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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

刘向

刘向（约公元前79年－约公元前8年），本名刘更生，字子政，沛县（今江苏省沛县）人。西汉刘交刘交之玄孙、休侯刘富之曾孙、宗正刘辟彊之孙、阳城侯刘德之子、经学家刘歆之父。西汉著名经学家、目录学家、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文献学家。

约汉宣帝地节二年（约公元前68年），刘向十二岁，因恩荫被封为郎，二十岁升为谏大夫。汉宣帝广招贤才，他与王褒、张子侨等人进献数十篇歌功颂德的文章。汉宣帝信奉神仙方士之术，刘向进献《枕中鸿宝苑秘书》，声称有炼金之术，按方铸金，未成下狱，后免死。被征召授习《穀梁传》，并在石渠阁讲论《五经》，升迁为散骑、谏大夫、给事中。汉宣帝黄龙元年十二月（公元前48年），刘奭即位。刘向、萧望之、周堪计划罢免外戚许姓、史氏及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反被诬告下狱。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刘向暗中指使他的外亲上书，再次被逮捕下狱，贬为庶人。刘骜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汉成帝即位，刘向被拜为中郎，改名为“刘向”，朝廷被邛成太后外戚把持。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刘向领校中《五经》秘书之职，之后又被任命为中垒校尉。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刘向上《谏营昌陵疏》，并著《列女传》《新序》《说苑》规劝帝王。约汉成帝绥和元年（约公元前8年），刘向去世，终年七十二岁。

刘向作品众多，编著作品有《战国策》《山海经》《晏子春秋》等，原创作品现存世的有《九叹》《请雨华山赋》等赋；《使外亲上变事书》《谏营昌陵疏》等奏议共10篇；《杖铭》《董炉铭》共2篇；《列女传》《说苑》《新序》等传记。东汉史学家班固《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传》评价：“向为人简易无威仪，廉靖乐道，不交接世俗，专积思于经术，昼诵书传，夜观星宿，或不寐达旦。”历史学者郝继东《刘向与〈新序〉述评》中评价：“刘向、刘歆父子在文献学方面的贡献是非常杰出的，他们的校书工作可以说是两汉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文献整理活动，他们的贡献不仅功显于当世，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人物生平

出身皇族

刘向，本名刘更生，字子政，约刘弗陵元凤二年（公元前79年）出生，沛县（今江苏省沛县）人。刘向出身于王侯之家，高祖父刘交刘交，是汉高祖刘邦同父异母的弟弟；曾祖父刘富，刘启时被封为休侯；祖父刘辟彊，晚年官拜光禄大夫、守长乐卫尉，后升为宗正；父亲刘德，官至宗正，因为拥立汉宣帝而被封为关内侯，后晋封为阳城侯。

年少入仕

约汉宣帝地节二年（约公元前68年），刘向十二岁，因为恩荫而被封为辇郎，二十岁行冠礼后，因行为修饬而被升为谏大夫。当时，汉宣帝仿照刘彻的做法，广招贤才，刘向能文善赋，与王褒、张子侨等人面见皇帝，并献上了数十篇歌功颂德的文章。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汉宣帝开始信奉神仙方士之术。汉武帝时，刘向的父亲刘德因为审理“淮南王谋反案”而得到了一本《枕中鸿宝苑秘书》，此书上讲的是修仙、炼金术及长生不老术，刘向从小阅读，认为书上写的内容很奇妙，就向汉宣帝进献了此书，并声称有炼成黄金的方法。汉宣帝于是命令刘向到“尚书作坊”按方铸金，花费了很多金钱，却没有炼成黄金，汉宣帝大怒，刘向以“铸伪黄金”罪被关进监狱，论罪当死。刘向的父亲刘德上书请罪，刘向的哥哥阳城侯刘安民上书，愿意缴纳一半封地人口，来赎刘向的罪，汉宣帝也认为刘向是个人才，让他减死论罪。恰好《穀梁传》刚立，于是征召刘向讲授《梁春秋》，并在石渠阁讲论《五经》，之后又拜刘向为郎中、给事黄门，升迁为散骑、谏大夫、给事中。

两次入狱

汉宣帝黄龙元年十二月（公元前48年），汉宣帝驾崩，刘奭即位。太傅萧望之升迁为前将军，少傅周堪升迁为诸吏光禄大夫，都领尚书事，很是受汉元帝的尊重及信任。萧望之及周堪认为刘向身为宗室，为人忠直且经学学问好，遂升刘向为散骑宗正给事中，和侍中金敞做左、右拾遗。四人同心协力，辅佐汉元帝。当时的外戚许氏、史氏在位放纵，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弄权，萧望之、石堪、刘向准备向汉元帝禀告，罢免他们，但计划泄露，反被许氏、史氏、弘恭、石显诬告，周堪、刘向皆被下狱，后与萧望之一起被免官。

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出现了一系列的灾害及星象奇异事件，秋天，刘奭征召周堪、刘向，想任命他们为谏议大夫，但因为弘恭及石显的反对，改成了中郎。冬天，又出现了地震，弘恭、石显、许姓、史氏的子弟侍中诸曹，蠢蠢欲动，想要生事。刘向害怕弘恭、石显等人权势滔天，不敢亲自上书，于是暗自指使他的外亲进谏，说“灾害及星象奇异事件跟弘恭、石显等奸有关，只要斥退他们，再任用萧望之等忠正无私的贤良之臣，灾异事件的源头就会关闭，而太平之门就会大开”。奏书呈上去后，弘恭等人怀疑是刘向所为，所以严加拷问刘向的外亲，刘向的外亲承受不住，只能招供，刘向于是再次被逮捕下狱，因罪被贬为庶人，萧望之也因为让儿子上书伸冤而获罪，在狱中自杀，刘奭因此哀悼悔恨。

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汉元帝提升周堪为光禄勋，周堪的弟子张猛为光禄大夫给事中，弘恭、石显害怕，多次毁谤周、张二人，刘向害怕弘恭、石显诬陷周、张二人，认为周、张二人在位，自己还有可能起复，于是再次上书进谏。奏书推察了《春秋》的灾异，分条列举原因，总结为“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及灾异事件，归根结底还是贤臣与奸佞地位的消长，而贤臣与奸佞的任用与疏远，关键在于君王的禀性与智慧，现在的朝堂充满了争权夺利，毁誉混乱之象，建议刘奭效法先贤明圣君主以铁的手腕镇压外戚、宦官集团，这样就能消除诸多灾异，等待祥瑞的到来”，并在奏书的最后告诉汉元帝，奏书的内容不适宜泄露。然而，弘恭、石显、许姓、史氏还是看到了奏书，更加怨恨刘向，并且上奏弹劾周、张二人执政的过失，长安令杨兴、城门校尉诸葛丰等大臣也说周、张二人的坏话，汉元帝大怒，先免了诸葛丰的官职，再将周堪降职为河东太守，张猛降为槐里县令。弘恭、石显等人无人掣肘，愈加专权。三年多后，孝宣庙发生了火灾，同月还出现了日食现象，刘奭召周、张二人回朝，但弘恭、石显党羽众多，之后周堪病死，张猛被诬陷而自杀。刘向很伤心，写了《疾谗》《擿要》《救危》《世颂》等八篇依古讽今的文章，来哀悼自己以及被迫害的贤臣，于是赋闲在家了十多年。

修书进谏

刘骜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汉元帝驾崩，汉成帝即位，石显等人伏罪，刘向于是再次被任用。他将自己的名字“刘更生”改名为“刘向”，以故九卿的身份拜为中郎，担任领护三辅都水的职责，刘向多次向汉成帝进谏，被升迁为光禄大夫。此时，朝廷已经被邛成太后外戚把持，太后是王政君，汉成帝的舅舅、外戚阳平侯王凤为大将军，王氏还有兄弟七人都被封为列侯。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汉成帝诏令刘向领校中《五经》秘书之职，负责整理从各地搜采来的经书文献。是时灾祸频生，刘向认为是外戚专权的罪过，专门写了《洪范五行传论》十一篇，向刘骜进谏，然而，汉成帝知道刘向说的有道理，但其时天子势弱，没有办法夺取王氏的权力。阳朔二年（公元前23年），刘向被任命为中垒校尉。

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刘向上《谏营昌陵疏》，劝谏汉成帝不要过分追求奢侈，为了修建规模宏大的延陵昌陵，劳民伤财，汉成帝看到后很感动，但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刘向看到奢靡之风兴起，而赵飞燕、赵合德姐妹以及卫婕妤等宠妃出身卑贱，却贵倾后宫，逾越礼制，为了规劝帝王，教化后宫女性，于是著《列女传》八篇，进献给刘骜。《列女传》摘取《诗经》《尚书》中的一些武贤妃贞妇，将她们所做的兴国显家的事情，记载下来作为妇女的榜样；再取一些后妃宠妾，将她们所做背节弃义、荒唐淫奢导致国致国乱家亡的事情，记载下来作为警惕。又摘取传记故事，著《新序》《说苑》共五十篇进献。之后，刘向数次上书进谏，言辞恳切，汉成帝虽然不能采纳，但心中赞许，也很信任他，并且多次想任用他为九卿，然而因为邛成太后外戚阻挠，刘向始终得不到升迁，居列大夫官职前后三十余年。约刘骜绥和元年（约公元前8年），刘向去世，终年七十二岁。

人物作品

编著作品

原创作品

赋

奏议

铭

历算专著

小说

书信

传记故事

学术专著

主要思想

哲学思想

刘向的哲学思想是和西汉的社会主义一致的，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刘向以儒家的社会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为主流，以忠君为核心，认为孔子是百家之祖，《别录》中记载“若周之末，孔子即没，后世诸子，各著篇章，欲崇广道艺，成一家之说，旨趣不同，故分为九家。”意思是“诸子起源于孔子之后，因为对孔子学说的旨趣不同而对孔子思想进行不同的解释，所以才分裂成为九家”，提出了著名的“九流十家说”。刘向强调儒学的教化功能，针砭时弊，他编撰的《列女传》《说苑》《新序》都是为了达到劝世讽俗的目的。刘向还对经子关系重新定位，融诸子各家于儒学，创造性地发展儒学。例如《说苑》二十篇，从“君道、臣术、立节、贵德、政理、尊贤、正谏”等题目上看，这是一部儒家著作，然而，其中的内容却囊括了子史百家之言。

在刘向早年时期，道家思想“黄老之学”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主张清静无为、崇俭抑奢、德主刑辅、去祸求福、敬慎修身。例如在《说苑·君道》中，他就曾经说过“人君之事，无为而能容天下。夫事寡易从，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获罪也。大道容众，大德容下，圣人寡为而天下理矣。”意思是“作为君主，应该无为而治，能够容纳天下。事情少就容易遵从，法律简单就容易遵守，所以百姓不会因为触犯政令而犯罪。大道容纳众人，大德容纳下民，圣人少做事情而天下就得到治理了。”

刘向继承了以董仲舒天人感应为核心的阴阳五行灾异理论，在《洪范五行传论》中，他按照“比类相从，各有条目”的方法，将政治上的错误分成若干类，再把灾异分为若干类，然后把这两类事物联系起来，以天人感应论加以解释，认为政治上的某类错误，随之必然出现某类灾异。刘向认为国家的灾异现象大多是外戚和宦官的专权造成的，还将阴阳五行灾异理论应用到现实中的政治斗争当中。例如在《极谏用外戚封事》中，刘向就历数了“政由王氏出”的危害，说“当事物达到极盛状态时，往往会出现一些异常的变化，现在王氏先祖在济南市的坟墓，那些梓木做的柱子上长出枝叶，繁茂葱茏，高出屋顶”，再说“王氏与刘姓亦且不并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则上有累卵之危”，强调王氏外戚的势力过大，刘氏王朝陷入危险之中。

文学思想

刘向的文学思想是以经学为中心的。他深受儒家学说影响，认为儒家经义是治国之要，文章之本，文学应该为经学服务。在《晏子叙录》中，刘向就说过“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提出“文章可观”，但首先要“合六经之义”。刘向继承了先秦初期的杂文观念，注意到“文”与“武”社会效能的区别，认为从不同的思维视角观察问题，就有可能引导人们去探索文学的本质和特征。

刘向所写的辞赋、小说、历史故事甚至是奏疏，都含有不同程度的教育功能。《汉书·刘交传·附刘向传》中记载，刘向是看到了奢靡之风兴起，刘骜的宠妃出身卑贱，却贵倾后宫，逾越礼制，为了规劝帝王，教化后宫女性，于是著《列女传》八篇。而在历史材料的使用上，刘向并没有简单地照搬史实，而是对历史故事进行人为地加工，以加强美刺教化的效果。刘向还借用阴阳五行灾异理论，依靠“天命”“谴告”等手段来达到讽谏的作用。例如在《谏营昌陵疏》中，刘向就说过“死者恨于下，生者愁于上，怨气感动，阴阳因之以饥”，意思是“死去的人含恨不已，活着的人忧愁不休，怨怒之气感应上天，使阴阳失去正常规律而出现旱灾饥荒。”强调“压抑怨气，会遭天谴，阴阳失调，国家就会出现灾祸”。

在诗学思想方面，刘向提出了“诗无通”，意思是抛开语言的想象，根据需要去挖掘其深刻的内涵，而不必拘泥于字面的意义。例如刘向曾经多次引用过《诗经·风·柏舟》中的“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并且每次引用时，所表达的意思都不同。在《新序·节士》中，刘向引用“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用以赞美苏武忠于祖国的民族气节；而在《说苑·立节》中，刘向再一次引用“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则用以说明君子拥有的高尚节操。

史学思想

刘向的史学思想受到了哲学思想的影响，他既有比较理性的历史观，认识到了历史的变化表现为王朝的更替、政权的变迁和道德的存废，认为历史时代可以划分为“治世”“乱世”“亡国”，统治方式可以分为“王者”“霸者”“强者”三种模式；又因为尊崇儒家，忧心忡忡于刘姓天下，想要以历史的变迁来警戒君主，挽救刘姓王朝。

刘向继承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是西汉后期天命史观的重要代表，他所著的《洪范五行传论》，将上古至西汉中期的符瑞灾异与各朝代社会政治得失，加以一一对应和比附，并且十分注重人事的作用，他认为历史的发展也是由人来决定的，遇圣主行仁德礼教，则上天降福，遇昏君行荒淫暴乱，则上天降祸。刘向还认识到了历代女性对历史的影响，他所著的《列女传》，将国家的治乱兴亡与女性紧密联系起来，并且选取了正反两类类型，阐述了贤德女性对国家的佑助功勋，嬖佞女性对国家的破坏能力。

文献整理思想

刘向文献整理的主要思想是以“六经”为主导地位，又不否认诸子学说符合六经之大旨的内容。他选用专业、学术思想一致以及有一定图书整理经验的人才，以经学思想作为文献整理的标准，把符合上列的书籍都收集为图书整理的对象，但也不顽固抱守经学，简单地否定和抛弃诸子之学，而是采取客观分析的态度，把诸子学说中合于六经的成分指出来，作为对经学的一种补充，之后再删除或者修改诸子学说中不符合六经的地方。

校勘学思想

刘向的校勘学思想主要表现在图书的收集、来源的分辨、内容的确立、文字的校定等方面的指导思想。在图书收集方面，刘向存在着异本搜求的意识，对存世的不同抄本网罗尽；这些图书的来源，有些是政府藏书，有些是私人藏书，有些是民间百姓的献书和地方政府求访而来的图书；在内容方面，先确定一个抄本作为底本，其他抄本作为对校本或者参校本；具体校勘思想，则被刘向称为“校”，即一个人读书，校对上下字句，发现错误就改正，这叫做“校”；一个人拿着书，另一个人朗读，就像仇人相对而立一样，所以叫做“雠”。

目录学思想

刘骜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刘向担任校中《五经》秘书，数年后写成了中国目录学的奠基之作《别录》，刘向也成为了中国目录学的鼻祖。刘向的目录学思想包括书目提要的编写思想、图书分类的思想以及编目的思想。书目提要编写的主要指导思想是为刘氏帝王服务，也为了将来图书分类编目顺利而有效地进行；图书分类的指导思想在于辩论文章和学术观点，考察其源流和发展；编目的指导思想，是把六艺排在目录的首位，在诸子的排序上以经世致用为原则。

辨伪学思想

刘向的辨伪学思想涵盖了辨伪学的态度以及伪书产生的原因。刘向在编写叙录和《七略》时，强调在伪书解释中指出伪书的特征是必要的，并且要对此进行收录和注解，作为学者，应该秉承着对学术忠实的学术原则，不能认定的可作存疑，留待后人做出更好的评价。对伪书产生的原因，刘向父子也有分析，主要是两种，一是认为写伪书者不满现状，假托上古圣人以传书；二是后学假托始祖以传书。刘向会对伪书进行考定，标志为“疑”“依托”或“后世所加”，再对其进行解释。

人物争议

生卒年之争议

对于刘向出生及去世的具体年份，历史学者一直存在争议。《汉书·刘向传》记载“刘向死的时候七十二岁，十三年后，王莽代汉”，于是，学者们以“王莽代汉”的时间来推断刘向的t卒年。历史学者对于“王莽代汉” 的时间，有四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以现代学者葛启扬为代表，认为“王莽代汉”是在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他们由此推断出刘向生于汉昭帝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卒于汉成帝元延四年（公元前9年）。

第二种：以清代学者钱大昕、吴荣光，现代学者钱穆等人为代表，认为“王莽代汉”的时间是在孺子婴居摄元年（公元6年），则刘向生于刘弗陵元凤二年（公元前79年），卒于刘骜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第三种：以清末学者姚振宗、周寿昌等人为代表，认为“王莽代汉”的时间是在孺子婴初始元年（公元8年），则刘向生于汉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卒于成帝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第四种：清代学者叶德辉、现代学者杨树达等人为代表，认为“王莽代汉”的时间是在王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则刘向生于汉昭帝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卒于刘欣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

人物评价

东汉史学家班固《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传》评价：“向为人简易无威仪，廉靖乐道，不交接世俗，专积思于经术，昼诵书传，夜观星官，或不寐达旦。”意思是：“刘向为人平易朴实，不重威仪，廉洁乐道，不善与人交际，潜心学术，白天背诵书籍，晚上观天上星宿。”又评价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杨雄等人“博学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意思是：“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杨雄等人博学多才，见多识广，通晓古今，他们的言论对世人非常有益。”

清朝史学家全祖望评价：“向之学极博，其说《诗》，考之《儒林传》，不言所师，在三家中，未敢定其为何诗也。”意思是：“刘向的学识非常渊博，他解释《诗经》，考证《儒林传》，没有提到他的老师是谁，在三家中，也不敢确定他学的是哪一家的诗。”

现代古典文献学专家王欣夫评价：“两汉的学术注重实事求是，后人号称汉学。校雠之学，自刘向父子奠定基础，遂为汉学中的主要成分，后来的学者，几乎不能超出它的范围。”

历史学者郝继东《刘向与〈新序〉述评》中评价：“刘向、刘歆父子在文献学方面的贡献是非常杰出的，他们的校书工作可以说是两汉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文献整理活动，他们的贡献不仅功显于当世，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学者邓骏捷评价：“刘向于校勘学的贡献，在于通过整理大量图书的实践，总结出从校雠（校勘）的定义、书面错误产生的类型和原因、校勘的方法和流程，以及校勘成果的处理等一套相对完整的认识体系，确立了校勘学在整个古文献学学科中的重要地位。”

人物关系

人物轶事

藜阁家声

“阁家声”，又称“刘向燃藜读经”。相传，在某一年的正月十五，人们都出去游玩了，刘向还在天禄阁校书到深夜，等到蜡烛燃到尽头熄灭，他仍然在暗中独坐，闭目背诵诗文。突然，一个穿着黄衣，拄着青藜杖的老人扣阁而入，轻轻吹了藜杖的一头，青藜杖便发出光来，照亮了暗室。刘向立刻起身对老人施礼相迎，并询问老人的尊姓大名，老人说自己乃是太乙之精，听说卯金氏之子很好学，特来看一看，并赠刘向一卷《五行洪范》的书籍，飘然而去。刘氏家族其中的“藜照堂”聂氏宗祠堂号就是为了纪念这一段“刘向燃藜读经”的神奇传说而得名的。

参考资料

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的通知.中国政府网.2023-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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