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汉军
八旗汉军（简称汉军、汉军旗），旗下之人被称为汉军人或汉军旗人，成立于崇德七年（1642年），是清朝八旗制度中的主要组成部分。清朝末期被民间讹称为“汉军八旗”。
八旗汉军的主要来源是被后金及其后身清朝招降或俘获的辽东汉族，均编隶于满洲八旗之下。在皇太极时期将汉军单独设立八旗，并在入关及统一全境的过程中一度被满清统治者重用。清朝中期，八旗人口达到顶峰，八旗汉军内的各类问题开始凸显，清廷遂令入关后归附的大量汉军脱离八旗组织，只有入关前归附的辽东“陈汉军”得以保留。民国时期，清王朝与其所属的八旗制度已不复存在，八旗汉军也随八旗制度的消失而淡出历史舞台。
八旗汉军为满清政权统治中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满洲文化的融合也最为彻底。在民国之后，汉军后裔已难以融入同族生活，在民族意识方面多认同为满族，并在东北地区留下了丰富的“陈汉军”文化。
发展历程
历史背景
在努尔哈赤时期，从努尔哈赤以遗甲十三副起兵开始，所率者日渐增多，便设立八旗，包括满洲、蒙古、汉军，其中旧蒙古左右营为左右翼兵，旧绿营为乌真超哈。后金进占辽沈地区后，被收容的汉族军民作为奴隶分予满族诸贝勒、大臣，置于满洲八旗之下，当时已有16个汉人牛录（满清军队编制，300人为一牛录）。皇太极继位后，通过编组汉人牛录、科举选拔、建立汉军旗、任命文官武将等形式，使他们脱离主人户下的家奴身份，形成独立旗籍。
皇太极继位后便亲率满洲八旗劲旅不断地向辽西宁锦地区发起进攻，甚至越过长城至京地区。但在一系列的军事行动中，皇太极发现了后金政权自身的诸多问题，比如缺少火炮等攻坚武器、兵力及兵源补充能力不足、三大贝勒对自身权力指挥的干扰，以及满洲八旗官兵滥杀汉族等。为了后金政权挥师入关甚至统一中国的远大战略，皇太极不得不开始着手解决当前的各类威胁。
天聪元年至六年（1627年-1632年），皇太极先后发动三次征明战争。征战中，皇太极大力招降明军官兵，并予以重用。如天聪四年，明将孟乔芳、杨文魁、杨声远率兵四百人自永平（今河北卢龙县）来降；天聪七年征察哈尔省部时，以石廷柱善用兵、俘获甚众、所获尽携归以献等，由副将升为固山额真（满语，旗主）”。至天聪七年，皇太极已招降了相当数量的明军官兵，其中不乏张春、祖大寿、马光远等高级将领。随着汉军将领和兵力数量的提升，皇太极决定增设汉军八旗，其主旨在缓和满汉民族矛盾，同时既扩充后金的兵力，又防止满洲八旗独大，于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之间形成相互制约的关系，使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得以巩固，最后达到取代明王朝大目标，充分体现出作为政治家的深谋远虑。据清代史学家爱新觉罗·昭梿所著《啸亭杂录》中记载：“国初时，俘掠辽、沈之民悉为满臣奴隶，文皇帝悯之，拔其少壮者为兵，设左右两翼，命佟驸马养性、马都统光远统之。”
天聪五年（1633年，一说是天聪七年），皇太极从满洲各旗抽取汉族1580人，由汉官马光远统领，旗帜用黑色。此为皇太极编制八旗汉军之始。天聪八年（1634年）正月，明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率众归服后金，皇太极将孔、耿部队名为“天佑军”，旗为“白镶皂”，尚可喜部队名为“天助军”，旗纛“于皂旗中用白圆心为饰”。后又规定孔、耿与八旗旗主同样地位。此时虽然还没有正式成立八旗的汉军部分，但已相当于新设了两旗汉军，孔、耿、尚三人为旗主。
正式成立
依据《清太宗实录》记载，崇德二年（1637）七月，皇太极将八旗中的汉军分为左右派两旗，左派旗以石廷柱为固山额真，右翼旗以马光远为固山额真。崇德四年（1639），二旗扩编为四旗，扩编为四旗，每旗设牛录十八员，固山额真一员，梅勒章京二员，甲喇章京四员。旗纛分别是：黄旗镶青边、白旗镶青边、红旗镶青边、纯青。原汉军两旗旗帜都为元蓝色，分为四旗后，马光远旗为元青镶黄，石廷柱旗为元青镶白，王世选旗为元青镶红，巴颜旗为纯元青。
崇德七年（1642）六月，后金将松锦之战的部分降俘编立汉军牛录以及之前大凌河投降汉族官兵也组编为牛录，建立了汉军八旗，各旗旗色标帜也改用满洲八旗的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等旗旗色。以祖泽润、刘之源、吴守进、金砺、佟图赖、石廷柱、巴颜、墨尔根的侍卫李国翰八人分别为固山额真。以祖可法、张大猷、马光辉、祖泽洪、王国光、郭朝忠、孟乔芳、郎绍贞、裴国珍、屯泰、何济吉尔、金维城、祖泽远、刘仲金、张存仁、曹光弼等16人为梅勒章京。三顺王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联名请求将自己旧部随旗行走，得到皇太极准许允。孔有德所率归汉军正红旗，耿仲明所率归汉军镶蓝旗，尚可喜所率归汉军正黄旗。至此，满清政权中的汉军开始拥有独立的旗籍。
八旗汉军的建立令皇太极进一步巩固了自身的皇权，大量汉族参与军政也打破原满洲八旗对军队的垄断，令满洲权贵失去与自身抗衡的力量。其次，加入八旗汉军令兵源扩大，且汉军善用火器、火炮，大大提高了满清政权的作战能力。
委以重任
八旗汉军本就脱胎于汉民族之中，对汉族的语言文字、历史地理、民族风俗甚至国情都了如指掌，在清军入关后，汉军便成为了清廷入主中原过程中的关键性角色。
中原地带多以平原为主，满蒙引以为傲的骑兵毫无优势，在攻城战和丘岭地带的交战中，八旗汉军的火炮自然则成了清代的主力军。随着清军进入中原文化的腹地，与当地汉族的矛盾也愈见加深。面对汉民对入侵异族的仇视，清朝统治者把部分前明降将编入汉军，依旧以汉制率原部将效力清廷。同时，汉军一直可以授补绿营的高级将领，而不授给满蒙八旗，微妙的利用汉军的民族身份优势控制绿营。由此一来，清廷既可以稳定的控制降将，又使绿营的战斗力得到了充分发挥。
同时，清廷对汉军中的人才委以重用，让大顺、明军等势力认识到归降清朝也会得以优待，对瓦解其抵抗意志起到了关键作用。另外，随着清朝兵力到达南疆，满洲八旗人口劣势越发突显，并且需要懂文言文会说汉语者任官治理汉族，因而放宽条件，从八旗汉军中选拔人才，命八旗汉军人员可通过廷试，以作为地区州县的补用官员。而关内地区一般也会安排八旗汉军与满蒙八旗混驻，平定三藩后，汉军又进驻福建省、广东省沿海各省。在此阶段，许多八旗汉军因战功受封，因而诞生了许多知名世家，如尚可喜、耿仲明、石廷柱、李永芳、佟养性、祖大寿、蔡士英、王世选等家族，当时也称“尚、耿、石、李、佟、祖、蔡、王”为汉军八大姓，八大家族在清廷享有待遇颇高，其后嗣子弟在某些情况下，可因功勋家族出身而破格享受补满族空缺入仕的优待。
清朝占领关内以后，八旗汉军充分体现了其稳定局势的重要作用，其中范文程、宁完我等官员对清廷尽心竭力，使满清的统治阶层更好的适应中国国情，并部分继承明制已达到更好的统治效果。除涉及满洲贵族的特权问题外，其他方面诸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关系上均能被积极采纳。在这一时期，八旗汉军依旧是满人和汉族之间的缓冲点，用既不冒犯满洲贵族特权，又可以让汉人容忍的政策辅佐清廷的顺利统治。顺治、康熙两朝，清朝的统治逐渐稳定，满洲统治者经验愈加丰富，朝中汉臣作用降低，统治者也开始提防汉民势力的潜在威胁，八旗汉军渐渐不被重用，从下表可以看出，清廷在应重点设防的地区所任命总督的汉军旗人比例较少，如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直隶等处。对于重点地区，清廷多任命满洲旗人中的心腹之臣，令其既统辖总督专属辖区，又节制巡抚、提督和总兵官，从而实现对这些地区的“绝对”掌控。
参与战役
大凌河之役
皇太极五年（1631年）八月后金军攻打大凌河城时，旧绿营用红夷大炮攻击近城的敌台，各台的明守军均投降或弃逃。九月十六日，皇太极率军至小凌河，迎战700名明援军，佟养性所率的旧汉兵亦在此列，并“竖佟养性的旗在明营之东”，此乃该旗首次在大型战役中露面。十月九日，皇太极命后金军攻打于子章台，自己亲自观战，军中即包括旧汉兵全军，并由汉军操纵6门红夷炮、54门将军炮炮轰墙垣，于子章台的墙垣虽然坚固，但仍无法抵挡红夷大炮的轰击，其余百余台的明军见状或逃或降。受到辉煌战果的激励，佟养性因此于天聪六年正月陈奏，建议征调汉族编组炮兵，应多方铸造，因“火炮百位不多，发射药数十万犹少”。
朝鲜皮岛之役
崇德元年（1636年）十二月，皇太极为了解决自身政权的芒背之患，率十四万大军亲攻朝鲜。由于双方的战力相差过大，以致其先锋部队虽于十二月三日始从沙河堡出发，十四日即长抵汉城。朝鲜国王李率长子和众臣逃至南汉山城（在今汉城市道峰区），其余诸子和嫔妃则避入位于汉江出海口的江华岛中。因南汉山城地势险要，皇太极遂决定先攻下江华以为要挟，令伐木赶造小船80艘。开战时，以火炮临江齐发，朝鲜战船遂溃散逃逸，甚至有大臣在接阵之前即引燃大量发射药自杀，导致门楼均被炸飞，岛城遂陷。此战中，由绿营所引进的西洋火炮以及造船技术，是其得以大获全胜的关键。朝鲜君主李倧对此战慨叹道：“自古胡兵不习炮事，而今番则马、步、矢、炮，无不皆备……中原虽有大炮，而未闻坏城，今始见之。”
松锦之役
皇太极于崇德元年（1636年）派爱新觉罗·阿济格率兵越独石口（位于今河北赤城县北50公里处），崇德四年（1639年）二月，为呼应仍在明境的清军，皇太极亲率大兵围松山，二十五日，开始以23门红夷大炮轰击，至未时时，城尽毁，只余城垣。二十二日，皇太极再度移红夷炮攻城，但始终不能下，遂退兵解围。在围攻松山一役中，石廷柱和马光远两旗共出兵约30人，人员配置大致相当，负责炮击和掘城的绿营乃以石廷柱和马光远两旗为主，三顺王军主要是提供运送发射药等后勤支持。崇德八年（1643年）九月十一日，爱新觉罗·济尔哈朗济尔哈朗、多罗武英郡王爱新觉罗·阿济格又统领大军载红夷炮等火器往征关外仅余诸城市。二十九日，清军抵广宁前屯卫，是夜二更末，开始以红夷大炮轰击，至翌日正午，城垣多处倾塌，遂竖梯登城克之。在这场战役当中，乌真超哈除了佟图赖的正白旗外均曾参与。
三藩之乱
康熙帝十二年（1673年），“三藩”（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乱起，京师震动。镶白旗汉军刘兆麒时任浙江省福建总督，因战乱被调回京城，被任命为兵部尚书、直隶真定援剿总兵官，前往平叛。康熙十四年（1675年）康熙授予湖广总督、正白旗汉军蔡毓荣为绥远省将军，率绿营兵讨伐吴三桂，正白旗汉军董卫国、镶红旗汉军周有德、镶蓝旗汉军李桑额、正蓝旗汉军赵赖等并受节制。蔡荣率军先后在岳州、长沙市、衡州府、辰州、贵阳、云南省击败吴三桂的军队，并于康熙帝二十年（1681年）十一月，与大将军彰泰、汉将赵良栋等将领率八旗、绿营军队攻克昆明市，平定“三藩之乱”。此外，还有大败吴三桂副将韩大任的江西省巡抚、正黄旗汉军佟国正等多位汉军文臣武将皆参与了平定三藩的战役。
平定三藩后，康熙帝将孔有德、耿精忠、尚可喜、沈永兴等藩属纳入八旗汉军。汉军旗人丁的大幅增加成为日后火器营成立的基础，也为日后裁军出旗埋下了伏笔。
统一台湾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十四日，郑成功降将、镶黄旗汉军施琅以北洋水师提督之职，率水师2万人、战船300艘，自铜山出发，进军澎湖。十六日、二十二日与郑军两次交战，最终施琅所率清军大获全胜，敌将刘国轩大败逃回台湾，其部下400余员战死，165员投降，12000余兵卒战死，4850余兵卒投降。八月，施琅率军开进台湾，郑成功之孙郑克塽率刘国轩等众向施琅投降，全岛军民剃发归降，郑氏政权自此灭亡。之后施琅上疏吁请清廷在台湾屯兵镇守、设府管理，力主保留台湾，清廷遂将台湾并入版图。
雅克萨之战
明末清代，俄罗斯帝国开始向黑龙江流域扩张，顺治六年（1649年）沙俄雅库茨克长官派哈巴罗夫率兵70名从雅库次克出发，于年末侵入黑龙江，强占中国达斡尔族头人拉夫凯的辖区。顺治九年（1652年）二月，清廷开始率军正式与其交战，但此时清方操作火器的兵士并非汉军，而是流放到宁古塔的汉族，其技战术水准低下，之后清廷又从朝鲜征调手与之协同作战。康熙帝二十三年（1684年），清廷任刘兆麒为黑龙江船炮水师总管，清15000人两栖大军向俄罗斯帝国发动总攻。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康熙帝派人到山东省、河南省、山西省三省，在安插于当地垦荒的福建省投诚官兵内挑选500名，又下令在福建等处投诚官兵内挑选善用藤牌及片刀者送京，同时移文福建提督施琅，选取坚好藤牌400及所用片刀送京，命镶黄旗汉军林兴珠与营造司郎中佛保监修。在汉军火枪兵、藤牌兵与其他清军的合力攻势中，沙俄最终屈服于清朝，于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1689年9月7日）与清朝签订《尼布楚条约》。
平定准噶尔
在康熙帝十三年到康熙二十二年（1674年-1683年）间，噶尔丹几乎每年都派人与沙皇俄罗斯相勾结，并“企图同俄国订立军事同盟和求得俄国给予‘军队和枪炮’的援助”。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六月，噶尔丹率军两万，以追击蒙古国为名，大举南犯清朝，并深入漠南蒙古乌珠穆沁一带，自此开始了为期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近70年的清朝西北边陲战乱。其战争形态从始及末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由于准噶尔汗国本土距内地遥远，清军需长途跋涉到战场，受地理条件限制，艰于运送重炮及配套设备，火器优势很大程度上被抵消。而准噶尔则可迅速调集骑兵反击，此时满洲火器营配备鸟铳的精悍骑手显然比汉军步兵更适应这种游牧式战争。故康熙朝后期开始，汉军只作为西北疆的驻防部队，八旗家丁组成的“家选兵”与绿营兵则更适合对准噶尔部弹性的防守进攻。
此后，清朝统治者出于满洲本位主义对八旗汉军一再裁革，八旗汉军也因此既缺乏养马经验，又不再拥有对火器的特化权益，故无法适应清中后期战争的形态转化，在乾隆时期的各大战役中，汉军逐渐边缘化，乃至最后不得不被大幅裁军出旗。
裁军出旗
八旗军费是清代中期国库开支的沉重负担之一。与满蒙八旗相比，八旗汉军本身就有收汉入旗的人口优势，在康熙平定三藩后，又收纳了顺王的部分部下入旗，其庞大的人口基数让八旗汉军势必成为清朝统治者头疼的问题。
八旗制度一直实行入关前的基本政策，八旗作为军事组织由国家分“旗地”以养，但旗人多浪费奢侈，以致于出典旗地以偿还负债，而土地一经典出，便没了生计的根本保障。同是，清廷还规定旗人既不准从工、农、商，又不准其与民人交往，国内又无战事，旗人渐渐游手好闲，反而成了国家的“寄生昆虫”。
乾隆七年（1742年）四月，清廷基于以上诸多原由，开始了“汉军出旗”的政令，令资历较浅的汉军脱离八旗自行谋生。这批人为入关后才录入旗籍，其来源复杂、汉族观念重，一直被清朝统治者另眼相待。至乾隆四十五年（1789年），除广州市驻防汉军只削减一半外，其余福州市、右卫、杭州市、京口、武威郡、庄浪、绥远省、西安市、沈阳市、吉林省十地的原有驻防汉军先后出旗。雍正元年（1723年）时期，汉军与汉人家奴壮丁共计44万余人，约占当时八旗人丁总额的72%。至爱新觉罗·颙琰元年（1796年）出旗结束，再度统计时，汉军及从属已降至总人口的43%，可见出旗规模之巨大。此后，八旗汉军出仕只能递补汉族官仕之缺，不再有“补满缺入仕”的待遇。
组织架构
架构
上表中官职称谓在满文文献中多按满洲习俗称都统为“固山额真（满文，意为主，主人、主子）”，参领称“甲喇额真”，佐领称“雍舜”。每牛录为300人。
营制
与八旗满洲、八旗蒙古一样，禁旅八旗中的汉军部分也随八旗分左右翼驻扎北京内城、皇城以外的地方，归于本旗都统衙门直辖，有战事则出征，战毕即撤归京师。其中，骁骑营汉军中又会选拔枪营、炮营、藤牌营。此外，还有康熙皇帝设立的火器营，部分驻防八旗设立的水师营等营制都以八旗汉军为主要组成部分。
枪营
顺治年间（1644年-1661年），每逢春季即竖靶于41弓（丈量单位，5尺为1弓）之地，令汉军鸟枪兵演习射击。康熙十二年（1673年），每旗设一营，操练火器；每佐领增设鸟枪兵18名。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每旗各立一枪营、炮营，每年秋季令赴卢沟桥演放枪炮。雍正二年（1724），汉军增设为270佐领，每佐领下辖枪手40名。乾隆四十年（1775年），演习鸟铳重在准头，由九进十连环改演三进四连环。此营各设章京7人、骁骑校8人、领催2人，隶属于都统。
炮营
顺治六年至乾隆二十八年（1649—1763），汉军每旗/营炮甲额定50名。此后，定每旗/营俱裁汰10缺，将此项月饷银移设各支三两炮甲20名，仍置二两炮甲20名。前缺以后者补，后缺以炮甲子弟补。每旗设炮营参领1员、骁骑校2员，以辖营兵，隶于都统。
藤牌营
雍正二年（1724年），于汉军旗每旗马甲内选充100名组成藤牌营，各附于本旗骁骑营。此外，各省绿营也设有藤牌营。康熙帝二十四年（1685年），清廷调福建省藤牌兵500人，在与俄罗斯帝国侵略者交战的雅克萨之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火器营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为了消化利用原三藩部下兵卒、对抗准噶尔汗国部的蒙古骑兵，设立八旗汉军火器营，将汉军佐领的鸟铳马甲从2名增至20名，占马甲总数的2/3，统一划入该营，演练鸟枪。平定三藩后，孔有德、耿仲明的旧属作为前明经过西法训练的精锐火器部队遗存，是共编成25个佐领。汉军火器营将藩下军人与汉军官兵共同编练，既确保彼等效忠清廷，又用其所长、不虚糜钱粮。期间，汉军共有265个佐领，营兵约为6360名，其中包括包括“放炮、鸟枪作战之人”“执纛之人”“带小旗领催”“押炮披甲”“挽车步甲”“绵甲人”“抬鹿角木的跟役”这7类兵丁。不过，该营存在时间较短，康熙帝三十六年（1697年），噶尔丹身死，“西鞑”威胁消除，汉军火器营随之裁并。
水师营
东北河营：乌喇（今吉林市）营约设于顺治、康熙之交，前此已设船厂于此；继后又于黑龙江省城（今黑龙江省爱辉县南）、齐齐哈尔市、墨尔根（今黑龙江省嫩江市）、呼兰区（今墨龙江省呼兰县）设营。以流人子弟选充水手，初名水手营，由八旗汉军中林兴珠、刘兆麒等教练，后改建为师。
旅顺营：又称金州水师营。清廷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下令设立旅顺水师营。水师兵丁共500人，包括辽东沿海岛屿招募的470名汉族壮丁及归降的海盗陈尚义30名部下，并设立协领、佐领等官职，按照每一百人设一佐领的编制，被编入八旗汉军。
福州市营：雍正六年（1728年），清廷在福建省设立八旗水师营，从福州驻防的八旗汉军拨出旗下壮丁500名，在海坛岛、闽安两营选拨教习兵100名，木、匠12名，共计水师兵丁612名。
广州营：最晚设立的一支八旗水师，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设立，依照福州三江口水师之例，设兵丁600人，其中八旗汉军兵丁500名、绿营水手100名，并在绿营千总、把总内选拨六员教习演练。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将绿营船匠裁汰，由八旗汉军顶补。
驻防
入关后，清廷将八旗安排至重要城市、地区驻防，其中京师由于被清廷认为是毂重地，多为八旗满洲驻防，称为“禁旅八旗”；其他驻地多为满蒙旗军合驻或满蒙汉旗军合驻，为“驻防八旗”，其驻地如表：
主要装备
顺治初，八旗马兵每名给甲胄一套、弓及鞬一套、箭四十支、腰刀一柄；步兵每名给甲胄一套、腰刀一柄，此外弓箭兵给弓一把、箭三十支，长枪兵给长枪一柄，鸟枪兵给鸟铳一柄。
康熙帝六年（1667年），制定八旗世爵暨文武官各备甲胄一套、弓及櫜鞬一套、腰刀一柄，箭数按爵位、官职而有别，爵位中公爵五百五十支、侯爵五百支、伯爵四百五十支、子爵四百支、男爵三百五十支，官职中轻车都尉二百五十支、骑都尉二百支、云骑尉百五十支，武官一品至五品按其子男爵位箭数，云骑尉六品以下均一百支，文官一二品按其子男爵位箭数，三品京堂按其武职箭数，二品四品京堂科道郎中按其武职箭数，三品员外郎按其武职箭数，四品营兵、护军、前锋、领催各七十支、骁骑各五十支。如果官职对应箭数大于爵位则按官职箭数发放，爵大于官则按爵位箭数发放。直省督抚提镇及副将以下官应备的弓矢甲胄各按品级常数，与八旗武职同。
康熙三十年（1691年）设八旗火器营，除满洲八旗每旗五位子母炮，其余大小铜铁炮位均贮于八旗汉军的炮局；每佐领下设鸟枪前锋、鸟枪护军、鸟枪骁骑，每名各给鸟铳一柄；火器营八旗每旗各设随炮海螺五只，八旗鸟枪护军鸟枪骁骑每旗各设海螺十四只，骁骑营每佐领下各设海螺一只，每参领下各设海螺二只，汉军鸟枪营每旗设鼓一金五，炮营每旗设鼓一金五，藤牌营每旗设海螺五只，每旗藤牌兵每人藤牌一件、刀一柄，每旗挑刀兵每人挑刀一柄，八旗汉军每佐领下各设鹿角一架，棉甲兵四名，每名给连棍一副。
据《钦定皇朝通典》记载，与八旗汉军相关的装备制式如下：
军旗令牌
王命旗牌
旗牌绘为蓝色，二尺六寸，两面有销金装饰，清汉令字每一令字上，各以兵部印旗杆一长如旗木，顶垂朱髦，牌以枷木制形，圆高一尺二分，阔九寸五分，厚一寸，朱上刻荷叶形，绿髹牌两面镌清汉令字各一，饰以金悬于枪上，枪以榆木为之，长八尺围一寸，铁顶枪冒髹以黄绘龙，垂朱髦，牌边及枪杆均镌清汉令字第几号，填以金，颁给旗牌定制经略十二副总督挂印总兵官各十副，巡抚提督八副，总兵官五副。
令箭
令箭中大将军、将军、督抚提镇均用三角旗，驻防将军都统副都统均用方旗。咸以云缎为之三角旗，高一尺八寸，斜长三尺下，阔二尺四寸，大将军、将军用本旗之色，督抚提镇用黄色。方旗高一尺五寸五分，阔九寸五分，均销金清汉令字及清汉官衔，箭镞以铁为之，二面錽银清汉令字，下錽银清汉十二辰字。
旗纛
八旗旗纛各以规定颜色分辨，其中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四旗均方幅，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均左幅稍锐。都统纛各长五尺七寸广五尺绘龙竿长一丈二尺铁顶朱髦惟正红旗用黑髦，佐领纛长四尺二寸广五尺不绘采竿长一丈二尺黑髦，领催小旗长一尺五寸广一尺八寸竿长五尺。
军服甲胄
盔
盔形如帽，高五寸，围圆一尺九寸。盔前有铁片遮眉，后有护项，左右有护耳，下有护颈，官用锦缎、兵用布。盔上有盔枪插于盔碗，枪长三寸六分，枪上有垂髦和顶。领侍卫内大臣、八旗都统、前锋统领、护军统领，直省总督、提督、巡抚等官职的顶植雕翔两条，镂花金叶衔接；宝盖、盘、座都用漆融金花及云龙装饰，四周垂貂尾缨十二；胄梁及舞擎髹黑漆，用漆融成金色云龙，胄梁左右无梵语；护项、护耳、护颈都采用青缎做表面材质，蓝白布里，大面积空白区绣蟒五条，中间敷一层铁叶，外面布满银钉固定，系扁青缎带两条；胄衬石青缎表，蓝白绸里，胄顶缝红绒布。
甲
甲分为上衣、下裳、左右护肩、左右袖、左右护腋。甲衣长二尺二寸，幅四下广一尺一寸。护肩二各长一尺一寸，广一尺三寸。袖二各长一尺二寸，上围一尺二寸，下围九寸。护腋二各长一尺，上广九寸，凹其中以承腋，其末锐。遮裆一方八寸，左裆一方六寸。甲裳长二尺六寸，幅二，每幅上广一尺二寸，下广一尺五寸。官用锦缎，兵用布。甲衣用铁叶一百三十六，每叶长二寸五分，广二寸。甲裳用铁叶一百十六，护肩、甲袖、护腋、遮裆、左裆均用小铁叶，长一寸六分，广一寸四分。领侍卫内大臣、八旗都统、直省总督、提督、巡抚，内大臣，内大臣里行之公、侯、伯、大臣，随旗行之公、侯、伯、子、男，文武一品、文二品、八旗副都统、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县主额驸、直省总兵等官职为石青缎表面，蓝色布里，中间敷层铁鍱，外面布满银钉固定，石青色缎边缘；前后及护肩、护腋、前裆、左裆各绣团蟒一条，上衣衣身绣团蟒两条；护肩接衣处铁叶鍱二十片，黑漆，铁制金色龙纹；衣身甲为石蓝色。
军用武器
弓
弓胎用榆木或木，南方则用巨竹。胎长三尺七寸，面傅角箱鲀背施筋，胶外饰桦皮。胎两边有两角，角与胎木接处用鹿角一块，固以筋胶加暖木，皮于外。弓靶两为桑木，各长六寸三分，镶以牛角，末部刻锲。两端系弦的地方与胎斗筍相接处光削其面，以鹿角为方，针于角端垫弦。弦有两种，其中缠丝弦为教射用，以蚕丝二十余茎为骨，外用丝线横缠，缠分三节隔七寸，许空一二分不缠，不张弓时可折叠收起；皮弦为战阵时用，剪鹿皮制成，胎面厚薄、筋胶轻重决定其弓力强弱：一力至三力用筋八两、胶五两；四力至六力用筋十四两、胶七两；七力至九力用筋十八两、胶九两；十力至十二力用筋一斤十两、胶十两；十三力至十五力用筋二斤、胶十二两；十六力至十八力用筋二斤六两、胶十四两。
箭
箭杆为杨木、柳木、桦木，箭镞为铁制，分为透甲锥、鈚箭、梅针箭等战箭，教阅用的箭以寸木空中镂窍，发则受风而鸣又谓之响，箭镞上加骨角，小哨者曰鸣镝，箭羽为雕鹳三枚，用胶粘箭括，上书衔名。箭价以青鹤翎箭最贵，蝉鹅翎箭次之，翎箭再次，鹳翎箭再次，鸨翎箭再次，芝麻雕战箭再次，雁翎箭最便宜。
炮
火炮炮体分为铁质、铜质、铁心铜体、铜质木镶即铁质金饰几种，重型炮重量在560斤至7000斤，轻型炮在27斤至390斤；长自一尺七寸七分至一丈二尺不等，炮弹为铁弹或铅弹，铁弹重量在48两至480两，铅弹重量在2两至28两；用发射药引以烘药，火药用量在一两三钱至八十两，烘药用量在三四钱至二两；炮弹与火药依火炮所需射程的高低远近而定。火炮的制式有：神威大将军炮、神威无敌大将军炮、神威将军炮、武成永固大将军炮、神功将军炮、得胜炮、九节十成炮、冲天炮、铁心铜炮、子母炮、严威炮、红衣炮、龙炮、奇炮、行营信炮、浑铜炮、台湾炮、回炮。
鸟枪
鸟枪的规格、尺寸、长短皆随其制造时间、制造需求不同而各异，通常被称为鸟枪、火砖、火球、火箭、弩箭、喷筒、铳等。根据《皇朝礼器图式火器》的记载，具体分为：旧神花枪、素铁大交枪、金口交枪、素口花交枪、八棱口花枪、仿神花大交枪、仿神花枪、折花交枪、花口小交枪、蒙古花大交枪、蒙古花小交枪、回部花套枪、新回部花套枪、大线枪、小线枪、旧神花线枪、丽花线枪、秀花线枪、轻锐花线枪、轻捷花线枪、轻便花线枪、轻花线枪、落禽花线枪、神海青花线枪、赛海青花线枪、雁神花线枪、神花线枪、鵏神花线枪、连坠花线枪、胜鸦鹘花线枪、山鸡花线枪、孤顶花线枪、水札子花线枪、树鸡神花奇枪、花奇枪、花线奇枪、兵丁鸟枪等种类，其中装备最多的是兵丁鸟枪。
帐房
官帐房用蓝布所作，单夹为宜，每架高六尺五寸、下宽一丈二尺、深六尺四寸；上施梁为脊，承以两柱；幕布斜垂至地，如人字形；两边皆围以布，左当柱中分，以便出入。兵帐房用白布所作，如同毡帐，穹顶衔，幕布用白毡，承椽用斜竹，相交为墙，皆髹朱外围，白毡下围朱帘；顶高九尺、墙高四尺、径一丈四尺；凉棚用蓝布所作，单夹为宜，纵一丈八尺、横二丈七寸，中施横梁为脊，阔九尺，两端承以柱，高一丈七尺四寸，檐四出高七尺五寸，周承以柱，十围布墙，前启两窗，中开门，后树白布，屏绘五采麒麟以作校阅所用。
战船
每船长十一丈至一丈九尺，阔二丈三尺五寸至九尺六寸，各有差别。天津市、山东省、福船均属外海，江西省、湖广船均属内河，江南、浙江、广东船分属外海、内河。外海定限三年小修，六年大修，九年再大修，不堪修者更造；内河定限三年小修，八年大修，十一年再小修，十四年再大修，不堪修者更造。
优势特长
熟悉明制
汉军旗人在归附后金之前饱受汉族封建文明的熏陶，丰富的传统文化底蕴、复杂的满洲仕途经历使他们在后金政权中善于审时度势，能够巧妙地将传统的汉文化积淀与在后金-清政权中磨练的政治经验相结合，从而使其敏于政事，干练明达。如汉军旗人洪承畴，在入关之处，结合满洲统治的现实需要，将明朝的有关典章制度、治理之道尽可能的嫁接到满洲社会之中，为清廷提供了治国安邦的方略，故清统治者认为这些汉军旗人“信之独真，任之独专，用之独久”，在关要政务中委以重任。
了解满俗
在汉军旗人归附后金后，与满族长期生活使他们不仅对满洲社会的风土人情，还不自觉地沾染了满洲社会的一些习俗。清入关前夕，这部分人的衣冠服饰、发式都已从满俗，甚至祭葬礼仪已从满礼。法国人白晋把八旗汉军称作“已经站到鞑靼人旗帜下的汉族”，是“鞑靼化了的汉人”。同时，长期的朝夕相处，使汉军旗人中通晓满文者大有人在，如沈文奎、刘宏遇就曾亲自将辽、金、元三史译为满文；朱延庆、李栖凤皆因“兼通满汉文”而被选入文馆。此类记载在史书中比比皆是。
鞠躬尽瘁
清初汉军旗人大多文武兼资，在归附后金编入汉军旗后，也享有较多的经济特权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基本上成了满洲贵族在汉人中培养的特权阶级。如此恩宠使汉军旗人感激涕零，对清代统治者更是忠心耿耿。比如家境贫寒的沈文奎在北上游学是被后金所俘，在被皇太极接纳后，感言自己肝胆涂地，难保天恩，之后为清廷出谋划策，类似例子在史书中记载俯拾皆是。
地位待遇
尊卑有别
八旗汉军虽然有在朝廷为官，甚至能者"列于公孤之选”，但依旧自知身份尊卑，甘于作为满清王公的卑职奴才，“一遇其主”便俯首帖耳、唯命是从。
科举分榜
在科举制度中，为保证满洲、蒙古旗人的录取率，会单独定有名额，与汉族分榜，因而录取率大大高于汉人。这是满洲、蒙古旗人在科举仕途的特权，而八旗汉军则不能享受。
婚嫁不通
满族统治者禁止满汉通婚，后来放松对旗人娶汉民之女的限制，但依旧严禁旗人之女尤其是满蒙八旗之女子出嫁汉人，违者将所嫁之女开除旗籍，嫁娶之家皆予治罪。乾隆后期，吉林将军曾令下属在自己的统辖区域筛查有无将旗人之女嫁与民人之事。通婚禁令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才予废除。
后世影响
民族认同
在后金时期的辽东地区汉族旗人（即“陈汉军”）清初就已经从满俗、说满语，一直在旗籍，并未受乾隆时期汉军出旗的影响，至清末时期，旗人群体产生了共同的心理状态，陈汉军已与旗内的满族、蒙古族界限模糊。故而在民国之后，八旗汉军后裔大都选择认同满族，不被汉人看作是同胞，其中以尚可喜尚可喜之裔较为知名，在清朝时期尚氏家族就曾用满姓“沙格达氏”。曾隶属于正白旗的明朝开国元勋常遇春九世孙常朗后裔也认同自己的身份为满族。
陈汉军萨满文化
陈汉军旗单鼓舞源自于清朝早期八旗汉军的祭祀仪式，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渐成为一门单独的舞蹈艺术，并成为东北地区的一种民俗文化名片。八角鼓是八旗汉军在祭神时萨满所用的法器，蕴含着丰富的神话观念，其舞动时具有独特的舞蹈动律，体现了一个区域几百年来的宗教仪式文化，也具有较强的审美价值。在陈汉军旗单鼓舞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后，也普遍受到了国内以及国际传媒的重视。
歧义解释
“汉军八旗”之误
中国当代著名清史、满族史专家王钟翰先生指出，“蒙古八旗”“汉军八旗” 这一名称严格说来是不正确的，八旗蒙古、八旗汉军与八旗满洲并非并列关系，而是仍然以原八旗满洲为格局，不仅是军政合一的团体，更重要的是它的领属关系——即全旗成员皆为旗主贝勒之属人。然而在一些文章中，往往因习惯于“汉军八旗”这样的称呼，认为三大旗制犹如部落联盟，满洲是盟主，清朝皇帝是这个联盟的最高统帅——这对八旗制的本质的理解就是错误的。
“包衣”与汉军之别
八旗内务府的包衣佐领，按编入包衣人原民族成分的不同称谓地位也有不同，其中的旗鼓佐领为汉族包衣，这部分人后来又称包衣汉军，社会上以及某些文献中有时也称他们为汉军，略去“包衣”二字，以至部分学者将其与非包衣的八旗汉军相混淆，造成研究上的误解与错误。
参考资料
齐齐哈尔历史文化解读——清代齐齐哈尔水师营文化泛陈之一.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2023-08-02
清宫武备.故宫博物院.2023-0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