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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高考

恢复高考

恢复高考，是指1977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的事件。

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高考招生考试制度停滞多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主管教育工作的邓小平于1977年8月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并当场决定恢复当年的高考招生工作。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确立了招生要求、报考条件、考试时间、考试方式等内容。10月21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对恢复高考的消息进行了报道，并提出了“广开言路，早出人才”的口号。

在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后，大都欢欣鼓舞，踊跃报考。至1977年底全国约有570万青年参加了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由于年龄差异、职业差异、文化基础的差异形成了师生同考、叔侄同考、兄弟同考、夫妻同考、姊妹同考的场面。为此，经过邓小平提议，国家计委、教育部决定扩大招生，通过对通用型专业和国家急需的专业的扩招，最终共扩招6.3万人，扩招比达29.3%，最后录取人数为272971人。

1977年的高考是在“两个凡是”还没有被打破的情况下恢复的，恢复高考有力地推动了拨乱反正的进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同时，恢复高考为青年人提供了平等竞争的机会；社会重新树立起尊重知识、尊重教育的风气，激发了中国青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积极性；为国家选拔了大量优秀人才。此后，高考一直对中国的经济、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稳定等多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1977年任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的刘道玉在接受采访时称：我觉得恢复统一高考功在当代，利在干秋，是非常了不起的的。

事件背景

取消统一高考

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确立了高考制度，极大地提高了国家选拔人才的效率。1963年6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持不懈地好好组织学生参加生产劳动》，指出“由于片面理解教学为主的原则，有些学校忽视了组织学生参加劳动的工作。强调组织学生参加劳动是教育工作中一项长期的根本任务，要通过劳动培养热爱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1964年9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组织高等学校文科师生参加三夏四清。到1965年底,全国有395所高等学校的师生32万余人参加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在阶级斗争运动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师生参加劳动、学校半工半读、学生参加阶级斗争运动等都成为教育的重要内容。同时，对于学生的出身愈发看重。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此后教育被认为是受到了资产阶级统治、“黑线统治”，要求不能再继续办下去。

1966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通知指示，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和选拔相结合的办法。这个通知的发布，标志着自1952年以来实行的全国统一高考制度的取消，尽管通知指出取消高等学校的招生考试，并未取消高校招生，但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都陷入瘫痪或“停课闹革命”的阶段，高校招生实际上已不可能，自此统一高考被取消长达十年之久，高校招生停止六年。

直至1970年7月，根据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指示，成立国务院教科组，主管原教育部和国家科委的工作，高校开始恢复招生，部分高校以“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的方式进行招生，主要的招生对象为工农兵学员，但由于学员文化水平参差不齐，以及需要额外进行劳动，导致教学质量欠佳，很多学生入校后还需要忙于阶级斗争，毕业时仍达不到中等专业学校文化水平。由于没有经过文化考试，致使所招学生基础不一、参差不齐，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中国出现了人才断层。相较于同期的发达国家，中国的科学技术和教育落后了20年。

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通过了由张春桥、姚文元插手的会议《纪要》，命令废除高考，《纪要》除要求严格执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方针”外，还提出“两个估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大多数教师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此后，“十六字方针”和“两个估计”成为金科玉律。

呼吁恢复高考招生制度

1975年，周荣鑫拟定了《教育工作汇报提纲》，但因批判运动的来临而告败，他本人也在1976年4月12日被“四人帮”迫害致死。随着1976年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政治形势重新走上正轨，社会发展亟需大量人才。1977年6月29日至7月29日，在山西省太原召开了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但会议仍然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束缚，会议中起草的《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仍然维持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做法，以“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办法，并将方案送报中央。

同年，7月17日，第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恢复了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国务院副总理等重要职务。复出后的邓小平，主动要求分管科学教育工作。8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邀请了40多位教育界专家和官员，会议上武汉大学的查全性指出了大学招生制度的重要性，指出当时招生制度的弊病。查全性的发言引起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邓小平当场表态：“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由于当时招生工作会议已结束，邓小平决定重新召开一次招生会议。

事件过程

重开招生会

遵照邓小平的批示，教育部于1977年8月13日至9月25日在北京重新召开了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会议针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恢复考试”“如何认识毛泽东对考试的批评”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于9月15日将会议总结报告《关于一九七七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送审稿)呈送邓小平。在总结报告中，由于1957年以来逐步升级的“左”的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四人帮”的影响，关于报名的政治条件，即政审标准十分苛刻，邓小平将其全部抹掉，改为“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还提出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条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条是择优录取。此外，关于积压十年的社会知青的报考资格问题，以及所引发的年龄界定、婚姻情况，邓小平也都一一拍板决定，放宽政策。

高考招生制度恢复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主要内容是：招生对象为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尚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20岁左右，不超过25岁，未婚。报考条件是政治历史清楚，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革命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在校的高中学生，成绩特别优良，可自己申请，由学校介绍参加报考）；身体健康。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坚持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实行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市、自治区批准的办法。报名时可根据自己的爱好和特长，按学校和系科填写2~3个志愿。考试分文理两类，文科类考政治、语文、数学、史地；理科类考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报考外语专业者需加试外语。由省、市、自治区拟题，县（区）统一组织考试，录取新生时，优先保证重点院校。政治查主要看本人表现。招生工作于第四季度进行，新生于1978年2月前入学。至此，统一高考制度得以恢复，施行7年的推荐招生制度正式被废除。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为标题报道了1977年9月25日结束的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的消息，同时配发评论《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提出了“广开言路，早出人才”的口号，明确指出要纠正轻视文化知识的倾向。次日，《人民日报》又发表教育部负责人就高考问题的答记者问，在报道中对报考条件增加了一段文字，即“要注意招收1966年、1967年两届的高中毕业生”，希望以此让曾经失去高考机会的人通过高考实现上大学的梦想，同时也希望通过扩大招生范围招到更优秀的学生。

空前的高考大军

到1977年，积压的1966届、1967届、1968届三届中学毕业生已经达到1000余万人之多。1968年12月号召知青上山下乡后，到1978年上山下乡的知青达到1623万人。还有“文化大革命”时期初、高中毕业后留在工厂和农村的学生，十年积压的学生总数达到3000万。《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传开后，人们奔走相告，欢欣鼓舞，特别是那些从1966年起因为高考的取消而失去进入高校机会的上山下乡知青。

在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后，大都欢欣鼓舞，踊跃报考。一时间，书本、教材，甚至是50年代的中学课本，都成为珍贵的物品，回归课堂的教师们也再一次感受到教师的劳动被社会承认所带来的心理上的愉悦和满足。至1977年底全国约有570万青年参加了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冬天进行高考，成为中国恢复高考唯一的一次。由于年龄差异、职业差异、文化基础的差异形成了师生同考、叔侄同考、兄弟同考、夫妻同考、姊妹同考的场面。由于报考人数过多，还造成印刷试卷的纸张不足。为了不增加群众负担，中央决定每个考生收5毛钱，其余由国家负担；印考卷没纸，就先调印《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纸印考卷。

1977年招生考试情况

由于高考中断已久，有的省区选取一个县，先行举办了恢复高考的试点，如广西壮族自治区便在1977年11月在百色市举行了恢复高考的试点考试。其次是各个省市自治区组织考试、地区组织评卷。且由于各个省市的考试时间不一样，当年，文件仅规定“招生推迟至第四季度进行”，并未确定具体时间，许多省市的考试时间也因为前期准备工作不同而有所不同，多数是在12月中旬，但具体日期不一致。此外，文件规定“1977年的新生于明年2月底前入学”，但大多数省市快马加鞭准备和实施高考和录取，也未能赶在2月底以前入学，多数高校实际上是在1978年的3月初入学。

相对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用推荐的招生方式招收的工农兵学员，恢复高考所招收的新生的文化知识水平是很高的。上海市革委会科技组对1977年分配到上海科技系统的大学毕业的工农学员进行了一次考试，考题都是中学学过的基础知识，考前还给了他们复习时间，结果多数人的成就都不理想还有交白卷的。在1977年的高考中，有的考生达到了大学一二年级的文化水平。北京外国语学院考生在笔试的基础上，被选拔参加口试的人数大大超过了招生名额，许多考生不仅能用英语与老师对答，还能纠正老师的错误。

原来计划招生人数是20万人，录取率是1%，结果1977年全国最后实际考生数量为570万人。

经过邓小平提议，国家计委、教育部决定扩大招生，通过对通用型专业和国家急需的专业的扩招，最终扩招本科2.3万人，各类大专班4万人，共扩招6.3万人，扩招比达29.3%，最后录取了272971人，按考生比例来算，是21：1，录取率为4.8%。此外，1977年大学还开始试招走读生。由于扩招匆忙，还复办了许多专科学校，以至于许多复办的师专没有校舍，临时寄居师范学校，甚至借用小学的教室上课。

进一步恢复与发展

思想解放

1977年虽然恢复了高考，但在关于高考的一些重大问题上还存在认识上的分歧。1977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红旗》杂志发表教育部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文章批判了“两个估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出“两个估计”仍然束缚着教育工作者和知识分子的革命积极性。随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各大高校和教育战线掀起批判“两个估计”的高潮，长期以来束缚人们的“两个估计”失去了往日的效用，知识分子和教育工作者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解放。

高等院校的恢复和发展

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高等教育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许多高校被撤销、合并、搬迁、分散，共减少了106所高校。恢复高考后，恢复和发展高等院校已经成为教育战线的当务之急。

1977年5月27日，教育部发出恢复西南政法大学的通知，1977年12月15日，国务院批准撤销“中央五七艺术大学”的建制，恢复了原有的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戏曲学校，并由文化部直接领导。同年，还恢复和建立了黑龙江省商学院、郑州轻工业大学、齐齐哈尔市轻工业学院、辽宁建筑工程学院、肇庆师范专科等学校。1978年4月1日，国务院又批准恢复和增设55所普通高等学校。这55所院校中，包括恢复1971年前后被撤销、裁并的院校13所，新增设院校42所。

1978年高校招生工作

由于1977年恢复高考较为紧迫，没有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暂由各省、市、自治区命题题统考，各省、市、自治区命题，标准不一致，给录取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在1978年的招生工作中，实行全国统一命题，由各省、市、自治区组织考试。为了指导各类考生复习应考,教育部组织编写了《一九七八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复习大纲》。

在此基础上，《关于一九七八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实行全国统一命题，由省、市、自治区组织考试、评卷。分文、理两科考试。全国统一考试定于7月20日至23日举行。考生较多的省、市、自治区在全国统一考试前是否进行初试，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决定。

其次是招生条件的改进，由于1977年录取的1966届、1967届高中毕业生年龄大，已婚的多，还有的考生入学不久就要求结婚。1978年，没有再限定招收高中毕业生的比例，在年龄上规定：26至30周岁的高中毕业生和具有高中毕业文化水平的优秀青年，及1966届、1967届高中毕业生，仍可报考。另外，《意见》规定：各高等学校要积极举办专修班，主要招收年龄超过二十五周岁的考生，学制一般定为两年，有的专业根据需要也可定为三年。这样既能够快入快出，又符合年龄偏大的考生的心愿。高考也成为了知识青年返城的突破口，返回城市的知识青年参加高考，使得1978年的高考招生人数中知识青年的入学人数猛增至27.1万人。

此外，1978年还恢复和发展华侨、港澳台青年和少数民族的招生工作。1978年6月1日，教育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决定恢复广州华侨补习学校。7月7日，国务院批准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教育部《关于接收华侨、港澳学生回国和到内地升学的意见》，成为恢复高考后第一个关于招收华侨、港澳学生的文件。文件对华侨和港澳学生申请报考、考试等作出了相关规定，并且提出对归侨要一视同仁、不得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中国血统的外籍学生回国升学也参照这个办法办理。1979年又提出了注意录取台湾青年，要求高等院校要注意录取台湾青年、港澳青年和归国华侨青年。

意义与影响

政治意义

1977年的高考是在“两个凡是”还没有被打破的情况下恢复的，恢复高考有力地推动了拨乱反正的进程，在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六中全会之前，恢复高考成为准确、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典型，成为扭转“左”的思想、破除“两个凡是”的突破口，成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开端，成为全国思想解放的先导，同时也是改革开放的先声，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社会意义

恢复高考后，招生采用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原则，使原来走后门、找关系上大学的风气为之一变。恢复高考改善了社会风气，为青年人提供了平等竞争的机会，有效遏制了“走后门”现象和徇私舞弊的风气，在分数面前做到“人人平等”。

恢复高考后，中国的社会重新树立起尊重知识、尊重教育的风气，激发了中国青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积极性，在《人民日报》刊发题为《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胜利结束》的电讯稿中称：通过考试，极大调动了广大青年的学习积极性，形成了空前未有的为革命刻苦学习的热潮。各地中小学都普遍采取措施提高教学质量，学生勤奋学习的生动事迹大量涌现。许多工厂工人、商店职工、机关干部、学校教师和农村青年业余自学的空气更浓了，收听广播讲座的青年非常踊跃。

此外，通过文化考试，择优录取，为国家选拔了大量优秀人才。高考后毕业的学生们走入社会和各行各业也促进了中国的社会流动，大量农村学生转入城市成为城市居民，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许多毕业后的学生走上工作岗位，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有利于社会的逐步稳定。许多人的命运也因此而改变，1977年参加高考的学生中李克强、王毅、周强等人在30年后身居要位；陈平原、朱学勤、张鸣、朱苏力等人成为学界领袖；张艺谋、梁左、罗中立等人则成了文艺界大腕；屠光绍、易纲、李东生、孟晓苏等人在经济界“呼风唤雨”。

恢复高考不仅是国家拨乱反正的重要举措，也使得中国培养人才走向健康的轨道，在中国社会由乱而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此后，高考一直对中国的经济、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稳定等多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但高考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在此后几十年的时间里，社会几乎只把高考成绩作为唯一标准，高考负担过重的现象也随之出现。为了改变仅凭高考成绩单的单一、片面的评价模式，编为多面、多元的评价模式，中国高考进行了持续改革发展的道路。

事件评价

2020年，刘道玉在接受采访时称：我觉得恢复统一高考功在当代，利在干秋，是非常了不起的的。

2021年，时任世界工程组织联会会主席的龚克作为恢复高考的亲历者，称：从恢复高考开始，我们走上了一条不断改革、不断调整，以适应人民群众发展需要的改革之路。

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大学士木工程学院教授陈政清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达学生，他说：“恢复高考，如一声惊雷，点燃了我们那一代年轻人实现梦想的激情。”

2017年，恢复高考40周年之际，时任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的刘海峰接受媒体采访，称：恢复高考制度成了拨乱反正的风向标，标志着一个可以通过公平竞争改变命运的时代来临。高考制度的恢复使教育恢复了正常秩序。

《中国教育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时发表文章，称：恢复高考是中国改革的先声，出国留学是中国开放的前奏。自此，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时代和国家的最强音，科教兴国逐步确立为党和国家的发展战略。

参考资料

刘道玉口述：亲历1977年恢复高考决策.澎湃网.2023-08-29

恢复高考：拉开伟大历史转折的序幕.中国青年网.2023-08-29

中国教育报回顾高考恢复40年：为国家公平选才作出历史贡献.澎湃网.2023-08-29

扎根中国大地奋进强国征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3-08-29

《恢复高考的历史实录：难忘1977》.豆瓣网.2023-0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