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
长安，我国古都之首，西安的旧称，古代中国鼎盛时期（强汉、盛唐）的都城，意为“长治久安”，与开罗、雅典、罗马并称“世界四大古都”。
长安地处渭河平原，地理条件得天独厚，被视为“兴平市千里，成都平原”。一般认为旧石器时代早期的蓝田人是最早的长安居民，之后该地区出现仰韶文化的西安半坡博物馆、临潼姜寨遗址。长安正式进入中国历史是从周代开始的，周人的祖先后稷就生活在长安地区。之后秦襄公在西周灭亡、平王东迁洛邑的过程中勤王有功，因此被姬宜臼封在关中地区。公元前350年，秦孝公将首都由栎阳（今西安阎良区武屯镇）迁至渭河北岸的咸阳市，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仍定都咸阳。刘知远五年（公元前202年）置长安县，后于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在长安定都。西汉前期在长安修建了众多宫殿，并修筑城墙。此后西汉、新、东汉（刘协初）、晋朝（司马邺）、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皆定都于此，西汉末绿林、赤眉以及唐末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也曾建都于此。隋朝定都长安后，在汉长安城东南修建规模宏大的唐长安城，唐朝沿用。唐末天祐元年（公元904年）迁都洛阳市后，朱温派人就旧城北部改筑新城。宋元时期，朝廷在长安地区设置京兆府，元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改京兆府为安西路总管府，皇庆元年（公元1312年）改安西路为奉元路，治所改名奉元城。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朱元璋占领长安，废奉元路，设西安府，西安由此得名。清军占领长安后沿明制设西安府。1927年11月，陕西省政府议决设立西安市。1932年3月5日，中国国民党确定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但西京市政府始终未成立。1944年9月1日，陕西省正式成立西安市政府。1947年8月1日，西安市升格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直辖市，后西安于1949年5月20日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安是中共中央人民政府的直辖市，后于1954年改为省辖市。
汉唐长安是中国古代首都发展的最重要时期，同时也是对世界都城历史产生影响的重要时期。汉代长安在世界都城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张骞通西域之后，长安逐渐成为当时中外交流的国际性都城、“丝绸之路”的起点。唐代长安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座都城，不仅是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也是唐代对外交流的中心，唐长安的政治与文化对东亚、中亚、西亚乃至欧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长安城内东市与西市的贸易发展促进了唐朝与外国的经贸交流。此外盛唐时期长安城的各种文化艺术形式发展繁荣并取得辉煌成就，诗歌文学创作进入黄金时代，音乐、舞蹈、书法等各类艺术名家辈出，佳作繁多，影响深远。未央宫、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等相关遗存，已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世界遗产名录。
地理条件
长安地处渭河平原，位于八百里秦川的丰饶之地，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长期被视为“兴平市千里，成都平原”。长安属于温带季风气候，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寒冷干燥，地形以平原和台地为主。其所在的关中平原南倚秦岭，北界北山，介于陕北高原与秦岭山地之间；西起宝鸡峡，东迄潼关口，西窄东宽，东西长约360千米，总面积约39064.5平方千米。该地区由河流冲积和黄土堆积形成，地势平坦，土质肥沃，水源丰富，一直是中国北方重要的产粮基地。
历史沿革
上古两周
一般认为旧石器时代早期的蓝田人是最早的长安居民，他们在今蓝田县境内被发现，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远程狩猎工具的远古人类。大致在公元前6800-前5300年，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泾渭流域出现仰韶文化，比如西安半坡博物馆就是黄河流域的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一村落遗址。半坡晚期出现方形的房屋建筑样式，这是中原地区最早的木结构结体式建筑，同时在半坡晚期还出现社会身份和阶层的差异。此外与半坡遗址同一时期的姜寨遗址遗址，是中国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最有代表性的氏族村落遗址之一，而城郭雏形在姜寨遗址、半坡遗址都已经出现。
长安正式进入中国历史是从周代开始的，农耕文明始祖、周人的祖先后稷就生活在长安地区，后稷以后公刘带领周人挺进渭河平原，之后周太王和夫人姜氏带领族人到达岐山县安居。周人在岐山时期逐渐完善国家雏形，古公亶父将首都建在岐山京当一带并称其为“京邑”，致力改造蛮风陋俗，发展农业生产，使周部落逐渐走向富强。周文王姬昌时期，周人与商朝的关系逐渐破裂，周文王东进关中消灭崇国，并开始在崇国的腹地沣河西岸营建新都丰京。姬发继位以后，在沣水东岸与丰都隔水相对之地建设丰镐遗址，之后周武王战胜帝辛完成翦商大业。
姬瑕、周穆王以后的西周王朝，由于周天子的地位得到尊重，国家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厉王即位后由于暴虐无道，而引起国人的强烈不满，最终长安地区（镐京）的百姓于公元前841年发动“驱王运动”，即后世所知的“国人暴动”，周厉王被赶出首都。共和体制平稳过渡以后，厉王之子姬静励精图治，一定程度上遏制和挽救了国家的衰败趋势，史称“宣王中兴”。周宣王之子姬宫湦在位期间政治腐败，西周于公元前775年春被申侯和犬戎族联合消灭，周幽王命丧骊山，其子姬宜臼继位，是为周平王。秦襄公在西周灭亡、平王东迁洛邑的过程中勤王有功，因此“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
公元前763年，秦文公攻入渭河平原，并在今天的汧水与渭河交汇地带（宝鸡市）修筑城邑，建立秦人前进的根据地。之后秦宪公迁都平阳（岐山县）并消灭毫国，得以控制关中西部。公元前697年，秦武公率军讨伐彭戏氏，十年后又回师征服陇西县地区，经过几代秦国君主的努力经营，秦国成为以丰、岐为中心的强国，但战国初期秦国一度衰落，秦献公当政期间废除人殉制度，后于公元前383年将首都从雍（今陕西凤翔）迁往栎阳。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秦国人将都城由栎阳（今西安阎良区武屯镇）迁至渭河北岸的咸阳市，咸阳因在渭河之北、九宗山（在礼泉县）之南，山南水北皆为阳，所以取名咸阳，“咸”即全都。秦惠文王即位后在渭河之南营建阿殿，咸阳城向渭河以南发展，之后的秦昭襄王在渭水南岸营建章台宫和兴乐宫。
秦汉时期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仍定都咸阳，当时的秦都咸阳规模宏大，包括渭河两岸的广阔地域。咸阳城内的营建的宫殿兼有全国各地的建筑风格，秦孝公在咸阳营建的第一组宫殿即“冀阙宫廷”，是模仿黄河下游鲁、卫两国的风格营建的。秦始皇开始兼并战争时，每破灭一个诸侯国，就在咸阳塬上仿照他们原来的宫室依样重修。秦朝的政治活动主要在咸阳宫、章台宫、兴乐宫，秦咸阳宫在渭河之北，章台宫和兴乐宫在渭水之南。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秦始皇意图将秦惠文王时期的阿殿扩建为正式的“朝宫”，但直到胡亥覆亡后仍尚未完工。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在楚汉战争中击败项羽，之后刘邦在氾水之阳（今山东曹县北）登帝位、上尊号，并择洛阳市作为建都之地。刘邦定都洛阳大约半年之后，从军戍卒娄敬建议刘邦定都关中，刘邦征询张良的建议，张良认为关中是“金城千里，四川省”，东有靖函之险，西面有关山之阻，中间是千里沃野，南可运来巴蜀地区的富饶物产，北面又有戎狄部落的畜牧资源，而洛阳田地贫瘠且四面受敌，于是刘邦决意部署西都关中。刘邦等人到关中后暂居在栎阳城遗址，由于秦朝的咸阳城已被项羽焚毁，因而西汉政府便以渭河南岸秦兴乐宫和信宫为核心和基础修建新都，首先刘邦移都于兴修的长乐宫，由于新都城位于秦咸阳城南的长安乡，故名新都为“长安”。
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丞相萧何主持在长乐宫之西修建规模宏伟的未央宫，之后未央宫取代长乐宫成为西汉的政治中心，刘盈以后的西汉历朝皇帝几乎都在未央宫主持朝政，而长乐宫逐渐变成皇太后与太子的居住地。汉惠帝元年（公元前194年）至五年（公元前190年），西汉政府趁农闲征调长安附近600里内的男女修建城墙。刘彻时设京兆尹治理长安，又在未央宫的北面兴修北宫和桂宫，在长乐宫的北面修建明光宫，此外在长安城西侧的城墙外面兴修建章宫遗址，在建章宫与未央宫之间还架起一座飞桥作为通道。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西汉政府建造皇家园林上林苑，其范围大致为东括今蓝田县，西尽周至县，南有秦岭北麓，北至渭河的一片广阔区域。
汉武帝以后，长安城中再没有大规模兴建，一直维持着旧行规模。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刘弗陵刘弗陵在长安城召集郡国贤良文学，召开盐铁之议询问民间疾苦，力主罢盐铁、酒榷、均输官以示节俭。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摄政时期在长安城兴建明堂、辟雍、灵台、市和常满仓，还为当地人修建规模较大的学舍。王莽登基之后改明光宫为定安馆，“长乐宫曰常乐室，未央宫曰寿成室，前殿曰王路堂”，此外王莽还改长安为“常安”，意味着西汉统治的终结、新朝的开始。地皇元年（公元20年），王莽拆除长安城西侧的建章、承光、包阳、大台、储元宫及平乐、当路、阳禄馆等，在长安城南郊兴建九庙，同时王莽还给汉长安城的各个城门都更换新名。
王莽的新政由于与社会现实严重脱节，致使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加重，各路起义军席卷全国，最后形成赤眉和绿林两支势力最大的队伍。地皇四年（公元23年），绿林军在重创新莽的南阳郡守军后，在宛（今河南南阳）拥立西汉皇族后裔刘玄为帝，建年号为“更始”，史称“更始帝”，之后绿林军在昆阳（今河南叶县）击溃王莽的主力。同年十月一日，关中起义军攻入长安宣平门，至黄昏起义军占领京城，十月三日商人杜吴在长安城的渐台杀死王莽。更始二年（公元24年），刘玄由洛阳市来到长安，次年樊崇赤眉军因不满更始政权的腐化而进军关中，他们拥立西汉景王后裔15岁的刘盆子为帝。同年九月，赤眉军攻入长安城，并诛杀意图请降的更始帝刘玄，更始政权随之结束。
公元25年，南阳人刘秀趁汉末大乱建立武装，在河北鄗县（今河北柏乡北）自立为皇帝，定都洛阳，史称“东汉”。建武二年（公元26年），长安城粮食严重缺乏，起义军决定退出长安，向西北安定（治今宁夏固原）、北地郡（治今庆阳市西北）一带转移，赤眉军到今宜阳县一带时被刘秀军队突袭击败。随着东汉首都的东迁，渭河平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迅速衰落，自永初元年（公元107年）至延熹二年（公元159年），西北地区的羌族部落先后三次发动起义，严重扰乱了长安等三辅地区的社会秩序。东汉政府在镇压羌人起义的同时，又大量迁徙边民充实三辅地区，使三辅地区人口有所增长，但并未达到西汉时的水平。
东汉末年张角等人发动黄巾军起义，给东汉政权以沉重打击，同时又形成地方军阀蜂起的局面，全国处于分裂割据的混乱状态。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刘宏死后刘辩刘辩即位，大将军何进为诛杀宦官而密诏并州牧董卓进京勤王。董卓进京后帮助何进剪除宦官势力，但很快掌控朝中大权，他废黜少帝并诛杀何太后，立陈留王刘协为汉献帝，自己进位为相国。董卓在洛阳市专横跋扈，致使全国公推袁绍为盟主兴师共讨董卓。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讨伐军从三面包围京师洛阳，董卓挟持献帝西逃长安，董卓到长安后强迫献帝封其为太师，并且严酷执法致使民怨沸腾，最终于初平三年（公元192年）被吕布刺杀。此后董卓部将李傕、郭汜以复仇为名攻入长安，纵兵破坏长安城，致使长安“城空四十余日”。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军阀曹操将汉献帝迎到许昌，至此“挟天于以令诸侯”，官渡之战前他任命侍中钟繇为司隶校尉，代表东汉朝廷治理渭河平原。钟繇到任后延续治书侍御史卫觊的政策，用盐利换取耕牛，将其提供给返回关中的战争难民，逐渐恢复关中的经济，关中民众也暂时得以休养生息。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曹操开始用兵关中，并将马腾宣召入朝扣为人质，次年三月曹操以讨伐汉中市张鲁的名义借道关中，韩遂、马超随即反叛并据守潼关，曹操劝降无果后亲率主力绕过潼关，又令大将徐晃、朱灵突袭河西，最后离间韩遂、马超的关系并一举夺取关中。十月，曹操前往河间（今河北献县东南）平叛，令夏侯渊、徐晃等继续围剿韩遂、马超残部并驻守长安。
曹操离开长安后，任命议郎张既为京兆尹掌管长安民政，张既到任后征召流民以充实长安人口，鼓励流民开垦土地以恢复生产，修复城墙和官署并加强长安城防，还令民间举荐官员以充实官僚队伍，于是曹操统治下的长安地区经济得到一定恢复，政治局势逐渐稳定，之后张既被任命为雍州刺史，治所为长安。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曹操再次取道渭河平原并消灭了盘踞汉中市的张鲁政权，后曹操于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再次率军坐镇长安以抵御刘备，曹操军由褒斜道进入汉中但被刘备击败，曹操只得下令撤军回到长安。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十月，曹操离开长安返回洛阳市，任命爱子曹彰镇守长安以统率关中诸军，此后长安一直为曹魏政权所管辖。
两晋南北朝
曹魏泰始元年（公元265年），司马炎废黜魏帝曹奂而建晋称帝，定都洛阳，史称“晋朝”，后西晋于太康元年（公元280年）灭孙吴一统中原地区。经历八王之乱后西晋政权迅速衰落，同时长安也遭受严重破坏，东海王司马越的部将祁弘曾率鲜卑兵“大肆抢掠长安城，杀二万余人”。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六月，匈奴贵族刘渊攻陷洛阳并俘获司马炽，不久长安被匈奴人占领，刘渊任命养子刘曜为武威郡牧以镇守长安，之后西晋安定太守贾疋、安夷护军麴允等率军包围长安城，迫使刘曜放弃长安。建兴元年（公元313年），贾疋、麴允等拥立宗室、秦王司马邺即位，即晋愍帝，长安成为晋朝的首都。此后匈奴刘曜先后三次进攻长安，最终于建兴四年（公元316年）九月攻破长安外城，同年十一月晋愍帝迫于粮尽力薄而出降刘曜，西晋就此灭亡。
汉国汉昌元年（公元318年）七月，汉国内部发生宫廷政变，次年刘曜清除乱臣靳准，迁都长安，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刘曜成为第一个在长安称帝的匈奴人。前赵光初三年（公元320年），前赵长水校尉尹车联合巴氐酋长徐库彭反叛，刘曜将5000余反叛者全部杀死，致使羌、巴、氐、羯等部族群起反抗，刘曜只得采用剿抚并用的策略平定叛乱，并迁徙巴、氐等部族20余万人到长安。此后刘曜又亲征仇池（今甘肃成县西）杨难敌，逼使杨难敌部将杨韬归降，将其众1万余户迁徙到长安。刘曜定都长安后，相继修建光世殿、紫光殿等建筑，又分别在长乐宫东、未央宫建立太学和小学，同时还任用有学识的汉族官员以促进匈奴汉化。
前赵光初十二年（公元329年）正月，刘曜兵败被后赵皇帝石勒斩杀，太子刘熙被迫率领百官放弃长安，石勒在前赵将军蒋英、辛恕的指引下攻取长安，前赵灭亡。东晋永和五年（公元349年），后赵皇帝石虎逝世，东晋决定趁其陷入夺位内乱而收复关中，但东晋中军将军殷浩先后两次北伐均遭失败。永和十年（公元354年），东晋荆州刺史桓温率军从江陵出发攻打关中，前秦皇帝苻健派遣丞相苻雄等人率军抵抗，桓温大败前秦军后继续向长安进发，苻健派遣3万精锐出城交战，只留6000名老弱士兵留守长安。隐土王猛等劝桓温立刻直取长安，但是桓温犹豫不决，直到粮草耗尽而最终被前秦军击败。
前秦永兴元年（357年），苻健的侄儿苻坚逼迫皇帝苻生自杀，在朝臣的拥戴下于长安太极殿登位，号称“大秦天王”，改年号为永兴，实行大赦。苻坚即位后在长安修建学宫，延聘学有所成的儒家学者，强制公卿以下子弟入学读书，同时大力兴修渭河平原水利事业，促进经济发展，此外苻坚还从长安到各州大道两边栽种槐树和柳树，并修建驿亭，改变了长安城昔日残破的景象。当时东北的肃慎、新罗，西北的大宛、康居，甚至天竺都遣使来长安和前秦通好。东晋建元十九年（公元383年），苻坚亲率大军进攻东晋，但在淝水之战被晋绥军击败，苻坚率领十几万残兵败将逃回长安。
晋朝太元十年（公元385年），西燕皇太弟慕容冲占据阿房城，并率军围困长安，不久留守长安的前秦太子苻宏携宗室百官出逃，慕容冲进占长安后纵兵大肆掳掠，次年慕容冲意图久居长安而兴建宫室，不得东归的鲜卑族怨恨慕容冲而将其杀死。前秦太安二年（公元386年），羌族领袖姚苌击败西燕并于长安称帝，改年号建初，国号仍称大秦，史称“后秦”。姚苌继位之后在长安城整顿刑狱和政治，同时在长安兴建太学，通过考试和德行来任用官员。姚苌的长子姚兴继位之后，实行诸多措施稳定政治局势和发展经济，致使后秦富国强兵并重新统一北方。后秦弘始七年（公元405年），姚兴在长安开辟逍遥园，亲率群臣迎高僧鸠摩罗什并尊其为国师，不久长安成为当时中原地区的著名佛教中心。
后秦弘始十九年（公元417年），东晋宋武帝大举北伐，乘乱攻入关中并夺取长安，姚泓举族投降东晋，后秦灭亡。东晋义熙十三年（公元417年）十一月，刘裕率军进入长安，整肃军纪并抚慰百姓，刘裕意图在长安休整后再经略关中，但获悉在建康代掌朝政的尚书左仆射刘穆之猝逝后，他决定返回建康。刘裕任命12岁的儿子刘义真为安西将军镇守长安，都督雍、梁、秦三州诸军事，统率1万晋绥军镇守渭河平原；令长史王修、司马王镇恶、参军从事沈田子等人辅佐刘义真，处理长安军政大事。不久长安城内的东晋守军诸将互相残杀，匈奴大夏国赫连勃勃趁机切断长安城的粮食供应，于义熙十四年（公元418年）十一月攻入长安。
义熙十四年（公元418年），赫连勃勃在霸上筑坛称帝，改元昌武，并拒绝迁都长安的建议，留世子赫连𪻺镇守长安。大夏真兴六年（公元424年），赫连勃勃意图废掉太子赫连璝，而立幼子酒泉公赫连伦，赫连璝听说后从长安起兵7万攻讨赫连伦，结果赫连伦在高平（今宁夏固原）败死，后赫连勃勃第三子、太原公赫连昌奇袭杀死赫连璝，赫连勃勃只得立赫连昌为太子，次年赫连昌继位，改元承光。北魏始光三年（公元426年），拓跋焘拓跋焘从平城发兵西征大夏，魏将奚斤率领45000人攻占长安，次年奚斤和大夏的赫连定在长安相持，最终拓跋焘于北魏神鹿二年（公元429年）击败赫连定，长安等地开始纳入北魏版图。
北魏攻下长安后，拓跋焘任命部将王斤为假节、镇西将军，负责镇守长安，但王斤骄而不法，任意征调百姓服劳役，致使民怨沸腾，最终被拓跋焘斩首。由于北魏都城远在平城，而长安作为关中的核心区域地位极重，因此拓跋焘任命拓跋范为侍中、都督秦雍泾梁益五州诸军事、卫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长安镇都大将，并令平西将军崔徽、征北大将军张黎与之共同镇守长安，此后渭河平原逐步安定开始休养生息。北魏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卢水胡人盖吴在陕北杏城（今陕西黄陵西南）起义，并多次打败长安城中的魏军，不久拓跋焘亲率6万精锐骑兵进入长安，以僧人储藏兵器并意图勾结盖吴叛军为由下令诛杀长安僧侣，导致长安佛教受到毁灭性打击。
北魏末年，元魏王朝政治腐败，赋役繁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北方爆发六镇兵起义，起义爆发后关陇各族纷纷响应。之后北魏任命京兆王元继坐镇长安并指挥镇压义军，同时派遣原南齐萧鸾萧鸾之子萧宝夤率部西征，萧宝夤不敌义军而率万余残军败退长安，他因军队损失过大而被削职为民。北魏孝昌三年（公元527年）四月，北魏又起复萧宝夤为征西将军，让他总领关陇平叛事宜，在萧宝夤的攻击下义军很快分崩离析。同年十月底，萧宝夤在部将的鼓动下举兵反叛，在长安自称大齐皇帝，设置百官，改元隆绪，后萧宝夤于永安三年（公元530年）被北魏的尔朱荣击败，北魏庄帝下令在太仆寺的驼牛署赐死萧宝夤。
北魏永熙三年（公元534年），原六镇中武川镇的军官宇文泰与怀朔镇的高欢分裂北魏，元修投奔占据长安的宇文泰，建立西魏，与建都邺城遗址的东魏形成对峙，此后宇文泰的西魏军和高欢的东魏军在关中的沙苑、潼关等地多次交战，两国互有胜负呈僵持状态。宇文泰为振兴渭河平原以富国强兵，他重用关中人苏绰，以均田制为基础在关陇地区推行汉化改革，并且在军事上创建府兵制度和关陇军事贵族集团，仿照汉族政权原有的“六军”制度将鲜卑军队改编为六军，创建八柱国十二大将军制度。宇文邕即位后，在长安地区继续推进改革、革新政治，并在关中地区开展“灭佛毁道”运动，为北周政权消灭北齐奠定基础，但北周最终于大定元年（公元581年）被外戚杨坚篡位。
隋唐时期
隋文帝杨坚篡北周建立隋朝后，以北周旧都“制度狭小”“水皆咸卤，不甚宜人”等理由决定重建旧都。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六月二十三日，隋文帝杨坚正式下诏营建新都，他将城址选在龙首塬南麓（距汉长安城东南20里）的九五高坡，他任命左仆射高颎为营新都大监，太子左庶子宇文恺为营新都副监，太府少卿张煲为营新都监丞，将作大匠刘龙、工部尚书贺娄子干、太府少卿高龙乂等为营建使。高颖的营新都大监实际是虚职，只负责拟定新都建设纲领和监督，宇文恺则负责真正的建都过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三月十八日，宇文恺等用了仅仅九个月的时间将新长安城营建完毕，杨坚正式迁入新都，由于他在北周时的爵位是大兴公，并由此成帝业，于是命名新都为“大兴城”。
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李渊称帝建立唐朝后，出于维护关陇集团的政治地位，他选择仍定都于唐长安城，但更城名为长安城，此后唐朝对长安城进行过多次扩建。李世民时期始建大明宫，后大明宫历经李治、李隆基、德宗、李纯、李湛等10余次增修；长安城的外郭城经过永徽四年（公元653年）、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多次修建才逐渐完工；唐玄宗即位后开始扩建自己做藩王时的府邸兴庆宫，从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到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陆续完成对兴庆宫的扩建，兴庆宫（南内）与太极宫（西内）、大明宫（东内）相并肩的长安城三大内；开元时期修筑了由兴庆宫北通大明宫、南通芙蓉园的夹城。此外唐代在隋朝修建龙首渠、清明渠、永安渠的基础上，新挖了城中渠、黄渠、漕渠。
安史之乱后，由于战争和兵变不断，长安城逐渐失去繁华。广明元年（公元880年）十二月，黄巢军占据长安后，并未进行大规模破坏，直到中和三年（公元883年）四月，黄巢败退长安时将宫城、坊市等焚烧抢掠一空，唐官军入城后纵火焚剽，长安城更是一片狼藉。光启元年（公元885年），护国军王重荣联合李克用与宦官田令孜大战于沙苑，田令孜的神策军溃败后进入长安城肆意掠夺，长安仅存大明、昭阳、蓬莱三宫。乾宁三年（公元896年）七月，凤翔府节度使李茂贞攻入长安，史载“自中和以来所葺宫室、市肆，燔烧俱尽”。天复元年（公元901年）十一月，宦官韩全诲劫持李晔李晔奔往凤翔，再次火烧长安的皇宫，长安城内的建筑遭到大规模破坏。天祐元年（公元904年）正月，军阀朱温烧毁长安城内所有的宫室皇城、民间庐舍，由此唐代的长安城变成废墟。
天祐元年（公元904年），唐昭宗李晔东迁洛阳市之后，朱温任命韩建为佑国军节度使、京兆尹，留守长安，韩建开始大幅度缩小城池的规模，改筑长安“新城”，新修建的皇城面积大约是5.2平方千米。韩建所筑“新城”的形制是“内外二重”即两道城墙，“内重”就是长安的府衙，地址选择原来尚书省的位置；“外重”是原来的皇城，韩建出于军事防御的考虑，下令将原东北门延熹门、西北门安福门、正南门朱雀门封闭，正北门承天门改为“太极宫玄武门遗址”，共开正北玄武门、正东景风门、正西顺义门、西南含光门、东南安上门5个城门。此外韩建根据《周礼》“南朝北市”的理念，选择在城北地区设置北市，只有东南安上门能够通马车。由此唐长安城原本的中轴线向东移动，改成以东南安上门为基准。
五代时期
天祐三年（公元906年），韩建在长安任职两年后转任青州市（今山东青州）节度使，次年四月朱温篡位建立后梁，改元开平，定都开封市，唐末帝李柷被贬为济阴王，不久被杀。唐朝灭亡之后，朱温褫夺长安的“京师”之号，将京兆府降格为大安府，佑国军改名“永平军”，此后李克用李克用、岐王李茂贞、王建王建等藩镇开始与朱温争夺长安一带的霸权。后梁开平三年（公元909年），占据同州的忠武节度使刘知俊畏惧朱温的猜忌陷害，转而投降李茂贞并率军进入长安，于是朱温亲自出征，后梁大将、弘农郡王杨师厚率军奇袭西门顺义门，刘知俊兵败逃跑，杨师厚重夺长安。
后梁末帝龙德三年（公元923年），李克用之子李存勖称帝，建立后唐，同年十月攻灭后梁，定都洛阳市，重改长安为西京京兆府。后唐同光二年（公元924年），李茂贞上表向后唐称臣，于是长安等关中地区尽归后唐。此后长安在后晋时为晋昌军，在后汉时为永兴军，京兆府之名未变。刘承祐乾祐元年（公元948年）二月，永兴镇军阀赵思绾违命冲进长安城发动叛乱，他又联络河中军阀李守贞、凤翔军阀王景崇共同举事。后汉隐帝以枢密使郭威为统帅，命其率领兵马西进关中平叛，郭威三路进军各个击破，部将郭从义围困长安一年多，至次年六月赵思绾迫于长安粮食告罄而投降，此次战乱旷日持久，使长安居民伤亡惨重。后周显德元年（公元954年），柴荣即位后推行改革，长安等渭河平原的社会环境相对稳定。
宋元时期
公元960年正月，后周禁军将领赵匡胤发动“陈桥驿兵变”，于正月初四日率兵返回开封市，逼柴宗训柴宗训退位，自己登基称帝，建立宋朝，改元建隆。从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四月开始，一直到开宝九年（976年）十月，赵匡胤基本完成国家统一，之后他开始考虑将京城从开封迁回长安，“据山河之胜，以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但以晋王赵光义为首的部分大臣以长安漕运不便、开封漕运便利为由反对迁都，赵匡胤被迫放弃迁都。之后北宋继承了后周对渭河平原的统治，长安也依然沿用京兆府之名，北宋京兆府管辖包括长安、万年、蓝田县、栎阳、泾阳县等十多个县。
北宋为吸取唐代后期藩镇割据的局面，在地方设置“监司”，包括转运司、提点刑狱司和安抚司，同时北宋将唐代的“道”改为“路”，作为监司辖区的名称，其中转运司辖区为15路，包括原长安所在的陕西路，这是“陕西”作为正式的地方行政区划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历史上。北宋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党项族领袖李元昊建立“西夏”后，宋夏双方在今陕西延安、今宁夏固原等地区发生多次大战，北宋未尝一胜。北宋朝廷为整顿军备，在京兆陕西设置5个安抚司，分管永兴军路、聊延路、环庆路、秦风路、泾原路，史称“陕西五路”。北宋熙宁年间，赵顼任命王韶经略今甘肃省南部地区并攻打西夏，王韶取得熙、河六州之地后，北宋于安抚司的陕西省五路之外新设熙河路，即“陕西六路”。
北宋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四月，金兵灭亡北宋后，西夏趁机与金结盟并侵夺河西地区，金朝占领京兆及陕西地区后，把麟州、府州、定边军（今陕西延安吴起、榆林定边）划给西夏，又将转运司的陕西二路改为“陕西东路”“陕西西路”；安抚司改为“都总管府”，改永兴军路为“京兆府路”，熙河、秦凤路合并为“熙秦路”，环庆、泾原路合并为“庆原路”，再加上邮延路，共四路。后来熙秦路分为凤翔府路、临洮路，即金朝都总管府的“陕西五路”。从李继迁叛宋自立开始到13世纪初蒙古崛起，长安所在的陕西渭河平原处于长时间的战争中，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遭到严重破坏。
元朝时长安地区称为“奉元路”，“元”字既指天道本身，也象征元朝统治，元朝为长安定名“奉元”，即希望古城长安将元政权当作天道一样来遵奉。奉元路直接管辖咸宁、长安、咸阳、兴平、临潼、蓝田、泾阳、高陵、郿县（今眉县）等11个县，还有同州、华州、耀州、乾州、商州5个州及其下辖县。元朝末年，社会矛盾尖锐加上连年灾荒，因而爆发全国性的农民起义，奉元路地区在元末农民战争中屡遭兵燹，经济萧条。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闰七月，明太祖朱元璋派大将徐达、常遇春率大军进攻元大都（今北京），元顺帝逃往元上都遗址，元朝覆灭。之后徐达等率军进攻西北关中地区，驻守关中地区的元朝将领察罕帖木儿、扩廓帖木儿（汉名王保保）先后与明军作战。
明清时期
明洪武二年三月初五（公元1369年4月11日），徐达率军抵达奉元城北三陵坡（今草滩一带），元朝的陕西行省官员弃城逃亡，长安千余百姓前往三陵坡迎接明军，明军于次日入长安城。朱元璋为表达克城之喜和希望统一全国的雄心，下诏宣布改奉元路为“西安府”，并从河南省调运粮食救济西安府，而且他还令耿炳文耿炳文主持西安的军政要事，由此明王朝在西安的统治逐渐稳定。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四月，朱元璋封儿子朱樉为秦王，封地西安市，耿炳文又被拜为秦王左相都督佥事，主持明秦王府城墙遗址兴建事宜。耿炳文沿用元代陕西省诸道行御史台署的旧址，在西安城的东北部修建秦王府，朱元璋还将唐兴庆宫遗址上的景龙池赐给朱樉以供其游乐。
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七月，耿炳文、都指挥使濮英等人联名上书朱元璋请求扩建西安城墙，直到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西安城墙的扩建工程基本完成。洪武十三年九月初一（公元1380年9月29日），秦王朱樉授意耿炳文等人在元代敬时楼的旧址上修建钟楼，鼓楼总高36米，占地面积1377平方米。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六月，朱棣攻进京师称帝并改元永乐，朱棣任命已故朱樉朱樉的嫡长子朱尚炳嗣位。隆庆年间的陕西巡抚张祉在西安城墙上加砌一层青砖，明末陕西巡抚孙传庭又增修四座关城。明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十月，李自成在西安市守将王根子射书投降后攻陷西安，末代秦王朱存极被农民军俘虏，之后他被李自成带到北京以要挟崇祯投降，明亡后李自成被吴三桂击败而撤出北京，李自成在山西境内将朱存极处死。
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二月，清军攻占西安城，并以明朝明秦王府城墙遗址为基础，在西安的东北地区城区建设满城，直到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筑成。满城周长8767米，东西长2466米，南北长1917米，占地面积约4.7平方千米，约占西安大城面积的40%。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清廷实行陕甘分治，陕西布政使司的左布政使仍驻在西安府，管理西安、延安市、凤翔区、汉中市4个府以及兴安州（今安康）直隶州；右布政使移驻到巩昌府（治在今陇西县），管理河西走廊以及临济、巩昌、庆阳市、平凉市4个府。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陕西右布政使司改为巩昌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司改为陕西布政使司。
清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冬，历时8年的“三藩之乱”被平定，期间叛乱的陕西提督王辅臣自杀身亡，康熙帝为加强西安市的军事防御，于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向西安增驻左翼八旗汉军，又在满城之南修筑“南城”安置驻防新建陆军。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康熙皇帝西巡西安并到校场检阅八旗兵训练。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五月，进入高潮，西安府为阻止关中回族起义军与城内回民联络，于是将城内回民限定在回民小吃街之内，并设立栅栏为界，命官兵把守。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后，陕西新军于同年农历九月一日（10月22日）响应武昌起义，迅速攻占西安大城，次日午后3时左右革命军顺利攻入满城，旗兵将军文瑞投井身亡，满城遂被革命军占领，由此清朝在西安267年的统治结束。
近代时期
西安市在辛亥革命后受制于北洋政府。1928年，西北军阀冯玉祥主政陕西省，首次设立西安市政府，并实行以工代赈，进行初步的市政建设和城市管理工作；另一方面在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命令下“清党”反共，这届市政府仅存在两年又被撤销。1930年11月，国民党中央决议撤销西安市政府。1932年3月，国民党中央决议将长安作为陪都，定名西京并成立西京筹备委员会，但直到1941年底西京市政府终未成立。西安市的行政区划归长安县，其市政建设和行政管理则由陕西省政府有关厅局承担，而西安地方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却始终存在，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
1942年，陕西省政府为统一对西安市市区的管理，而设立西安市政处，但市政处的业务范围仅限于市政工程建设、自治财政稽征及一部分公益事业。1944年，西安市政府再次设立，市参议会亦随之建立。1947年，西安市政府由省辖市政府升格为国民政府行政院辖市政府，这一时期的市政府在市政建设、学校教育和卫生事业方面略有建树。蒋介石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后，西安市政府在“戡乱建国”的旗号下，不断开征新税捐和提高税捐率，查禁进步书刊，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和对共产党及进步团体的监视，而西安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持续的革命斗争。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国民党西安市地方政权被彻底瓦解。
行政区划沿革
秦汉时期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实行郡县两级建制，设内史辖京畿各县，治所驻咸阳市，辖境相当于今关中和商洛市，今西安市辖域属其管辖范围。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西汉在原秦内史地置渭南市、中地、河上三郡，其中渭南郡驻咸阳渭河南，在今西安市区，辖渭河以南关中东部。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建都长安，九年（公元前198年）撤销三郡复设内史。刘启二年（公元前155年）分内史为左、右内史，其中右内史辖长安以东、渭河以南和长安以西地区。刘彻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改右内史、左内史和主爵都尉为京兆尹、左冯翊和右扶风，均为郡级建制，同治长安城中，合称“三辅”，直属朝廷。
新朝天凤元年（公元14年），王莽分三辅为师尉、翊尉、光尉、京尉、扶尉、列尉六尉郡，取代原来的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东汉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刘秀以长安为西都，复设京兆尹，辖区约今西安市市区及以东渭河以南和商洛市，隶于驻洛阳市（后改称洛阳）的司隶校尉部（初为监察区，逐步变为行政区）。同时复设左冯翊（治所移驻高陵）、右扶风（治所移驻槐里）。建武二年（公元26年）置武威郡，治所驻长安，辖京兆尹等郡。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裁雍州，京兆尹复归雒阳司隶校尉部。刘协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以长安为都，分左冯翊西数县置左内史郡（驻高陵），不久废。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在长安复置雍州，辖京兆尹等郡。
魏晋南北朝
曹魏黄初元年（公元220年），曹丕改京兆尹为京兆郡，辖区约今西安市（不含周至县、鄠邑区）和渭南市渭河以南、华州区及商洛市大部，治所在长安，隶属于凉州。黄初二年（公元221年），曹丕封其子曹礼为秦公，以京兆郡为秦国，三年改为京兆国，六年复为京兆郡。青龙三年（公元235年），曹叡曹睿封其子曹洵为秦王，复改京兆郡为秦国，正始五年（公元244年）复为京兆郡。晋朝仍置京兆郡，隶属于宝鸡市，辖区较三国魏时缩小，约今西安市（不含周至、户县）、渭南市渭河以南及华县地区。
十六国时期，前赵建都长安，仍置京兆郡，隶于武威郡，辖区同西晋，后赵沿前制；前秦建都长安，改京兆郡为京兆尹，隶于司隶校尉，辖区同后赵；后秦建都长安，仍置京兆尹，隶于司隶校尉，辖区同前秦。北朝时期，北魏神麋四年（公元431年）复置雍州，改京兆尹为京兆郡，治所移驻霸城，辖区缩小为今西安市除渭河以北和周至县地以外的地区。西魏建都长安，仍置京兆郡，治所迁回长安，仍隶雍州，辖区同北魏。北周建都长安，仍置雍州京兆郡，宇文毓二年（公元558年）改郡守为尹，辖区较西魏增加今渭南市渭河以南地区。
隋唐五代
隋朝建都长安（新都大兴城），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撤销京兆郡，由雍州统县。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改宝鸡市为京兆郡，治所驻大兴城光德里（今碑林区友谊西路西段北侧），辖区约今西安市及东至潼关县、西至武功县、北至铜川市、南至宁陕县北部地区。唐朝建都长安（改唐长安城为长安城），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改京兆郡为雍州。天授元年（公元690年）复改武威郡为京兆郡，同年又复为雍州，隶于关内道（监察区）。开元元年（公元713年）改雍州为京兆府，治所依旧，辖区约今西安市及东至渭南市、西至武功县的渭河两岸地区。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改隶京畿道（监察区）。后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废京兆府置凉州，同年撤雍州置大安府，辖区约今西安市及东至渭南市，西至兴平市、盩厔县，北至三原县，南至宁陕县、柞水县北部地区，隶于永平军。后唐同光元年（公元923年）改大安府为京兆府，曰唐长安城。后晋京兆府隶于晋昌军，后汉京兆府隶于永兴军，后周沿前制，辖区均未变。
宋元明清
北宋置京兆府，初隶于关西道，至道三年（公元997年）隶于陕西路，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改隶永兴军路，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升为大都督府，四年（公元1110年）又复为京兆府，辖区约今西安市（不含周至县）及北到泾阳县、西至兴平市、南至镇安县。金天会八年（公元1130年）占据长安，沿置京兆府，辖区较北宋京兆府增加今周至县东部。皇统二年（公元1142年）改永兴军路为京兆府路，京兆府属之。从五代十国起，京兆府治所移驻长安城指挥街（今西大街东段路北社会路口西侧）。
蒙古太宗三年（公元1231年）沿设京兆府，隶于京兆府路，中统三年（公元1262年）隶于陕西四川行中书省。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忽必烈封三子忙阿剌为安西王，于京兆府城置王相府，京兆府隶于王相府。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改京兆府为安西路总管府。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安西路隶于陕西等处行中书省。皇庆元年（公元1312年）改安西路为奉元路，辖区约今东至韩城—商南县一线，西至永寿—眉县一线，北至铜川市，南至镇安县，治所仍在今西大街东段路北社会路口西侧，府城改名奉元城。
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三月占领长安，废奉元路，设西安府，西安由此得名。治所仍在今西大街东段路北社会路口西侧，隶于陕西省等处行中书省（后改为陕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辖境东至潼关县、西至武功、北至王益区、南至镇安县，约今西安市、咸阳市、铜川市（不含宜君县）和渭南、商洛市辖地。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正月占领长安，沿明制设西安府，治所在明西安府旧址，隶于陕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康熙帝三年（公元1664年）隶于左布政使司，后改隶陕西布政使司。乾隆在省下设道级巡视区，西安府属西乾鄜道。西安府辖区缩小为东至今渭南市、西至周至县、北至铜川市、南至宁陕县地区。
近现代时期
1911年，西安是全国最早响应辛亥革命的省会城市之一，随着现代工商业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西安于20世纪20年代诞生并逐步形成新型地方行政建制，即市级建制。1927年11月25日，陕西省政府议决设立西安市。1930年11月8日，陕西省政府撤销西安市建制，辖区复归长安县。1932年3月5日，中国国民党确定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并成立西京筹备委员会，但西京市政府始终未成立，后西京筹备委员会撤销。1936年12月12日，八路军在西安事变后设置驻西安办事处，为延安革命根据地输送青年知识分子和军需物资。
1944年9月1日，陕西省正式成立西安市政府。1947年8月1日，西安市升格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直辖市，为全国12个院辖市之一。同年12月，内政部核准西安市简称镐，后西安于1949年5月20日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西安是中央西北局和西北行政委员会所在地、中共中央人民政府的直辖市；1954年改为省辖市；1984年被国务院列为国家社会与经济发展计划单列市；1992年被批准为内陆开放城市；1994年被批准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和副省级市。
城市布局
汉长安城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0年），西汉王朝在今西安北郊未央区境内营建汉长安城为都。汉长安城南倚龙首原，北临渭水，因在秦咸阳兴乐宫基础上逐步扩建而成，形状布局不甚规则，平面略呈方形而缺西北角。城市方位为正南正北，东墙长5917米，西墙长4716米，南墙长7453米，北墙长6678米，城墙内面积34.39平方公里。此外，城墙外西郊有建章宫遗址宫殿区，南郊有明堂等礼制建筑群及外郭居民区。
汉长安城的每面墙都有3座城门，从城门通向城内的每条大街可同时并行12辆马车，史称“长安城中八街九陌”。其中“八街”即城内主要街道，比如未央宫北阙向北直对横门、横桥的轴心大街、长乐宫与未央宫之间贯通长安城的轴心线安门大街；“九陌”则指从长安城通往郊区的9条大道。汉长安城内的功能分区包括宫廷区、行政区、商业区和居民区，包括未央宫、长乐宫、桂宫、北宫和明光宫在内的宫廷区占全城总面积的2/3以上，未央宫北阙外为大臣府第区以及公车司马衙署区，桂宫、北宫及明光宫以北为商业市场区及居民区。
据《三辅黄图》记载，“长安闾里一百六十，室居栉比，门巷修直”，但宫殿以外城内面积所余有限，所以除城市北部外，多数闾里应在外郭。城内向北出横门有外郭，向东出3座城门外也都有外郭，向东南去下杜城（汉宣帝陵邑）则有大街，这几个区域都有可能是长安居民丛聚之处。按照西汉以前内外城郭和“造郭以守民”的传统观点，汉长安城的外郭能容纳160个闾里和8万户居民。此外据《三辅黄图》记载，商业区位于长安城北部，共有九个市场，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一市，每个市场皆为方形，面积大小统一，市井四周筑有围墙，人们皆由市门出入。
隋唐长安城
整个隋唐时代长安城规模庞大，城市的结构基本是棋盘式布局，长安城的中轴线是宫城、皇城、朱雀大街。宫城即皇宫，隋朝叫大兴宫，唐朝改名为太极宫，太极宫内严格遵循“前朝后寝”的原则，以朱明门、肃章门、虔化门等宫院墙门为界，把皇宫划分为“前朝”和“内廷”前后两个部分，其中“前朝”又依照《周官》的外、中、内三朝制度来布局，外朝的承天门多举办举行朝政及礼仪活动，包括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杨坚平陈后的献俘仪式、李旦即位典礼、李隆基接受吐蕃宰相尚钦藏献盟书等；中朝太极殿是隋代和唐前期皇帝主要的听政视朝之地；内朝两仪殿在太极殿之北，是原隋朝的中华殿，李世民于贞观八年（公元634年）三月在此宴请西突厥使者，后于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十月在此宴请吐蕃使者。
长安皇城是隋唐中央衙署机关的所在地，比如三省（尚书省、门下外省、中书外省）、九寺（太常寺、司农寺、大理寺、卫尉寺、光禄寺、宗正寺、太仆寺、太府寺、鸿胪寺）、四监（少府监、军器监、都水监、将作监，唐朝的国子监在务本坊）、南衙十六卫（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金吾卫、左右领军卫、左右监门卫、左右千牛卫）等，归属太子东宫的詹事府、左春坊、右春坊、家令寺、率更寺等位于皇城的东北方向，太庙位于皇城的东南隅，太社位于皇城的西南隅。皇城的正南门是朱雀门，朱雀门直对着长安城的正南门明德门，两门之间便是长达5020米、宽约150米的朱雀大街，朱雀大街将长安城分为左右对称的东西两部分，东半部属万年县，西半部属长安县。
长安城除宫殿区和皇城行政区外，还有称为坊市的官民生活区。隋朝大兴城本来设计建设110个坊，街东有55个坊及东市，街西有55个坊及西市，但是因曲江流过城东南而空出两坊之地，所以为108个坊。唐长安城坊的数量并不固定，李治时期由于修建大明宫，因此宫前的两坊一分为二，街东坊数由53成为55；李隆基即位后，原来的王府改为兴庆宫，占地一坊半，因此街东坊数又变为54。长安城的坊市都是封闭式结构，四周都建有夯筑的坊墙，据《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载，唐代坊墙的墙基厚度大致都在2.5米-3米。此外唐朝的坊市制度较为严格，每天晚上至凌晨关闭坊门，入夜之后不许在坊外的大街上行动，否则以“犯夜”罪论处，坊门的启闭是以金吾卫早晚传呼喊叫或街鼓为信号。
明清西安城
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改奉元路为西安府，次年封朱樉为朱樉驻节西安并扩建西安城。具体是将南城墙向东延长1470余米，西城墙向北延长1800余米，新筑东城墙和北城墙。根据后世考古实际测量，西安大城东城墙长2886米，西城墙长2708米，南城墙长4256米，北城墙长4262米，周长14112米；城内面积约12平方千米；城墙高12米，顶部宽12-14米，底厚15-18米；明代共开东门长乐门、西门安定门、南门永宁门、北门安远门4座城门，使城墙四门重新形成大致对称的格局。由于历史与地形的限制，明长安城以今东、西大街为界分为南北两半，北半部面积为南半部的2倍。城内主要建筑如西安府治、按察使司署、贡院、长安县署等绝大多数在西半部，东半部仅有咸宁县署和秦王府，全城重心在西半部。
清代西安市城市布局的最大变化是建立“满城”。清顺治六年（1644年），将北大街以东、东大街以北约占全城1/3的城区筑墙设防。“满城”西墙从钟楼东北角延至北门东侧，南墙从钟楼东南角延至东门南侧，东、北两面直抵东城墙和北城墙。“满城”内拆毁明秦王府城墙遗址并建为封闭的军事区，另置将军府、八旗教场和八旗驻军营房。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又在今大差市以东从“满城”南墙至南城墙间筑墙，将城市东南部划为南城以作为汉军驻防区，“满城”、南城军事区加上陕甘总督、陕西巡抚、陕西布政使治所和府县衙署等占据全城面积的一半以上，而城市的居民人口和经济重心居于城区的西半部。
人口变迁
原始社会时期
距今约6000-7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今西安市境的河流一级阶地出现原始居民村落，其中以西安市区的西安半坡博物馆和临潼县的姜寨遗址为代表，据对今西安市境发现的仰韶文化时期村落遗址数量及村落人口规模估算，当时该地区总人口约为7万-7.5万人。距今约5000年的龙山文化时期，今西安市境人类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该时期农耕文明逐步定型和发展，据估计这一时期该地区的人口总数约为7.5万-13.5万人。
两周秦汉时期
西周王朝建都的丰京和丰镐遗址均在今西安市境内，史载在丰镐两京驻扎的西周常备军“八师”约8万人，包括贵族、平民、商人和手工业奴隶、工匠，估计丰镐两京人口当在15万以上。秦朝建立后，秦始皇“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市十二万户”。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秦朝又徙3万户于丽邑，此外咸阳附近还置有杜、栎阳、蓝田县、鄠、高陵区、芷阳、弋阳等县，加上秦都咸阳渭河南部分，人口已相当稠密。
西汉初年因经历战争和灾疫，人口死亡散失严重，于是西汉政府决定从关东移民渭河平原，并且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以增殖人口。汉高祖九年（公元前198年）迁徙故齐、楚贵族田、昭、屈、景、怀五姓和豪强10万余户于关中，还从沛县移民万户定居于新丰（今临潼区境）。在西汉朝廷的政策刺激下，长安等关中地区的人口持续增长。据《汉书地理志》载，元始二年（公元2年），长安城有80800户、246200人，而京兆尹共有195702户、682468人，京兆尹辖12县，县均户数16308.5户，京兆尹下辖的长安、新丰、蓝田、南陵、奉明、霸陵、杜陵七县总人口约484000人。如果将各种人群（包括商人等）均包括在内，西汉最盛时长安城大概有50万人口。
历经西汉末年的战乱，加之东汉建都洛阳，长安人口规模大为缩小。东汉永和五年（公元140年），今西安市境有京兆尹辖六县、左冯翊辖二县、右扶风辖一县，按县均户数和户均人数推算出的人口总数约199900人，较西汉元始二年减少72.09%。东汉末年以后，虽然全国人口持续下降，但长安地区的人口却有较大幅度回升。
两晋隋唐时期
晋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今西安市境有京兆郡辖八县、始平郡辖一县，总户数约39150户，但因史籍未载各州郡户均人数，按当时全国户均6.57人推算，长安等渭河平原地区的总人口约为257200人，较东汉增长28.66%。西晋末年长安人口又急剧下降，据《晋书·愍帝纪》记载，匈奴军于西晋建兴四年（公元316年）围攻长安，“人相食，死者大半，长安城中，户不盈百”。自十六国至南北朝的280多年间，北方人口大量南移，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古代少数民族迁居关中。前秦建元六年（公元370年），前秦迁徙燕地和关东民4万户于长安，该地区的人口规模有所恢复，但由于国家动荡且战火不断，这一阶段的具体人口数据无法得知。
隋初为避免隐匿户口造成农业税减少，隋朝政府采取严格的户口清查措施，该阶段京兆人口迅速增长。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京兆郡共有308499户，县均户数14022.68户，属人口密集区域。隋都大兴城（长安）的人口数据已不可考，但按京兆郡县均户数和全国户均人数（5.17人）推算，今西安市境约579900人。唐代前期的户口统计数低于隋朝，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京兆府18县共有207650户、923320人。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九载，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四月，长安仕女观看唐僧迎接李治御制碑典礼有百余万人；另据《韩昌黎全集·论今年权停选举状》称，“今京师之人，不啻百万”，大致也反映出长安城内的人口规模，如果加上未纳入户口统计范围的人，唐长安城实际人口在100万以上。
自李世民起，将“增户”或“减户”作为考核各级官员政绩的一项重要内容，人口数量得以迅速回升。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京兆府20县达到362921户、1960188人，县均户数为9878.5户，据估计当时今西安境内人口为132万人。“安史之乱”后渭河平原地区人口减少，元和年间（公元806年-820年）的京兆府23县总户数241202户，县均户数减为10487户。唐末农民起义后，藩镇割据造成五代十国时期分裂局面，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逐步移向中原和南方，加之战争的影响，致使人口大量减少。天祐元年（公元904年），长安城遭到毁灭性破坏。但由于文献缺佚，无法得知当时这一地区的人口数量。
宋元明清时期
北宋初年，经历五代十国时期的长期战乱，全国户数仅及唐天宝的一半。北宋端拱二年（公元989年），京兆府共有60726户，县均约4669户，盩厔县所在的凤翔府县均4456户，按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全国户均2.08口计算，当时今西安市境九县合计约为86900人。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京兆府县均户数上升到17177.8户、凤翔府县均户数上升到19058.8户，按全国户均口数1.42计，今西安市境九县约为243500人。北宋后期，当时的关中地区人口有较大回升。北宋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京兆府13县共有234699户、537288人，县均18053.77户、户均2.29人，凤翔府县均15930.44户、户均2.25人，今西安市境九县共约160300户、366600人。
金朝辖区户数比北宋后期大为减少，但户均人口上升到6人以上，金代后期的京兆府12县共98177户，县均8181.4户，凤翔府县均6922.5户；今西安市境九县共约72300户，按金辖区户均6.36人推算，人口约460200人。元代全国人口长期处于低谷，其中原长安所在的陕西行中书省人口稀少，每平方公里仅有0.29人。据孛儿只斤·蒙哥二年（公元1252年）统计，奉元路26县33935户、271399人，县均1357.4户、户均8人。明初采取许多政策措施安置流民，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起登记各地人口，到洪武末年，全国户口接近元代最盛时的规模。天顺初年（公元1457年-1461年），西安府31县有131120户，按嘉靖年间西安府户均8.68口计算，总人口约256900人。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陕西通志》记载，西安府有181902户、1579116人。
清代自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实行“摊丁入亩”的赋税改革，宣布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后，人口数量比历代显著增加。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西安府辖15县、1散州人口2423368人，今西安市境七县共有1201161人，占西安府人口总数的49.57％。至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西安府的总人口上升到2962547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54.29人。清同治以后，由于清廷在陕西省地区镇压回民起义，再加上光绪年间（公元1875年-公元1908年）的连年灾荒，西安府及周边地区的人口急剧下降。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咸宁、长安两县共674000人，而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仅存371518人。据各县旧志记载，清末长安、咸宁、鄠县、盩厔县、临潼区、蓝田县、高陵七县人口总数约为1198727人。
社会经济
西周时期
西周的首都丰京、丰镐遗址是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丰镐为中心的方圆千里之地称为“王畿”，王畿内全部资源和产品为周王室所有，司徒管理王畿内的农业生产，田畯监督奴隶在公田上集体耕作。当时西周吸收商代耕作方法，并改进农具和技术，致使社会生产力得以提高，使渭河流域成为全国最发达的农业区。手工业方面，丰镐城内有养蚕、缫丝、织帛、染色、刺绣、种麻、采葛等多种官办手工业，丰镐遗址内出土的青铜器较商代有新的发展，当时已有丝织业、麻织业和玉器雕刻业，由木工、金工、漆工、皮革工等协作劳动的制车业已相当发达，制陶业等在西周达到了相当的水平。
西周最早有较完善路政管理，以丰镐遗址为中心的周道方便臣服的诸侯向丰镐运输贡品，当时的主干线有国道和野途，井田间有径、畛、途、道、路。周代通过宰、太府征收“九赋”，用“九贡”之法收取各诸侯国的贡物，还直接掌握公田生产的农产品、官办手工业品、山泽产品。姬诵时交州以南的越裳氏派人携白雉、象等物到镐京朝贡，据《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从镐京西巡，跨昆仑山脉、越葱岭直达中亚，沿途以互赠礼品形式与西域各国进行物品交换，发展了与西域之间的通商关系。
商业是西周王朝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周王为满足奢侈享受的需要，设官吏“贾正”驱使商业奴隶到远方换取异物和手工业原料，或在镐京市场坐市贩卖。此外还鼓励外地商人到丰镐遗址经商，并在交通、住宿、市场、货币、物资等方面提供方便，吸引四方商贾云集丰镐市场，使之成为“东贾齐鲁，南贾梁楚”的西周商业中心。但丰镐在市场规模、商品构成和市场管理等方面的发展仍具有历史局限性。
秦汉时期
公元前350年，秦国由栎阳迁都咸阳市。商鞅变法取消奴隶制土地占有制，实行按军功赏田和授田制，封建制度和封建生产关系得以确立，而且较早使用铁制农具，采用“以牛田，水通粮”，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经济实力迅速壮大。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以大规模的统一战争，削平群雄，建立中央集权的秦朝，咸阳由秦国之都一跃为帝国的首府——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秦帝国形成以咸阳为中心的全国道路辐射网，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和劳动者经济地位的相对改变，促进了秦商品经济的发展。秦推行重农抑商政策，虽强调了财富的增加有赖于发展农业，却忽视了手工业生产与商品流通对经济的推动作用，限制了商业的发展。
秦都咸阳手工业门类齐全、技术精湛，手工业生产区多分布在秦咸阳渭北区的北部和西南部，已发现有冶铜、铸铁、建材、制陶、琢玉、骨器遗址。比如兵马俑坑现已发掘出的青铜兵器为4万余件，种类齐全，囊括当时古代兵器的远射、长兵、短兵等三大门类，造型规正，冶铸和外加工技术高超；秦始皇陵西侧的驷马铜车马通过铸造成型，再经锉、磨、冲、凿、钻等手法，采用镶嵌、拉拔、焊接、套接、铆接、活铰连接、销钉固定等机械技术，把423种3700个零部件组合并表施彩绘。秦朝还重视采矿和冶铁业，比如咸阳冀阙宫廷遗址、秦始皇陵园出土了不少铁制农具和手工工具。制陶业与铜器制造业、冶铁铸造业并称“三大支柱产业”，中央官营制陶工场供皇宫生活和陵墓的需要，民营制陶业是以生活用陶器的商业生产为主。
西汉初年实行奖励农耕的休养生息政策，农业普遍使用牛耕和铁制农具，渭河平原的水利灌溉网逐渐形成，土地轮休、农时节令、施肥、选种、下种等耕作制度逐步确立，经过70余年的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长安城内出现一派兴旺繁荣的景象，长安成为全国财富中心。手工业方面，冶铁、木工、漆器、制革、丝绸纺织、机械制造、砖瓦业等在西汉均有大的发展，丝绸纺织业是汉代手工业中规模大、品种多、技术先进的部门，京师长安和山东临淄是当时闻名全国的纺织业中心。西汉初年的“灞桥纸”由大麻、苎麻纤维制成，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纤维纸张。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长安的酿酒业、酱醋加工业等也很发达。
西汉在秦驰道网的基础上，以京师长安为中心，修建子午道和褒斜道，丝绸之路，沿用函谷道、武关道、蒲津关道、散关道及秦直道，延伸通往西域、全长7000多公里的丝绸之路。是世界古代最长最重要的商道，是当时沟通中外经济的大动脉。长安在西汉时是全国商品集散中心、国际性都市，长安九市是当时最为有名的商业市场，九市为东市、南市、西市、北市、柳市、直市、交门市、孝里市、交通亭市，以东市、西市为盛。除九市外，长安还有一些著名的地方小市场和专业市场，如长陵小市、茂陵小市、槐市等，其中槐市可称为中国最早的书市。
商品经营粟、米、饼、姜、酒、盐、酱、醋、豉、蔬菜、水果、鱼、猪、牛、羊等食物；帛絮细布（麻布）、榻布（棉布）、文采、皮革、狐裘紫貂、羊羔裘、鞋履等衣物；烧的有薪稿；用的有竹器、铜器、素木器、上漆木器、毡、席、朱砂石、草药、棺椁、衣衾等；奢侈品有珠宝、金器、玉器、远方珍奇，还有待售的奴婢等。“丝绸之路”开通之后，中外商业贸易迅速发展。西域的葡萄、胡桃属、红花、胡麻、胡豆、大蒜、芫荽、胡萝卜、石榴、黄瓜、苜蓿开始引进在长安附近种植，西方的使者和商人带来骏马、宝石、象牙、犀牛角、玳瑁、火浣布（石棉布）等“四海夷狄器服珍宝”。从长安输出的商品除丝绸之外，还有铁器、铜器、漆器、竹器等。
魏晋隋唐时期
东汉末年至隋统一全国的400余年间，长安几次遭到毁灭性破坏，虽然曾有新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等王朝在此建都，并且也曾进行过一系列经济改革，或一度出现过“小康“景象，但均未能再现西汉长安的繁华气象。隋唐时期，长安逐渐成为国内最大最繁荣的商业都会。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长安逐渐成为7-9世纪的亚洲与国际贸易的中心，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之一。
唐初继续整修渭河平原水利网，发明用轮转动的水车以提高灌溉效率，深耕、浅耕技术和犁壁工具得到改进，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手工业方面，唐代的官营手工业品主要供应皇室和官府使用，机构庞大且分工很细，主要有少府监（主要监掌一般手工业）、将作监（监管土木建筑工程）、军器监（监管军器）及监以下设的若干署；私营手工业生产品主要参加商品交换，长安城的私营手工作坊多集中在东市、西市和交通要道附近，比如城东靖恭坊制毡的毡曲、东市之东的道政坊和常乐坊有酿酒作坊等，此外以长安为出发点的丝绸之路的畅通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极大地刺激和促进了唐代丝织业和陶瓷业的发展。
唐初形成了以长安为中心的水陆交通网，陆路的驿道上每三十里设一驿站；水路方面长安以漕渠接渭河、黄河、大运河，使全国的漕粮、贡物能直接抵长安城东长乐坡下。对外贸易的陆上商道包括自长安至营州（含河北省昌黎县）入安东道，通高丽；自长安至夏州（今陕西省横山区）通大同云中道，通漠北各国；自长安至中受降城城址（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入回鹘道，通塞外各少数民族地区及邻国；自长安至安西入西域道，通中西亚及欧非洲各国；自西安市至交州（今越南河内）入天竺道，通南亚、印度半岛各国。海上商道包括自长安至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入高丽渤海道，过高丽、百济、新罗、日本等国；自长安至广州市入通海夷道，经越南、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岛，抵印度、斯里兰卡，再西达西亚及欧洲、非洲各国。
唐初对盐酒不实行专卖，减轻商税，准予出售永业田作为住宅、邸舍、碾磑之用，政府出租官营的邸店、车坊、碾磑，给私营商人经营，这些经济开放政策致使长安城商业繁荣兴盛。唐长安城商业市场多集中于东、西两市，东市有邸（货栈）、肆（店）共220行业，西市有“金市”之称也是国际贸易市场，有来自中亚、南亚、东南亚及高丽、百济、日本等地的商人，尤以中亚与波斯（今伊朗）、大食（今阿拉伯地区）的“胡商”最多，其中种类繁多的精美丝织品运到长安后，通过西市的商人们沿着丝绸之路销往海外。此外唐三彩、青瓷和金银器皿、茶叶毛织品、文房四宝、漆器、粮食、木材、盐、酒等在长安交易也很活跃。唐长安市场还出现新兴的商业服务行业，比如寄存和出租车马的官营和私营车场；兼有典当和高利贷行业的质库；代客保管金银财物的柜坊；类似近代信托寄卖业的寄附铺；兼具堆栈、客舍、商店性质的邸店、客邸；类似近代商业汇兑的飞钱业等。
宋元时期
唐末以后首都东移，社会经济发展中心东移，西安市社会经济发展缓慢，但西安依然保持西北最大经济中心的地位。北宋时期，长安仍是西北地区最大的一个城市，该时期长安出现商人组织行会。宋初渭河平原土地荒芜，人烟稀少，农田水利失修，郑白渠灌溉面积不及唐中期的三分之一。后经百余年得到修复，水利发展，使关中农业逐渐得以恢复，长安多年连续丰收，关中各州仓储粮食可供3年食用，还大量外调接济周围地区，仅北宋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经漕渠运向京师的粮食达80万石，居全国四大漕运地区的第二位。宝元年间（公元1038-1040年）大规模的宋夏战争爆发后，持续不断的战争又破坏了长安经济。
元代的长安城附近出现许多著名市镇，如鸣犊、灞桥、义谷、莎城、杜角、秦渡、甘泉县、零口、栎阳、高陵、中渭桥、毗沙等镇。市镇设有固定的商铺，每逢定期的集市，周围几十里内的乡民来此交易。宋金时期时断时续的丝绸之路，元时得到恢复。丝路的东段虽部分北移（由河西走廊经宁夏回族自治区东向北京），但长安城仍然是中外商人必经之路和东西方商品的交易、集散地之一，依然是与西北少数民族进行绢马贸易、茶马贸易的中转地。据元史记载，陕西省的酒课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中占第六位，醋课占第四位，商税占第六位，说明长安的商业仍然兴旺。
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西安市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如耕地面积的扩大，人口的增加，经济作物的种植，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等。清末在西安也出现了近代机器工业。明中叶以后，由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东南沿海地区萌芽兴起，西安地区与东南沿海经济的差距逐渐拉大。明清时期，西安是连接西北与东南地区的商业都市，西北地区的皮革、毛皮、毛纺织、羊毛、驼毛以及药材、水烟等经西安运销东南沿海地区，东南地区的布匹、绸缎及湖广地区的茶叶经西安运销新疆、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省等地，但交通闭塞和商税沉重对西安的商业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明清时期渭河平原水利网失修，灌溉面积大为缩小。井灌始于明末，清雍乾年间，关中地区普遍打井。西安市地区主要生产小麦、糜子、谷子及各种豆类，水稻的种植在明清时也有发展。番薯（红苕）乾隆时传入西安，清末各县普遍种植。经济作物主要有棉花、染料作物（红花、蓝）及油料作物（油菜、芝麻、麻籽等）。清末玉米始在西安地区种植。 明清时期，西安棉纺织业相对发达。家庭纺织业相当普遍，一般妇女都能纺织，纺织成为家庭经济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城镇中还有纺织小作坊，产品多销往甘肃省、陕北地区。明代陕西布政司每年赋税中棉布12.88万匹，其中11.61万匹由西安府负担，占全省总额的90％以上。
文化艺术
西周秦汉
早在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西安半坡人就制作出精美的人面鱼纹彩陶盆，表现了高超的雕塑艺术和绘画艺术。西周建都丰镐遗址，文学、音乐、舞蹈、雕塑等光辉灿烂的青铜文化，代表了中原地区奴隶社会文化艺术的最高成就，其中西周初期的重要文献《泰誓》《牧誓》《大诰》《康诰》等都是用散文体裁写成的，西周许多青铜器的铭文、秦国最早的文学作品《石鼓文》均为散文；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许多诗篇也诞生于西周首都丰镐；西周《穆天子传》记述周穆王西游的传说故事，初步包含了小说的因素；西周官方在长安设有庞大的音乐机构，西周宫廷音乐大致分为雅乐和颂乐两大类；西周丰镐铸造的宫廷青铜器造型端庄、意蕴深厚。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建都咸阳，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艺术开始发展，秦朝的陶塑文学、音乐、舞蹈、美术等文化艺术形式可圈可点。秦代的乐器有琴、瑟、管、箫、竽、笙、篪、钟、磬等；乐曲有《钧天大乐》《六英》《寿仁乐》《昭容乐》等；乐歌有《祠水神歌》《瀚妇歌》《真仙人诗》等；秦朝咸阳还诞生出中国最早的音乐理论著作，比如《吕氏春秋》中的《吕乐》《侈乐》《适音》《古乐》《音律》《音初》《制乐》《明理》八篇；秦始皇陵兵马俑的雕塑采用民间常用的堆、捏、刻、画、贴、塑六法并施以彩绘，制作工艺和雕塑风格都趋于成熟；秦朝开创的小篆字体匀圆齐整，笔画遒劲，存世有《琅玡台刻石》《泰山刻石》《会稽刻石》等，此外秦代下杜（今长安县杜曲镇）人程邈还在咸阳市创制隶书。
西汉长安的辞赋和传记文学等散文创作成就不凡，贾谊、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辞赋华丽、叙事铺张，代表了西汉辞赋的最高水平，司马迁《史记》里的传记文学作品堪为古代散文的典范；西汉武帝在长安城扩充音乐机关乐府，并命人“采诗”即搜集民歌，之后乐府演变为一种诗体的名称，汉乐府民歌里有不少内容丰富、艺术精湛的优美诗篇；西汉长安还出现了托名的《神异经》、《海内十洲记》《汉武故事》《汉武帝内传》等志怪小说和轶事小说，班固《汉书·艺文志》录小说家书15种，共1380篇，其中多数作品诞生于西汉长安；西汉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刘彻命人在长安建造茂陵霍去病墓石雕，极富立体感且气势雄浑；西汉长安还诞生出最早的草书，刘恒时史游以隶书草写《急就章》，从而创出一种新字体章草。
盛唐时期
盛唐时期政治清平，经济繁荣，社会相对安定，中外交往频繁，长安城的各种文化艺术形式发展繁荣并取得辉煌成就。文学方面，诗歌创作进入黄金时代，李白、杜甫、白居易、孟浩然、王维、杜牧、李贺、李商隐等一大批杰出的诗人汇聚长安，中国古代诗歌、律诗、绝句等发展完备而臻完盛；韩愈、柳宗元发起古文运动，主张散文创作“言必己出”、“文从字顺”，反对艳冶淫靡之风，他们的散文作品精炼、含蓄、犀利、优美；唐代传奇标志中国小说创作进入新阶段并逐渐成熟。音乐、舞蹈方面涌现出杰出的音乐家、歌唱家和舞蹈家，诞生出诸如《秦王破阵乐》《九功舞》《霓裳羽衣》等场面宏大、气氛热烈的乐舞。美术、雕塑、书法、篆刻方面名家荟萃，高手和佳作繁多，影响深远，杂技等民间文艺发展繁荣。
宋元明清
唐末以后，西安失去国都地位，但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使文化艺术源流连绵不绝。五代十国的绘画，宋代的碑石，元代的杂剧，以及延续不断的西安鼓乐等，都和汉、唐长安文化一脉相承。明清时期，以秦腔为代表的西安戏剧艺术迅速崛起，成为中国文化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耀眼的明珠。清乾隆年间，西安著名的秦腔班社多达36个。经过有名的“花雅之争”之后，确立了秦腔在中国戏剧史上的崇高地位。进而由魏长生带领秦腔戏班进京演出，又南下扬州演出，极大地扩展了秦腔的影响，期间西安其他地方剧种如西安二黄、迷胡（眉户）、长安道情等也有长足发展。
定都王朝
考古遗址
周都丰镐京
丰京遗址在今西安市长安区境内客省庄至张家坡一带，方圆六七千米，东界紧邻沣水，西至灵沼河；镐京遗址位于高阳原上（今斗门、普渡村一带），遗址西邻沣水，与丰京隔河相望。考古学家在丰京遗址中发现了青铜器窖藏和夯土台、陶制下水管道等遗迹，而普渡村一带的西周墓葬则出土过周穆王时代的青铜器。在京邑周围有专供游乐的园囿，文王园囿方圆70里，考古工作者曾在这里发现大量鹿、獐等的骨骼和鱼骨、蚌壳等。1956-1957年，在西安市长安区泮西张家坡东村，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考古队曾发掘出西周车马坑遗址。
秦都咸阳
秦都咸阳遗址位于今陕西省渭城区窑店街道一带，南北长6700米，东西长7200米，外围没有发现城墙。咸阳宫位于遗址北部牛羊沟、姬家沟一带，平面呈方形，东西长约870米，南北宽约500米，宫墙（原报告称为城墙）周长约2747米，宫内已探明大小夯土建筑基址8处，宫墙墙基宽5.5-14米，墙外有壕且最深为1.8-3米。咸阳宫的周围以西有铸铁、冶铜和制砖瓦的遗址，西南约4公里有制陶和制骨遗址，墓葬区在宫殿区以西约3.5公里处。
汉长安城
汉长安城遗址位于今未央区的未央宫、汉城、六村堡街道和三桥街道办事处范围以内，汉长安城平面近方形，城墙周长为25700米，城外有城壕，每面三门，共有十二个城门，城内共发现8条大街。目前根据考古工作者的多年发掘成果，汉长安城现存宫墙、宫门、道路、前殿、椒房殿、少府、中央官署、天禄阁、石渠阁、沧池、明渠等建筑遗址。汉长安城内还有桂宫、北宫、明光宫和东市、西市、武库等遗址分布，城的西面有建章宫遗址，城南还有礼制建筑遗址。在汉长安城周围还发现一些汉代遗址，主要是上林苑中的离宫别馆，有城南的昆明池、漕渠，西安门外的排房建筑遗址等，城东的道路、渭河桥，城西的泬水桥。
20世纪50-60年代初，考古学者调查了城墙、城门、大街和各宫范围，并发掘了部分城门及南郊礼制建筑。70年代后期发掘了武库遗址，80年代发掘未央宫内几处重要宫殿及官署遗址，90年代发掘部分手工业作坊遗址，勘探出北宫宫墙，发掘桂宫内的几座宫殿遗址。1994年，考古学家勘探了北宫的范围，并发掘11座西汉早期窑址。进入21世纪以后，汉长安城考古取得较大进展。2000年在相家巷遗址发现一大批秦朝封泥，2001-2007年发掘长乐宫内6座建筑遗址。2003年勘探十六国北周时期的小城，并发掘一座宫门址。2004-2005年，考古工作者先后清理北周佛造像坑并发掘建章宫一号遗址。2008年重新揭露了直城门和西安门遗址。2009年对直城门大街、安门大街进行试掘，2011年他们勘探沧池并进行局部试掘，2013年发掘了未央宫南宫门址和西安门外建筑遗址。2014年解剖了西安门外护城壕。2018年至今发掘了北宫3座建筑遗址。
隋唐长安城
隋朝初年兴建的大兴城，即唐代改称的长安城，遗址位于今西安市市区，布局分为宫城、皇城和郭城三部分。1956 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对隋唐长安城址进行了考古调查。次年，城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改为中国科学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来具体执行。1956-1962年是唐长安城考古的起始和奠基阶段，当时的西安城区主要位于明清老城，隋唐城址的大部分位于当时的西安郊区，考古工作者通过大规模的考古勘探、测量、发掘，基本完成了对外郭城的城墙街道、里坊市场、皇城、宫城禁苑等范围和格局分布的实测和核实，绘制出了唐长安城址平面分布实测图和初步复原图。目前只有极少数坊（兴化、永宁、安定、群贤、怀德、新昌、延康等）零星做过考古工作。
1957年至今，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考古工作持续了60余年，考古结果显示大明宫略呈梯形且占地约3.2平方公里，已探明的宫殿池台遗址有50余处。1957年，大明宫的麟德殿遗址开展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麟德殿代表了唐代建筑的高超水平，是大明宫中保存最完整的殿址，麟德殿遗址的两期保护展示工程采用原址覆土、其上模拟展示的方式。1956-1957年，考古学家开始对李隆基居住的兴庆宫进行大规模调查，1957年学者对大明宫的正殿含元殿殿堂遗址进行发掘，1958年为配合兴庆公园建设，又在兴庆宫西南隅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工作，主要揭露出勤政务本楼和花萼相辉楼等重要建筑遗址。1961年，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来被列入全国第一批国家遗址公园和世界遗产名录。
历史地位与影响
城市发展
汉唐时期的首都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城，汉代的长安城周长25.7千米，面积达到36平方千米，而唐朝的长安城占地约84平方千米，是汉长安城的2.5倍、北宋开封城的1.7倍、明南京城的2.03倍、清北京城的1.4倍；如果和同时期的外国都城相比，唐长安城是同期拜占庭帝国君士坦丁堡的7倍、公元300年罗马古城的5倍、公元800年巴格达城的2.87倍、公元708年日本奈良平城京的3.88倍、公元793年日本京都平安京的3.82倍，可见唐长安城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都城，而且也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宏大的城市。此外唐长安城结构对称、整齐划一的严谨布局，对当时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建设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渤海国的上京龙泉府，日本的平城京、平安京、藤原京和长岗京，新罗的汉城等纷纷效仿长安城的规制，部分官殿、城门、街道的名称也沿用长安城的相应称号。
文化地位
长安文化有其鲜明的风格和个性，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长安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华文化的主流文化。长安文化的形成，是以我国历史上国力最为强盛、文化发展也最具影响的西周、秦（含秦国与秦朝）、西汉、隋、唐等统一王朝的文化为背景的，它通过吸收南北、利用东西、兼容并蓄，反映出统一的文化特征。以唐朝为例，唐代的长安城是当时的全国文化中心，是中原地区古代诗词、乃至当代流行艺术文化中的重要文化意象。长安在唐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唐代诗人或长或短都在长安住过一个时期，并在这里写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比如杜甫作于长安一带的就有二百多首，白居易抨击黑暗现实、反映人民疾苦的五十首《新乐府》等作品也是创作于长安或附近的。
世界影响
唐朝的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的国际大都市，长安的科技、教育、政治、宗教、建筑、天文、历法、医学、文学、艺术、文字、工艺技术等方面对世界产生了持久深远的影响。以科技教育为例，唐长安城完备的留学生教育制度和思想，为周边国家和地区培养了大批的各种人才，大量的新罗、日本遣唐使归国时从长安带回不少文化典籍等，据《日本见在书目录》记载，当时日本所存的汉字文书多达1579部、16000多卷，长安的这些典籍对日本社会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日本人还从唐长安传入打马球、下围棋、喝茶、端午饮菖蒲酒、七月十五盂兰盆会、九月九重阳节等生活习惯和节令风俗。此外唐代长安的历法、医药、政治制度和造纸、印刷冶炼手工业技术也都传到了周边及世界各地。
参考资料
历史沿革.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2024-06-25
西安市志·文化艺术志·概述.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2024-06-10
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丝绸之路世界遗产.2024-06-28
政权志·秦代至民国时期政权·概述.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2024-06-10
西安市志·第二卷·城市规划·汉长安城.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2024-06-10
西安市志·人口志·仰韶文化时期 龙山文化时期.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2024-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