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繁露
《春秋繁露》又称《繁露》，是中国汉代哲学家董仲舒的重要著作。该书共十七卷，八十二篇文章，但现今可见的只有七十九篇，缺第“三十九”、“四十”和“五十四”三篇。由于文献资料的缺失，关于该书的成书过程和时间已不可考，但后世留下了诸多书目版本及为其阐释的注疏论著，如楼钥本、聚珍本、《春秋繁露义证》《春秋繁露注》等。可见，《春秋繁露》在古代社会占有一定的重要地位。
汉代年间，统治者为维护中央集权的地位，巩固了大一统专制政治制度，需要一套合理的、系统化的理论体系。在思想文化层面，汉代推行儒家、道家、阴阳家等诸子言论，社会学术风气较为宽松，许多学者对政治、社会和文化发表自身言说。在此基础上，《春秋繁露》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结合周代以来的阴阳五行学说 ，阐发附会《春秋》的微言大义，涉及到天地、阴阳和五行运转的规律，君主治理国家的方法，世间治人、礼乐制度等内容。由此，董仲舒进一步论述了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道理，提出“三纲五常”“三统三正”“性三品”学说，阐发儒家政治、文化及哲学思想，本质是为上层统治者统治所必需的伦理纲常和尊卑等级进行辩护，因而成为了一部维护封建统治的经典著作。
《春秋繁露》内容冗杂、体系庞大，不仅反映了董仲舒自身的哲学思想体系，还对中国古代的社会发展史、思想史、哲学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政治上，它强化了君权天授的思想，进一步维护了封建君主统治，加强君主专制制度；在思想上，“三纲五常”“阴阳五行”“神学目的论”等学说的提出，进一步深化了诸子的思想内容，尤其是对经学和儒学的发展，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之后两千年的社会标准和思维方式。
作者介绍
董仲舒(约公元前179年~约公元前104年)，字宽夫，广川(今景县)人。汉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政治理论家、教育家，有汉代“孔子”之称。
董仲舒少年时代就开始博览先秦诸子，钻研《春秋》以及阴阳五行学说，对儒家经典如《周易》《诗》《书》等有深刻而独到的见解。刘启时董仲舒任博士，广招生徒，讲授《公羊春秋》，培养儒学人才。刘彻即位后，举贤良方正之士，董仲舒以贤良对策，回答了汉武帝三条策问，史称《天人三策》或《贤良对策》。他因此得到汉武帝赏识，迁为扬州市（今江苏扬州）相。武帝元光四年（公元前 131 年）免江都相，为中大夫。在此期间，董仲舒著灾异之记遭主父偃嫉妒而窃取呈上，险些为此丧命。武帝特赦之后，他便不再议论自然灾害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董仲舒为人廉直 ，治学专精，又被丞相公孙弘妒忌而徙为胶西（今高密市）王相，但任职不久就以病为由，辞官归家（今陕西西安），专心修学著书。年老，寿终于家。
董仲舒是西汉时期的儒学大家，他治经讲学，传授春秋公羊姓学，开汉代今文经学之风，被奉为今文经学创始人。他在著名的《贤良对策》中把儒家思想与当时的社会需要相结合，并吸收了其他学派的理论，创建了一个以儒学为核心的新思想体系，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以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使儒家成为封建统治的主流思想，影响了之后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
董仲舒的主要著作，据《汉书》记载有一百二十三篇。今存《春秋繁露》八十二篇、《天人三策》三篇，另有《春秋决狱》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书名释义
《春秋繁露》十七卷，八十二篇，自宋朝以降即阙文三篇，实存七十九篇。由于没有可靠的文献资料和记载，关于该书的成书过程和时间已不可考，只能推测出一个大致范围，即东汉中叶到东晋中叶。关于著作名字，目前学界没有定论。最先记载书名的，是《隋书·经籍志》(沿袭南梁阮孝绪《七录》)中记载的 “春秋繁露十七卷、董仲舒撰”。其中一说法是唐朝学者贾公彦的观点，他在其《周礼义疏》中说“西汉董仲舒作《春秋繁露》。繁，多; 露，润。 为《春秋》作义，润益处多。”也就是说，“繁露”之意为阐释春秋大义，滋润人之思想， 使之受益颇多。另一说法是清代学者苏舆言：“《汉书·董仲舒传》云：‘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数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 事得失，《闻举》《玉杯 》《繁露 》《清明》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春秋繁露》名字源于《汉书》中的一篇文章。
成书背景
政治背景
秦政成功的经验为汉政所继承，秦政失败的教训为汉政所吸取。汉初对外和亲避战,对内平定外姓藩王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文景之时，刑罚大省，用贤纳谏，轻徭薄赋。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日趋稳定，郡国并行制的弊端日益显现，诸侯王的势力膨胀，对中央政府的统治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刘彻采纳主父偃的建议，实行“推恩令”，彻底扫清了诸侯王的威胁，巩固了大一统专制政治制度，而大一统专制政治制度需要一套合理的理论支撑，《春秋繁露》便应运而生。
思想背景
历经长期战乱，西汉初年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帝王们推行注重休养生息、稳定政治局势的黄老思想。然而，随着国家的蓬勃发展，黄老思想已不能提供解决问题，需要新的理论思想提供指导。另外，君主开始文治天下，征用儒生，求贤选能，但仅仅停留在功利主义层面，没有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董仲舒所面对的思想形势是“汉承秦制”，长期未受重视的儒学在汉初“无为而治”的环境下逐渐回暖发展。因此，董仲舒以儒家宗法思想为骨干，以“春秋公羊姓学”为进路，汲取阴阳家、道家、法家等思想，以“天人三策”为契机，以《春秋繁露》为载体，建构了一套独特的儒家理论。
此外，汉代经学的发展自始至终就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一种神秘主义倾向，而董仲舒又是西汉学者中影响很大的公羊学大师。公羊学属于齐学系统，所以神秘主义倾向就表现得更为严重。而刘彻又是一位神学趣味非常浓厚的封建君主，他大力提倡公羊学说，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董仲舒对《春秋》学进行神学化的改造。
内容概要
《春秋繁露》内容庞杂，涉及社会制度、交往礼仪、伦理道德以及哲学思想等众多方面，集中地展现了董仲舒思想理论的基本面貌，其体例结构与内容可大致分为两个部分。
阐发《春秋》
董仲舒作为公羊姓学大家，其著述必然离不开对《春秋》的解说与阐明，不仅提到了《春秋》中所提及的事件，而且把这部著作作为整体加以论述，提到了它的写作目的及大意，对衍生出来的伦理和政治观念形成了一套较为简明扼要的分析体系。具体来说，可总结为两大内容：一类是对《春秋》史实的具体解释与阐发。这方面主要的篇目有《楚庄王》《玉杯》《竹子林》《玉英》《精华》《王道》《灭国》《随本消息》《会盟要 》《奉本》《观德》《郊义》《郊祭》《顺命》等 。另一类是对《春秋》主旨的抉微与总结，简要论述《春秋》内容对现实政治的指导意义 ，如：《正贯》《十指》《重政》《俞序》《二端》《符瑞》《仁义法》等。这部分的主题主要为人与事重新正名，分析亡国的原因，阐述灾异的含义、圣人的角色、仁义之别、国家的改制与不变之道的关系，以及表达对国家与百姓的一般性关怀。
提出新说
第二部分主要记载了董仲舒的部分言行和创立的新说，反映了董仲舒的政治观念和哲学思想。在这些篇章中，董仲舒暂时挣脱了因解释《春秋》而导致的限制，尽情地发挥自己的思想，构造自身的思想体系。由于篇章的联系和逻辑稍显不足，所以有学者认为部分内容可能是其门生或后人创作，或是后人编辑整理董仲舒的观点而得。主要篇目有：《郊事对》《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五行对》《止雨》《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等。此外，董仲舒在坚持儒学基本原则前提下，汲取阴阳家、墨家、道家包括黄老新道家、法家等学派中某些因素，结合当时社会的需要而创立了许多新说。这部分在《春秋繁露》中所占比重最大主要的篇目有：《循天之道》《实性》《深察名号》《五行相生》 《五行相胜》《天道无二》《阴附出入》《天辨人在》《祭义》《阴阳终始》《阴阳义》《王道通》《阳尊阴卑》《为人者天》《天容》《五行五事》《五行变救》等。
主要思想
《春秋繁露》推崇春秋公羊姓学，从公羊学的立场和观念出发，阐明《春秋》的内容和主旨，并结合道家学说、法家学说、阴阳五行说等诸子理论观念，进一步深化儒家理论，宣扬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哲学、神学理论，“性三品”的人性论、“三纲五常”伦理思想，形成了庞大而系统的理论体系，为汉代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制度提供了思想基础。
“天人合一”思想
“天”论
为了适应并维护地上的统一王权，论证君权神授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董仲舒利用传统的神权思想，塑造了一个统摄万物的“天” 。他认为天是超自然的、有意志的人格神，是至高无上的神：“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并为此建立起一套关于"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学说，把世间的一切包括封建王权的统治都看作是上天有目的的安排，为“王权神授”奠定了理论根据。具体而言，《春秋繁露》的“天”有三方面的意义：神灵之天、道德之天和自然之天，彼此联系、彼此运行。其一，神灵之天指天有思想、有智慧，对万物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应是使人类恐惧、崇拜的神灵。这样能使百姓对天产生敬畏之情，在心理上、信念上建立起无限的依托和依靠。其二，所谓道德之天，实际上是把人性赋于天， 将其人格化，将人世间圣人制定的、处理人与人关系的行为准则说成是上天的意志，使其绝对化，成为普遍的不可改变的永恒真理。其三，自然之天主要日月星辰及其运行的天象和寒暑交替、四季循环的天道，并且与阴阳息息相关。
天人感应
“天人感应”是中国哲学中关于天人关系的一种神学论述，指天意与人事的交相感应。董仲舒总结和发展了传统的 “ 天人感应 ” 学说，进行更深入系统的论证 。董仲舒认为，天人之间之所以能够相互感应,关键在于“天人同类”和“人副天数”。他写道：“人生于天,而取化于天”，人是天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人的形体结构就是天的副本。他将人身的骨节、五脏、四肢等身体结构，比附为一年的日数、月数，甚至是五行、四时之数，从而得出“为人者，天也”的理论，认为人类自身的一切都由天所给予。不仅人的生理构造是天的复制品，就连人的精神意志、道德属性也与天相似：“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是基于封建君主统治的，所以“天”与“人”的感应实则是“天”与“天子”之间的感应，而实现这种感应则通过“祥瑞”或“灾异”两种方式。《春秋繁露》提到"天"不但为人世规定了正常秩序，还密切关注人间的活动，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如果人间违背了封建道德即天的意志，君主有了过失而不省悟，天便会降下灾异警告，表达对君主的谴责；反之，如果君主治理天下太平，天就会出现福端。
阴阳五行说
《春秋繁露》将“阴阳”作为解释整个自然天道、天地万物、人类社会的理论基础，并赋予“阴阳”以伦理属性，强调“阳尊阴卑”是万世不变之理。他还重视阴阳与五行之间的联系，将“阴阳”与“五行”融合阐述，认为阴阳与五行都是“天地之气所分”，只是表现形式不同：“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 天地阴阳之气化生万物，通过推动春夏秋冬在一年中的顺序变动运行表现出来，最后以木、火、土、金、水五种基本元素的形成作为宇宙万物产生的基础。
董仲舒又以阴阳五行学说将自然界和社会人事神秘化、理论化，作出各种比附。他用“五行相生相胜”的关系来比附社会人事，如将“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比为父子；“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后，土居中央”比为父子之序，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概念变成了体现天的意志和目的，为现实的政治生活服务。
“大一统”观念
大一统的前提是全国要有一个最高主宰着，即君主，其地位是至高无上的。董仲舒以《春秋》公羊学所阐发的君主专制理论为基础，大胆改造儒学，在《春秋繁露》里从两个方面对“大一统”思想加以丰富和完善。一方面，董仲舒在天人思想体系中强调君尊民卑。他通过说明天子为“元”、人要服从于天，以及借助阴阳五行思想，对君尊民卑加以论证：“人本于天。”从而确立了君权天授的神学机制,皇权至上、不容怀疑。另一方面，董仲舒强调“君道无为，臣道有为”。在承认君主位尊权高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作为统治阶层整体尤其是臣子们的作用，提出“君道法天，臣道法地”的命题。
“三纲五常”说
先秦时代，孔孟讲君臣 、 父子、兄弟、夫妇和朋友五伦，董仲舒则在《春秋繁露》中加以继承和发展为“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董仲舒的“三纲”学说基于“天人合类”“阳尊阴卑”的法则而提出：“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阴兼功于阳，地兼功于天。”天道既分阴阳，人类社会也分阴阳，在人类社会中，“阳”也处于统治地位。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 ，夫为妻纲”就是取法天道，根据天的指示建立起来的伦理纲常。
“五常”，指的是仁、义、礼、智、信。对于“五常” 的分析，董仲舒同样是以“天人合类”的论证方式来阐述。他认为天有“五行”，人也有“五常”。他以仁配木、以智配火、以信配土、以义配金、以礼配水，认为“五常”与“五行”一样是天次之序。董仲舒将这五个方面归纳在一起，进行了更为全面的诠释，并使之作为封建社会最基本的道德纲常。
“三统三正”说
历史的发展并非一成不变的，王朝更替时有发生。为了解释这一现象，根据神学目的论，董仲舒提出了"三统三正"的历史发展观。“三统”即黑统、白统 、赤统。夏为黑统，商为白统 ，周为赤统 ，三者循环改朝换代。“三正” 即建子、建丑 、建寅 ，夏以寅月（农历正月）为正月，商以丑月（农历十二月）为正月，周以子月（农历十一月）为正月。历史就是按照黑白赤三统不断循环变化的。
同时，董仲舒认为君王的地位和权力都是上天授予的，所以一个新王朝建立，首要的任务是改正朔 、易服色。这一过程被称之为新王改制，目的是维护君权的神圣、正统和合理。中国农历的十一月、十二月、正月可以作为立春，每月初一为朔日，朔日又有从平旦（天刚亮的时刻）、鸡鸣、夜半为开头的三种算法。结合到政治发展中，就演变为：每个新王朝上台后，都要改变前一个王朝的正、朔时间，这就叫改正朔。如果新王朝选择农历正月为岁首，则尚黑色；如选择十二月为岁首，则尚白；如选择十一月为岁首，则尚红色，这就是所谓"正三统"。每个正朝都应按照自己的选择改换新的服色，这叫"易服色"。
“性三品”说
根据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春秋繁露》提出了“性三品”说。董仲舒把人性分为三个品级：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之性。《春秋繁露·实性》写道：“圣人之性,不可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圣人之性”为纯粹的仁和善，圣人不用教化，是可以教化万民的。“斗筲之性”是只有贪和恶的广大劳动人民，这些人即使经过圣人的教化也不会成为性善者，对他们只能加以严格防范。“中民之性”具有善的素质，经过君主的教化便可以达到善。而这三个品级的人性，都是天所赋予的。
后世影响
董仲舒所著的《春秋繁露》反映了作者的整个哲学思想体系，这种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学说的思想体系，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传承过程当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史、哲学史，还是社会发展史方面都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对汉代政治的影响
《春秋繁露》集中反映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结合道家、阴阳家各派学说，首次对该理论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和总结，建构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董仲舒将人间各种有利于维护君主统治、符合当时社会政治需要的各种原则都说成是天意，借此为统治者编造统治的合理性，又试图借助天意对君主做出一些限制，以免君主权力失控造成天下大乱，危及统治者的统治。这种理念顺应了当时急需统一思想、统一伦理秩序的时代潮流，进一步强化了君权天授的思想，使君权天授成为古代政治的核心内容之一。
《春秋繁露》中“三纲五常”理论之所以能成为后来古代统治者重视的思想理论，是因为它的核心理念则是确立和维护法定的封建社会里尊卑贵贱的等级，强调等级的不可逾越，要求每个人承担起应有的道德责任和义务。董仲舒在著作中将君臣、父子、夫妇三种政治伦理关系纳入了“阳尊阴卑”的思想构架，明确地把仁、义、礼、智、信规定为“五常之道”，认为作为“王道”的“三纲”和“五常”都是天的意志和永恒的“自然法则”，把汉代以来流行的纲常观念推向绝对化、神圣化，并使之深入人心，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伦理关系的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维护了封建君主统治，加强君主专制制度。
对思想文化发展的影响
经学与谶学发展
《春秋繁露》是汉代较早的解经著作，有开创经学先河的功劳，并且此书发挥《春秋》的微言大义最为显著，是当时其他著作不能比拟的。《春秋繁露》较早地提出和探讨了许多经学史上著名的命题，如：儒经的排列顺序、托古改制、孔子为素王、张三世与存三统、常义与应变等，后世经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这些基本命题展开论述的。此书对经学的治经方法也多有阐述，确立了经学的重要范式和框架，是经历史学上的开山之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以阴阳五行为解释手段来演绎经义、论说灾变，这已成“谶纬之滥觞”，为经学与谶纬的融合提供了理论基点。之后的谶纬的大规模产生、发展及纬书的形成，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灾异说息息相关，并且其形式到内容，都难免受到 《春秋繁露》的影响。
儒学发展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儒、道两家为代表 ，便对 “天人合一”进行阐述。董仲舒在继承孔子和孟子的“天心、人心一致”的基本思想时，也吸纳阴阳家的思想于儒学之中。这是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第一次使儒家思想与阴阳家思想合二为一，并创造性地提出了著名的天人感应思想，使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有了外在的理论构架，丰富了儒家思想的内涵。此外，董仲舒通过对天的论证、阐释和应用，适应了我国古代封建帝国政治统治的需要和根本利益的要求，得到汉代官方的支持，成为官方学说，占据了国家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阴阳五行发展
《春秋繁露》对阴阳五行观点的论述是自春秋战国以来最为系统、最为详尽的。董仲舒在先秦时期早己流行的五行范式的基础上，加上了儒家的仁义道德和人伦规范。不仅在内容上扩大到包罗万象，而且还增添了一个阴阳运转的说法，形成了以阴阳为动力的包罗万象的五行范式。在这个系统中，董仲舒增加了三项内容：一是增添了阴阳为动力系统，二是强调了五行之间的相生相胜，三是融入了儒家的伦理道德，使得阴阳五行有了哲学的普遍意义。
对中医学的影响
《春秋繁露》涉及到西汉人们对自身形体构造、生理机能、脏腑构成、形神关系等有关医学方面的认识，所宣扬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神学观点，也结合了精气 、阴阳、五行等内容进行了完善的论述，奠定了中医养生理论生发的基础。其中，《循天之道》是《春秋繁露》中专论养生的篇章，从“调摄心神，以养中和之气”，“重视保养元气”，“重视养阳”，“重视养精”等方面进行详细的阐明，对此后《黄帝内经》 中形成的养生理论具有重要作用。
版本
《春秋繁露》版本较多，现存有宋嘉定本、华坚兰雪堂铜活字印本、王道刻本、武英殿聚珍本、卢文弨校本等，其中以宋嘉定本、清武英殿聚珍本最为重要。
楼钥本
现存《春秋繁露》最早版本为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江右计台刻本，此本由楼钥校定，故世人多称“楼钥本”，后被收录于《永乐大典》。今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称“宋嘉定四年江右计台刻本《春秋繁露》十七卷”。此版本是由南宋学者楼钥整理所得潘景宪八十二篇《春秋繁露》而形成的，亦是今所能见到的各种版本的来源本。书末刻楼钥《跋春秋繁露》、胡《书》。其后又附刻“题跋附”，收《崇文总目》《中兴馆阁书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六一先生《书春秋繁露后》、新安程大昌泰之《秘书省书繁露后》、宋淳熙乙未《识语》等书。
聚珍本
武英殿聚珍本，全称《钦定武英殿聚珍版书》，据《永乐大典》本排印而成，是清乾隆以聚珍版排印的《四库全书》中的善本书，共一百三十八种，《春秋繁露》即为其中之一。在这样不断修改编订下，《春秋繁露》才日渐完备，这个版本就是聚珍本，也即官本。
注疏
《春秋繁露》作为阐明董仲舒思想最重要的著作，是历代公羊学者研究时必备的文献资料，而西汉以来，春秋公羊学沉寂了一千多年。直到清中叶公羊学开始复苏，《春秋繁露》才逐渐得到重视，促使许多学者为其校注和勘正。首部注本是凌曙的《春秋繁露注》，最详尽的是苏舆的《春秋繁露义证》。
凌曙《春秋繁露注》
《春秋繁露注》以聚珍本为底本，并参考明代王道焜和张惠言的读本。在这之前，《春秋繁露》流传已久，但并没有人来对它进行完整的收集、整理，导致版本混乱并且篇章不全，而凌曙本身热爱经学理论，又认为《春秋繁露》于礼义、经权、行仁、正名、阴阳五行等方面极其完备，善于阐发孔子之微言大义，因此具有极高价值，便进行整理与注释。凌曙主要通过考证原文、文字训、典故考据、礼制阐释等方法，对《春秋繁露》进行注解、修订、文本梳理，具有许多可取之处。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
《春秋繁露义证》是《春秋繁露》注本中较为完善的本子，其成书主旨为“兼取卢校凌注，广采前人研究成果，随时剳录”。可见，该本子注释体例大致承续了古代注家的惯例，重在阐述《春秋繁露》的思想，并结合前人典籍校理异文。苏舆主要为著作解注字词，引用先贤或古书古注，或详细罗列诸家学说，逐字对勘、定下判断，涉及到经义学、文字学及古汉语语法等多方面。
考据
《春秋繁露》成书于汉代，至今有近 2 千年的历史，在各个历史朝代几乎都有学者对其进行研究。目前，学术界一直就关于《春秋繁露》的真伪性以及作者问题众说纷纭、没有定论，但是大多数学者认为书中多数篇目为董仲舒所作，余下部分为后人整理编辑而成。
在宋代以前，未见有质疑者，是宋代学者程大昌首次提出关于《春秋繁露》真伪性的疑问：“其一，臣观此书，辞义浅薄；其二，今董某进本，通以《繁露》贯书，而《玉杯》《清明》《竹林》特各居其篇卷之一，愈益可疑; 其三，他日读《太平寰宇记》及杜佑《通典》，颇见所引《繁露》语言，顾今书皆无之。”后来质疑者，理由虽有所变化，但其核心意见多不出程大昌之论，只是增添了对《春秋繁露》中所杂有道家、法家、名家之言的质疑。
明清以来有相当多学者认为《春秋繁露》应为董仲舒之作，但不是原始著作，而是在其原初著作散佚篇章的基础上重新编而成的，那么在编纂的同时可能混杂了其他文人作品，但主要内容仍未董仲舒之作。其中对《春秋繁露》的成书进行系统研究的是清代宣统年间学者苏舆。
当代学者也仍然对《春秋繁露》的问题进行考究。黄朴民在《天人合一》一书中说: “《春秋繁露》的体例和内容虽然存在着经过后人整理的某些痕迹，但是总的说来，它的确是董仲舒本人的作品，是研究其学说的第一手资料。”他还提到完全可以将《春秋繁露》视作董仲舒新儒学思想的集中体现者，这块不可能是后人所依托的。
后人评价
宋代朱熹对董仲舒和《春秋繁露》给予高度的肯定，不止一次评价：“仲舒自身好人”“仲舒本领纯正”。
清代苏舆在《春秋繁露义证·例言 》：“西汉大师说经，此为第一书矣。”
清代皮锡瑞于《经学通论》中评价：“汉族之解说春秋者，无有古于是书，而广大精微，比伏生大传、韩诗外传尤为切要。”
名言
以下仅为部分摘取
1、功盛者赏显，罪多者罚重。（《春秋繁露·考功名》）
2、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春秋繁露·仁义法》）
3、人有喜怒哀乐，犹天之有春夏秋冬。（《春秋繁露·如天之为》）
4、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春秋繁露·服制像第十四》）
5、善无小而不举，恶无小而不去。（《春秋繁露·盟会要第十》）
6、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春秋繁露·玉杯第二》）
参考资料
楼钥.故宫博物院.2023-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