敌人”为主题，并找到了小说的主导思想和人物形象，这是作品的思想和艺术的一次大转折，罗广斌、杨益言等也曾评价，这次修改“找到了高昂的基调,找到了明朗的色彩”。
《红岩》是作者根据自己的真实经历创作的，寄托了时代精神，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影响十分深远。在它十余年的创作历程中，紧扣时代的脉搏，每一步都踏着时代的节拍，在阶级斗争的指挥下，从报告体文章《圣洁的血花》、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长篇小说《禁锢的世界》到成熟的革命历史小说《红岩》，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发展历史。通过对文章中各类主体人物的塑造，完成了对革命主体的想象。
《红岩》的成功显示出国家文学生产和消费的一种模式，即当代文学“组织生产”的一次成功实践，并成为“文革”期间重要作品的主要生产方式。这一模式将革命文艺生产与政治体制结合起来，作者应国家机关的要求，其写作的原始材料高度符合中央上层的政治要求，在特定的意识形态导向之下，由一群有组织的书写者们协作完成，个人特色完全被消解。
内容情节
《红岩》共三十章，主要描写了重庆解放前夕，许云峰、华子良、江姐、刘思扬等共产党员进行了严酷的地下斗争尤其是狱中斗争，最终迎来全国胜利的故事。
地下活动
第一章至第十章讲述了共产党员们积极开展地下工作，并因甫志高叛变被捕入狱的故事。
1948年，中国在中国国民党的统治下，正处于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为了配合工人运动，重庆地下党工运书记许云峰命甫志高建立沙坪书店，作为地下党的备用联络站，工人陈松林担任店员。陈松林在去重庆大学为大学生华为送书的过程中，结识了大学生黎继刚及其表弟郑克昌。
甫志高为了表现自己，擅自扩大书店规模，销售进步书刊，并自作主张吸收郑克昌进店工作。革命者华为从事秘密革命工作，大学生成瑶在他的影响下，也加入了青年社，并偷偷把进步刊物《挺进报》带回家给二哥成岗看，殊不知成岗就是印刷负责人。江姐前往华蓥山根据地，甫志高前来送行，江姐提醒他小心谨慎，甫志高不以为意。江姐到达离根据地不远的一处县城，发现自己的丈夫、华蓥山纵队政委彭松涛的人头被高挂城头，内心悲痛不已。与纵队司令员、华为的母亲双枪老太婆见面后，江姐坚持要求到丈夫生前战斗的地方工作。
工厂斗争尖锐，李敬原交代成岗尽快印刷《挺进报》，重庆国民党特务机关加紧行动，企图破获重庆地下党组织，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兼侦防处处长徐鹏飞与特务林继刚给郑克昌设下圈套。许云峰发现郑克昌形迹可疑，便让甫志高通知所有人员转移，但甫志高不听劝告，反而认为许云峰嫉妒自己的工作成绩，结果被捕并叛变革命。由于甫志高的告密，许云峰、成岗、于新江、刘思扬等人相继被捕，成瑶无法再回学校，李敬原安排她化名陈静到山城晚报当记者。
徐鹏飞拷问成岗，并安排许云峰与成岗相见，但一无所获。徐鹏飞改变手法请许云峰赴宴，企图制造许云峰叛变的谣言，但被识破，特务头子毛人凤被迫出面与许云峰谈话，妄图与他合作，但许云峰不为所动。
狱中斗争
第十一章至第二十四章描述了被捕入狱的共产党员们在狱中遭受了非人的折磨，相互鼓励并坚持进行斗争的故事。
中国共产党顺利渡过长江，中国国民党却节节败退。刘思扬回想起被甫志高出卖和被特务头子审讯的情景，因为父亲是财主，提前进行了打点，所以特务不像对待其他共产党那样对待他。刘思扬在狱中认识了余新江、丁长发和龙光华。监狱的生活艰苦，只能喝污水，吃霉饭，但同志们依然乐观。
余新江在监狱中遇到了当年的夏老师，现在被称为“老大哥”。许云峰被关进了监狱，共产党员们用歌声进行交流。过了几天，女牢里降生了一个孩子，许云峰给她起名为“监狱之花”。放风时，每个共产党员挖水坑舀水，特务发现了龙光华，将他打成重伤，最终不治去世。监狱里的人绝食抗议，要求为他举行追悼会，特务“猩猩”被迫同意。
江姐被甫志高出卖，不幸被捕。中国国民党特务用尽各种酷刑，老虎凳、吊索、带刺的钢鞭、撬杠、电刑，甚至残酷地将竹签钉进江姐的十指。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残酷折磨，江姐始终坚贞不屈。
白公馆看守长杨进兴发现胡浩在阅读《挺进报》，便对他严刑拷打，逼他说出来源。齐晓轩主动承认，保住了胡浩。在白公馆装疯多年的共产党员华子良（双枪老太婆的丈夫）与狱中党组织接上了关系。被关在地窖中的许云峰用手指和铁镣挖出了一条秘密通道。白公馆里，齐晓轩和成岗通过华子良与李敬原、双枪老太婆取得了联系，准备里应外合，营救被囚禁的共产党员。
迎接黎明
第二十五章至第三十章描述了狱中的共产党员们最终获救，迎来全国胜利的故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解放军攻入四川省，即将解放重庆。中国国民党提前秘密杀害了江姐、杨虎城将军等人，小萝卜头一家也被杀害。华子良与渣滓洞集中营的“看守员”见面，传递情报，但“看守员”突然被调走，特务杨进兴带走了华子良。
白公馆与外界地下党的联系彻底中断，华子良逃跑，黎纪纲失踪，徐鹏飞立刻下令处决全部政治犯，成岗、许云峰被秘密杀害。
深夜，解放军的炮声清晰地传来，“老大哥”察觉到大屠杀即将开始，于是率领全体狱友越狱。刘思扬、丁长发等一些同志牺牲了，但更多的同志终于冲出了魔窟。为了掩护其他同志突围，齐晓轩站在巨大的岩石上吸引敌人的探照灯和机关枪火力，不幸牺牲，鲜血染红了岩石。解放军响亮的冲锋号响起，华子良带着解放军来了，大家终于获救，隆隆炮声迎接着黎明的曙光。
人物角色
许云峰
许云峰作为地下党主要负责人有着革命家和政治家的高度敏锐性和洞察力。在地下党活动中他多次通过优秀的洞察力及时调整工作计划、转移地下党成员，有效的躲避了敌人的追查。在地牢时，他为战友手工打造了一条逃生之道，而自己以胜利者的姿态英勇就义。许云峰代表的是烈士许建业等人，通过对许云峰的细致刻画作者为读者呈现了长期从事地下党工运领导工作，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领导者的形象。
江姐
江姐看到城头上丈夫的头颅时，能够化悲痛为力量，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和非凡的毅力克制自己的感情，将传统意义上的小家庭融入革命的大家庭中，并继承丈夫的遗志，继续党的事业；面对敌人的残忍酷刑和威逼利诱，她坚强不屈，忍受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面对严苛的生存环境，依然不忘党的使命，安于危难，视死如归。江姐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共产党员形象，作为概念化革命英雄，小说抛开男女性别之差，赋予她集体主义和理想主义和精神内核，以十七年时期被“神圣化”的英雄人物形象凸显了集体革命英雄的主题，借助江姐的具体事迹，展现出江姐身为革命党领导人的素质和品格。
刘思扬
刘思扬从小在地主家庭里长大，一出场便是有着“小资情调”的富家少爷，有易动摇、轻信他人等缺陷。而他也因这些缺陷倍感自卑，思想中时刻透着向革命主体靠拢的意识，希望得到自我身份的认同。国民党特务在炎热的天气下故意让集中营中的难友们绝水吃馊饭，刘思扬咬牙坚持，也表明了他向革命主体的行为学习、向英雄主人公靠拢的倾向。通过对刘思扬的经历描写，小说展现了这个资产阶级的大少爷所进行的心理斗争，把自卑化作实际行动通过肮脏的苦役为自己证明，不断进行自我改造，并战胜磨难、完成蜕变的过程。
甫志高
甫志高是一个具有典型小资情调的知识分子叛徒形象。在共产党即将取得胜利的形势下，甫志高急于表现自我的姿态越发明显，急功近利的缺陷显露无疑。他没有经过慎重考察，致使中国国民党特务潜入书店，不仅不反思自己，反而把责任推给自己领导的陈松林。甫志高思想中的自私自利使他逃避现实，歪曲组织思想，失去了崇高的革命信仰，把个人的利益置于组织利益之前；在暴露身份时，仍故态复萌，拒绝听从许云峰的劝阻，执意返回家中，表现出对妻子的过分依恋，将个人主义发展到了顶峰，最终酿成了被捕的结果。资产阶级的身份不是甫志高成为叛徒的决定性因素，小资的出身以及思想是否转化才是必然因素，甫志高身上天生的劣根性，自身的自私自利、软弱恋家等缺点都是无法克服的。因而叛徒的小资思想注定其命运是必然的。
主题思想
层面一：“英雄人物”
《红岩》中大量的英雄人物担负起承载小说精神内涵的功能，通过英雄集体事迹的整合展现宏大的主题。内容的广阔性决定了其重点内容是描绘革命斗争，在繁而不乱的线索中再现渣滓洞集中营与白公馆中的残忍与血腥以及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小说将不同性格、出身、思想觉悟的革命者汇入革命的熔炉。革命战士自成线索，以各自不同的精神为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体现在他们具体的个人事迹中，将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与必胜信念展现得淋漓尽致。因此小说用集体主义代替了英雄个人存在的意义，构建了英雄人物群像。
层面二：“红岩精神”
所谓“红岩精神”，是一种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和衷共济的团结精神，也是一种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奉献牺牲的精神，还是一种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的崇高品质。“红岩精神”亦是对革命前辈精神价值的最好的诠释。
首先是报效国家的执著信仰。小说描写了大量有关狱中的生活，在残酷的生存条件下，革命者们仍以积极的精神坚持斗争，不畏惧敌人的迫害和折磨，这充分表现出伟大的革命主义乐观精神。
其次是在艰苦环境中勇于进取的品质。在那段特殊时期，很多资本家对中国共产党都有很深的误解，为了改变这种局面，许涤新采取多种方式与资本家沟通。终于使得资本家对中共的抗日政策产生向往，并促使许多资本家对中共产生了强烈的向心力。
第三是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红岩的革命者们的心中激荡着强烈的历史感，将个人命运与历史潮流交融，将个人情感和事业融入国家大局。这种无私无畏的精神成就了红岩精神最伟大的部分。
艺术特色
传奇性与纪实性结合
小说《红岩》利用文学的虚构性对特定历史进行了艺术化的处理，即“历史的文学化”，将历史加工成了特定时代社会、文化尤其是意识形态条件下追求的意志对象。
一方面，他们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借助集体的智慧，不断地提炼、概括、升华，注入主流思想，切入时代信仰，将革命斗争的真实体验提炼为具有审美价值的文学体验。
另一方面，《红岩》的纪实性又与一定程度的传奇性相结合。作者用细腻且铿锵的笔触和文学艺术的刻饰手法镌刻出了一幅幅充盈着高昂激情、坚毅气质、阳光心态的浪漫主义浮雕，以致其经典的思想价值与浪漫主义文学艺术合二为一且经久不衰。
宏大的叙事结构
首先，《红岩》的艺术结构错综复杂、富有变化而浑然一体。作品人物众多，事件繁杂，没有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和中心事件，但却宏伟严谨。作品以狱中斗争为主线，分成狱内和狱外两大部分，并最终汇聚到革命者挫败敌人、迎接解放的狱中斗争上。
其次是“好人+坏人”的二元对立模式。《红岩》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延续了“好人皆好，坏人皆坏”这一传统模式，存在明显的模式化倾向。作品通过两大阵营构建人物群像，构建叙事的内在结构，使作品交织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成功地反映出这场特殊战斗的广度和深度。
语言特色
在小说的语言运用上，罗广斌和杨益言在章节中特意设计了根据情节的起伏穿插诗歌，以此来表达主人公的崇高理想，为平淡的叙事情节增添了一抹亮色，在形式与内容上是对中国古典小说传统的继承和发扬。《红岩》共计引入诗与歌10首，总计13次，多以红色为主题意象，例如书中第三章中“……不会等到明年的今天，红旗呀，将飘扬在广阔的土地上”。诗歌的穿插为《红岩》平淡的章节带来了激动人心的时代情绪，造就了《红岩》小说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全知叙述视角
在《红岩》中，叙述者不仅通过外视角、内视角感知人物的一切，塑造了多面复杂的人物，而且全知全能，主导作品的意识形态层面。罗广斌、杨益言等人以主人公作为内部视点的载体，通过每一个人物从各自的视角，发出表面有着不同价值观念，但具有内在趋同性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判断，这些视点构成一个复杂而多面的关系网络。但是，透过这些视角，读者不难提炼出，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是小说世界中的核心精神力量，因而与这一观念、价值观相悖的视点需要服从这个权威的视点，从而使整部作品遵循既定的大方向，而不会出现对立的价值观念评价扰乱视听，造成主体思想的波动。
在阅读的过程中，人物自身的立场也在随着叙述者的变化而转变视点和视角，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十分注重对人物的性格特征标记、对于人物话语的选择以及内心世界的描述，而叙述者的权威视点通常以外在于故事、不露面的内隐形式进行干预，起到汇集意识形态网络的力量作用。
英雄群像的塑造
《红岩》塑造了许云峰、江雪琴等一系列英雄形象，这些英雄人物不追求富足的物质生活，而是如卡尔·马克思所说的：“要让自己的幸福“属于千百万人”。这些主要人物形象贯穿全书，交织成一个结构庞大的关系网络，展现出具有不同英雄特质的崇高精神。书中的其他人物，如齐晓轩、华子良等，还表现出忍辱负重、忠诚刚烈等不同的精神品格，这些品格凝聚在一起，共同换来了革命胜利的果实。他们甘于奉献，对国家命运的求索超越了个人的生死荣辱，对国民幸福的渴望超越了自己家庭的团圆。小说通过对他们这种精神力量的体现，创造出万千读者心目中共产党人崇高形象的典型代表，对当时和后世都有深远的影响。
作品影响
十七年时期，国家主流话语占据着唯一合法的意识形态地位，政治话语也成为被国家意识形态承认的主流话语，文学为政治服务成为信条。在这种前提下，个体记忆的书写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形成共谋，个人化情感写作也上升为一种政治化创作，《红岩》的写作也亦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化的“生产”。小说《红岩》从1961年出版至今，共经历51次再版，出版一年后即突破800万的发行量，被称作“共产主义的教科书”“黎明时刻一首悲壮的史诗”，对于《红岩》的再创作也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例如，它先后被改编成电影《烈火中永生》和豫剧《江姐》等；《红岩》还被翻译成英、法、德、日、朝等多种文字发行海外，并被中宣部、文化部、团中央命名为百部爱国主义教科书。
衍生创作
《红岩》自1961年出版以来，围绕它改编和衍生出的作品层出不穷，一部部精彩纷呈的文艺作品，让《红岩》热度持续高涨。
影视剧
1964年，水华导演电影《烈火中永生》，以塑造许云峰、江姐、双枪老太婆一家三口、小萝卜头，甫志高、徐鹏飞等人物群像为重点，整个故事脉络参照小说情节进行，遵循了苏联1934年提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将小说中浪漫主义并且带有神化色彩的戏剧化革命激情变成更加亲近普通大众的现实风格；1984年和1999年版的电视剧《红岩》，改编时一定程度上尊重了原著，通过还原小说中的主要英雄以及英雄的典型事迹来重温这段历史，浓缩了“纪念先烈、歌颂先烈”的主旨；2011年红岩题材的两部电视剧《江姐》《烈火红岩》，在迎合大众审美的基础上继续沿用英雄主义，强调江姐这位女英雄成长的主题。
歌剧与歌曲
歌剧《江姐》由阎肃编剧，于1964年9月4日首演，剧情以江姐为中心而展开，在故事情节的推进中不断展现其果敢刚毅、机智坚韧、忠诚英勇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形成了一条脉络清晰的主线。主题歌曲《红梅赞》、插曲《绣红旗》也相应诞生。此外，话剧《幸存者》、川剧《江姐》、豫剧《江姐》等作品也陆续问世。
版本和封面信息
从1961年出版以来，《红岩》共出版3个版本，发行量雄踞中国红色经典作品高峰数十载，激励了一代又一代青年的爱国情怀和奋斗热情。叶施水在答记者问时曾言，小说定名为《红岩》，从宏观上说，对全稿起到了高屋建瓴、画龙点睛的作用。这意味着人民革命历史的再现和时代精神的展示，是前一段戴着脚镣手铐的自我禁锢的《禁锢的世界》的结束，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热情洋溢、思想解放的《红岩》的开始。封面上“红岩”两个标题字，是从魏碑中选取的，其端庄浑厚的风格与《红岩》相辅相成。画中朝阳下红色的岩石上耸立着一棵挺拔的松树，鲜明而深刻、形象而具体地象征着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与崇高气节。
参考资料
《红岩》的传播与影响.中国作家网.2023-07-07
《红岩》作者杨益言与世长辞 享年92岁.大众网.2023-07-07
红梅赞.网易云音乐.2023-07-07
绣红旗.网易云音乐.2023-07-07
幸存者.豆瓣.2023-07-07
江姐.豆瓣.2023-07-07
[CCTV空中剧院]豫剧《江姐》选段 表演：汪荃珍 等.CCTV节目官网.2023-0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