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宝岛自卫反击战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又称“珍宝岛事件”，是指1969年3月中国边防部队在珍宝岛面对苏联边防军的入侵，被迫进行的自卫还击作战。

珍宝岛位于中苏边境，一直是中国的领土，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不断在边界挑起事端。1967年后，苏联边防军开始不断入侵珍宝岛，多次制造流血事件，中国政府多次进行严正抗议。1969年3月2日8时，中国边防部队巡逻分队在登岛执行巡逻任务时，遭到苏联红军70多人的围攻，苏军不顾中国边防部队的警告，突然开枪射击，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还击，1小时后，苏军被击退。3月15日，苏军不甘失败，先后出动50余辆坦克、装甲车和100多名步兵在火力掩护下对中国的边防部队发起猛烈进攻，并炮轰中国境内的纵深地区。中国边防部队奋起还击，在岸边炮兵的配合下，中国边防部队连续3次击退苏军的进攻，赢得了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的胜利。期间，中国摧毁了苏联一辆T-62型坦克，17日苏联红军上岛企图拖回坦克，被中国边防部队拦截，最终该坦克在炮战中沉入江底，5月2日，中国边防部队将坦克打捞上岸，后来这辆坦克被送往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进行展览，成为苏军入侵中国领土的铁证。

中国边防部队经过3月2日、15日、17日的战斗，共击毁、击伤苏联边防军坦克、装甲车17辆，击毁卡车、指挥车各1辆，毙伤苏联边防军200余人，缴获苏联T-62型坦克1辆，各种枪械31支（挺）、弹药和军用物资一部。珍宝岛事件发生后，苏联一面向西方各国宣扬中国“威胁”说，对中国进行武力威胁并声称要对其进行战术核打击；一面与中国进行“协商”。中苏双方进行了长达9年的谈判，与此同时面对苏联的军事威胁，中国进行了全国性的临战准备。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美国为了缓解自身在美苏冷战中的压力，美国开始尝试与中国缓和关系。

战役背景

珍宝岛地理位置

珍宝岛位于中国黑龙江省省虎林县虎头公社（今虎头乡）虎头大队（今虎头村），是乌苏里江中的一个江心小岛，位于乌苏里江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面积0.74平方公里，因该岛两头尖、中间宽，形状类似中国古代的元宝，故得名“珍宝岛”。珍宝岛原是乌苏里江西侧江岸的一部分，与中国大陆相连，受到江水常年冲刷，于1915年形成岛屿，枯水期仍与中国江岸相连。珍宝岛东面与苏联相距400余米，二者虽隔江相望，但每到冬季江面结冰厚达两米以上，故人们可以在冬季从冰上通行，甚至可以在冰上行驶车辆。

20世纪以来，岛上开始有中国居民张盖、陈锡山等人居住，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岛民被日军强迫搬离岛上，战后大家又回到岛上居住。新中国成立后，珍宝岛由合江军分区公司边防站负责守卫，站长孙玉国。珍宝岛的对面是苏联边防军库列比亚克依内和下米海洛夫卡边防站。

中苏边境争端

清政府时期，俄罗斯帝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等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强占中国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中便包括乌苏里江以东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919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政府于1919年和1920年先后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声明“废除沙俄时代一切对华不平等条约，放弃侵占所得之中国领土……”但此后，苏俄政府未能履行自己的承诺，他们不仅没有放弃沙俄以不平等条约掠夺的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领土，还时常挑起边境冲突，中苏冲突和纠纷持续未断。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苏边境争端暂时中止。1959年6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撕毁了中苏双方于1957年10月签订的“国防技术协定”，致使中国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中苏关系逐渐走向恶化。两国关系恶化以后，边界问题成为最为敏感的问题，中国主张通过谈判解决同邻国的边界问题，在解决之前维持边界现状。1960年起，中国多次主动向苏联政府提出进行谈判，在1963年的两国政府谈判上苏联政府以《中俄北京条约》附图为依据，称该图的分界线在珍宝岛地区“直接沿乌苏里江的中国江岸通过”，妄图证明珍宝岛归属苏联。实际上，《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双方一直是按照主航道中心线划分岛屿归属。1964年，2月至8月中苏继续进行边界谈判，中方要求苏联肯定俄罗斯帝国政府与中国清政府签订的边界条约是不平等条约，遭到苏方拒绝，谈判破裂。同年，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开始在中苏边境不断增加兵力，按照曾经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将归属于中国的六百个岛屿划归为他们的边界内，并指示苏联红军在边界进行武装挑衅，制造流血事件。

据统计，1964年10月15日至1969年3月15日期间，中苏两国的边界事件多达4189起，比1960年至1964年间增加了3倍。

珍宝岛局势紧张

在不断升级的中苏边界争端中，珍宝岛地区成为冲突的焦点之一。60年代中期开始，苏军阻拦中国边民进入珍宝岛，制造边界纠纷。自1967年1月至1969年2月期间，苏军在乌苏里江封冻期先后入侵珍宝岛达16次，1967年11月至次年1月，苏军侵入珍宝岛以北的七里沁岛达18次，并多次打死打伤中国军民。据统计，这一时期内，苏联边防军在七里沁岛打伤中国边防人员和边民达122人，打死或用装甲车轧死中国边民5人，中国边防人员在还击中打伤苏联边防军人10余人，时称“七里沁岛流血事件”。

苏联红军在珍宝岛一带进行挑衅的同时，还在入侵捷克前后进行了十几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其中“德涅伯河”“涅曼”“东方快车”等都是针对中国的进攻性演习，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还提出使用战术核武器来解除中国对苏联的“威胁”。

面对苏军的挑衅行为，中央军委于1968年1月24日指示沈阳市、北京等有关军区，加强中苏边界东段边防警戒的部署，做好军事上配合政治外交斗争的准备。同年，苏联对珍宝岛地区的武装挑衅愈加频繁，入冬后的乌苏里江进入封冻期，苏联边防军多次出动装甲车辆和巡逻队，越过乌苏里江面殴打和挑衅中国边民。1969年1月23日，苏联边防军在直升机的掩护下，出动76人对在珍宝岛执行巡逻任务的中国边防分队进行突然袭击，造成中国边防分队28人受伤。2月，苏联远东边防军宣布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珍宝岛的局势进一步恶化，只要中国人员一上岛，苏联红军便进行驱赶、殴打。2月27日，苏联边防军用冲锋枪对中国巡逻队射击。

为此，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在克制忍让的同时，制订了自卫反击的方案。1969年2月19日，中央军委通过了黑龙江省军区的“珍宝岛地区反干涉斗争方案”。周恩来强调对苏边防斗争既要掌握好政治斗争的边防政策，又要做好自卫反击的军事准备，当时的解放军总参谋部则对珍宝岛地区的巡逻、还击、获取证据等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沈阳军区组成以副司令员肖全夫为首的工作组，前往虎（林）饶（河）地区组成虎饶前敌指挥部，指挥战备工作。

战役过程

第一次珍宝岛事件

1969年2月6日至25日，苏联边防部队连续5次围攻中国边防人员，为了防止事态扩大，中国边防部队暂时停止了巡逻，为此苏联大肆宣扬，称“中国退出了珍宝岛（俄称达曼斯基岛）”，妄图以此证明“珍宝岛是苏联的领土”，且扬言若中国边防部队再敢上珍宝岛巡逻，便使用火力解决的办法。

3月1日，侦察科长马宪接到上级电话，要求加强珍宝岛地区的巡逻。马宪与守卫站站长孙玉国等人商议后，决定由孙玉国和周登国各自带一支巡逻队上岛，双方保持一定的距离分开走，侦察连在后面进行接应。马宪的巡逻方案得到了肖全夫的认可，肖全夫还在电话中强调无论如何不准先开第一枪。

3月1日入夜后，中国边防巡逻分队在孙玉国的率领下进入珍宝岛巡逻，遭到来自下米海洛夫卡和库列比亚克依内两个苏联边防站70余名苏联边防军的阻拦，70多名荷枪实弹的苏联红军一下车便摆开了战斗队形，从两面向中国巡逻分队进逼，另一部则向中国巡逻分队侧翼穿插，企图对中国巡逻分队三面包抄。

孙玉国一面命令中国巡逻分队向岛西侧撤退，一面向苏军发出警告，但苏军却步步紧逼。这时潜伏的中国巡逻分队第二巡逻组突然出现，拦住了苏联边防军小队长伊万所率领的迂回分队。上午9时17分，苏军突然开枪，打死打伤中国巡逻队员6人，中国边防部队进行自卫还击。与此同时，苏军利用装甲车对中国巡逻队员进行火力压制，其中1辆侵入珍宝岛北端的中国江叉，企图从侧后攻击岛上的中国军队。中国边防部队岸上掩护分队立即以猛烈火力击退苏联红军装甲车，并上岛与苏军展开作战。双方激战1小时后，中国边防部队成功击退苏军。

第二次珍宝岛事件

3月2日当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就珍宝岛事件提出强烈抗议。苏联边防军不甘心3月2日的失败，向珍宝岛迅速增调步兵和装甲车。此后，3月5日、7日、10日、11日、12日，苏军多次入侵珍宝岛以及西侧的中国河道。中国方面也立即抽调兵力，对珍宝岛和七里沁岛进行重点防范。3月13日，中国工兵分队在苏联红军车辆时常通过的珍宝岛西南侧江叉地区设置了小面积反坦克地雷场，反坦克炮兵隐蔽地进入前沿和纵深阵地。

3月15日凌晨，苏军以10余辆装甲车掩护步兵从北端入侵珍宝岛，中国边防分队立即以1个加强排的兵力抢占珍宝岛东南部的天然棱坎，与苏军形成对峙。8时02分，苏军步兵在3辆装甲车的配合下发起冲击，中国边防部队阵地指挥员营长冷鹏飞指挥步兵分队用火箭筒击毁苏军装甲车2辆，苏军步兵在中国边防部队炮兵的压制下被迫撤回，战斗一度中止。

9时46分，苏联红军使用地面火炮和坦克，对中国边防部队岸边阵地和岛上分队进行猛烈炮击。10点10分开始，苏军出动6辆坦克和4辆装甲车，进入珍宝岛南、北两端，向中国边防部队正面发起进攻。中国边防部队予以反击，集中主要兵力和反坦克武器，从正面对抗进攻的苏军，苏军坦克遭遇打击后，随即改变行动路线，其中1辆坦克闯入中国边防部队设置的雷区，先是履带被炸断，随后又被中国边防部队的炮火击毁。战斗持续至12时25分，苏军第二次进攻被击退，战斗中冷鹏飞负伤。

下午1时35分，苏联红军以纵深火炮、岸边坦克炮和其他火炮登对中国边防部队的防御阵地和边防站进行大规模炮击。炮击持续了2个小时，下午3时13分，苏军100余人在20辆坦克和装甲车的掩护下，向珍宝岛发动第三次猛烈进攻，企图以火力优势将中国边防部队歼灭。中国边防部队分为几个战斗小组，采取集中围打一辆坦克或装甲车的战法，同时以岸上步兵火力分割苏军坦克余步兵，打乱苏军的战术协同。中国边防部队炮兵对珍宝岛上的苏军坦克和装甲车进行炮火打击，同时对苏联江岸局部地区的火力支援进行压制。战斗持续至下午5时15分，遭遇重大损伤的苏联红军撤出战斗。次日，苏军登岛收尸，中国边防部队未予以出击。

坦克争夺战

3月17日凌晨，苏军对中国边防部队的前沿阵地和纵深达6公里的地域进行炮击，接着苏军出动70人登岛，在坦克和装甲车的掩护下，试图将3月15日作战时被炸毁的T-62型苏军坦克拖回，并在沿路敷设1000余枚地雷。中国边防部队为阻止苏军强行拖走坦克，以炮火进行拦截。下午5时，苏军与中国边防部队先后停止炮击，苏军在施放烟幕弹后撤回苏联境内。

3月21日晚，苏联红军派出爆破组，沿预留的雷区通路行进，试图炸毁或炸沉T-62型坦克。中国边防部队以火力将苏军击退，后来苏军一面用炮火阻止中国边防部队接近坦克，一面对这辆坦克进行炮击。由于江面的冰层被炮弹炸开，坦克沉入江底。5月2日，中国边防部队将坦克打捞上岸，后来这辆坦克被送往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进行展览，成为苏军入侵中国领土的铁证。

战役结果

中国边防部队经过3月2日、15日、17日的战斗，共击毁、击伤苏联边防军坦克、装甲车17辆，击毁卡车、指挥车各1辆，毙伤苏联边防军200余人，缴获苏联T-62型坦克1辆，各种枪械31支（挺）、弹药和军用物资一部。

在1969年3月2日的战斗中，中国边防部队牺牲17人、重伤11人、轻伤24人、失踪1人。在3月15日的战斗中，中国边防部队阵亡12人，负伤27人。7月30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边防站站长孙玉国、政治干事杜永春、火箭筒手华玉杰、班长周登国、营长冷鹏飞、副科长孙征民烈士、班长杨林烈士、副连长陈绍光烈士、副连长王庆容烈士、战士于庆阳烈士等10名官兵以“战斗英雄”称号，给边防部队的侦察连、一连和公司（地名）边防站等10个单位记集体一等功。

事件余波

中国“威胁”说

珍宝岛事件后，苏联政府展开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苏联向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家通报其所谓的事件“真相”，同时向西方国家宣扬中国“威胁”说。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赴印度访问，双方关于“苏印两国与中国的共同边界问题”进行了讨论。苏联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于1969年7月6日提出“亚洲集体安全体系”，陆续派出20多个代表团到中国周边国家游说，企图形成一个反华军事包围圈。珍宝岛事件不仅使得中苏关系极度紧张，也使得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恶化。

苏联武力威胁

珍宝岛事件之后，苏联迅速加强了对中国军事部署，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增修空军基地和导弹基地，1969年苏联在亚洲地区部署的可用于对付中国的兵力兵器已达到70多个陆军师、100余万人，2万余辆坦克、3000多架飞机、800多艘舰艇等。9月，苏联将原属土耳其斯坦军区辖区的与中国新疆接壤的3个加盟共和国（哈萨克、吉尔吉斯和塔吉克斯坦）划出，新组建成“中亚军区”，作为专门对中国作战的对象。

6月至10月，苏联在中苏边境举行了大规模的陆空联合演习，苏联红军对中苏边境进行频繁的武装挑衅，苏军出动火炮、轰炸机、歼击机、侦察机侵犯中国领空，侵入中国境内纵深最远达60多公里。1969年6月至7月间，苏军在中苏边界越界设立国界标志。8月13日，苏军入侵中国新疆裕民县巴尔鲁克山西部铁列克提地区，对中国边防巡逻分队进行突然袭击，导致25名巡逻人员和随同执勤的3名地方武装全部阵亡。

苏联还声称要对中国发动核战争，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提出“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当时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苏联已经做好了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的准备，并极有可能对中国实施全面大规模进攻。

东欧许多国家对苏联这一设想明确表示了反对意见，苏联转而寻求美国的意见，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就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之事征求美方的意见，表示希望美国在其中保持中立，美国政府通过磋商后，表示明确反对，认为如果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必然会招致中国的全面报复，到那时核污染会威胁驻亚洲25万美国军队的安全。同时，美国通过通过《华盛顿的明星报》刊登了一则消息，“苏联欲对中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声称：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重要的军事基地--酒泉市、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击。

中苏重启谈判

苏联一方面对中国进行武装挑衅，一方面表示愿意与中国政府进行“协商”1969年7月26日，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库兹涅佐夫约见中国驻苏代办，要求举行中苏高级会谈。8月，中苏在伯力进行了“中国—苏联国境河流航行联合委员会例会”，双方就中苏国境河流航行的一些具体问题达成了协议，签订了会议纪要。9月11日，周恩来在首都机场会见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柯西金，双方达成并签署了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等临时性举措的协议。

临时性举措的协议达成后，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仍未减少，周恩来向柯西金致秘密信函，建议双方都承担互不使用武力，包括不适用和力量进攻对方的义务。阿列克谢·柯西金对周恩来的建议予以认同，建议双方签订一个“互不侵犯、互不使用武力”的国家间的专项协定，该建议实质上是向中国作出了不会发动大规模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正式保证。

10月12日，中苏双方在北京就中苏边界问题开始举行外交部副部长级的谈判，11月，双方重新互派大使。此后，中苏开展了长达9年的边界谈判，但因苏联态度强硬，始终没有进展，但这9年期间也未再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进入21世纪后，中俄达成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4年10月14日，中俄两国外交部长签署了《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至此，中俄长达4300公里的边界线全部划定，根据协定，珍宝岛永远归属中国。

事件影响

国防方面

面对苏联的军事威胁，中央军委于1969年6月至7月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三北”地区作战会议，即东北地区、华北、西北三个地区，研究制订抵御苏联入侵的方案。9月22日，全军战备工作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军队不要松懈”和林彪“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指示，周恩来也提出“要准备大仗，特别要防止敌人突袭”，全军军做好精神、组织和物质上的准备。不久，中国先后成功地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和氢弹爆炸，表明中国不惧怕任何核讹诈的气魄和进行核反击的能力。

1969年10月中旬，中苏在北京谈判前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将一部分中央负责人及老同志撤离北京，中央军委办事组撤至北京西郊，总参谋部组成战时指挥班子，进入战备状态。10月17日，在苏联谈判代表团抵达北京的前两天，林彪作出“第一号命令”的指示，下达全军，当晚部队的战备工作进入最为紧张的时期，达到了最高潮。

此后，全军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全国处于临战状态。全国掀起政治、军事备战高潮。中央军委判断，苏联向中国发动袭击的方式有两个，一个是空中突然袭击；一个是地面突然袭击。面对苏联红军可能的战争方式，中国对“三北”地区有针对性的调整军队部署、扩编军队，至1969年底，全军在编人员增长到631万余人，超过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最高数额，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人民解放军历史上人数最多的时期；同时部队开始战备训练和野营拉练，根据苏军的作战需要，提出了“三打三防”的要求，即“战备训练要以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为重点，并进行必要的防原子、防化学、防细菌和战术技术训练”

在进行备战的同时，加强战场建设也成为重点，全军开始在要点地区进行永备设防工程、野战工程、海空军工程的建设，以及战备交通、战备通信、战备后勤等工程的建设。60年代末，为了应对苏联红军对中国实施大规模空袭，开始把城市和要地防空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全国性人民防空工作随之展开，主要任务是临战准备，在“三北地区”深入开展挖防空洞的工作。北京作为人民防空的重点地区，成立了首都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北京市几乎家家户户、男女老少都动手挖防空工事，至1969年10月25日，北京市共有300多万人参加挖防空工事，新建的防空设施与原有的一共可掩蔽421.3万人。

中原地区这次全军大战备活动，是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其强度、持续的时间、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均是空前的。这次大规模的战备活动加强了国防建设，增强了国防观念，对扭转60年代中期以后军队片面突出政治、忽视军事工作的倾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有利于加强军队的建设，也有利于军队摆脱“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的困扰。另一方面，这次战备高潮是对当时国际环境恶化的过度反应，过高的估计了战争爆发的可能性，长时间应对战争作为全国各项工作的中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建设和人民的生活。

军工科技方面

中国人民解放军科研部门破解了珍宝岛战役中缴获的苏T-62型坦克上的红外夜视仪、射击双向稳定器、大功率柴油机等技术设备的构造、性能及各项参数。不久，中国研制出来自制的新式72型坦克。

在此后的十年间，中国的反坦克武器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诸如反坦克导弹、反坦克布雷车、防空反坦克子母炸弹、反坦克子母火箭弹和炮弹、侧甲雷、两用雷反坦克武器填补了军队的装备空白。高速钨心脱壳穿甲弹、全钨脱壳穿甲弹、新型材料穿甲弹的成功研制，也使得中国反坦克武器的性能有了质的提高，可以有效对付复合装甲、间隙装甲、屏蔽装甲以及爆炸反应装甲等各种先进的装甲防护。

中美关系

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在亚太地区的扩张，对中美两国构成了威胁。为了缓解自身在美苏冷战中的压力，美国开始尝试与中国缓和关系。1967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开始采取行动缓和中美关系，减少了在越南的美国军队以及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的巡逻次数。10月，尼克松在《外交》上发表文章，称“从长远的观点看，我们负担不起永远把中国留在各国大家庭之外”，毛泽东在看到尼克松态度的变化后，并请周恩来阅读，不久中美双方通过第三方国家进行联系。1969年11月，美国正式宣布停止美国舰队在台湾海峡的巡逻。

1970年1月和2月，中美双方进行了两次大使级会谈，美方首次默认台湾问题由中国人自己用任何和平方式加以解决，中方则表示放弃台湾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一概不谈的“一揽子”解决方案，打破了在此问题上持续了15年的僵局。此后，经过两年多的试探，中国以周恩来的个人名义向美国发出了欢迎尼克松访华的邀请，1972年2月21日至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标志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开始。

事件评价

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理事会的理查德·维奇在其《中苏危机政治:政治变化和交往研究》中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美苏两极格局，在这种国际体系里，新生的中国与苏联结盟，并没有“大的独立性”。但到1950以后，随着社会主义阵营出现明显变化，“北京开始采取一些重要的行动，以摆脱这种两极体系，朝着更大的独立性方向发展”，“中苏危机”在此背景下发生并逐步升级。到1969年，危机达到顶点，在珍宝岛出现中苏武装冲突。

美国学者托马斯·鲁宾逊，在美苏冷战结束后，通过研究所掌握的资料认为：珍宝岛事件是中国对苏联不断挑衅所进行的反击。

参考资料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网.2025-04-19

不是一次孤立事件：中苏边界冲突的缘起和结果.央视网.2024-0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