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幕府
江户幕府（日文名：江幕府、英文名：Edo Bakufu），又称德川幕府，是德川家康于庆长八年（1603年）在江户（今东京）建立的幕府政权，庆应四年（1868年）被推翻，历时265年，共十五代将军。
关原合战之后，德川家康确立了自己在日本的统治地位，庆长八年（1603年）德川家康接受后阳成天皇的任命在江户城成为第一代征夷大将军，江户幕府成立。庆长十年（1605年）德川家康把将军之位让给德川秀忠，自己退居骏府城担任大御所幕后统治，开创了大御所和将军的二元政治制度，也宣告了将军之位在德川家族的世袭。元和元年（1615年）德川秀忠在德川家康的指示下颁布《武家诸法度》和《禁中并公家诸法度》以巩固政权；并效仿德川家康让位于其子德川家光，以大御所身份操控政权。宽永九年（1632年）德川秀忠去世后，德川家光掌握实权，相继发布锁国令和宽永令以强化幕府权力，并规范了兵役制度，使得江户幕府的幕藩体制日趋完善庆安四年（1651年）德川家光去世，德川家纲、德川纲吉先后就任第四、五代将军。德川家光父子时期是幕府从武断统治向文治过度时期，出台了许多温和性政策。其后德川家宣、德川家继两代将军亦是如此，此时期被称为历时一百年的“德川和平”时期。享保元年（1716年）德川家继夭折后宗家血缘断绝，御三家之一的纪伊藩藩主德川吉宗成为第八代将军，通过“享保改革”一系列政治、经济等层面的举措，改善了幕府财政危机问题，使得幕府再度中兴。德川吉宗于延享二年（1745年）辞去将军之位担任大御所，长子德川家重成为第九代将军。德川家重于宝历十年（1760年）将将军之位传给长子德川家治后第二年去世。德川家治时期为了振兴幕府财政老中田沼意次展开了改革，史称“田诏改制”，但是改革并未改变现状并且使情况更加恶化。天明六年（1786年）德川家治离世，德川家齐任第十一代将军，德川家齐时期老中松平定信展开了宽政改革。1837年“大盐平八郎”起义，德川家齐于天保十二年去世，德川家庆任第十二代将军，在德川家庆的信任下老中水野忠邦针对幕府经济方面的问题展开了“天保改革”嘉永六年（1853年）美国佩里率舰队驶入东京湾，史称“黑船事件”，翌年签订《神奈川条约》锁国政策瓦解；同年，德川家庆离世德川家定任第十三代将军，德川家定身体赢弱仅执政五年后就离世，德川家茂于南部晴政五年（1858年）任第十四代将军，1863年德川家茂上洛打破了日本历史上二百九十多年不觐见天皇氏的历史；庆应二年（1866年）德川庆喜任第十五代将军，在法国公使鸠摩罗什的建议和援助下，吸取欧式制度进行幕政改革，设想建立一个以德川家族为中心的统一权力结构。同年底，一直支持公武合体，反对倒幕的孝明天皇暴毙，使德川庆喜维护幕府政权合法性的美梦幻灭。1868年鸟羽、伏见之战推翻了江户幕府的统治。
江户时代的日本统治着除虾夷地（今北海道岛）以外的日本群岛，北海道地区大部分都并未开拓，琉球王国（今冲绳县）也是独立王国。封地在一万石以上的大名，其领地及行政机构就称为“藩”，江户幕府前后存在诸藩计有五百多个，平均各个时代所存在的藩大概有二百七十个，号称“江户幕府三百藩”；根据日本学者的统计和推算，享保六年（1721年）时日本全国人口达到3128万，西方学者的测算数值则为2600万。政治上是以幕府为中心的封建制度，幕府实施了严格的等级制度和地方行政管理，以确保政权的稳定和控制力，此外，幕府还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来控制和平衡大名（地方领主）的权力，以维持国家的统一和安定；外交上实行锁国政策，但是仍然与中国、荷兰、朝鲜等国家有贸易往来；经济上消除了战国时期对于农民的多重剥削，国内经济水平发达，出现了许多商业城市，商品经济发达，国内有金、银、铜钱等三种不同的货币同时流通；商品经济的发达带动了文化的繁荣，在江户时代朱子学成为官学，艺术蓬勃发展出现了浮世绘、歌舞伎等闻名世界的艺术形式。
命名
日本史学家青山忠正提出，“幕府”一词在幕末时期才逐渐被世人使用，之前对于将军的政府多称呼为“公仪”“公边”。
江户幕府，又名德川幕府，其名称来源于德川家康在赢得关原合战之后为自己建造的居城江户城，故名为江户幕府，又因其统治家族的姓氏也被称为德川幕府。
历史
德川崛起
德川家族原姓松平，乃是清和源氏的新田氏支流，上野国新田郡新田庄得川乡得川义季的后裔，因入赘三河国加茂郡松平乡领主松平氏而改姓松平，是足利市将军在三河国的代官。松平氏三代当主松平信光时期，由于参与平定三河国叛乱而得到室町幕府赏识，遂得以安排其子孙在西三河各地做了小领主，后派生出十八个分家，史称“松平十八家”。
应仁之乱后，日本进入战国时代，骏河今川家实力扩张，松平家于今川氏的对决中屡落下风，直至松平家七代当主松平清康继位后，才继续开始扩张，并于享禄三年（1530）统一了整个三河地区。松平清康死后其叔父松平定信夺取了权力，松平清康之子松平广忠转而寻求今川氏保护。今川氏当主今川义元出兵扶持松平广忠继位，并在松平广忠死后逐渐取得了三河地区的控制权。而松平广忠之子德川家康则在元服后由下赐的“元”字改名松平元信，后改名松平元康，始终处于今川氏的控制之下。
桶狭间合战后，今川义元败亡于织田信长之手，松平元康深知今川氏继任者并不可靠，遂于织田信长达成联盟，同年改名为松平家康。永禄七年（1564年），松平家康彻底统一三河，之后向朝廷申请改谱将自己的姓氏改为“德川”，改名为德川家康。此后德川家康跟随织田信长对各地大名进行征讨，相继获得了远江、骏河等地。织田信长在本能寺之变中身亡后，德川家康又得到了甲斐国和信浓地区，丰臣秀吉成为关白之后将德川家康移封关东，领地达到了250万石，德川家康苦心经营，势力壮大，在丰臣秀吉侵略朝鲜之际德川家康没有出兵保住了自己的力量，并且成为丰臣秀吉五大老之首。
关原之战
丰臣秀吉死后按照他的遗言国家的治理应该由“五大老”德川家康、前田利家、毛利辉元、上杉景胜、宇喜多秀家“合议”；丰臣秀吉的领地和其他“算用”由德川家康和前田利家总揽，由此建立了“后丰臣秀吉体制”。这个统治体制让没有参加对朝战争保存实力的德川家康实力得到了再一次扩充，丰臣秀吉在时脆弱的政治体制瓦解，德川家康与丰臣秀吉生前近臣石田三成开始了对抗，石田三成刺激官僚阶层对于德川家康的不满情绪。石田三成起初煽动过前田利家与德川家康之间的矛盾，前田利家是丰臣秀赖的监护人，他自始至终都在支持丰臣秀赖，这让他与德川家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石田三成并没有得逞，因为双方都知道按彼此的体量发生斗争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1599年4月底前田利家去世后德川家康没有了顾虑开始更加专横了起来，同时石田三成也成功策反了毛利辉元，最终形成企图独裁的德川家康一派与拥戴丰臣秀赖的石田三成一派等两个集团。
9月石田三成率领的8万西军东征，9月8日石田三成的西军占领了德川家康曾经的大本营伏见城，9月11日德川家康派遣了一支队伍沿着东海道行进，命自己的儿子德川秀忠带领三万人横扫中山道，并且命令两支队伍在美浓国集结。9月26日东军占领了岐阜城，德川家康看到西军占领了岐阜城后率领3万大军奔赴前线。最终在10月21日双方在关原地带相遇，起初西军占据优势，但是西军负责扑向德川家康后方的小早川秀秋却临时倒戈，扑向了西军，最终西军溃败，石田三成一派被德川家康全歼。关原合战后德川家康的领地又增加630万石，形成一家独霸的态势。
关原之战的胜利确立了德川家康的霸主地位，他为了在法律上确保自己的统治地位决定恢复幕府统治并于1603年被后授予征夷大将军的称号，在江户成立幕府，江户幕府（又称德川幕府）时代正式拉开序幕。
德川家康时期
庆长十年（1605年），为了确立将军之位世袭的原则，德川家康将自己的征夷大将军之位让给了儿子德川秀忠，自己当了“大御所”，移居骏府城，在幕后以“自由的身份”统治全国，也让德川秀忠确立自己的将军威严，开启了将军和大御所二元政治
攻陷大坂
虽然将军位置让给了自己的儿子，但是其实权依旧掌握在德川家康的手上，德川家康当时的心腹大患只剩下丰臣秀赖。丰臣秀赖的拥护者浅野长政，加藤清正，前田利长相继去世后丰臣秀赖为了武装自己招来了成千上万的浪人进入大阪城，其中一大部分是因为德川家康关原之战后重新分配领地而失去地位和财产的武士。面对丰臣秀赖的这一行为，1614年11月德川家康发动了对大坂的第一次攻击，对于大坂城实施了长达两个月的围城之后于1615年一月签订了和平协议，德川秀忠撤军回到了伏见，史称“大坂冬之阵”。但是签订和平协议之后不久，1615年4月德川家康对大阪再次发动了攻势，这次丰臣秀赖并没有抵挡住攻势，最终在德川家康进入大坂后丰臣秀赖及其母亲选择了自杀，丰臣家族灭亡，德川家族成为了日本实质上的最高统治者。
巩固
在消灭了丰臣家族的威胁之后德川家康开始筹划如何巩固与加强自己的政治地位，他为了削弱各大名的实力开始出台各种法令条文加以限制。大坂夏之阵结束后的第二个月幕府针对大名出台了“一国一城令”，即一个令制国由多个大名分割领有的情况下大名在这个令制国内只可选择一座城池来做大名的居城，如果一个大名的家领地跨越数个令制国的话可在其拥有的每个令制国内保留一座城池，其余全部拆毁。这一法令颁布之后三千多座城池被拆毁，只保留了170座，成功削弱了大名的实力。1615年德川秀忠在德川家康的策划下在京都伏见城召集了全国大名，发布了《武家诸法度》的第一条律令《元和令》，《元和令》中除了指示大名要鼓励习文练武之外，还规定了大名之前不可包庇彼此、包庇家臣，禁止结党，禁止修新城，遵守身份秩序，修缮旧城需要通过幕府同意，对幕府有觐见义务等等。《元和令》的颁布再次削弱了大名的军事实力，通过法令条文来限制了大名的日后发展。在《武家诸法度》出台后十天，德川家康和德川秀忠颁布了《禁中及公家诸法度》以限制朝廷的权力和削弱朝廷的政治影响力。
1550年开始西方传教士开始在传播天主教，到了1610年日本已经有了万天主教信徒，后来西方国家经常在日本境内发生冲突，打着传教旗号进行殖民活动，引起了德川家康的愤怒，最终在1612年发布了第一次禁教令，1612年的禁教令最初的范围是禁止在直辖领地传教，到了1613年禁教令的范围扩大到全国。元和二年（1616年）4月17日，江户幕府第一代将军在去世，享年75岁，遗体埋葬在骏府的久能山,1年后被改葬到下野国日光，谥号东照宫，神号“东照大权现”。
德川秀忠、德川家光时期
德川秀忠时期
元和二年（1616年），德川家康去世，二代将军德川秀忠正式掌握天下大权。为了有力统御大名，改易了福岛县正则等外样大名，并建立“御三家”；同时严格对待朝廷，将五女德川和子嫁给后水尾天皇。为政风格上，起用了酒井忠世、土井利胜等人担任幕府中枢的老中，发挥自己的领导风格。另一方面，德川秀忠对家臣、亲属，甚至朝廷管制都相当严格，对外贸易仅限于平户、长崎市两地。
同年八月德川秀忠颁布了《元和二年禁教令》，这条禁令要求全国上下禁止信教，铲除教会，并且规定除了明朝船只之外信教的外来商船只能在平户和长崎两地停泊与经商，这一禁令将禁教的范围再一次扩大，1619年到1635年之间估计有28万天主教徒遭到迫害。1620年幕府禁止日本人搭乘外国船只；1622年屠杀教士后次年驱逐了葡萄牙人；1624年禁止西班牙人入境日本。元和九年（1623年）德川秀忠让位于嫡子德川家光，德川家光成为第三代征夷大将军，德川秀忠入驻骏府城，作为大御所仍然掌握实权。宽永九年（1632年），德川秀忠去世，享年54岁，葬于江户增上寺，谥号台德院。
德川家光掌握实权
德川秀忠离世后，德川家光掌握了实权，政治上，德川家光确立了老中、若年寄、奉行、大目付的制度，并将幕府的现职将军定为最高权力者。宽永十年（1633年）德川家光颁布了第一道锁国令。这一道锁国令主要内容为禁止没有“奉书”的船外航；日本人不得乘坐没有得到幕府许可的船离开日本，居住外国超五年的日本人不得回国等。宽永十一年（1634年）幕府发出了第二道锁国令，禁止日本船只向外输送武器。同年，德川家光对“老中”和“若年寄”的职权做了规定，其中老中负责全国性工作，若年寄负责中央的事务。宽永十二年（1935年）日本禁止的第四条锁国令中禁止所有日本人和日本船只出国，并且不许任何在外国居住的侨民回国，军事上，同年发布第二道《武家诸法度》－－《宽永令》，将原来的13条增加到19条，对大名实行进一步的高压政策。经济上，在这一时期幕藩体制得以确立通过改作法、检地等措施，将领地作为“藩”直接经营的事业，并推行了确保年贡收入的“定免法”
宽永十一年（1634年）地带遭遇灾荒，农民濒临饿死，但是该地领主松仓重政依旧维持自己的高压政策，甚至迫害了许多不信天主教的农民。宽永十四年（1637年）10月岛原市群众发动了武装暴动，但最终被幕府军队镇压。“岛原之乱”的第二年，幕府颁布了最后一道锁国令，禁止一切船只进入，这道禁令严重影响到了葡萄牙在澳门的贸易，葡萄牙方面派出使团前去交涉，当葡萄牙使团到达时被幕府官员抓获并且在宽永十六年（1639年）八月处决了其中不愿意放弃天主教的57名葡萄牙船员，日本锁国政策正式落实。
宽永十四年（1637年）起健康状态日益恶化，幕政由“老中”主持，庆安四年（1651年）4月20日德川家光去世，葬于日光，谥号大院，享年48岁。
德川家纲时期
德川家纲执政后期由于身体原因老中酒井忠清专政，并在德川家纲去世后一度想拥立皇室成员当将军，德川家光死后，其与侧室所生的11岁长子德川家纲继任了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在酒井忠胜，松平信纲的辅助下镇压了浪人阶级的谋反，并且修改了不准收领养子的禁令，允许50岁以下的大名收领养子来继承家产。1663年幕府发布新的《武家诸法度》，即《宽文令》。《宽文令》除了增加禁止天主教和关于如何处置不孝子的法令之外还禁止了殉葬制度，并且提倡“仁政”，也废除了大名家眷扣留江户的人质制度。1664年德川家纲向大名颁发了领地证明书，加强了大名的权力基础。在德川家纲时期日本社会经济各方面快速发达，思想文化领域朱子学成为“官学”，许多藩都设立了讲授朱子学的学校。德川家纲于延宝八年（1680年）5月八日德川家纲去世，享年四十岁，因为没有子嗣，在其生前定自己的弟弟德川纲吉为继承人，在德川家纲死后德川纲吉任第五代将军。
德川纲吉时期
1680年德川纲吉任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对于儒学更为重视，除了自己钻研之外还向大名和旗本宣讲。天和二年（1682年），德川纲吉为整肃财政，设立勘定头差添役，任命佐野正因及与国领重次担任。德川纲吉设置“侧用人”一职，重用牧野成贞和柳泽吉保，疏远老中，实施独裁政治。德川纲吉禁止以前战国那种杀伐的风气，且推崇重视德行的文治政治，德川纲吉治世的前半部分被称为“天和之治”。1683年德川纲吉颁布了新的《武家诸法度》，即《天和令》。新的法令中将要求武士阶层“专心修炼文武弓马之道”改为了“厉行忠孝，重视礼仪”，这象征着随着幕藩制度的稳定，幕府开始从“武断”的统治向“文职政治”改变。为了整治国内贸易环境和防止金银流向中国和荷兰，德川纲吉在贞享二年（1685年）采用铜来代替金银，并且限制对中国和荷兰的贸易额，同年，德川纲吉为了拥有男性继承人反对杀生，前后发布了诸多如《怜悯生类令》等多个爱护动物令，禁止虐待动物以及自己斥资建造了动物收容所等，但是在德川纲吉后期由于行善寺庙和建造官邸幕府财政陷入危机，德川纲吉采取了降低成色来铸币的政策使日本境内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德川纲吉由于世嗣夭折，宝永元年（1704年）选其外甥、甲府城主德川纲重之子德川家宣为嗣。宝永六年（1709年）德川纲吉离世，德川家宣继任第六代将军，新井白石辅政。
德川家宣、德川家继时期
德川家宣在新井白石的辅政下实施了一些新的政策，比如取消了《怜悯生类令》；再次修改《武家诸法度》，颁布更提倡“仁政”的《正德令》增加了严禁官员收受贿赂的条令；减少幕府开支，调节与皇室的关系；整顿财政和贸易，铸造新币等政策。仅仅当上将军四年后，1712年德川家宣离世，三岁的儿子德川家继任第七代将军，其仍然由新井白石辅政，但是德川家继在1716年就去世了，新井白石的政策并没有得到持续推进。
德川吉宗
1716年年仅八岁的德川家继去世，出身“御三家”中纪伊德川家的32岁的德川吉宗在众谱代大名的拥立下登上将军位，任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继位时幕府财政濒临崩溃，德川纲吉的货币政策导致的通货膨胀并没有得到改善，德川吉宗是个实干派，反对新井白石的纯“儒学改革”，他从纪伊藩调来了此前的亲信但是并没有对他们特殊对待，这也为他之后所要采取的改革铺平了道路。
德川吉宗改革首先向幕府内部入手，德川吉宗提出通过削减需要依靠幕府养活的旗本武士的数量和规定新晋升的谱代大名身份不可世袭至下一代等等手段来降低幕府的财政支出。除了减少幕府开支外德川吉宗还鼓励开垦新田，1722年幕府颁布了《新田开发高礼》鼓励官僚和豪商开发新田，并取消了此前的禁止自由买卖土地的禁令；为了增加幕府财政收入德川吉宗从1722年－1730年连续发布《上米令》，要求大名年贡米收入万石者必须上交百石至幕府，并且改变了农村的估产定租制为定租制，将贡租率从“四公六民”改为了“五公五民”；为了预防像“明历大火”加强城市建设和管理在1720年组建了“江户町火消组”，组建了第一支直属政府的消防队；为了降低和稳定物价德川吉宗发布了《关于降低物价的建议》采取措施梳理流通领域，抑制不正当得利稳定了米价；1721年幕府命令各行业商人和工匠成立“株仲间”形成彼此互助、彼此监督的机制；1736年德川吉宗命令改铸通货，改变了金融混乱的局面；提出整顿社会风气，强化道德教育的政策，并且仿照明律编了有关法令和判例的汇编《公事方御判定书》构成了江户时代刑法的基础；为了缓和排外情绪和学习西方技术，1720年德川吉宗颁布了对待天主教的新方针“弛禁令”；1724年颁布了提倡节俭的“检约令”来限制当时的奢靡之风。延享二年（1745年）德川吉宗把将军之位传给了自己的长子德川家重自己退居幕后，德川家重成为第九代将军，德川吉宗移居西丸作为大御所辅佐德川家重。
德川家重、德川家治时期
德川吉宗原想长期辅佐德川家重，但是身体不支于宝历元年（1751年）6月20日去世，谥号有德院，合葬于德川纲吉的上野宽永寺。德川家重时代因为有德川吉宗推进的享保改革，初期十分安定，而德川家重也进行了几个独立的经济政策。宝历五年（1755年）因为农作物歉收，郡上藩农民反对藩主金森赖锦的增税、检地，要求免除劳役而掀起了被称为宝历郡上一（暴动）。同时，健康情况每况愈下的德川家重言语表答方式也越来越不清晰，德川家重的亲信大冈忠光被重用，侧用人制度再度启用。宝历十年（1760年）德川家重把将军之位传给了长子德川家治，翌年去世，葬于增上寺，谥号“惇信院”。
德川家治继位第十代将军之后也没有亲政，前期靠老中松平定信治理幕政，后期则靠田沼意次。田沼意次掌握实权的时候施行了一系列改革，史称“田诏改制”。改革内容为通过垄断商业利益和征收商业税来增加幕府财政；扩大对外贸易，金银大量流入，幕府发布了最初的定量计数银币－明和五银，还发行了一种素材为银，表示使用金单位的“二朱”的南镣二朱判，形成统一的货币体制。但是田沼意次的改革却加重了民间的贫富差距，遇到了“天明大饥”，更进一步加重了社会矛盾，并且田沼意次父子利用职务之变大肆受贿引起了德川家臣的不满。天明六年（1786年）8月25日德川家治病逝，仅过了两天田沼意次就被罢免老中职务。
德川家齐时期
德川家齐是“御三家”（田安、一桥、清水氏）中一桥治济的长子，德川家治生前子嗣夭折，在德川家治死后德川家齐成为第十一代将军，并且任松平定信为老中。德川吉宗死后幕府政权统治下的日本又一次陷入了危机，农民起义不断爆发，针对此情况，幕府也加快了推进改革的步伐。
宽政改革
1787年德川家齐任第十一代将军，此时夏初米价已经上涨了五到六倍，饥饿的穷人开始发动武装起义。1788年幕府财政已经崩溃，1722年－1780年积余的财富已被挥霍一空，为了填补巨大的财政窟窿松平定信采取了更加严格的“上米制”，并且进一步缩小了幕府的财政支出。在这一时期大量农民涌入了城市，使得农业收入大幅缩水，为了恢复农业收入幕府三次颁布了要求农民返乡务农的“旧里归农令”，并且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比如提供优惠贷款和提供农具费，甚至提供土地的政策。为了缓解通货膨胀，管控商品流通开展了全国性大生产，直接由幕府掌控商品的流通来调整物价，同时改变货币政策，使银币“二朱判”在日本流通。与此同时松平定信加强社会管控，开设了收容无业游民的劳动收容所，1790年出台了《出版统制令》禁止出版没有通过幕府许可的新书，并且不能出版任何讽刺幕府的书籍。加强朱子学的地位以控制人民思想，松平定信笃信“儒学”并将其他学派贬为“异学”，1792年将汤岛的圣堂改为昌平坂学问所，强调实用主义等等。1793年松平定信请辞，从首席老中之位退了下来。
民间大乱
宽政改革时期虽然幕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来缓解经济和社会压力，但是其主要目的还是增加幕府财政为基础，并没有将广大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幕府垄断了市场贸易让御用商人从中敛财，中间还发生了如天明大饥荒等重大灾荒，最终导致被剥削的农民和市民开始越来越不满。民间自由市场萌芽，例如在丝绸方面养蚕、缴丝、纺织三个部门出现了地区性的合作，除此之外许多日常必需品被单一个人或家族垄断的情况也出现了瓦解，人们开始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各地出现了许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性质的作坊。新兴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人对海外贸易起了浓厚的兴趣，经常通过虾夷岛的俄罗斯船只来走私商品。
在这一时期日本民间开始寻求变革，首先是想要摆脱幕府对他们的思想控制。农村精英阶级开始在各地兴办教育场所。摒弃儒学和佛教，推崇日本本土文化的“国学”兴盛，开始打破教育被武士阶级垄断的局面。与此同时研究和学习荷兰的风气也开始日渐兴盛，被称为“兰学”，平民阶级开始学习荷兰的自然科学、医学、军事学、世界地理、历史等学科，荷兰语词典的出版让更多的平民学习荷兰的技术，“兰学”的兴盛对于日本思想的解放有功不可没的地位。但是兰学很快被幕府打压，因为其涉及世界历史和地理的内容与幕府锁国政策相悖，所以幕府开始镇压民间进步分子，史称“蛮社之狱”。
1833年奥羽地区发生大饥荒，第二年发生全国性歉收与饥荒，1836年还未恢复元气的奥羽地区又发生了更大规模的饥荒，在这期间各地都开始爆发农民起义，其中影响力最深的是1837年在大坂爆发的大盐之乱。1837年二月，前任町行政管理处“与力”大盐平八郎在大阪无法忍受官僚阶级的腐败和不作为，以“一切都要按神武天皇氏的政策，宽宏大量地来办理”这样的政治改革为目标，发动近郊农民武装暴动，他们烧毁了特权商人的商铺和家屋，在几小时后这次起义就被幕府镇压。大坂是全国的后勤基地，大坂出现暴动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上下，同时也鼓舞了各地的农民阶级士气，大盐平八郎的政治诉诸也得到了全国的号召，全国各地纷纷爆发反对幕府，支持天皇的暴动。
德川家庆、德川家定时期
德川家庆
天宝八年（1837年）将之位让位给第二个儿子德川家庆，自己当了大御所掌握幕府实权，德川家庆为第十二代将军。天宝十二年（1841年）正月30日，德川家齐病逝，此前在政治斗争中胜利坐上老中之位的水野忠邦抓住机会，领导进行了改革，史称“”。
水野忠邦的改革首先从幕政纲纪入手，立下了不能报喜不报忧、鼓励举报上峰不当行为和积极进言建策等，要求官员以幕政为重。在经济上他发布了“株仲间解散令”和“降低物价令”来反对经济垄断；农业上提出一系列政策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要求农民厉行节俭、严禁奢侈；参拜“日光”和颁布“上知令”来重新建立幕府的威严，要求社会各界对幕府将军忠诚和服从。水野忠邦的天保改革主要是维护平民的利益，削减大名和旗本的利益空间，这使得天保改革遇到了大名和旗本的反对，德川家庆也随之与水野忠邦发生矛盾。
德川家定时期
嘉永六年（1853年），德川家庆去世，德川家定转任内大臣，兼任右近卫大将如故，并就任征夷大将军与源氏长者
早在1792年和1804年俄国政府要求通商的请求被幕府拒绝，之后俄罗斯便开始派遣军舰频繁骚扰北海道地带。1808年英国军舰“马车号”欲攻击长崎港内的荷兰人，1818年英国商船的通商请求再次被日本幕府拒绝，并在1825年出台“异国船打拂令”，其规定进入日本海域的任何外国船只都将被武力驱逐。
1853年美国由佩里率领的四艘蒸汽发动机军舰来到了蒲贺港，四艘战舰外观都是黑色喷漆，日本国内第一次接触外国如此庞大的铁甲军舰，这让日本上下都陷入了恐慌之中。佩里此行的目的也十分明确，就是要让日本打开国门，如果不从便对日本发动战争，幕府深知自己无法与之抗衡只得将回复时间延到了第二年。1854年彼得舰队再次来到日本，3月在神奈川县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条约中规定伊豆岛的下田与北海道的函馆作为美国船只停泊港并且派驻领事，并且规定单方面最惠国待遇等。之后各国开始效仿美国陆续与日本签订亲善条约，同年八月英国和日本签订《日英亲善条约》，12月俄罗斯与日本签订《日俄亲善条约》，1855年10月与法国签订《日法亲善条约》，12月与荷兰签订《日荷亲善条约》等。但是幕府此时并没有完全放开贸易限制，只是开放了几个港口给列强做休整之用，但是与外界的接触显然影响了日本国内的局势，1855年幕府开设了“洋学所”，1856年又在江户开设了专门学习外国书籍的“蕃书调所”，除了幕府和大名这些上层阶级开始学习之外底层人民也开始学习“洋学”，村塾的数量和规模也越来越大，更多的平民接触到了教育。
德川家茂、德川庆喜时期
德川家茂时期
1858年第十三代将军德川家定为先天性病弱和低能，并且没有生育能力，改革派支持聪慧的德川庆喜，但是谱代大名和朝廷官吏为首的主流派认为应立血统更为纯正的德川庆福（后来的德川家茂）为将军，此时美国逼迫幕府在通商条约中签字，这对于主流派来说是个威胁，所以主流派突然让井伊直弼任大老一职，并且开始清洗幕府内代表改革派的一桥派。井伊直弼上位后选定德川庆福为世子，并且在《日美通商协定》签字，1858年井伊直弼为了根除改良派推行了维持一年的恐怖政治，许多改良派大名退出幕府，约有69名倒幕武士被杀或者入狱。在安政大狱期间井伊直弼还与俄、荷、英、法签订了通商条约开放神奈川县、长崎市、函馆市三个通商口岸和承诺开通江户城与大坂两市。
德川庆喜时期
1860年3月，樱田门外萨摩和水户两藩的浪人阶级刺杀了大佬井伊直弼被拉开了倒幕运动的帷幕。樱田门外事件后长洲、萨摩、士佐三藩的浪人阶级为核心的，全国有志人士的合作以各种方式发展起来，他们起初的口号是“尊王攘夷”，虽然带有反对幕府的色彩但是并不是说要迅速推翻幕府，目的是通过“尊王”来团结国内一致对外。
在内外交困的时期幕府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展现出了将政权交还给朝廷的想法，此时幕府对强藩的控制力大不如从前，外样大名也想要话语权，于是朝廷、幕府、外样大名各自妥协的条件下开展了公武合体运动。公武合体运动与尊王攘夷运动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攘夷派鼓动天皇去推翻幕府被幕府发现后对攘夷派大本营长州和萨摩发动了大规模镇压。攘夷派在5月份和7月份分别攻击了美国和英国的船只让日本政府陷入了外交危机。
文久二年（1862年）7月，日本天皇的敕使大原重德来到江户城，传达了天皇氏的“睿虑”：任命德川庆喜为将军后见职（将军辅佐）、松平庆永为政事总裁职，主持幕府事务。德川庆喜上任后同松平春岳联手，在横井小楠的策划下进行改革，以图刷新幕政。主要内容有：1、缓和参勤交替制。废除大名必须在江户、封地逐年轮住的参觐交代，改为每三年到江户朝觐一次，且每次只有三个月。2、改革军制。参照法国军制重编步、骑、炮兵，并从荷兰采购军舰，振兴军备；同时派遣人材留学海外，研习近代军事思想。3、设置京都守护职。当时的京都聚集了一批以“尊王攘夷”为口号的下级武士、浪人，他们以“天诛”为名滥行杀戮，使京都陷于无秩序状态。一桥庆喜新任会津（今福岛）藩主松平容保为京都守护职，率精兵一千赴京，控制住局势；并藉此牵制朝廷的动向。4、改革学制，设置“藩书调所”（今东京大学前身），培养外交和西学人材。
1864年6月攘夷派内部在没交流好的情况下出兵京都，在攻入城内后被幕府军队打退，攘夷派领袖真木和泉和久坂玄瑞被杀，史称“禁门之变”，这件事也成为了朝廷向攘夷派进攻的借口，派幕府前去镇压。1864年8月，四国联合舰队炮轰下关，幕府第一次长征长州藩，长州藩投降，但是12月长州藩士高杉晋作在九州起兵反对幕府。1865年2月长州藩倒幕政权成立，同年四月幕府号召各藩前去讨伐长州倒幕政权。1866年萨摩藩与长州藩建立联盟，同年六月幕府发动第二次长征长州战争，但是这次幕府军队被打败，经此一战幕府威严扫地。1867年孝明天皇和德川家茂都已去世，德川庆喜继位第十五代将军，领导权的变化让政治环境更为混乱，幕府想要借法国之力重建威信，大名们想要建立保守的联合政权，朝廷和倒幕派则希望彻底推翻幕府统治，重启天皇政治。1867年德川庆喜在土佐大名的建议下辞去将军职务将权利归还日本天皇，但是之后仍然保有领地并承担宰相职务，这一举动引起了倒幕派的不满，1868年一月倒幕派占领皇宫，召开了一个会议，宣布新的政策，并且不允许幕府的支持者参加会议。会上宣布恢复天皇执政，按照“神武天皇时代”模式，废除幕府，没收土地降为普通大名。德川庆喜接受了这个宣言并且带兵退到大阪，但是德川庆喜的手下想要收复京都并在1月27日向倒幕派发起了最后一次冲锋，双方在鸟羽伏见进行战役，幕府军队溃败，江户幕府时代结束。
疆域
江户幕府的疆域大致与现在日本疆域相似，首府为江户，由九州岛、本国岛、四国、北海道岛（虾夷岛）组成。被分成200多个藩来治理。东部山地地区被称为东山道，被分为八个藩国；北部大陆地区为北陆道，被分为七个藩国；东部沿海地区为东海道，被分为15个藩国；京区域称为畿内，由五个藩国组成；北部山地地区为山阴道，分为八个藩国；南部山地地区为山阳道，分为八个藩国；南部沿海为南海道，分为六个藩国；西部沿海为西海道，分为十一个藩国。全国领土约3000万石，其中幕府掌握约四分之一的土地，约700万石，其中御三家掌握约300万石，幕府直接统领的约有400万石。江户幕府时期北海道地区大部分都并未开拓，琉球王国（今冲绳）也是独立王国。
政治
将军继承
江户幕府的将军通常情况下是由将军宗家继承，将军没有后嗣的情况下可以从“御三家”中的纪伊德川家和尾张德川家挑选将军，其中水户德川家按照德川家康的遗命水户历代宗主为“天下副将军”，即将军本宗的“监督者”，在将军昏庸无能时有权推翻将军。在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时期御三家与德川宗家血缘关系越来越淡，德川吉宗另立了御三卿来作为将军继承制的补充，御三卿与御三家一样拥有在将军本宗没有后嗣的情况下继承将军和进献养子的权力。
御三家
德川家康有十一子，其中九子德川义直、十子德川赖宣、十一子德川赖房发展出了三个“分家”，德川义直迁往尾张，发展出4尾张德川家，德川赖宣迁往纪伊国，创立纪伊德川家，德川赖房在水户发展出水户德川家，这三个分家就是最初的“御三家”。御三家拥有自己的领地，分别是各自领地的大名，独立性较强。
御三卿
御三卿是指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时期为了巩固幕府统治封田安、一桥、清水三氏为御三卿，为德川家嫡系一族。这三家和早前创设的御三家相同，都是作为德川幕府将军继承人之列选。这三家的当主都是从三位、相当于“卿”的官位，所以被合称为御三卿，姓氏其实都是德川。御三卿没有自己的专属领地，其领地都是由幕府官方统辖，不享受大名待遇，同时在家主位置空缺时不会被“改易”，经济和政治上依附于幕府，可以说是将军本家的组成部分。
幕藩体制
江户幕府政权成立之后为了巩固权力，幕府采用一种特殊的政治权力架构——幕藩体制。这种体制下日本被分为以幕府为中央政权的200多个半独立的“藩”。
在江户时代，知行10000石达以上者便称为大名。江户时代共有200多家大名。江户时代的政治体制为“幕藩体制”，由江户城幕府和各藩共同管理国家。在幕藩体制下，幕府将军是江户时代日本的最高统治者，幕府是国家的最高的政权机关。江户幕府统治全国各地的藩国。各藩的统治者是大名，效忠于幕府。将军实质上是各藩诸侯盟主，大名处于半独立状态，仍拥有很大的独立性，在自己的领地就是绝对的主宰，但受到幕府将军的控制，对幕府负担政治、军事以及经济义务。 各个藩国的大名实际上分为亲藩、谱代、外样三类。
亲藩大名是与德川家有血缘关系的藩领，在这之中有着御三家之称的尾张、纪伊国、水户藩最为重要。
谱代大名又称世袭大名，是指在关原合战以前一直追随德川家康的。地位仅次于亲藩大名，大多位居幕府要职，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有权力，俸禄却很少，如本多正信、大久保忠邻等。德川家康设计幕府统治必须完全由亲藩和谱代大名操控，外样大名不得参与。
外样大名则是在关原之战被迫臣服的大名，他们有的拥有雄厚实力，不过，却没有亲藩或谱代大名的权力，又常被幕府监控，即使有心要反抗德川家，也无法成事。因为外样大名的领土多在偏僻的外边，在锁国时期反而最容易跟外国势力结合，成为倒幕的主要动力。
中央幕府政治
在中央设立大老，老中和若年寄等三个职务，大老为非常设最高官职，老中为负责日常行政的最高官职，若年寄是辅佐老中管理旗本和御家人。除此之外还设立了管理宗教和神社事务的寺社奉行和负责管理地方行政和司法，维持社会秩序的奉行；同时还为了确保藩主按照幕府的要求履行职责而设立了负责巡视和监督藩的职位，名为目付。这些官职都由幕府官方任命，负责中央对地方的垂直管理事务。
江户幕府至第3代将军德川家光（とくがわ いえみつ）时，幕府机构大体完备。幕府领地约占全国土地四分之一，其余由大名（诸侯）领有，称藩国。将军是全国最高统治者，下设老中，决定政策，统辖政务，负责控制朝廷、大名与外交；另设若年寄，负责掌握幕府领地与直属家臣，还设寺社、江户城町、勘定三奉行，分掌寺社、财政与江户市政、幕府直辖领地内的诉讼。幕府在直辖领地设郡代或代官，通过测地、村年贡承包制、五人组制等，直接控制农民。德川将军权力较镰仓、室町时代强大。大名是各藩国的统治者，下设家老、年寄等，直接统治人民，拥有领地的行政、司法和年贡征收权等。幕府设巡见使及被称为目付的监察官监督各藩国，并采取大名参观交代和大名改易等办法控制大名，但各藩国仍具有相对独立性。因此形成在德川将军控制下的各藩国分割统治的政治体制。
大御所
大御所本是前征夷大将军或将军之父的居所，后成为日本幕府将军退休后的称谓 。大御所政治在江户时代出现过多次：德川家康把将军之位让给德川秀忠之后自己作为大御所在幕后掌管实权；德川秀忠让位给德川家光自己作为大御所；德川吉宗让位德川家重之后自己做大御所。大御所其实是上一代将军退位不让权的政治制度，大御所政治出现的时期一是幕府刚建立需要巩固统治时期，其次是幕府走向衰落时为了确保政治稳定德川吉宗担任大御所来维持秩序，是一种特殊的政治体制。
地方藩国政治
幕藩体制下，幕府地方官制主要有负责地方司法与行政事务的奉行；主要负责城市行政服务和市政、治安等方面的町奉行；幕府派驻到藩城，负责管理城防、城门管理、城市建设的城代；负责农村行政、治安、农业生产的郡奉行；藩主的顾问和高级官员，负责藩政、财政、地方政策等方面的宿老。
幕府与大名的关系
德川家族的嫡系子孙被称为亲藩大名，为了限制大名的权力江户幕府时常挤垮大名，采用“觐见”制和交换领地的制度来不断削弱大名的影响力。江户幕府将大名原来的领地改变成为了领取俸禄而分配的俸禄地，大名去世后的继承也需要幕府同意方可继承。又将大名分为了“谱代大名”和“外样大名”，前者是指关原战争之前就归属于德川家族的大名，后者是之后归属于德川家族的大名，通过经常交换领地来挤垮“外样大名”，将谱代大名安排在关东、近畿、东海、东山地区等重要地带，在各国要冲安排德川家族的嫡系子孙来稳固地方。
法制
江户时代针对大名进行严格的法律约束，《武家诸法度》因此频频出台。庆长二十年（1615年）闰六月，大坂之役结束后不久，江户幕府针对全国各地大名用于防御而城堡林立的情况，发布“一国一城令”。紧接着，在德川家康的幕后策划下，幕府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在京都伏见城召集全国大名，发布“元和令”（1615年7月从“庆长”改元“元和”），是为江户幕府颁布“武家诸法度”之始。《元和令》共有十三条，基本内容为：（一）、专心修练文武弓马之道，文左武右，古之法也，需兼备之。（二）、不可聚饮游佚。（三）、各国不可隐匿违背法度之人。（四）、诸国大名小名及诸侍从、士卒，发现叛逆或杀人者，应速追捕法办。（五）、自今以后，本国之外，不得与他国之人交往。（六）、诸国居城，即使修缮，亦当呈报，新城之建严令停止。（七）、邻国若有生事或结徒党者应速呈报。（八）、不可擅自缔结婚姻。（九）、有关诸大名江户参觐的规定。（十）、衣裳品级，不可混杂，君臣上下，各有其别。（十一）、杂役者不可坐轿。（十二）、诸国诸侍应节俭。（十三）、国主当选政务之良才任之。
《元和令》颁布后，德川前期各代将军多次进行了修改。宽永十二年（1635年），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就任将军后，由儒官林罗山主持对《元和令》进行修改，并颁布《宽永令》。《宽永令》的内容由原来的13条增加到19条，成为后世“武家诸法度”的蓝本。在这一法令下，江户幕府以完善法度为名，对大名实施高压政策。宽文三年（1663年），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发布《宽文令》（21条），又增加了禁止基督教和对不孝之子科以处罚的条文，同时禁止殉死习俗，废除令大名与重臣的人质居住江户城的制度。天和三年（1683年），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颁布了以和文言文混合体撰写的《天和令》（15条），其中不再有《元和令》、《宽永令》、《宽文令》中都强调的“专心修练文武弓马之道”这样的条文，增加了“厉行忠孝，重视礼仪”条文。这表明随着幕藩体制的稳定，幕府放弃了“武断政治”，开始向重视以儒学为指导的“文治政治”转变。宝永七年（1710年），第六代将军德川家宣颁布了由儒学者新井白石用和文撰写的《正德令》（17条），增加了严禁官员收受贿赂的条文。享保二年（1717年），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颁布《享保令》（15条），宣布恢复天和三年（1683年）《天和令》的内容，此令后来一直使用到幕末。
经济
石高制
江户幕府实行的是“米本位”经济，也就是说以米为征收税务的实物通货，一般采用石高制为分封标准。石高制是江户幕府衡量税收和大名领地大小的标准，通过检地来给土地定一个产量标准，土地分给“本百姓”进行耕作，“本百姓”将自己土地收上来的粮食用“四公六民”或者“五公五民”来缴纳贡米，增产的部分自行支配，分给大名的并不是实际的土地而是其领地能收上来的水稻收货量，大名无法转让或者买卖土地，并且大名所拥有的领地及身而终，需要世袭必须通过幕府的同意才能继承。
商品经济的发展
商业
江户幕府时期由于农民领有土地，所以这大大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农业生产水平得到提高，农民可以把盈余的粮食换钱来补贴家用。同时“城下町”壮大也带来了巨大的需求缺口，在这样的供求关系上江户幕府时期的商业得到了高速发展。各个藩的“城下町”刺激着自己周围地区的商品经济，同时在江户的“城下町”刺激着全国的经济。随着全国性商业的发展，全国性信贷制度也建立了起来，提供存放款、票据贴现、汇兑（当时市场上流通着金、银、铜钱三种货币）等业务。
手工业
在手工业上，农村手工业主要生产棉纱、棉布、丝绸、染料、油、纸、蜡烛等，其中织造丝绸尤为发达，出现了上野和桐生等丝绸工业集镇。除了农村外，全国性生产的主要项目有酿酒业和陶瓷业，酿酒业上伊丹和滩两地依靠优质的稻米和水源，又临近大阪发展为酿酒业中心。陶瓷业除了水平本来就高的尾张濑户地区的陶瓷业更加发展之外，肥前的有田地区的陶瓷也名誉全国。
农业
由于农民得到份地江户时代前期农业生产获得显著进步。首先体现在耕地面积的增加上，幕府鼓励开括新田让各藩主和富商承包开发新田，在幕府初年全日本耕地面积为163万町步，到18世纪初期这个数字涨到了297万町步，增长了80％。其次农业工具也得到进步，灌溉用筒车、备中锹、千齿机和多种肥料的运用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除了粮食作物之外，经济作物也得到普遍种植，例如：桑、茶、棉花、麻、油菜等。
三货制度
德川时代,日本建立了以金、银、钱为法定货币的三货制度，并且各自都拥有独立的，可在内部完成主辅互补的计量方式、计量单位和进位方法。其中，金货为计数货币，大、小判金为大额货币，形制呈椭圆形；一分金、二朱金、一朱金等为小额货币，形制呈方形。银货为称量货币形态，种类有丁银、豆板银两种，支付中大额丁银为主，小额豆板银为主。钱币为计数货币，种类和形制皆较为复杂。庆长十一年（1606年）初铸铜钱庆长通宝，但量极少，未能流通；宽永十三年（1636年）之后，大量鼓铸宽永通宝铜一文钱；元文四年（1739年）之后铸造宽永通宝铁一文钱；明和五年（1768年）之后，铸造宽永通宝真 （天然黄铜）四文钱；天保六年（1835年）创铸大额铜钱天保通宝百文钱。其中，唯天保通宝的形制呈方孔椭圆形，其余钱币皆呈方孔圆形。钱币的计量单位为文，另有贯（贯文） 为辅助计量单位，1000 文 ＝1贯。
对外贸易
德川家康江户城开府后，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在旧教国方面，家康通过发布新的通商许可朱印状保持原有贸易联系。对于新教国则给予一系列特权，主动建立通商关系。与明朝贸易的恢复，以重启官方勘合为始，以私人贸易代替勘合贸易结束。而与朝鲜贸易的恢复，则在两国议和复交背景下展开。此外，针对与南洋地区的朱印船贸易，家康在继承的基础上更进行全面扩大。因此，伴随以上商贸策略的实施，日本海外贸易体系构建完成。江户时代早期家康对海外贸易体系的构建，一方面意味着日本彻底脱离了以明朝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另一方面则体现了幕府面对西力初次东渐所作出的积极回应。不仅如此，伴随贸易的深入开展，日本在密切与东南亚国家交往的同时，亦参与到同西方殖民者的激烈角力当中。
外交
对中国
宽永十三年（1636年）到天和二年（1682年），中国清朝正忙于统一战争，无暇顾及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江户幕府也于华夷成见，倾向于明朝残余势力，曾一度想假道出兵中国。这一时期中日关系仍以民间为主，而且仅限于经济贸易。天和三年（1683年）到享保元年（1716年），清朝已经完成对台湾的收复，极为关注对日关系。康熙派官员赴日查探，试图打破对日僵局，进而建立外交关系。此时的江户城幕府虽没有与清朝建交的意愿，但对清朝的态度已由原来的敌视、排斥转变为默认，并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对清朝的尊重。双方关系转暖，但仍未建立正式的官方关系，双方往来仍旧以民间经济往来为主。
江户幕府在初期的对华贸易中，制订了一系列的政策和管理办法，并随着两国贸易走向的变动做出调整。在这一时期内，由于受到中日贸易形势变动频繁，江户幕府管理贸一易经验不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日本的对华贸易政策更迭频繁。在短短的年里，幕府四次调整对华贸易政策，前后使用了包括丝割符制度、相对商卖法、市法、贞享令、长崎贸易改正令在内的五种贸易制度，平均每十几二十几年便有新政策出台，其政策更迭频率之高可见一斑。在此法规的刺激和鼓励下中日贸易走向繁荣，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日本白银的大量外流。而且中日贸易的规模越大，日本白银的流失越严重。
对朝鲜
17世纪初期，德川家康建立新政权后，在对外关系中积极与朝鲜讲和。庆长十二年（1607年）终于迎来江户时代第一次朝鲜通信使，标志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从庆长十二年（1607年）至文化八年（1811年）两百年间，朝鲜通信使共访日十二次，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在17、18世纪东亚文化交流史中实属罕见。江户时代的文人通过与朝鲜通信使诗歌唱和、笔谈、书信等形式，朝鲜间接地源源不断地向日本传播着中华文化。在闭关锁国的日本江户时期，中日文化直接对话交流的机会不多，朝鲜通信使作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其重要作用不容忽视。
在德川“锁国”时代，对马藩与朝鲜的贸易以三种运营方式进行，即封进（向朝鲜国王进献）、公贸易（政府之间的贸易）、私人贸易（商人之间的贸易），私人贸易在17世纪后期兴盛起来。日朝贸易以“药材、丝、绸衣料”为主，同时也包括银、铜等金属。但是，生丝贸易也将中原地区纳入其中，日本、朝鲜、中国之间贸易的往返路线于是由“丝绸之路”和“银之路”构成。
对欧洲
德川幕府起初对于欧洲和天主教持宽容态度，但是天主教传教士在日本大肆传教和西欧西班牙和葡萄牙开始殖民活动就引起了江户幕府的不满。江户幕府先后下达五次锁国令，驱逐日本境内的传教士和西班牙、葡萄牙的船只，先是限制居住外国的日本侨民发展到后面彻底禁止等。宽永十六年（1639年）八月，屠戮葡萄牙57名船员标志着幕府锁国政策的落实。8月23日幕府宣布只允许荷兰和明朝船只来日贸易，但是荷兰船只限于在平户，明朝船只限于在长崎市。在对西欧锁国的政策下荷兰因为其信奉新教，无意于传教，只在乎商业利益的特性一直与幕府保留着贸易来往。
对东南亚
在江户城幕府成立初期，德川家康及其家臣就致力于与东南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在1600年到1614年就向吕宋、安南、柬埔寨、占城、泰国等地发出76副信件，旨在打破葡萄牙船只对于日本贸易的垄断。除此之外，江户幕府还曾设想在东南亚地区搭建一个独立于中华朝贡体系，以日本为中心的“大君外交体系”但是这个想法最终并没有实现。
宗教
禁教
1550年开始西方传教士开始在日本传播天主教，到了1610年日本已经有了万天主教信徒，其中包括一些离心倾向较大的西国大名。幕府初期德川家康为了吸引西方的贸易船只对传教士在日本传教持默认状态，但是后来西班牙、葡萄牙、荷兰为了贸易垄断时常在日本境内发生冲突，甚至打着传教的旗号进行殖民运动，这一系列事件让德川家康产生了不满。
1610年“冈本大八事件”成为了禁教政策出台的诱因。1608年有马晴信的朱印船在路过澳门时与葡萄牙人发生冲突，几名船员被杀死，有马晴信得知此时后求助冈本大八，让后者斡旋使德川家康击沉葡萄牙“宙斯号”船只，并且在事成后给冈本大八自己的旧领地三郡地带和重金作为报酬。但是这起行贿案最终败露，审讯中冈本大八供出有马晴信此前想要暗杀德川家康亲信的事实，由于俩人都是天主教徒德川家康意识到天主教对自己造成了威胁，除此之外骏府城中也有了许多天主教徒，这引起了德川家康的愤怒，最终在1612年发布了第一次禁教令。1612年的禁教令最初的范围是禁止在直辖领地传教，到了1613年禁教令的范围扩大到全国，同时强迫天主教信徒改变信仰，对于传教士和不愿退教的信徒采用刑罚、流放的手段。
九州地区是天主教徒最多的地区之一，的“岛原”是原天主教徒有马家族的领地，其领民也多为天主教徒，但是“禁教令”发布后该地领主松仓重政对不愿放弃信仰的教徒实施极为残暴的酷刑。宽永十一年（1634年）地带还遇到了灾荒，农民濒临饿死，但是松仓重政依旧维持自己的高压政策，甚至迫害了许多不信天主教的农民。最终在宽永十四年（1637年）10月岛原市群众发动了武装暴动，最终在2月28日幕府军队对城内发起总攻，弹尽粮绝的群众没有抵挡住这次攻势，幕府军队破城后杀死了城内的所有人。
神道教
江户幕府时期是日本历史上由德川家康建立并统治的时期，其政策对神道教（日本的传统宗教）产生了深远影响。德川幕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来支持和强化神道教的地位，以此来巩固对日本的统治。首先，德川幕府实施了一系列法律和制度，以强化神道教在日本社会中的地位。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支持神道教的神社和神道教的教育机构，限制其他宗教的发展，鼓励民众参与神道教的活动，以及将神道教与国家神道（一种将日本天皇视为神灵并强调国家统一的理念）相结合。
佛教
为了防止像战国时期那样“一向一揆”的频发，江户幕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限制佛教对社会和政治的影响。他们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减少佛教寺院的财产和领地，以削弱佛教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此外，幕府还采取了措施限制僧侣的政治活动，以确保他们不会对政权构成威胁。幕府实施了严格的监管和管理措施，以控制佛教的活动和组织。他们建立了严格的管控制度，对佛教的寺院、僧侣和信徒进行管理和监督，以确保他们不会对政权产生威胁，并限制佛教的发展。
基督教
对于基督教江户幕府在最初为了获得海外贸易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政策，但是到后来信奉基督教的信徒数量出现陡增，到1610年时已经达到了70万，并且基督教的人人平等观念与幕府的统治观念相悖，1612年发布了第一次禁教令，之后禁教令开始在全国实施，在“岛原之乱”后发行了所有人员必须在寺院登记和证明自己信仰的“寺清”的户籍政策。
军事
军事制度
江户幕府成立时就着手对军事领域的改革，首先是改革兵役制度，实行兵农分离制，其次是对领导指挥制度进行改制，之后是完善和优化编制体制等。江户时期典型的军队编制方式和指挥层级大致由高到低将军、总大将、军官（通常为骑兵）、枪奉行（枪兵长官）和郡奉行（军队长官）、低级军官、物头（师长）和组头（队长）、足轻（步兵）、弓组与枪组以及铁炮组组成。
兵役要求
在江户幕府时期规定了旗本的兵役义务，规定没收500石出兵役13名，宽永年间旗本共有260万石领地，在庆安年间这个数字提高到了300石，还要提供枪兵、武士护从、马夫、拎鞋人等多种侍从来保证军队的后勤工作。
社会风俗
社会阶层划分
为了维护幕藩体制的剥削，江户幕府实行了严酷的身份等级差别制。将军、大名、武士被划分到“士”阶级，普通平民按照所从业的行业分为了三个层次，农业为上，手工业为次，商业为末，在平民之下还有“秽多”、“非人”等两个贱民阶级。除了大体分为上述几个阶级之外“士”阶级中间还有二十多种等级身份，市民和农民也被分为若干阶级，不同阶级无法通婚，住址、职业、服装也收到严格的限制。
服饰
江户幕府时期的衣服跟如今的和服大致一样，在当时被称为“吴服”。大名和武士们多数穿丝绸为布料的服饰，普通平民的服饰则是由麻布织成。未婚的女性在一些需要盛装出行的场合中会穿着一种两袖比一般和服长的服装，名为“振袖”，在夏天，参加祭典或者赏月时会穿“浴衣”。
饮食
江户幕府时期商业发达，平民阶级的生活节奏很快，没有时间顾及家事，所以就形成了“速食文化”，像寿司和天罗等简单易做的美食占据了市场。除了速食之外还出现了现在日本快餐厅的前身“茶饭屋”，除了茶饭屋之外，江户幕府时期卖荞麦面和乌冬面的食摊成为了颇受欢迎的一种选择。在这个时期日本料理分为了以东京为代表海鲜料理为主的关东料理和以平安京和大阪为代表的关西料理等两派。
建筑
江户幕府时期，建筑文化之中融入了许多武士阶层的爱好，其中受到茶道文化的影响颇深。在这个时期兴建了许多城堡，其中在德川家康的授意下就建造了三座，分别是在江户城的江户城堡、坐落在京都的二条城城堡以及在名古屋的名古屋城堡等，城堡按照建造的位置分为：建在山上的“山城”;建在平原的“平城”;建在平原地带中的山坡上的“平山城”等，建造的地势越低，需要筑造的防御工事就越多。除了城堡外，书院式居所也是江户时期主要的建筑类型之一，书院式居所部分源于平安时期的贵族寝殿构造，在江户城时期平民也开始采用这种建筑风格。
婚丧嫁娶
江户时期流行女方在嫁入男方家庭后夫妻二人与男方父母一起居住的“嫁入婚”，刚开始这种方式只在武士阶层流行，之后其他阶层纷纷开始效仿。江户时期还出现了其他的婚姻习俗，如“结纳”与见合，除此之外江户时期还要求所有新人进行登记和幕府机关的认可，并且不同阶级的人不可通婚，婚姻变得高度规范化。在婚姻关系中并不平等，女性不享有主动提出离婚的权力，男性不仅可以提出离婚和分居，还可以拥有多名情人，女性如若有婚外情会被处死。
社会娱乐
随着商业的发展和“城下町”群体的扩大，城市的娱乐文化也开始兴盛，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之后可以象征日本文化的歌舞伎、浮世绘、人形净琉璃剧等艺术形式。其中歌舞伎从早期女性表演发展到了后期由男性表演，被称为“野郎歌舞伎”。在这个时期平民阶层的舞台艺术迅速发展，比如人形净琉璃剧发展到了农村，深刻的影响了群众的生活观。
文化
儒学
朱子学在江户时期成为日本幕府的主流儒学思想，对社会、政治和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子学是以中国明朝儒学家朱熹为主要思想代表的学派，它在明代中国得到极大发展，并在江户幕府时期通过儒学家林罗山、伊藤仁斋等人的传播而深入日本学术界。
朱子学的核心思想包括“理”“性”“心”等概念。其中，“理”是指宇宙万物的本原和原则，是人类实践和行为的准绳。“性”指人类固有的天赋本性，是理与理性的结合。“心”则是指人的内心活动和道德行为，通过修养和实践可以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朱子学强调忠孝仁义等传统儒家道德观念，提倡君主专制，主张统治者应以德治国。因此，朱子学成为幕府支持者和武士阶层推崇的学问，也是日本社会等级制度中权力和尊贵的象征。
阳明学传入日本最早可追溯到室町时代的了庵桂悟。史料表明他与王守仁曾有过接触。但他的思想上并未体现阳明学的系统理论。阳明学真正在日本兴起，始于中江藤树。中江随着学问的深入，他逐渐感觉到朱子学过分拘泥于外在形式，有漂浮不实的感觉。 在接触阳明学后，深感“格物致知”理论的深刻，遂倾倒于阳明学。中江藤树之后，其弟子熊泽蕃三进一步发展了阳明学。熊泽蕃三通过与藩主、大名的接触，将阳明学传播到上层社会。熊泽蕃三之后，日本阳明学一度沉寂。直到江户后期，阳明学又出现复苏，它的鼓励实践的精神，鼓舞了一批日本社会的革命家。如大盐中斋（大盐平八郎），吉田松阴等。阳明学还影响了一批后来明治维新运动的重要领导人，如高杉晋作、西乡隆盛等。
古学派的创始人是山鹿素行。他提出朱子学与阳明学都不是真正的孔孟之道，要恢复真正的儒学，必先追踪孔孟经典，钻研先秦儒学。山鹿素行于宽文五年（1665年）撰写了《圣教要录》，批判朱子学和阳明学对儒学的曲解，遭到幕府的流放。另一名古学派的代表人物是伊藤仁斋，他也站在反对朱子学的立场上，高喊复古口号，编撰《论语古义》7卷，主张以“人情”而非政治手段来树立道德。伊藤创建的这一学派被称为“古义学派”。荻生徂徕也是古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他在文学方面提倡“古文辞”，主张在本国文的基础上，吸收和摹拟先秦隋唐诗文，反对宋代文风。同时，他将这一文学原则贯穿到自己的政治理论与道德观上，大力推崇“先王之道”，反对朱子学。
园艺
江户幕府时期园艺热潮其实是德川家康带起来的，他卸任将军之后就沉迷于园艺，在他之后的将军也对园艺有着特别的热情。无论是武士阶级的宅邸或者是住在大杂院的平民都喜欢用各式各样的花来装饰住处，武士阶级的宅邸可以跟一座现代公园媲美，平民阶级则是用盆栽与花草来摆在屋内，其中社会上下都喜欢的花种就是菊花。
茶道
日本进入江户幕府之后茶道文化里面融入了很多武士阶级的色彩，因为这个时期的武士阶级的主要任务和之前一百多年的战国时代有了变化，江户幕府颁布“武家诸法度”后要求武士学习文化，由此缘故武士阶级开始为了提升自己的修养就开始学习茶道，形成了适应新兴统治阶级的武士茶道。
文学
在江户幕府时期文学的显著特征是反映社会商人，工匠和其他非精英阶层的利益和取向。庆长十四年（1609年），商业性木板印刷术的出现使书籍普及到了平民阶层当中，这让小说和诗歌快速发展，文学作品开始成为一种商品。在江户时期的文学作品当中出现了一种名为“浮世草子”的文学体裁，主要内容为呼吁人们享受当下的欢愉，出现了许多描绘城市享乐生活的作品。比如：《日本永代藏》、《好色一代男》等。除了上述的作品外，江户时期还出现了许多挑战幕府权威，试图打破“理学”体系的作品，这些作品反对幕府对人们的思想控制，想要恢复真正的儒学，这类人被称为古学派。古学派代表人之一的山鹿素行在宽文五年（1665年）因为撰写了批判朱熹理学对儒学的曲解的《圣教要录》被幕府流放。
化政文化的中心是以江户时代的后期的文化，江户的繁荣背景、都市生活为广大背景。江户城是上方全国经济发展的中心，多数都市民众喜欢町人文化最盛行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化称为化政文化。江户时代后期的文学是以政治和社会为题材的出版物和纪传体为普及，收到广大民众的喜爱，小说在这一时期盛行。
音乐
江户幕府发布锁国政策之后，幕府也出台了关于音乐的政策，如再兴和庇护雅乐，允许演奏家进城居住等，并且提倡武士习乐等，使音乐得到了发展。在享保年间游里文化的发展使音乐走向了纤细化，并且出版了相关乐理书，使音乐向大众普及。幕府末年音乐开始走向平民阶层，民俗音乐开始流行并且反作用于官乐。东京时期流行过两种以三味线伴奏的歌曲形式，分别是流行于大阪和京都的“地歌”以及流行于江户的“小歌”。
艺能
江户幕府时期歌舞伎成为最重要的戏剧种类。歌舞伎在江户时代吸取其他剧种的特点，形成了三种不同形式，分别为讲述历史人物的“时代物”；讲述商人和平民阶层生活的“世话物”；弹奏音乐和哑剧被称为“所做事”。江户时代重要的歌舞伎曲目有：《青砥稿花红彩画》、《一谷嫩军记》、《镜狮子》等等。
绘画
进入江户时代后，以城为中心的城下町急速发展，建筑的发展推动了美术的繁荣。特别是由于营造江户殿舍的需求，幕府将以狩野宗族为核心的狩野派画师，如狩野光信、狩野孝信等招集到江户，使江户成为美术发展的源头，而狩野派画师也成了幕府的御用画师。狩野派始于室町时代，自元祖狩野正信之后，始终担任江户幕府的御用画师，历七代而不衰，以“大和化”中国画风，雄踞日本画坛三百余年，而在江户时代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并称狩野派“三大画家”的狩野元信、狩野永德、狩野探幽。狩野派最典型的风格，是将中国水墨画的挺拔笔势同大和绘的绚丽装饰相结合，具有气势磅礴的构图和浓墨重彩的色调。
至江户时代后期，田中纳言、渡边清、浮田一蕙、冈田为恭等四人，力图摆脱土佐派程式化的大和绘样式，以自由的立场表现大和绘原有的情趣和内容，创作了一系列优秀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有田中纳言的《金地着色草花图》《十二个月庆典图》，浮田一蕙的《子日游图》等。他们颇具特色的风格，赢得了“复古大和绘派”的美誉。
此外，江户幕府时期产生了享乐和肯定现世的思潮，平民不满足于旧有的绘画形式，由此在这个时期发展出了一种独立的版画艺术形式，提高了版画的印刷数量和质量之后出现了广受平民阶层欢迎的－浮世绘。浮世绘鉴赏的对象是工商业阶层和平民大众，由此浮世绘的画题主要反映的是社会大众的生活和风俗，以刻画美人、歌舞伎和风俗画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