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项族

党项族是中国古代北方族群，属于西羌的一支，发源于赐支或析支（今青海省东南部黄河河曲），有八个较为著名的部落，其中实力最强的是拓拔氏。

党项早期过着游牧生活，隋唐时期部分党项人迁至中原地区，朝廷在其聚居地设州，并给予归附的党项部落首领以官职。宋朝时，担任定难军管内都知藩落使的李继迁开始号召部族抗宋自立。景祐五年（公元1038年）李继迁之孙李元昊正式称帝，建立西夏。金正大四年（公元1227年），西夏政权被蒙古大军所灭，党项族也逐渐消失。

在经济上，党项族农耕与畜牧业并存，手工业较为发达，还与当时的各族人民有贸易往来。在文化上，党项吸收了文言文化，其宗教信仰以佛教为主，文学艺术水平较高，在建立西夏后，该族还创制了党项文字，也称西夏文。

族名

党项是汉族人对这个民族的称呼，最早见于《隋书》《北史》。其他民族对“党项”有不同的称呼，吐蕃人称党项为“mi－nag”，汉译作“弭药”、“弥鹅”、“弥罗”、“缅药”、“木雅”、“木内”、“穆纳”等，后来又以“mi－nag”称呼党项人建立的西夏；突厥称党项为唐古特（tangut）；在于文和栗特文中，均将党项称为 tangut；波斯人拉斯特《史集》将西夏称为“唐兀惕（tɑnkqūt）”地区。《蒙古秘史》也将西夏称为“唐兀惕”。如将“唐古特”或“唐兀惕”急读，译音便成了“唐古”或“唐兀”。因此，在《辽史》《金史》和《元史》中，党项又被译作“唐古”或“唐兀”，甚至还有译为“唐骨”、“同古”的。

族源

自远古以来，羌族就占据着青海湖周围的草原和青海湖以南，黄河、大通河、湟水源头附近的山地。这片地区的边缘地带便是位于吐蕃东北部，习惯上称作安都的地方。党项是中国古代众多的羌族部落支系中的一支，故称党项羌。党项属于西羌的一支，而“党项”是某部羌人的 “种号”。

党项人的原居地根据《隋书》记载：“东接临洮县、西平，西据叶护，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旧唐书》记载：“其界东至松州，西接叶护，南杂桑、迷桑等羌，北连吐谷浑，处山谷间，亘三千里。”虽然学界对叶护、舂桑、迷桑等地的认识还不一致，但一般认为党项羌“应是汉魏后居于今青海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四川西北的西羌诸部发展而来，是居于这些地区的西羌在北周后的泛称。”这片区域如今属于青藏高原的东缘地区。

历史

南北朝时期

大约在南北朝时期（公元6世纪后期），在今青海省东南部黄河河曲古称赐支或析支的地方，开始有党项人活动。宕昌国和邓至是由羌族建立的两个小政权，后分别为北周和西魏所灭。宕昌和邓至灭亡后，这两部的羌族融入党项，成为党项的组成部分。党项有八个著名的部落，即细封氏、 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房当氏、米禽氏、拓跋姓氏，拓拔氏是其中最为强大的。他们经常对魏、周代进行骚扰，南梁陈蒨曾派军队讨伐。

隋唐时期

杨坚开皇四年(公元584年)，党项有“千余家”归附隋朝。次年，党项拓跋部大首领拓跋宁丛带领部落到旭州（今庆阳市县境）请求定居，被隋朝授予大将军称号。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党项首领进攻会州（今甘肃靖远县东北），被隋军大败后纷纷投降，归附了隋朝，并遣子弟入朝谢罪，向隋朝纳贡。

唐初，朝廷对党项实行招抚政策。李世民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党项细封部首领细封步赖带领部落归附唐朝，太宗在其住地设轨州（今四川松潘县境），任命步赖为刺史。其他党项部落首领也纷纷效仿，率领部落请求归附，于是唐朝也在其地分别设立崛、奉、岩、远等四州，并将各部首领任命为刺史。次年，唐朝在河套平原地区大量安置突厥降部。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唐朝派遣太仆寺丞李世南开党项之地为十六州（河曲十六州），四十七县，设置了众多党项州县。同年，又有党项首领拓拔眯辞内附，以其地为懿、麟、可等三十二州，归松州都督府管辖。不久，又有部落相继内附，唐朝设立、奉、岩、远四州，并以其部落酋长为各州刺史，每州之内都有两三个县。这些羁州县都紧邻松州西境。

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党项最强大的拓拔部在其首领拓跋赤辞的带领下归附了唐朝。唐在其居住地设立懿、嵯、麟、可等三十二州，以松州为都督府，拓跋赤辞被任命为西戎州都督，而且唐朝还将皇室的李姓赐予了拓跋赤辞，但直到唐朝末年，党项人才接受了这个姓氏。其他党项首领也都被任命为各自新设立的都督府、州的都督、刺史职务。如此，生息在青海湖以东、黄河源头附近的河曲地区的大约34万党项人都成为了唐朝的属民。

在党项拓跋部附唐前后，地处青藏高原的吐蕃强盛起来，他们向北灭了吐谷浑，党项各部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有的被吐蕃征服。拓跋部首领害怕被吐蕃吞并，于是请求迁入唐朝。李隆基下诏在庆州（今庆阳市）设置静边州安置党项，原唐静边州辖下的党项诸州也一并迁徙。而留在松州的党项部落，成为吐蕃统治下的“奴部”，被称为“弥药”。

李治永隆元年（公元680年），吐蕃侵扰唐朝，随后占据了党项等部落的土地。则天皇后长寿元年（公元692年），党项部落万余人脱离吐蕃，归属武周，被武则天分别安置在十个州。李豫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党项军队在吐蕃的带领下进攻唐朝。唐代宗永泰元年（公元765年）九月，党项族在唐朝将领仆固怀恩的煽动下与回纥汗国、吐蕃、吐谷浑等部族共同进犯唐朝，于十月被劝降。

代宗时期（公元762年~779年)，散居在灵（今宁夏灵武）、盐（今盐池县）和庆州一带的党项部落，又迁往银州（今陕西米脂）以北，夏州（今靖边县境）以东地区。有的迁至绥州（今绥德县）、延州（今陕西延安）一带。当时居住在夏州的党项部落号称平夏部，居住在陇山（六盘山）以东庆州的，号东山部，居平夏地区南界横山地区的称南山部。还有一部分党项部落曾东进过黄河到石州（今山西离石县），后又返回河西，定居在夏、银地区。元和九年（公元814年），李纯诏令复置宥州（今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旗境）来保护当地的党项部落，之后又让太子中允李寮宣安抚党项，远近的商人都带着货物到此与党项族人民交换羊、马等牲畜。在唐朝的扶持下，党项部落逐渐发展起来。

唐文宗开成年间（公元836年-840年），唐朝藩镇的一些官员放任当地豪强、商人肆意掠夺党项族居民的羊、马财产，党项人对此非常不满，于是纷纷举行起义。李忱大中四年（公元850年），唐宣宗命凤翔府李业、山西省李拭合节度兵讨伐党项，随后党项被平定。唐咸通（公元860年~873年）末，党项平夏部首领李思恭担任宥州刺史。李儇中和元年（公元881年），拓跋思恭因参加了镇压黄巢农民起义军的战斗，被升为夏州定难军节度使，统辖夏、绥、银、宥、静（今陕西米脂县境）五州地区。中和三年（公元883年），拓跋思恭被封为夏国公，赐李姓。从此，夏州党项李氏成了名符其实的唐朝藩镇，雄据一方。

五代十国时期

五代时期(公元907年~960年)时期，党项李氏对中原王朝的梁、唐、晋、汉、周及北汉相继保持着臣属关系。后唐长兴四年（公元933年)，夏州定难军节度使李仁福死后，后李嗣源企图用调防的办法，迫使李仁福之子彝超调离夏州，打算兼并夏州。由于遭到党项夏州政权的军事抵抗，明宗被迫妥协。随着党项政权政治威望的提高与军事力量的增强，党项部落的活动范围也逐渐扩大。一些党项部落还进入汉族居住的地区，与汉族杂居，接受了更多的汉族文明，这些党项部落被称为“熟户”，与散处山野聚族而居的党项"生户"相对。此时期的党项不仅开始和回鹘势力接触，而且随着吐蕃势力的衰落，开始入侵吐蕃人的聚居地。

宋朝时期

北宋王朝建立之初，对党项夏州李氏政权实行优抚政策，加官进爵、维持联系。之后赵匡胤为加强中央集权，采取了削弱藩镇割据势力的措施，成为对党项政权的威胁。北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夏州定难军节度使李继筠死后，党项政权内部因承袭问题发生矛盾。新上任的定难军节度使李继捧被迫向宋朝献出所管辖的夏、银等五州地，李继捧及其族人也被召去京城居住。李世民赐李继捧姓名李继捧，并对其封官进爵。自此，宋朝得到了党项李氏世代承袭的领土。而党项政权内部开始急剧分裂，时任定难军管内都知藩落使的李继迁不愿内迁，随后逃往夏州东北300里的地斤泽（今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旗东北），号召部族，抗宋自立。

北宋雍熙三年（公元986年），李继迁反思四年间独立反抗宋王朝的失败教训，明白独自抗宋是困难的，于是确定了结辽抗宋的策略。二月，李继迁派张浦到辽朝归附，耶律隆绪授予李继迁定难军节度使、银夏绥宥等州观察处置等使、特进检校太师、都督夏州诸军事等职。十二月，李继迁向辽求婚，圣宗将宗室女耶律汀下嫁于他。北宋淳化元年（公元990年），李继迁又被辽封为夏国王。与此同时，宋朝则令李继捧回夏州镇守，希望能收抚继迁。继迁与继捧为了各自利益，在宋、辽两国的挑唆与支持下，时而勾结，时而火并。最后，继捧被继迁袭击，逃回宋朝被囚禁。宋朝又毁弃夏州城，逼继迁避居沙漠。北宋至道三年（公元997年)，李继迁在辽的支持下，趁赵恒新即位，向宋朝索要夏州，真宗妥协，李继迁被任命为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夏、银、绥、宥、静五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此后，李继迁又在辽朝的支持下，攻占宋朝灵州，将灵州为为西平府，并从夏州迁居西平。不久后，在同吐蕃首领潘罗支的作战中，李继迁死亡，其子李德明继位。

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即李德明即位的当年，六月，李德明出兵进攻潘罗支，并乘胜攻占吐蕃厮铎督占领的武威郡（今甘肃武威），收服吐蕃折浦、游龙钵等部。北宋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至第二年，李德明四次进攻回鹘失利，凉州又被张掖市（今甘肃张掖）回鹘可汗夜落隔攻破，回鹘成为对党项政权的严重威胁。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时，李德明追尊其父李继迁为“太祖应运法天神智仁圣至道广德光孝皇帝，庙号武宗 。”北宋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德明将首都由西平府迁到怀远镇，改名兴州，正式建都。赵祯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李德明派其子李元昊一举攻下甘州；两年后，瓜州县（今甘肃安西）回鹘首领贤顺归附李德明。

西夏时期

建国

李德明在位之时，同时向宋、辽称臣。他倚仗辽朝之势，又从宋朝得到实惠。而宋、辽竞相拉拢李德明，对其封王进爵。辽封李德明为夏国王，宋封德明为中书令，加太保、太傅，又加赐只有亲王和重臣才能赐予的“崇仁”功臣称号。随后，辽又封李德明为尚书令、大夏国王，并与李元昊联姻。宋朝又加封李德明为夏王。在此情形下，李德明的称帝欲望愈发强烈，他开始积极地进行称帝建国的各项准备，他在出行时，“仪仗卤薄”已与宋朝皇帝差不多。北宋天圣九年（公元1031年）李德明去世时，已为党项大夏国的建立，做好了一切必要的准备。

李元昊继位后，密谋背叛宋朝，改号嵬名氏，自称“兀卒”，发布秃发令，恢复鲜卑族的旧俗，强迫国人在三日之内一律秃发。他还新制西夏文字，改行和汉族不同的礼乐制度等一系列事实。北宋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元昊开始建立年号制度，命令国人使用新制夏字，还通令全国实施简化礼仪制度的规定，不遵行者就要族诛。他在军事制度的建立上做了种种必要的措施。他一面加紧整饰内部，同时就对外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同年，李元昊开始进攻宋朝，随后于景五年（公元1038年）正式称帝。

北宋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李元昊去世，随后其子李谅祚成为皇帝，因李谅年幼，其母没藏皇后专政。李谅祚于北宋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死去，其年仅七岁的儿子李秉常即位，由梁太后摄政。北宋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16岁的秉常开始亲政，由于他表现出对文言文化的亲近，被保守派臣僚不满。北宋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将军李琩劝秉常归附宋朝，此事被梁太后得知，随后李清被杀，秉常被监禁。李秉常死后他三岁的儿子李乾顺即位，梁氏再揽大权，随后重新发动与宋和辽的战争。

南宋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西夏第四任皇帝李乾顺去世，随后李仁孝即位。金天会三年（1125年），金朝灭亡辽朝，对西夏树立宗主权。夏州统军萧合达是辽国皇室的姻戚，因对西夏投附金朝不满，于1140年起兵反叛，图谋恢复辽国，随后被平定。此后，西夏又发生饥荒、地震，西夏民众起而反抗，但都被镇压了。金明昌四年（公元1193年），夏仁宗李仁孝去世，此后西夏政局不稳，帝位更迭频繁。

灭亡

金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李纯佑被李乾顺（李乾顺）之孙安全废黜，随后死去，安全自立为帝，是为李安全，于金大安三年（公元1211年）被宗室李遵顼所废。遵即位后，改元光定，是为神宗，奉行附蒙攻金政策，在位数十年间多次主动或应蒙古征调进攻金朝。金元光二年（公元1223年），神宗眼看大难临头，于是将皇位传于其子德旺，是为李德旺。金正大三年（公元1226年），夏献宗因听闻蒙古大军进攻，惊惧而死。随后其弟清平郡王的儿子南平王睍继位，是为末帝，仅即位一年，他便向蒙古投降被杀，西夏宣告亡国。

西夏被灭时，党项人四处逃亡以躲避蒙古军的征服，他们分散各地，因此，作为一个独立民族的党项人，也就从历史上消失了。

人口

截至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党项内属人口达30万。至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党项族人口约为34万。

政治

从唐末至宋初，党项夏州政权都以中原王朝节度使的身份进行统治，其部落与族帐首领也被授予蕃落使、防御使、团练使、都押牙、指挥使、刺史等职。李继迁、李德明时期，党项夏州政权所辖范围的扩大，境内除党项人户外，还包括了大置的汉人以及吐蕃、回鹘、契丹等族，原有的节度使身份与松弛的统治制度，已适应不了新形势。于是李继迁开始模仿宋朝制度设立官职。宋雍熙三年（公元986年)，李继迁攻占银州后，打算称王，当时在谋士张浦的劝阻下，仅称都知蕃落使，暂代定难军留后，对部下则“设官授职，以定尊卑”，仍然沿用中原王朝过去对党项所封的官职名称，如左、右都押牙，蕃部指挥使、团练使、刺史等。李德明完全按照中原王朝的制度筹备建国称帝。他当政期间，照搬宋朝的官职名称设行军左司马、都知兵马使、孔目官等。

党项建立的西夏，官制设置基本上模仿北宋，中央行政机构有：中书省、枢密院、三司、御史台、东京汴梁、卫司、官计司、受纳司、农田司、群牧司、飞龙院、磨勘司、文思院、蕃学、汉学等。地方行政编制分州、县两级，在特殊的政治中心和军事国防要地有时也设郡、府。建国不久后，李元昊再次改革官制时又仿宋朝增设了“总理庶务”的尚书令，又改仿宋朝设置的二十四司为十六司，分理六曹。之后李谅祚又对官制进行补充，设立各部尚书、侍郎、南北宣微使及中书、学士等官。到西夏中期的李乾顺、李仁孝时期，进入封建社会鼎盛时期，为适应封建社会发展的需要，西夏的政治制度更趋完善，儒化程度更高。

军事

《隋书·党项传》称党项“俗尚武力”；《辽史·西夏外记》称其“民俗勇悍”；《金史·西夏传》称：“民俗强梗尚气，重然诺，敢战斗”；元人袁桷则称：“其民沉鹭尚勇”。建立政权前，党项族“俗尚武”，以勇敢、剽悍、顽强、善战的习俗著称于世；建立政权后，他们重武技，尚武风，挟武力以抗宋、辽、金；在西夏政权灭亡后，在元朝的西夏遗民中，仍然是“其民多武勇少文理”。

党项贵族首领李继迁靠侵宋掠夺战争扩大了地盘，建立了以西平府（灵州）为中心的根据地。中间经过了李德明近30年的和平时期之后，从元昊继位起到西夏建国至国亡的近200年中，西夏同它的邻国——宋、辽、金、蒙古相继发生战争，战争有时旷日持久，连年不断。战争几乎成为西夏政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成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手段。

关于西夏的军事制度，学者们的观点并不统一，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金宝祥先生指出西夏军队是一个“带有氏族血缘的部落军事组织”。吴天墀先生则认为：“西夏的军事制度，保留有奴隶制的浓厚残余。”李蔚先生也认为：“西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实行带有氏族血缘色彩的部落兵制。乔幼梅先生则称：“西夏宗族兵制是全民兵役制的基础，而西夏全民兵役制则是宗族兵制的一个发展。”

关于西夏军事制度中其军队是否有中央兵与地方兵之分，大多数学者均认为有，但在中央兵与地方兵的组成方面，学者们的观点并不能达成一致。陈炳应先生认为，西夏军队分为三大部分：边镇军，包括监军司和巡检司兵；中央军，包括兴、灵镇守兵和擒生军；国主护卫军，包括六班直与铁骑。白滨先生认为西夏军队分为侍卫军、中央军和地方部队三种，中央军包括擒生军及镇守兴、灵州之兵，地方军则是指各监军司兵。乔幼梅先生则将西夏军队分为中央兵和地方兵两大系统，中央兵包括拓跋姓王族拥有的宗族兵，与拓跋王族有姻亲关系之酋豪控制的宗族兵，西夏王室的侍卫军及被俘而归顺西夏的宋军；地方兵主要是各监军司控制的宗族兵。

经济

农业

隋唐之际散处于今松潘县以西和青海积石以东山谷草原地带的党项族，以畜牧和狩猎为生，主要畜养牛、马、驴、羊、猪等。内迁后的党项族在汉族的影响下学会了农耕，后来李继迁占领灵州、兴州，得到了历代屯垦的肥沃土地，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到西夏建国前占领河西走廊地区，扩充了凉、甘、肃、瓜、沙的农业区，党项人在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上有了更大的进步，在宋代还出现了大量接受了汉族文明的党项“熟户”。

畜牧业

党项在进入农业社会后，畜牧业仍是其重要的经济部门，内迁后的一些党项人以畜牧业为生，甚至还有的党项部落还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党项马在历史上是有名的，该族主要以马、驼为贡品或交换物。西夏时期，朝廷设“群牧司”为国家管理畜牧业。党项人还喜爱狩猎，因其有习武、生产的双重作用。

手工业

党项人早期的手工业是还没有从畜牧经济中分离出来的畜产品加工，如皮、手纺毛线、毡、毯等。西夏时期，党项已形成了分工明确的各种手工业生产部门，如冶炼业、制盐业、纺织业、造纸、砖瓦业、陶瓷业、酿造业等。西夏的国家机构中设立了冶金司、刻字司、织绢院、铁工院、木工院、造纸院、砖瓦院、出车院等管理部门，分别管理有关的手工业生产与工匠。从后世出土的文物来看，当时的制盐、冶铁、纺织、制瓷等水平都较高。

商业贸易

党项社会内部早期实行物物交换，有用茶、绢等物作为交换等价物。党项迁入内地后，与中央地区的各族人民都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宋朝与党项都设立各种类型的集市贸易市场，进行交换。如宋朝设立的保安军场、镇戍军高平碧榷场等。李继迁也准备在赤沙川、豪驰口“置会贸易”。根据史书记载，当时在宋朝河东路、陕西路沿边一带的久良津、吴堡县、银星、金汤、白豹、折姜等处，均有供西夏与宋朝进行贸易的”和市“。而贸易种类，党项人用其所产的驼、马、牛、羊、玉、毡、甘草、密蜡、麝香、毛褐、羚羊角、北柴胡、红花、毛等换取宋朝的帛、罗、绮、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夏国对宋朝销售以马、羊、牛、驼、盐为大宗。宋朝规定每年从保安军、镇戍军榷场购入马四千、羊两万。元昊时，要求宋朝每年买进西夏青盐十万石。夏国向辽出售羊只购买金、铜、铁或金属制品，和金朝用青白盐、珠玉、马、牛、羊、驼交换粮食、丝帛、铁、钱币等物。党项人还和邻境的吐蕃、回鹘进行交易。回鹘商人过境同宋、辽贸易，西夏还收取1/10的实物过境税。

文化

语言与文字

党项族原本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内迁后，党项人和汉族、藏族往来接触频繁，学会了汉、藏语言和文字，并用汉、藏文字书写记事。元昊准备建国时，主持创制记录党项语言的文字，当时称“国书”或“蕃书”，后世称其为西夏文。西夏文字属表意文字体系，字形方整，基本笔画与汉字相同。文字构成也多采用类似汉字构造“六书”的会意字和形声字等，但与汉字相比，西夏文字笔画更为繁复，多撇、捺，无直钩。文字构成上，会意合成字较汉字中的会意字多，音意合成字比汉字形声字少，象形、指事字极少，类似拼音构字法的反切上下字合成法是西夏文字构成的一大特点。

文字创制后，李元昊下令在国内大力推行，“凡国中艺文牒尽易蕃书”，与周围王朝往来表奏、文书，都使用西夏文字，并附以相应的民族文字。天授礼法延祚二年(公元1039年)，元昊下令设“蕃学”，由野利仁荣主持，教授西夏文。西夏历朝宗室、官吏多出身“蕃学”，仁孝时宗室王仁忠、舒王仁礼，宰相斡道冲等都精通文言文与西夏文。西夏学者用西夏文记载国史，著书立说，如编写出版了多种西夏辞书、文学作品、诗歌谚语、医书，国家用西夏文公布法律、法典，组织翻译佛教经典。用西夏文翻译了大量的汉文典籍，如《论语》《孟子》《孝经》《尔雅》《类林》《孙子兵法三注》《贞观政要》《十二国》等。在西夏的国家机关中设立“刻字司”与出版机构，专门负责图书的刻印出版。从传世的西夏文物文献来看，西夏文字已普及深入到民间日常生活的一切部门，如审理案件、买卖土地的契约文书，借贷筹款文书，请示报告、历书、占卜辞以及碑刻石刻，题记、印章、钱币、符牌等。

宗教信仰

内迁前，党项人尚处于对自然崇拜的原始宗教信仰阶段。内迁后，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生活的复杂化，发展到多神崇拜，有各种各样的神灵和厉鬼。而在党项内迁后居住的河西地区，周围的汉、藏、回鹘、辽朝等民族人民也多是佛教的信徒。之后，历尽迁徙、战乱之苦，饱受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的党项人民将佛教作为精神寄托，佛教也正好被党项贵族与统治者作为麻痹人民的工具。党项建国前，李德明开始向宋朝献马求取佛经。而李元昊通晓佛学，他不仅向宋朝求经，还向印度的游方僧人求索贝叶经，并派使臣到五台山礼佛。后来，佛教作为西夏的国教，西夏的国家机关中专门设有管理宗教、僧人的机构。

文学

党项未创制文字前，已有口口相传的口头文学流传下来，口头文学多是韵文学。西夏诗歌集中有宫廷颂诗、宗教劝善诗、记事诗等，善于用韵文表达思想，今西夏陵出土的汉文残碑上即刻有《灵芝颂》，有“俟时效祉，择地腾芳”、“德施率土，及多方”之句。西夏人民苦于元昊连年战争，也编传《十不如》的歌谣诅咒。

西夏的诗歌、谚语有浓郁的民族风格，而且极富哲理性，比如乾裕十四年（1183）刊行的《圣立义海》中说：“聪明人珍视妇女品行，愚蠢人注意妇女容貌”、“占有牲畜不富，怀有智慧才富”。干祐十八年刊行的由西夏文学家梁德养编辑的谚语集《新集锦合辞》中有“钟爱美观，不会雄强，严守礼节，不会英勇”、“福伴有祸，美伴有丑”等谚语。

艺术

音乐

党项人内迁前的乐器，据《隋书》记载：“有琵琶、横吹，击为节。”横吹即竹笛之类，羌笛在历史上也是颇负盛名的。内迁后，李儇赐给党项首领李思恭鼓吹全部，因此党项音乐受唐朝音乐的影响很深，到宋朝西夏音乐中仍保存唐代遗风，民间则较多保留了党项“土风”歌乐。元吴改革礼乐，认为“唐宋之节繁音”不足效法，下令“革乐之五音为一音”，企图回复到质朴的党项音乐。到赵祯时，为适应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需要，又让乐官李元儒采中原乐书，参照夏国制度修订乐律，赐名《鼎新律》。国家还设有“蕃汉乐人院”管理机构，《番汉合时掌中珠》所记乐器种类很多，其中有三弦琴、六弦、琵琶、琴、筝、箜篌、管、笛、箫、笙、七星、大鼓、丈鼓、拍板等。西夏的音乐在宋朝也很有名，宋朝曾请西夏的“蕃乐人”到宫廷演奏。西夏国亡后,蒙古王朝采用西夏旧乐，称河西乐，河西乐在元朝一直流行。

美术

党项人早期的绘画作品没有流传下下来，但在鄂尔多斯市以北的那仁乌拉山、贺兰山内发现大量的岩画，有羊、马、骑者、磨盘和太阳等生产、生活画图，构图简单，风格粗犷、朴实，有的配以西夏文字，可确知为西夏时期党项人所作。西夏时期的绘画今存者以佛寺璧壁画为多，还有佛经木刻画以及世俗的墓葬板画、纸本素描画等作品。保存在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及分处两地的西、东千佛洞中的壁画，主要题材为尊像、本生故事、说法图、经变画、千佛、菩萨、供养像及装饰图案。此外还有像舞乐图、飞天、水月观音、唐僧取经图、农耕图、踏礁图、酿酒图、锻铁图以及各种生产工具图等反映社会生产、生活情景的画图。西夏壁画远宗唐法，近承宋风，吸收了回鹘佛教壁画艺术成份，又接受来自西藏自治区藏传佛教绘画艺术的影响，在构图、造型、线描、敷彩等方面逐渐形成了本民族风格特点。墓葬木板彩画，内容为武士、侍从、家畜等，线条流畅，形象逼真，生活气息浓厚，反映了党项世俗生活情景。此外，西夏时期的雕塑水平也较高，主要表现宗教内容。

社会

服饰

党项人在政权成立之前采取原始部落制为主的生活方式，衣着材质以动物皮毛为主，根据《旧唐书》的记载，当时的党项人“男女并衣裘褐，仍披大毡。”根据《杂字》记载，西夏服装搭配有：皂衫、褐衫、披毡、汗衫、衬衫、背心、袄子、草履等。西夏立国初有模仿汉服之风，但根据后世出土的文物，可知当时的文官武将还是以游牧服饰为主。

住所

早期以畜牧业为生的党项人居住在覆盖毛毡的帐篷里，党项人称其为“族帐”。定居西北高原的党项人，则修造土屋。而有官爵的党项人，修盖瓦房居住。

习俗

婚俗

早期的党项族还遗留着群婚制残余。在党项的贵族阶层，一夫多妻的现象相当普遍，包办与买卖婚姻也广为流行。根据宋代史籍的记载，府州党项有逃婚情死者，一族亲友要为死者椎牛设祭，祈祷升天。

丧葬

早期的党项，人死后一般实行火葬，可能还有埋尸骨的习俗。后来广泛采行了土葬的方式，西夏的帝王宗室采用了唐、宋帝王的陵寝制度，修建皇家陵园。在葬俗上保留了某些党项葬俗的特点，特别是在一般党项人的丧葬中还保留了火葬仪式。

其他

具有民族特色的党项习俗还有占卜，占卜在党项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目的是问吉凶、决疑难。党项人战败后，会采用“杀鬼招魂”的仪式给亡灵超度。党项人忌讳在晦日和重单日（）作战。打了败仗后，他们会隔三日又到那处地方，捉人马或缚草人埋于地，众人用箭射它。此外，党项人还认为敌方女兵是不祥的。

争议

党项拓跋氏族属

关于党项拓跋 ( 拔) 氏的族属及祖源，因文献中存在着相互矛盾的记述，学界对此争论不休，他们主要有两种看法: 其一，“鲜卑说”，即党项拓跋氏与北魏皇族鲜卑拓跋氏同源; 其二， “羌族说”，认为党项拓拔氏源于羌人。

党项民族的最终流向

西夏灭亡后，关于党项族的流向，学界主要给出了四种可能的流向：一是继续留居西夏故地；二是迁居内地；三是南下流入青藏高原；四是移居中亚。

继续留居西夏故地

据《蒙古秘史》记载：“猪儿年成吉思汗崩，后将唐兀惕百姓，多分与了也遂合敦”。如今，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台地的边缘，分布着一部分被称为“唐古特、斡索黑”的党项族后裔。他们主要聚居在鄂托克前旗的布拉格苏木、鄂托克旗的巴音陶亥乡和查布苏木。根据《鄂尔多斯蒙古部民考》的记载，现在的唐古特部可能与西夏有关。但是现如今，他们与其他蒙古族人并没有明显的区别，这部分党项人已经完全融入到蒙古民族中。另外，在陕西省北部的米脂县、白于山地区也居住着许多拓跋姓复姓和拓姓的汉族居民，他们很可能也是党项族的后裔。在西夏灭亡后，他们逐渐与汉族融为一体。

迁居内地

西夏灭亡后，蒙元统治集团将唐兀人列为色目人之一，其中许多愿意为元政府效力的人，受到蒙古统治者的重用。并逐渐与河北大名一带的汉族融合。同时，濮阳市地区的杨姓西夏后裔以及安徽的余氏家族等也是因为仕元而迁居到内地的。元朝还设立了由唐兀人组成的军队，例如质子军、宿卫军和镇戍军等。这些军队被元政府驻扎在全国各地。此外，蒙元统治者还多次把西夏故地的居民迁往别处。

1985年，任崇岳、穆朝庆据河南省濮阳市城东柳屯乡杨十八郎村发现的《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杨氏族谱及记载杨氏事迹的《述善集》等资料，调查考证后发表了《略谈河南省的西夏遗民》《西夏遗民在河南》《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笺注》等文，考证居住在十余个自然村中杨姓居民为西夏凉州土著唐兀氏后裔。其民族成分应是党项羌族或藏族。

南下流入青藏高原

在西夏灭亡前，便有一部分西夏王室贵族投靠了西藏自治区的萨迦政权，定居昂仁，随后逐渐成为那一带的掌权者。入元后，他们多次被封为大司徒、国公、元朝国师，并世袭万户长的头衔。因此，昂仁地区在元明时期仍有许多西夏王室后裔存在，并最终融入了藏族中。

四川省的康定市、松潘县、丹巴县等地曾经是党项民族的原居地。在唐朝时，由于吐蕃势力的压迫，大部分党项人不满吐蕃的统治而北迁。然而，仍有一部分党项人选择留下，并成为吐蕃的附属部落，他们被称为弥药。这些人是康藏地区所谓原始的木雅人。西夏灭亡后，一部分西夏人在今天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木雅地区定居下来，并建立了一个小规模的政权。该政权的首领被称为“西吴王”，这是西夏王的称号。这个小政权一直持续到明朝时期，并成为正式的土司，直到康熙三十九年因为绝嗣而停止世袭。这些人并未与周边的藏族融合，是比较纯粹的西夏民族后裔。

另外，还有一部分西夏人继续南迁，进入后藏的萨迦地区。在孛儿只斤·忽必烈南征时，他们越过喜马拉雅山脉的囊巴拉山口，抵达现今尼泊尔境内的索伦昆布，并在当地定居下来。随着世代繁衍，他们形成了今天的谢尔巴族。而在中国西藏境内的一部分西夏人则被称为夏尔巴人，分布在樟木口岸、陈塘、定日绒辖等地。

移居中亚

在西夏灭亡之前，有一部分西夏人选择迁居中亚地区。据《长春真人西游记》中记载：公元1221年，长春真人丘处机奉命前往中亚拜访成吉思汗，到达原花剌子模国的首都邪米思干城时，他注意到城中“大率多回纥人，田园不能自主，须附汉人及辽朝、河西等，其官长亦为诸色人为之”，这说明当时迁徙到中亚的西夏人已经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成为回纥人依附的对象。此外，元虞集的《道园类稿》中也记载了曾在西夏中过进士的曲也怯祖之子阿波古，从察合台汗国之孙阿鲁忽征中亚，至撒马尔罕，“领番直，主弓矢鹰之事，而治其人民焉。”西夏人阿波古镇守此地，与后代在此地定居，并与当地人民融合。

参考资料

西夏历史与文化.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2023-07-06

中和节漫谈：节应中和天地晴.洛阳网新闻中心.2023-0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