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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弗兰克

安妮·弗兰克

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本名安内莉斯·玛丽·弗兰克（Annelies Marie Frank,1929年6月12日-1945年2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大屠杀中最著名的犹太裔受害者之一，二战中犹太人避居生活的记录者。安妮·弗兰克1929年生于德国法兰克福，纳粹上台后她随家迁至荷兰阿姆斯特丹；希特勒占领荷兰后，安妮一家为躲避迫害开始避居生活，终于1944年被纳粹抓捕，后于1945年逝世于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安妮·弗兰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占领荷兰期间避居生活和集中营生活的经历者，她以文字记录了1942年至1944年全家避居阿姆斯特丹的日子，为其代表作《安妮日记》（The Diary of a Young Girl）。此书于她去世后经其父亲整理出版，是“全世界最多人阅读的一百本书之一”。1999年6月，美国《时代杂志》将安妮·弗兰克评为“20世纪世界上最具有影响力的100名人物”之一。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安妮·弗兰克，1929年6月12日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商人家庭。家庭成员包括：父亲奥托·弗兰克（Otto Frank），母亲伊迪斯·侯兰德（Edith Hollander），年长安妮 3 岁的姐姐玛格特·弗兰克（Margot Frank），安妮是家中次女。安妮一家都是犹太教改革派（犹太教分支）的信徒，其父母均为虔诚的犹太教徒，鼓励小孩从小进行阅读。1934年前，弗兰克一家生活在法兰克福的多恩布什区，一开始住在马尔巴赫区（Marbachweg area），后来搬到了名叫诗人角（The Poets` Quarter）的小公寓。

1933年3月，阿道夫·希特勒所领导的纳粹党于德国国会选举中胜出，犹太人在德国的处境每况愈下，成为了纳粹种族清洗政策的靶心之一。因此，为了自身与家人的安全，奥托在1933年移民至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伊迪斯在1934年2月带着孩子们至阿姆斯特丹与奥托团聚。奥托在阿姆斯特丹经营一家名为奥佩克塔的果胶公司，一家人住在阿姆斯特丹近郊的一座公寓里。

然而，战争的局面持续扩大和恶化。1940年5月10日德国入侵荷兰，荷兰随即被攻陷。一向以中立著称的荷兰也越发危险。在荷兰期间，安妮入读蒙特梭利教育学校。1942年6月，安妮13岁生日时收到了父亲的生日礼物，是一本带小锁的硬皮笔记本。安妮随即开始用它记录生活琐事，在其中安妮也描述了德国占领荷兰后社会上所发生的变化。

为了躲避纳粹的迫害，奥托曾试图安排全家移民英国或美国，但终因为签证和动荡的国际局势未能成行。1942年7月5日，弗兰克家接到纳粹当局的文件，召唤玛格特去劳动营。弗兰克一家终于在1942年7月6日不得不过起了暗无天日的“地下生活”。

日记生活

1942年7月6日，弗兰克一家将动身前往藏身处。这个藏身处位于阿姆斯特丹王子运河的奥佩克塔公司办公室上方的一个平台进入的三层楼高的空间。奥佩克塔公司曾是奥托自己的公司，但因为犹太人的企业有可能被没收，奥托已经与它进行了切割。这个避难所被称为“后屋”（secret annex），是个比较隐蔽的地点，是大楼秘密增建的部分，入口被一个书架挡住以掩人耳目。只有几个公司里的员工知道他们藏在这里，其中就有后来拾得安妮日记本的贝普·福斯库尔、秘书梅普·吉斯。这些人也冒着生命危险为藏匿在此的犹太人家庭提供必要的生活物资和时局信息。此后，安妮在后屋中共生活了761天。

1942年11月，范·佩尔斯（Hermann van Pels）一家和牙医弗里茨·普费弗尔（Fritz Pfeffer）也加入了“后屋”的躲藏生活。佩尔斯是奥托·弗兰克的前同事，普费弗尔则是弗兰克家的熟人。在这里生活他们只能尽量小心、谨慎，不随意走动或大声说话，因为在“后屋”之外公司仍在照常运行。在这个狭窄而窘迫的空间里，安妮对佩尔斯太太等人有过一些抱怨。但后来，她发现自己对彼得·佩尔斯（佩尔斯太太的儿子）产生了一种难以确定的迷恋关系。她有时也会在日记中流露出对姐姐玛格特和母亲伊迪斯的不满情绪。但在整个后屋的生活中，安妮始终与其他人处于紧密联系的关系中。

避居期间，弗兰克姐妹两人其实都希望有朝一日重新回到学校学习。安妮花了很多时间在阅读和写作上，经常撰写和编辑她的日记。除了叙述事件的发生，她还写了自己的感受、信念和抱负。早些时候，安妮的理想是长大后当一名演员，所以她在“后屋”的墙上贴了很多电影海报。但是随着躲藏时间的增加，她开始树立起成为一名写作者的理想，并坚持在日记本上进行写作。在1944年4月5日（星期三）的日记中她写道：

安妮的写作活动一直持续到1944年8月1日，日记的最后一篇。在日记的最后一页，安妮·弗兰克写道：“心存善念，鼓足勇气。”他们一家在1944年8月4日被捕。

集中营岁月

1944年8月4日早上，德国党卫队保安处接到告密，帝国保安部党卫队高级队长卡尔·西尔贝鲍尔（Karl Silberbauer）带领一支警察小队突袭“后屋”，其中藏匿的弗兰克一家、范·佩尔斯一家、普费弗尔以及帮助藏匿他们的公司职员全部被捕。犹太人们先被抓进监狱，后又被转移到荷兰东北部的威斯特博克（Westbork）中转营。

随后，弗兰克一家被驱逐出境，他们被从威斯特博克乘火车运至位于波兰南部的奥斯维辛集中营（Auschwitz）。在奥斯维辛，亲卫队强行将车上的男性与女性分开，奥托·弗兰克与家人们至此彻底分别，未再相见。安妮从此也没再见过她的父亲。在奥斯维辛，无劳动能力者和儿童会被送到毒气室杀死，安妮很快得知了这件事，但她此时已经15岁，被迫进入劳动营地，伊迪斯和玛格特也和她在一起。集中营中环境极为恶劣，缺衣少食、疫病横行。1944年10月安妮和玛格特被重新安置在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Bergen-Belsen），而安妮的母亲伊迪斯则被留在奥斯维辛。1945年1月6日，伊迪斯死在奥斯维辛。1945年初，包括斑疹伤寒在内的多种疫病在卑尔根-贝尔森营地蔓延，造成大约一万七千名囚犯死亡。玛格特和安妮就是其中的一员。有目击者称，玛格特从帆布床上摔下来，受惊吓而死，安妮也在几天后去世。但是两人的具体死亡时间无法确认。据2015年的相关研究及一些目击者回忆，玛格特和安妮可能去世于1945年2月。也有观点认为她们死于1945年3月，就在英国军队于1945年4月15日解放卑尔根-贝尔森的几周前。

人物成就

安妮·弗兰克的代表作即她记录避居阿姆斯特丹时所撰写的《安妮日记》，此书是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犹太人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代表性文学作品，也成为“全世界最多人阅读的一百本书之一”。

成书历程

1945年，苏联军队解放了奥斯维辛，奥托·弗兰克被解救了。他是“后屋”中避难的犹太人中唯一的幸存者。二战结束后，奥托·弗兰克一度打听过家人的下落，最终得知妻子和女儿们都已经去世。之前，弗兰克一家的朋友梅普·吉斯在盖世太保突袭的“后屋”中捡到安妮的日记，在战后交还给了奥托。奥托将日记略微删节，以《后屋》（The Secret Annex）为名，在阿姆斯特丹于1947年6月首次出版。1950年，海德堡的兰伯特·施耐德（Lambert Schneider）出版社将日记译成德语出版，第一次只印刷了4500册，很多德国书商都不敢把它放在橱窗里。1952年，日记以《安妮·弗兰克：一个少女的日记》（Anne Frank: The Diary of a Young Girl）之名于美国和英国出版。这本书很快就受到全世界读者的广泛阅读，今日已被译成70种文字。这是《安妮日记》的成书历程。

日记内容

《安妮日记》真实地记录了弗兰克一家、范·佩尔斯一家和牙医弗里茨·普费弗尔等8名犹太人为躲避纳粹的迫害，在“后屋”中所度过的长达两年的避居生活。这是一本在禁闭的控制和死亡的威胁之下所写出来的少女日记。实际上整本日记是以写给“凯蒂”（安妮对日记的称呼）的信组成。难能可贵的是，在如此艰难无助的环境下，安妮始终都怀有对生活的希望，对美好未来、自由生活的憧憬：“纳粹从她的生活中夺走了自由。但是直到她去世于卑尔根-贝尔森前的几个月，她生命中的兴趣、这兴趣给她所带来的希望，还有她的生存意志始终没有抛弃她。”

在日记中，安妮写到了一些纳粹统治时期犹太人受歧视的生活境遇。比如在1942年6月24日，她写道：“现在我才觉察到乘电车，尤其是坐敞篷车有多么舒服。但是这种享受对我们犹太人来说已不复存在。”

她写到被迫受困的苦闷和恐怖：“我说到我们决不能外出的时候，不只是感到憋闷，我很怕我们会被发现和枪毙。”

她写到避居时的一些人际烦恼：“范丹先生和我老是吵翻脸。妈妈总是把我当做小娃娃，我可受不了。”

她也写到战时新闻给她带来的情绪波动：“不到一个钟头，失望随着喜悦而来，而且超过了喜悦。土耳其并未参战，该国部长只是谈到即将放弃中立。”在1944年6月9日，她写道：“登陆形势大好！盟军攻下了法国海边的小村庄贝叶，显然是想切断瑟堡所在的那个半岛。每天晚上，战地记者都谈到军队所遇到的困难，将士的勇敢和高涨的士气……我们从英国广播公司听说，温斯顿·丘吉尔想要和军队一起登陆，只是由于艾森豪威尔和其他将领的劝阻而作罢。想想看这样一位老人具有多么大的勇气！他肯定已有七十高龄了。”

到了日记后期，她的写作日渐成熟，开始从日常的生活中发现一些抽象的主题：“人的精神多么伟大，可是行为多么渺小！”“爱，爱是什么？我想爱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爱是理解一个人，喜欢一个人，和他分喜分忧。”

可以说，安妮的日记以一位少女的视角，表现了二战时期遭受暴力与苦难之犹太民族的心路历程。它不仅是记录生活琐事的一本小小日记，更是一本以文学形式出现的重要历史文献，是犹太民族心灵的真实写照。

日记版本

奥托·弗兰克将《安妮日记》分为A、B两个版本。安妮一开始所写作的原版为版本A。1944年3月，她听到荷兰流亡政府在伦敦的广播节目，流亡的荷兰教育文化及科学部部长博尔克斯泰因（Gerrit Bolkestein）广播说他会建立一个公共的资料库，以记录德占期间荷兰民众的真实生活。这件事鼓舞了安妮。她因此进行了第二次写作，并整理之前的作品——为了日后将日记出版。这形成了后来的版本B。1947年奥托·弗兰克就是在版本B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删改，增加了一些版本A中的内容，修改了日记中的一些拼写错误，还将其中涉及到安妮个人隐私和对其父母婚姻的一些批评的段落删去，此即《安妮日记》以《后屋》之名最初出版时的版本，现在一般被称为版本C。1986年，荷兰国家战争文献研究所发表了评论版的《安妮日记》，其中有对安妮日记A版和奥托删减版日记的比较，还有关于弗兰克家和日记的其他历史资料。2000年后，奥托私藏的5页批评安妮父母的婚姻关系和安妮母亲的日记也被公布，逐渐增入最新出版的日记中。2018年，得益于新技术的帮助，A版日记中被胶糊住的两页也被公布于天下。

人物评价

随着《安妮日记》在全球范围内的读者日益增多，安妮·弗兰克渐渐被认为是纳粹大屠杀受害者的代表或象征。

1961年，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说：“纵观历史，在人类经受重大痛苦与死亡的时代为人的尊严发声的众人之中，没人比安妮·弗兰克更有说服力。”，“她的幽默、她的人性和她的希望，照亮了那些被笼罩的心灵。那些追求权力和统治人类灵魂的人的意志笼罩了这些心灵，这种意志剥夺了人们在和平、宽容和自由中生活的权利。”

1952 年《安妮日记》英译本在美国出版，由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夫人作序，她称日记是对安妮精神的最好纪念，也为全世界致力于和平的人们树起一座丰碑。

1999年1月14日，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签署安妮·弗兰克宣言时说道：“安妮・弗兰克所写的那些不朽的句子已经鼓舞了不同年龄、不同宗教和不同民族的人们，但这其中反响最大的是年轻人。如果安妮・弗兰克，在那个人间炼狱里都能够设想一个更美好、更和平的世界，能够憧憬一个没有痛苦和迫害的未来，今天的我们当然也应团结一心，使那一天早一些到来。”

1999 年 6 月，美国《时代杂志》将安妮·弗兰克评为“世界上最具有影响力的100名人物”之一。《时代杂志》的编者罗杰·罗森布拉特（Roger Rosenblatt）认为：“安妮·弗兰克日记燃起了所有人对她的热情，她使人们认识到大屠杀、反犹太主义，也使人们认识到她的童真、善良、仁慈，更成为现代世界的精神象征——不论是在受着各式各样影响的个人精神道德，还是在坚定人类对生存的渴望与未来的憧憬上。”“她的声誉所以能长存不朽，主要是因为她具有高度文学水准。不论什么年龄来看，她都是一个水平极高的作家，能在当时残酷的现实环境下写出了如此优秀的作品。”

菲利普·罗斯（Philipe Roth）曾将安妮·弗兰克形容为弗兰兹·卡夫卡“失散的小女儿”。

后世纪念

1955年，《安妮日记》被改编成剧本在纽约演出，获得普利策奖和其他奖项。1959年日记又被拍成电影，女主角温特斯（Shelley Winters）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此后温特斯将此奖金捐给安妮·弗兰克纪念馆。1956年10月，话剧《安妮·弗兰克日记》在德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奥地利和瑞士这四个德语国家的七个大城市同时上演。在法国，日记由乔治·纳孚改变成剧本，演出轰动了整个巴黎。

1957年，奥托·弗兰克和一些阿姆斯特丹的民众成立安妮·弗兰克基金会（Anne Frank Stichting）。他们将“后屋”所在的奥佩克塔公司大楼改建为安妮·弗兰克之家博物馆（Anne Frank House），并且于1960年5月3日开始向公众开放游览和访问。他们还收购了附近的其他建筑，用于存放《安妮日记》和展览大屠杀编年史。此地现已成为阿姆斯特丹的重要旅游景点之一，它在2005年创下了接待96.5万名游客的纪录。安妮·弗兰克博物馆还在网上提供有关安妮的各类信息，并在2005年前往欧洲、亚洲及美洲的32个国家举行国际巡回展览。

1963年，奥托与他的第二任妻子马尔科维茨成立了一个总部位于巴塞尔市的慈善组织：安妮·弗兰克基金会。奥托去世后，他的遗愿是将《安妮日记》的版权全数捐给基金会，并要求每年将版权收入中的$80,000瑞士法郎交给其继承人。超过此数的收入将交由基金会保管，用于基金会认为值得投资的项目上。基金会也为国际义人组织提供资金援助，同时致力于反对种族主义的宣传。他们在2003年曾将安妮的部分手稿借给美国大屠杀纪念馆作公开展览。

1995年，一颗于1942年被发现的编号为5535的小行星被命名为“安妮·弗兰克之星”。

1997年，安妮·弗兰克教育中心于法兰克福多恩布什区开幕，地点是弗兰克一家在1934年之前所居住的地方。这一教育中心致力于强调人权，促进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之间的对话。

人物争议

自《安妮日记》被大规模阅读以来，有关日记作者的身份和日记内容真实性的争论一直存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质疑之声开始出现。

1957-1958年，挪威和瑞典的一些法西斯主义期刊刊登了对日记真实性最早的攻击。他们认为《安妮日记》的真实作者是美国记者和小说家梅耶·莱文（Meyer Levin）。

1958年，质疑日记真实性的人干扰了维也纳上演的《安妮日记》舞台剧。他们否认安妮其人的真实性，要求找出当年带头突袭“后屋”的盖世太保军官。1963年，西蒙·维森塔尔（Simon Wiesenthal）找到了前党卫队军官西尔伯鲍尔，此人对逮捕弗兰克一家人的事情供认不讳，还在一张照片上认出了安妮·弗兰克。此事暂时平息了对安妮·弗兰克身份的质疑。

在欧洲，否认纳粹大屠杀的人从未停止对《安妮日记》的攻击，他们认为《安妮日记》是伪造的，奥托·弗兰克是骗子。这些人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来自欧洲各国的法西斯主义主义者。这些人在否认日记真实性的同时也几乎都否认纳粹大屠杀的发生，否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有600万犹太人被纳粹杀害。借助攻击《安妮日记》这一著名文本，他们希望改变纳粹党在人们眼中的邪恶印象。这是安妮·弗兰克之家等主流媒体的看法。

为此，奥托·弗兰克曾多次展开诉讼。1959和1976年，奥托曾三次发起对日记质疑者的法律诉讼，被告人为洛塔尔·斯蒂劳（Lotahar Stielau）、海因里希·布德伯格（Heinrich Buddeberg）、海因茨·罗特（Heinz Roth）、恩斯特·勒莫（Ernst Römer）等人。1980年奥托·弗兰克去世，《安妮日记》（包括书信和文稿）按他的遗愿转交给荷兰国家战争文献资料馆。1986年，该馆对日记进行科学鉴定，确认其为真品。1990年，德国汉堡地方法院也对日记加以确认。

1983年5月，美籍学者夏志清在《明报》撰文称：“《少女日记》（即《安妮日记》）很可能不是安妮·弗兰克自己的作品，而是他父亲奥托·弗兰克同人家合造的赝品。《安妮日记》当年太轰动了，刚出纸面本我就读了，连剧本也看了。为了查一查《少女日记》出版日期，我在哥廷根大学图书馆卡片目录上找到一本书，揭发《安妮日记》是伪造的。奥托·弗兰克生前从不把女儿的日记示人，究竟一共有几本日记簿也大成问题。我们在报章杂志上看到安妮的字迹，也是不一致的。奥托1980年去世，死前曾上过西德汉堡法庭，法官认为日记四册之一是用圆珠笔抄写的，而在1941-1944年间，荷兰国都根本还买不到圆珠笔。至少这一部分日记是安妮·弗兰克死后伪造的。按道理，此项消息大有新闻价值，但《少女日记》是大战后第一本反纳粹、同情犹太人的畅销作品，美国出版界一向是同情犹太人的，竟把消息封锁。《纽约时报》、《时代周刊》皆不载此事，至今每年还有很多人到安妮·弗兰克荷兰故宅朝圣去……安妮·弗兰克已变成了犹太人民族浩劫的神圣象征。”这种说法可以看作很多非纳粹主义的日记质疑者的代表。

1991年，罗伯特·弗里森（Robert Faurisson）和西格弗里德·威贝克（Siegfried Verbeke）出版了一本名为《安妮日记：一种批评方法》（The Dairy of Anne Frank: A Critical Approach）的小册子，宣称奥托·弗兰克撰写了日记，还指出日记内容的诸多矛盾处，比如躲在“后屋”的可能性、写作风格与年龄之间的差异。1993年12月，安妮·弗兰克纪念馆和安妮·弗兰克基金会向法院申请禁止该书在荷兰传播。1998年12月9日，阿姆斯特丹法院禁止任何否定日记真实性的出版物，违者罚款25000盾。

2006年，德国东部马格德堡附近发生了一起当众焚烧《安妮日记》的事件。同年七月，德国联邦刑警局发布声明，指出日记并非伪造。2007年3月8日，舍内贝格地方法院以“煽动民众”和“诋毁对死者的纪念”的罪名判处涉案者缓刑九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