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即良渚古城遗址，是位于今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境内（主要集中在瓶窑镇和良渚街道）的中国第一批考古遗址公园。良渚古城是长江下游地区首次发现史前时期的城址，也是目前中国国内发现的同时代最大的城址。

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群，所处地曾是良渚文化权力与信仰的中心以及良渚社会政治、经济、宗教与文化的中心，同时也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实证，其发掘揭示了一个建造于距今约5300年时期且存在明显文化信仰、制度规范与社会等级的早期大规模区域性国家形态。

良渚遗址主要由瑶山遗址区、谷口高坝区、平原低坝——山前长堤区以及城址区四大相对独立的片区组成，其中，遗址的核心部分是城址区，集中了粮仓、王陵、城门、宫殿、城墙、作坊等遗址。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主要就是对良渚遗址的城址区进行保护利用与开放展示，完整包含了良渚遗址作为长江流域早期国家及其城市文明的高成就的四大类人工要素物质载体，即城址、外围水利系统、分等级墓地（含祭坛）和以玉器为代表的出土器物。

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于2019年7月7日正式对外开放其占地面积约为3.66平方千米的核心部分；于1996年被中国国务院列入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于2010年经中国国家文物局组织评定列入中国首批国家遗址公园名单；并于2019年7月6日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023年6月15日上午，杭州第19届亚运会火种在杭州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大莫角山成功采集。

历史沿革

历史背景

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良渚古城遗址）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实证。在距今约4300年前，良渚古城所在的余杭区遭遇了特大洪水，据考古学家推测，良渚人的家园在洪灾的冲击下覆灭，部分良渚人向北迁徙，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有关的古城历史信息出现了断档。直到战国时期，古城遗址所在区域上才重新出现人类生活的痕迹。汉代至南宋时期，区域内人口逐渐增多，人类活动破坏了边缘处部分良渚史前遗址，但没有对遗址的总体格局造成影响，且古城核心区保存完好。

1936年，施昕更先生在浙江余杭良渚镇首次发现了良渚文化的相关遗迹，并于1959年由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领导者夏命名为良渚文化。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发展后，良渚文明消逝在历史的浪潮中，由于其处在没有记载的年代，对于其消失的原因和过程，难以从史料中获知。考古学家认为，其消失的原因主要是洪灾和战争。

考古历程

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良渚古城遗址）考古工作最早可追溯至1936年，施昕更先生初次发现以黑陶为代表的良渚文化，并将“良渚”一词作为其考古报告书的命名。到了1959年，正式将这一地区的考古文化命名为良渚文化。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推进，良渚遗址的考古工作自1936年至今，在大体上可根据几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分为“遗址点考古（1936—1986年）”“遗址群考古（1986—2006年）”“都邑与王国考古（2006—2019年）”三大阶段，其中第一、二阶段以1986年反山的发掘为分界。

遗址点考古阶段（1936—1986年）

1936—1937年，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在其家乡良渚镇进行了调查和试掘，确认了12处遗址点，并出版了发掘报告，标志着良渚遗址考古的开端。

1949年以后，又发掘了老和山（1953年）、双桥（1953年）、仙蠡墩（1954年）、朱村兜（1955年，属良渚遗址）、邱城（1957—1958年）、水田（1959年）等遗址，以上遗址除了仙蠡墩外均属浙江省，夏鼐先生据此于1959年提出良渚文化的命名。

1959年之后，良渚文化遗址在以江、浙、沪为中心的长江下游被普遍发现，并对部分遗址进行了发掘，如浙江的苏家村（1963年，属良渚遗址）等遗址，上海市的马桥（1960、1966年）、广富林（1961年），江苏的梅堰（1959年）、越城（1960年）。

1973年，草鞋山M198中“琮”“璧”“”等玉器与良渚文化陶器共存，从而首次确认了这些以往认为属于周汉时期的玉器其实是良渚文化的玉礼器。随后江苏省和上海市先后发掘了张陵山（1977年）、寺墩（1978、1979和1982年）、福泉山遗址（1982—1983）等随葬大量玉礼器的良渚文化大墓。

遗址群考古阶段（1986—2006年）

1979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正式成立，对杭嘉湖平原地区的史前遗址，尤其是良渚文化的考古发掘成了研究所工作的重要内容。

1978—1986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陆续发掘了浙北的7处遗址，包括1981年吴家埠遗址的大规模发掘，随即建立了浙江省的第一个考古工作站——吴家埠工作站，奠定了长期开展良渚考古的重要基础。

1986年以来，反山（1996年）、瑶山（1987、1996—1998年）、莫角山（1987、1992—1993年）、汇观山（1991年）、塘山（1996年）等重要遗址的发掘，大墓中出土的大量玉器、人工营建的大型工程、具有意识形态特色的祭坛等发现使人们认识到良渚遗址是良渚文化最重要的中心聚落。

1986年，王明达首次提出了“良渚遗址群”的概念，指出在30—40平方千米范围内已发现四五十处遗址。反山发掘之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持续进行了考古工作，遗址数量增加到55处；1998—1999和2002年分两次进行了拉网式的详细调查，共确认遗址135处，良渚遗址的范围扩大到42平方千米。

都邑与王国考古阶段（2006—2019年）

2006—2007年，发现确认了围绕莫角山遗址的四面城墙，开启了都邑考古的新阶段。

2009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委会共同组建了良渚遗址考古与保护中心。

2010年以来，通过对城内外10.8平方千米的勘探，摸清了良渚古城遗址城址区城墙、台地、河道的边界和演变过程，通过勘探和数字高程模型分析，发现城墙外还存在一圈面积达8平方千米的外城。

2009—2015年，陆续调查确认岗公岭、鲤鱼山等10条水坝遗址。

遗址群调查古阶段（2019年—2023年）

2023年11月29日，国家文物局举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良渚遗址群调查已基本完成，确认遗址点从135处增加到350多处。

地理环境

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地处中国浙江省杭州市城区西北方向约18千米的良渚镇，位于良渚街道凤都路与104国道交叉口北200米处，其地理坐标为东经119°56′40″—120°03′228″，北纬30°22′36″—30°26′17″。

良渚遗址所在地处于中国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该区域属于亚热带北缘季风气候区。古城三面环山，在一处面积约为1000平方千米的C形平原盆地的北部，其地势西高东低，地形地貌为丘陵山地与平原过渡地带的山间河网冲积平原，分布范围东至荀山东南部，西至瓶窑毛元岭，南达大雄山、大观山丘陵，北抵天目山余脉大遮山丘陵南麓。

从浙江天目山流出的北苕溪、中苕溪、南苕溪于瓶窑镇前汇聚成东苕溪，古城位于今东苕溪的东南岸，东苕溪从良渚古城西北侧流过，并最终注入太湖。同时，古城内外水网密集，存在一定范围的沼泽，城内有良渚港保证古人用水，外围的西北部山系与遗址群之间存在一个由11条堤坝组成的工程浩大的水利系统，不仅在雨季阻拦来自山体的大规模洪水，还起到蓄水、运输作用。受水田农业的影响，良渚古城内自然风貌以水稻田园风光为主，有狼尾草、车轴草属、樟树、榉树和水杉等乡土植物。

主要布局

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全园主要划分为十大游览区块，占地总面积约3.66平方千米，按照各区块主要功能的差异，可以将这十大游览区块归为“入口区”“休闲服务区”“遗址展示区”三类。

入口区

入口区由“南入口”“西入口”和“东入口”三大区块组成。南入口位于城址展示区南侧、104国道以北，是园区内主要的功能性入口，主要负责承接来自杭州市城区的游客人流；西入口是园区内的次要功能性入口，主要服务瓶窑镇周边的游客，能提供售票、游客咨询、公厕及停车等服务；东入口承接来自良渚博物院及良渚文化村的参观游客，负责承担公园形象展示的职能。

休闲服务区

休闲服务区包括雉山区块、大观山区块、长命菜场区块以及凤山——福院区块共四大区块。雉山区块设有服务建筑，可提供休憩、购物等服务，同时还设有水边茶室、木栈道及平台，并设置了登山步道，在雉山顶处还建造有观景平台；大观山区块在南部设置了草坪及鹿苑，并将西侧建筑改建成游客服务中心，将东侧建筑改建成会议场所，同时利用现状水塘布置观景木平台；长命菜场区块则作为公园外围的餐饮服务区，可为由东入口出入公园至此的游客提供餐饮、休憩服务；凤山——福院区块打造有研学旅行营地，还将凤山宕口区域改建成了停车场。

遗址展示区

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遗址展示区由莫角山、反山和何村三个区块组成。根据地图及遗址公园城址区的游览图可知，莫角山区块位于公园的中间偏北区域；反山区块位于公园的西北区域，在莫角山区块的西北方向；何村区块位于公园的东南区域，在莫角山区块的东南方向。

莫角山区块是良渚古城的宫殿区，位于整个遗址公园的核心区域。莫角山台地顶面上建有大莫角山、小莫角山、乌龟山三座宫殿台基，同时还有沙土广场和35座房屋基址。该区域以保护修复和景观示意展示为主，设计内容包括对莫角山南侧沙土广场的面层进行修复，并对排水进行重新组织设计，确保广场排水通畅无积水。同时，根据展陈及考古要求，对现状破损的石板汀步进行修复及更换。

反山区块主要由反山墓地考古展示区和反山展示馆组成，为弥补局部路网的不足，设置了一条从反山王陵通向莫角山宫殿区的砂石路。同时，该区还依据良渚晚期古河道形态对水系进行了总体整治，使西城墙东西两侧的古水系得以保护性恢复，实现了园内西部水系的贯通。

何村区块设有南城墙展示点、木栈道、湿地营城及水城劳作展厅，并复原展示水城门遗址，形成一条从陆城门经水城门和南城墙至何村展示场馆的完整步行路线。同时，区内还设有考古体验棚，可开展体验式教学、亲子考古等体验活动。

重要遗址

根据考古发掘和研究已有的成果，良渚古城遗址的整体价值由城址、外围水利系统、分等级墓地及祭坛和以良渚玉器为代表的出土器物等人工遗存要素共同承载。空间布局上以城址为核心，分等级墓地（含祭坛）分布于城址东北约5千米的瑶山以及城址内的反山、姜家山、文家山、卞家山等台地，城址北面2千米至西面11千米范围内则分布着外围水利系统。与此同时，城址内外还分布着大量各种类型的同期遗存，与城址形成了清晰可辨的“城郊分野”的空间形态。

城址

城址是良渚古城遗址的核心载体，北、西、南三面被天目山余脉围合，位居三山之中。城址空间布局呈向心式三重结构，自内而外由宫殿区、内城以及外城三组人工遗存组成。

宫殿区

宫殿区位于内城的几何中心，占地面积为39公顷，由位居内城中心的莫角山台地及其南侧的皇坟山台地、池中寺台地等三处大型高台遗址构成。

其中，莫角山台地东西长670米、南北宽450米，整体呈长方形覆斗状，其面积约为30公顷，主体部分主要为人工堆筑而成，且堆筑的土方总量约为211万立方米，同时台顶与周边稻田的高差为9—15米。

此外，莫角山台地顶部的居中部位，还矗立着大莫角山、小莫角山和乌龟山三座呈“品”字形分布的小型台基，三座台基之间，则是一个面积约7万平方米、用砂砾和粘土夯筑形成的沙土广场。近年来，在莫角山台地顶部共发现了35座房屋基址，其中有4座位于小莫角山台基上，7座位于大莫角山台基上。

2010年，考古学家在莫角山东坡发现了一处因粮仓失火形成的废弃炭化稻米堆积坑，根据测算得到，堆积的炭化稻米总量约为2.6万斤。之后，又在池中寺台地发现有面积超过5000平方米的废弃炭化稻米堆积，据初步测算，炭化稻米的总量是之前莫角山东坡堆积坑的十倍。

内城

内城位于大雄山与大遮山间距中点，由宽度20—120米不等的四面城墙围合，平面略呈圆角长方形，其南北长约1910米，东西宽约1770米，占地面积约为241公顷（不含宫殿区）。

内城除位于中心的宫殿区外，还发现有20多处人工营造的台地，以及纵横交错的古河道等遗存。20多处台地中，既有反山墓地之类的贵族墓地，也有钟家村台地之类包含手工业作坊在内的居址。钟家村台地西侧钟家港古河道的边缘，考古发现了数量较多的黑石英片、玉钻芯及玉料等与玉器制作相关的遗存，以及漆木器坯件、石钻芯、骨器残料等出土物，说明此段河岸台地除了居址外，还存在着专门制作玉石器和漆木器、骨器的手工业作坊，从而证明了内城居民中至少有部分为高端的手工业生产者。内城中已发现的古河道纵横交错，为顺应地势由人工开凿，或利用自然河道进行人工改造而成，或沿城墙两侧平行蜿蜒，或贯穿于台地之间，形成了复杂的河网系统。内城已发现的9座城门中，只有1座陆路城门，位于南城墙的居中部位，其他8座均为水城门，每面城墙各有2座，这些水城门不仅连通古城内外的城河，而且也是构建古城内外环通水系格局的关键。

外城

外城位于内城外围，由17处断续分布的人工营造台地构成，其总占地面积约为500公顷。这些台地主要是墓地与居址复合的遗址，其中长垄状的郑村、高村、和尚地、里山、扁担山、卞家山等台地，断续相连，基本上跟内城北、东、南三面城墙保持平行，从而构成了外城半闭合的轮廓框架。其中，美人地台地考古揭示出临河而居的村落景观，以及人工河道两侧用木板精心构建的护岸设施。卞家山台地则是一处临水而居且包含河沟埠头、水岸码头、部族墓地以及房屋居址等复杂内涵的聚落遗址。

外围水利系统

外围水利系统位于良渚古城的西北面，由谷口高坝、平原低坝和山前长堤等人工堤坝遗址，以及与之相关的丘陵、山体、孤丘和天然溢洪道等自然地形组成，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遗址，也是目前已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堤坝系统之一，具有蓄水、防洪、灌溉及水运等功能。整个水利系统通过11条人工堤坝与山体、孤丘等构成了高坝区和低坝区上、下两级系统。谷口高坝与相连山体形成了高坝系统，山前长堤、平原低坝与相连的山体、孤丘形成了低坝系统，它们又与具有溢洪功能的山体间的天然隘口构成了较为完整的水利体系。整个水利系统东西两端相距11千米，南北相距5.5千米，总占地面积76.2公顷，且在良渚古城北部和西北部形成约面积12.4平方千米的储水面，蓄水量可达275万立方米，相当于两个西湖。

谷口高坝

谷口高坝是外围水利系统中修建年代最早的遗址，主要用于城市防洪，其位于良渚古城西北方向的大遮山南麓，已发现6条水坝遗址，并可分为东、西两组。其中东组包括周家畈、老虎岭和岗公岭，西组包括石坞、秋坞和蜜蜂垄。坝体跟自然山体相连，均选在山谷的最窄处，长度在50—200米之间，坝顶高程为平均海拔25—40米，相对高度为10—15米，每组各自封堵一个较高山体中的较大谷口，形成水库。

平原低坝

平原低坝位于谷口高坝南约3.5千米的平原孤丘之间，推测用于城市蓄水，其年代晚于谷口高坝，由官山、鲤鱼山、梧桐弄及狮子山等4条人工坝体遗址将栲栳山以西的连续孤丘连接起来。坝体长度依孤丘间距远近而不同，为35—360米不等；坝顶海拔高度大约为10米，相对高度约为6米。平原低坝与谷口高坝之间的库区略呈三角形，面积约为8.5平方千米。库区东端与塘山长堤相接，并共同组成统一的水利体系。

山前长堤

山前长堤即塘山或土垣遗址，位于古城北侧的大遮山山前，南距古城约2千米，北距山脚约100—200米，东起卢村，向西至毛元岭后折向南至山，总体呈东西走向的曲尺形，全长约为5千米，宽20—50米，坝顶海拔高度为12—20米，相对高度2—7米，是水利系统中最大的单体遗存。

山前长堤从东至西可分为东段、中段和西段。东段东西长约1千米，为接近直线走向的单坝结构，基本呈直线状分布，连接到罗村、葛家村、姚家墩一组密集分布的土墩。中段东西长约2千米，为南北双重堤坝结构，双坝间距约20—30米。双坝之西属西段，东西长约2千米，为曲尺形单坝结构，与双坝的南坝相连并最终向南折至毛元岭。

分等级墓地

良渚古城遗址的城址内外分布着若干处不同等级的墓地，其中保存良好且具有代表性的墓地有5处，分别分布于城址东北约5千米的瑶山，以及城址内的反山、姜家山、文家山和卞家山。

瑶山墓地

瑶山墓地位于城址区外东北方向5千米远的独立山丘顶部，是一处高等级墓地，具有墓、坛一体的结构特征。其占地面积为7.3公顷，目前考古已发掘墓地分布范围达900平方米，考古发掘共清理13座贵族大墓，是良渚遗址年代最早的遗存。

瑶山祭坛先于墓地建造，建造时依托其东侧自然山丘的西坡顺势堆筑，祭坛的南、西、北三面发现多道由砾石叠砌形成的石，当是祭坛堆筑和使用过程中用于护坡固土的防护设施。祭坛顶面呈方形，正南北方向，自里而外有红土台、灰土围沟、砾石面三重结构，其中，灰土围沟以挖沟填筑灰土的方式，形成与内外坛面的颜色区别。

在现存的瑶山顶部，没有发现生活遗迹或遗物，红土台、灰土围沟、砾石面等遗迹边壁平齐，转角方正，布局规整，连围沟内的灰色填土也是特意从山外搬运来的。由于这一遗迹形态规则、结构奇特、体量庞大，以及与以玉器为主要随葬品的良渚高等级墓葬结合在一起，因此被认为是举行重大祭祀活动的祭坛。瑶山墓葬的埋葬时间晚于祭坛，分两排埋在祭坛的南侧，南排7座，北排6座。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头向基本接近正南，出土的随葬器物包括陶器、玉器及石器等，共754件（组），其中玉器有678件（组）。出土的随葬玉器具有明显的年代、等级以及性别的标识作用，玉钺、玉三叉形器、成组的玉锥形器等，均出自于南排的男性墓中；而玉、玉圆牌形串饰、玉纺轮等，则仅见于北排的女性墓中。考古学家推测，这些陆续埋设的高等级墓葬，极可能也是瑶山祭坛的重要祭祀对象。

反山墓地

反山墓地位于古城中心区莫角山西侧的天然岗地上，是迄今所见良渚文化乃至整个中国史前文化中出土玉器数量最多、种类最为齐全的高等级墓地，同时也是良渚文化中迄今为止等级最高的墓地。从随葬器物的造型特征分析，反山墓地始建于良渚文化中期，沿用至晚期。它位于内城的西北部，东侧与莫角山宫殿区相邻，是一处依托其西部自然岗地人工特意堆筑形成的独立的高台墓地。墓地平面略呈椭圆形，人工堆筑的高度超过7米，面积约0.02平方千米。

目前已考古发掘的部分位于遗址的西部，发掘面积不到1000平方米，通过考古发掘共清理出了9座良渚文化早期贵族墓葬和2座良渚晚期贵族墓葬，这11座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大致呈南、北两排，头向南偏西。等级最高的12号墓在南排居中，高等级的20号墓在北排居中，而等级较低的15号墓和18号墓位于墓地西部，显示出墓葬位置布局上的等级规范。

反山出土的随葬器物包括玉器、石器、陶器、象牙器、嵌玉漆器等，共1200余件（组），其中玉器占90%以上。其中，反山十二号墓出土的“琮王”与“钺王”，是良渚文化玉器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物。而发现于反山玉器上的完整的神人兽面纹，常被称为“神徽”，对释读良渚玉器最为典型的“神人兽面纹”的内涵意义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反山出土玉器的功能、类型、纹饰、工艺及其所反映的用玉制度，是整个良渚文化玉器的缩影。

姜家山墓地

姜家山墓地位于良渚内城中心区莫角山西侧的岗地上，地处内城西北部、反山墓地正南方的姜家山，也为依托自然岗地人工堆筑的较高等级高台墓地，面积约为4.8公顷，已发现14座墓葬，大致呈三排分布，男性墓头向均朝南，女性墓除7号墓外均头向朝北，男女性墓葬交错分布，同时包含有贵族高等级大墓和随葬品较少的普通居民甚至小孩的墓葬，考古推测应是贵族的家族墓地，其营建和使用时间约在良渚文化中期。出土随葬器物主要包括石器、玉器、陶器、骨器等，共425件（组），其中玉器有363件（组）。

文家山墓地

文家山墓地地处内城西北部、反山墓地南侧，位于外城西侧地带的一处小土丘边坡上，面积约为1.5公顷，是一处不同等级墓葬同存的中等级家族墓地，依托自然山坡营建，目前考古已发现18座墓葬，头向以朝南为主，但有三座墓头向朝北。墓葬之间存在打破关系，整体上没有明确的排列顺序。其中文家山M1等级最高，同时也有平民墓葬，考古推测是一处较低等级的贵族家族墓地。出土石器、陶器、玉器等各类随葬器物近400件（组）。文家山墓地延续时间较长，从良渚中期延续使用至晚期。文家山遗址中还出土有不少石器制作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表明附近应有石器加工作坊。

卞家山墓地

卞家山墓地位于外城南侧地带的聚落区人工台地上，其营建和使用时间约在良渚文化中晚期，是一处包含房屋居址、水岸码头、河沟埠头等复杂内涵的聚落遗址。墓地位于台地西侧的考古发掘区北部，目前考古共发掘66座墓葬，均为等级较低的平民墓葬，属公共墓地性质，墓葬间存在叠压打破关系，并无明显的排列规律。出土的随葬器物包括石、玉、陶、漆木、骨角、竹编等材质，共计462件。其中，石钺出于男性墓葬，纺轮出于女性墓葬，体现出明显的性别特征。

文物遗存

除了城址、水利系统、分等级墓地（含祭坛）等不可移动的人工遗存之外，以玉器为主的出土物作为可移动的人工遗存，同样也是良渚古城遗址遗产价值不可或缺的承载要素。

良渚古城遗址的出土器物包括漆器、陶器、玉器、石器、竹木器、骨角器等，总量达1万余件。其中，玉器主要作为随葬品出土于分等级墓地，其总数不少于7000件，材质以透闪石为主，器型包括玉琮、玉璧、玉钺、玉镯、玉织具、三叉形器、冠状饰、半圆形饰、柱形器、锥形器、玉璜、玉纺轮等，以及圆雕的鸟、龟、鱼、蝉等动物形玉器。

玉琮

玉琮是良渚玉器中最具代表性的玉器器类之一，也是良渚成套玉礼器的核心。良渚玉琮的造型符号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由圆到内圆外方演变，形态上无论方圆均可称为“琮”，多数玉琮刻有半人半兽的神徽图案，即神人兽面纹。这种内圆外方的筒形玉器蕴含着“天圆地方”的原始宇宙观，也是良渚先民共同尊奉的“神人”的重要载体。

玉璧

玉璧是一种中央穿孔的扁平状圆形器物，是良渚文化玉器中单位面积最大的器类，在后世演化为祭天的专用玉礼器，是良渚文明中重要的祭祀礼器，影响比玉琮更为深远。玉璧自早到晚体现出追求圆大和精致并重的器形变化趋势，彰显出其日益重要的地位。良渚遗址中出土的一些玉璧上刻有似人似鸟的图纹，据考古学家推测，这种鸟纹可能代表着可以“通神”的巫师。

玉钺

玉钺也是良渚玉器中的重要器类，被认为是王权或军事统帅权的象征物，主要出土于高等级的男性墓葬。玉钺形似斧，但宽而短，尤其是它的刃部，宽且带有弧度，往往超过器身，整体上呈“风”字形。玉钺早期是武器，在后期玉钺超越了武器的范畴，是象征权力的一种权杖性的法器。反山十二号墓出土的象征王权的“钺王”，器身两面都雕琢着凌驾于飞鸟之上的完整神人兽面纹饰，是“王权神授”的直白表露。

神人兽面纹

神人兽面纹是良渚玉器最主要的纹饰主题，直观地体现了良渚人对神的崇拜，是良渚文明的标志性符号。完整的神人兽面纹上部是神人形象，中间是食肉目的面目，下部是鸟纲的利爪。神人脸面作倒梯形，重圈为眼、宽鼻、阔嘴，头上戴有羽冠；上肢形态为耸肩、平臂、弯肘、五指平张叉向腰部；下肢作蹲踞状。在神人的胸腹部以浅浮雕突出威严的兽面纹，重圈为眼，宽鼻、阔嘴、嘴中有獠牙。同时，神人及兽的身上密布着卷云纹。这种人与兽复合、人在复合中处于显要与主导地位的纹饰，展现了环太湖地区早期稻作文明阶段的信仰特征。神人兽面纹在良渚古城遗址内大量发现，也遍布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的分布范围，并且形象统一，形态稳定，在玉器上位居核心位置，应当是良渚先民共同尊奉的地位最高、乃至唯一的神祇，标志着当时社会有着高度一致的精神信仰。

开发与保护

开发

1981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抢救性发掘了吴家埠遗址并于当地设立吴家埠工作站。

1993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设立良渚工作站，主要承担遗址的调查勘探与发掘研究。

1994年，良渚文化博物馆开馆，用于传承和发扬良渚文化。

2007年，良渚古城得以发现并确认，良渚遗址考古自此步入都邑考古阶段。

2009年6月，在“大遗址保护良渚论坛”会议上，形成了《关于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良渚共识》。

2010年，良渚公园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入选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

2015年，发现并确认了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外围的大型水利系统。

2019年7月6日，中国良渚古城遗址经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次日，良渚古城遗址公园正式对外开放。自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以来，良管委不断扩大遗址申遗的社会效应，最大限度发挥世界遗产、“千年文明圣地”的吸引力，将遗址周边的景点进行串联，推出独具特色的文化旅游路线，宣传推广良渚文化与良渚公园。

2019年9月1日，良渚遗址入编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正式启用。

2019年12月16日，良渚遗址申遗成功后的首次专场文化旅游推介会在上海如期举办，推介会上举行了良渚公园项目推介以及古城研学产品推介，良渚公园还和中青旅、携程集团、东运航空国际旅行社等订立了合作协议。

2020年9月26日，浙江省省内百家旅行社走入良渚古城遗址活动在公园内举办，余杭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向旅行社介绍良渚遗址旅游线路，旅行社代表和公园订立了合作协议。

保护

1982年，余杭县设立良渚文化遗址管理所，主要负责开展遗址保护与巡查等工作，自此良渚遗址有了第一个专门的保护管理机构。

1995年，《良渚遗址群保护规划》正式公布，划分出良渚遗址重点保护区、一般保护区以及建设控制地带，良渚遗址保护步入了依规划管理阶段。

2001年，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获批建立；同时，规格为正区级（副厅级）的杭州良管委获准设立，主管遗址管理区范围内的文物保护、城市规划、经济开发与社会治理，以“文物特区”的模式推进大遗址的科学保护与有序治理。

2002年，良渚遗址保护专家咨询委员会成立，为遗址的科学保护提供了智库支持。同年，杭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了《杭州市良渚遗址保护管理条例》，为遗址的保护管理提供了更为规范具体的法律依据。

2004年，余杭区首创文物保护机制，对因良渚遗址保护有所损失的农民、村集体和单位进行经济补偿。

2007年，《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2008—2025）》基本形成并部分实施，2013年正式公布实施。

2013年，余杭将可能破坏遗址安全的近600户农居、59家企业向外迁出，并严格按照考古成果开展古河道整治，同时净化周围水体，恢复周边自然生态环境。

2013年，《良渚古城遗址保护管理规划（2013—2025）》开始编制，并于2017年公布实施。同年，由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历史建筑研究所主编的《杭州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正式发布，规划面积111.53平方千米，其中保护范围42.03平方千米，为有效保护良渚遗址提供了科学依据。

2017年年初，《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划定方案》开始编制，并于年底公布实施，是针对2015年新发现确认的外围水利工程遗址制定的、以空间管控措施为主的专项规划。

2017年，良渚街道编制了《余杭区良渚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规划》，为保护区域的历史建筑、延续区域历史文脉同时完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产业结构发展、打造生态宜居城镇等提供了系统的行动指南。

2018年，余杭区区政府印发了《良渚遗址农村私人住房外迁鼓励补偿办法》。同年，余杭区制定“富村惠农”双十条新政，推进环境卫生、村容秩序、配套设施、景观风貌等整治提升行动，全覆盖推进127个精品村建设。次年，良渚街道获评“环境综合整治省级样板”。

作为中国江南潮湿地域的典型土遗址，良渚古城遗址遗存本体大都长期处于自然保存状态，遗存本体十分脆弱，极易受到雨水冲刷、潮湿侵蚀和风化作用等自然因素影响。为此，遗产地主要实施了五个方面的保护举措：凡经考古发掘的遗址在无法提供揭露展示保护技术的前提下，一律实施保护性回填；搬迁占压在遗址本体上的建构筑物后，遗产地及时实施复耕复绿，增加植被覆盖率，尽量将雨水冲刷的影响降至最低；在不破坏遗址、不妨碍考古工作持续开展的前提下，对确需揭露展示的考古遗址点采取建造非永久性建筑“保护棚”的方式予以保护；组编专家咨询委员会，组建专业研究机构，开展湿地环境中的土遗址保护技术的研究与现场实施技术的探讨，开展专项课题研究与现场实验；设立良渚遗址遗产监测管理中心，主要承担遗址的安全监测和日常巡视。

文化内涵

良渚古城遗址的文化内涵主要体现在区域性国家文化、遗产文化、艺术文化（玉器文化）和农耕文化。

区域性国家文化

良渚古城遗址通过考古发现，遗址呈现“内城——城墙——外郭城”层次分明的向心式三重空间布局，与历史时期“宫城——皇城——外郭城”的三重结构相似，彰显了传统社会等级的“秩序”建设、凸显了权力中心的象征意义，是中国乃至当时东亚地区早期城市规划的典范。这种城邦格局凸显了良渚古城遗址作为环太湖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所存在的一个早期国家的权力中心地位，展现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曾经存在过一个早期的区域性国家。同时，良渚古城遗址的三重空间为不同群体的生活空间明晰了边界，同时界定了不同的社会等级。良渚古城遗址的城邦三重结构与社会阶层结构则进一步凸显了一个早期国家的社会特征。因此可以说，良渚古城作为早期国家形态的产物，揭示了早期国家意欲借助空间秩序的规划，建立和强调权力的中心场所、明确社会的阶层差异。这一维护和强化社会分级的空间规划手法，与“藏礼于器”具有异曲同工之意，在其后5000年的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史上不断获得体现，于中国古代社会后期渐成范式，并在东亚地区文明发展史上获得传播。

遗产文化

遗产是良渚古城遗址的独特文化标签，良渚古城遗址汇聚了城门、城墙、分等级墓地、祭坛、宫殿、王陵、外围水利系统等重要遗址，完整呈现了良渚古城遗址作为新石器时期一个早期区域城市文明的全景，这也使得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玉器文化

良渚古城遗址出土了大量形式多样、工艺精湛的玉器，尤以“玉琮王”和“玉钺王”为代表，在中国史前玉器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良渚的玉文化与其祭祀礼仪，可以视作中国礼制文明起源。遗址内出土的玉器与中国玉文化的源起息息相关，古代礼制思想也在玉器上得到了充分展现。良渚时期，一种建立在等级分化基础之上的规范化用玉制度已经形成，表明这一时期社会的生产力、阶级结构和意识形态都发生了转变，环太湖地区出现了区域性早期国家。其中，良渚古城遗址出土的玉琮、玉器、良渚先民的制玉工艺、玉器上的神像等，是玉器文化和艺术文化的集中代表，承载了良渚时期的社会、经济、技术、艺术和精神信仰等方方面面的历史信息。

农耕文化

良渚古城遗址的农耕文化集中表现在农业劳动的象征、高水平农业生产技术等。考古发现的成果证明了以火耕、水等技术为代表的原始稻作农业技术，在良渚时期不断发展并成为了成熟的生产技术，诞生了大量功能迥异的各类农具。同时，良渚时期形成了大面积的稻田和水田，为考古学提供了重要资料，也促进了考古学界对良渚文化稻作农业的认识。长江流域的中下游地区，是目前所知的稻作农业的原产地，稻作驯化始于一万多年以前，发展到良渚文化时期，稻作水平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良渚文明的核心区环太湖流域，并未发现黍、粟等旱作农业品种，稻米是良渚先民唯一的主食，这是良渚文明区别于中国及世界其它文明的重要特征之一。

重要荣誉

参考资料

遗址概况.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遗址官网.2023-04-29

预约系统.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官网.2023-04-29

国务院关于公布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官网..2023-04-29

杭州第19届亚运会火种在良渚古城遗址公园成功采集.央视网.2024-02-16

杭州第19届亚运会火种在良渚古城遗址公园成功采集.新华网.2024-02-16

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发布 良渚遗址群确认遗址点增至350多处.今日头条.2023-12-03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最早8日可参观 如何预约看这里.中国网.2023-04-29

1日正式启用!良渚遗址入编《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国新闻网.2024-02-18

良渚遗址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杭州市余杭区委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2024-03-26

杭州14个省级优质综合公园公布!家门口的美景别错过!.澎湃新闻.2024-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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