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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

董仲舒

董仲舒（约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字宽夫，出生于赵国广川县董家庄（今景县河渠乡大董故庄村），西汉经学家、哲学家、教育家。

董仲舒自幼学习非常刻苦，专心研究《春秋》和阴阳五行学说，刘启时被征召为博士，讲授《公羊春秋》。授学讲书的同时潜心钻研孔子学说。刘彻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选拔天下贤良之士，董仲舒前往长安（今西安市）先后三次上《天人对策》，进一步继承发展了赵、王臧、田等人的崇儒思想，主张顺应《春秋》“大一统”的趋势，结束“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的思想混乱局面，实现思想上的“大一统”。具体地说，就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从而达到“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的目的，这就是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刘彻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董仲舒因言辽东高庙灾异之事被捕入狱，险遭不测。后出任胶西王刘端国相，因胶西王残暴，害怕获罪，辞官回家，居于陋巷，修学著书终老。约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董仲舒于长安陋巷病逝。

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大一统”之说，他的学说以儒家为中心，综合名、法、道，杂以阴阳五行说，贯穿神权、君权、父权、夫权，形成封建神学体系。其中，“天”是最高的哲学概念，他以天道论为出发点，通过“天人相与”“天人感应”的学说将自然观与社会观相联系，建构了其认识论、人性论等学说。其天道论对西汉谶纬神学的流行起到了推动作用。东汉哲学家王充评价其：“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

人物生平

早年修学

公元前约179年，董仲舒于汉代广川的一个地主家庭出生。家庭富有，且有大批藏书。当时汉朝刚建立不久，实行修生养息的政策，社会环境较为和平，而且大幅放开了对书籍的限制，社会上流行的典籍较多，这为董仲舒修学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董仲舒本人学习也很刻苦，除了熟读儒家典籍，还广泛涉猎先秦诸子的学说，留下了“三年不窥园”的记载。

治学为师

由于董仲舒学品兼优，名声日隆，在刘启年间（公元前157—公元前141年）被征召为博士。但当时最高统治者仍然醉心于黄老政治，对儒家学说没有太大的兴趣，因而没有重用董仲舒。此时董仲舒主要讲授以《公羊春秋》为主的儒家典籍。由于董仲舒不但在学术有很高造诣，而且身体力行，当时的学者都像对待师长一般尊敬他。

死罪遇赦

刘彻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董仲舒将辽东高庙、长陵高园（两处纪念汉高祖的标志性建筑）发生殿灾之事与天意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准备向汉武帝上书。他认为这是上天在向皇帝示警，建议皇帝严厉惩处那些远在诸侯国的不守规矩的亲戚，以及身边的腐败官员。

董仲舒在家里写稿未成，中大夫主父偃到董仲舒家拜访，恰逢董仲舒不在。等候时，主父偃发现了董仲舒的《灾异之记》草稿，很是恼火，于是将草稿盗窃而走，密奏朝廷。汉武帝便召集诸位儒者，传阅草稿，征求意见。

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不知道此草稿是自己老师的作品，认为文中的观点太过荒谬愚蠢。诸位儒者也都赞成这种说法，新贵主父偃和徐乐、严安等人更是猛烈抨击。在这种形势下，汉武帝决定交给主管刑罚的官吏审判，董仲舒因此被捕入狱。根据以下级诽谤上级、妖言惑众等几条罪名，董仲舒被判死罪。后来因汉武帝看重董仲舒的才学又下诏赦免了他，董仲舒继续留任中大夫之职。

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主父偃被派去齐国任相，不久被诛，之后董仲舒恢复了江都相的职务。董仲舒因为被主父偃告一状，险些丧命，从此不敢再讲灾异。

圣庭策试

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再次举贤良。全国各地都推举贤良之士到首都参加对策，参加对策的前后有一百多人，董仲舒也参加了此次对策。在这次贤良对策中，刘彻一问再问，董仲舒一答再答，董仲舒通过天人关系的论述为汉武帝的内外事功提供理论依据，帮助汉武帝完成了治国指导思想的转变。

任江都相

对策结束后，董仲舒被任命为刘非刘非的国相。之后董仲舒在其身边经常以礼谊来教导，得到刘非的敬重。刘非曾经询问董仲舒：“越王勾践和大夫泄庸、文种、范蠡密谋攻打吴国，后来终于消灭了吴国。孔子说帝辛有三位仁人，我认为越王勾践也有三位仁人。春秋时的齐桓公有疑难的事让管仲解答，我有疑问请您解说。”将自己比作春秋霸主齐桓公，将董仲舒比作贤相管仲。董仲舒回答认为：依靠诈谋攻伐而称霸的，绝不是“仁人”，真正的“仁人”是“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易王刘非听后表示欣赏。

贬为中大夫

董仲舒任职江都相大约六年时间，后被贬为中大夫。至于被贬的原因，因为史书未载，难以确知。被贬为中大夫后，董仲舒从广陵郡回到首都长安。任中大夫期间，他在京城一方面讲授《春秋》，高倡公羊学说；另一方面，他并不为自己的遭遇所牵制，仍然潜心钻研《春秋》。刘彻于是派遣吾丘寿王随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学。

徙胶西相

当时有一个研究《春秋》的重要人物，叫公孙弘，善于逢迎，官至宰相，但研究《公羊春秋》的水平不如董仲舒。董仲舒为人廉直，看不惯公孙弘的作风，批评他“从谀”。公孙弘因此事嫉恨董仲舒，之后便向汉武帝建议让扬州市相董仲舒调任胶西相。董仲舒不敢抗命，奉命前往，赴任胶西相。到任后，胶西王知道董仲舒是很有名望的大儒，没有太为难他。但董仲舒担忧得罪胶西王，就以年老病弱为由致仕退休。

晚年与逝世

董仲舒辞职以后，回到长安的老家，一心研究现实问题和儒家经典《春秋》，修学著书。此外，他还给汉王朝做顾问。朝廷如果有关于礼法方面的问题，就派使者和廷尉张汤传到家里来咨询，董仲舒总是能给出清晰明确的应对解决办法。刘彻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前后，董仲舒于家中病逝。

主要作品

《春秋繁露》

现在通行的《春秋繁露》计十七卷，八十二篇。第三十九、四十、五十四等三篇为缺文，实存七十九篇，所著篇名和篇数与《汉书·董仲舒传》《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的著录不尽相同，后人疑其不出董仲舒一人之手。宋程大昌考其为伪书，近代日本学者田中麻纱己和近藤等疑其为后人编撰而成。主要记载了董仲舒关于阴阳、五行、仁义礼智信、情性等学说，既“切当世施朝廷”，又“明经术”，较好地服务了刘彻时期的政治形势，也继承和发展了《春秋》的思想，确立了孔子和《公羊学》在学术界和思想界的统治地位。该书版本颇多，有明赵维垣刻本、清卢文弨校本等。注本有清凌曙《春秋繁露注》、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等。现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有叶平注解的《春秋繁露》一书。

《贤良对策》

《贤良对策》又称《天人三策》，是元光元年汉武帝诏举贤良之士时，董仲舒的对策之文，见于《汉书·董仲舒传》。在该文中，董仲舒简明地提出了他对情性、阴阳、天人关系等问题的看法，并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

《春秋决狱》

《春秋决狱》是董仲舒致仕退休后，对朝廷政议答复之言的汇集全书记载了二百三十二事。此书宋代以前尚存，《隋书·经籍志》为《春秋决事》，《新唐书·艺文志》为《春秋决狱》，《崇文总目》为《春秋决事比》，均为十卷。但这二百三十二事今仅存六事，散失了二百二十六事。这六事是经义折狱、礼法结合的典型，是研究董仲舒法律思想的重要依据。

思想主张

董仲舒的思想体系由自然观与社会观两部分构成，其中自然观是其体系的哲学基础，社会观则是其理论的重心所在。它们全是“天数”的体现，董仲舒的哲学是从“人”回归于“天”，“天道”是其全部理论出发点。

宇宙秩序观

在上古时代，“天生万物”“神主万事”是人们对世界万物的根本认识。董仲舒继承发展了这一观念，认为“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备，虽[事]百神犹无益也。”他把“天”人格化，视其为一个有意志的至高神灵，并主张要敬奉“天”。在此基础上，董仲舒又结合了阴阳、四时、五行这些概念，搭建了宇宙秩序观。首先，他把阴阳与四时相搭配，并把四时说成是“天之志也”。天有阴阳二气，四时亦有：春夏为阳，秋冬为阴。天有喜怒哀乐的情感，而春秋冬夏就是天之喜怒哀乐的表现，而人的喜怒哀乐则是化天气而来的。其后，他又把五行说成是“天之次序”，并把五行与五方、四时相配，把木、火、金、水安排在东、南、西、北四方，各主春、夏、秋、冬之气，土则居中兼主四方而成为五行之主。

天人感应论

在董仲舒的思想体系中，“天人同类”是董仲舒天人感应论的基础，天和人是同类的，人有什么，天也就有什么；天有什么，人也有什么。“天”是包含人在内的万物的创造者，因而人与天的关系就像四时与天一样，也是相互对应的。他甚至认为人之首、发、目、形体、骨肉、空窍、理脉等等的结构、秩序与天地之数都是相副的，这个观点称之为“人副天数”。

在“人副天数”的基础上，董仲舒又进一步提出了“同类相动”的理论，认为同类事物之间会出现相感相动的现象，而天与人一样，都有阴阳二气，并且会相应而起，天与人相类，因而天人本是一体。所以“天”与“人”不仅是“相与”的，而且是能够相互“感应”的，这就是所谓的“天人感应”。

而能与天相互感应的也不是普通的大众，而是人君。在董仲舒看来，人君的“五事”（“貌、言、视听、思”五种行动），如有不当，就会引起五行的变化，表现为四季的失常。人君喜怒得当，执行好的政治，可以使寒暑得时，风调雨顺；人君喜怒不当，导致不好的政治，可以使寒暑不时，形成自然的灾害。通过这一学说，董仲舒一方面既使人君得到了来自于天的承认，可以用以巩固地主阶级对人民的统治。另一方面也通过天人感应引发的灾异、祥瑞等对君权起到了一定制约作用。

认识论

在“天人感应”的世界观之下，董仲舒的的认识论指向了对“天意”的了解和窥测。据此，他在接续先秦对名实关系探讨的基础上，将“名号之正”与天意相联系，提出了“深察名号”的认识原则。在名与号的关系上，董仲舒认为：“名众于号，号其大全……号凡而略，名详而目。”二者类似于逻辑上种与属的关系。但另一方面，他认为名号来源于天意，因而其认识论又具有超验的倾向。在“名”与“真”和“实”的关系上，董仲舒认为“名生于真”，事物之名乃是来源于事物的本真，因而主张“随其名号以入其理” ，通过事物的名号来认识真理。此外，董仲舒还继承了孔子“正名”的思想，认为不同的名号有不同的道德要求，社会上各种身份和职业的人，有其不同的道德责任，进而提倡众人要追求名实相副的正名主张。

人性论与教化观

董仲舒在探讨名号的基础上，一方面他通过“反性之名”，提出了“性三品”的人性论思想，将人性分成了“圣人之性”“斗之性”和“中民之性”三品，并认为只有“中民之性”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性。另一方面他认为性是“生之自然之资”，因为天有阴阳之分，因而人性也兼具善恶。董仲舒还把人性比喻成禾苗，把善比喻成稻米。禾苗能够长出稻米，但并不能因此说禾苗就是稻米。同样，人性可以为善，但并不能因此说人性就是善。禾苗长出稻米，还需要接受外界的阳光、雨露的滋养与人的培育。同样，人性为善，也需要外在的王道教化。因此董仲舒又提出了“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的教化观。董仲舒特别地指出此种教化是以“王”为核心的“王教”，并且不是先王之教，而就是现实统治者（“天子”）的教化。他将人性论与天赋王权说相联系，使其学说带上神学色彩。

伦理观

在董仲舒看来，社会上存在着三种最基本的人伦关系：君臣、父子、夫妇。这三种关系尊卑有序，等级严明：“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卑者直接受命于尊者，但最后总归于天。董仲舒还将社会伦理秩序与阴阳五行相联系，认为“三纲”的等级秩序与天道阴阳相对应，认为这三组关系中，君、父、夫为阳，臣、子、妇则对应为阴，而天道贵阳而贱阴，因而君、父、夫在对应的关系中处于更尊贵的地位。继而，董仲舒又用五行、四时来附会人伦关系与道德准则，将木、火、土、金、水之间的相生关系说成是授受关系。

政治观

董仲舒政治观的核心是论证“君权至上”。一方面，董仲舒认为君王具有天地间最高的道德，因而被皇天“右而子之”，所以号为“天子”。由此，君王成为了一个贯通天人的特殊人物，其在人间的权威得到了合理性论证。另一方面，董仲舒在政治上还推崇“大一统”的理念，主张在政治和思想方面应该统一，进而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积极维护中央集权。

历史观

董仲舒从其“人理副天道”的思想出发，引出了以“奉天”“法古”为核心的社会历史观。董仲舒认为天是宇宙万物的终极根源，因而圣人必须要效法天来制定法则。天又是永恒不变的，因而圣人所继承的道也是一贯的，所以“奉天”与“法古”也是相互贯通的。在解释朝代变更的问题上，董仲舒则提出了“三统三正”的历史循环理论，认为夏、商、周三代的改朝换代，只是黑、白、赤三统的依次循环，是新王朝重新接受天命的表现。

时代影响

促进谶纬神学产生和发展

“谶”是一种神秘的宗教预言，有符命、符谶、图书、图谶等多种名称。“纬”原本是相对于“经”而言，西汉时一批儒生为了迎合政治需要，援用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的神学理论炮制了与”经“相匹配的《七纬》。在《七纬》中也汇入了大量谶语。因为二者思想上的共通性，后人多将“谶”“纬”合称。在西汉时谶纬十分盛行，公元79年，汉章帝主持召开白虎观会议，将谶纬学说系统化为《白虎通义》一书，作为皇帝钦定的神学法典颁行全国。而这一思想的理论基础正是董仲舒“天人相与”的思想学说。

促进儒家思想地位上升

董仲舒所首倡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汉武帝所接受，从此，儒家思想的理论体系和经典，便成为居统治地位、为封建社会服务的官方意识形态。这一变化，在中国的文化变迁中一方面把“布衣”孔子变成了统治阶级的圣人，另一方面，奠定了儒家学说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主干地位。

论证皇权合法性、神圣性

董仲舒通过“天人相副”赋予人法天的权利，使天成了维持人间秩序的参与者和引导者，扭转了苟子天人相分理论范式的发展趋势。而且将伦理与政治同构，纳人了“天”的系统中，王权被赋予了绝对的伦理感召力与政治权威性。在他之后，与“君权天授”相匹配，依血缘关系的有序继承的合法性和忠君观念的正当性就几乎成为社会的共识。如后来王莽的篡汉，就充分利用了“君权天授”的理论，让自己制造的“天意”战胜“忠君”，刘秀同样利用了“君权天授”的理论，再补以“汉室正统”的传统观念，比较顺利地建立起一个名复其旧实则创新的东汉皇朝。

加强中央集权

董仲舒围绕君权至上的一系列论说（包括对君权的合理性论证、三纲理论等）在西汉社会的前、中期及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对巩固封建制度、特别是加强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政府的权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有着积极和进步的作用。但在封建社会进入衰落期后，这些理论又反过来变成了束缚人们的思想、阻碍生产关系的变革和生产力发展的精神枷锁。

开一代经学之风

董仲舒主要以治《公羊春秋》开一代经学之风而闻名于世。他首推阴阳，错纵五行，广纳博采，以“微言大义”的形式来解《春秋》经，从而构筑了一套新的儒学体系。特别是他又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创议，把注经与选士、任贤结合起来从此便结束了先秦的子学时代，开创了一个以治经、解经为治学方式的经学时代。在其影响下，首先盛行起来的是今文经学，到西汉后期，随着先秦古文经的发现，古文经学又盛行起来，直至东汉末，郑玄才把今、古经学融而为一。魏晋南北朝时，经学又分为南北两派，即“南学”和“北学”。至唐，孔颖达奉命编定《五经正义》，以作为科举考试和取士的必读书及依据到宋明时期，儒学发展为理学，以阐述经籍的义理为主。后来到了清朝的乾嘉时期，学者们继承古文经学的传统，注重训话考据，又形成了所谓“乾嘉学派”。清朝中叶以后，今文经学又开始复兴，特别是随着变法维新的兴起，《公羊春秋》亦盛极一时。直至五四运动时期新的革命阶级打出科学、民主的旗帜彻底批判了封建专制制度和旧的封建礼教，特别是当时还发动了“打倒孔家店”的运动，从此之后，经学才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传承

师承

董仲舒以传习《公羊春秋》名家，而《春秋》公羊学属于齐学系统，他在公羊学的传授系统中处于非常关键的承转链环。公羊学传授者公羊寿是其师承。董仲舒从师时间比当时另一位公羊大师胡毋生稍晚。他对胡毋生非常敬重，曾著书称其德，可能他的公羊学知识也部分得自于胡毋生。

虽然从师承上讲，董仲舒与齐学渊源深厚；但从思想的融通而言，他又不仅限于齐学，与鲁学的关系也是显而易见的；对先秦其他诸子也各取所需融入其公羊学框架内。借助了齐学公羊学的诠释方法，董仲舒所构建的新儒学体系，实际呈现一种多元的开放的结构。他以《公羊春秋》为主干，秉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宗旨，以孔孟儒学的仁礼为核心主体，杂各家思想中利于政权统治的理论，兼收并蓄，对先秦诸子之学进行了融通改造，鲁文化系统的墨学、齐文化系统的阴阳五行思想、黄老道家等无不人其体系，藉此完成了对儒学的重新建构。

弟子

《汉书·儒林传》中记载了刘彻中期以后的很多公羊姓学者，都是出自董门一系，如褚大、嬴公、段仲、吕步舒、孟卿、眭孟、严彭祖、颜安乐等。其中严彭祖、颜安乐都是被立于学官的博士，公羊遂有严、颜之学。

名言章句

1.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翻译：国家将要发生违背道德的败坏事情，那么天就降下灾害来谴责和提醒它；如果不知道醒悟，天又生出一些怪异的事来警告和恐吓它；还不知道悔改，那么伤害和败亡就会降临。

2.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立有效者也。

翻译：发奋努力钻研学问，就会见闻广博使才智更加聪明；奋发努力行道，德行就会曰见崇高，而且越发成功，这些都是可以很快得到，并且是可以很快就有成效的。

3.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生，故不齐也。

翻译：臣听说，命就是天的命令，性就是生来的本质，情就是人的欲望。有的人夭折，有的人长寿，有的人仁慈，有的人卑鄙，好比造瓦铸金，不可能都是纯粹美好的，由于社会治、乱的影响，所以人的寿命、品行是不一致的。

4.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

翻译：王者秉承天意来做事，所以任用德教而不任用刑罚。刑不能任用来治理社会，就像阴不能用来完成年岁一样。执政而任用刑罚，是不顺从天意，所以先王没有肯这样做的。

轶事典故

三年不窥园

董仲舒年轻时研究《春秋》，刘启时为博士。他在室内挂上帷幕，坐在帷幕后面讲学，弟子们先入学的对后入学的传授学业，有的学生竟然没有见过他。董仲舒三年不看园圃，精心钻研学问到如此的程度。他的进退仪容举止，不符合礼仪的不做，学士们都尊他为老师。

天人三策

西汉元光元年初，刘彻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五月即“诏贤良”，行对策，董仲舒前往参加策对。汉武帝在其策问的开头便提出“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的要求，也就是要董仲舒给他阐述如何巩固封建王朝，特别是使汉王朝能够世代相传的根本理论；第二次策问实际上提出的是如何才能善治的问题，也就是政术之要在哪里的问题；第三次策问明确提出了“天人之应”的问题以及三王之道何以不同的问题。

董仲舒循着武帝策问的思路，以天人之际、特别是天人感应思想为核心，阐述了天变道亦变的政治改革主张，具体提出了维护和巩固汉王朝统治的以下几个方面的重大方案：第一，君权受命于天，“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承天意以从事”，即把君权与神权结合为一；第二，继治世者道同，继乱世者道变，汉在大乱后继秦，必须“更化”秦朝的严刑峻法，改行德主刑辅，以德化民的王道之政；第三，行王道必须兴太学，置明师，任用贤能；第四，大一统，“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此即所谓“抑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策。这四条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政治体制和指导思想即意识形态体系的大纲。

文艺形象

京剧形象

2017年，河北省省衡水市人民政府与衡水市景县人民政府共同出品、香港京剧院协同投资、中国国家京剧院承办制作的新编历史京剧《董仲舒》在北京建组投排。由颜全毅编剧、周龙导演，国家京剧院著名老生张建国主演，天津京剧院著名演员邓沐玮、北京京剧院著名演员韩巨明、国家京剧院著名演员吕昆山等饰演主要角色，以全新的视角诠释董仲舒这位西汉大儒的社会主义与理想抱负。

影视形象

2005年，胡政导演的历史传奇古装电视剧《汉武大帝》播出，共58集。其中董仲舒角色由演员刘威扮演。

人物评价

古代评价

1.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不及也。（汉刘向）

译文：董仲舒有做君王辅佐的才干，即使是伊尹、姜子牙也不能超过他，管仲、晏婴之辈，是霸主的辅佐，怕是不如他吧。

2.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今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汉刘歆）

译文：董仲舒遭逢西汉承接秦朝焚灭学术之后，《六经》分崩离析，于是他下帷发愤钻研，潜心经学大业，使后来的学者对儒家学说有了系统一致的认识，成为群儒的首领。

3.周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东汉王充）

译文：孔子得到文王的真传，董仲舒得到孔子的真传。

4.孟子之后，董子之学最醇。（清皮锡瑞）

近现代评价

1.仲舒之伦理学说，虽所传不具，而其性论，不毗于善恶之一偏，为汉唐诸儒所莫能外。其所持纯粹之动机论，为宋儒一二学派所自出，于伦理学界颇有重要之关系也。（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评）

2.上承孔子，下启朱熹，始推阴阳，为群儒首；前对刘彻，后相扬州市，初倡统一，罢百家书。（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周桂钿评）

3.董仲舒的一生是治经著述、改造儒学、实践儒学的一生。（甘肃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王永祥评）

后人研究

后世纪念

景县县城董子祠

景州城董子祠建于唐朝。大德（ 1297年-1307年）初，林士豪曾加以修补。天历元年（1328年），吕思诚见祠位于低矮狭窄之处，就迁于县治东崇台上，命名“广川台”。台高三丈，上有雄阁二层，旧为学者讲学和官僚游憩之所。祠内有董子塑像，有碑，碑阴有董子刻像。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知州周出资营修，门堂、室庑、斋房俱备。乾隆十年（1745年），知州屈成霖捐资修补，并将月台、甬道、神厨、案桌配备完整。日伪统治后期，景州城董子祠因长年失修而倒塌。

枣强县旧县村董子祠

何尔健《董子祠记略》载：“枣强县在汉为广川郡，及董子故里。旧有书院，奉祀久之，废为公署，而移祠于城之西南隅，湫隘殊甚。”残碑为“旧有书院”。到明代，书院已废为公署，改建董子祠，到清朝又重修。1967年“文化大革命”中有数千人在今枣强县旧县村董仲舒的石像前召开声势浩大的批判董仲舒大会，把在1945年土地改革时，破除迷信拆除庙宇，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董仲舒石像推倒，胡须拔掉，饬板砸断，鼻子敲塌，埋入地下。石碑砸断，上半截砌在倒垃圾的通道下，下半截随水泵卖走他乡。1982年，董仲舒石像又重被挖出来，并建董子祠。河北省政府于当年7月23日公布董子石像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故城县董学村董子祠

董学村在大董故庄村东南10里许。董学村今属故城县梧茂乡，西离乡政府驻地梧茂村二里多地。《故城县志》载：该村原名十里长村，董仲舒在此“下帷讲诵”，又名称“下帷村”，后又改称“董学村”。董学后村有董子祠。此村已无董姓，多姓苏。在明朝时，苏岷发起重建董子祠，集资“建祠于村之西”。1956 年，村民把苏氏家庙与董子祠拆迁合并，建成董子祠。

村民回忆，原董子祠里有泥塑董子座像，像前有两个学生，东聋、西哑均为泥塑和人等高。意思是董仲舒教育有方，有“振聋发聩”的作用，聋哑人也同常人一样受到教化。董子祠门前有一土台，模仿杏坛，以示讲学的讲台。

德州董子祠

旧在州治之北。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移到德州西门外的醇儒书院。清朝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董子祠所在地醇儒书院改名繁露台，爱新觉罗·弘历南巡路过德州，在此题诗一首：“天人三策对贤良，已见春秋大义彰。那更高台演繁露，转思董子失之详。”

西安董子祠

一说董仲舒死后，葬于长安胭脂坡，后人遂在此建董子祠。嘉靖二十五年咸宁知县马克贤又封董子墓，移董祠于墓前，建祠堂三间，厢房两间，守陵屋六间。牌坊上写有“下马陵祠”几字。清康熙三年（1664年），咸宁知县黄家鼎捐资重修。陵前建祠堂三间，中敞，东西前后开圆方窗；四周植树若干株；西门有匾，题为“下马陵”；祠东西仍有祭田14亩。康熙三十一年，邑侯陈春麓重修，祠内建厨，立董子像；西门仍标：“汉下马陵”；又增守陵屋两间。康熙四十三年，咸宁知事董弘彪重修。

1986年，西安市人民政府在和平门内侧重修董仲舒祠堂五间，仿明建筑。祠前有碑，祠后封墓。陵园南北长约45米，东西宽约30米。园中点缀花草，后建有一亭，供游人小憩。祠前立有一碑，正当中镌刻：“董仲舒墓”，上款为“陕西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下为“陕西省人民委员会，1956年8月6日公布，陕西省西安市人民政府立”。

董子书院

在唐代，董仲舒的故里董故庄村就建有董子书院。明朝时又重修一次，立有李东阳撰写的《景州重建董子书院记》碑。20世纪50年代，书院被毁，碑被推倒，碑身丢失，现董故庄村后有一片约有两亩地的瓦砾场，场上尚留一块碑额，上书《景州重建董子书院记》。

董子文化园

董子文化园位于景县广川镇东部，总占地面积16.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7180平方米，是国际儒学学术交流的重要基地和标志性儒学文化中心。园区主要借鉴美国罗斯福公园的设计理念，根据西汉社会背景和董子学说，吸纳双龙戏珠图案，分为叙事和纪念两条游览主线：叙事主线位于园区西南部，主要由董故园和天策园组成；而另一条纪念主线位于园区东部，由天人合一坛、大一统桥、董圣殿、鼎湖、董圣广场、钟鼓楼、枫林书山、繁露瀑布等组成。

参考资料

被乌托邦思想害死的皇帝.今日头条.2023-12-28

汉书·董仲舒传.中国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2023-07-03

新知丨邓红:《春秋繁露》辨伪三流派论.搜狐网.2023-09-25

春秋繁露.豆瓣读书.2023-07-03

新编历史京剧《董仲舒》“复古开新”.河北新闻网.2023-07-29

汉武大帝演员表.电视猫.2023-09-29

董仲舒.豆瓣读书.2023-07-13

董仲舒与新儒学.豆瓣读书.2023-07-13

董仲舒评传.豆瓣读书.2023-07-13

从编年史到经典.豆瓣读书.2023-07-13

董仲舒研究.豆瓣读书.2023-07-13

董仲舒与汉代公羊学.豆瓣读书.2023-0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