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是指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与杨虎城联手发动“兵谏”，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事件。

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抵达陕西省，标志着红军长征取得胜利。此后，中国工农红军在西北建立了陕甘根据地。红军进驻陕西也引发了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担忧，蒋介石在西安市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张学良被任命为副总司令，代行蒋介石的总司令职务。1935年9月起，张学良开始进攻陕北红军，但在战斗中接连失利。与此同时，华北事变爆发，引发全国抗日新浪潮。张学良希望劝蒋抗日，但遭到蒋介石的拒绝。此后，张学良开始寻求与中共的合作，中共方面也开始争取张学良与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

1935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爆发，张学良与杨虎城劝说蒋介石停止“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联合抗日，得到蒋介石的拒绝和申斥。于是张学良与杨虎城决定于1936年12月12日凌晨发动“兵谏”，“逼蒋抗日”。在蒋介石被张学良扣押的同时，杨虎城在西安市采取军政措施，基本摧毁了蒋介石在陕甘地区的统治。随后，张学良与杨虎城通电全国，阐明了扣押蒋介石的原委，提出八项救国主张，以期得到国人的理解、同情和支持，主张包括：（1）改组国民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市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罪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等一切政治自由；（7）确实遵行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方面确立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派周恩来等人前往西安进行调节。国民政府在宋美龄、宋子文二人的坚持下，也采取了和平营救蒋介石的策略。随后，宋美龄、宋子文前往西安市面见蒋介石，并与张学良和周恩来等人进行谈判。经过谈判，蒋介石基本接受了西安方面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战的条件，至此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12月25日，蒋介石被释放，在张学良的陪同下回到南京，抵达南京后，张学良随即遭到蒋介石的扣押，后被长期软禁。西北“三位一体”的局面也被蒋介石逐步瓦解，杨虎城被迫辞职，出国考察。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宣告了十年内战的基本结束，为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共同抵御外侮创造了有利条件。西安事变促使蒋介石意识到内战不能再继续下去，团结抗日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必须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从西安事变后到七七事变前，国共间主要进行了三次会谈，直至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于1937年8月22日宣布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次月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战场。周恩来说：西安事变之和平解决，意味着中国的政治生活走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的开端。就是：进攻红军战斗走向停止；对外退让政策将宣告终结；国内统一战线初步局面的形成。

事件背景

中共陕北根据地的建立

1935年10月18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经陕西省定边县境抵达铁边城。次日，中央红军到达吴起街道，宣告红一方面军主力历时1年、跨越11个省份、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胜利结束。与此同时，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也震惊了中国国民党当局，蒋介石下令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以5个师3万余兵力向陕甘苏区发起进攻，企图乘中共中央和红军立足未稳予以“消灭”。为此，红一方面军发起直罗店战役，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围剿”，巩固了陕甘苏区，奠定了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立足西北的基础。

直罗店战役前后，日本在华北地区策划了华北事变，全国抗日形势急转直下。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引发了全国爱国人士的强烈不满。中共中央于11月13日发表宣言，号召“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不论他们的党派、信仰、性别、职业、年龄有如何的不同，都应该联合起来，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中国国民党而战”。28日，中共中央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其内容与《八一宣言》基本相同，即“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而奋斗”。

中共的抗日主张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2月9日，在中共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北平爱国学生举行了游行活动，反对“华北自治”，抗议国民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一二·九运动得到了全国许多大多城市的爱国学生的积极响应和全国人民的广泛支持，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为了适应全国抗日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在陕西子长市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瓦窑堡会议决议》，宣告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

张学良“剿共”失利

国民政府发起第二次北伐后，取得节节胜利，蒋介石于1928年6月占领京津地区，实现“京津易帜”，而后加紧了对东北地区的和平统一。最终，张学良于12月29日正式宣布东北易帜，2日后被蒋介石任命为东北边防军总司令。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实现了中国形式上的统一。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国土沦丧，张学良被国人讥讽为“不抵抗将军”，热河陷落后张学良被迫辞职，前往欧洲考察。1934年1月，张学良返回中国，被蒋介石任命为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地区后，蒋介石在西安市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张学良被任命为副总司令，代行蒋介石的总司令职务。1935年9月起，张学良开始进攻陕北红军。但在前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接连被中国工农红军击败，近3个师的兵力被消灭。与此同时，东北军被消灭后兵力没有及时得到补充，还被国民政府下令撤销了两个师的番号。

张学良在陕北的接连失利，迫使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出路，他开始通过多种渠道寻找共产党的关系。与此同时，中共也开始争取他进行联合抗日。

中共对张、杨的争取

争取张学良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开始把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放在争取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的身上。彭德怀和红一军团政治部秘书长周桓，多次与在先前的战役中被俘虏的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团长高福源进行谈话，向他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解释《八一宣言》的精神。最终，高福源表示愿意为沟通中国工农红军与东北军的联系，促进两军合作抗日而效力。1936年1月，高福源提出回到东北军去说服张学良、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合作抗日。在高福源的联络下，张学良、王以哲开启了与中共中央社会局长李克农的会谈。

1月20日晚，张学良与李克农在洛川进行了秘密会谈，张学良向李克农表示了愿意合作的态度，愿意前往劝说蒋介石。但由于工作处于保密阶段，张学良只能采取消极态度，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与红军双方各就原境划作疆界，在可能范围内恢复经济通商。中共中央得知张学良的政治态度后，1月25日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20名红军将领名义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肯定东北军的绝大多数是爱国的，“是愿意打日本帝国主义的，同日本帝国主义拼命的”；针对张学良反日不反蒋的态度，书中着力揭露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歧视压迫东北军等罪行；明确指出，打中国工农红军进攻苏区是东北军的绝路，抗日反蒋才是东北军的唯一出路；并表示：“中国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是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我们愿意首先同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红军将领们建议东北军派代表来苏区，谈判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具体办法并进行考察。

2月，双方进行了第二次“洛川会谈”，张学良因于26日要去南京，会议由王以哲代为参与，2月26日至28日，李克农与王以哲、赵镇藩就中国工农红军与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之间合作抗日问题进行磋商并达成口头协定。张学良3月3日从南京回到西安市，第二天便亲自驾机飞到洛川与李克农进行了深入会谈，双方达成了几项口头协议：为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张学良请中共方面派一名全权代表最好是毛泽东或周恩来与他会谈，地点定在延安，时间由中共方面确定；由中共方面派一名代表常驻西安，由张学良给以灰色保护，以利开展工作；关于中共代表去苏联的问题，可经过新疆，由张学良负责与盛世才联系。

争取杨虎城

中共《八一宣言》发表后，党组织开始派人做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的工作，争取他与刚刚结束长征到达陕北地区的中国工农红军联合抗日。1935年11月初，中共北方局派申伯纯与杨虎城取得联系。当时的杨虎城，因为自己前不久在陕南的“剿共”失败而苦闷，对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失去信心。在得知了中共在西北的情况后，杨虎城与红二十六军政委王锋在新城进行了密谈。但由于双方是初次见面未就重大机密问题进行深入交谈。不久，杨虎城与曾在第十七路军工作过的中共北方局地下党员王世英取得联系，双方在经过协商后，就第十七路军联合抗日问题达成了初步四项原则。

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愿与十七路军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以先通知，放空枪、打假仗，以应付环境；双方可以互派代表，在杨虎城处建立电台，密切联系；十七路军在适当地点建立交通站，帮助中国工农红军运输必要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的往来；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先由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

1936年8月，中共中央任命张文彬作为红军代表前往西安市，专门做杨虎城的统一战线工作。张文彬抵达西安后，双方进行了密谈，达成了取消敌对行动、杨约束民团、取消经济封锁、设立交通站和电台等协议。此后，张文彬常驻西安，双方一直保持联系。

蒋介石逼迫张、杨“剿共”

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共接触的事情，被中国国民党特务密报给蒋介石。但由于当时发生了两广事变，蒋介石一时无法脱身。事变解决后，蒋介石于1936年10月22日抵达西安，在其下榻的唐华清宫分别召见了张学良和杨虎城，宣布将继续进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张学良则明确表示反对，并对蒋介石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杨虎城虽未直言相告，但也委婉的表示了他手下士兵的“剿共”士气低落，抗日热情高涨。但蒋介石仍坚持其“剿共”主张，并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继续支持其剿共计划。

10月29日，蒋介石由西安前往洛阳，进行调兵遣将，部署新的“剿共”计划。蒋介石决定如若张学良、杨虎城不服从他的“剿共”命令，就把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十七路军调离陕甘，由其中央军来担任“剿共”命令。蒋介石在洛阳期间，张学良前后两次前往劝说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但均遭到蒋介石的严词拒绝，甚至是斥责痛骂。

12月4日，蒋介石从洛阳抵达西安，开始实施其新的“剿共”计划。张学良与杨虎城分别于12月7日和8日到华清池蒋介石下榻处进行谏言，仍得到蒋介石的斥责和拒绝。12月9日，一二·九运动爆发，西安地区万余名学生走上街头进行游行，希望国民政府当局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团结抗日。学生的爱国游行遭到了武力镇压，张学良前往蒋介石处转达了学生的请愿要求再度得到决绝和斥责。

张学良、杨虎城见自己“苦谏”无果，商定对蒋介石采取“兵谏”行动，二人表示“为了抗日救国，牺牲这两个团体（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和十七路军）也值得”。

事件过程

“兵谏”临潼

张学良与杨虎城于12月9日当日确定了对蒋介石采取“兵谏”行动，二人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做了一些准备与分工：东北军负责在临潼区扣押蒋介石；第十七路军负责解除西安市城内蒋系军警的武装和扣押住在城内西京招待所的南京军政要员。张学良和杨虎城对临潼的兵谏进行了周密的部署。

12月9日当晚，张学良和杨虎城在城内易俗社戏院招待南京军政大员欣赏地方戏秦腔。12月11日，张学良与杨虎城确定了在次日早上6时发动兵谏。11日晚，张学良、杨虎城出面在新城大楼设宴款待南京军政要员，直至晚上10时宴会才结束。宴会结束后张学良、杨虎城率领其重要将领和师爷抵达新城大楼指挥兵谏。

12日凌晨3时，张学良所安排的参加作战的部队陆续到达指定位置，将华清池团团围住。4时起，“捉蒋战斗”正式开始，孙铭九率卫队冲入华清池与蒋介石的卫队发生枪战，当他们冲入蒋介石的客房时，发现蒋介石已逃遁。张学良、杨虎城得知后，立即进行警戒以防止蒋介石逃跑，并抓紧进行搜山，最后蒋介石在半山腰的石洞里被发现，后被送到新城大楼暂时扣押。

在蒋介石被扣押的同时，第十七路军在西安市城内按照预定计划开始行事。杨虎城率第十七路军扣押了住在西京招待所的南京军政大员，解除了城内和西郊机场蒋介石的军警的武装。此外，张学良还发动了兰州事变，由于当时甘肃省的省会兰州由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方面控制，驻扎在兰州的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为了策应西安事变，同样于12月12日采取行动，解除了蒋介石中央军在兰州的驻军，切断了与国民政府的联系。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与杨虎城通电全国，阐明了扣押蒋介石的原委，提出八项救国主张，以期得到国人的理解、同情和支持，主张包括：（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国共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市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罪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等一切政治自由；（7）确实遵行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为了达到目的，事变后他们在军事、政治、组织等方面又采取了一些实际步骤，包括：撤销指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内战的机构“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领导抗日救国的机关“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张学良为主任，杨虎城为副主任，董英斌为参谋长；组建参谋团，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领导，秉承张学良、杨虎城的旨意研究讨论军事问题；成立设计委员会，对张学良、杨虎城负责，承办相关事项；组建抗日援绥团，由孙蔚如为军团长，王以哲为副军团长，援助绥远抗战；改组陕西省政府，解散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成立以王炳南为主任委员的陕西省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释放政治罪犯，事变后的第二天，张学良与杨虎城下令释放西安市各监狱的三百多名政治罪犯，其中大多数为中国工农红军被俘人员；重新部署军队，准备迎击南京讨伐派的军事进攻。

以上军政措施的采取和落实，基本摧毁了蒋介石在陕甘地区的统治，以张学良、杨虎城为代表的抗日力量暂时掌握了陕甘地区的大权。

各界反响

国民政府方面

南京国民政府方面最早获悉西安事变的是军政部长何应钦，对西安事变应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如何营救蒋介石等，南京国民政府出现了两种主张，一派以“安全为主”，一派以“主打”为主。在12月12日24时召开的紧急会议上，主战派占据主导地位，会议决定由何应钦全权负责，指挥军事行动进行讨伐。但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反对何应钦的讨伐主张，力主用和平的方法营救蒋介石。孔祥熙根据宋美龄的要求召开高级会议，反对前两天武力解决事变的决定，孔祥熙受命代理行政院长，决定采取和平的方式解决西安事变。

中共方面

中共方面在西安事变发生后，表示拥护张学良、杨虎城的行动，给张学良、杨虎城以力所能及的支持。12月13日，中共中央在保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讨论西安事变问题，表示对张学良、杨虎城的行动给予拥护和支持，但并未公开反对国民政府，以便争取其可能抗日的部分。1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再次讨论西安事变，毛泽东在会议上肯定了西安事变的意义。会议最终拟定了两个文件，即《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通电》《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确立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在西安和南京间从事调节。

国际方面

西安事变也使得世界各国为之震惊，各国迅速对事变作出了反应。苏联方面称张学良是“利用抗日运动进行投机”。日本作为当时中国面临的主要敌人，在得知西安事变后，日本外务省决定暂时静观其变，避免积极行动，刺激中国，但同时也进行了一些武装干涉的准备。

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基于维护其在华利益和侨民安全十分关注西安事变。他们希望保持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不愿看到中国再发生大规模内战，主张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

和平解决

宋氏兄妹的营救

西安事变发生后，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力主用和平的办法营救蒋介石。张学良本来邀请了孔祥熙、宋子文入陕，由于孔祥熙是代理行政院长，不方便脱身前往，宋美龄建议改由宋子文、顾祝同前往，并征得了张学良的同意。19日下午，孔祥熙召开会议，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辩，决定“准宋委员子文以私人资格即日飞赴西安市，营救蒋公”。次日，宋子文抵达西安，在张学良的陪同下独自面见了蒋介石。蒋介石告知宋子文，只有加紧军事进攻，他才能脱险，并将军事进攻的方略秘密告诉了宋子文。

但陪同宋子文一起到达西安的还有他的秘书郭增恺，郭增恺与杨虎城关系密切，在二人的谈话中，杨虎城告知郭增恺他们绝无伤害蒋介石的意思，同时还转达了中共方面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宋美龄听取了宋子文的报告后，决心飞赴陕西省营救蒋介石。12月22日，宋美龄偕同宋子文等到西安市与张学良、蒋介石进行谈判。

中共在西安的调节

蒋介石被扣押后，中共中央应张学良的邀请，派周恩来、博古和叶剑英作为中共代表前往西安，对事变双方进行调节。12月17日，周恩来一行人达到西安的当晚便与张学良举行了会谈。张学良称“当前形势争取蒋介石抗日的可能性很大，只要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便释放蒋介石，并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周恩来对张学良的看法基本赞同。二人还商讨了迎击南京讨伐派军事进攻的部署，以及与宋子文一行人谈判的五项条件：“立停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县；下令全国援绥抗敌；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成立抗日联军；释放政治罪犯，实现民主，武装民主，开救国会议，在西安市开筹备会”。

此外，周恩来还会见了杨虎城，以及在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十七路军的中下级军官以及在西安城的爱国民主人士宣传中共的和平方针。

蒋介石获释

宋美龄等人抵达西安后，先是看望了蒋介石，后又会见了张学良。宋美龄批评了张学良“性太急切，且易冲动”，行动“躁急”。张学良向她申明兵谏“动机确系纯洁”，绝无“伤害”委员长之意，表明“不要钱，不要地盘”，唯一的目的是要蒋介石答应抗日，至于签不签文件均可。宋美龄见张学良态度诚恳，承认其行动有异于“旧时军阀”，她希望张学良早日结束事变。

12月23日、24日两日，宋子文与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举行谈判。经过两日的谈判，双方的意见趋于一致，12月24日晚周恩来会晤了蒋介石。面对蒋介石的指责，周恩来表示只要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抗战，一致抗日，中国工农红军可以服从蒋介石的指挥。蒋介石向周恩来表示：停止“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联合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由宋美龄、宋子文、张学良全权代表自己与周恩来解决一切问题。

至此，蒋介石已基本上接受了西安市方面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战的条件，双方开始就“释蒋返京”的问题进行谈判。张学良认为蒋介石已接受抗日条件，主张立即无条件释放蒋介石；杨虎城则担心蒋介石报复，主张有条件释放蒋介石，这一主张得到了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和第十七路军大部分部下的认可；中共方面也主张有条件地释放蒋介石；宋氏兄妹却一再要求立即释放蒋介石。面对宋氏兄妹的压力，张学良于24日晚表示立即释放蒋介石，并亲自送到南京，向中央请罪，恢复蒋介石的威信。王以哲等东北军将领生怕蒋介石变卦，劝张学良不必亲自相送，但张学良坚持要送，并交代他们东北军听命于于学忠。

12月25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宋子文与张学良双双乘坐飞机飞往洛阳市。登机前，蒋介石向张学良、杨虎城保证会实现谈判条件。张学良也在登机前请杨虎城于当日起代理他的职务。由于担心有变故，张学良没有提前通知周恩来，周恩来得知后立即匆忙赶往机场，劝阻张学良，但为时已晚。

西安事变终于得到和平解决。

后续与影响

事变的后续

张学良被扣

12月26日，蒋介石回到南京后，立即命陈布雷撰写了一篇《对张杨的训词》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称蒋介石在西安市获释是由于他“伟大人格”的感召，回避了他对张、杨作出的承诺。张学良一到南京，即受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特务和宪兵的监视。张学良先是被软禁在宋子文公馆，张学良给蒋介石写信，信中称自己“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反纪律，不敬事件之大罪”，表示“愿领受钧座之责罚”。12月31日，高等军法会审对张学良进行了审判，张学良最终以“首谋伙党对于上官姓为暴行胁迫”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夺公权五年”。蒋介石既默许了这一判罚，又亲自向国民政府呈请“予以张学良以特赦，并责令戴罪图动，努力自赎”。1937年1月4日，第二十二次国民政府委员会会议对张学良实行特赦，命令称“张学良所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由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此后，张学良一直被蒋介石幽禁，失去了自由。

西北“三位一体”局面瓦解

张学良被扣押后，蒋介石开始着手瓦解西北地区“三位一体”的局面。国民政府行政院根据蒋介石的命令，于1月5日派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辞职照准，任命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主席；驻甘绥靖主任朱绍良辞职照准，派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

在军事上，蒋介石将包围西安市的30万中央军划分为五个集团军，以应对张学良被扣押后，引发的西安方面的不满。张学良被扣押后，在杨虎城的领导下决定由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十七路军、中国工农红军三方面组成抗日联军，作必要的军事准备，以对付蒋介石。在蒋介石的分化下，东北军发生了“二二事件”，王以哲被杀害，东北军由此出现分裂和内讧，后被蒋介石一一击破。1937年3月，东北地区各军被蒋介石全部分开，分驻豫南、皖北和苏北三地，驻地分散，互不统属，不久又被蒋介石改编，被缩编为4个军。

第十七路军也被蒋介石改编，除去投诚蒋介石的一个师和两个团外，其余部队被整编为第三十八军，由孙蔚如任军长。杨虎城在蒋介石的逼迫下提出辞职，出国考察，全面抗战爆发后，杨虎城回国，即遭逮捕，后长期被关押。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之际，杨虎城被下令杀害于重庆。

事变的影响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宣告了十年内战的基本结束，为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共同抵御外侮创造了有利条件。西安事变促使蒋介石意识到内战不能再继续下去，团结抗日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必须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1937年2月，中共为了继续推动中国国民党最高当局走向联共抗日，致书国民党提出了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届时，国民党为商讨西安事变后的国共关系和对日方针，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提出了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四项办法，即“彻底取消其所谓中国工农红军”；“彻底取消所谓苏维埃政府及其他一切破坏统一之组织”；“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根本停止阶级斗争”。此后，国共就第二次合作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

从西安事变后到七七事变前，国共间主要进行了三次会谈，即1937年2-3月间的西安谈判，3月下旬至4月初的杭州谈判和6月的第一次庐山谈判。谈判主要围绕军队问题、国共合作形式和政权问题等进行。从西安事变到七七事变半年多的谈判中，中国国民党在表面上虽未拒绝联共抗日，但设置了种种障碍，从而使谈判未取得实质性结果。

直至七七事变发生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共方面多次发表通电，向国民政府要求早日开赴抗日前线，并于7月14日宣布自行改编。次日，中共代表向国民政府递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言中表示：愿立即取消苏维埃政府，中国工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指导，开赴抚抗日前线。

由于中共方面的一再坚持，加上八一三后淞沪会战战场形势吃紧，各战场均需大量兵力投入。国共双方在以往谈判的基础上达成协议。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八路军，次月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战场。

事件评价

周恩来说：西安事变之和平解决，意味着中国的政治生活走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的开端。就是：进攻红军战斗走向停止；对外退让政策将宣告终结；国内统一战线初步局面的形成。

《毛泽东选集·论联合政府》中提及：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1937年1月3日的《纽约时报》对西安事变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认为其给中中国带来了几大利好：其一，事变证明了中国的团结是建立在坚固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虔诚软弱的愿望上的。其二，事变增加了蒋介石的个人声望，蒋介石现在是中国的核心人物，是“近期唯一有能力领导中国的人”。其三，事变也给了日本一记警告：“中国向日本证明了‘分裂再击溃’的计划并不是一条可以轻易征服中国的道路。

西安事变纪念馆

西安事变纪念馆位于西安市建国路69号，是在西安事变重要旧址张学良将军公馆、杨虎城将军止园别墅的基础上建立的专题性纪念馆。1983年9月陕西省人民政府成立西安事变旧址管理处(筹备处)；1984年7月7日正式成立西安事变旧址管理处；1986年12月纪念西安事变50周年之际对外开放；1992年9月16日更名为西安事变纪念馆。纪念馆馆藏文物近300件(组)，其中一级文物26件组。纪念馆的陈列展览，结合旧址类纪念馆的特点，以西安事变为主线，将旧址复原陈列和西安事变史实陈列。

研究书目

参考资料

百年瞬间|“一二·九”运动爆发.共产党员网.2023-11-29

西安事变为什么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23-11-28

哪位中共高干新婚毛泽东去闹洞房并送打油诗道贺.搜狐网.2024-09-06

铁边城镇.吴起县人民政府.2024-09-06

《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发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23-11-28

西安事变纪念馆.西安事变纪念馆官网.2023-11-19

西安事变.豆瓣读书.2024-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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