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事变
华北事变（Huabei Incident）是指继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之后，1935年日本侵略者以武力威胁、政治阴谋和经济侵略相配合的手段，策动中国华北各省实行所谓“自治”的一系列事件。
华北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区之一，当时包括河北省、山东省、山西省、察哈尔省、绥远省五省和北平市、天津市两市。1933年5月，《塘沽停战协定》签订后，日本侵略者便把矛头指向了华北，妄图将华北5省（冀、察、晋、绥、鲁）变为第二个“满洲国”。1935年1月中旬，日军首先制造了“察东事件”，迫使国民政府承认察哈尔沽源以东地区为“非武装区”。5月至7月，日军借口“河北事件”和“张北事件”，胁迫南京政府签订“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使河北、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同年9月，日本再度制造舆论，要求华北五省自治。 11月，日军向南京政府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12月，国民党政府在北平正式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冀察政务委员会名义虽隶属南京国民政府，但实际上成为变相的“自治”。
华北事变是日本侵略中国、称霸世界的一个重要步骤，虽一时得逞，但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华北事变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的主要矛盾。日军在华北所制造的一系列侵略事件，使华北的局势处于危机关头，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表现在：第一，华北事变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到主导地位。第二，华北事变使中国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成为国共两党由对峙到联合的重要契机。第三，华北事变改变了国共两党的关系，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实现提供了可能。第四，华北事变促使中国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急剧分化。第五，华北事变加深了美英与日本的矛盾。
事变背景
华北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区之一，当时包括河北省、山东省、山西省、察哈尔省、绥远省五省和北平市、天津市两市。其面积超过100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的1/11；耕地面积3亿多亩，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4；人口7620余万人，约占全国人口1/6，超过日本全国人口（当时约7000万人）。华北地区物产丰富。小麦产量占全国1/3，棉花产量仅晋、冀、鲁3省即占全国46%。这里有较多的工矿企业，面粉厂占全国2/5，产煤量为全国45%，产盐量为全国20%。华北交通条件较好，这里有中国最早修建的几条铁路，总长度占全国1/2，公路长度占全国1/6。此外还有天津市、青岛市、秦皇岛市、烟台市、威海等优良海港。由于华北地区物产丰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本帝国主义在武装攻占东北地区并巩固其统治的同时，也加紧了在华北地区的侵略活动。
1933年5月，《塘沽停战协定》签订后，日本侵略者便把矛头指向了华北，妄图将华北5省（冀、察、晋、绥、鲁）变为第二个“满洲国”。日本采取的方针，与武力强占东北不同，打算通过扶持傀儡上台，建立日本操纵下的“华北自治政权”，实现其不战而攫取华北的目的。1933年7月6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部向内阁提出《对华政策大纲》，提出“必须使华北政权压制中国国民党在华北的抗日活动，并使国民党逐渐减少力量，最后迫使其解体”。11月30日，日本陆军省在对内阁制定的《帝国外交政策》提出的最后修正案中，也主张“支持中国大陆上之分治运动，驱逐国民政府势力于华北之外”。
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在定期接见记者的招待会上发表谈话，其后被称为《天羽声明》，其要点如下：“关于东亚问题，日本的立场和使命，也许和其他各国的立场和使命有所不同。”“如果中国采取利用其他国家排斥日本、违反东亚和平的措施，或者采取以夷制夷的排外政策，日本就不得不加以反对。”“各国也应该考虑到由满洲事变，上海事变所产生的特殊情况，如果对于中国想采取共同行动，即使在名义上是财政的或技术的援助，必然带有政治意义。”“提供武器、军用飞机、派遣军事教官，提供政治借款等等，最后显然要导致离间中国和日本以及其他各国的关系，产生违反维持东亚和平与秩序的结果，因此，日本不能对此置之不理。”
日本策划分离华北阴谋的重要人物、日本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在《天羽声明》推出的第2天即4月18日，假借“华北人民爱国协会”的名义，向日本陆军参谋部提交了《挽救华北的政策》的机密文件。该文声称：“为避免在远东爆发大战及争取东亚的和平，目前最迫切的需要便是建立一个新的华北政权。”1935年1月4日，关东军召开大连会议，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等均参加，会议历时两天，决定要在华北扶植能够“忠实贯彻日本要求的诚实的政权”。
事变准备
中国共产党
1933年5月25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关于中日秘密谈判与国民党出卖平津及华北问题的紧急通知》，通知提出七项任务，号召各级党部须战斗动员起来，在组织民众进行武装的民族革命战争的中心口号之下，发动广大群众开展反帝和反国民党的斗争。通知要求各级党部“揭破这一秘密谈判的黑幕和中国国民党及一切反动报纸的欺骗”，在中心城市“召集大规模的群众大会及组织群众的游行示威反对卖国的谈判”；“在义勇军部队中，须努力发动和组织义勇军士兵群众反对国民党解除其武装的斗争”；“在工人中组织‘工人反日会’”；“在青年工人和学生中广泛的组织他们的斗争并成立义勇军”。同时，临时中央又与共青团中央共同发布《为反对国民党出卖华北平津告民众书》，称华北民众和整个中国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号召全国的劳苦群众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平津，反对国民党南京政府和北方军阀新的卖国”。1934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在目前华北紧急形势下各级党的任务的紧急通知》。指出：中国民族已经到了最危急的阶段—一帝国主义直接瓜分的阶段，我们面临着紧迫任务，要领导“广大的灾民、难民、农民与失业工人”进行“抢粮、分粮、没收土地、要救济、要房屋的斗争”；“加紧领导汹涌澎湃的罢工及一切工人的斗争”；“抓紧白军士兵中的工作”，“用一切力量在白军士兵中建立起革命的组织，准备和领导士兵的哗变”。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
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经济实行空前的掠夺。攫取华北的经济权益，是日本帝国主义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为此，日本制订了掠夺计划—即所谓开发华北经济8大项目：（一）修筑津石路（从天津市到石家庄市）；（二）开发龙烟铁矿公司；（三）塘沽建港；（四）发展河北省电器副业，成立华北中日电器公司；（五）华北中日通航，建立日本在华北的军事航空网；（六）改良华北种棉；（七）振兴华北水利；（八）“整理井陉县及正丰公司煤矿”等。1934年5月，日本对华铁路借款已达8952万元。到1936年，日本又提出一个主要由它投资的华北铁路兴筑计划，准备建筑10条铁路。与此同时，日本与冀察政务委员会签订芦盐运日合同，在长芦大肆收买盐田，为日军事工业提供资源。日本在所谓“中日经济提携”的幌子下，疯狂地对中国经济进行掠夺，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夕，整个华北的金融命脉，已经完全控制在日本手中。冀鲁晋三省变成日本的植棉田，天津市的中国纱厂为日本在华纱厂所吞并，天津的电气业完全由日资包办，平汉、平绥、北宁、津浦4路成为日本的运输线，日本的飞机独占了华北的上空，大沽、塘沽、北戴河区、秦皇岛市成了日本的港口，华北的金融、矿业也为日本所独占。
此外，日本的武装走私活动也很严重。从1935年4月至1936年8月的一年多时间里，日本在华走私入口的商品价值约占中国国内商品输入总值30%多。中国关税损失2550万元之多，仅1936年4月一个月便损失关税800万元。日本的武装走私蔓延全国各地，走私港口除河北省的塘沽区以外，福建省有厦门市，广东省有汕头市，陆路有长城各口。关税是中国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占税收总额的70%左右，而进口税收又是关税中最主要的项目。关税收入的大幅度减少，极大地加剧了国民政府的财政困难，加重了中国人民的税收负担，中国的国力进一步被日本削弱。
事变经过
通过一系列密谋策划，日军从1935年上半年起制造种种借口，挑起一系列事端，提出蛮横要求，迫使国民政府就范，以实现其侵华计划。
察哈尔事件
1935年1月，关东军制造“察东事件”，迫使南京政府承认察哈尔沽源以东地区为“非武装区”。1935年1月15日，热河伪满自卫团到沽源县境内骚扰劫掠，与驻守沽源县乌泥河、长梁一带的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所部第二十九军发生冲突，宋军将伪军40余人缴械。日本关东军强称乌泥河一带为“满洲国”领土，一面向察、热边境增调军队，一面通过驻北平武官高桥坦向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进行威吓，声言要“彻底肃清属于‘满洲国’”地方的中国军队。1月18日，关东军司令部发表声明，诬称驻守热察边区的宋哲元部有碍行政，曾限该部于上年12月31日撤退而未履行，故决定要以武力驱逐宋军。1月19日，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高桥坦向宋哲元提出“警告”，胡说独石口到沽源县一带中国军队所驻守地方，属热河省丰宁满族自治县境，要求中国军队迅速撤出，否则将釆取“断然态度”。宋哲元根据何应钦的指示，于20日派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面晤关东军驻张家口市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表示愿意让步以取得和解。但日军从1月22日起悍然以步炮兵1000余人，伪军2000余人，向长梁、乌泥河、独石口一带发动进攻，日机配合日军的地面攻击，连日轰炸独石口、东栅子等地。中国军队被迫后退。日本在武力得逞后于30日在北平与中国代表会商，取得初步协议。在此基础上，2月2日，第二十九军代表与关东军第七师团代表在察热边境大滩达成协议。2月4日，北平军分会公布了“大滩口约”。议定日军即返回原防，第二十九军亦不进入石头城子、南石柱子、东栅子（长城东侧之村落）之线及其以东之地域。日军通过制造这次察东事件，削弱了中国政府对沽源县以东地区的控制。5月，日军更把察东沽源县的小厂、石头城子、乌泥河、北石柱子、长梁、断水梁等地，划为“热河丰宁满族自治县第六区”，设置“国境警察部队”。并以日本军官名字改变地名，如长梁改称林田堡（日军队长林田）、乌泥河改称松田堡（日军队长松田）。
6月，日军制造了第二次察东事件。6月11日，热河日伪军在察东发动新的军事进攻，进犯东栅子，12日伪满警察进犯小厂。第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所部在上述地点进行了抵抗。然而，日方不顾事实硬说：“6月11日丰宁县日本人参事官一行，遭到独石口宋哲元部队的步枪射击。”关东军电令土肥原贤二少将，要在“最短时间内使守军撤退到黄河以南”。这时，日本陆军部认为将宋军逼走，恐有过分刺激，影响平津地区之虞，遂于13日电令土肥原贤二，暂时放弃了迫宋哲元部撤过黄河的决定。
河北事件
1935年5月2日晚，天津同权报社社长胡恩溥在日本租界北洋饭店遭暗杀身亡。数小时后，振报社社长白逾桓在天津日本租界寓所被暗杀。胡、白二人均系接受日本津贴者，他们曾受日本军方指使，发行中文报纸，鼓吹所谓“泛亚细亚思想”。案发后，日方表示，行刺胡、白系中国国民党特务所为，称胡、白被刺案与蓝衣社、宪兵特务队和青红帮有秘密关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虎、中央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是具体指挥者。正当胡、白案发生之时，日方突又提出所谓孙永勤问题。1935年春，热河省抗日救国军孙永勤部因关东军“围剿”，被迫越过长城进入停战区遵化县内。5月，面对日军的“搜剿”，孙永勤部大部分官兵牺牲，余部退到迁安市。但日本驻华使馆武官高桥坦指责由于中国官方的庇护，孙永勤部动辄向“中国领土内逃退”，因而日军不能消灭孙部，并说遵化市县长等确有庇护孙永勤部的事实，还认定中国当局援助东北地区的义勇军孙永勤部进入滦东“非武装区”，破坏了刚签署的《塘沽停战协定》。
1935年5月底，日本侵华驻屯军借口天津市两个汉奸报社社长被暗杀是中国政府的排日行为，其驻北平市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交备忘录，提出了刻薄的要求，主要内容是：（1）取消河北省和平、津两市国民党党部；（2）撤退河北省的中央军和宪兵；（3）解散国民党军分会政训处；（4）撤换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和平、津两市市长；（5）取缔全国一切反日团体及活动。7月6日，何应钦复函梅津：“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何梅之间的协定，习惯称之为《何梅协定》。中国方面又将河北省的实际控制权出让给了日本侵略军。
张北事件
1935年5月30日，日本驻哈巴嘎旗特务机关大月桂、大井久、山本信等一行四人，乘汽车潜入察省境内偷绘地图。6月5日下午4时许行至张北县城北门。宋哲元部132师守城哨兵拦车检查，日方无理拒绝，仅出示了日多伦特务机关证明。宋哲元部下卫兵将其一行带到师部，审查后，师长赵登禹电话请示张家口市的第29军军长宋哲元，经许可，于翌日放行。 此事发生后，日本极力歪曲事实，故意扩大事态，为了达到其侵占中国察北地区的目的，向国民党政府施加了种种压力。日本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即向察哈尔省省军宪提出抗议。要求处罚当事人员，赔礼道歉，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在交涉的过程中，日本驻张家口领事桥本忽然又提出：由于“张北事件”事关重大，超出领事解决权限，应与天津驻屯军司令部进行交。
1935年6月23日，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等人，同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及北平市整会顾问程克等人在北平就上述事件谈判。谈判中，日方借口日本臣民受辱，提出抗议，并提出五项具体要求：一、将张北县城北门守备团长免职；二、将在一三二师军法处长免职；三、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撤出沽源县、宝昌、康保县、商都等地，以地方保安队维持秩序；四、中国政府以后不再向察哈尔省北部屯田移民；五、撤出察哈尔境内的国民党党部。对于以上五条要求，双方经多次谈判，7月27日秦德纯、土肥原贤二在北平签定了协定，史称《秦土协定》。协定规定两周内实施完毕，中国政府向日本侵略军拱手让出了察哈尔省的实际控制权。
《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签订后，中国军队奉命撤出察哈尔和河北省。同年，日军配合伪满州国军队李守信部迅速占领多伦县、宝昌、沽源县、张北县、康保县、商都县、化德县等县，同时，完全控制了察哈尔东北地区部的正兰、镶白、正白、镶黄、明安、上都、太仆寺左派、太仆寺右翼等八旗。在张北县建立了李守信的伪军司令部和日军特务机关。此外，蒙人头领徳穆楚克栋鲁普亲王与日本侵略者相互勾结，并盗用“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名义，在张北举行成立伪“察哈尔盟公署”庆典。任命卓特巴托普为盟长，达密凌苏隆为副盟长。管辖张北、沽源、宝昌、商都、正镶白旗、镶黄旗等十六个县旗。盟公署下设厅，厅长都是日本人，有伪职人员一百余人。 日本侵略者侵占张北后，征抓大批民工，仅张北镇每日征民工五百多人，在城墙上修筑了明碉暗堡，在城内修建兵营、领事馆、随军妓院等，还在城东修建了军用飞机场。
香河事件
日本侵略者为达到占领华北地区的目的，又策动了香河汉奸叛乱，史称为“香河事件”。1935年10月22日，日本天津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策动日本浪人勾结香河县、昌平区、武清、三河市等地汉奸、流氓发动暴乱，在日本宪兵掩护下占领香河县城，驱逐县长，组织县政临时维持会，宣布实行“自治”。日军借口该县地处非武装区，阻止中国政府派军队前往弹压。28日，河北省地方当局被迫接受“自治”要求，事态才暂告平息。
华北五省自治运动
1935年11月8日，日本驻北平市武官高桥坦向宋哲元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华北金融紧急防卫纲要”，并威胁说：“白银国有与华北现银集中上海市，皆危及华北经济，阻碍大日本帝国利益，蹂躏日本近年对于华北之主张。如果贵方不能作防止之彻底处置，日本方面将以实力期其实现。”在日军的胁迫下，宋哲元下令禁止北银南运。接着，日本又提出“华北自主币制”，企图建立一个独立于法币之外的“华北币制”，并将其纳入日元集团。11月中旬，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向宋哲元提出了“华北高度自治方案”，在金融政策上，要求脱离法币制度，另定华北五省通用货币，与日元发生联系；在财政政策上，要求截用中央在华北之关税、盐税和统税等，并以武力胁迫宋哲元按此方案行事，但被宋哲元拒绝。
日本帝国主义在迫使中国国民党中央的势力退出华北后，随即积极策动华北五省（河北省、山东省、山西省、察哈尔省、绥远省）的所谓自治运动，妄图从政治、军事、经济上紧密控制冀察当局，以达到最终吞并华北的目的。1935年10月22日，日本侵略者煽动河北东部香河县、昌平区、武清等县的“饥民”暴动，攻占香河县城，并由少数汉奸组织临时维持会。11月25日，日寇又收买一批汉奸、流氓向国民党天津市当局“请愿”，要求自治。同日，日寇唆使国民党冀东行政督署专员汉奸殷汝耕在通县专区组织所谓“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还策动阎锡山、韩复榘搞华北五省自治。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借“自治”的名义达到吞并华北的目的。而中国国民党政府既不能允许华北脱离南京中央政府管辖而宣布“自治”，又慑于日本的威胁，12月决定在北平市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宋哲元任委员长，由日方推荐著名汉奸王揖唐、王克敏等十几人为委员。冀察政务委员会名义虽隶属南京国民政府，但它实际上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势力对它有很大影响和控制力，实际上成为变相的“自治”。它的成立是蒋介石政府对日妥协的产物。
丰台事件
丰台镇位于北平西南，卢沟桥东面。丰台区自建火车站后，客货运输畅通，北宁、平绥、平汉等线路均以此为枢纽，交通四通八达，客货运输畅通，被称做平津的南大门。抢占军事、政治上的战略要地———丰台，自然成了日本侵略者侵占北平市乃至控制华北的重要步骤。《塘沽停战协定》和《何梅协定》签订后，蒋介石政府的中央军和党政人员即由平津冀察等地撤走。1935年夏的白坚武叛乱失败后，日本人便开始策划占领丰台。
1936年5月，日本为了进一步向宋哲元施加压力，决定以“防共”“保护侨民”为借口，大规模向平津增兵。而日本陆军省次官梅津美治郎坚持将增兵一部部署在丰台区。从6月21日到30日，日军分批进入丰台，并开始在丰台构筑兵营，与二十九军驻丰台部队相距只有约300多米。1936年6月26日，一列满载中国士兵的列车开进了北京丰台站，火车汽笛声惊动了二十九军的军马，其中一匹军马跑进了日本兵营的建筑工地。中国士兵来到日军营房门口，要求他们放还军马，遭到无理拒绝，双方争吵起来。这时，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几名军官闻讯赶到现场，要求大家采取克制态度，一场争端才告结束。然而第二天，一群日军闯进三十七师驻军的马厩进行挑衅，与中国守军发生械斗。中国士兵被迫奋起自卫，双方都有人受伤。事件发生后，日方要求宋哲元“道歉”、“赔偿”并“撤出丰台区”。宋哲元答应“道歉”，但拒绝从丰台撤兵，只将与日军发生冲突的官兵调往北平市西郊颐和园，将三十七师一一跂旅的部分官兵调往丰台。此为“第一次丰台事件”。
1936年9月15日，日本参谋本部甚至发布命令宣称：“在华北，万一发生有关帝国军队威信的事件，中国驻屯军应立即断然给以惩罚。”9月18日下午，二十九军丰台驻军的第五连孙香亭部在营房外铁道附近演习，回营途中与日军中队相遇，日军小队长岩井带领两名日本骑兵冲入孙香亭连行进的队列中，孙部士兵以枪托击马。日军以此为借口，将孙香亭连包围，并要解除其武器。孙香亭上前交涉，遭日军扣押。双方对峙。此时，日军队长牟田口廉也闻讯率一个大队从北平市赶来增援，行至大井村，与二十九军展开枪战，日军趁机将丰台区通北平的电话线切断，强占丰台重要地点，威逼二十九军，双方对峙一整夜，此为“第二次丰台事件”。事后，日军要求：“在丰台地区之中国军队最后应撤至南苑或西苑”，但宋哲元只答应中国军队移防到丰台东南方赵王庄、新林庄。
事变影响
开展抗日救国运动
华北事变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通过华北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内地。形势愈来愈严峻，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已迫在眉睫。日本侵略者制造的华北事变，使华北各省市局势更为险恶，民族危难空前严重；而人祸之上，复加天灾，华北民众在民族危机与经济浩劫的夹攻中，陷入穷困、饥饿、疾病与死亡的绝境。于是，在中国共产党北平地下党组织领导下，一场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中心口号的抗日救国运动爆发了。1935年秋，日本策动华北“自治”达到了顶峰，国民政府继续与日本帝国主义勾勾搭搭，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正当人们为民族的存亡忧心忡忡、日夜焦虑的时候，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实现对日抗战。在《八一宣言》精神鼓舞下，中共北平市工委领导下的北平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迅速发展，北平许多大学建立了民族武装自卫会组织，成员多达数百名，他们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建立文艺抗日战线
华北事变后，不同阶层和派别的文艺工作者，纷纷表示要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为了建立文艺战线的抗日统一战线，1936年初，“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自动解散。10月1日，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21位文艺界新旧各派领导人，在共同签署的《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中明确提出：“在文学上，我们不强求其相同，但在抗日救国上，我们应团结一致以求行运之更有力”。“为民族利益计，我们又甚盼民族解放的文学或爱国文学在全国各处风起云涌，以鼓励民气”。《宣言》的发表，促进了文艺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使文化界的团结和战斗力进一步增强。
中国政治形势
日军在华北所制造的一系列侵略事件，使华北的局势处于危机关头，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表现在：第一，华北事变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到主导地位。华北事变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作为其独霸亚洲，征服世界的战略基地的野心。华北事变是日本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步骤。事变后，日本准备把战争扩展到更大的范围。1936年8月，广田内阁确定了“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海洋发展”的侵略方针。第二，华北事变使中国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成为国共两党由对峙到联合的重要契机。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全国各阶层人民掀起抗日救亡高潮，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二·九”运动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新高潮。在此影响下发生的西安事变，反映了中国国民党内部分化的加剧，说明抗日救国符合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事变的和平解决，揭开了国共两党由内战到和平，由分裂对峙到合作的序幕，标志着十年内战局面的基本结束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第三，华北事变改变了国共两党的关系，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实现提供了可能。事变发生后，中共发表了“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瓦窑堡会议上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并于1936年9月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正式将“反蒋抗日”的总方针改为“逼蒋抗日”，斗争矛头指向帝国主义。第四，华北事变促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急剧分化，在对日政策上发生分歧，形成以蒋介石为首的亲美英派和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第五，华北事变加深了美英与日本的矛盾。华北事变后，日本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控制了华北。他们扶植汉奸、买办拼凑了许多经济机构，使华北经济日益殖民地化。日本在华北经济势力的扩张，损害了美英帝国主义在华北的经济利益，于是英美就支持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亲美英派来抵制日本。
事变剖析
作为侵华急先锋的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积极策划其所谓以“华北特殊化”为目的的“华北自治”运动，并公开摆出一副武力外交的架势。之前，日军已在华北各地制造了一系列事件，逼迫中国退让，撤兵，为其开展“自治运动”创造条件。首先是谋划建立“蒙古国”，在察哈尔省制造了两次张北事件等多起事件，最后在1935年6月27日逼签《秦土协定》，“割让”察东6县于“满洲”，29军撤出察哈尔境内长城以北地区，国民党党部也撤出察省。1935年7月6日，制造“河北省事件”，国民政府竟与之签订了臭名昭著，承诺国民党党部和中央军完全撤出河北、平津，撤换平、津两市市长，取缔一切抗日组织活动，并且要求凡是日本认为有“反日”嫌疑的中方势力都“不得重新进入”。这样日本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扶植河北平津“地方人士”作傀儡，实施其“自治”阴谋。这无异于将河北平津拱手让与日本。这时却突然发生了一件中日都未预料到的事件，即原受日本极力压迫排斥的驻察哈尔省宋哲元第29军，突然利用“丰台事件”开进北平市，成为中国在华北平津的主要军事力量，给“华北自治”事件造成了曲折，日军因宋哲元不是中央嫡系认为可以利用。转而以其为胁迫“自治”的主要对象。
宋哲元并不甘作日本的傀儡，但又孤立无援，无力独自抵抗日本，故而态度非常暧昧。日本以军事讹诈为后盾，紧锣密鼓地开展“华北五省自治”（五省为河北省、山东省、山西省、察哈尔、绥远省）运动，企图先从它处入手最终胁迫宋哲元“自治”。1935年10月日本制造“香河事件”，煽动河北省东部香河、昌平区、武清等县的“饥民”暴动，占据香河县城，并成立由汉奸组成的临时维持会。接着，日本扶植汉奸殷汝耕在河北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冀东22县，宣布脱离国民政府，以之作为促进宋哲元“自治”的“榜样”。日军还开列“反日分子”名单，在平津大肆滥捕。同时大批日军进入关内，威胁北平市、天津市。一时间，华北空气极其紧张。经过宋哲元、日本及国民政府之间紧张的三角交涉，南京政府虽也曾力争保留主权，但在妥协退让政策下，提出并得到日本的勉强同意，12月下旬，在北平成立了半独立性质的“冀察政务委员会”，除了名义上隶属南京政府，实质已经成为变相的“自治”。但也不是日本所希望的完全“自治”。
华北平津地区包括了中国北方大片地区，尤其北平是中国的历史古都，当时也是全国 的文化中心。华北事变的发生，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生死危机。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市学生终于爆发了抗日救亡游行示威活动，迅速扩大为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极大地促进了民族觉醒，打击了国民政府当局的妥协退让政策。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华北自治”告一段落。日本对华北政策随之发生了新的变化，总体上则暂停了军事侵略，采取了“不取其名而取其实”的手段，妄图从政治、军事、经济上紧密控制冀察当局。采用其惯用的阴谋手法，先由交通经济人手，企图使“成为张作霖时代之东北”。然而，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宋哲元受到鼓舞，逐步采取了一些抵制日本的措施，使其阴谋不能得逞。如此，日本自然不会善罢甘休，后续可能会有更残暴的措施。
事变评价
通过华北事变，日本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华北大部分地区。从关外到关内，中国人民遭受日本侵略者的残酷蹂躏，而大大小小的汉奸卖国贼，却仗势欺人，狐假虎威。（中国共产党历史网评）
华北事变是日本侵略中国、称霸世界的一个重要步骤，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中国网络大百科全书评）
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地区制造的这一系列侵略事件，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作为其独霸亚洲，征服世界的战略基地的野心。通过华北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内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已迫在眉睫。（《中国的抗日战争评》）
参考资料
华北事变.中国网络大百科全书.2025-04-16
五、华北事变和一二·九运动.人民网.2025-04-15
唐山人民反对“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斗争.抗日战争纪念网.2025-04-16
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之华北事变.抗日战争纪念网.2025-04-15
《八一宣言》: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新转变.山东省纪委监委.2025-04-16
“河北事件”与《何梅协定》的出笼.人民政协报.2025-04-16
崇礼党史微课堂⑦ | 《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及其严重后果.澎湃新闻.2025-04-16
抗日救亡在张北 .张北政协.2025-04-16
1935年中国实施的币制改革.人民网.2025-04-16
日军挑起两次“丰台事件”.人民网.2025-04-16
五、华北事变和一二·九运动【2】.人民网.2025-0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