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国
晋国（约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376年），春秋时期姬姓诸侯国，晋氏，第一任国君为周武王姬发之子、周成王姬诵之弟虞，建国初国号为“唐”，因此称唐叔虞虞。唐叔虞之子继位后改国号晋，先后定都于翼城（今山西临汾南）、（今山西运城市市绛县）、新绛（今山西侯马市）等。晋国立国六百余年，历任38位国君，结束于赵、魏、韩三家分晋。
自唐叔虞，历晋侯燮、武侯、晋成侯、厉侯共五代晋侯，均无纪年可考，到厉侯之子晋靖侯时，始有可考纪年，晋靖侯元年即公元前859年。晋靖侯第四代孙晋文侯十年（公元前771年），周代发生内乱，文侯勤王并协助姬宜臼完成首都东迁，获得周王室《文侯之命》表彰的政治资本。晋文侯之子晋昭侯及子孙晋孝侯、晋鄂侯、哀侯、小子侯、缗侯共五代六位晋侯均被文侯的弟弟曲沃桓叔以及他的子孙杀害，最终，小宗的曲沃桓叔一支灭大宗取而代之，晋武公即曲沃县郑武公成为晋侯，是为晋武公，晋国完成了统一。武公之子晋献公兼并十七个小诸侯国，征服三十八个国家，晋国崛起。晋文公继位后，为争夺中原霸权在城濮之战（今山东城西南）大败楚国，建立霸业，中原诸侯均朝宗晋国。晋襄公继位之初与秦国发生了（今洛宁县东宋乡王岭村交战沟）、彭衙（今合阳县境内）两次大战，晋国均大胜，巩固了晋文公建立的霸业。后来的晋晋景公、晋厉公、晋悼公继续执行扩张战略，晋国国力达到顶峰。晋平公时期，晋国六卿崛起，晋公室的权利和威严日趋受到公卿的侵蚀和威胁。晋出公十七年（公元前458年）范氏和中行氏被消灭，晋哀公四年（公元前438年）智氏被灭，这时的晋公室，控制的领土只有绛都和曲沃，其它原属晋国的领土已尽数归韩、赵、魏三家所有，姬午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韩、赵、魏被周天子正式册封为诸侯，晋国分裂成三个国家。姬骄二十六年（公元前376年），最后一代晋侯晋静公被废为庶民，晋祀断绝，晋国灭亡。
晋国与秦国、齐国、楚国并列春秋四强，鼎盛时期的晋国，疆域广阔，称霸诸侯。政治上，晋国因经历了小宗取代大宗，对公室缺乏信任，转而依赖公卿执政；军事上，晋国施行六军制，先有公室贵族担任后由公卿担任的六军统帅权力极大，对晋君造成威胁，成为统治阶级矛盾的焦点，也加速了晋国的灭亡；经济上，晋国盛产良马、拥有解州盐池、民风俭吝等，天然适宜从事商业活动，加之晋文公等几代晋君一系列发展经济的举措，为晋国的扩张和称霸提供了财政基础；晋国是周代姬姓的分支，对周的传统予以完整地保留和继承，但晋国文化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受建国初“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国策影响，晋国表现出对宗法的反叛和价值取向的异端，进而表现出晋人的进取性和忧患意识。史家司马迁认为：灵公之后，晋成公、景公、厉公时施政严苛，六卿专权，公室实力被不断削弱，国家逐渐分裂。
国号
姬诵将唐地封给了弟弟虞，虞即称唐唐叔虞。虞的儿子燮继位后，因“唐有晋水”，意为唐地有晋水，因此燮侯就将国号改唐为晋，这是晋国国号由来的一个说法。另一个说法为唐叔虞在禾田里发现一株稻禾，异母同穗，于是进献于成王，成王命唐叔虞将此稻禾送给正在远征的周公，并作《馈禾》一篇，周公受禾后，作《嘉禾》，因此禾被视为天降祥瑞，士气大振平定了战乱。“晋”字，和“进”同，为光明一步步出现在地面之意。《周礼》有“王晋大圭”，指重大的祭祀活动，有“进”之意。燮侯将先祖进献祥瑞的荣宠，以国号铭之，是国家的盛事与荣耀，加之“晋”光明之卦辞和古人对神明的虔敬，在唐叔虞的子孙看来，“晋”有着特殊且美好的意义，这是晋国国号来源的又一说法。
历史
背景（唐封叔虞）
晋国始祖唐叔虞，是姬发的儿子，姬诵的弟弟，姬姓，字子于。叔虞的母亲邑姜，是姜子牙的女儿，司马迁在《史记·晋世家》记载邑姜在怀叔虞时，梦见上天对周武王说，将要生下的这个孩子，名字叫做虞，要把唐地封给他。待孩子生下后，手心里果然写着“虞”字，因此就起名为虞。
周成王时期，周公平叛唐国内乱并消灭了它。周成王有一天和虞玩耍，成王将梧桐叶裁成壁状赠予虞，还说要把唐地封给他，太史尹佚请求选择一个吉日封虞为诸侯。成王说自己不过开个玩笑。尹佚说天子无戏言，史官会将天子的话如实记录下来。周成王于是将唐地封给了虞，称唐叔虞。这就是桐叶封弟的故事。虞的儿子燮继位后将国号改为晋，这就是晋国的由来。晋侯燮之后，历晋武侯、晋成侯、晋厉侯，从唐叔虞到厉侯，五代晋侯纪年均不可考。厉侯之子晋靖侯元年（公元前858年），晋国开始有可考的纪年。
文侯勤王
晋晋穆侯四年（公元前808年），穆侯娶齐国公室女姜氏为妻，生晋文侯，又生次子曲沃桓叔，晋大夫师服认为，太子的名字有仇敌的意思，而小儿子的名字显赫，嫡长子的名字与庶子的名字正相悖逆，也许预示晋国以后会出现祸乱。穆侯去世后，穆侯之弟晋殇叔自立国君，太子仇被迫逃亡，殇叔四年（公元前781年），太子仇打败叔叔殇叔自立，是为晋文侯。
晋文侯十年（公元前771年），犬戎族杀掉姬宫湦、褒姒以及褒姒被立为太子的长子姬伯服。拥立被周幽王废黜的嫡妻申后所生嫡长子姬宜臼，即周平王，但战乱下残破的丰镐遗址（今陕西西安西南水东岸）已不适合作为首都，周平王决定迁都洛邑（也称洛邑，今洛阳市）。此时的周代已无力完成迁都这样的工程，晋文侯会同秦襄公等诸侯勤王，协助护送周平王完成迁都工作。文侯勤王不仅获得了周平王的赏赐，还获得了周平王《文侯之命》表彰的政治资本。
曲沃代翼
晋文侯三十五年（公元前746年），文侯去世，他的儿子昭侯伯继位，将文侯的弟弟成师封到曲沃（今山西闻喜县东北），称曲沃桓叔。曲沃城规模比晋国都翼城县（今临汾市南）还大，这不符合礼制，成为晋国后来祸事的根源。
晋昭侯七年（公元前739年），晋大臣潘父杀了昭侯而去迎曲沃县桓叔，因周礼思想已深植民心，晋人将曲沃桓叔驱逐出翼城，杀潘父，拥立晋昭侯之子平为国君，即晋孝侯，曲沃桓叔死后，他的儿子曲沃庄伯鳝继承爵位并于晋孝侯十五年（公元前725年）攻入翼城，杀了晋孝侯。但晋国军民的反攻，令庄伯只得撤回曲沃。晋孝侯之子晋鄂侯继位，六年后死去，庄伯不顾周礼，在晋国丧期间发兵翼城，周平王命公讨伐庄伯，将他赶回了曲沃。晋人拥立了晋鄂侯之子晋哀侯继位。
庄伯的儿子就是曲沃武公，他继位后攻伐翼城，掳走晋燕哀侯，晋人拥立哀侯之子小子，即小子侯，四年后，曲沃武公杀了小子侯。虢公再次领命讨伐曲沃县，拥立晋哀侯的弟弟缗为晋侯。晋侯缗二十八年（公元前679年）曲沃武公再次进攻翼城，杀晋侯缗，将晋国的财宝全部进献给周厘王。次年，周釐王封曲沃武公为晋君，位列诸侯，是为晋武公，曲沃桓叔的小宗实现了对晋文侯大宗的代替，这就是“曲沃代翼”。一年后，曲沃武公去世，其子诡诸继位，是为晋晋献公。
骊姬祸政
晋献公五年（公元前672年），晋国讨伐骊戎，得到骊姬和她的妹妹少姬，献公十分宠爱她们，骊姬生子傒齐，晋献公为立傒齐为太子，命太子申生前往曲沃、晋文公迁至蒲邑、公子晋惠公迁往屈邑居住。献公八年（公元前669年），献公将晋国大宗诸公子诛杀尽并迁都绛（今山西运城市绛县）。骊姬以献公梦见太子生母为托词，请太子申生去曲沃祭祀母亲，并将祭祀的肉带回进献给献公。申生将胙肉带回送进宫后，骊姬却使人在胙肉里下毒，造成太子要毒杀国君的假象，以此陷害太子，离间献公与公子们之间的关系，导致太子自杀，公子重耳逃亡翟国，公子夷吾逃亡后梁。
晋献公二十六年（公元前651年），晋献公临终之际，将傒齐托付给大臣荀息，令他拥立傒齐继位。大臣里克忠实于太子申生，将傒齐杀死在晋献公灵堂之上，荀息为不负献公，又拥立少姬之子卓子继位，里克又在朝堂之上杀了悼子，荀息认为自己辜负了献公的嘱托而自杀。里克除掉了傒齐、悼子，使人去翟国迎公子重耳，重耳以自己违背父命出逃又没有奉行儿子当守丧的礼节为名，拒绝回国继位。于是里克再派人前往梁国迎公子夷吾，夷吾求助秦国的保护并回国继位，即为晋惠公。
晋惠公继位后为清除自己继位后的障碍和顾虑，派人去翟国追杀哥哥重耳，晋文公逃往齐国。又逼迫弑二君的里克自杀，并诛杀了邳郑、七舆大夫等大臣。晋惠公四年（公元前647年），秦国对闹饥荒的晋国伸出援手，源源不断将粮食运到晋国都城。次年，秦国发生了饥荒，对两次帮助过自己的秦国，惠公却趁机发兵伐秦，被秦穆公俘虏，惠公的姐姐即秦穆公夫人极力求情，秦穆公放回了惠公，太子被送至秦国做人质。惠公十四年（公元前637年），晋惠公病重，他有好几个儿子，正在秦国为质的太子圉恐别的公子捷足先登，不辞而别，逃回国内继位，称晋怀公。秦穆公愤恨于晋怀公偷偷回国的行为，于是寻找在外流亡多年的晋文公，将他迎到秦国，并将秦公室五名女子嫁给他。怀公恐惧秦国攻打晋国，下令跟随重耳逃亡在外的人全部按期回国，否则就诛灭他的全家，大夫狐突的儿子狐毛和狐偃都跟随重耳，狐突却不愿他们回来，怀公就杀了狐突。秦穆公拥立重耳为晋君，派三千秦兵护送他回晋国，并派人告之晋国的栾京庐、郤氏为内应，入国都绛继位，是为晋文公。晋怀公逃往高粱（今山西临汾市境内）被文公属下所杀。
文襄霸业
晋文公重耳流亡国外十九年，期间五贤士赵衰、文公之舅狐偃咎犯、贾佗、先轸、魏武子一直追随。晋惠公十四年（公元前637年），秦穆公接重耳到秦国，次年春，三千秦国兵士护送重耳归晋继位。这一年，重耳六十二岁。
晋文公元年（公元前636年），文公修明政务，施惠百姓，对跟随他在外流亡多年的臣子论功行赏赐城邑、爵位不等。刚巧这时发生了周代公子带叛乱，晋文公听取赵衰“ 求霸莫如入王尊周”的建议，意为若想称霸，没有比护送周襄王回京城，尊崇周王室更好的办法。晋军派兵到阳樊，包围了温邑，护送周襄王回到周都，杀了叛乱的周襄王的弟弟带。周襄王将河内、阳樊的土地赐给了晋国。如此，晋文公忙于平叛，对功臣的封赏遗漏了介子推，后经提醒晋文公将介子推隐居的锦上山封给了他，改锦上山为介山，以此记载自己的过失。晋国的局势逐步安定下来。
晋文公五年（公元前632年）初，晋国借援宋之机讨伐卫、曹二国。楚国将军子玉违背楚成王不与晋师交战的劝告，与晋国对峙于城（今山西鄄城西南），晋文公兑现当年对楚成王“退避三舍”的诺言，令晋军后退，避其锋芒，子玉率军进攻，主力被晋军歼灭，楚军大败。城濮之战，是先轸的谋略，晋文公向周襄王进献大批城濮之战从楚国缴获的战利品，被周襄王任命为霸主，令史官书《晋文侯命》，晋文公正式在诸侯中称霸。晋文公十九年的流亡生涯令他制定了对国内公族严苛的提防政策，就是除了国君的嫡传人，其他所有晋国公子必须去他国居住，从此晋国无公族，大权自然旁落到政治地位低一层的异姓公卿和大夫的头上，逐渐形成三军六卿控制着国家军政大权的局面，赵姓、韩氏、魏氏、智氏、范氏、中行氏崛起，取代了原本的公室，成为晋国的实际统治者。晋文公九年（公元前628年）冬，晋文公去世，其子欢继位，为晋襄公。
晋襄公元年（公元前627年），晋文公尚在丧期，秦国越过晋境去攻打晋国同姓的郑国，在秦国回师时晋军埋伏于必经之路崤山山脉，待秦军通过时，封锁峡谷，发起攻击，晋秦襄公身着丧衣亲自督战，秦军被全歼，俘虏了秦军主将孟明视等三人。崤之战令秦晋二国从秦晋之好转为世仇。三年后秦军连续进攻晋国，报崤战之仇，夺取晋国王官城（今永济市东中条山麓一带），次年，晋国夺取了秦国的新城（今西安市西北）。
赵氏专权
晋襄公六年（公元前622年），赵衰 、栾枝、咎季子犯、霍伯皆去世，赵盾接替赵衰执掌晋国国政。次年襄公去世，太子晋灵公年幼，赵盾主张立年长贤德之人继位，推荐襄公的弟弟正在秦国的雍继位，雍继位也可以缓解和秦国的紧张关系。狐射姑却主张立雍的弟弟公子乐，即原晋怀公在秦国的妻子后来又嫁给晋文公的怀嬴，赵盾不同意，派人去秦国通知秦国并迎公子雍，贾季也派人去陈国迎公子乐。这时太子夷皋的母亲缪嬴抱着太子在朝堂上哭诉，又到赵盾家去，控诉赵盾等大臣违背先君的意愿舍弃太子而立别的公子，赵盾找不到理由拒绝，只好放弃迎立公子雍让夷皋继位，就是晋灵公。由此产生了和秦国的令狐之战，秦国战败，秦晋关系更加恶化。
晋灵公元年（公元前620年）秋，齐、宋、卫、郑、许和曹国的国君均来见赵盾，并在扈邑（今鄠邑区）订立盟约，赵盾扬名诸侯。灵公成年后，生活奢侈，行为残忍，不听劝谏，好几次要杀害赵盾，赵盾逃脱了但没有离开晋境，灵公十四年（公元前607年），赵盾的兄弟赵穿杀了晋灵公并接回了赵盾，太史董狐记载赵盾杀死了自己的国君。赵盾让赵穿到周都去迎接景文公幼子即晋襄公的弟弟黑臀回国继位，是为晋成公。成公在位七年去世，其子晋景公继位。赵盾去世后，他的儿子赵朔继承了他的爵位，娶的是晋成公的姐姐庄姬为妻。
晋景公三年（公元前597年），晋楚爆发了邲之战（亦称两棠之役），楚国大胜，报了当年城濮之战的仇。晋国失败在将帅指挥的内部矛盾，六卿内部矛盾加剧。赵婴齐因与侄儿赵朔的夫人庄姬有私情，被两个兄长赵括、赵同流放出晋国，家族内部矛盾很快给了对手机会，景公十七年（公元前583年），晋景公杀死赵同、赵括，并诛灭了整个赵姓家族，庄姬因为是景公的姑母得以存活，生下赵朔遗腹子赵武，韩厥对景公说，遗忘赵衰、赵盾的功绩，断绝他们的祭祀，可能会令大臣害怕。于是景公将赵孟作为赵氏继承人，恢复了他的爵位和封地。
景厉图霸
晋景公十一年（公元前589年）春，晋国联合鲁、卫、曹四国伐齐，双方在（今山东济南境内）发生战争，史称鞌之战。齐顷公伪装成部署打水，才得以逃脱被俘的命运。齐国求和，齐君亲自朝晋，鞌之战打破了齐、楚联盟，建立了晋、齐联盟，晋国将齐国拉入自己的阵营。景公十七年（公元前583年），公卿栾书率军进攻楚国的盟国蔡国，进而又进犯楚国本土，大败楚军，俘虏了楚国大夫申骊，再攻入楚国的另一个盟国沈国，俘虏了沈国的国君。史称“晋伐蔡攻楚破沈之战”，结束了楚国的霸业。
晋文公时期晋国公卿逐渐掌控政权进而削弱晋公室权力，晋景公消灭了专政的赵氏家族，取得了公室对卿大夫的重大胜利，减缓了卿大夫对公室的威胁。景公晚年将首都从绛迁至新田（今山西侯马），称新绛，将旧都绛称故绛，晋景公在位十九年去世，其子晋厉公继位。
晋厉公元年（公元前580年），刚刚继位的晋厉公谋求和相邻诸侯搞好关系，与秦国订立盟约，但秦国马上背盟，与翟国一起攻伐晋国，被晋国打败。晋厉公三年（公元前578年），晋国联合诸侯齐、鲁、宋、卫、郑、曹、、藤攻打秦国，大败秦军，俘获了秦将成差。晋厉公这次的合纵抗秦比苏秦早了二百多年，而且取得巨大成功，令秦国元气大伤。晋厉公六年（公元前575年），晋军与楚军在鄢陵县（今河南鄢陵）交战，大败楚军，楚共王的眼睛被射瞎，鄢陵之战令晋国名震诸侯。
晋厉公有意扶持自己的亲信，以从六卿（栾京庐、荀氏、智氏及三郤：郤锜、郤犨、郤至）手中分割一部分权力，引起六卿的警觉，厉王有一宠姬的兄长胥童和郤氏有仇，在将郤氏灭族后，一次在朝堂上，胥童认为三郤有同党，就是栾书等人，现场逮捕了栾书荀偃等人，晋厉公原本可以将其一网打尽，但他动了恻隐之心，让胥童放了栾书并恢复了他的官职，栾书等人一边磕头拜谢，一边马上策划逼宫谋立新君。在晋厉公到匠骊氏家中游赏时，栾书与中行偃带人逮捕厉公并杀了他，仅用一辆车给他陪葬。派人到周都迎公子周回国继位，为晋晋悼公。
悼公复霸
晋厉公死后十天，智罃迎接公子周回到晋国，十四岁的公子周入城前发表演说，称自己无意做国君，既然群臣迎立他为君，那就是天意、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如果国君的命令无人听从，那么众臣也就不必立他，如果臣子们能够听从君命，他才愿意继位。群臣伏地连称唯君命是从，晋悼公与群臣盟誓后进入首都。
晋悼公继位后，改革弊政，肃清奸之臣，顺应民意，减免赋税，照顾到各阶层的利益需求，获得上下支持。因三郤、胥童被灭，悼公重组卿大夫：任命魏相、士鲂、魏颉、赵孟为卿；荀家、荀会、栾黡、韩无忌为族大夫等，又选拔一批有才的贤人补充入朝。晋悼公改晋文公“不蓄公子”的国策，公子们不仅可以在晋国居住，还鼓励他们从军从政建功立业，此举意在提升公室地位，比如大力提拔了公族羊舌氏、祁氏。晋悼公继位不足一年，就取得了广泛支持拥护，掌握实权，重用韩厥，孤立栾书，调整卿大夫权力结构。晋悼公礼遇诸侯，除秦国、楚国，晋悼公几乎团结了所有的大小诸侯国。
晋悼公三年（公元前570年），晋国和众诸侯会盟，到悼公十一年（公元前562年），九次成功会盟诸侯，三年后，晋悼公派六卿率领众诸侯国联合讨伐秦国，秦国大败，晋军一直追击到林（今山西华县）才撤兵。悼公十五年（公元前558年）冬，晋悼公病逝，年仅二十九岁，其子彪继位，是为晋平公。晋悼公时期，晋国国家实力达到顶峰，晋国再一次称霸诸侯，恢复霸业。
六卿势大
自晋文公称霸，到晋悼公复霸，晋国国君任贤用能，使国家富强，维持晋国百年霸业。晋平公八年（公元前550年），栾氏家族被灭，晋国原十一卿此时剩赵姓、韩桓惠王、魏氏、智氏、范氏和中行氏六家。平公十四年（公元前544年），吴国的季札出使晋国，与赵武、韩起、魏舒会谈，认为晋国早晚将归于赵、魏、韩三家。平公十九年（公元前539年），齐使晏婴使晋，羊舌肸对晏婴说，今天的晋国走向末世了，平公贪图享乐，横征暴敛，大肆修建宫室，不理朝政，军政大权旁落在公卿手中，这样的晋国是不能长久的，晏婴很认可叔向的话。平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32年），平公去世，其子昭公夷继位。
姬夷在位六年去世，其子顷公去疾继位。到晋顷公六年（公元前520年），晋国六卿已经强大到可以平息周代内乱并拥立姬匄的地步。三年后，鲁昭公被鲁国季氏驱逐出鲁国，卫、宋两国请求晋顷公护送鲁昭公回国，季平子贿赂士鞅，范献子就替季平子说好话，晋国就没有护送鲁昭公回国。晋顷公十二年（公元前514年），晋国公族祁氏祁傒的孙子和羊舌氏叔向的儿子发生争执，六卿趁机削弱公室的势力，合力消灭了这两个家族，将他们的封地划分为十个县瓜分掉。晋公室的力量更加衰弱，公卿的力量更加强大。两年后，顷公去世，其子定公午继位。
三家分晋
晋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7年），卿大夫赵鞅令邯郸大夫赵午把昔日安置在邯郸的五百户迁徙到太原市，赵午没办成此事，赵鞅就想杀死他，赵午就联合中行氏（荀寅）和范氏（范昭子）攻打赵鞅，赵鞅逃至晋阳，晋定公派兵包围了晋阳。荀栎、韩不信、魏襄子和中行氏和范氏有仇，发兵讨伐范吉射、中行寅，于是二人叛乱，晋定公转而下令攻打他们，二人逃亡到朝歌（今河南省淇县）筑城固守，韩简子、魏襄子等替赵鞅向晋定公求情，定公赦免了赵鞅，恢复他的爵位。晋定公三十七年（公元前475年），定公去世，其子出公凿继位。
晋出公十七年（公元前458年），荀瑶与赵氏、韩哀侯、魏氏一起瓜分了范氏和中行氏的采邑并纳入自己的封地，出公感到了威胁，向齐、鲁两国求援想要联合齐国鲁国讨伐四卿，四卿不想坐以待毙进攻出公，出公被迫逃向齐国中途而死，四卿实力最强大的智伯，和姬夷的孙子忌关系很好，就拥立忌的儿子骄继位，是为晋哀公，这时，晋国的实际权力为智伯掌控。哀公四年（公元前438年），赵毋恤、韩庚子与魏桓子联合起来杀了智伯，瓜分了他的封地。此时，晋国公室实际只控制绛都、曲沃县两个地方，其他的土地均为赵、魏、韩三家所有。
晋哀公去世晋晋幽公继位后，幽公畏惧赵魏韩三家，反而去朝见他们。幽公十八年（公元前420年），晋幽公晚上偷偷出城被盗贼所杀，魏文侯平定晋国内乱，拥立幽公的儿子止为国君，为晋烈公。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中注幽公为魏所诛杀。姬午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册封赵、韩、魏三家为诸侯，晋国事实上已分裂成三个国家，名存实亡。烈公二十七年（公元前393年），烈公去世，其子孝公颀继位。孝公在位十七年（公元前378年）去世，其子静公俱酒继位。静公二年（公元前376年），赵、韩、魏三家瓜分掉晋国最后一点土地，最后一代晋公俱酒被贬为庶民，晋祀断绝，晋国灭亡。
疆域
疆域变迁
叔虞初封唐地时，统治区域仅为黄河、汾河之东方圆百余里大小。中心地带在翼城县县翔山以西，曲沃县县的汾水以东，浍水以北，翼城、曲沃二县的崇山以南，东西长约三十公里，南北长约十五公里的长形地带。经晋文侯到晋武公时期，灭韩地（今天河津市北部），疆域扩展到了黄河，占领古曲沃、灭苟和几个小国家，此时晋的版图为太岳山西麓以西地区，黄河东岸向东一带，北到襄汾县、乡宁县一线，南至闻喜、夏县，即汾水与浍河交汇地带及周边地区。
晋献公继位后晋国领土大肆扩张，先后灭先、霸、、柤、虞、魏、虢、焦、冀、耿等国，东西边界均越过了黄河，消灭了晋西南地区临汾市、运城市除山区以外的所有国家，晋南富庶的农业区、盐池、中条山铜矿都在晋国控制之下，为晋国的壮大和后来晋文公霸业奠定了基础。这时晋国疆域大致为：东到虢略（今河南省灵宝市境内），南至今陕西省华山，西边与秦接壤，北接翟国。晋景公继位后继续扩张晋国领土，北到介休市，东与南阳市、邢台市一带接壤。晋定公将势力范围向北扩张至太原晋阳一带，向东占领了邯郸市以东地区，到三家分晋的时，晋国领土北到恒山以北，几乎包括今山西全境，西边占有黄河以西今陕西的一部分，南边占有黄河以南今河南省西部、北部大片土地，东边占领了今河北省中南部、山东省省西部。
行政区划
晋献公和父亲晋武公夺取晋国政权，即曲沃代翼后，为防止公族对君权的威胁，诛杀群公子，后经过骊姬之乱，晋文公重耳继位后，实行不蓄公子国策，由此晋国无公族。经过献公时期领土的急速扩张，出于统治管理的需要，晋国衍生出了县制。如晋襄公就将原属先茅的县赏给了胥臣，晋景公赏狄国臣民一千户，把瓜衍的县赏给士贞子。以县为单位赏给下属，这时为春秋中期，县制已经广泛存在于晋国。晋国国君设县，卿大夫的领地内也设县，随着卿大夫专政和大夫之间的兼并，势力强大的卿大夫所辖的县越来越多，县成为普遍设置。晋国的县有地理分布的特点，晋国刚开始在边地设县，为军事性质，不属于行政区划。渐渐晋国内地也开始置县。
晋县比较集中地分布在五个区：今晋中太原盆地及周边：有邬县、祁县、平陵县、梗阳县、涂水县、马首县、孟县、千亩县、瓜衍之县；晋西南黄河河曲及周边：荀县、耿县、魏县、东山县、瑕县、焦县、號略县、解梁县、阴地县；今河南省省济源至修武县一线（原晋国南阳地区）：有先茅之县、州县、原县、温县、阳樊县、陉县、鉏县、阎县；晋上党地区（东南地区）：有长子县、纯留县、铜县；太行山东南麓（晋国东阳地区及周边）：有邯郸县、邢县、任泽区。
疆域萎缩
晋国在晋平公统治时期，六卿的实力已经超过晋公室，事实上公卿的封地已经不在晋公室的统治范围内了，随着公卿之间的斗争和兼并，到晋哀公时期，晋公室实际管辖的土地仅限于首都区域的新绛县和曲沃县，其它晋国土地已尽为赵、韩、魏三家所有。
都城变迁
唐叔虞获姬诵封唐国，即今天黄河、汾河东边方圆百余里的地方，并修建都城翼（今临汾市南）。晋昭侯元年（公元前745年），昭侯将晋文侯的弟弟曲沃桓叔封在曲沃（今闻喜县东北），曲沃规模比翼城县规模更大，随后几十年对翼城构成威胁，实际上形成翼城、曲沃二都并立的格局，晋鄂侯在位时，曾短暂将都城由翼城迁至鄂（今山西临汾乡宁县），曲沃代翼后，晋献公八年（公元前669年）在聚地修筑都城，称为绛（今山西运城市绛县），绛作为都城共八十三年，到晋景公十五年（公元前585年），晋都由绛迁至新田（今山西侯马市），称新绛县，传位十三世，新绛一直都是晋国首都。晋哀公四年（公元前453年）赵、魏、韩三家分晋后，晋君被迁至今山西侯马市东部的凤城镇（今山西阳城县凤城镇一带），到晋烈公十三年（公元前403年），赵、魏、韩为封为诸侯，晋君又被迁至端氏（今山西沁水县东部），再被迁徙至屯留（今山西长治市屯留区），直到赵、魏、韩三国独立二十七年后，即公元前376年，晋静公被废为庶人，晋国灭亡。
人口
《吴起兵法·国图第一》有载说齐桓公曾募士五万人，晋文公募士四万人，秦穆公招募了三万人，凡是令国家强盛的君主，都会充分利用民众的力量。晋文公时期（公元前633年前后），齐、晋、秦三国军事力量大致比例为5:4:3，也应是相对应的人口比例。又《左传》鲁僖公二十七年，载晋文公将军队编为三军，每军有12500人，则三军为37500人，就是40000人左右，和《吴子》所说数字大致一致。史籍没有晋国人口的直接记载，但《国语·齐语》记载了齐国有49.2万户人家，学者李亚峰推测：按一家五口人计算，齐国人口约246万，参照上述人口比例，合理推测晋国人口有196万人左右。
约一百年后的晋平公时期（公元前537年前后），楚国视晋国为仇敌，分析晋国可以筹集到的兵力时说，晋国的十家九县，有战车九百辆，其余四十县，战车有四千辆，也就是晋国可以筹集的战车共4900辆，学者李亚峰研究，春秋时期，一辆战车配套兵员为75人，因此推测兵士数量为36.75万人，按军民比例1.2:9.4，则晋国人口总量大致在288万人。
春秋后期（公元前453年前后），学者李亚峰认为，晋国在三家分晋后出现了大规模移民，证明这一时期人口总量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下趋于饱和，人口总数比春秋中期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长，参照西汉时期这一地区极盛时的人口463万余人的规模，晋国在春秋后期的总人口当在400万之上。
政治
统治结构
春秋时期的社会等级为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工商、皂隶等组成。天子、诸侯、卿大夫、士有职、有封邑或土地，属于统治阶级或贵族阶级。庶人、工、商、皂隶为被统治阶级的劳动者和奴隶。晋国作为周王族的一个诸侯国，晋公室之外，卿大夫是仅次于公室的宗族贵族，卿是大夫中的上层，是国家的执政之臣和军事统帅，大夫和士是国家政权执行中的中坚力量。
公卿执政
晋国卿的权利相比春秋其他诸侯国要大得多，因为晋献公宠爱骊姬进而要让其子傒齐继位，不仅逼死太子申生，还迫使另两位年长的公子重耳和夷吾流亡国外，重耳继位后，定下“不蓄公子”的国策，以防公族内讧和乱政，但也造成“晋无公族”的局面，国家军政大权只有依靠卿大夫，卿大夫们执掌军政大权，成为国家的实际统治者，势必逐步架空国君。卿族势力对晋公室统治的威胁逐步加剧，如赵盾可以违背先君意志无视太子夷皋，赵穿可以杀死国君而不受惩罚，屠岸贾可以不请示国君就发动下宫之难诛杀赵姓，栾书、荀偃公然弑晋厉公。晋平公时期，吴国季札出使晋国，观察晋国政治很短时间就断言晋国将来会归于赵、韩、魏三家，历史证明了他判断的精准。四十年后，阖闾对话孙武给出了相似的预言，而且孙武认为六卿的兼并斗争，范氏和中行氏会首先失败，势力正大的智氏次之。这证明，晋国六卿执掌政权的趋势已经为其它诸侯国所瞩目，并一致地预感到卿大夫对公室的致命威胁。这时六卿的势力大于公室的格局已经形成，到晋定公时期（公元前511年-475年），先是范氏、中行氏作乱被消灭，六卿的平衡格局被打破，后来智氏被灭，经过一个世纪的竞争和兼并，晋国的卿大夫终于实现了消灭公室，自立为诸侯国，晋国被分裂成赵、韩、魏三个国家。
官制
晋国的官制，以晋文公为界，之前是司空、司徒、司马、太师、太傅当政。晋国的司马掌军法，司空负责军事，不同于其他诸侯国的相国将军。到城濮之战时，国政由军事长官兼任，并固定三军将佐，称“六卿”或“六正”“六将军”，中军将军也称为元帅，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中军帅为六卿之首，为最高执政和军事长官，也叫“上卿”“大政”，如后来的赵盾即是。晋国设公族大夫，负责公族和卿大夫子弟的教育。设执秩，掌管爵秩。设中大夫，谋议国事。官员逐渐从贵族世袭向君主任命过渡，开始出现官吏，设了司功职位。在春秋中后期，晋国成为横跨今陕西西部、山西省全境、河南西部和北部、河北省中南部和山东西部的一个疆域广阔的大国。逐渐出现了郡县，中央开始任命地方官吏，一郡之长官为郡守、一县之长官称大夫或县守，另配备县师、舆尉等官吏。
经济
晋国自唐叔虞始立国六百余年，春秋时期，晋国出现文襄霸业、晋悼公复霸，维持霸主地位百余年，政治的强大，根基在于经济的繁荣。晋国地势险要，产良马，晋灭虞就仰仗屈地（今山西石楼县）所产的良马，晋国南边有解州盐池，自古是财利聚集之处，晋国占有地利，民风俭省吝啬，计虑深远，不喜欢娱乐，天然适宜从事商业活动。晋文公继位后，废除旧债，减免赋税，布施恩惠，舍弃禁令，救济贫困，资助那些没有财产的人，减轻关税，修治道路，便利通商、宽免农民的劳役，鼓励发展农业，提倡互相帮助，节费俭用，利器便民。于是百姓逐渐丰足安定，国家财力有了很大提升。一系列的经济措施，为晋国开疆拓土成就霸业提供了经济基础。
农业
井田制是商周奴隶制社会的一种土地所有制形式，《孟子》具体描述了井田制，即一平方里的土地共九百亩，分成九份宫格状，中间是一百亩公田，周围八百亩，分给八家耕作，耕种者先耕公田，然后种私田。井田制一直延续到春秋时期。晋国“启以夏政”沿袭传统的井田制。春秋时期冶铁工业趋于发达，晋国于晋顷公十三年（公元前513年）铸造的刑鼎，就是从民间征收的铁原料，可见晋国铁工具的使用已经普及，耕地用牛，而且晋国很早就进行水利开发利用，说“悬翁之水，晋水出焉”，治理晋水使得灌溉条件优越，这样的条件下，晋国农业得到良好的发展，农业发达人口自然增多，如绛邑、安邑、平阳、太原市等晋国城市的崛起，国力得到提升，晋国逐渐成为春秋时期北方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秦国商鞅变法时，秦国曾竭力招揽三晋之民入关垦田，也间接说明了晋国农业的发达。
铁制农具提高生产力水平，耕作者将注意力转向私田，公田则逐渐荒芜，井田制已经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晋国适时产生了“作爰田”，晋国的“作爰田”是在晋惠公韩原战败后提出的，“爰田”也称“辕田”，为易田之法，赏众以田，意在安抚韩原之战阵亡士兵的家属，是一项稳定局面的政策，晋国在爰田政策下，元气很快恢复，因此这一权益之计的政策得以延续下来。爰田是一种土地私有化，显然是对井田制的一种巨大破坏，但它更切实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一变革客观上瓦解了井田制，晋国的土地政策走向私有合法化。
手工业
《国语·晋语》载晋国“工商食官”，说明官营手工业居晋国主导地位，由政府委任官吏组织生产，如官供膳食，是由国家直接管理下的工、百工、匠人等从事生产的，且世代相袭、父死子继。官营手工业生产的范围有：兵器类物资和公室贵族生活用品、礼器、货币等，还有建筑宫室、城、宗庙等的技术匠人，尤其是身怀绝技的工匠，不可或缺且家族传承。官营之外，私营手工业是晋国手工业必要的补充，一般被巨世强家所经营控制，晋墓出土的铜器常有“某某自作宝器”铭文，证明器物不是赏赐来源，而是为纪念或别途该家族的自制，应为贵族惯例。这样的手工业类似官方手工业的下一层级，区别只是没有冠以官方称谓而已。还有一种私营手工业为民间手工业，是与农业生产直接发生联系的家庭手工业，如妇女的种桑采麻、养蚕纺织等。《周礼》记载有天子的后妃，于每年仲春之月，要率领命妇们行蚕桑之礼。到春秋后期，官营手工业渐衰，贵族私营手工业取而代之。晋悼公颁布“公无禁利”政策后，民间出现弃农专事手工业者，这为战国初出现手工业工场主打下了基础。
商业
随着晋国发展起来了新兴手工业，如煮盐、冶铁、制陶、制瓷等。晋文公以后，社会生产规模发展，社会分工益发细致，生产经验丰富积累，资源利用率提高，晋国呈现出大国的气派。 晋国的商业活动逐渐繁荣，运城盐湖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盐产量很高的产盐区，太原市、代县、楼烦也有土盐的生产，晋国专设盐官，盐业成为晋国重要财政来源之一。晋国的首都绛，还有安邑县、皮氏等地有铁矿，与之相配套的矿石开采、冶炼等手工业逐渐成熟，晋卿赵鞅（即赵简子）、荀寅向晋国百姓征收“一鼓铁”的税赋，用来铸造刑鼎，这件事说明了晋国铁制品的普及，进而证明晋国商业活动的发达。呈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的景象，百工指各行各业的工匠，肆是指作坊。可见分工之细，否则不会以百工形容，肆，证明已经出现了个体私营独立的手工业者，这时社会分工细化的结果，私营经济的出现和逐渐发达，削弱了奴隶制垄断阶级对于贸易的垄断，社会经济格局发生了变化，需要统治阶级的统治适应新的经济结构的需求，这正是晋文公“通商惠工、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政策实施的社会基础，
晋国农业、手工业、商业的进步和发展，社会经济稳定繁荣，对国家官僚统治需求增高，国家财政体系逐渐形成，这正是奴隶制经济体系的瓦解，和新兴的封建经济体系的发端。
货币
晋地的商业活动在商代就发展了起来，“屠畜易酒”说的就是晋地的人们进行商品贸易的情景，从而逐渐形成了商人阶层，商业成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种类由多元的实物渐渐集中，货币应运而生。晋地的货币最早用海贝充当，后来用兽骨、玉石磨制成骨贝、石贝，青铜器出现后，以青铜仿制海贝。1971年陕西保德县林遮峪商代墓葬发掘出铜贝109枚、海贝112枚，可知山西省地区在商代已经开始使用铜铸货币了。贝币从商朝一直沿用至春秋初期，这也是真贝向铜贝的演变过程，铜贝的使用时间大约三四百年，晋国侯马市遗址出土了多达1600多枚的铜币，为晋国东周时期的货币。
古晋国最主要的流通货币为布币，另有刀币和圜钱，布币又有耸肩尖足空首布（铲布）、平首布、方足布等。晋阳古城（今山西太原市）是春秋战国时的冶炼、兵器、货币制造中心之一，晋国流通最广泛的晋阳布币就产于此。出土晋国空首布的地方有太原、榆次区、寿阳县、侯马牛村、运城、稷山吴城等地；出土平首布的地点有太原古县城瓜地沟、太原金胜、祁县下王、交城县、汾阳市、高平市箭头、阳高天桥、原平武彦、陵川县、天镇县等地；出土刀币的有交城、山阴故驿、永济薛家岩、高平箭头、浑源县、神池县、怀仁市、左云等地；出土圆钱地点有闻喜苍底、侯马东门外、侯马、翼城上吴等。晋国侯马遗址出土空首布的地方，还发现一处铸造遗址，不仅有大量铸造青铜器的陶范，还有大量的空首布陶范和范芯，范芯尤其众多，在一个四米见方的发掘范围中，范芯堆积厚达六十厘米，范芯数量有数十余万件，还有未取出空首布的布范，可想晋国当时铸布规模。这样的一个包括铸币功能的铸造场，比欧洲公元3世纪的罗马铸币工场早700年至1000年。
军事
编制管理
晋文公时期的军事被编制为三军：即上军，中军，下军衔制，每军万人。到晋景公时期为六军。中军为晋国国君同宗贵族统领，也叫公旋，即中军帅由国君宗室担任，中军帅同时也是三军或六军统帅，权力极大，如此很容易和国君产生矛盾，晋文公之后，中军帅由公卿担任，权力极大，这是晋公卿容易被诛灭全族的重要原因，也是晋公卿实力越来越大的原因。威胁着晋国公室的统治。
晋文公之前，国君的御戎，即为国君驾御军车的甲士；车右，即执兵器立于车子右边的武士，皆为国君战时临时任命。晋文公之后，御戎成为常设之职。实力壮大的公卿各自设置自己的御戎，兵车作战时期，这些是关键岗位，可见晋国国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晋文公之前，国君是军队的最高统帅。城濮之战是中军卿在指挥全军，军事权力的下移，车御地位同步上升。晋悼公继位后对公卿的军事威胁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取消了其的御戎，且国君的御戎地位在太傅、司空之下，在戎右、军尉、司马之上，是对晋文公军事政策的纠偏。
晋国的司马一职，负责军队纪律的管理，类似今天的军事法官。城濮之战中，有人违反军纪，司马即可将其正法。之后历次大战时，皆可见司马随军而行，韩国之祖韩厥就曾三任此职。晋悼公为了加强军队的军纪法治，增加了司马的职位，各军中皆有设置。魏绛就被任命为中军司马，负责全军的军纪。晋景公时代的鞌之战，出现了候正职位，主管侦探敌情、勘察地形，是谍报范畴的官员，其职位低于司马、司空、舆帅，高于亚旅。晋晋悼公改候正为候奄，提高其的地位，上升到上军尉、上军司马之上，仅低于中军尉、中军司马之下。晋悼公命军尉、司马、候奄等训练步卒、车兵，使卒、乘之间的一致性，以便战时相互协调配合。
战车是春秋时期的重要武器，因此对驾车战马要求很高。晋悼公设立专职乘马御（也被称作赞仆）之职，据《周礼》，天子有十二闲，诸侯有六闲（一闲为二百一十六痞马），六闲之驺需要一百八十人管理。驺主负责驾车、御车、训练马匹，需要对马匹进行训练以适应战争需要。
军事改革
晋悼公进行了一些军事改革，如精简冗员，充实一批急需的官职，加强对军队的训练和管理，严明军纪，加强军队制约机制，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左传》对此给出了评价：晋悼公任命的各部门的官员，都得到民众赞扬；被举拔的人不失职；做官的人不改变政策法则；爵位不超过个人德行；师不欺陵正，旅不逼迫师；民无怨上下同心，所以晋悼公能再次带领晋国恢复霸业。
法制
晋国早期以周礼严格的宗法等级为框架法度，成为国家行政运行和个人行为规范的准绳。春秋之后周代影响力式微，周礼渐渐失去约束力，诸侯国自行制定法律以代之。晋国法律最先运用于军队，为的是令行禁止保证战争的胜利，后来军队的法令法纪渐成全社会的通用法则，为了全社会力量保障对前线的支援。《国语·晋语》记载了自晋穆公以后晋国乱兵不止，民心不足，祸乱不断。到晋平公时，社会盗贼到公然行凶的地步，统治阶级内部内斗不止，上下内外矛盾促使了法典的产生，晋国的法典共有五部：
晋顷公十三年（公元前513年），士匄制定的刑书被铸在一尊大铁鼎上，这是晋国的第一部法典。孔子评价它说：晋国奉行唐叔所传的法度，即周礼用作为准则，卿大夫根据自己的位次遵守它，百姓因此能尊敬贵人，贵人因此能保持他们的家业。贵贱的等级不错乱，这就是所说的法度。现在废弃而铸造刑鼎，看来晋国就要灭亡了。可知晋国从唐叔虞建国就有治国法令。
晋国在经历了曲沃代翼和骊姬祸政的百年乱局后，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晋文公在被庐阅兵，建立三军制，并商议元帅的人选，这就是作执秩之官，被称为“被庐之法”。以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这是晋国的第二部法典。
到赵盾做执政卿时改“被庐之法”为“赵宣子之法”，其内容包括：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狱、董逃、由质要、治旧污、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意为制定致事章程，刑罚律令，清理诉讼积案，追捕逃奴，契约凭据，整肃吏治，正名定分，任贤使能等。此法倾向于维护卿大夫集团利益，是晋国第三部法典。
晋景公即位后，依照周礼之旨，汇编夏、殷、周三代典礼，恢复了晋文公执秩之法作为晋法，被称为“范武子之法”。晋景公此举是崇公室而抑卿公，此晋国第四部法典。晋悼公即位后，任命士渥浊为太傅，编修范宣子之法，是对公卿的让步，缓和了公卿和公室的紧张局势，是晋国的最后一部法典。
外交
戎狄共处
晋国自唐叔虞建国始，其的周边就“匡有戎狄”，意为与戎狄为邻、与戎狄相处。《左传·定公四年》说“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是中央诏命叔虞按中原地区制度治理华夏地区，对边境戎族要照顾他们的少数民族的习俗，体现对戎狄的怀柔政策，以利于和平稳定。可见晋国早期与相邻的戎狄相处还是相对融洽的。后来晋国和北戎也曾发生战事，山西晋侯大墓出土的“昌鼎”有铭文“晋侯令昌追于倗，休有擒”的字样，倗，为古倗国，是一个狄人小国，就是晋侯命令昌去追杀这个倗，此事应该取得了胜利，才被昌作为自己显赫功绩铭记于鼎上。晋穆侯时期的条之战、千亩之战，都是针对戎狄的战争，春秋初期，晋国展开了对周边戎狄的兼并战争，有文献记载的近二十个，实际上更多，比如上述的倗国就不见文献，是从“昌鼎”铭文所知，这些国家里，有一部分就属于戎狄少数民族国家。
大国关系
流亡外交
骊姬乱政时，公子晋文公逃往翟（也称狄）国，公子晋惠公逃亡梁国。重耳在外流亡十九年，去过许多国家，更是在翟国居住多年，大国去了齐国、楚国、秦国，三国均予以他很高的礼遇，重耳与这些大国建立了很好的外交关系，他能回国继位也是仰仗秦国的力量和支持，重耳并不以出卖国家利益而获得大国支持，楚成王就因对其的礼遇逼问他准备将来如何报答楚国，重耳以“退避三舍”作答，后来两国发生城濮之战，晋文公果然退避三舍，城濮一战晋国大胜，楚国岁虽损失惨重，也只得输的心悦诚服，重耳的不卑不亢赢得对手的尊重，这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也是外交上的胜利。
秦晋关系
秦晋早期并不接壤，除了春秋早期诸多的诸侯国，还有周代的丰镐遗址王地区将两国隔开，周平王东迁后，周王室实力更加衰弱，已无暇于西部，晋国和秦国各自奋发图强、开疆拓土，晋国通过兼并整合周边小国，秦国和晋国成为邻国并加强了往来。两国最早史籍记载的姻亲关系是晋献公将自己的女儿嫁给秦穆公，而秦穆公也两次辅助晋君继位，一位就是晋献公的三公子夷吾，但夷吾继位为晋惠公后违背对秦国的诺言，且对秦国之饥不予救助，以致在秦晋韩原之战中被秦军俘虏，他的姐姐秦穆夫人拼死相救，秦穆公将其放回了国，只是令其太子圉作为人质送去秦国，秦穆公将女儿怀嬴嫁给了他。晋惠公病危时，太子圉不打招呼偷偷回国，而且夫人怀嬴并没有带回晋国，令秦穆公很生气。晋公子重耳到秦国后，秦穆公将怀嬴、另一个女儿文嬴再有三名宗室之女共五名嬴氏女子嫁给重耳，护送重耳回晋国继位为晋文公。秦晋政治联姻，怀嬴、文嬴均为重耳外甥女的因素被忽略。晋襄公继位后，娶秦国公主秦穆嬴。自晋献公到晋襄公时期，秦晋两国互通姻亲，是两个大国关系最亲密时期，史称“秦晋之好”。秦晋之好对于两国互惠互信、社会稳定和百姓安居乐业起到积极的作用。
晋吴关系
晋景公时期，晋国加强与吴国的关系，联吴制楚，令楚国疲于奔命无暇北上，晋国与楚、秦、齐国的战争中，胜多败少。晋厉公时期，秦晋发生利益冲突，晋国大臣吕相的《吕相绝秦》为晋国外交做出贡献，成为后世外交辞令方面的经典范文。晋悼公时期魏绛和戎，为晋国创造出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为悼公复霸做出贡献，同时，晋国与秦、楚展开霸权战争，在这一时期，齐国、郑国、鲁国均向晋国进献鼎、钟等示好，晋国君臣表现出高超的外交智慧。
称霸中原
相比春秋其它霸主，晋国称霸时间长达百年，出现了好几位雄才大略的国君，也是对中原地区影响最大的诸侯国。晋晋献公随其父晋武公曲沃代翼后，为防范同宗公室夺权，尽灭桓庄，又为了防范自己后代子孙出现曲沃代翼的情况，将除太子之外的儿子全部流放边疆，公子重耳、夷吾即在此背景中流亡他国。没有了晋公室，献公任用大批优秀的臣子来治理国家，这客观上令晋国的国力大大增加，于是献公完成对周边五十五个国家的兼并，史称“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献公虽无霸业之名，却有霸业之实。献公之子惠公夷吾虽无大的建树，但他兵败秦国后，晋国被逼诞生了两大制度：州兵制和爰田制。州兵制客观上令晋国实现了全民义务兵制度，扩充了晋国军队的实力；爰田制瓦解了井田制，晋国的土地逐渐私有化，解放了生产力的需要。
晋文公继位后，在献公、惠公的基础上，晋国开始了向中原扩张，拿下南阳，打开了挺近中原的通道，城濮之战确立了晋文公的霸主地位，被周襄王正式任命霸主，中原地区均臣服于晋。正式开启晋国的百年霸业。晋襄公在崤山山脉全歼秦军，切断了秦国企图染指中原的意图。晋景公的鞌之战击溃齐国，又伐蔡攻楚破沈，攻入楚国本土，晋厉公又击溃楚国的鄢陵之战，到晋悼公，礼遇诸侯，其在位十五年时间，九次成功会盟诸侯，悼公曾率领众诸侯国联合讨伐秦国并大胜，除秦国和楚国，悼公几乎团结了所有的大小诸侯国。
文化
晋文化区别于其他诸侯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原因在于唐叔虞时期就确定的“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国策，即中原地区区域和戎狄区域不同的治理方针。这直接影响晋国的政治和经济，进而决定了晋国的文化发展格局。
唐风
晋文化中掺杂有异端色彩。比如东方的鲁国对于传统宗法制度呈绝对维护态度，齐国对此持折衷态度，晋文化却是全面否定的。《诗经·唐风·扬之水》描写小宗的曲沃桓叔公然要夺大宗的政权，不予批判反而歌颂，而且要见到曲沃桓叔了，所以很开心没有了烦恼。知道马上就要政变，一定要保守好秘密。很难想象这发生在周代统治下的春秋初期。先秦时期人们是“以德配天”的天命观，而《诗经·唐风·鸨羽》却向苍天呐喊，质疑灾难是统治者造成的。《诗经》里，唯有“唐风”是这方面的例外。
晋文化里有进取精神。晋文化对传统宗法制度持批判态度，恰是新兴封建生产力代表的开拓进取精神。《诗经·唐风·蟋蟀》作者为贵族，他批判享乐、不务正业，崇尚贤士警语、勤快做事、关心国家命运。这不符合那个时期奴隶主腐朽的精神状态。
晋文化里有忧患意识。晋国大小宗前后六十七年的政权争夺中，从晋昭侯开始五代国君被杀，《诗经与三晋文化》作者程发聩认为，如此残酷且旷日持久的政治斗争，在整个春秋时期也绝无仅有。而《诗经·唐风》十二篇均为国号改为“晋”之后的事，不以“晋”而以“唐”命名，朱熹给出的解释是：晋地土地贫瘠，人民勤俭质朴，优思深远，有尧之遗风，因此采用旧国号。学者程发聩认为，朱子只说对一半，不改《唐风》为《晋风》，就是要“唐”反映尧之遗风，要统治者尊重唐人的宗法传统，警示自己，才能治理好国家，这也反映出晋人的忧患意识。
思想哲学
从“以德配天”到“重民轻天”。周公建立的“以德配天”宗教伦理思想体系，被晋国统治阶级完整地继承，晋君是受“天命”“王命”而统治，《史记·晋世家》开篇记载叔虞受命于唐就来自于上天的旨意。叔虞成为唐国之君后，因发现异穗之嘉禾，即视为天降神物献于姬诵，成王又转献于正在征战的周公，成为统治者认为的祥瑞。以德配天，是西周时期晋国意识形态的核心。除此，宗教和巫术也是晋国思想的重要组成，具体形式有卜、、占星、原梦、看相、音兆等，卜、筮为最经常的手段。如1965年侯马遗址就出土了晋国东周盟誓载书中关于卜筮的记录。《晋国史》考证认为：尧、舜、禹活动的中心地带，就在今天的晋南地区，而春秋时的晋国，在当时是最先进的地区。《周易》就是在这一地区产生的，自然受《周易》影响最大，更加接受《周易》的思想，运用的也最为成熟，晋国是封建因素出现较早的诸侯国，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形成春秋末年蔡史墨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连续的战争令人民痛苦不堪，天命观在晋国发生了动摇，人们开始怀疑和咒骂这个带来灾难的上天，发出“悠悠苍天，曷其有常”愤怒的质问，人们渐渐意识到国家兴亡、战争成败主要取决于能否获得人民的支持，重民轻天的思想应运而生。到春秋后期，开明的士大夫意识到，失去民心将导致政权灭亡，于是积极建议国君减轻人民的税役，节制自己的奢侈欲望，以获取民心，大夫师旷说出“天之爱民甚矣”的话，从“重民”发展到了“爱民”，进而批判奴隶制对人民的残酷，是重民轻天思想的升级。
随着封建制的建立，晋国的意识形态随之发生变化，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发展了起来。晋大夫张趯曾发表盛极必衰、物极必反的道理。蔡史墨认为，世事万物均是对立面的斗争和统一。这丰富和发展了古代唯物辩证法的思想，这与春秋后期新兴地主阶级的成长是相辅相成的。只是其思想不成体系，不过一鳞半爪，天命思想仍然是晋国的统治思想。
史学
晋国成立之初就设有史官，晋大夫伯的后代以“籍”为姓氏，就是因官职得名，即世掌典籍、文献。“董狐笔”成为后世良史代称，正源自晋国太史董狐。 晋国史书称《晋乘》，已佚，《韩非子》内辑有42条，主要是记晋文公史事。晋国史官为左右史，左史记言，右史记行，《国语》中《晋语》占有全书近一半体量，即记言之史。另《荀子》《韩非子》《尉缭子》《山海经》《穆天子传》，均载有大量晋国史料。《诗经·唐风》12篇描述晋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诗经·魏风》7篇同样是晋地人民的生活写照。山西侯马出土的侯马盟书文字和晋地出土的大量青铜器物的铭文既是晋国史料，也是文学作品。
文字
中国自西周始，即用文字记载历史相当纯熟。晋人的文字散见于甲骨、青铜器物、陶器、货币、石简等材料上，保存到了今天。《晋姜鼎铭》，记载的是晋文侯夫人晋姜辅助文侯的事迹，多达一百二十一字，字体端庄。也有些器铭，仅志以铸器者姓名。天马一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出土了众多有铭文的铜器。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山西侯马东周古城组东南2.5公里处，发现四百余个东周祭祀坑中的大批石简5000余件，载书最长的达220余字，最少10余字，经考证，它们是公元前497年前后，晋国卿大夫赵鞅为了团结宗人，打击范、中行氏举行盟誓活动的真实记录，此即“侯马盟书“，《侯马盟书》已于1976年整理出版。
从已出土文物可总结出晋国文字的特点， 侯马盟书为毛笔所书，书法娴熟自如，字迹以朱红少量用黑色书写于玉石片上。可见，笔墨在春秋已经得到熟练运用。晋文字有一字多形的特点，比如“後”字出现了几十种写法。通假是晋文字的另一特点，比如“是”和“氏”通假，“俞”和“偷”通假。晋文字已经开始使用标点，不少地方运用重文符号和句号。《左传》记载了“止戈为武”，“反正为乏”，“虫皿为蛊”等信息，证明在文化修养较高的贵族中，文字的形体、训、声韵三要素研究已经在发展了。
音乐舞蹈
《诗经》作为先秦诗歌总集，是可伴乐歌唱的，因此《诗经》是集诗、乐、舞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太原的晋卿赵氏大墓出土有编钟、编磬等乐器，更有乐工殉葬；曲沃晋侯大墓的其中一座出土钟类乐器80件；闻喜出土有编钟、编磬各16件；晋文公子范编钟一套16件；临猗县出土钟磬63件；长治春秋战国墓出土钟磬104件；晋地其他考古发现也有乐器晋国乐器出土。从侯马遗址出土的铜作坊陶范可知，晋国当时已能铸造巨形乐器铜，可见晋国乐器制作工艺及规模。 晋国乐器“八音”皆备，即金：钟、傅类；石：磬类；丝：琴、瑟类；竹：箫、管类；：笙类；土：埙类；革：鼓类；木：祝打击类。师旷就是晋悼公、平公时期深通音律的杰出音乐家。晋平公铸造的大钟，乐师们都说合于音调，只有师旷持反对意见，后来卫国的师涓听后，证明师旷是准确的听音。师旷有自己的一套乐理，并将音乐分为清商、清徵、清角三大类，认为音乐有政治教化和促进人身心健康的作用。《孟子·离娄》有“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证明晋国五音六律音乐理论的流行与普及。
晋悼公曾受“郑伯嘉来纳“女乐二八”并赐魏绛“女乐一八”，女乐一八、二八，应是八人为一组的舞女，二八，即两组舞女。晋国青铜器的造型、线条、花纹及各种动物形象，质朴浑厚而丰富，反映晋国时期的审美、绘画艺术水准。
科技
天文历法
《侯马盟书》见有用“胐”字表达月初，这是晋人用夏历历法的证明。晋人沿袭殷周的天干地支纪日法，分每日为十个时辰，其名称有：鸡鸣、昧爽即黎明、大昕、日中、日、夕、昏、宵、夜中，通俗易懂又精确。天文方面，晋人已懂得二十八宿与日月五星的概念，以二十八宿分为十二次，观察岁星即木星运行来纪年，这就是岁星纪年法，也是今天所称一岁为一年的来源。从出土的匏壶可知，晋人对北斗星分布已有确切认识，以天上十二次与地上相对应划分区域，因此有些地名取名就用星域之名，比如魏都大梁就取自十二次的大梁，星域名也有用人名的，如高辛氏之子实沈，因为居于晋地，参为晋星，晋文公元年，正好居实沈星之位，所以晋在这一年大兴。晋献公时期有一首童谣中提到的龙尾，指的是苍龙七宿第六宿，鹑指的是朱雀七宿第三宿，天策就是傅说星，火为鹑火星。可见当时的民间对星辰星宿的熟悉。
晋人已经懂得按照节气安排农事，西周春秋时还没有二十四节气，但到了战国时期，二十四节气的多数已完备。晋人最初是运用分、至、启、闭八个节气，即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即便是按照这些节气安排农事也很精确了。《吕氏春秋》已记载二十四节气的大部分名称，完整的二十四节气名称始见于西汉《淮南子·天文训》中。
数理化
农业的土地测量、税赋统计计算、手工业和营建工程的计算需要，都对数学产生需要，晋人已经熟练整数的四则运算，分数的概念也已产生，几何学中的规矩方圆已在生产中得以广泛应用，对形状不同物体的面积与体积，能进行比较精确的计算。晋定公二年（公元前510年）冬十一月，由晋国牵头，会集十一家诸侯数万民众，仅用时一月修筑完周城郊，主持工程者正是晋司空士弥牟，其在这次工程上需要计算土方，还需要物理学的求功原理，才能精准地将各国民工数量、材料和口粮等数据一一交付各国负责人，才可以实现这样的效率，士氏代表了当时晋国数学的最高水平。《周髀算经》记述了勾股定理，文献中虽未见晋人应用此定理的记载，但从晋国营造的宏伟建筑看，晋人无疑已掌握了勾股定理。晋国的计算方法是筹算，筹算即珠算前身，从晋国出土文物看，晋国已经具备了相当精熟的数学应用。
物理和化学知识在晋国也获得非常多的运用。除建筑业和手工业需要物理知识外，铸造铜器就需要许多物理知识，侯马遗址发现许多的铸铜陶范，陶范的配料中就有砂和木炭末，陶范表层有一层细木炭粉和草木灰，如此应用可以使陶范具有良好的铜液导流性能，比普通陶范的铜液导流速度快约一倍，保证在短时间内铜液从浇铸口流遍整个范模。晋人生铁，发明有高温火、煅打渗碳，使其更锋利、更坚韧。天马曲村遗址出土的晋侯稣编甬钟上的刻制铭文的出现，将晋人使用锋利铁器的历史提早到西周晚期。晋人已经掌握了一些化工知识，如应用于酿酒和铸铜铸铁中。
医药
天命巫术思想在春秋以前长期占领统治地位，由此晋国的医药学没有得到良好发展，春秋战国时期晋国没有出一个名医，这与晋国的大国地位很不匹配。文献上记载了三次晋国国君贵族向国外求医的故事，一是晋景公病危是先用巫术无效后向秦国求医，因病情延误时日太久而病逝；二是晋平公病了先占卜用巫术，又向秦国求医，秦国派医和到晋国为其治病，医和诊断后，认为只需调养和节制性欲，即可恢复健康；三是晋正卿赵鞅患病五日不醒，家臣请名医扁鹊医治，扁鹊诊断后，认为其血脉正常，稍食药物三日之内即可康复。到春秋末期晋人才开始摆脱巫术，转而重视医学，比如晋国原本计划迁都郇瑕（今临猗县临晋镇），韩厥则认为此地地势低洼潮湿，且土地盐碱化，长期居住易得风炎症和关节炎，这才改变计划，可见这时晋人已经在思想上一定程度摆脱巫术了。再有当时多见的疟疾、溃疡等疾病，晋人也掌握了一定的预防能力，证明晋人民间的中医，也懂得了一些治病方法。
礼法
晋国为周代姬姓的分支，对周的传统给予保留和继承，从翼城县天马曲村晋侯墓出土文物可以看出，其的厚葬习俗、车马坑、人殉制度，包括墓地按血缘关系的排列次序均是严格按照西周宗法制度来进行的，这一点与同为姬姓分支的齐国类似。自西周到春秋时期，晋侯墓出土器物呈现明显的变化，早期的随葬器组合有：鼎、、吊、尊、卤、、，个别有钟；晚期组合变化为鼎、簋、盘、匝、壶。车马坑发掘四座，均为车一至二辆，每车配马四匹，与周王室葬制一致。
晋国晚期首都新绛（新田），即今天的山西省侯马晋国遗址。遗址由三部分组成：西部方向有早期和晚期两组古城址；东部方向为聂氏宗祠建筑为中心的祭祀遗址；浍河南省崖的上观、柳家有两处墓地遗址。晋国都城布局符合《周礼·考工》“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规制。同时，作为春秋时期完整无损的晋都及晋侯大墓，其完整形制随葬的礼器、玉器、车马、兵器、工具等，展现出春秋时期完整的周制。
三晋文化
三晋文化是晋文化的延续和发展，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以韩、赵、魏诸侯国为界域的地区性文化，具有独特思想风貌的文化形态。三晋大地是法家、纵横家的发源地与活动中心。三晋文化的主流，表现为新兴封建势力的积极进取精神。学者康嘉宏《论赵文化极其历史地位》中认为，比如赵文化的胡服骑射，即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结合交融，一定程度继承了晋国华夏民族和戎狄分而治之的传统，使得后来的赵文化呈现鲜明的多元性特征。赵国在战国中后期表现出较强的实力，成为阻碍秦国东进的屏障力量，也显示多元文化相较于单一文化的优越。
民族融合
晋国所处的汾河流域，本是华夏与戎狄杂居地区。晋国用两百年时间先后兼并了位于今天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南西部地区几十个小国家，有不少为戎狄少数民族国家，促进了华夏与戎狄的融合。晋国贵族也有和戎狄联姻的传统，晋献公、晋文公两代都娶了戎狄女子为妻，晋文公、晋惠公的母亲均是戎狄，因此晋文公逃亡时就投奔母亲的母国翟国，并居住多年。发生战争时，戎狄也常常成为晋国有力的同盟。晋国与戎狄的长期交往，使得戎狄逐渐接受华夏文化并融入华夏文明，晋国自然地形成了以华夏文化为主的，融合戎狄文化元素的的晋国文化。
晋、秦韩原之战，晋惠公被俘，被迫答应被秦国驱逐的陆浑戎东迁于晋国南部边境，此即为姜姓戎，从此姜戎开发南鄙，剪除荆棘、驱逐豺狼才居住下来。崤之战时，姜戎配合晋军伏击秦军，全歼秦军，姜戎是晋国依附，客观上为晋国南方的屏障。晋景公时，发生了一次大规模“和戎”，赤狄此时分成五部：潞氏、甲氏、留吁、铎辰、店咎如；白狄的一支东迁至今河北正定一带，且分成三部：鲜虞、肥、鼓。这里潞氏最强大，和其他众狄存有矛盾，晋国利用众狄的客观现实，说服众狄，得到众狄响应，孤立潞氏。如此分化赤狄实现了对赤狄的逐渐兼并统一。
晋悼公时期又发生一次大“和戎”，即魏绛和戎。魏绛从五个方面向悼公论述相比发生战争，和戎的五大好处：一是戎狄以草地为生，重财货轻土地，因此可以买其地；二是和戎使得边疆人民不再害怕而安居乐业，完成农业生产国家受益；三是戎狄若能都服侍晋国，周边的国家就因此慑于晋国的威力；四是以仁德来安抚戎族，将士们就不会受战争之苦；五是以后羿为例，法以道德，对远方的人会产生吸引力，而令身边的人安宁。悼公听完魏绛的分析非常高兴，令魏绛与各戎族订立盟约。
通婚是晋国和戎的又一个重要方法，这种血脉上的融合，客观降低了民族间差异，晋献公就娶了戎女子四人，如骊姬姐妹献给献公就换来了晋国对骊戎的撤兵。晋文公流亡翟国（狄国）时，重耳和大臣赵衰就分别娶了翟君的两个女儿，重耳和其生伯鯈、叔刘，赵衰和其生赵盾。晋景公的姐姐也嫁给了赤狄潞氏之君等。晋国对戎狄是政治上结盟和军事上作战相辅相成，但结盟可以减少战争，加强社会稳定，促进民族融合。
君主世系
遗址纪念
侯马晋国遗址
侯马晋国遗址，又称新田遗址，位于山西省侯马市，是春秋晚期晋国都城新绛（新田）遗址。从晋景公十五年（公元前584年）由绛（称故绛）迁至新田（新绛），到晋烈公十三年（公元前403年），赵、魏、韩为封为诸侯，晋君即被迁至端氏（今山西沁水县东部），新绛都是晋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从1956年始，即对新绛古城进行勘查和考古发掘，发现这里即是春秋晚期晋国首都新绛的遗址，遗址分布面积约45平方公里，发现有11座古城址，13处祭祀遗址，7处墓地遗址，遗址内发现有制造铜器、陶器、石器、骨器等的手工作坊遗迹，出土文物上万件。其中铜作坊遗址规模达3000多平方米，出土文物有大量铜锭、铅锭、铸铜工具等，包括三万多件的陶范，种类繁多、制作精良。遗址南部发现有四百多个土坑，葬有牛马羊玉币等物，其中的41号坑出土了5000多件“侯马盟书”，盟书记载了春秋和战国初期晋国贵族间的斗争，体量壮观、内容丰富。遗址东南的上马村一带发掘出二十多座的东周晋国墓葬群，墓内均有殉葬品，其中二号两个奴隶主墓内发现殉葬奴隶达十八人，反映了奴隶制社会的残酷和奴隶主的暴虐。
东周时期，是奴隶制生产关系趋于崩溃瓦解、新兴的封建地主社会关系萌芽的大变革期，侯马晋国遗址为研究这一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天马—曲村晋国遗址
天马一曲村遗址，位于山西省南部的翼城县和曲沃县交界地带，以西周晋国文化遗址为主，分布在约十平方公里范围内，遗址于1962年发现，1979年开始发掘，从遗址规模看周代时期王侯墓葬，天马曲村遗址仅次于周王室首都的丰镐遗址。遗址西部为晋国公族墓地和邦墓区。遗址中部有晋侯墓，共8组17座大墓，其中4组10座大墓从无盗掘破坏，完好无损，墓址出土有大量青铜器、玉器、陶器、石器、骨器，许多青铜器载有晋侯名号，由此判断为晋国的君主大墓，晋侯及其夫人大墓有陪葬墓、祭祀坑、车马坑数十座。从随葬铜器铭文及墓葬排列顺序，清晰可见并可判定为八代晋侯世系，出土器物组合完整、体量众多、制作精美，极具学术价值。
参考资料
山西侯马晋国遗址.国家文物局.2023-08-16
山西临汾晋侯墓地及曲村—天马遗址.国家文物局.2023-0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