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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刑

宫刑

宫刑，又名腐刑、阴刑、蚕室刑。所谓“宫”，即“丈夫割其势，女子闭于宫”。就是阉割男子生殖器、破坏妇女生殖机能的一种肉刑。中国古代五刑之一，仅次于死刑。

在先秦时期，宫刑就有应用，最初为了惩戒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发展到西周时期，宫刑的施行范围不断扩大，逐渐实施在淫罪之外的其他地方，成为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的手段。秦汉，有明文法律任用宫刑，秦朝宫刑是仅次于大辟（死刑）的一种明令刑法。汉朝被判死罪者，可受宫刑以免一死，如汉代太史令司马迁，就是受宫刑的代表人物之一。一直到隋朝，杨坚制定《开皇律》，明文废止宫刑，自此宫刑才在历代正规刑制上被废止，但是私下宫刑并未完全禁绝。到了清末刑法改制，宫刑才彻底被废止。宫刑在男女身上的任用不同，男子需割除生殖器官；女子则是用棍棒敲打其下身，令其失去生育能力。此时宫刑已经成为滥施惩罚、压迫民众的一种严酷手段。

宫刑对受刑者身体及精神是一种严重摧残。其实施过程十分残忍，又因古代医疗设施的简陋，过程非常痛苦，死亡率也很高。此外，古代宦官被阉割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宫刑，大多是为生活所迫，自愿被阉割入宫，并未承受刑罚。

历史沿革

发展背景

古代奴隶制时代主要有五种刑罚：墨、、宫、膑、大辟。墨是用刀在脸上刺字并涂上墨；劓是割鼻子；宫就是男子去势，女子幽禁，去其生殖能力；膑是削去膝盖；大辟就是死刑。这五刑的渊源是我国古代三苗部落的五虐之刑。《沿书·吕刑》：“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日泣。”根据《吕刑》的记载，苗人的五刑是劓、耳、栎(即宫)、，没有提及“大辟”，很有可能“大辟”不是苗人独创。苗民即三苗之君，三苗部落不敬神，不信巫，苗民用刑罚来遏制部落成员。禹曾经讨伐三苗，是因为苗人不遵守天命，作“五虐之刑”，犯了大罪，所以禹率兵用战争惩罚三苗。《左传》有“夏有乱砍，而作高刑”的记载。《汉书·刑法志》也说“(禹)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汤武顺而行之。”从禹开始，夏商周三代都沿用了这五虐之刑。苗民五虐之刑中的“”就是宫。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宫刑产生的渊源。

发展历程

先秦时期

夏朝时，三苗(少数民族)肆行“五虐”，其中有“椽阴”，就是宫刑。夏灭三苗，却对他们的椽刑加以发展，正式把宫刑列为五刑(大辟、膑辟、宫辟、劓、墨)之一，其中“宫辟五百”。商代未见有宫刑的记载，但商代有肉刑，而且承袭夏制，应当包括宫刑在内。周初也正式把宫刑列为五刑(墨、劓、宫、、杀)之一，规定“宫罪五百”。但当时把宫刑排在五刑的第三位，次于死刑和刖足。周穆王时，又把宫刑升为第二等，仅次于死刑。据说，周穆王认为，人虽刖足但能行人道(有性机能)，而宫刑可以使他断绝后代。这说明，西周时随着奴隶制的逐渐瓦解和封建制度的初步萌生，宗法观念、家庭意识占重要地位的封建主义思想体系开始确立了。

西周时，宫刑已不仅是用来惩治淫罪，犯了其他罪行而还不至于判处死刑者，可处以宫刑。这样，宫刑的施行范围比它的本义有所扩大。而且，西周时还规定：“公族无宫刑。”意思是说，奴隶主贵放大犯了罪，不能判处宫刑，原因是为了“不其类也”，即不让他的家族断绝后代。贵族们犯了罪该处以宫刑者，就用“”(剃去头发之后去做看守仓库一类的劳役)来代替，而一般的平民百姓犯了应该处以宫刑的罪则不能赦免。这样的规定，反映了西周刑法制度的鲜明的阶级性。

中国最早的去势据考证发生在商朝，甲骨文中已出现“凸刀”字，其形状为用刀去势，《甲骨文合集》第一册第○○五二五片载：“庚辰卜，王，朕(凸刀)羌，不死。”便说明商王武丁时期就出现了被去势的阉人。到了周朝，受了宫刑的男子就被称之为“寺人”。

在《尚书》中有几处提到了五刑和宫刑，例如《尧典》中就有“五刑有服”语。今出土的周鼎金文字中有“仲宦父鼎”，文曰：“中宦父作宝鼎，子子孙孙永宝用。”《尚书·吕刑篇》中有“宫辟疑，吕刑篇罚六百，阅实其罪”语；又云：“爰始淫，为劓、刖，（即宫）、黥。”又云：“舜典五刑，宫。”《慎子》一书有：“虞五诛，以艾毕当宫。”《周官》则云：“夏宫辟五百。”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夏后氏正刑有五，科氏三千”，又《魏书·刑罚志》：“大辟二百，膑辟五百，劓，墨各千，殷因与夏，盖有损益。”从以上记载看来，后世一般认为宫刑至少在大禹以前就已出现。周朝时将受了宫刑的男子称为“寺人”。“寺”字为“士”与“寸”二字构成，在古代，“士”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形字，史书所称“士人”即男人，“士女”即男女；“寸”像一只手拿着一把小刀，“士”“寸”合在一起就是用刀割去男性生殖器。男子受宫刑，一般理解是将阴茎连根割去，但据古籍记载，也有破坏阴囊与睾丸者。如《古今韵会举要》一书云：“外肾为势，宫刑男子割势。”外肾是指阴囊和睾丸，破坏了它，人的性腺即不再发育，阴茎不能勃起，从而丧失了性能力。

秦至南北朝时期

秦时，宫刑使用得很普遍。集中七十万名囚犯去修建，其中许多人就是受了宫刑的。的父亲也曾受了宫刑，他的妻子改嫁了别的男人，生的儿子都承继，并且都处以宫刑，赵高即是其中之一。

汉初时。不少人已经意识到宫刑和其他损伤人的身体的肉刑太残酷，于是，刘恒十三年(公元前167)诏令废除肉刑，其中包括废除宫刑。但过了不久，刘启中元年间又恢复宫刑。开始时只是用宫刑代替死刑，后来也把宫刑用于对某些非死罪的处罚。刘彻时，不少文武大臣都被处以官刑，如将军李延年、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和张安世的哥哥张贺等。东汉时效法前代，宫刑常见。建武二十八年(52)冬十月，刘秀下诏将被判为死罪而在押的男女囚犯都处以宫刑，其中女子的宫刑指幽闭。建武三十一年(55)又重申此令。水平八年(65)，刘庄下诏将被判为死罪者减一等。其中大逆无道者下蚕室。建初七年(82)，汉章帝刘妲下诏将被判为殊死的罪人下蚕室，其中女子幽闭。元和元年(84)、章和元年(87)及永元八年(96)都下过同样的诏书。汉代对来自西域国家的使节或人质也曾使用过宫刑。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楼兰国王去世，其国派人到汉朝迎接作人质的太子回国继承王位。这位太子在长安因犯法已受过宫刑，刘彻就没有放他回本国。

宫刑不仅造成人的肉体痛苦，也使人的精神受到严重摧残。有的人因受不了这样的侮辱而自杀。司马迁受刑后，每想到这一难堪的奇耻大辱，都不觉汗流沾背，也想“引决自裁”。因此，后世不少正直之士多次提出废除宫刑的建议。有的朝代曾加以采纳，也有的朝代又将宫刑恢复。东汉永初年间，廷尉陈忠上书请求废除下蚕室之刑，刘祜刘枯批准施行。

建安时，曹操曾提议将某些死刑改为宫刑，交群臣讨论，陈群、钟繇附和曹操，赞成恢复宫刑，而王朗、孔融等人反对使用宫刑，结果议而未决。宫刑在汉以后一直是作为减死一等的代替性质的刑罚，魏晋时，由于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尖锐化，统治集团内部要求恢复肉刑的声浪叠起，因此多次引起关于肉刑的争论。主张恢复肉刑的一派，魏有陈群、钟系、李胜，晋有刘颂、卫展等人，他们宣称“使谣者下蚕室，盗者删其足”，可以达到“刑一人而戒千万人”的目的。反对恢复肉刑的一派，魏有杨修、王朗、夏候玄，晋有周颖、王导等人，他们以“仁者不忍肉刑之惨酷”为标榜，而其根本出发点是认为肉刑“非悦民之道”；尤其是惟恐“百姓习俗日久，忽复肉刑，必孩远近”，从而引起更大的反抗。这场争论，时断时续，旷日持久，而恢复肉刑的主张终不果行。

北朝时，宫刑一度死灰复燃。北魏规定，对谋反叛逆者要处以腰斩，全家同诛，家中十四岁以下男单处以腐刑。如元恪时，平季就是因为父亲参与了和尚法秀谋反的事件，而受了宫刑。很明显，统治者的目的是将反叛者斩尽杀绝，不留后患。将儿童处以宫刑虽然意在表现一点仁慈，但却掩盖不住统治者制定刑法的阶级性和残酷性。东魏时，南兖[yǎn]州刺史、河阳侯樊欢因不满高欢父子专权，图谋复兴东魏，被高氏杀害，其子樊叔略正在幼年，被处以腐刑。西魏、北周未见宫刑的事例，但也未见废除宫刑的文告，直到隋初开皇年间。杨坚才正式下诏将宫刑废除。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法律，就法定刑罚而言，是沿着进一步废止肉刑的方向发展的。魏晋和南梁的法律，都无宫刑。北朝北魏、东魏，还有腐刑的记载。元宝炬大统十三年（547年)语：“自今应宫刑者，直没官，勿刑”；高纬天统五年（569年)，“语应宫刑者免刑为官奴”。

唐朝

唐代初期，齐王李元吉的僚属崔季舒等三人“以极言蒙难”，三人之子“并及淫刑”(《新唐书·太宗纪》)。可见当时犹有宫刑存在。

唐朝的安禄山曾阉一个叫猪儿的人，血流数升，差点致死；后来，安禄山也被猪儿切腹而死。猪儿出自契丹部落，年幼时就侍奉安禄山，因其聪明狡，很得安禄山看重。为了让猪儿不要生出二心，安禄山持刀将猪儿施以宫刑。当时猪儿血流数升，心存死志，安禄山用柴火灰敷在他的伤口上，猪儿才活了下来，从此成为阉人，得到安禄山的宠信。

明朝

朱元璋在他的《明大诰》中就规定了许多严刑峻法，其中就有阉割为奴的内容。在明洪武九年，南京皇宫营建勤身殿，只因有关官员把中等工匠误奏为上等工匠，朱元璋大怒，竟然要把这2000多个工匠全部阉割，幸亏有人竭力谏止，才使这些工匠免遭惨祸。但由此也可以看出，封建统治者施用宫刑是多么任意、随便。在明朝，不仅朝廷用宫刑，某些高级将领也滥施淫威。据《万历野获编》记载，朱祁镇时，靖远伯王骥在征战某地时，竟将民间幼童阉割为奴，明英宗知道后并不干预，可见这种做法在当时是被允许的。

清朝

到了清朝，有所谓“闺刑”，即一些在刑制上没有明确列出条目的酷刑，其中宫刑也比较常见。比如乾隆时山阳县地痞赵成趁儿子不在家强奸儿媳，儿子赵有谅怒不可遏，但还是没告发父亲，只是带着妻子远离。可赵成却勾结恶霸杀人越货，更陷害是儿子所为，企图杀死儿子霸占儿媳，结果事发，爱新觉罗·弘历判赵成死刑的同时，却也将赵友谅处以宫刑，并将他发配边疆，致使其家破人亡。

清朝宫刑开始于乾隆年间，主要适用于谋反大逆及杀一家三人以上案内的缘坐犯。缘坐犯相对于正犯而言，指在族刑制度中随犯罪人同遭处罚的亲属，在古人看来，他们并非是完全的无辜者，也是罪人，故将犯罪人称作正犯，随正犯受刑者称为缘坐犯。乾隆五十四年 (1789年)定例：“嗣后，有杀死一家三、四命以上者，不拘死者之家是否绝嗣，其凶犯之子，无论年岁大小，俱着交内务府一体阉割，以示惩创。”乾隆五十六年 (1791年)定新制，谋反大逆案内正犯年幼之子、孙俱阉割，派在内务府外围当差。爱新觉罗·颙琰四年 (1799年)又因“大逆缘坐人犯，究系逆匪余孽，未便阉割留派外围当差”，取消了谋反大逆及杀死一家三、四命以上阉割其子孙的条例，俱改发边远充军，但规定缘坐男犯到配之后，不准婚配。宫刑一度废止。但至爱新觉罗·旻宁八年 (1828年)，刑部又奉旨定例：“嗣后杀死一家三、四命以上之案，审明被杀之家实系绝嗣，将凶犯之子年未及岁者，送交内务府阉割，奏明请旨分赏。”在杀一家三人案件中重新恢复了宫刑，但多了一个条件，即被杀之家绝嗣，如非绝嗣，则凶犯之子不用宫刑；而且仅限于凶犯年幼之子 (十五岁以下)，成年子仍发极边充军并不准婚配。道光十二年 (1832年)，赵金陇反逆案中，其子赵满仔年方七岁，按律随母发遣，但因赵金陇“罪大恶极，未便仍留孽种”，遂将赵满仔监禁，至十一岁时送交内务府阉割。是在反逆案中也恢复了宫刑，但这只是司法实践中的个例，按照法条，反逆案内缘坐年幼男犯应发遣为奴。爱新觉罗·旻宁十三年 (1833年)，道光皇帝认为，“(反逆案内)缘坐男犯，到配之后，不准婚娶，不过徒空言，有名无实，必致孽种潜生，殊非所以示惩创”，令刑部再议。刑部奉旨酌改旧例，议成新条例：“嗣后，反逆案内律应问拟凌迟之犯，其子、孙讯明实系不知谋逆情事者，无论已未成丁，均着照爱新觉罗·弘历五十四年阉割之例，解交内务府阉割，发往新疆等处给官兵为奴；其年在十岁以下者，令该省牢固监禁，俟年届十一岁时，解交内务府照例办理。”至于杀一家非死罪三人案中，宫刑仅限于凶犯年幼之子(十五岁以下)，成年子仍发极边充军并不准婚配。至此，清代的宫刑适用条例基本固定，少有变化。

宫刑废止

宫刑废止的历史，充满着反复。早在刘彻时期，宫刑就被明令废止。刘恒十三年（前169年）五月，刘恒下令废除肉刑，宫刑作为肉刑的一种，也被废止。后来到了刘启时期，汉景帝刘启又重新启用了宫刑。《汉书：景帝本纪》记载，汉景帝四年（前153年）秋，其诏令“死罪欲腐者，许之。”汉武帝时期，宫刑也有实施，标志事件是天汉三年（前98年），太史令司马迁因为将军李陵辩解，获罪入狱，处以宫刑。到了南北朝时期，元宝炬元宝炬于西魏大统十三年(547年）二月，下令废止宫刑。隋朝时期，杨坚于开皇元年（581年），下诏重新修订法律，制定《开皇律》，该律法有提到废止宫刑。自此历代正规刑制上均没有宫刑。

后来的朝代宫刑虽无明令，私下却仍有起复，宫刑的废止一直不够彻底。直到清末刑法改制。这次改制彻底废除了宫刑等旧五刑中残余的肉刑，新五刑中的答刑、杖刑等肉刑也被废除，自此以宫刑等旧五刑为主的刑罚体系和新五刑刑罚体系，都被近现代刑罚体系所取代。这是中国刑罚史上又一次划时代的改革，包括宫刑这一类的肉刑真正被结束。

刑罚内容

宫刑又称蚕室、腐刑、阴刑和椓刑，这些不同的名称都反映出这一刑罚的残酷。

宫，又称蚕室。是因为“凡养蚕者欲其温早成，故为蚕室，畜火以置之。而新腐刑亦有中风之患，须入密室，乃得以全，因呼为蚕室耳”。人被阉割时必须避风寒，否则会断送性命。因此，施行宫刑时，必须准备一间暗室。里面不通风，不透光，并且要生火取暖，让受宫刑者住在里面，像养蚕于温室中似的，百天以后伤口完全愈合，才能到外面自由行动。所以，又称宫刑为下蚕室。

宫刑又叫腐刑。有人说，男子被割除生殖器官后，数日内其伤口散发出肌肉腐烂的臭味，所以称为腐刑。也有人说，男子受宫刑后就丧失了生育能力，像腐朽的木头不会再开花结果，所以称为腐刑。

宫刑又称阴刑，是指对男子或女子的阴处施刑。称为椓刑，见于《尚书·吕刑篇》，“椓”据《说文》释是以棍击伐之意，据马国翰《同耕帖》载，古有椓窍之法，谓用木棍敲击女性下身，以破坏其生育机能。西周时，受过宫刑的人被称为“奄人”。《周礼·天官·叙官》篇中有‘牺人奄十人”之语，前人注解说：“奄，精气闭藏者，今谓宦人。”因此，后世称在宫中服役的太监为奄人或阉人、阉宦，称施行宫刑为阉割。《诗经》《春秋》《左传》等儒家经典著作中多处提到的寺人、侍人等，也都是指奄人。

作用目的

据考证，宫刑最初的作用是为了惩罚男女之间不正当的性关系，即“妇子淫，执置宫中不得出；丈夫淫，割其势也”。《伏生书》传更云：“男女不以义交者，其刑宫。”由此可以推见，宫刑是在一夫一妻制出现后的事，否则就不可能存在什么对不正当的男女性关系的惩罚了。而且，再从五刑的排列来看，宫刑是肉刑中最重的，仅次于大辟(斩首)，显然当时人们思想中还残留着原始时代的初民对生殖器崇拜的影响，生殖器的价值仅次于头颅。传说中的尧舜，大致是中国的父系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时期，一夫一妻制逐渐确立，所以宫刑在那时开始出现是完全可能的。

官刑的最初作用，只限于惩罚不正当的男女性关系，这在人类的婚姻制度刚刚跨人文明门槛的当时是现实的。但是，在奴隶主阶级和封建统治者残暴的统治下，宫刑的施刑范围扩大了，扩大到与最初的意思完全不相干的地步，成为滥施惩罚、压迫民众的一种严酷手段。这种扩大始于何时，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但至迟到周穆王时，已规定“宫罪五百”，西周时受宫刑的罪名已相当多，而且受刑对象是广大奴隶和一般平民，至于奴隶主贵族是“公族无宫刑，不剪其类也。”“不剪其类”就是不绝他们的后代，奴隶主贵族即使犯了当官之罪。也只服髡刑，即将犯人剃光头发，锁住颈项服劳役，“而髡者，必王之同族不宫者”。可见，古代的刑罚带有多么鲜明的阶级性。宫刑施用的范围到了后世越来越大，如到了战国时期，《列子·说符篇》载有人曾劝秦王以仁义治国，秦王处人以宫刑，罪名是“若用仁义治吾国，是灭亡之道”，这说明封建统治者已经用危害国家的罪名处人以宫刑了。《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造阿殿筑骊山时竟发隐宫刑徒70余万人服劳役，这里的“隐宫”是指宫刑，这70余万人中已受过宫刑的人肯定是不少的。

宫刑起初系为维护一夫一妻的婚姻秩序而制定的刑罚方式，惩治对象主要是男女之间的淫罪。其后，宫刑的施行范围不断扩大。作为仅次于死刑的一种刑罚方式，宫刑逐渐施用于淫罪之外的其他类罪犯。西汉景帝时规定：“死罪欲腐者许之”(《汉书·景帝纪》)，即允许以宫刑代替死刑。宫刑的性质，由单纯的淫刑逐渐演变为减死之刑、免死之刑。此种变化，大大扩充了宫刑阉割对象的来源，从而对宦官队伍的成分构成，无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需要指出，宫刑的对象往往不限于罪犯本人，死刑罪犯(尤其是所谓“大逆不道”的死刑罪犯)的子孙，亦常因受到牵连而被施以宫刑。此类宫刑的目的，是为了使死刑罪犯断子绝孙，其性质乃是一种间接的“灭族”。

典型案例

司马迁受宫刑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刘彻派他的小舅子李广利李广利，率三万骑兵，由酒泉市出兵，击匈奴左贤王于天山，而派名将李广之孙李陵负责后方重。李陵乃名将之后，不愿如此屈居人下，而且还是管后勤之类的活，便提出要当先锋官，吸引匈奴的主力，以保证贰师将军出击取胜。汉武帝最终交给李陵五千步兵，李陵率军与几万匈奴兵战半月，始终不见救兵，最终寡不敌众，兵败被俘。

一些阿谀奉承之徒把失败的责任诿过给李陵。当武帝召问太史令司马迁的时候，司马迁却为李陵辩护，令汉武帝大怒，将其下狱判罪。次年，讹传李陵在匈奴教单于练兵以对付汉军的消息。汉武帝信以为真，未经核实就下令把李陵的母亲、妻儿全家处死。司马迁以诬罔主上的罪名，也被判死刑。照当时的法律，司马迁若想不死，只有两条路：一是交纳五十万钱赎金，二是受腐刑（即宫刑）。司马迁出身清贫的史官之家，拿不出那么多钱。为了完成自己早已定下的志愿，也为了继承父亲的遗志，司马迁决定下“蚕室”接受宫刑。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司马迁出狱，由于他的家传才能，朝廷仍任命其为中书令。司马迁除了作为皇帝秘书处理日常工作外，便将全部精力都放在《史记》的撰写上，大约四年后完成了这部五十二万余字的巨著。

在中国传统宗法观念和伦理观念的影响下，宫刑被视作上辱祖先、下绝后代的刑罚。遭受此刑者，往往陷入为传统观念和社会舆论所不齿的屈辱境地，也会因此而经受长期的精神痛苦。西汉司马迁曾自述了受宫刑后的内心痛苦与屈辱：“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从司马迁的自述中可以看出，宫刑被视为是各种屈辱中的最“下”者、最“极”者，“乡党戮笑，污辱先人”，故遭此刑者难免痛不欲生。

张贺受宫刑

西汉大臣张贺是酷吏张汤传的儿子，他曾与卫太子刘据交好，是太子宾客。后来刘据遭遇巫蛊之祸，起兵失败，其宾客都被杀害。张贺因与卫太子刘据交好，太子兵败后被牵连，因其弟弟张安世求情，免除死罪，被处以宫刑，后任掖庭令。

李延年受宫刑

西汉音乐家李延年出身倡家，父母兄弟姐妹都是歌舞艺人，他因为犯法被施以宫刑，到狗监任职。后其妹妹得到刘彻宠幸，被封为孝武皇后，李延年也因为精通音律得到汉武帝宠爱，显贵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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