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骅
朱家骅（1893年5月30日－1963年1月3日），字先，浙江省湖州府吴兴县（今吴兴区）人，中国近代教育家、科学家、政治家，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奠基人、中国现代化的先驱。中国国民党内亲德国派人士。
朱家骅年少时先后就读于正蒙学堂、南浔公学，1908年考入上海同济德文医学校。1922年，朱家骅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1926年，朱家骅任广东中山大学代理校务委员长。1927年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中央大学校长、教育部长、交通部长、浙江省政府主席等职。抗战爆发后，历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三青团代中央团部书记长、中央调查统计暨普查局局长、中央组织部长等职。因其长期主管中国国民党党务，形成了自己的派系力量，被称为“新CC系”。1948年冬，朱家骅曾派人将故宫、中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大量文物书籍运往台湾。1948年，新华社发布了43名中国国民党战犯的名单，朱家骅位列其中。1949年，朱家骅前往台湾在台湾，朱家骅历任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台湾地区货币政策主管机关理事和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1963年1月2日，朱家骅因心脏病在台北市逝世，终年71岁。
朱家骅是1920年代至1940年代中德合作中的重要人物。1953年，通过朱家骅的努力，中研院在台北近郊南港建造了新院舍。随后，动物研究所、植物研究所、化学研究所、民族学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等才相继恢复。朱家骅还创办了《大陆杂志》。
人物生平
求学与早期革命活动
1893年5月30日，朱家骅出生于浙江吴兴商人兼地主家庭，父母早亡，由胞兄朱祥生抚养。6岁入塾，13岁入南浔正蒙学堂，15岁进南浔公学。青少年时因兄长在张静江创设的“两浙盐务公司”当帐房而结识张静江。1908年，考入同济德文学校，受革命思潮影响，不满清朝暴政，于辛亥年春天发起组织“中国敢死团”，并任中国敢死团驻汉口代表。
1914年初，朱家骅自费留学德国柏林洪堡大学，1917年，朱家骅回国。次年，朱家骅考上教育部公费留学生赴瑞士，不久转往德国，攻读地质学。1922年，朱家骅获德国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1924年初，朱家骅再次回国，任北京大学地质学教授，并兼德文系主任。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朱家骅与学生参加北京地区反对段祺瑞执政府的游行示威，支援上海人民斗争，遭北洋政府通缉，潜出北京暂回原籍。
投身政治与教育工作
1926年，朱家骅返回浙江省，后应戴季陶之邀去广东，因与国民党中央政会秘书长周觉有谊，先在石井兵工厂当秘书，后因自恃才高言语不逊，被蒋介石撤职扣押，经周觉挽戴季陶援释。同年夏，朱家骅转任广东大学地质学教授兼系主任。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迅猛发展，朱家骅投靠张静江和戴季陶，思想急剧右转，反对学生参加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左派组织的革命活动，污蔑“校内中国共产党分子势力膨胀，随时捣乱”，策划“清理校政”。10月，广东国民政府为纪念孙中山，改组广东大学为中山大学，任命戴季陶为学校委员长，顾孟余为副委员长，徐谦、丁惟汾、朱家骅等为委员。当时其他四人不在校管事，朱家骅代理校务委员长，实权在握。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月15日，广州市方面，朱家骅与李济深、钱大钧等人组织“清党”，制造了广东省地区的“四・一五”反共事件，封闭捣毁工会、学校等团体200余个，逮捕杀害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2100余人。“清党”后，广东省政府改组，朱家骅因戴季陶推荐，登上政治舞台，升任代理省党部常务主席、省府委员，兼民政厅长、广州政治分会委员；8月，广东省政府再度改组，朱家骅任省教育厅长，兼中山大学副校长。之后，朱家骅回到浙江省，利用手中权力推行“新政”，整饬吏治，培植亲信，欲控制全省政治、党务和警察大权，扩大势力范围，积蓄政治资本。朱家骅还组织了“北京大学同学会”，联谊北大校友，标新立异，在1928-1930年间举办三次县长考试选拔人才，还开办浙江省警官学校等，培训人才。
1929年3月，朱家骅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从此参与国民党统治的中枢活动。1930年，朱家骅因操纵亲信占据浙江省党部候选人名额与C.C系引起权力之争，结果遭到失败，在选举中终归失败，张静江也因此迁怒于朱，两人关系破裂。
1930年11月，朱家骅得戴季陶提携，调任中央大学校长。他积极贯彻国民党的思想控制政策，限制进步师生言行，并在题为“中国大学教育的现状及应行注意各点”的报告中，指摘大学之弊端，阐明本人对改革大学教育的观点，颇得各方赞誉，蒋介石也因此加深了对他的印象。
1931年，九一八事变激起全国范围的抗日反蒋运动，学潮迭起，朱家骅抵制学生运动“愤而辞职，不再到校”。12月底，朱家骅被提升为教育部长，次年2月正式接事。
主政教育与其他职务经历
作为“留学生官吏”，朱家骅留心西学，呼吁教育改革，认为高等教育应充实、务实，注重培养实用人才，提倡学术自由，提拔年轻后进，主持制定中学法、小学法以及职业教育、师范教育等法规，订定中小学课程标准，为扫除文盲，发动识字运动，对十岁到十六岁失学儿童进行短期义务教育，主持编写扫盲教科书和教授法，限定认识1500字，限期一年。他还创办了中央图书馆、博物院、编译馆等。
1931年春，朱家骅兼任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1943年改称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董事长；1932年11月，朱家骅兼职交通部长，在部分经济发达地区整顿了混乱不堪的邮政和交通系统，又拨中英庚款资助铁道、电讯部门，接通了粤汉铁路株韶段，建成了九省长途电话网和西北西南无线电话网。1935年12月，行政院改组，朱家骅任中央政治委员会代秘书长；1936年春，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聘请朱家骅兼任该院总干事，1938年，在南京成立后，朱家骅为它拨过一些庚子赔款，作为财政资助。
1936年冬，蒋介石调朱家骅为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兼民政厅长。当时浙江省财政困难，债务近九千万，朱家骅抵浙后召回从前的老班底，整顿财政，改革积弊，终使财政情况好转。1937年抗战爆发，同年11月5日，日寇在钱塘江杭州湾的金山区登陆，上海市已苦战三个月，中国国民党军队面临腹背受敌、前后夹击的处境，全线退却。那时，防御嘉兴市、金山一线的是第10集团军的刘建绪第63师，他们抗击日军进攻无功，竟不顾千百万人民群众的死活，准备借助大自然的力量，挖开沿海海堤，用海潮阻挡日军。朱家骅反对这一政策，曾不止一次对属下说“外边焦土抗战的风气很盛，一旦杭州市撤退时，你们一定要防止”，遂于别动队划定区域，贴好标记，备足煤油、木材，欲采取放火行动时，以省主席和保安司令的名义出面严加制止，使该计划未得实施。其时，朱家骅仍兼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当得知存放于南京朝天宫的一万多箱故宫文物因经费艰窘而无法迁移时，他电呈蒋介石，责其责成侍从室和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无论如何要保住这批国宝珍品，火速抢运西撤。运费由中英庚子赔款董事会紧急垫付。蒋介石按朱电报后，即令侍从室调集了卡车帮同搬运，并令交通部次长俞飞鹏预备了轮船，发动文教人员抢运，把这批文物运到了大后方贵州省。
抗战初期，朱家骅却无“主持省政，守土有责”的观念，日军飞机常至杭、嘉、湖一带骚扰，朱每为此而惶恐不安，他不厌其烦，每日于黎明驱车逃离杭州市去富阳区躲避空袭，傍晚始归。省政府的一应日常事务，统统交由秘书长应付。有关前方战况，均指示僚属早晚两次以电话报告。那时佐理浙江省军务的部下，曾一再请朱去战地附近视察一下，以鼓舞士气，但他始终不敢去。淞沪战事失利，嘉兴市、湖州市随告沦陷，朱家骅更加惊惶失措，束手乏术，他亲自下令控制了运输工具，在全市撒岗，准备迁省府于金华。不久，就离开杭州溜之大吉。1937年12月，朱家骅卸职。此后，朱家骅在中国国民党内任职，曾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中央调查统计局局长并代理三青团书记长等职，在国民党党务、特工系统等方面发挥作用，还卷入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
后期活动与离世
抗战胜利后，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朱家骅继四、五届又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46年8月16日，即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第三天，就从重庆市向广大收复区教育界发表广播讲话，要求维持现状，听候接收；9月20日到26日，教育部在重庆中央图书馆召开“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由朱家骅主持战时教育复员工作，随后，国民政府对教育发表了一系列冠冕堂皇的宣言与法令，包括收复区各省市国民学校教员登记甄审训练办法、全国实施国民教育第二次五年计划等。
1949年6月，阎锡山出组内阁，朱家骅在广州市当了半年之久的行政院副院长，不久即随同国民党政府逃往台湾。在台湾，朱家骅历任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台湾地区货币政策主管机关理事、中德文化协会会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留德奥瑞同学会会长、中韩文化协会理事长等职，但他最重视的工作是重建中央研究院。1963年1月2日，朱家骅因心脏病在台北市逝世，终年71岁。
社会任职
个人生活
家庭状况
成长背景
朱家骅自幼父母早逝，由兄嫂抚养长大。兄弟姐妹八人中仅四人存活。1928年其嫂嫂陈氏去世，1929年兄长朱祥生相继去世后，他肩负起抚养和教育侄儿侄女的责任，于1948年4月15日，在自己生日这天为侄儿朱国勋和钟萃兰主持了婚事。
婚姻情况
朱家骅先后两次结婚。元配夫人程亦容系吴兴人，小他6岁，是其大哥同事周党的外甥女。两人于1913年相识，次年1月订婚，两个月后朱家骅赴欧洲留学，1917年初回国当年8月与程亦容在北京结婚。婚后第二年朱家骅再度出国留学，程亦容一同前往欧洲。在欧洲期间，程亦容因个性活泼、耐不住寂寞，与朱家骅性格多不合，回国后两人渐生龃龉，最终在抗战期间离婚。到台湾后，朱家骅与王文渊女士结婚，王氏未曾生育，朱家骅一生膝下无子，去世时由侄儿朱国勋为继嗣。
经济状况
为官清廉，一生无积蓄，赴台后生活非常窘迫。1953年他染病住院需开刀手术，却因付不出医疗费，不得不请求亲友帮助，最后多半医疗费由友好旧属捐献。1958年他再次吐血病倒，也是得到旧属好友的捐助才得以渡过难关。有旧属送他一辆旧车，他十分感动，认为自己年老无力买车，朋友却在未接受他好处的情况下赠车，令人感念。
健康状况
朱家骅体质原本不错，但因工作太忙，应酬多，生活无规律，导致后来健康出现问题。他酒量很大，年轻时一餐一瓶白兰地不成问题，这导致1937年他任浙江省省主席时曾胃溃疡和上消化道出血。1953年2月，朱家骅又患十二指肠炎。1955年朱家骅应邀赴韩国访问，回程经过日本时，在东京忽感嘴巴不灵活，说话不利索，诊断结果为轻微脑出血。自此以后，他成了医院的常客。1962年，他又出现心脏扩大和血管硬化等症状，行动变得迟缓起来。1963年1月3日下午，他做例行按摩，按摩半小时后感觉身体不适，停止按摩上床休息，一小时后感到胸闷气短，下床走了一小段路就喘证不止，最终于当日下午4时50分离世，终年70岁。
思想观念
教育方针观
抗战胜利前
教育宗旨
以三民主义为根本宗旨，具体为发扬民族精神，提倡国民道德，锻炼国民体格，培养服从法律习惯、团体协作与使用政权能力，提倡劳动、运用科学方法、增进生产技能、采取艺术陶冶、丰富生活意义，以实现民族自由平等、图民生实现。
教育目的
根本目的是复兴民族，提高国民知识程度是民族复兴关键。认为应培养国民民族观念、恢复民族自信，中国社会缺乏组织纪律和团体观念，西方文化输入导致民族自信缺失，需从教育着手改变。
教育本质
朱家骅认为教育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的活动，不同教育本质看法分社会主义、儿童本位、人格教育三大学派，虽观点不同，但都承认教育是人与人之间的“活动”，且上一代人活动对下一代人影响重要。
抗战胜利后
教育目的
分为最高目的和直接目的。最高目的是创造文化、提高文化程度、提升人生价值；直接目的是传授与实际生活有关知识技能，改变或修正个人“个性”，使其为人类生活团体做贡献。
教育本质
朱家骅提出“教育本身就是文化”思想，认为教育活动可改变人类“个性”，使其成为“人格”，“个性”与生俱来，“人格”含社会或道德意义、价值高低意味，进入“文化”领域，教育活动倾向于人格培养，所以教育本身是文化，且在一般文化类型中有特殊形态。
教育意义
针对教育界“教育即生长”观点，朱家骅认为“生长”有“任其生长”“助其生长”“导其生长”三种含义，只有“导其生长”，即先确定目的，再创造条件使生长倾向此目的，才是纯粹教育意义。
青年修养观
精神修养
朱家骅认为近代中国因盲目追随外国致民族自信力丧失，青年正处三观形成期，培养其民族自信力和爱国精神至关重要。以战争中飞机和潜水艇的使用为例，强调使用者若无自信力和爱国精神，先进武器也无济于事。主张青年不能抛弃中国固有文明和精神，应在学习固有文化基础上学习国外东西。
知识修养
朱家骅指出民族因知识技术落后遭受苦难，国家繁荣、人民生活幸福很大程度取决于人民知识水平，在当时人民知识水平普遍低下情况下，加强青年知识修养尤为迫切。认为青年是国家生力军，要自立须强学，立志、忠党、爱国、负责、任重，更须强学。知识浩如烟海，强学要讲究读书方法，国家既需要通才也需要专家，青年应博学专攻，在博览群书基础上，依兴趣选择一门科学专攻，还提倡以一种科学为中心、相关科学为辅佐的学习方法，且学习要有“有恒”精神，将选定科学研究成习惯。
品行修养
中国古代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青年无论是为政还是治学，都要先学会做人，才能肩负国家富强重任。青年要立志，从修养到常识丰富、学有专长、气度恢弘、操守廉贞，才能肩艰负钜、任重致远。品行修养要从气度和操守做起，养成大丈夫气度和贞廉操守，具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之气，坚定信念、择善固执、砥砺廉隅、言行忠信，以“诚笃力行”为方法，从小处、卑处、近处着手，做到言必信、行必果，严以律己、恕以待人。
身心健全
个人需有健全身心才能办事治学、有所成就，青年只有身体健康、心理健全，才有体力和脑力完成学业、做出贡献。身心不健全对民族有不良影响，优秀学生应意志坚强、遇事耐烦。念书要有节制，避免从早念到晚致思想不灵活；要劳逸结合，多参加体育运动以强身健体、增强意志；要有适当文娱活动，组织美术会、音乐会等活动团体，以正当娱乐谋精神安慰。
法律教育观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朱家骅认为“法律”和“道德”原本是维持国家社会秩序的两个方面，中间还有“礼”。近代变法后，旧有礼和道德被冲击，仅靠道德教条难以维持秩序，需依靠法律，通过培养法律观念开展法律教育来维持社会秩序。同时，他不将法律与道德对立，一国法制包含创制的法典和传统的道德，二者相互贯通激荡，法律规范本质上就是道德规范，法治最高目标是求合道德，但法律和道德上的“仁义”有细微差别，需加以区分。
中国法律教育进程的特点
朱家骅总结过去五十年中国法律教育情况，清末学习法律者多留学日本且速成科毕业，国内法政学校起步晚，师资设备缺乏，学法律人数少且有用之才不多；民国因政权不统一，法典未制定，整顿计划难实施，理论与实际进步不显著；南京国民政府后注重实科限制文法科，法律人才在质和量方面进步有限；民国二十七年，法律教育虽有新机会，但法学人才在质与量上仍不尽人意，得出中国五十年来法律教育进程“开始虽早，而进展则较迟缓”的特点。
法律人才培养的筹划
朱家骅指出今后法律教育开展要把握时代适应和社会需要两个前提，在法学人才标准、数量和分布方面需通盘筹划。认为以往人们对法律认知存在误区，导致法律学者水平有限。鉴于法学人才服务于司法、立法等多领域且推动法学学术进步，提出要在理论和应用两方面建立培养标准，法律人才既需具备基本法学知识，又要具备特种法学知识，还需了解多种学科和丰富社会常识。统计法律人才数量后发现人才匮乏，提出扩充法律系学生名额、在无法律系大学增设法律系、根据各地情况增设法律学校等解决办法，还提出纠正法律教育机构分布畸形，使其均衡分布的建议。
学校法律教育的建议
中学
朱家骅根据高中生和初中生实际情况不同设置公民科。高中公民科设置法律专章，将宪法、民法等纳入教材，使高中生系统掌握法律知识，树立法制观念；初中公民科将法律知识合理掺和于其他门类学科，达到潜移默化目的。
大学
朱家骅为培养专业法律人才，大力主张大学必有法学院，法学院以法律系为骨干。同时将法学院分为专研法学不分系和在法律系外设置政治经济系两种，认为法学院设于大学内可开阔学生视野、激发研究兴趣、增厚学术氛围，独立设置则可能导致师生视野局限、影响学习成果，故认为独立法学院只是过渡办法。
社会法律教育的建议
朱家骅认识到欧美社会法律气息浓厚，人们法律意识强，而中国将法律当作专门应用科学，社会缺乏浓厚法律气息。为推动社会法律教育，采取一系列措施，如1948年教育部聘请法律专家编撰《国民法律手册》，举办“法律教育广播”，还命国立编译馆征集法律教育相关剧本及民间艺术（虽因国共内战等原因部分计划未实施）。
边疆教育观
边疆教育的重要性
蒙古、新疆、西藏自治区、青海省等地是我国边陲和国防要地，但因距离远、民族矛盾等致社会动荡，易遭他国觊觎。加强民族团结、稳定边疆社会秩序意义重大。他强调内地与边疆并非对立，随着交通发展交往会更频繁，边疆繁荣稳定与内地发展息息相关。办好边疆教育是建设边疆前提和培养健全干部重要方法，朱家骅重视边疆教育，指出边疆教育不普遍、人民知识水平低，若教育办不好建设无从谈起。
补充边疆师资
师资力量关乎教育成败。边疆地区因地方偏远、生活习惯差异等，存在师资短缺、教师不愿前往任教等问题。朱家骅主张从三方面解决师资问题，一是教育部直接创办师范学校；二是补助各省创设边地师范学校；三是委托高等院校培养边疆师资。抗战胜利后，教育部在其领导下，于南京举办边疆教育师资讲习班，招收多学科专科以上毕业生，学习期满分配到边疆学校工作。同时，为保障边疆教师安心服务，提高其俸给标准，实行年功加俸，服务满4年者享受公费进修等优待措施。
培养边疆人才
根据边疆地理特征，朱家骅主张边疆同胞多学习实用科学。1942年，朱家骅在招待边疆人士茶话会上指出，边疆同胞到内地受教育可学文学、法律等，但建设边疆应多学实用科学，因边疆资源丰富，建设需培养大批学农、学工等人才。针对边疆学生到内地求学因生活习惯、语言文化差异产生沟通困难影响人才培养的问题，朱家骅令中央大学开设补习班帮助其适应和认识内地文化，后又改进措施，特设学生补习专校，让边疆学生就近补习，成绩达标后再到内地深造。在边疆学校文科设置上，主张“应以当地的文字为主，而以国文辅之”，让边疆同胞感到所学能在当地致用，同时也能通过知晓国文了解国内外事情、获得现代知识、到内地任职等。
选拔边疆人才
早年，朱家骅在广东、浙江任职时就主张启用当地人才，对于边疆人才选拔更是如此，认为行政官吏若只靠亲友同乡做事，会导致本地人才闲置生反感，边务工作应就地取材，多用本地人，以发挥边疆人才维护边疆稳定、促进发展的作用。为提高边疆同胞整体综合素质，朱家骅主张将边疆青年分到不同学校学习，在不同部门任职，指导其进入各种学校并统筹办理出路，避免呆板安排，使其能担当各种国家大事。
相关事件
与钱锺书的交往
朱家骅赏识钱锺书的学问，常邀请钱锺书到家中便饭。曾许给钱锺书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的职位，被钱锺书辞谢。1948年，朱家骅再次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当时钱锺书在南京中央图书馆挂职，隶属于教育部。钱锺书从上海市前往南京汇报工作时，因未见到朱家骅留下一封信，信中提到因中暑未能留京聆听教诲、接受宴请，还表示会着手收集朱家骅出访所需的各国与中国文教关系资料，并参与起草演讲稿。朱家骅批示“酌复”。
饱受争议的院士
1948年，朱家骅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然而他的当选饱受争议。他以主持学术机关的身份当选，仅有两篇博士毕业时代的论文。时任北京大学教授、西北大学校长杨钟健认为，在地质学当选的6名院士中，朱家骅对地质方面的工作较少，因其他原因当选，引发许多人不满。时任清华大学农学院院长的汤佩松也对其当选存疑。
后世纪念
1963年1月2日，朱家骅在台北市病逝，蒋介石亲临吊唁，特赠“怆怀勋硕”挽额，遗体则安葬于阳明山公墓。为纪念朱家骅，中国台湾当局专门出版了《朱家骅先生逝世纪念册》，设立朱家骅先生寿辰奖学金。“中研院"自1972年起每年于朱家骅诞辰前以其名举办“朱家骅院长讲座”，以纪念朱家骅对“中研院”做出的贡献。
人物评价
朱家骅作为中国教育界、学术界泰斗，外交界者宿，中国近代地质学奠基人，中国现代化先驱，以其特殊的聪明才智和过人的精力，担当过教育学术、政府、政党等多项重要职务，与中国政局的演变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影响现代中国甚巨。（杨帆《《国民党去台高官 大结局》 评）
他早年留学德国，专攻地质学。获中国地质学会最高奖章——“葛氏奖章”；他是北大年轻教授，与丁文江、翁文灏同为中国早期地质学的奠基人。他一生争斗于乱世，对中国的教育和文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就是朱家骅。（张前方《中国院士与湖州》 评）
国民党高官里还有一个以“生活简朴”著称的是朱家骅。他虽然出任过很多“肥差”，但在任上均能做到“常在河边走，就是没湿鞋”。（《人民政协报》 评）
参考资料
朱家骅.东南大学120周年校庆.2023-11-09
朱家骅.南京大学校史博物馆.2023-11-09
朱家骅.浙江档案网.2023-11-09
朱家骅.湖州市人民政府.2024-03-29
朱家骅给私立之江大学校长李培恩的信（1937.1.30 ）.浙江档案网.2024-03-29
1948年新华社发布的43名国民党战犯的最后结局.凤凰网.2025-02-04
科学网—《科学新闻》:中研院，那一年的选举.科学网.2025-02-04
陈诚怒批“朱”门.中华网.2025-0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