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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志

《人物志》是汉末政治家刘劭所著,时间在220-236年之间,即曹丕曹叡()父子改革传统选举制度的时期,共三卷十二篇,隋唐志及四库全书将其归类为子集名家类,是一本杰出的人才学理论著作。在汉末魏初风云动荡的时代背景下,人物品评风气发生很大变化,受当权者重视个人实用价值影响,作为上层官僚的刘提出了系统总结人才学理论,对不同人的情性、才能、品格、能力进行分析和品鉴,提出了识别人才、因才施用的方法。

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十二篇,继承先秦两汉人才思想、人物品评理论,论述人物品鉴的难处,提出了人物识鉴的方法,构建了人物评价体系,提出了十二流业,针对识鉴误区提出了解决方案,定人物物品鉴的重要性,关注情性,把其视为德、才的基点,分析人才各得其职、各守其位的重要性。简言之就是,识鉴人才有二难,二难导致七谬,针对七谬提出八观,人各有志,要把人才放在最适合的位置上。

《人物志》是两汉以来人才品鉴学说的集大成之作,总结了人物评价的思想、标准,罗列了人物评价的客观方法,思想内涵丰富,诸如美学思想、政治哲学思想、人才与教育测评思想、儒道名法兼综思想等,肯定人物品鉴的重要性,关注情性,把其视为德、才的基点,认为不同情性会影响其才能的发挥。最早提出人物审美品评理论,开启魏 晋时期人物审美品评、审美品味的先河,继承了两汉以来的学术思潮,影响了魏晋及以后的学术风格对后世作品的人物形象创作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不仅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人才学著作,也是世界上人力资源学著作的首创。

成书背景

成书时间

《人物志》共三卷十二篇,成书时间存疑,但王晓毅教授认为《人物志》的创作时间在220-236年之间,即曹丕曹叡(叡)父子改革传统选举制度的时期,曹魏政权从察举到九品中正人才选拔制度变迁。五凉时期敦煌人刘昞为其作注,《人物志》才得以保存流传

时代背景

汉代的选官形式是察举征辟,官方意识形态下的人物品评风气是以“德、才”为中心,民间人物品评风气是以“材、名”为中心,只有有声誉、有名望才能当官,既重视道德、也重视个人才华,但道德评价更为重要,导致有才之人不得重用,权力集中于“名士”,是否有名望仰仗名士的点评。

汉末魏初,天下纷争,君臣关系错位,点评出现弄虚作假、唯权是举风气,一些有家国情怀的士人阶层开始转变品评之风,推崇道德节操的同时,更重视人的才性气质。但由于外戚、宦官集团的暴力干涉,使得对个人的评价又开始转向重名轻实。

建安时期,传统的选拔人才方式如考察道德习性被重视个人才能取代,人才的实用价值更受统治者关注。曹魏统治者的思想由汉代重德轻才转向重视唯才是举,人物审美由道德向风韵转变,东汉清议之风盛行,名士对个人才性的品鉴扩展到对政治的批判,受到当权者打压,魏晋的时代精神为由清议转向清谈的“玄学”之风,玄风大盛。人才的辨识、培养、分类受到统治者关注,作为上层官僚的刘劭关注人物品评和人才评价,《人物志》由此诞生。

内容

第一部探究选材用人的杰出专著,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本人才学理论著作,是分析考察士人人品、鉴识人才之方法与经验的纯理论性著作,分上中下三卷十二篇,目的是为统治者提供识人用人之术,涉及人物识鉴的理论、技术环节,以“隐性”的方式表达了对识人定名这一行为的谨慎态度。《人物志》一书不是把焦点对准被考察之人,而是把焦点对准考察行为本身。继承先秦两代人才思想及人物品评方法,以完整的理论框架区分和品鉴各类人物情性、才能、品格、能力,系统提出识别人才的方法。结合阴阳五行之说将以内在德行观人和外在形貌观人结合构建人物评价体系,吸收了当时的骨相品鉴风气。评价人物时继承儒家“中和”的传统中庸之道,同时主张考察人物时需先观察是否具有中和、平淡的气质。

开篇 《九征》指出鉴识人才的难处,提出人的本质与性情的关系。人的内在品质表征于外在容相的现象,以五行区分人的材质,体现在五行金、木、水、火、土对应体相骨、筋、气、肌、血,对应五性弘毅、勇敢、文理、贞固、通微,对应五常仁、义、礼、信、智。构建起自己的人物评价体系,指出人的资质、个性、容貌各有所出。从人物外在表现出来的神、 精、筋、骨、气、色、仪、容、言九个方面观察人的内在品质。

《体别》中主要体现“中庸之德”,这里的中庸不是做人做事”差不多“的意思,而是五德、九征具备,成为”圣人“,就是什么都做到最好,还指出兼材与偏材之人具备的不同品行,表明君主要学会识人用人,臣民要有自我认知。《流业》则是对人才职业进行分类,立足于政治现实,总结两汉以前人物品鉴理论,出于政治治理需要,把人才品评为十二流业,包括清节家、法家、术家、国体、器能、臧否、伎俩、智意等,以德、法、术为分类标准,结合个人特征、能力、 优缺点、适合职位进行分析,如前三者指仅有德、法、术其中之一的材能,国体指三材皆备。

刘劭反思月旦、品评风气,主要体现在《接识》《八观》《七缪》中,写出识鉴人才有二难:人才本身有复杂性,识鉴者有不同的主观性。二难导致七谬误区,针对七谬提出八观,《接识》中批评人在识鉴人物时,常以自己的才识去度量他人,犯自以为是的错误,缺乏公度性,说明其他视角的重要性,应有多个视点的参照、多个维度的考量,心目中理想的识人之人是“兼材之人”《七缪》中总结了识鉴人物时常常出现的七个方面的谬误,涉及察誉、接物、品质、论材等对人才的成长、发现、培养、使用理论进行论证,具有朴素唯物辩证法思想,系统总结了汉魏以来的人才学思想和理论。

在 《材理 》《流业 》《材能 》《利害 》等篇章中多次分析人才各得其职、各守其位的重要性。

思想

具有多种学术思想,是上接汉末清议下启魏晋清谈的重要过渡阶段,融合儒家、名家、法家、道家等思想,由具体人事推衍到抽象玄理,开启魏晋清谈玄学的世风。

人才测评思想

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系统的人才测评理论,在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刘劭认识到人是可以被测评的,因为个人情性 、才质不同 ,所以能力大小 、任政情况也有所区别。受当时风气影响,结合阴阳五行学说,认为人先有形体,后有精神,人的才与性在有了形体之后产生;在进行人才测评的过程中,运用联系与发展的观点,认识到身体素质与性格、性格与能力是有联系的,应整体看待;人的才能是不断发展的,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各不相同,认识到人成材的时间有早晚之分,要用动态发展的观点进行测评;提出了测评的评定标准,即个人有无限发展,个人情性、才能的测评就要具体化、多元化。关注测评结果的可靠性、一致性和稳定性,要反映被测者一贯的真实特征。

儒道名法兼综思想

《人物志》兼容儒道名法各家思想,是多家思想的杂取之作。总结了汉魏以来争论不休的才性之辨,《人物志 》中的儒家宗旨是“中庸 ”,恪守儒家传统伦理,将中庸之道视为提高道德修养的途径,将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与德相联系,将五常与道相结合,对儒家思想进行改造。书中引用老子学说解释圣人中庸之德,用道家的无名来解释儒家的中庸,出现了玄学色彩,将 “道 ”作为贯通传统德的根本,串联儒家伦理与道家的 “自然 ”。《人物志 》整篇在厘定名实关系问题,在隋唐志中均被列入名家,在分类的基础上,列举人才的特征及优劣。从人材学角度调和儒、法、道三种思想的矛盾,《流业篇 》中, “儒学 ”“法家 ”均被纳入人才范畴,《材能篇 》指出“立法之能,治家之才也。“总的来说,儒道名法各家思想所占比例并不等同,根本思想还是儒家思想,只是借道家思想解释儒家概念。

政治哲学思想

《人物志》的政治用途很明显,就是为君主指出识才用才的途径。书中提到:“兼德之人”,是中庸之才,可以为君;“偏杂之材”,只能为臣。这里的兼德指九征俱至,成为“圣人”才能为君;偏杂之材包括兼材与偏材,兼材指具备仁义礼智信中的一种道德准则,具备九征但不完善,偏材指具备五德或九征的一种。人为君或为臣是因为天赋的秉性,个人德性的不同导致在治理国家中扮演的角色也不同,君臣有别。君主的美德是“中和”“中庸”,要学会去“任人”“使人”。臣子个人的才能不同,就要量力授官,位人以才,发挥个人长处,如“清节家”掌管教育,“法家”主管刑法,在君主的领导下,长短互补。

美学思想

借鉴汉代的阴阳五行学说,刘劭把人的本体与才性、”气“与才性相联系,阐释了本体、才性这类的抽象问题,关注人才品评,对人物品评由先秦以来的以品德为中心转化为关注个人才性和审美。反映了儒家乐论中“和” 美学理念,体现在肯定儒家构建理想政治的“入世”思想,如任用贤才、推行仁政、以礼乐约束道德,最终恢复天地、人心、伦理和谐有序的理想社会。通过探讨了儒家乐论的“和合”认识到个体的和谐状态是其才性和审美呈现不同形态的基础。《人物志》的美学思想还体现在自然平淡,一方面,借鉴阴阳五行学说,在“气”与人和合的美学体系中实现政治与审美融合,追求政治审美和人物审美的融合与统一,另一方面,借鉴味觉美学《道德经》不争的政治美学思想,反映个体才性与人物审美中和和政治功利与政治审美中和。

影响

《人物志》吸收儒道名法思想精华,总结了两汉以来的骨相学说、人伦鉴识等品鉴理论,开魏晋时期人物审美品评、审美品味的先河。

《人物志》影响了魏晋南北朝之后出现的文学批评专著对文学人物形象的分析,如陆机的《文赋》、刘勰的 《文心雕龙》、钟嵘的 《诗品》等,既有文学印象,还包含人物形象,《文心雕龙》中,将诗拟人化,把“风骨”运用到文学批评中;《诗品》中评价诗及诗人推崇“风骨”与辞采并重。

三国演义》《水浒传》形象创作也借鉴了刘劭 《人物志》写作方式,即针对不同人物刻画不同形象特征,《人物志》对于人物的点评启发了后世小说评点中对人物形象性格描写的分析。

《人物志》“英雄”审美形态影响了小说 《世说新语》的创作,如“雄”用于人物审美,突出人物的壮美,“英”用于突出人物的俊美,以“风骨”来描绘人物形象。

《人物志》也受到国外学者关注,如美国心理学家施莱奥克曾将《人物志》翻译成《人类能力之研究》并出版,《人物志》不仅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人才学著作,也是世界上人力资源学著作的首创。

评价

美学家、哲学家宗白华认为《人物志》虽然是一部为政治服务的鉴人之书,但它在本质上仍表现出对更高境界的美的追求。

牟宗三评介为:是一部很有系统的妙著,品鉴的论述,我们可以叫它是‘美学的判断’或‘欣趣的判断’。

哲学家李泽厚《人物志》更具理论性,它明显的服务于政治, 功利性很强,是中国古代最早系统地研究人物才能和个性的心理学著作,同时又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和哲学色彩。

学者袁济喜评价《人物志》从“情性”出发的论人理论摆脱了两汉时期的神学色彩,具有时代进步性,对于人性的解放、美学的独立“至关重大”。

朴学大师章太炎评价:“后汉子书朋兴,讫魏初几百种。然其深达事理者,辨事不过《论衡》,议政不过《昌言》,方人不过《人物志》。

版本

现存抄本有两本, 其一为由阮逸女作序的明抄本。其二为乾隆四十一年的清抄本,又名“四库全书本”。

明代

传播度较广的一是明正德版本,二是明嘉靖版本。《人物志》最早的明刻本于明正德(1506-1521)发行,保留了刘劭原文和刘昞的注释,郑旻依据正德本于隆庆六年(1572)重刊,刘用霖据隆庆本于万历十二年(1584)翻刻,汉魏丛书本是程荣校明于万历二十年(1592)发行刊本,广汉魏丛书本是何允中于明万历二十年( 1592 )发行的刊本,墨海金壶本则是爱新觉罗·颙琰十四年 (1809 )发行的校刻本。明代发行本多集中于万历年间。

明嘉靖(1529)版本,刘昞的注释章节损毁严重。万历五年(1577)李芮思益轩本据嘉靖版本翻刻,明万历十年 (1582 )的两京遗编本是根据思益轩本翻刻的。

清代

清朝文渊阁四库全书抄本(乾隆四十一年 1776)是根据万历本翻刻而来。爱新觉罗·旻宁二三十年(1843)的钱熙祚校刊本-守山阁丛书本是根据明朝墨海金壶本刊刻,光绪五年(1879)的王谦德堂刊本-辅丛书本是根据道光年间的守山阁丛书本刊刻的。

民国

民国六年(1917)郑国勋发行的龙溪精舍丛书本是根据清道光年间守山阁丛书本刊刻的,上海商务印书馆于民国十年根据明正德刊本影印了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中华书局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出版的四部备要本则依据明朝两京遗编本翻刻。

当代

2007年-2011年,这一时期出版了《人物志》的译注及解读,如2007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扬新平等人译注的《人物志》;2009年,中华书局、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武汉出版社分别出版了由梁满仓伏俊琏、秦云侠译注的《人物志》;2011年有陈洋编著的《人物志》全解、诸葛瑾主编的《\u003c人物志\u003e的智慧》出版发行。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