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百科
许倬云

许倬云

许云，1930年7月10日出生于厦门市鼓浪屿，祖籍江苏省无锡市，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中国历史学家，匹兹堡大学退休名誉教授，中国台湾“中研院”院士。

许倬云早年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因历史成绩优秀，在傅斯年的建议下，转读历史，逐渐走上历史治学之路。台大研究生毕业后，许倬云又在芝加哥大学攻读了人文学博士学位。此后，在台湾大学、美国匹兹堡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并撰写了大量史学论文及专著，如《历史学研究》《西周史》等。其早期作品以史学研究类专题论文为主，主要研究中国上古史，在注意到传统史学及教科书对历史的介绍均以国家政府，皇帝的事迹以及国家政治制度层面的内容为主后，开始致力于大众史学。1999年，许倬云退休后，撰写了《说中国》《万古江河》等多部大众史学读物。

许倬云精通中国上古史、文化史、社会史，熟悉西方历史及其理论与思想，擅长利用不同学科的视角和方法来研究历史，尤其是考察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其作品在中国有着极大的影响力，是中国知名的大众史学家之一。曾获得美国亚洲学会杰出贡献奖。

许倬云2004年荣获亚洲学会特别贡献奖、2020年获第四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终身成就奖、2023年获颁“2022-2023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大奖”。2024年获得唐奖第六届汉学奖。

人物经历

早年经历

1930年，已经育有两儿两女的许凤藻、章舜英夫妇在厦门市又收获了一对双胞胎，哥哥叫许倬云，弟弟一切正常，哥哥却先天性肌肉萎缩导致手脚弯曲，一辈子离不开拐杖；许倬云在手足中排行第七。尽管成长艰难，但哥哥姐姐都对许倬云非常疼爱，在有着8个孩子的大家庭中，许倬云从来没有感到被冷落、被歧视。1934年，许倬云随父亲移居沙市区，随后在沙市度过他的童年生涯。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许倬云与家人一起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7岁的许倬云对战时生活记忆深刻，看见流离失所、死亡和战火，知道什么叫饥饿和恐惧。许凤藻被派主持第五战区经济委员会后，工作重心是保障军粮民食供应以及安定社会秩序。随着战线的推移，父亲到处驻点办公，全家人只好跟着走。关于这段颠沛流离的生活，许倬云回忆：“在抗战逃难中，父亲单位里总是有身强力壮的人背着我。”

在1946年之前，许倬云因身体残疾都是在家自修，接受父亲、兄姐的指导。父亲虽是武官，人文素养却非常高，地理、历史、文学功底都不错。书架上，藏书甚多。书房即是课堂，父亲读什么书，许倬云就跟着读什么书。比如南宋年间的《东莱博议》。许倬云最初沉迷于看武侠小说，10岁时遵父命读《史记》。十三四岁时，兄弟姐妹们都去上学，住在学校里。当年他们的学校都流亡在几百里、几千里之外，只有许倬云独居在重庆南山，除了松树就是白鸽。

1946年，抗战胜利后，许倬云进入无锡辅仁中学读高中，在没有英文、数学基础的情况下，他慢慢的赶上了学习进度。许倬云认为同学之间对他的帮助，不仅是补足了自己缺少正常教育的遗憾；而且，又因此得到许多同学互相帮助的经验。1948年底，还在读高三的许倬云随家人离开无锡前往上海市，随后以流亡学生的身份前往台湾，并被编入台南第二高级中学借读高三。

1949年，许倬云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因国文、历史成绩优秀，在时任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及多位老师的影响下，于次年转入历史系学习，后在胡适、殷海光、傅斯年、王世杰、钱穆、杨庆堃[yáng qìng kūn]、张光直等人的影响下，逐渐走上治学历史之路。1953年，许倬云获得台湾大学历史系学士，随即考入了当时台湾大学新创办的文科研究所，主攻中国上古史。研究所刚成立，没几个学生，老师还是原班人马。在一众名师训练下，他接触到不同的思想和学派，虽杂学无章，却受益良多，打下了跨学科研究历史的根基。许倬云回忆台大时期的授业恩师时说道：“一辈子感激的是不同风格、途径的老师，每个人都给我一些东西，每个人都给一个终身仰慕的楷模。”

许倬云于1956年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而后开始进入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担任助理研究员。

留学美国

1957年，在胡适的努力争取下，许倬云获得了1500美元的奖学金，得以前往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进修。在芝加哥大学进修期间，许倬云的三分之一时间在读近东考古及埃及考古课程，三分之一时间花在各类纷杂的学科课程，剩下三分之一时间则是跟着顾立雅（Herrlee G. Creel）去做独立研究。

在美国留学期间，许倬云还对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理论产生了兴趣，并由此开始关注社会学和城市经济学，这也加深了其对历史的理解，其曾在著作《历史分光镜》中指出：“一生思考，受韦氏影响甚大。”此外，在美国求学期间，许倬云还学习了宗教理论，并参与了美国的民权运动以及中国台湾主导的学术外交活动。

回台任职

1962年，获得了芝加哥大学人文学博士学位的许倬云从美国回到中国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在“中央研究院”工作期间，许倬云参与了东亚学术研究计划委员会、“中美科学合作委员会”、“中美人文社会科学合作委员会”等多个学术外交合作项目。此外，他还被委派向蒋经国汇报“中央研究院”相关事宜，并由此与蒋经国熟识，继而相继受到蒋经国、陈诚的约见，谈论关于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情况，从而参加了中国台湾民主化的整个进程。除此之外，许倬云还积极参加了《思与言》杂志的改组与发展，并因此遭受到了政治冲击，但因为受到蒋经国的信任，此事不了了之。

在“中央研究院”任职之余，许倬云还兼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职务，并于1965年起，兼任了台湾大学历史系主任。在主持台大历史系期间，许倬云引入同心圆的课程设计，训练研究生、讲师与创办博士班，改革系务，成立了近代史组与艺术史组，对台大历史系作出重要贡献。此外，他还编选历史学论文提要，推动台湾省史研究，提倡口述历史，在教学上，拒绝政治干预，使得台大历史系保留着自由主义的作风。

赴美任教

1970年，许倬云受邀前往美国匹兹堡大学当访问教授，后因中国台湾政治环境的缘故，在陈雪屏、王世杰、杨庆堃等人的劝说下，许倬云最终决定留在匹兹堡大学任教，被聘为历史系、社会系教授，主要教东亚史、社会变动、古代史、历史研究法等课程。在美国教书期间，许倬云仍积极参加中国台湾的社会转型，自1972年起的连续五年间，他均受邀参加蒋经国主导的“建设会议”。至20世纪70年代后，他还经常在《中国时报》和《联合报》上撰写社论，针对中国台湾发生的事情针砭[biān]时弊。

1982年，许倬云成为匹兹堡大学校聘讲座教授。1999年，许倬云退休，被匹兹堡大学授予荣休校聘讲座教授。在匹兹堡大学任教期间，许倬云积极参与学术交流，曾被香港中文大学“借去”七年，担任历史系讲座教授、伟伦讲座教授。此外，他还被“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聘为通信研究员、研究员，被台湾大学聘为讲座教授、特聘讲座教授，还被聘为夏威夷大学本斯讲座教授、杜克大学西孟讲座教授、香港科技大学包玉刚讲座教授、南京大学余纪忠夫妇荣誉讲座教授、东南大学荣誉教授等。

退休生活

退休后的许倬云，并未停下工作脚步，他开始转向撰写大众历史学，先后推出了《说中国》《万古江河》《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等大众史学读物，相关作品在中国大陆引起了知识分子和民众对自身民族认同问题的大讨论，由此成为中国知名的大众史学家之一，在中国具备极大影响力。笔耕不辍的许倬云以终身工作为目标，曾在2022年接受访谈时表示“人生持之以恒，不能放松”。

2024年7月17日，许倬云参加的脱口秀《十三邀第八季》播出。

人物思想

许倬云在中国抗战时期经历过逃难，在抗战胜利后感受过中国士绅社会的关系网络，辗转去台后又接受了包括胡适、殷海光、傅斯年、王世杰、钱穆、杨庆堃等人的指导，其学术视野得到了极大扩展，并学会了跨学科解释历史。到美国留学后，又领悟到了如何自由学习及如何挑战自己，更加拓宽了学术视界，以及文化和思考方式，开始逐步突破中国中心论，形成了大视野、跨学科的史学研究观念。

治史经历

学科选择

许倬云的学术成就，与其大时代下的生活经历密不可分。与其说是他选择历史，不如说是历史选择了他。许倬云说“因为我一辈子不能动，不能跟人家一起玩，所以永远做一个旁观者，这跟我一辈子做历史研究有相当大的关系，历史学家也做旁观者。”这使得许倬云终身的历史研究，都注重“常民”视角，而非传统的政治史或帝王将相。

幼时的战争经历，让许倬云有了一般知识分子不曾有的丰厚的人生体验，因此对生命格外敬重，关心民间疾苦。也正因这段经历，直接触发了他在学术道路上研究对象的选择。他第一本英文专著《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和第二本英文专著《汉代农业》，都与中国古代农村有关。许倬云曾说过，在新中国建立以前，中国农村的变化不大，他当时看到的农村与汉代差别不大。这段经历促使他写下的这两本研究专著，也让他踏入了学界的大门。在持续一生的写作治学当中，也在从不中断的对他人、对世界的关注中。

主要师承

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期间，真正接触到西方学术。他的导师顾立雅是美国第一代汉学家，顾立雅劝他去搞比较研究，让他把主要力量放在中东。于是，许倬云跟约翰·威尔逊学埃及学，也学习巴比伦学与亚述学。他将古埃及和两河流域历史和中国上古史作对比，由此他提出理解中国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观点，首先，两河文明和古埃及文明之间的关系很深，互相影响；其次，从古埃及和两河文明的发展过程和互相影响的形态反观中国，发现中国本身不是统一的一整片，而是黄河流域、长江与淮河和长城之外的草原三片地区互相影响而发展出来的。那时，马克斯·韦伯理论正被芝加哥大学引入美国学术界，受韦伯理论影响，他开始关注社会学、城市经济学，许多杂乱的学科知识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许倬云承认，韦伯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治学方法，喜欢不同文化的比较研究，这样做是要寻找各文化发展的特殊轨迹。许倬云日后回顾，在芝加哥“读了”五年的美国社会，并非全通过书本，因为“日子过得非常丰富：开刀、念书、搞民权、神学院宿舍里聊天。”经由如此的传奇经历，他见识了美国最底层的生活，包括美式政治中不完美甚至丑陋的现象。

史学思想

治史立足点

许倬云的史学研究既是他学术活动的重点和基石，也是他认识世界的途径。他在史学领域有具体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将学思发散到社会现实的方方面面。在治学上，除了对历史问题的探究外，许倬云还将从历史研究中获得的知识和体认作为认知世界的材料，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研究现实的问题。坚持史学的基本原则，但立于史学的疆域之外，更宏阔地观察世界，将史学与相关学科相连接，得到独特的哲思。

“这种始终处于变化和兼容的历史观影响了他一生的治学面向，无论是那些谈论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著作，还是那些具体到某一朝代的微观历史研究，都渗透着他自己对历史的深层体验与观察。他是一个历史的旁观者，但是从旁观者的体悟经验中，他反而意识到了历史对个体的影响，也意识到个体对历史的作用，这两者缺一不可。”

价值和影响

许倬云的作品在大陆地区的引进出版，带来了历史学研究新的模式，史学观点的论述、史学思想体系的架构、史学方法的运用，有其独到之处。许倬云的大线索、系统论、区系划分等，为大陆史学带来了新的探究途径，他的著作展示了世界史学发展的成果，提供了将西方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与中国的历史研究相结合的范本，为中国史学界与西方交流搭建了桥梁。

社会史研究

许倬云在博士毕业后不久，即出版了社会史专著《春秋战国社会史论》，该书受到学术界认可，初步奠定许倬云的学术地位。该书中，许倬云从对封建制度本身的形态展开探究，提出中原地区古代的封建制度是一个平衡的状态，这种平衡不是完全的固定形态，而是随时可能发生动摇的平衡，这里的平衡要素主要有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四个方面。

当社会处于整体稳定时，各个因素变化缓慢，而当这些变化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社会则会走向剧烈的变化，形成新的平衡。同时，许倬云也考虑到了阶层流动与社会结构的变化，认为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不仅表现在社会阶层出现了更通畅的流动，还表现在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动，相关变动与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方面的变化均是相对应的。在《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许倬云从多个角度，对春秋战国的政治、经济、思想作出探讨。在政治方面，许倬云从春秋时期的统治权矛盾入手，研究了鲁国的国内冲突问题，提出因为贵族大夫争斗不断，最终导致整个阶层灭绝，间接促使平民阶层得到关注的观点。同时，由于旧制度被破坏，许倬云认为，战国时期出现了被其称为新型国家政治形态的新制度。在经济方面，许倬云从农、工、商等方面进行梳理，展现了春秋战国的土地政策变化、商业发展、城市发展等，其认为，因为国家间的兼并，导致商人获得了更广阔的交易空间，而交通条件的改善、货币的出现等均使商品交易变得更便利，从而使经济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则产生了一批拥有并利用财富获得社会地位的人，社会阶层流动形成，新的社会结构由此出现。在思想方面，许倬云认为，春秋时期的观念革新，印证了社会的大幅度变革。提出春秋初期的思想观念，在春秋末期和战国时期获得了极大修正。社会大众开始接受贵族阶层的衰落与士阶层的崛起。而社会阶层的变动，也促使新思想、新理论走的更远。

文化史研究

许倬云对文化史的研究，不仅注重对中国文化的梳理和总结，还注重将不同文化进行对比。在《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中，其从中国古代的时间点、时间段入手，通过对比同时期的世界文化，从中找出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他认为，文化特质是选择的结果，也是延续的过程，并认为中国古代文化有三大特质：1、以亲缘为主的团体结合方式，许倬云认为中国古文明，与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印度文明等相比，其政团模式完全是以亲缘关系为基础进行，血缘关系成为社会关系的基础，这是中国文化最显著的特色。2、以精耕细作为特色的农业经济，许倬云认为中国的精耕农业源于亲缘性团体关系，因为聚族而居，造成地少人多的现象，在非耕作期，大量的人力被释放出来，从事手工业，这种精耕细作不仅有效提高生产力，还使社会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和自我调节能力。同时，他还认为，正是因为精耕细作的农业经济束缚住了资金的流动，使得中国经济形态长期难以走向资产化。3、以儒家理念为指导的文官体制，许倬云认为中国的文官体系是国家与社会权力在斗争过程中产生的制衡产物，与世界其他文化中的文官体制不同，中国的文官体系与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形成交织，使得其在运行中，并不一味服从国家制度，而是在不断的发展中，及时进行自我更正。

许倬云由中国古代文化的三大特质推出了对现世中国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思考，认为中国自身应扬长避短，立足本民族文化根据，寻找中国文化的立足点，对古文化吸取借鉴保留继承，同时，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理念和精神应当有贡献于当今世界的文化修整，消除文化隔阂，建立互相理解的文化。

中外关系研究

关于“中—外”关系的研究，许倬云在《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一书中，做了系统、完整的概括。许倬云认为，所谓“中—外”关系，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文化系统，在面临“他者”时“自—他”之间的互动。同时，他认为，由于中国的封建王朝时期，政权更迭现象时有发生，这导致从政权的归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我者”并非一成不变，加之，中国文化系统并非单一直线型的系统，因此，作为政治、文化复合体的“中国”，“我者”概念复杂，由此，其相对应的“他者”概念，也在不断的变更着。

许倬云根据不同时期“中国”的时间剖面，由不同时段的“中国”形象出发，分析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中—外”关系。许倬云认为，秦统一了当时的“四海”之内的天下，从此“中国”具备了实质的意义，这一时期是“我者”核心的确定，秦建立了“中国”最初的形态，“中国”的疆域随会随着后世的变更而扩大，但秦所确立的“中国”领土，仍是最核心的地域；汉朝使“中国”的概念变得更为稳定，“汉人”作为中国人的自称一直延续下来，这是对汉文化认可的表征，增强了汉民族的凝聚力，这一时期是“我者”影响力的扩展，此后，又经历了唐朝的扩展，中国的“我者”变得更为广大，此时对应的“他者”则远至西亚及东方的海洋和沿海地区；不过，随着唐的分裂，宋朝建立后，中国的“我者”开始趋于保守，至于明清时期，这种保守的情况进一步加深，导致“我—他”关系易位，中国的封建社会逐步走向衰落；直至孙中山领导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统治，才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也给这段封建专制下的“我—他”关系画上句号。

许倬云认为，梳理清中国历史上的“我—他”“内—外”关系，借此认识中国这一复杂共同体的转合、流变过程，可以为认识今天的形势服务。近代中国，西方思想大量涌入，中国本民族文化受到严重冲击和调整，只有在认清自身的前提下，既不盲从西方的“先进”文化，也不过分自信于本民族的文化，立足世界，比较中西方文化的不同，总结出中西方文化能够相融相鉴之处，才是对于中国、对于世界都有益的事。

中西文明比较研究

许倬云以中国为主线，以欧洲为比较对象，对中国与西方两大文明体系做了比较。其在《中西文明的对照》一书中提出，欧亚文化的不同，根源于旧石器时代，他认可人类学同源理论的可能性，认为虽然两者的源头一致，但因为地缘关系，双方选择了不同的文化发展路径：中国的农业文化由自我演化而形成，欧洲的农业文化则是由两河流域和埃及文化移植而来。文化的最初形态产生差异后，其政治制度、价值体系、思想方式等也产生差异化。

许倬云认为，思想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中西方文明的差异和互相不理解，两大文明在共存时，只有相互接纳，彼此交流，才能发展出新的更加交融的人类文明。许倬云总结认为，人类曾经同源，扩散后居于各处，现又聚合为一个共同的社会体。各处的人类曾走过不同的路径，现终于又走向共同的方向，各处的人类虽然有过自己的历史，但这些独特的历史，最终也只是人类共同历史中的不同篇章。

考古学研究

许倬云关注考古学的发展，认为考古学的成果对于史学研究意义重大。其在《献曝集》一书中，对考古学研究方向提出过探讨，认为中国内地考古以往受教条主义和唯物史观的影响，导致无法有效的利用史料，且对史料的解释也较为单一。由此，他提出每个时代的研究，要有每个时代的研究主题，在对应的主题下，设计问题，寻找考古研究方向，才能合理利用日益丰富的考古资料，而不至于盲目研究。此外，他认为，确立考古学研究方向，除了从考古实践以及考古研究成果中总结经验教训外，还可以借助史学的合理预设来指导考古学工作，使得考古学和史学二者形成相互印证。

在著作《求古编》中，许倬云提出了其对史料利用的原则，对考古学相关论文，只列史料和史实，不做理论阐述，围绕课题，通过大量的史料记载和考古学成果论证，来说明史实。尤其是史料是记载着人为活动，这难免带有个人色彩，因此在考察记述的史料时，还应通过内证、外证、相互比证等方法来获得较为可靠的史料。

许倬云认为考古学中“文化”的概念，是指当时当地人群的生活方式，考察的是当时当地人群的生活全部内容。其在《献曝集》中提出，区域文化的考察具有必要性，以往针对个别散布的文化遗址考察已不能满足历史认识的需求，发展区域性文化（大型文化群）的研究意识必然趋势。

社会文化思想

为老百姓写史

连续十几年，许倬云多次回到中国大陆考古，看到农耕工具，他想起幼时接触的战争时期的中国农村；目睹邻里乡党的人际关系，他想到了自己出身的士大夫家族。“历史的意义在于大多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70岁之后的许倬云，致力于为普通人写作。开始致力于大众史学，不写王侯将相，不讲开疆辟土，只“为老百姓写史”，希望中国数千年的文化“绽现一番鱼跃鸢飞的美丽新世界”。“说中国”“说历史”系列陆续完成，每一本书，都离不开中国，离不开中国文化。

此后的十多部著作，其范围不出大型集合体的聚散、思想文化的盈缩，还有社会节奏的变迁，都是为了给普通读者提供一种切实的历史参照物，让读者有所思，有所得。

读“社会”这本大书

许倬云主张，读书固然重要，更要读“社会”这本大书。近年来，许倬云的线上课程、演讲、谈话频频“破圈”，受到年轻群体的喜爱。九十多岁了，仍保持着少年时的习惯，每天看英文报刊、两岸的中文资讯，为变化剧烈的世界心怀忧虑，对新技术的关心和思考。对于个人主义之下日渐疏离的人伦关系显得忧心忡忡。对于“人工智能会对包括历史在内的人文科学概论造成什么改变的问题”，他回复道：“我不担心AI超越我们，我担心我们忘了别人——人跟人之间不再有面对面的接触，人把自己封锁在小盒子里边，忘了外面有血有肉的别人。”

许倬云对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进行了回顾，认为20世纪见证了文化的崩溃，21世纪是否能够伴随若突破，还未可知。科学在给人类带来了便利的同时，也播来了人类对自身定位的迷茫，世界正在经历变化，也正在寻求破解。许倬云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够成为追寻这一答案的有生力量，也应该承担起重建世界文明的责任。

知识分子的责任

许倬云将专业研究、家国情怀与知识行动联系在一起，知行合一，身体力行。

在知识分子这个话题上，最有代表性的是许倬云（2020）一篇名为“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及未来世界的知识分子”的著名演讲，该演讲的时间是2006年。其中体现出深切的忧患意识，指出不论欧美还是中国，专家型的人才越来越多，但是真正能够把专业跟社会、国家、世界发展的命运联系起来的人越来越少。

许倬云提倡，学者，尤其是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学者，不仅应该成为学术上的专家，更应该思考世界的命运、社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个人的命运与时代和世界的命运息息相关。知识分子作为助推社会进步与变革的一大力量，对自身使命的反思将深切影响其知识实践，并最终对世界、社会、国家和个人的命运产生影响。

治学成就

研究成果

许倬云一生离开不了先天残障造成的种种病痛。也就在长期的痛苦折磨中，他完成了一部又一部的著作。自青年到老年，他从未停止著述。可以说，他的书写就是他的存在，显示他生命意义的最真实的存在状态。

许倬云已取得的研究成果丰硕，这些成果在展示了许倬云对历史进程的卓越理解的同时，也体现了他对当代社会的观察和反思。他思考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国内，他还立足于全球视角来关注中国历史的原貌和走向，有自己独立的思考，给史学界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以重要的参考和启迪。

其他观点

关于读史观

许倬云认为，读历史是学习，讨论历史则是观察，读史与论史是一体两面。历史是人生的延长与扩大，学史者，应当以追求智能为工作的远程目标。虽然历史总是让我们在走完一步后，才警觉前一步的浅薄。但应当注意的是，一步一步走过的路程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那些，才走到即已过去的脚印。

关于史学教学

许倬云认为，大学的历史分科系教学不合理，因为史学专业主要学史学研究工作的基础知识和研究方法，导致历史论文是基本是给历史学家阅读的，而不是给普通人看的，导致历史学与大众割裂。实际上，历史学与大众高度关联，不论是文学、艺术还是音乐，只是激发促进了内心的感受，而历史是认识自己，加强对自我的认知。所以，历史学应该为大众提供“知道自己”的基础知识。出于该认识，许倬云撰写了大量的大众史学著作，希望把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提供一般人，了解社会大势。

个人生活

健康

1930年，在美丽的鼓浪屿，38岁的章舜英又为许凤藻生了一对双胞胎，这便是许倬云与弟弟许翼云。适逢战乱时期，母亲生了一场病，营养和健康欠佳，双胞胎弟弟翼云是健康婴孩，但不幸的是，许倬云一出生就是高度残疾，手脚都是弯的，手掌内屈，足背向地，完全不能动。13岁才能拄拐走路。

1957年，在芝加哥大学留学读书的5年期间，接受5次免费矫正手术。

2022年，许倬云已经91岁了，仍在执着地寻找解决方案，要和自己的身体作战。10年前，动了两场大手术，脊椎剩下四寸没动，在那之后，不能低头，不能弯腰，只能勉强站立，阅读只能在电脑上进行。一年多前，他彻底瘫痪，站立也成为难事，只剩右手食指还能动。吃饭要靠太太孙曼丽喂食，写作只能靠口述。

家族

母亲：章舜英。章家也曾是无锡世家，同样在太平天国时遭遇家道中落，算得上门当户对。章舜英是传统的中国妇女，家庭便是她的全部。当许凤藻参加辛亥革命，陪孙中山巡视江防、指点江山，并相继缴获德军、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战舰，意气风发捷报频传时，她同时也为许家生儿育女，开枝散叶。1930年，已经38岁的章舜英又为许凤藻生了一对双胞胎，这便是许倬云与弟弟许翼云。

回忆母亲，许倬云最常想起的画面，是他尝试做任何事情，母亲都站在三步外。1957年许倬云要去美国留学，对他母亲是很大的刺激，因为从小到大，许倬云没有离开过她的身边。母亲为他准备了一包针，那一包一百多根针，每根针上都穿好了线，以备他缝补衣物之用。说到此处，许倬云几乎恸哭起来。2022年许倬云在自己生日那天谈起和母亲的情感，“母难之辰，老来思亲，尤其深切”。许倬云做了一首思念母亲的绝句：“虫鸣鸟啼风雨窗，光摇影动夜巡灯；中宵万里思亲梦，日落千羊唤母声。”

虽然在台湾住宅的门牌早就换了。但是兄弟姐妹孙子孙女（有100多个子孙的一个大圈），永远记得永康街17巷26号——“永康家园”。

儿媳：归诗雅（Thalia Gray）。持有针灸师执照，常给许倬云针灸，治疗疼痛日甚的颈部。

二姐：许婉清。1948年底，许倬云随二姐许婉清夫妇南下去了台湾。

堂姐：许有苓。

堂弟：许凌云。手足中排行第九，堂姐许有苓和堂弟许凌云是许倬云二叔的孩子，1932年，二叔二婶在一次大瘟疫中去世，当时，许凌云只有8个月大。两个孩子是由许倬云的父母养大。

成就贡献

著述丰富

许倬云学贯中西，对中国上古史、文化史、社会史都比较精通，熟悉西方历史及其理论与思想，擅长利用不同学科的视角和方法来研究历史，尤其是考察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善于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治史，在中国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和中国上古史等领域著述颇丰，代表著作有《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西周史》《万古江河》等。其中，部分著作还被历史学界、考古学界当做教科书使用，如《西周史》。此外，他还撰写了众多对当代人文社会的警示性论著，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对现代社会的运行机制提出看法与建议。其思考范围不局限于中国，还立足于全球视角，来关注中国历史的原貌与走向，为史学界，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参考与启迪。

发展通俗史学

许倬云早期作品皆是史学研究工作的专题论文，主要研究中国上古史，后逐渐在通史方向展开全盘思考。在发现传统史学或教科书对历史的介绍均以国家政府，皇帝的事迹以及国家政治制度层面的内容为主后，其开始着力于大众历史学，并通过浅近的语言，将复杂的历史学术语言转化为大众易于理解的通俗语言，为普通人群带去历史知识、了解社会大势。许倬云后期的史学著作，系统又通俗，话题观照社会现实，其作品在中国大陆热销，推动了大陆史学写作方式的改变，掀起了阅读史学书籍的热潮，为大陆史学的通俗化，作出了有效贡献。

树立研究范式

早在许倬云撰写博士论文《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流动》时，便有意识的采用系统研究的方法，进行史学研究。其善于采用社会学的思考方式来解释中国史及其与世界的关系，他提出“社会学可以提供史学学理理念，史学可以提供无数倍于现存社会的历史社会”的理念，在人口、经济及社会转变的“都市化”等课题上，有着显著应用。许倬云的社会史研究，在问题预设时，便会将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四个方面联系起来思考，这种系统研究社会史的方法，成为汉学界研究社会史问题的研究范式，同时，该方法还被扩展到其他史学问题的研究上。其运用社会科学方法对史学的解释取得的成就，为史学界诸多学者所认可，学者王晴佳、林聪标等均给出了高度评价。

人才培养

在担任台大历史系主任期间，许倬云引入同心圆的课程设计，训练研究生、讲师与创办博士班，改革系务，成立了近代史组与艺术史组，对台大历史系作出重要贡献。赴美教学后，其仍心系祖国，1990年至2000年间，其先后6次筹办“浩然营”，为海峡两岸培养了众多学界、政界、媒体界等领域人才。此外，他还在各地参与讲学活动，与台湾大学人文高级研究院、南京大学人文高级研究院等达成合作关系，不定期举行学术交流活动，为海峡两岸的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

2005年，在许倬云倡导之下，东南大学吴健雄学院专门设立了“华英文化系列讲座”。

2018年7月，应邀为东南大学吴健雄学院拟定了十六字院训：“立志方面：修己安人（出自《论语》）；学习方面：学博明辨（出自《学庸》）；任事方面：体大慎微（若干典故合成）”。

其他贡献

许倬云在担任台大历史系主任期间，通过编选史学论文提要的方式，有力的推动了台湾史研究。此外，在台大任教期间，他还提倡口述历史，曾组织对台湾的一些重要人物进行访问，整理出版了一批口述史成果，推动了台湾口述史的发展，其自身亦曾通过被采访的方式，留下回忆录、口述史，为口述史的发展作出积极贡献。除史学研究外，许倬云还积极参与中国台湾的学术外交活动，以及中国台湾的社会变革活动，有"中国台湾改革开放的幕后推手"之称。

主要作品

主要论著

中文论著

英文专著

代表文章

中文文章

英文文章

荣誉奖项

参考来源：

家族成员

人物争议

2010年，由许倬云口述、李怀宇撰写的《许倬云谈话录》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出版，该书中提及许倬云跟李敖之间存在不愉快，称李敖存在说谎、偷书变卖、背叛朋友等行为。同年，李敖以内容不实为由控告许倬云诽谤，并向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提出民事损害赔偿。2010年12月，台北地检署查询过许倬云与出版社的往来文件后，认为许倬云在李敖提起诉讼前，已积极处理，避免让该段内容散布于众，没有故意的犯意，决定不起诉许倬云，李敖不服，声请再议。

2012年4月，台北检方就该案决定起诉。2013年12月2日，台北地方法院判决许倬云赔偿李敖新台币200万元，并登报道歉。

人物语录

“自己在几十年里经历了美国最为繁盛的辉煌，也看见美国正在日渐衰败，这不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因为这个国土曾经承诺给我们许多可以发展的空间、发展的线索。这会儿，没走完——甚至还没开始走，就败落了。这非常可惜，也非常令人难过。”

2009年，许倬云接受台湾“中研院”的访谈：“母亲和妻子，都是我生命中的隐身天使。反省八十之年，够用是富，不求是贵，少病是寿，淡泊是福，知足是乐，有这种生活，夫复何求。”

许倬云在80岁时总结个人一生：“在时代巨变之中，残疾之身躯，随同父母，不断迁徙。二十岁前，未尝宁居。中年时，离台来美，不觉又已四十年，一生之半，在海外度过。一转眼，已是八十岁，眼看要终老异国。”

2023年2月，92岁的许倬云接受人物杂志的专访：“个人是众人之中的一个，众人都完了的时候，你个人就站得住吗？你能独自避免灾难吗？“个人主义”不是对错的问题，个人自尊要有，个人自守要有，但不是说，“我就是一切”。今天的个人主义，没有婚姻，没有子女，观念中也没有父母，个人爱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是叫人悲哀的地方。小秩序剩下到两个人，两个人是不稳定的，因为两个人随时有权走开。不同的文化都有不同的过去，但是今天的世界交往这么密切。地球只有一个，未来只有一个。我不能说中国是唯一最好的传统，但中国的传统休戚相关、安危共享，人得到一分，就得回报一分关怀。”

“我是学历史的，尤其是“大历史”。“大历史”不是解决个人问题，也不是解决一时的趋势问题，是解决长程的变化问题。我对时代性的转变，有特殊的敏感。同行里愿意或者能与大众讲话的人实在不多，所以我愿意承认这个责任。在世一天，愿意尽我之能，旷野呼唤，替中国人呼唤。唤醒许多的梦，唤醒许多的错。只恨，螳臂当车，挡不住；精卫填海，填不满。”

“谈到对当下的世界忧心忡忡说，希望“大海啸”不是核战争。如果是核战争，大家都拜拜，一起化作灰尘，回到宇宙里面。尤其我不希望中国首当其冲。中国大陆是我出生的地方，是从幼儿成长为青年的地方，台湾是我成长的地方，也是开始进入社会的地方。美国是我发展事业的地方。视中国为世界不可糟蹋，也无法割舍的一片天地。中国安顿好了，可以稳定世界；中国做不好，世界先垮了1/4的话，全世界一起完了。”

“我的不幸（残疾），变成我的幸运，因为我能专心念书。雅威给我这么些东西，我要用完它——为中国，为世界，为人类，我一条命没关系。92岁的人给你们鞠躬了，请你们相信我的话是诚恳的，是打心底里面说出来的话。救自己就是救国家，就是救世界。”

“中国熬了几千年，处处有关口，处处要从灾难中站起来。眼面前就是一个世界性的难关：中国担起世界建设大任一半的重担——我们不担起也不行，担起了就是一个大事！”

“长江比尼罗河、亚马孙河、密西西比河都要好，相比欧洲的河流，河流覆盖的地区更大了不知多少倍。世界上就这么一条了不起的江，连黄河都不如她。作为一个在江、湖边长大，已经远离长江数十年的老人，回想前尘种种，不禁感慨万千。愿我梦中的长江，依然美好，永远抚养长江流域的国人。”

人物评价

许倬云教授志向坚定，用自己的生命体验与人生历程书写出了个大写的“人”字，赢得了学术界、文化界和教育界的广泛尊重。许倬云对东南大学充满厚爱，对国立东南大学的学子充满了无限深情。许倬云教授应邀为东南大学吴健雄学院拟定了十六字的院训，体现了先生与吴健雄先生夫妇深厚真挚的友谊，以及对吴院学子的殷切期盼。（东南大学吴健雄学院评）

许倬云他善于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治史，研究领域集中在中国文化史、社会经济史、中国上古史。许倬云为华语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史学大家之一，许倬云在自身领域的卓越贡献，也让他成为当之无愧的华人榜样。（中国新闻网评）

许倬云一生经历诸多离乱，见证许多更迭，以独树一帜的“大历史观”闻名于世，横跨中西之间，毕生所想都是怎么为中国文化寻找出路、为世界文明提供解决方案。虽然拥有顶尖的学术成就，但他从来不只是象牙塔中的学者。（《人物》杂志评）

江南世家的讲古声里，他是旧日风雅的亲历者；史语所浮海迁台后，他是第一代薪火的传承者；大洋彼岸的海风中，他是中华文明“万古江河”的探索者。他注重大历史、大脉络，独得体系网络、他者视角；他精于“说历史”、“观世变”，满是忧患意识、家国情怀。他不便于行，却在学术上从未止步；他研究中国，恒以全球性审视文明。他主张：“我们要想办法，拿全世界人类曾经走过的路，都算是我走过的路之一。”他呼吁：“要有一个远见，超越你未见。”专史易作，通儒难求。致敬“第四届全球华人国学特别贡献奖”获得者——许倬云先生。（第四届全球华人国学终身成就奖颁奖词）

倬云大兄在美国生活近六十年，对美国有深切的感情和体会。但是，自始至终他没有真正离开过中原地区。多少著作中，显示他最深的关怀是全体中国人的今天与未来。他八十七岁高龄时出版的《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简体中文版名《中国文化的精神》），更可见他到晚年越来越认同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金耀基评）

许倬云先生是当今文明社会的一个头脑，在中国新文化运动这一百多年来的知识传统中，他是承前启后的中间链条，是健在的华人社会知识界的一个代表人物。正因为他的思考个性太鲜明，才有点像老子在《道德经》里面说的，“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如果说许先生的《万古江河》还是带有专业色彩，有很多工笔、专题式的论述，那么《经纬华夏》则完全放开了，是一种“大写意”，完全是一个自由挥洒的状态。（诗人、学者余世存评）

而作为李济、董作宾等近代史学大师的弟子，曾撰写出《西周史》等名作的许倬云，自然有着与西方学者不同的视野。这种独特的历史叙事视野，也就使作者的观点显得“不落臼”。（深圳市第三高级中学校长严杰夫评）

许悼云先生一直是一位前瞻者，他从前现代走来，身处现代文明的漩涡，又窥见了许多后现代的问题这位世纪老人的警世恒言，处处散发着思想的辉光和对人类文明的终极关怀。（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评）

他的研究特点和贡献，在于用社会科学的方法，特别是社会学的研究取径，重视考察社会更层面之间的联系以求获得一种比较整体的认识，与史料学派那种零敲碎打的作风形成鲜明的对照。（王晴佳评）

1949年以后的台湾地区历史学研究承接了先前中国大陆的新史学传统，许倬云在此基础上又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了历史学，从而使历史学界自1980年代后便逐步接受并充分运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甘怀真评）

许倬云史学研究的特点之一，是超越了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许倬云的博士论文《中国先秦社会史论》（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便首次将统计学的方法引入史学研究之中，开风气之先。（“中研院”院士、台湾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臧振华评）

江南世家的讲古声里，他是旧日风雅的亲历者；史语所浮海迁台后，他是第一代薪火的传承者；大洋彼岸的海风中，他是中华文明“万古江河”的探索者。他注重大历史、大脉络，独得体系网络、他者视角；他精于“说历史”、“观世变”，满是忧患意识、家国情怀。他不便于行，却在学术上从未止步；他研究中国，恒以全球性审视文明。他主张：“我们要想办法，拿全世界人类曾经走过的路，都算是我走过的路之一。”他呼吁：“要有一个远见，超越你未见。”专史易作，通儒难求。（第四届全球华人国学特别贡献奖颁奖词）

许倬云就是那位写出“中国三部曲”的著名历史学家，而对横跨新旧两个时代、游移于东西方、游走在学术与大众之间的许倬云知之甚少。与很多埋首在象牙塔里搞研究的学者不一样，许倬云所关心的问题，和他探索问题的方向，与他的人生经历和体验浑然一体。（《新京报·书评周刊》B01版～B06版专题《许倬云——游走于学术与大众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