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或军统局，是民国时期蒋介石集团的特务机关之一。
军统的前身是1932年成立的复兴社特务处，由黄埔军校第六期学生——戴笠任处长。1935年，特务处兼并了南昌行营调查课，规模得到扩大。特务处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在上海等大中城市制造一系列暗杀与袭击事件，对共产主义和民主运动进行镇压，但也暗杀了一些投靠日本人的汉奸，对日本的特务活动进行反击。1938年，特务处扩编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正式成立。军统在抗战时期对日本实施了大量情报、破坏、防谍战，暗杀汉奸、组织抗日武装、与反法西斯同盟进行合作，但也一直有从事“反共”行动，如刺杀共产党员宣侠父、派出特务渗透延安市等。抗战胜利后，军统主要负责抓捕汉奸，接收城市等。1946年3月，戴笠死于飞机失事，不久后军统便改组为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郑介民、毛人凤先后任局长。保密局在解放战争时期一直从事“反共”行动，迫害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配合中国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行动。解放前夕，保密局在各大中城市留下了大量特务，准备进行长期的潜伏和破坏。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保密局在国民党败退台湾前屠杀了大量被捕的共产党员、民主人士等，还对一些大城市实施破坏。新中国成立后，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保密局留在中国大陆的特务基本被肃清。
在组织结构上，军统分为内勤组织、外勤组织、电讯系统以及各训练班等。其主要职能为对内巩固政权，即镇压反对蒋介石集团的异己势力；对外巩固国防，即阻遏日寇对中国的侵略活动。学者王华斌、黄家盛认为：军统在抗战中一切以维护蒋介石统治政权为出发点， 一切秉承蒋介石的意旨行事， 随着蒋介石抗战路线的变化， 军统既有阶段性积极抗日的表现， 又有消极抗日的表现， 形成了“双重性”的历史特征。
成立背景
蒋介石运用特务的历史
在蒋介石发迹之初，特务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12年，蒋介石奉陈其美之命，带人暗杀了光复会领袖陶成章。1923年，孙中山与苏联合作，实行联共政策，并派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访问，任命蒋介石为代表团团长。蒋介石在苏联期间，对苏联“格别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即克格勃前身)情报特工机构的发达及作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其镇压反对派的效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决意效仿苏联的特工机构。1927年，蒋介石控制下的南京国民政府与苏联断交，蒋介石又将德国作为学习、合作的对象。在当时，法西斯主义对外侵略、残暴掠夺奴役的面目尚未暴露，相反的，它作为有力地增强国家机器统治效能的良方，对于具有浓厚封建主义传统、缺少民主习惯的中国有较大的诱惑力。蒋介石对德国法西斯纳粹党式的“西方国家正在向上的政党”的崇拜几乎到了顶点，他认为，以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思想加上法西斯的精神就是今日中国由乱变治的法宝。德意法西斯统治的一大明显特征是对内镇压功能的有效加强，而其中最有力的手段之一便是建立庞大、严密、正规的特务网。不但对外搜集情报，进行破坏与间谍战，而且对内监视民众，镇压反对派，进而用于内部肃清政权组织，控制部属，使特工组织成为一把“多刃剑”。蒋介石受德意法西斯主义的启发，片面地吸取了苏联政权的统治经验，面对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政治，决心建立“有效能的统治权”，因此在很早便开始着手组建特务组织的工作，采用特务组织与手段强化统治。
戴笠发迹
1922年，戴笠在上海经同乡戴季陶介绍，结识了蒋介石，并一度为他们在交易所做股票投机生意当跑腿伙计，因头脑灵活，办事尽心，给蒋介石留下了印象。1926年，戴笠经同乡毛人凤介绍报考黄埔军校，于9月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戴笠在黄埔军校受蒋介石政治集团“反共”立场及理论的影响，对“清党”“反共”持赞同态度，表现十分积极。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开展“清党时”，戴笠提供了校内师生的许多情报，使校方轻而易举地逮捕了二十多名共产党员。1928年1月，戴笠被任命为总司令部上尉参谋，主持在上海的联络小组的工作，由此正式开始了他为蒋介石出掌情报特工工作的生涯。1931年年底，蒋介石为进一步加强军事情报工作，又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里任命了多名侍副官与联络参谋，专司军事情报搜集，其中有戴笠、郑介民等人。蒋介石还同意戴笠成立一个“密查组”，作为他搜集情报的正式组织，隶属于总司令部，这是戴笠领导下的中国国民党第一个正式特务组织。
发展历史
特务处时期
机构变迁
1932年3月初，复兴社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正式成立。复兴社内设组织处、训练处、宣传处、特务处、总务处和检查委员会。戴笠任特务处处长助理，一周后正式转任处长。特务处的主要任务是：对内巩固政权，即镇压企图颠覆国民政府的异己势力；对外巩固国防，即阻遏日寇对中国的侵略活动。同年9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设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特务处划归该局，为第二处。自此以后，特务处有了政府部门的身份，预算也更加充足。1935年年初，蒋介石正式将另一个特务机构南昌行营调查课归并于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成为特务处的组成部分，使特务处在规模上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主要行动
南京政府除了平息中国国民党内的反蒋武力抗争，还对中共及其武装实行“围剿”，同时镇压国内、党内民主力量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不满与反抗。1934年，特务处在河北省、武汉、南京、厦门市、上海市等省市破坏共产党各级组织5起。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地区后，特务处马上在西安市设立西北区，专门从事“反共”活动。1936年，西北区对西安的共产党地下组织进行了一次严重破坏，逮捕20多人。
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戴笠运用所有的人力及物力资源在上海等大中城市制造一系列暗杀与袭击事件，对共产主义和民主运动进行镇压。1933年6月18日，特务处华东区在戴笠的指挥下暗杀了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干事杨杏佛，1934年11月14日，戴笠又亲自布置、指挥华东区行动组在沪杭公路刺杀了上海市参议会会长、《申报》负责人史量才。杨杏佛致力于反对蒋政府独裁内战的活动，积极争取言论、出版、结社自由，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并营救因抗日救国而人狱的中共与民主人士，史量才所主持的《申报》经常发表反蒋自由言论，史本人也被称与中共地下党组织有所联系，二人因此被蒋介石所厌恶，最终被特务处刺杀。1934年11月9日，特务处北平站站长陈恭澍刺杀抗日爱国将领吉鸿昌，吉鸿昌负伤未死，但最终还是被抓捕，于11月24日被杀害。
这一时期的特务处也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刺杀了许多附日的汉奸，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1933年5月7日，军委会“调查统计局”驻华北地区特派员郑介民在北平市指挥刺杀了投靠伪满并积极配合日军在华北地区招募汉奸组织伪政权活动的汉奸张敬尧。1934年12月，军统北平站的特务又对投靠日本人、匿居天津租界的西北军将领石友三实施了暗杀，但这次暗杀没有成功。
除了刺杀以外，这一时期的特务处还进行了运用特务手段应对日本挑衅、粉碎日本“分离内蒙”阴谋、策反冀东保安队、策反冀东保安队等行动。
军统时期
军统正式成立
1938年3月29日-4月6日，中国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在武汉召开。这次会议做出了大力扩充特务组织的决定。大会决定将原挂在陈立夫名下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扩编为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仍以徐恩曾为首；将原军统局第二处独立出来，升格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该局完全以戴笠系统的人马为基础，使其完全公开化、正规化，并将其职能侧重于对外抗战。国民党的两大特务组织“中统”与“军统”由此组建完毕。军统局的主要任务是：一、提供灵活而确切的军事情报，以协助我军抵御敌人进攻；二、对沦陷区敌军，不断施以打击和牵制，以贯彻长期抗战的国策；三、制裁汉奸的阴谋活动，以巩固抗战阵营的团结坚固；四、抢运物资、检举奸商、查缉走私，以维护后方秩序和经济稳定。军统局局长的编阶为中将，由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任，先后为贺耀祖、林蔚、钱大钧，各任局长，只是挂名，从不管事办公。戴笠以副局长名义，负实际责任，至1943年，改为代理局长。
抗战时期的军统
军统在抗战时期对日本实施了大量情报、破坏、防谍战。如1939年6月10日的日本领事馆投毒案；军统各地行动组开展的刺杀日军官兵、破坏敌占区设施、刺杀汉奸亲日人士等行动；反击日本的特务行动等。1939年8月，陈恭澍担任上海市特区区长，奉戴笠之命前往刺杀上海的青帮大佬张啸林。张啸林在上海沦陷后投靠了日军，并根据日本特务机关的指示，组织“新亚和平促进会”，分派徒子徒孙到四乡为日军收购与供应急需的大米、棉花与煤炭等军用物资，为日本侵略效劳。1938年底军统即策划了一次对张啸林的刺杀行动，但没有成功，于是戴笠于次年派出了军统著名的暗杀行动专家陈恭澍前往上海。陈恭澍通过在张啸林的保镖中安插内线，最终于1940年8月14日成功将张啸林刺杀。1940年10月10日，伪上海市市长傅筱庵被自己十几年的老仆人刺杀，这也是军统策反的结果。除了特务行动外，军统还在抗日战争时期组织了多支抗日游击队及敌后抗日武装，如军统最庞大的组织“忠义救国军”、便衣混成队（奋勇队）、抗日杀奸团等。
军统在抗日战争时期除了对日行动之外，也在蒋介石的授意之下对中国共产党实施了大量特务行动。1938年7月31日，军统特务在西安市刺杀了共产党员、八路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议宣侠父。军统还在抗日战争期间向延安市开展渗透行动，派出了多名特务到延安潜伏，但军统对延安的渗透行动以失败告终，军统局在延安的32名潜伏人员全部被中共掌握，部分特务还在边区的进步环境中被感化，主动自首，甚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加强“反共”，军统局在晋绥边区总司令部设立了调查室，由军统派员主持。第三国际解散后，军统以为中共势力减弱，于是再成立西北特别联络站。1944年，为统一事权，将西北、东南两站及西北特联站撤销，由军统本部指挥对中共工作，并加强华中地区特工站的对新四军工作，还在豫、鄂、皖、浙分别成立了特种工作站。这些行动最终也没有取得什么实效。
抗日战争时期，军统还与反法西斯同盟谍报组织开展合作。1938年5月，经中苏有关部门协商，双方达成在对日军事情报领域的合作意向，并决定成立一个联合情报工作机构。同年7月14日，蒋介石签署命令，任命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祖为所长，以国民政府军令部第二厅第三处处长郑介民及苏方的瓦西列夫为副所长，正式成立中苏情报合作机构一一“技术研究所”，并迅即在中国各地设立组织，开展对日情报搜集与处理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军统通过各种渠道证明了太平洋局势的危险，戴笠随即将这一消息告知美国，但未受重视，直到偷袭珍珠港爆发，美方才开始重视与军统的合作。1943年4月1日，《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在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签字。7月1日，在重庆磁器口杨家山缫丝厂军统局郊外办事处礼堂，举行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 Sino-American Special Technical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简称中美合作所，SACO)的正式成立仪式。
抗战胜利后的军统
抗战胜利后，迫于国内外的压力，蒋介石开始将失去利用价值的汉奸逐步捕交司法机关审判，这一任务交由戴笠的军统负责。戴笠在军统局内成立“肃清汉奸案件处理委员会”，于1945年9月下旬开始行动，拘捕大汉奸。据戴笠声称，到10月中旬，各地捕获的汉奸罪嫌分子，已达4000 人，所有通过政府通缉有案与检举调查属实者已全部落网。重庆谈判期间，军统局派了许多特务跟着前来重庆的毛泽东，不仅是盯梢，还要保卫他。因为蒋介石有令，毛泽东一旦有危险，责任全在军统，平时专门保卫蒋的军统特务队也不得不暗中保卫毛泽东。
戴笠之死
抗战胜利前后，军统主要负责策应盟军在东南沿海登陆的计划和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的“反共”准备，除此之外，戴笠试图扩大组织势力，进而想要依靠军统班底组建以他为中心的政治团体乃至政党。戴笠的政治野心和势力扩张开始引起蒋介石的警觉，抗战胜利后，国内外反对国民党特务统治的呼声高涨，蒋介石为维护统治统治，也开始准备制约军统。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专机由青岛市飞往南京市时，因天气恶劣在南京西郊的岱山失事身亡。
国防部保密局时期
军统改组
戴笠死后，蒋介石让郑介民继任军统局局长，唐纵、毛人凤为副局长，由于郑介民当时不在南京，便由唐纵代理局长一职。郑介民继任局长后，决定改组军统。经过商讨及蒋介石的同意后，军统局进行改组，其公开特务武装部分与军委会军令部二厅合并为国防部第二厅；军统局的正式名称亦改为国防部保密局。郑介民担任局长，毛人凤任副局长。保密局本部的组织机构基本沿用了军统时期的结构：内勤组织方面，设局长办公室，情报、行动人事、电讯、司法、经理、总务等7个处，以及督察室、总稽核室、预算室。除这些处室外，还有机要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特种技术研究组。在外勤组织方面，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在地方各省市设站，按省市的大小及所处地位的重要性分为甲、乙、丙三类，分别配备人员和设备。保密局在海外也设置了许多个站点。
军统改组为保密局后，局长郑介民与副局长毛人凤展开了权利斗争，最终毛人凤取得了胜利，于1947年底担任保密局局长，郑介民则基本退出保密局。
解放战争时期的保密局
全面内战爆发后，保密局也竭力进行“反共”活动。1946年，保密局在上海破获了中共苏北解放区设立的一个贸易点，截获了一只小火轮，并捕杀了在江海关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张渊等十余人。另外，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还曾破获中共北平地下电台，给中共方面造成较大的损失。1947年三月，国民党军队开始对中共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其中胡宗南率部进攻中共中央所在的陕北地区，中共中央主动退出延安市，转战陕北各地，保密局主要负责配合国民党军的行动，搜集情报，寻找毛泽东、中共中央的去向。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1948年后，各大中城市纷纷解放，保密局在一些城市预先布置潜伏组，准备在之后继续进行特务活动。在部署潜伏武装的同时，保密局还遵照蒋介石的命令，在中国国民党仍占据的中国西南地区展开大破坏与大屠杀。1949年11月14日，在重庆即将解放前夕，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特务将渣滓洞监狱内的包括江竹筠、陈然在内的32名共产党员残忍杀害。1949年11月25-27日，在蒋介石的命令下，保密局特务又在重庆对被捕在狱中的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展开大屠杀。
新中国成立后的残余特务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仍有一部分军统留在大陆进行特务活动，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就是保密局所为。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给中国国民党的潜伏势力和派遣特务近乎毁灭性的打击。新中国成立后各地频发的有国民党背景的武装暴动此后几近绝迹，对中共城市政权具有较大威胁的国民党特务杀人放火式的破坏活动也大幅减少，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留在中国大陆的特务基本被肃清。
组织结构
特务处
内勤组织
特务处成立时设有一室二科，以唐纵任书记室书记，郑介民为侦察科科长，邱开基为执行科科长；其后增加了交通科，由黄埔一期的梁干乔任科长。特务处划归军统局后，内勤增设总务科。1935年2月特务处兼并南昌行营调查课后，为适应特工通讯的需要，特务处成立了第四科通讯科，魏大铭为科长，专负电台联络与培养通讯人才之责。
外勤组织
1932年特务处成立之初，外勤组织分为侦查组与执行组。特务处划归军统局后，侦查组改称通讯组，执行组改称行动组。随着特务处人员不断增加，各省地区及大城市成立了区、站、组三级组织网，初步形成特务网络。1934年，特务处将全国划分为4 区：华东区、华中区、华南区、华北区。各区以特派员负责，各重要地区视业务繁简及任务不同，设特别区或省站，再次则设通讯站或通讯组，组下则为通讯员。各特别区、省站负责指挥所辖各通讯站、组工作。1934年起，特务处开始建立国际通讯工作，在苏联、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均有外派人员。
电讯系统
特务处成立之初，因受人员与经费限制，没有设立无线电通讯系统。1933年，特务处在南京成立无线电总台，另在各地建立分台。至1938 年特务处改组为军统局时，各地电台已增至171座。
各训练班
特务处成立后，需要广泛吸收人员，但是特务人员的身份需要保密，所以特务处以其他机关的名义作为掩护设班招生。1932年6月，特务处在南京洪公祠开办特务警察训练班，此为军统特务组织开办训练班之始，该班名义上直属于参谋本部，以首都警察厅长申听禅为班主任。戴签兼任事务课长，负实际责任。1932年10月，特务处在杭州市成立“特务警察训练班”，1933年3月，特务处开始建立通讯系统后，在杭州班甲班地址雄镇楼成立电讯班。
军统局
内勤组织
特务处扩大改组为军统局后，其内勤组织将原先的室(科)、股二级体制，扩为室(处)、科(组)、股等层次。书记室改称秘书室，书记长改称秘书主任，下分文书、译电、编制、总务四科；第一处掌理人事，下分人事、训练、交通、警务四科；第二处掌理情报，下分军事、政治、国际三科；第三处掌理行动，下分行动反间、司法两科及特务队；第四处掌理电机，下分业务、公务、侦收三科。另成立设计委员会、技术研究室、会计室、督察室等单位，均直隶局长。总计内勤组织有室、处、科、股等大小单位 55个。
1941年，由于战事加剧，军统局为增强情报处理效率，将掌理情报的第二处扩编为第一、第二两个处。第一处专门负责军事情报，下设军事、军运两科；第二处专门负责国际党政等情报，下设国际、党政、经济三科。原来掌理人事之第一处则改称为第五处，下设人事、训练两科。同年，又特设经济研究室，在第三处下增设航检科，分别用以对敌经济作战，及督导航检工作。1942年，因军统组织日益扩展，人事日趋复杂，乃将人事科扩编为人事室，下设行政、考核、注册三科；训练科扩编为训练处；总务科扩编为总务处。1943年，在秘书室下增设抗团总部，在第二处下增设策反科。另将第三处警政科与增设的检查科合编为第七处。1944年，将隶属于秘书室之下的译电、文书等单位改编为机要组、统计组，机要组下辖第一、第二两科，统计组下辖统计编制、文书缮校两科；第四处增设考核科，从事电讯人员之考核奖惩；人事室改为第五处，原管训练之第五处缩编为训练科，隶属第五处；会计室改为第六处；第六处(总务处)改为第七处；第七处取消，所属警务科并入第三处，检查科独立为检查组；成立总稽核室，下设两科。1945年，为加强策反工作，将第一处下辖之策反科，扩充为策反委员会；至10月，奉命处理汉奸案件，成立汉奸处理委员会。
外勤组织
军统局在华东方面，成立两个区4个站：上海区，南京区，杭州站，屯溪站，安徽站，浙江站。华中方面，成立3个区12个站：川康区，西北区，武汉区，重庆站，成都站，陕西站，山西站，甘肃站，湖北站，湖南站，江西站，九江站，宁夏站，河南站，西康站。华南方面，成立6个站：香港站，广东站，广西站，贵州站，闽北站，闽南站。华北方面，成立两个区8个站：天津区，平绥区，天津站，北平站，保定站，石家庄站，济南站，青岛站，缓远站，察哈尔站。各区、站按工作情形设立情报组、情报小组、行动队、行动组、行动小组等下级单位。1945年抗战胜利后，军统局对敌伪工作告一段落，因而裁撤了许多外勤组织。
军统局正式成立后，在海外也积极发展情报组织，先后成立了越南组、缅甸组、罗组、星洲组、菲律宾组、美国通讯组、朝鲜特别组、加尔各答直属组等，此外，1943 年，在开罗成立埃及通讯组，以中国驻公使馆为掩护。1944年，在英国、法国、苏联、土耳其、秘鲁、智利等国各设直属通讯员。1945 年秘鲁、法国组织扩充为组，另外增设巴西组。
电讯系统
特务处扩大改组为军统局后，由于外勤单位大幅度扩编，电台也逐渐增多。1938年底，军统在各地的电台总计240个单位。1945年8月，抗战胜利前夕，军统局的电台数量达到极盛时期，总计有总台、支台、分台685座。日本投降后，裁撤了部分电台，至年底尚有总台5座、支台25座、分台39座，共计569座。
各训练班
1937年9月，戴笠在临澧县成立“军事委员会特别训练班”，1938年3月改称中央警察大学特种警察训练班，简称特警班，是抗战时期，军统局最主要的培训基本干部的训练班，后又迁往黔阳、息烽县。此外，军统局在其他地区设有若干训练班，均为特警班的一部分。1939年，军统局为了建立军中谍报系统，将特警班第二期(黔阳班)中的参谋组改编为军令部谍报参谋训练班，加授军事专科，如军中谍报参谋业务、后方勤务、战术、兵要地理、军制等。学员毕业后，由军令部第二厅分发各军，充任情报参谋。军统还重视电讯人员训练，成立了杭州市、武昌、黔阳电讯班，金华市、上饶市、南平电讯班及重庆电讯训练班等。1943年2月，军统局为集中人力物力，统一训练，特将1942年底尚在重庆市附近的各训练班，集中于磁器口古镇，设立“重庆特别训练班”，以戴笠兼任主任，原有各班改为各系。
中美合作所
中美所所本部位于重庆，在主任、副主任之下，设主任秘书1人。起初设有人事、情报、作战、气象、侦译、特种警察、通讯、会计、医务、总务10个组，此后陆续增设编译、供应、研究分析、心理战争、秘密行动5个组；另设总办公室，以主任秘书为幕僚长。1944年7月，在主任、副主任之下，再设参谋长1人，在建阳区设立前进指挥所，就近负责东南沿海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