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官
史官是中国历代均设置专门记录和编撰历史的官职，这类官职统称史官。
据说在黄帝时代就已经有了像创造文字的仓颉那样的 “史”。夏朝的时候设置了史官太史令，到了商周，史官的设置已经形成了制度。从商朝和西周时期开始，“史” 在职能方面常常与祝、宗、卜相互贯通并且兼任，熟知和运用神话知识以及历史知识都属于他们的职责范围。唐代，正式设立了史馆，史官制度趋于规范化。史馆以宰相为监修，称监修国史；修撰史事，以他官兼领，称兼修国史；专职修史者，称史馆修撰；亦有以卑品而有史才者参加撰史，称直史馆。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吴兢，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韩愈，著名诗人杜牧等，都先后参与史馆的工作。唐初，于门下省置起居郎，后又在中书省置起居舍人，分为左右，对立于殿，掌起居之事，故有时也曾称为左右史。其所撰起居注送交史馆，以备修史之用。五代十国迄清，史官制度多因唐制而各有损益，其名称虽因代而异，但职掌略同。其中以宋、清两朝较为繁复。宋有国史院、实录院、起居院和日历所，各有史职。辽有国史院，金有国史院和记注院，元有翰林兼国史院，明以翰林院掌史事。清以翰林院掌国史、图籍管理与侍读等职，以国史馆、实录馆掌修撰史事，以起居注衙门掌起居之事，其史职则多以他官兼任。
在春秋时期，遵循 “君主的举动一定要记录下来” 的原则，设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史官职位。“大史掌管国家的六种法典，小史掌管各诸侯国的历史记载，内史负责书写国君的命令，外史负责书写出使四方的相关文书，左史记录君主的言论，右史记录君主的事迹。”史官在古代政府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有掌管政府文件和档案的权威。史官是文告的起草人，而这些文字对统治者及封建诸侯间的关系都很重要。古人认为可以以史为鉴，《尚书》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司马光也说过：“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县矜恶，取是舍非。"这些历史观点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兴盛。
名词定义
中国历代均设置专门记录和编撰历史的官职，统称史官。各朝对史官的称谓与分类多不相同，但主要可以分为记录类和编纂类。
史，这个字早在甲骨文时代就已经产生了，《说文解字》诠释道：“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所以，在中国古代，“史”与“事”“吏”的含义是相通的。中国古代的“历史学”概念亦是从对“史”的认识发展而来的，或者说它最初也包含在“史”中。
起源发展
初步发展
据说在黄帝时代就已经有了像创造文字的仓颉那样的 “史”。夏朝的时候设置了史官太史令，到了商周，史官的设置已经形成了制度。《左传》姬夷二年记载：“晋侯派遣韩起前来访问，并且告知自己执政的情况，然后前来会见，这是合乎礼仪的。韩宣子在太史姓那里观看书籍，看到了《易》象和《鲁春秋》，说道：‘周代的礼仪全都在鲁国了！我如今才知道周公的德行以及周朝能够称王天下的原因了。’”《孟子・离娄下》中提到：“圣王采诗的做法废止了，《诗》也就没有了，《诗》没有了之后《春秋》便创作出来了。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本质上是一样的：所记载的事情是齐桓公、晋文公之类的事迹，所用的文字则是史官所记录的。”《墨子》中也有 “周之春秋”“燕之春秋”“齐之春秋” 以及 “百国春秋” 这样的说法。由此可见，不仅周天子有史官，各个诸侯国也都设有史官，并且都有记载本国历史的史书。
《周礼・春官》记载了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这些官职的职责，其中大史 “掌管建立国家的六种法典，以此来考察邦国的治理情况；掌管法则，以此来考察官府的治理情况；掌管准则，以此来考察都邑的治理情况。按照年份和季节来安排事务，向各邦国颁布每月初一的日期。在举行大祭祀的时候，和执事一起占卜日期，在斋戒以及到祭祀前一日的时候，和各位执事一起阅读礼仪的书籍并协调各项事务。祭祀当天，拿着书来排列位次顺序。” 小史 “掌管各邦国的历史记载，确定世系，辨别昭穆的次序。如果有事情发生，就告知相关的忌讳。在举行大祭祀的时候宣读礼法，史官依据记载来排列昭穆顺序的祭祀器具。” 其他的，比如内史掌管帝王封官授爵的策命、制定俸禄、赏赐等事情，外史 “掌管四方各国的历史记载，掌管三皇五帝的书籍”，御史 “掌管邦国、都邑以及万民的治理法令，掌管协助书写命令文书的事务。”
走向制度化
从商朝和西周时期开始，“史” 在职能方面常常与祝、宗、卜相互贯通并且兼任，熟知和运用神话知识以及历史知识都属于他们的职责范围。陈来所著的《古代宗教与伦理》中指出：史官最初是具有神职性质的官职，主要负责主持祭祀活动，同时也掌管星象历法、占卜算卦等事务，并且还是负责记事的官员。早期史官所记录的事情，很可能主要与占卜相关，后来随着历史不断延续发展以及国家事务逐渐增多和扩大，对于人事方面的记录就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了。
《礼记·玉藻》中有左史和右史的区分，即 “君主有所行动时由左史进行记录，君主说话时由右史进行记录。”《汉书·艺文志》中记载 “古代的帝王世代都设有史官，君主的一举一动必定会被记录下来，这是为了让君主言行谨慎，彰显法令规范。左史记录君主的言论，右史记录君主的事迹，所记录的事迹形成了《春秋》，所记录的言论形成了《尚书》，历代帝王没有不遵循这种做法的。” 无论是 “君主有所行动时由左史进行记录，君主说话时由右史进行记录”，还是 “左史记录君主的言论，右史记录君主的事迹”，徐旭生的解释都让人一下子明白：“文字的发展远远落后于语言的发展，所以当时的文字，只能够用来记录事情，并不方便记录言语。然而当时一些重要的言语也会有一部分流传下来，又过了许多年，文字更加丰富了，才发展到能够详细记录语言的阶段。”
稳步发展
唐代的刘知几说：“大概史官这一官职的设立，由来已经很久远了。这就说明，史官的出现，起始于黄帝时期，在周代时得以完备，史官的名称有很多，所承担的职务也都不一样。至于各个诸侯封国，也各自设有史官，探究他们的职位和名号，和帝王所设的史官是一样的。”（《史通・史官建置》）
《后汉书・班彪传》中，班彪认为 “在唐尧、虞舜以及夏、商、周三代，在《诗》《书》所涉及的内容里，每个时代都有史书，用来掌管典籍。等到说到各个诸侯，每个封国也都有自己的史书。” 历史的叙述记载，是政权所不能缺少的组成部分。
刘知几认为，编写史书的动力是帝王将相们想要追求自身的不朽。“假如世上没有竹帛这些书写材料，当时又缺少史官，那么即使是像尧、舜和夏桀、帝辛，伊尹、周公和王莽、董卓，伯夷、柳下惠和盗跖、庄𫏋，楚穆王、冒顿单于和曾子、闵子这样的人，一旦他们离世，坟墓上的土还没干，那么善恶就无法区分，美丑也会永远消失了。” 所以 “史书的作用，它的益处非常广泛，是活着的人急需做的事情，也是国家的重要方面。拥有国家和家族的人，怎么能够缺少史书呢！”（《史通・史官建置》）
《隋书·经籍志》记载：“古时候，天子和诸侯，必定会有国史，用来记录言行，到了后世事务增多，记录历史的方式和内容也更加繁杂。在夏朝和商朝以前，左史记录言论，右史记录事迹，周代则设有太史姓、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分别掌管不同的事务，而且各个诸侯封国也设置了史官。”
由史官撰写的历史书籍，形成了极为发达的、代表官方意识的正统的史官文化，这种文化对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六经都是史书。古代的人不著书，古代的人从来没有脱离具体的事情而空谈道理，六经都是前代先王的政治典章。”
史官设置
春秋时期
在春秋时期，遵循 “君主的举动一定要记录下来” 的原则，设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史官职位。“大史掌管国家的六种法典，小史掌管各诸侯国的历史记载，内史负责书写国君的命令，外史负责书写出使四方的相关文书，左史记录君主的言论，右史记录君主的事迹。”（出自刘知几的《史通・史官建置》）。《礼记·玉藻》中提到 “君主行动时由左史记录，君主说话时由右史记录” 。由此可以看出，史官的分工和所承担的职责十分细致、明确。汉朝继承了秦朝的制度，到刘彻的时候设置了太史令这一职位，由司马谈担任。司马谈去世后，他的儿子司马迁接替了他的职位。司马父子二人，是西汉著名的史官。司马迁去世后，负责掌管历史学事务的人都出自其他官职，而太史姓不再掌管史学方面的事务，其职责范围仅仅局限于天文历法方面。这是古代史官职责的一个重大变化。
汉朝时期
汉武帝置史官，除太史令外，似在宫中置女史之职，以记皇帝起居，故有《汉武帝禁中起居注》，东汉因之。后世以“起居”作为史官的一种职掌和名称，与此有很大关系。东汉时，以他官掌史官之事，如班固以兰台令史之职撰述国史。三国曹叡置史官，称著作郎，隶属中书省；司马衷时，改称大著作，专掌史任，并增设佐著作郞人，隶属秘书监。宋、齐以下，改佐著作郎为著作佐郎。齐、梁、陈又置修史学士（亦称撰史学士）之职。十六国、北朝大多设有史职，或有专称，或杂取他官，其体制、名称，多源于魏、晋而有所损益。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代历史学形成多途发展的趋势，而皇朝“正史"撰述尤为兴盛，故史官当中名家辈出，被誉为“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选”。其间，关于起居之职，魏、晋以著作兼掌。北齐、北周，著作、起居二职逐渐分开。隋炀帝时以著作如外史，于内史省置起居舍人如内史。
唐朝时期
唐代，正式设立了史馆，史官制度趋于规范化。史馆以宰相为监修，称监修国史；修撰史事，以他官兼领，称兼修国史；专职修史者，称史馆修撰；亦有以卑品而有史才者参加撰史，称直史馆。著名政治家房玄龄、魏徵、朱敬则，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吴兢，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韩愈，著名诗人杜牧等，都先后参与史馆的工作，并担任各种修史职务。自史馆设立而以宰相监修史事，由是著作局始罢史职，这是古代史官制度的又一重大变化。唐初，于门下省置起居郎，后又在中书省置起居舍人，分为左右，对立于殿，掌起居之事，故有时也曾称为左右史。其所撰起居注送交史馆，以备修史之用。
五代迄清
五代迄清，史官制度多因唐制而各有损益，其名称虽因代而异，但职掌略同。其中以宋、清两朝较为繁复。宋有国史院、实录院、起居院和日历所，各有史职。辽有国史院，金有国史院和记注院，元有翰林兼国史院，明以翰林院掌史事。清以翰林院掌国史、图籍管理与侍读等职，以国史馆、实录馆掌修撰史事，以起居注衙门掌起居之事，其史职则多以他官兼任。
权力职能
职责内容
史官或者书记的主要职责大致是记录宫廷里的重要事件、天子与诸侯的言行举止，以及政府机构内的各类活动。在很多金文以及古籍当中，常常会出现一个模式化的文字 ——“王若曰……”，这也就是说，这些文件并非是王自己书写的，而是史官接受命令后撰写的。综合以上的各项任务，可以说，“史” 是经过了某种专业训练，专门从事著书立说、抄写、阅读以及保管官府文书和档案的政府官员。
职位世袭
史官的职位是世袭的。世袭这一职务的家族，通常会有一个与书籍或者记录保管等相关的氏名。在历史上以及现在存在很多姓氏，比如简、籍、史、董等等，他们的祖先大概都和这种职业有关系。《左传》记载，在公元前 527 年，晋国有一个史官的后代名叫姬鱄，他因为不了解自己家族的历史而遭到讥讽。姬贵说：“而且从前你的高祖孙伯掌管晋国的典籍，以此参与处理国家大事，所以称为籍氏。等到辛有的两个儿子到晋国去掌管典籍，从那时起就有了董太后的史官。你是掌管典籍的后人，为什么会忘记这些呢？” 籍谈无法回答。太子宾客出去后，周景王说：“籍谈大概不会有后代了吧，列举典籍典故却忘了自己的祖先。”。
史官与帝王
历代帝王对于史官们载言记事，都是字斟句酌，斤斤计较。至于“君举必书”，却是有选择、有条件的。有了功绩，作了好事，当然要大书特书。就是没有功绩，无所事事，也要虚构一些载人史册；或者“假人之美，借为私惠”；或者颠倒黑白，把坏事说成好事。即如刘知几在《史通》中所谓“自称我长，相谓彼短”，“略外别内，掩恶扬善”，凡是对自己有利的事，“必书”；凡是对自己不利的事，万万不可见诸史册。
与帝王的态度相反，史官们对于“君举必书”的态度却颇为认真。中国古代的史官有“秉笔直书”好传统，尤其是司马迁这样一个特殊的史官，成为后世史官竟相继承的史德。刘知几说:“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诚”（《史通》）。对帝王们的言行，随时都要记录下来，不管你“举”得对不对，都要“直书其事”，说真话，不说假话，“宁为兰摧玉折，不作萧敷艾荣”，要“直书其事，不掩其瑕”。
综上所述，隋唐以前历代朝廷都十分重视史事记录和史料的搜集。隋唐以后，沿至明清时期，史官的设置更加细致，除前已有之的起居注官员，隋唐至宋辽金有著作郎、佐著作郎，唐五代十国宋辽金的史官又有监修、修撰、直馆、修国史、同修国史等职，元明清以翰林院学士兼任史职，时称总裁、修撰、编修、检讨。此外，国史、实录、方略、律例等馆各有总裁、提调、总纂、纂修、协修。显而易见，秦汉以后历朝史官都掌管着史料的搜集，史事的记载，史书的纂修等职责，诸如起居注（始于汉），编国史（始于东汉）、实录（始于梁）、玉、日历、会要（均始于唐）、大典（元）会典（明清）以及法典、诏令、奏议等，北齐以下还为前王朝修撰正史。
影响评价
史官在古代政府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有掌管政府文件和档案的权威。史官是文告的起草人，而这些文字对统治者及封建诸侯间的关系都很重要。为了确保文字中没有中伤当权者的言论，不仅选择最可信的人担任史官，并且派他们到各诸侯国去掌管各种典籍，也许还给天子递送情报。前面提及《左传》记载周人克殷之后，姜子牙被封为诸侯，授予很多赏赐，其中便有典籍和史官。
中国古代的史官有“秉笔直书”好传统成为后世史官竞相继承的品操和史德。他们都知道“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刘知几《史通》）历史意识是人类对自然、人类自己在时间长河中发展变化现象与本质的认识。人类的历史意识是人类特有的一种认识能力。这种能力逐步发展为继承历史、创造历史的能力。正是这种特有的认识历史、继承历史、创造历史的能力，使人类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由愚昧向文明进步。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成为自然界的精灵，是从历史意识的萌芽开始的。
中国远古时期的先民已经有了原始的历史意识，当时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中就包含着先民对自身历史的记忆。在文字产生以后，原始的历史意识逐渐发展为自觉的历史意识，通过卜辞、史官记事反映对时事的记载和对历史的追述。自此，中国古代的史官，以及后世的史家，世代相传，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自觉的历史意识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第一，认识到历史、现实、未来的联系，所谓“述往事，思来者”（《汉书·司马迁传》）。第二，认识到历史是变化的，如《左传》中记载蔡史墨的话：“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第三，认为可以以史为鉴《尚书》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司马光也说过：“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县矜恶，取是舍非。"这些历史观点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兴盛。
历代史官
司马迁
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河津市(今山西河津)人。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继承其父遗愿，发愤著成《史记》一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生平事迹见《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司马迁传》
《史记》是汉代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全书共有一百三十篇，划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该书记载了自远古至刘彻时期长达三千年的史事，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学术、天文、地理乃至医术、占卜等。
班固
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年），东汉辞赋家、史学家。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年少时，就能属文，16岁入洛阳太学。又性情宽和谦让，因此深为当时儒者所钦重。其父班彪是当时著名学者，曾作《史记后传》65篇，补写《史记》以后西汉的历史。班彪死后，他想要补完全书，后有人告发他私改国史，捕入京兆狱。其弟班超上书辩解，获释，刘庄很赞赏班固的才能,召为叶衍兰令史，转迁为郎，典校秘书。自明帝永平中奉诏修史，经过多年努力，于章帝建初七年(82年），基本完成《汉书》的写作。章帝时，班固任玄武司马。建初四年(79年)帝诏诸王、诸儒集合于白虎观讲论五经异同，令班固撰集其事，纂成《白虎通义》。刘肇永元元年(89年)，随大将军窦宪征匈奴，为中护军。宪骄横获罪，班固被牵连入狱，死于狱中。《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全书记述了自西汉的刘知远元年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共二百三十年史事。此书文赡事详，奠定正史编例，为治文历史学者必读之中华史学名著。
陈寿
陈寿（233年－297年），字承祚。巴西郡西充县（今四川南充）人。三国时蜀汉及晋朝时著名史学家。陈寿少时好学，师事同郡学者谯周，在蜀汉时曾任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观阁令史、散骑黄门侍郎等职。当时，宦官黄皓专权，大臣都曲意附从。陈寿因为不肯屈从黄皓，所以屡遭遣黜。蜀降晋后，历任著作郎、长广知府、治书待御史、太子中庶子等职。晚年多次被贬，屡次受人非议。元康七年（297年）病逝，享年六十五岁。太康元年（280年），晋灭吴之战结束了分裂局面后，陈寿历经10年艰辛完成了纪传体历史学巨著《三国志》，全书共65卷，36.7万字，完整地记叙了自汉末至晋初近百年间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全貌，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前四史”。
《三国志》是晋代陈寿编写的一部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纪传体国别史，详细记载了从曹丕黄初元年（220）到司马炎太康元年（280）六十年的历史。《三国志（套装上下册）》全书六十五卷，《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共六十五卷。陈寿是晋朝朝臣，晋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国志（套装上下册）》尊魏为正统。
司马光
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男，字君实，号迂叟，汉族，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历仕赵祯、赵曙、赵顼、赵煦四朝，卒赠太师、徐温，谥文正，政治上对西夏、辽朝采取割地忍让政策，并上《上哲宗乞还西夏六寨》。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历来受人景仰。宋仁宗时中进士，英宗时进龙图阁直学士。宋神宗时，反对王安石施行变法，朝廷内外有许多人反对，司马光就是其中之一。王安石变法以后，司马光离开朝廷十五年，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生平著作甚多，主要有史学巨著《资治通鉴》《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稽古录》《涑水记闻》《潜虚》等。
《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编年体史书，记载了战国至五代期间1300多年的历史，向为史学界所推崇，在收集史料、考订事实、编排年月及文字剪裁润色等方面都代表了古代编年体史书的最高成就，使古代历史研究的基本典籍。点校本以清代胡克家翻刻的元刊胡三省注本为底本，是史学界通行的整理定本。
参考资料
史记(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三全本·全十册).豆瓣读书.2025-03-16
史记.豆瓣读书.2025-03-16
班固.豆瓣.2025-03-16
汉书(全4册).豆瓣读书.2025-03-16
陈寿 Shou Chen.豆瓣.2025-03-16
三国志(上下册).豆瓣读书.2025-03-16
司马光 Guang Sima.豆瓣.2025-03-16
资治通鉴.豆瓣读书.2025-0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