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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国

郑国

郑国（公元前806年—公元前375年），是始封于西周晚期，后随周代迁居中原新郑地区立国的姬姓王诸侯国，共历二十四位国君，为春秋初年的强国。

《史记·郑世家》载“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郑”，姬静依照周代分封制，封其弟友（即郑桓公）于都城镐京附近的林（今扶风县和凤翔府一带），封号郑伯。姬宫湦时，王室政权不稳，郑桓公遂迁寄宝器和部分民众到新郑市十邑之地的国和郐国。东周初年，郑武公先后灭虢与，举国迁都新郑。郑武公与其子郑庄公相继任姬宜臼卿士，扶持东迁的周王室，同时以王命讨不庭，制服附近诸侯，并一度打败北戎，使郑国成为春秋初年的强国。姬林十三年（公元前707年），周桓王免去郑庄公卿士职务引发了周、郑间的战争，郑与王室交恶。郑庄公去世后，诸子争位，国势渐衰。郑国先是依附于崛起的齐国，至春秋中期以后，地处中原要地的郑国常为晋楚两霸扩张争夺的对象，备受战争和大国剥削。公元前543年至公元前522年，首卿子产在执政期间施行改革，郑国出现短期和平。进入战国时期后，郑国处境维艰、内忧外困，姬喜元年（郑康公二十一年，公元前375年），郑国终被韩国所灭。

郑国在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制度等方面在春秋时期较有代表性。郑国较早越诸侯之制建立了三军，成为春秋初期的军事强国；春秋中后期，子产进行作封洫（确定土地所有权）、作丘赋（收军赋）、铸刑书等方面的改革，郑国出现了中国第一部成文法；郑国初立时就与商人订立盟约，为商业发展提供便利条件，使郑商与国家相得益彰；郑国拥有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农产品与手工产品在诸侯中颇有盛名；文化方面，郑国思想上重视周礼，维护礼制，文学以《诗经》中的《郑风》为代表，共有二十一首，在十五国风中为最多；音乐方面，郑国青铜编钟多一钟双音，代表了春秋时期音乐的较高水平；郑国后期，为了求得生存，遂实行唯强是从的对外策略，随形势变化时常改变与强者的关系，实行与强者结盟的摇摆之术，先后依附齐、楚、晋等强国。战国时期，郑国国势日益衰弱，随着诸侯之间兼并战争的日益激烈，终被覆灭。

国号

周政权建立后，实行分封制，对亲属子弟分封建国以藩屏周室，郑地是西周重要的“五邑”之一。《史记·郑世家》记载“郑桓公友者，周厉王少子而姬静庶弟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郑”，姬静依照周代分封制，封其弟友（即郑桓公）于都城镐京附近的棫林（今扶风县和凤翔区一带），封号郑伯，“郑”即成为国号，有郑重严肃忠孝仁义之意。不久郑桓公迁徙部族到京兆郑县（今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史记·郑世家》载“郑，县名，属京兆。秦武公十一年‘初县杜、郑’是也”；《汉书地理志》载京兆尹属郑县，“周宣王弟郑桓公邑”；宋代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载“郑故城在华州郑县西北三里，郑桓公友之邑”。至郑武公东迁新郑后，仍用“郑”旧称。

历史

初封于郑

周代进行分封时，实行两种分配制度：畿内封邑与畿外封国。王畿之内主要授予在王朝任职的公卿大夫。王畿之外主要分封给亲属、功臣，建立诸侯国，为周王朝统辖下的行政国家。畿外诸侯的主要职责是“藩屏周”，拱卫王室。其拥有军队，抵御外敌，统治诸侯国内的臣民，并按规定向周王定期缴纳贡物，一般不参与王朝内部事务。

姬静时期，郑桓公友在王朝任职，经常率领军队对外征战。姬宫湦二年（公元前780年），曾率军“伐，克之”。周幽王八年（公元前774年），郑桓公被任命为周代的司徒。《史记·郑世家》载“封三十三岁，百姓皆便爱之，幽王以为司徒”；《国语·郑语》韦曜注田午“幽王八年为司徒。”司徒为周代的重要官职，早期金文中也作“司土”，主要掌管藉田、征役等。周宣王二十二年（公元前806年），郑桓公友被周宣王封于郑后，其封地成为周代分封较晚的一个王畿性质的采邑，为畿内小国。分封郑国时，周天子畿内的居民已不多，便易外地居民而赐之。畿内采邑设有独立的官吏机构，其主要是以官吏俸禄形式分封，周天子对采邑具有支配权。

东迁新郑

姬宫湦时期，王室政权不稳，郑桓公遂迁寄宝器和部分民众到新郑市十邑之地的虢国和郐国。《左传·昭公十六年》载“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嵩蔡藉而共处之”，郑桓公和商人订立盟约，取得其拥护和支持，又实行奖励生育政策，增加人口，着手在此经营。周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年），犬戎族攻陷丰镐遗址，郑桓公死难，《史记·郑世家》载“犬戎杀幽王于骊山下，并杀桓公。郑人共立其子掘突，是为郑武公。”郑桓公之子郑武公与秦、晋、卫三国联军击退犬戎，受封卿士。次年，随着周代实力衰退，郑武公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邑，得到周王的信任，从而担任王室司徒之职。

姬宜臼二年（公元前769年），郑武公灭郐国。周平王四年（公元前767年），再灭虢国。郑国灭取郐、虢二国后，顺势灭掉其他各邑，还掠取了虎牢关以东的大片王畿土地，于周平王六年（公元前765年）举国迁至中原，立新都于中原新郑之地，由畿内采邑转变为列土封疆畿外诸侯国，郑武公仍在周王朝担任卿士，打破了畿外诸侯不在王室任职的惯例。周平王八年（公元前763年），郑国攻打胡国。胡国地处淮河流域，西周时期为淮夷范围，胡国被占领后，成为郑国向外扩张的重要基地。

春秋初霸

周代东迁之后，实力继续衰落。东周初年，周王朝分封的大国，如齐、楚、晋等都还没有兴起，秦国则在西部抵御犬戎族、发展经济，无暇顾及中原地区。郑国迁灭郐、虢、胡等国，吞并十邑后，在春秋早期率先发展起来。

肃清内政

《史记》《左传》载姬宜臼十年（公元前761年），郑武公娶于申国之女武姜。周平王二十七年（公元前744年），武姜欲立小儿子段为太子，废长立幼，被郑武公拒绝，同年，郑武公去世。次年，其长子郑庄公继位，是为郑庄公。庄公继位后，武姜为小儿子段请制，“制”为郑国初居中原的立足之地，原为虢国之邑（今河南省荥阳市境内），地势险要。郑庄公则把郑国的重要城邑“京”封于段。段被称为“姬段”，在京地修建城池，发展生产，扩充军备，进而又把势力扩充至延（今延津县北而稍东，周时为黄河上的重要渡口）。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722年），段密谋反叛，被郑庄公镇压，《公羊传》载“郑伯克段于（今鄢陵县北而稍西）”，段战败逃亡走共国，武姜被流放于“”。

周郑交质

郑国与周代的关系特殊，本为王室近亲，在平王东迁时，晋国、郑国是周王室的主要支持者。继郑桓公、郑武公之后，郑庄公继续作为周王朝卿士，在诸侯国中具有重要影响力。东迁后的郑国与周王畿相邻，郑伯以卿士之名掌握着王朝的政权与军权，常“以王命讨不庭”，四处征战，以王师谋私利，如对邻国许国攻击打压，郑庄公时以许“不共于王”灭掉许国，建立傀儡政权，并派郑大夫驻守。周天子的王权逐渐与郑国国君的专权产生矛盾，《左传·隐公三年》载“郑武公、庄公为姬宜臼卿士。王贰于虢。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周平王五十一年（公元前720年），周平王欲逐步削弱郑庄公的权力，让虢叔也担任卿士，郑庄公遂与平王对质，于是周、郑交换人质，史称“周政交质”，周代天子式微。

霸权小成

周平王五十一年（公元前720年），周平王去世后，姬林分权给虢公，郑庄公命卿士祭仲率领军队夺取周王室温地和洛邑的麦、禾两邑，以报复周王室，郑、周矛盾加剧。周桓王十三年（公元前707年），周桓王免去郑庄公卿士职务引发了周、郑间的战争。郑庄公因免职而不朝王，周王集结蔡、卫、陈等国分两路讨伐郑国，郑庄公迎战，双方在繻葛摆开战场，战斗中郑国部将祝聃射中周桓王肩部，王军溃败，郑庄公派祭仲慰问周桓王及部下，周代威信尽失。周、郑繻葛之战后，郑国势力大盛，郑庄公又联合齐、卫讨伐周王室的盟、向二邑的叛乱，周王不得不把其民众迁出，郑国的霸权战胜了周王权。姬林十八年（公元前702年），郑国联合齐、卫两国侵伐鲁国，在今山东曲阜近郊开战。次年，齐、卫、宋和郑国在恶曹会盟。此时，郑国的国势已达极盛，郑庄公实际上成了春秋初期中原地区的霸主，史称“春秋小霸”。

国势衰落

王室动乱

周桓王十九年（公元前701年），郑庄公去世，重臣祭仲掌权，《史记·郑世家》载“祭仲甚有宠于庄公，庄公使为卿。公使娶邓女，生太子忽，故祭仲立之，是为郑昭公”，太子忽继君位，为郑昭公。次年，因庄公娶宋国雍姓生子突，雍氏在宋国受到宋庄公的宠爱，所以宋国迫使祭仲立郑厉公为郑国国君，是为郑厉公，昭公逃奔卫国。郑厉公继位后，宋国多次索要贿赂，使郑国不堪忍受，郑厉公便请鲁桓公调节，被宋庄公拒绝。随后，郑国会同纪国、鲁国打败了齐、宋、卫、燕联军。姬林十四年（公元前698年），郑厉公继续加强与鲁国的关系，与鲁桓公会盟于曹，又派郑子人至鲁国寻盟，修曹之会。同年冬，”宋人以诸侯伐郑，报宋之战也“，郑国惨败。

同时，因祭仲专国政，引起郑厉公不满，于是密谋杀掉祭仲，结果失败，郑厉公逃到郑邑栎（今河南省禹县），祭仲迎接郑昭公回国复位。郑昭公做太子时与卿士高渠弥不合，高渠弥在一次陪同昭公外出打猎时，射杀了郑昭公，祭仲和高渠弥立昭公之弟公子亹为君，史称郑子亹。姬佗三年（公元前694年），郑子亹参加齐襄公在卫国首止召开的会盟，被齐襄公所杀，祭仲又立姬婴为君。周厘王二年（公元前680年），郑厉公带兵自栎地入郑国国都，至大陵时，俘虏郑国大夫傅瑕，傅瑕为保性命与郑厉公盟誓，回首都后杀死了国君郑子婴及其两个儿子，迎接郑厉公回国，郑厉公重新继君位。

沦为弱国

郑子婴在位期间，没有足够实力歼灭在栎地据守的郑厉公，一直固守国都。郑国君不敢出兵征伐，不去与诸侯会盟，窝居国内，地位渐从诸侯小霸国家沦落为弱势小国。郑厉公复位时，齐桓公已经称霸，其他大国如晋、楚也都发展起来，实力大增，此时的郑国加入齐国阵营。周厘王三年（公元前679年），齐、宋、陈、卫郑会盟于，承认齐国的霸主地位，齐桓公成为春秋第一位霸主。同年，郑乘诸侯为宋伐之机，入侵宋国，破坏鄄之盟。齐桓公称霸的同时，南方的楚国亦开始强大，基本上统一了江汉流域，楚文王之后楚成王继位，以公子子元为令尹，对外欲往中原地区扩张。

郑国地处中原交通要道的重要地理位置，国力衰退后，开始成为强国争霸的对象。周僖王三年（公元前679年）冬，楚国号“郑伯自栎入，缓告于楚”，因郑国加入齐国之盟而出兵讨伐郑国。周厘王五年（公元前677年），“齐人执郑詹，郑不朝也”，齐桓公以尊王名义伐郑。周僖王七年（公元前669年），郑国迫于楚国压力，获成于楚，两年后，郑国重归齐盟，与齐、鲁、宋、陈、郑“同盟于幽，陈、郑服也”，楚国即率军征伐郑国，楚国令尹子元帅大军伐郑，兴师动众，攻入郑国都城，齐、鲁、宋出兵救郑，最终楚军无功而返。公元前659年至公元前657年，楚国连续三年讨伐郑国，楚国俘虏了郑大夫伯，郑国已无力与楚国抗衡，郑文公欲投降楚国。姬阆二十一年（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齐、郑、鲁、宋、陈、卫、许、曹各国联军南下攻楚，楚国退让，以纳贡周室为条件，达成与齐国的暂时和解，齐、楚订盟，称为“召陵之盟”。

依附强国

齐桓公称霸以来，打“尊王”之旗行周王之权，周惠王欲借助楚国来打压齐桓公的气势，授意郑国背齐向楚。郑国不参加齐国召集的盟会，投楚。周惠王二十三年（公元前654年），齐桓公率鲁、宋、陈、卫、曹等联军伐郑，围新城（今河南省荥阳市密县）。楚成王亲自率师攻伐许国以解郑国之围，齐与诸侯转而救许，郑围解，郑国正式倒向楚国阵营。次年，齐国继续伐郑，此时齐桓公霸业正盛，同年冬，“郑伯使请盟于齐”，以示臣服。姬阆二十五年（公元前652年），郑国参加齐国主持的洮会盟，拥立太子郑继王位，是为周襄王。此后的十余年间，郑国一直是齐国的追随者，再无背齐行为。

齐桓公死后，王室内乱，国力不济。齐国霸主地位丧失后，宋襄公意欲继承齐桓公之霸业，楚国与宋国在泓水大战，楚国大获全胜，郑国立即向楚示好。春秋中期，晋、楚相继发展成实力雄厚的大国。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年）晋、楚两国在卫国城（今山东鄄城西南）地区进行了争夺中原霸权的首次大战，楚军大败，晋国第一次世界大战而霸，楚的盟国纷纷参与晋盟。晋与鲁、齐、宋、蔡、郑、卫、莒盟于践土（今河南省荥阳市），周天子策命晋文公为＂侯伯”。周襄王二十四年（公元前628年），晋文公卒，秦穆公偷袭晋国失败，双方进入敌对。此后，郑国在晋、秦、楚大国的对抗中，追随强大的晋国，如周襄王二十七年（公元前625年），郑国参加晋国的垂陇之盟、又随晋伐秦等，期间偶私通于秦，但多是采用依附强晋的战略。楚庄王继位初期，楚国因内部派系斗争及南部不稳不能全力北上，在与晋国争夺郑国的斗争中，势均力敌，郑国只好晋来服晋，楚来服楚，实行摇摆战略。

楚庄王在平定国内形势后，意图北上称霸中原，周定王十年（公元前597年）春，楚国伐郑，完全降服了郑国。晋国派荀林父救助郑国，晋、楚两军在（今河南省荥阳市东北地区）展开了一场恶战，史称“邲之战”。邲之战，楚国取得了对中原霸主晋国的胜利，周简王元年（公元前586年），郑伯及晋赵同盟于“垂棘”，晋、郑、鲁、齐、宋、卫、曹、、杞等国盟于虫牢（今河南省封丘县北），“郑服也”，郑国背楚投晋。晋、楚长期的战争给本国造成了极大耗损，于是，晋、楚两国在宋国调解下，达成弭兵盟约，处于夹缝中艰难生存的郑国暂时得以喘息。周简王十一年（公元前575年），因郑再次叛晋，晋栾书认为“不可以当吾世而失诸侯，必伐郑＂，出兵伐郑，晋、楚两军发生鄢陵之战（今鄢陵县）。此战晋国俘获了楚王子公子茷，楚共王受伤。从公元前572年至公元前562年的十多年间，郑国作为南北两强争夺的焦点，战事不断。

短暂中兴

子产改革

姬泄心七年（公元前566年），郑僖公被把持郑国国政的“穆族诸卿”之子驷谋害，此时继任国君郑简公尚幼，郑国政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穆族诸卿把持。公元前543年至公元前522年期间，郑穆公之孙、首卿子产（亦称“公孙侨”）当国（兼任执政、司徒），先后辅佐郑简公、郑定公。子产先是率军平定了司氏、堵氏等四族作乱。周灵王二十三年(公元前549年）冬，陈国会楚伐郑，次年，子产与子展率军伐陈，攻入陈国都城，陈哀公投降。

子产执政期间，实行改革，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发展农业生产；后又创立按“丘”征赋制度，将“刑书”（法律条文）铸在鼎上公布；子产不毁乡校，以听取“国人”意见，为政宽猛相济。面对强国进攻，子产力图改变郑国“唯强是从”的外交策略，他据理力争，谴责晋国政令无常；并申明利害，写信给晋国士匄，劝其减轻郑国对盟主的币赋负担；子产执政期间，从晋和楚，竭力摆脱两面受敌的窘境，维护小而四面受敌的郑国地位，暂时取得其他诸侯国的尊重，保持了郑国的短期和平。

终至灭国

姬匄十六年（公元前504年），郑国灭掉许国，又趁周王子朝叛乱之际，伐周的冯、滑、胥靡、负黍、狐人、阙外六邑。齐结盟于咸，征会于卫，欲摆脱晋国的制约。次年，郑与卫又盟于曲濮，欲共同反叛晋国。但晋国还是强大，叛晋的行动终不能得逞。同时，郑国因连受晋、楚两国军事和经济上的压迫，以致民穷财尽，盗贼蜂起，甚至杀执政，威劫国君。同时卿族专横，互相嫉视，内乱迭起。郑国内部卿族矛盾尖锐，穆族卿士联合执政于春秋末年走向破裂，驷、罕二族突大，其他则已破落。罕氏子阳一度夺取郑国君主位。《史记·郑世家》载郑繻公终把子阳杀死，重新夺回政权。子阳死后，郑国又经历了三年的分裂内战，“郑子阳身杀，国分为三”。姬骄六年（公元前396年），子阳之党联合国人弑繻公，幽公之弟乙被立为国君。

郑国进入战国时期后，郑国处境维艰、内忧外困。晋分三家的韩，从西南进攻郑国，魏则从西北包抄郑国。韩国时常进攻郑国，韩武子伐郑时杀掉郑幽公。此后郑繻公时期，郑、韩多次交锋，姬午十八年（公元前408年），韩景侯伐郑，攻下郑国的杞县（今河南省杞县）、京地。次年，郑国伐韩，在负黍（今登封市西南）打败韩军，夺得韩国的负黍，取得暂时性胜利。郑繻公时期，楚国也多次攻打郑国。《史记》载楚悼王三年，“归榆关于郑”，楚国俘虏郑国军队，其中包括郑国“四将军”郑皇子、子马、子池、子封子，他们皆郑国当权世族，引起郑国统治阶层的内乱。此时郑国国势日益衰弱，无力抵挡韩国的进攻。姬骄十七年（公元前385年），韩国攻伐郑国，攻取阳城（今河南省登封市东南），姬喜元年（郑康公二十一年，公元前375年），郑国终被韩国所灭。

疆域

关于郑最初封邑所在，历史上大多数学者认为是秦汉时的郑县，即今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如《史记·郑世家》载“郑，县名，属京兆。秦武公十一年‘初县杜、郑’是也”；《汉书地理志》载京兆尹属郑县，“姬静弟郑桓公邑”；宋代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载“郑故城在华州郑县西北三里，郑桓公友之邑”。近现代历史学家唐兰认为，西郑本在凤翔府到扶风县一带，郑桓公始封之郑，是在泾西的棫林，后来迁到京兆郑县；学者尚志儒就郑、棫林之地进行了考证，认为郑国初封地位于周畿腹地的西部棫林，其地望当以今凤翔区为主，包括阳、麟游县的一部分；学者卢连成据秦都大郑宫的考古发现，认为郑最初在风翔地区，临近渭河流域的西端，岐邑之西；学者李仲操亦认为郑之地望在今凤翔县。

学者窦思忠、张维华认为西郑原在泾河之西，后世学者不知京兆郑县并非郑桓公始封之地，而误以郑县（今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当作棫林。学者吴爱琴认为郑最初在风翔地区（今凤翔县一带），临近渭河流域的西端，岐邑之西。郑桓公始封之郑位于泾西棫林（泾水以西，今陕西凤翔雍水北），原是西周周穆王至厉王时期的重要都邑，周王多次在此执事。郑桓公建国后曾迁于“拾”，为今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拾城。郑国举迁新郑后，经过前几代国君经营扩张，疆域逐步扩大，郑庄公时期，郑国疆域扩张至顶峰。

位置

郑国在今河南省中部一带，地处中原腹地，气候温暖，交通便利。其四周诸侯国密布。西邻周代，其他几面则邻宋、鲁、卫、曹、陈、蔡、许等诸侯国。大约包括今郑州市市区及周围县市，南到许昌市北部，西南至平顶山一部分，对东迁后周王室的都城洛邑形成半包围之势，扼守诸侯国与周王室联系的东西交通要冲，东方诸侯国如宋、齐、鲁、蔡、陈、杞等，与京城的道路都要经过郑地。

变迁

郑武公时期，郑国迁至中原腹地，定都新郑地，版图为“前华后河，右洛左济，主、而食溱、”，期间灭虢、郐等十邑，大致为：虢，在今河南荥阳；郐，在今河南密县附近；邬，即河南偃师；补，在今河南汜水县；历，即栎，今河南禹州，为郑国大邑，郑厉公曾居栎，郑国曾纳周王于栎；莘，位于今郑州市管城区一带，弊、舟、依几地当在郑州、洛阳市一带；华阳，故城在新郑市区北郭镇华一带。

郑武公时期疆域为北起郑州，西北至虎牢，西到偃师区南部，西南达禹州，南至郾城区，北与宋国相邻，居于今河南省中部地区。郑庄公时期，国势昌盛，积极对外扩张，其疆域大致为：东至滑（今河南省睢县），东南至扶沟县、鄢（今鄢陵县、扶沟一带），西北达今沁阳市、济源市；南至颍（今临颍县）；西南至鲁山县（今禹州市），西至颍河上游（今巩义市），北至虎牢接黄河，整体在今河南省中心地区。

政治

官制

郑国起于西周晚期桓公友受封的郑地，属王畿采邑性质。桓公作为王室近亲，任周王朝卿士，在郑地则为采邑主，或称“内诸侯”。郑地采邑内官制和其他采邑一样，有自己的一套官职，如设“宰”来总管事务，设司徒、司马、大夫等职管理各项具体工作。郑地处于王畿，较其他诸侯国内采邑不同，其与周王室保持密切的一致性。郑东迁中原后，成为诸侯国性质的国家，设立了较为完善的行政机构保持国家的运行，但仍是周王朝分封的诸侯国，郑武公及郑庄公都任王朝卿士，郑国行政机构与周王室还是臣属关系。

国君，是郑国的最高首领，具有最尊贵的地位。国君制定的行为规则即是最高法律，全国人民都要遵守。国君对官吏有随意任免权，对人民有生杀予夺权。国君处于行政官僚机构的最高端。国君之下，郑国实行卿贵族专制。郑国前三位国君桓公、武公、庄公都任周王朝卿士，为周天子所命之卿。郑国国内之卿为郑国国君所命，七穆集团形成后，卿位有世袭性质，不再由国君任命，形成世卿世官制。卿，“诸侯之上大夫曰卿”，分为上卿和下卿，据《左传》载，郑国共有六卿，配有六种官职：当国、为政、司马、司空、司徒、少正。

上卿为最高长官，即当国，又称为正卿、上卿，主持国政；听政，也称执政、为政，是位于当国下的第二重要位置的官职，相当于“宰”，具体事务有赏惩、制定政策法令、外交等；司马，掌军政和军赋，包括兵役及组织训练，军法的执行及军用物资的筹备供应等；司空，掌管土地，农田水利、工业技术等；司徒，主管田地耕作及征发徒役；司马、司空、司徒为国之重卿，是听政下的三个重要官职，称为三公，掌握着国家政治经济命脉，与当国、听政都是掌握国之重权者，称为大正。郑国三公皆由穆氏宗族担任。郑国高级官职虽为七穆垄断，但有时也实行选拔制。子产执政时，任用官吏“择能而使之”，选举有才能之人而任之政事。

田制

西周时期实行井田制，土地所有权属于周王，天子分封诸侯，并赐予一定数量的土地和人民。郑于中原立国后，与周代保持一致，实行井田制，向农民征收地租和劳役。春秋时期，由于金属农具的使用，郑人大量开垦荒芜的土地，这样于公田以外又增加了大量私田，并且贵族还不断侵吞公田据为私有，使原来井田制下的田界和灌溉系统遭到破坏，国家收入日益减少，出现了“私门富于公室”的现象。子驷当国时，实行“为田洫”的改革，即在田地上造水沟以正公田、私田之疆界，收缴大贵族多占田地，后遭贵族抵触而废止。

子产执政后，对田地实行封洫制度。即耕田上作大小水渠，改变地块疆界，实际上对土地所有权进行重新确定，维护井田制，对贵族阶级盗窃公田、侵占官地进行打击；同时对私田进行妥协处理，实行“庐井有伍”，不改变私田所有权，但把土地连同居民户口按“伍“编制，加以管理，征收赋税，实际上是承认了私田的合法性。而后，子产又实行”作丘赋”，按“丘”征收军赋，不再按照井田数量来征收。郑国井田制进一步瓦解，被封建土地所有制所代替。

军事

军制

西周公国时期没有“军”字，“师”为军事编制中的最大单位。周代有宗周六师和成周八师两大军队；诸侯国担负着“以藩屏周”的作用，自建立之日就拥有自己的军队，地方诸侯“方伯二师，诸侯一师”。春秋时期，王权衰落，诸侯纷起，争霸战争引起诸侯国的军备竞赛。各诸侯国都注重增加军事力量，“军”作为军队最高单位开始出现。周天子还是名义上的宗主，诸侯国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体制上仍遵守西周以来的原则，数最上不能超过王师。按周制，只有天子和蔡元侯才可建军，侯国只能建立卫兵，伯、子、男等级的国家只有地方武装。郑国为小国，最多为一军建制，但因和王室关系特殊，春秋初年即拥有“三军”建制，《左传·隐公五年》载“卫人以燕师伐郑，郑祭足、原繁、浅驾以三军军其前”，郑国出动三军打败卫、燕联军。

郑国军队编为左拒、中拒、右拒三军，是较早建立地方军队的诸侯国家。春秋早期，郑国公室力量强大，对军队拥有绝对掌握权。国君是最高军事统帅，常亲率大军指挥作战或委派公室成员率军出征。春秋中期后，郑国公室衰微，世卿专政形成，军事领导权也被七穆掌握，当国和执政成为军队的主要统帅。春秋初年，郑国军队兵士来源主要为国人，军队主干由国人中具有士身份以上的贵族子弟担任。后随着战争的频繁和扩大，国与野分界的逐渐消失，子产推行“作丘赋”改革，按每丘出军赋，丘中野人同国人一样服兵役，野人成为主要兵源，兵数增加。

郑国军队的作战形式，主要是车兵及徒兵混合，有时也单用徒兵。《周礼》载周代军事编制为“军师旅卒两伍”六级，郑国军队编制和定制一致。编制中国中车集团兵结合组成的“乘”，为两车协同作战的主要核心编制单位。《司马法》载“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其中“士十人”为中坚力量，车上有御手、弓箭手、击手各一人，车下武士七人；“徒二十人”指随车徒兵十五人和杂役五人。《周礼·地官·司徒》载“五人为伍，五伍为辆”，即每辆车为二十五兵士，加杂役五人，构成每车三十人编制，春秋中期后，每乘扩充至七十五人；“车战二十五乘为偏，以车居前，以伍次之”，偏，为战车编制单位；伍，为步兵编制单位，“先编后伍”即战车在前，步兵居后，步兵夹于两列战车之间。

律法

郑国东迁之前，史伯对郑桓公分析郑地形势之后，就提出“修典刑以守之，是可以少固”的建议，认为郑国位于中原小国包围的地区，要想治理好，就要修典刑才可稍微牢固。春秋以来，各国都修订有典刑，只是这些法律条文并不公开，而是掌握于贵族阶级内部，郑国亦如此。郑国于春秋早期典刑已初具规模，桓公与商人订立的盟誓，即有法制的性质，然而贵族们往往利用随意轻重的刑罚来压迫商人，对郑国来说很不利。郑国中后期，身为小国在南北受敌、四面围困的情况下，进行了法制改革，出现了中国最早的成文法及解释法律条文的私人刑法。

子产时期，郑国外临强敌，内有大族专权，礼制损毁殆尽。郑国为了国家利益，对外交往重礼，对内统治则重法，并且进行了法制上的重大改革——”铸刑书”，即把刑法条文铸于鼎上，打破以往刑法密不示众的惯例，使士、民能明白法律条文。子产所铸刑书，是中国的第一部成文法，有别于夏、商、西周时期所作《禹刑》《汤刑》《九刑》，即“三辟”，对其他诸侯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继子产铸刑书后，各国纷纷仿效，相继进行公开律令的改革，如东晋“铸刑鼎”。

子产铸刑书在民众与贵族相争时，还是维护郑国大贵族的利益，遭到郑国大夫邓析的质疑。邓析以“悬书”形式来对抗官府，即仿春秋以来的“布法象魏”，将文书悬挂在城阙、门楼之上或张贴于闹市之中，公示于众。邓析编《竹刑》，以表示对子产刑书的不满。《竹刑》主要是教人理解法律，因子产所铸刑书开成文法的先河，有许多不完善之处，邓析则利用这些漏洞，与官府作对。《竹刑》中的许多法则与子产刑书相违背，主张不应完全效法先王或遵从礼义，“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应有所变通，依法行事，提出“事断于法”，即以法为判断人们言行是非的标准。邓析利用熟知的法律知识为民狱论辩护，为中原地区较早的辩护律师。

外交

前期

在中原立国并崛起的郑国，经历了从强盛到衰落的变化，身处大国包围之地，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采取了不同的对外政策。郑国强盛时期为郑武公、郑庄公时期。郑武公先后灭郐、灭虢、灭胡，使郑国在中原立足，并向外扩张，为郑国强盛创造了条件。郑庄公继位后，平定国内段叔之乱，继任王朝卿士。面对周代衰微、诸侯叛离的情况，郑国制定出扶挟周室、外讨不庭的外交政策；同时对中原诸侯列国，采取远交近攻、结强制弱的方针，两方面都取得成效，实现了郑国利益的最大化。郑国屡以王命讨不庭之行为，使郑国势力大增。周郑交恶时期，郑国在对周王室军事胜利的前提下，保持了外交主动权。事后，郑国积极主动地和好周王室，修缮间隙，弥合矛盾。

春秋初期的中原诸侯国，实力较强的有齐国、鲁国、宋国、卫国等。郑庄公联合齐、鲁，进攻宋、卫、陈、蔡。郑国首先与齐国结盟，鲁与宋本为盟国，郑国利用宋、鲁之间的矛盾，派使者去鲁国示好。之后，郑、鲁结为盟国，瓦解宋鲁联盟。此时，郑国主要敌国是宋国，宋国联合卫、陈、蔡对抗郑国。郑国为孤立宋国，首先通过一系列手段和措施，与陈国联姻和盟。对于蔡国，郑国也利用其与宋、卫的矛盾进行拉拢，最后瓦解宋与他国联盟，取得对宋国长期战争的上风。

后期

郑庄公死后，郑国陷入诸子争位的内乱中，大诸侯国齐、楚、晋等相继崛起，实力大增。内乱后的郑国实力大大下降，郑国地处诸国中间的交通枢纽位置，成为列国争霸的降服对象。郑国为了求得生存，遂实行唯强是从的对外策略，随形势变化时常改变与强者的关系，实行与强者结盟的摇摆之术，先后依附齐、楚、晋等强国。子产执政时期，外交上坚持据理力争，改以往的被动应付为积极主动，以理服人，尽可能地争取本国利益。春秋晚期，晋楚势力衰弱，在无强国压制情况下，郑国对外策略较多地表现为武力征伐，放弃子产时期以礼外交的方针，联合齐、鲁、卫等国以寻求新霸主，舍弃与晋或楚的同盟，主要以战争为主，而少聘、享、会、盟等外交活动，使郑国实力大减。晋国国内六卿争权时，郑国以武力支持范氏、中行氏，被晋绥军所败，郑国对外好战使国力再次受损。

经济

农业

郑国位于黄河流域，大部分领土为豫西山地向东部平原的过渡地带，形成国土西部为高地、东部为平原、河流纵横的地势。郑人入住后，开荒种地，加上适宜的气候温度，农业很快发展起来，粮食有黍、稷、菽、麦、稻等。郑国农产品丰富，盛产桑、麻等经济作物。春蚕业和丝织业是郑国重要的手工业，高档的丝织品还可作为商品。郑国多种植桑树，大量种植苎麻，产有扶苏（小木）、荷花、松树、勺药、杞树、黄檀、栗树等。农业是郑国的支柱产业，郑故城手工业作坊遗址中常有农具出土，有青铜、骨质及石质等；郑国制骨手工业作坊遗址大量骨制工具及半成品，有石斧、硕石、铜刀、蚌镰等生产工具；祭祀遗址东南部有青铜农具、范出土，显示当时青铜农具的使用应有一定规模。

郑国注重水利灌溉，水利灌溉技术较别国发达，子产执政后，实行“田有封洫”，整顿田疆，开挖沟渠，取得显著成效。郑国饲养业发达，六畜齐全。《周官》载豫州之地宜六扰，即马、牛、羊、豕、犬、鸡六种家畜。郑国的马数量较多，见于文献记载，如《诗经·郑风·将仲子》“叔适野，巷无服马。”郑国饲养的家畜还有牛、羊、猪、狗、鸡等。牛、羊、猪常用于祭祀，这些动物的骨头还出现于制骨作坊遗址中。鸡也是郑国普遍饲养的家畜，《诗经·郑风·风雨》载“鸡鸣”“鸡鸣胶胶”“鸡鸣不已”，表明郑国养鸡的普遍性。

手工业

铸铜业

春秋早期，手工业延续西周公国模式，郑国的官营手工业在春秋时期处于先进地位，郑故城东城中有多处手工业作坊遗址。根据后世考古发现，郑国手工业门类齐全、工艺先进，手工业产品是郑国对外的主要商品。郑国对手工业的管理也较完备，设有专职管理官员。铸铜业是郑国手工业的支柱，郑城有多处铸铜作坊，铸铜业设施完备先进，已使用炼炉、鼓风管、骨制工具、陶范等铸铜器具；从出土青铜器看，已采用分铸法、失腊法等先进工艺，在新郑市开始采用层叠铸造工艺来铸造农具，同时也创造出翻沙工艺制造泥范，郑国出土的青铜器有礼器、乐器、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等，品种多样，数量丰富，表明郑国铸铜业在诸侯国中处于领先地位。

制陶业

春秋时期，陶器仍是生活中的主要器具，诸侯国都重视制陶业，郑国设有专职进行管理，即陶正，主掌陶器之官。通过郑国制陶遗址、墓葬发掘所出土陶器来看，郑国陶器种类繁多，制作精美，质地优良。生产工具类有纺轮、拍子、杵头及锄、刀、铲、镰、镢、钱等；建筑材料类有砖、井圈、板瓦、管道；生活用具类有鬲、盆、玺、豆、颤、盂、盘、钵、碗、壶等；礼器类有鼎、壶、豆、盘、等。陶器以灰陶为主，装饰纹饰多为拍印花纹和压印暗纹，绳纹常见。有的陶器上印和刻写陶主姓名，如“吕穆”“君晋”“马句”“吕伦”等，表明当时已有一批匠人专事制陶业。

制骨业

郑国制骨业作坊位于郑故城，面积7000多平方米，开始使用时间为春秋中期，至战国时仍继续使用。郑国墓葬中经常有骨器出土，春秋时期地层中出土骨器有骨簪、骨环、骨锥等，还有一些骨器半成品及骨料，出土有石斧、硕石、铜刀、蚌镰等生产工具。新郑市出土的骨器种类有生产工具、生活工具、装饰品等。其中生产工具数量较多，显示郑国劳动生产中延续使用传统工具，骨器仍广泛应用。

织染业

春秋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统治者对纺织品的需求量增大，纺织品成为重要商品，纺织业成为国家重要的经济支柱，是富国强兵的基础，各国统治者都重视纺织业的发展。黄河流域是纺织业的中心。郑国气候适宜，利于桑、麻生长，为纺织业发展提供了条件。郑国纺织业发达，是中原地区重要的纺织大国。郑国的锦织造得较好，故有奴隶主以锦为衣、以锦为裳的奢侈行为。《左传·襄公八年》载“牺牲玉帛，待于二境，以待强者而庇民焉”，帛，为丝织品总称，郑国丝织业发达，以帛为珍贵礼品。《晋语》载晋国攻打郑国，军于萧鱼，“郑伯嘉来纳女工妾三十人”，纳女工向晋求和，“女工妾”为“有巧伎者也”，也被认为是纺织的女奴。郑国的染业也很发达，《诗经·郑风》多次提及染料及衣着颜色，当时郑国普遍使用蓝草、茜草等植物为染料，衣服颜色已是绚丽多彩。

商业

春秋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农业和手工业日益发达，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促使商品生产、交换的繁荣，商业逐渐发展起来。春秋中后期，金属货币在商品交换中正式流通，各国集市贸易繁荣，已经形成了大的商业都市。城市设有专门的商业市集，专业的自由商人大量涌现。“商人”原专指商朝旧族，后来成为专事商业贸易人员的专号。郑国是工商业发达的国家，郑桓公和商人曾订有盟约，商人不背叛公家，公家也不干涉商人的经营，商业已提至与农业、手工业同等重要的地位。

郑国政府与商人间都履盟誓，互相支持。首先，商人要以不背叛国家为前提，商人手中的商品要先用来满足国家需要，在得到国家许可后，才能把商品出售给他人。另外，商人可以建立相当于工会的组织，保持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郑国对商人实行“不强买”“不乞求”“不掠夺”的商业政策，对商人经营商品不过问。商人得到国家政治上保障的同时，郑国的商业经济也走向了繁荣。子产执政时，实行“市不豫贾”，不干涉商品买卖市场。

郑国国土狭小，资源有限，传统的农业很难创造更多财富，因此其借助有利的位置条件，大力发展商业，交流四方物资，依靠过境商品的税收、市场所缴的市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郑国政府对商业给予优惠政策，提倡发扬郑国经商传统，使郑商与国家相得益彰。郑国商业发达，国内有众多的交易场所，称为“市”。郑国是东周列国商品交易的重要基地，首都即是商业都市，市场规模大，设有专员进行管理。除都城中设有市外，其他邑中也有市。郑国的市场设置普遍，并且规定有营业时间；郑国商品除有与日用品外，还有装饰品，如玉器等。春秋时期虽然战争频繁，但商人往来自由，不但郑商去外地经营，外国商人也来郑国经商。

春秋时期，商业的兴旺扩大了对货币的需求，金属货币产生后，在贸易中的优势明显，逐步取代其他实物货币以及贝币，成为统领商业贸易的独一货币。各诸侯国铸币各不相同，黄河中下游晋、洛中原区域为布币区，齐国滨海区域为刀币区，楚国区域为蚁鼻币区，郑国属于布币区。郑国故城中行祭祀遗址东南的坑井中发现有铸钱遗物，从出土钱范来看，郑国钱币形制为大型空首平肩弧足，属周王区域体系。

文化

郑国发达的商业，增强了国力，也利于思想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其地理和生存环境，对郑国人的思想、文学、艺术、音乐等都有较大影响，使郑国思想文化兼具有特点。

思想

重视周礼

郑国是重视礼的国家，郑国开国君主郑桓公、郑武公都为周代卿士，担任司徒之职。司徒不仅掌内政军政，还掌教化。司徒所教化民众内容涵盖整个社会生活，意在使民众懂礼识节，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是维护统治的重要手段。郑桓公维护周王室尊严地位，带兵征讨叛乱周王之淮夷、西戎，以身殉国。郑武公护周王东迁，也被任为卿士，虽然借司徒之名为谋己利而攻伐他国，但总体上是尊崇周王、维护礼制的。在周、郑交恶中，郑国的作为虽然多与周礼相冲突，但仍有遵礼之举。如郑庄公与周王繻葛交战后，周王受伤而庄公不去追赶，晚上又派人前去慰问，保留周王尊严。郑国伐许国后，遵守礼制“灭国不绝祀”的原则，不毁其社稷，因而“君子谓郑庄公于是乎有礼”，郑庄公为知礼之人。

郑国衰弱时更讲求礼制，姬泄心二十一年（公元前551年），晋人征朝于郑，子产慷慨陈词，数次提到“礼”，认为晋人违礼征朝于郑，是“政令无常”的表现。子产在与大国交涉时，常常以德为依据，指出大国做法不符合德之处，为郑国赢得利益。如周灵王二十三年（公元前549年），晋国士匄执政，对弱国强征重币，子产去信劝告“子为晋国，四邻诸侯不闻令德，而闻重币，侨也惑之”，认为德是国家的基础和根本，只有用德治理，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奉劝范宣子务德、明德，不要一味聚财。《左传》作者借君子之言评“子产于是乎知礼。礼，尤毁人以自成也。”

文学

诗歌《郑风》

春秋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大变革时期。郑国独特的政治氛围、地理位置、经济形态使其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学面貌。郑国文学包括诗歌、辞令及行人问答等，诗歌主要以《诗经》中的《郑风》为代表。《诗经》是周代礼乐教化的产物，约于公元前六世纪编定成书，分为风、雅、颂三部分，经过乐师润色、配弦，用于祭祀、宴享、朝聘等场合，主要功能是典礼、讽谏和娱乐，目的是歌颂盛德、警戒得失、教化人民。其中《郑风》共有二十一首，在十五国风中为最多，其中五首为颂赞、讽谏诗，男女爱情诗十六首。

《郑风·缁衣》为赞颂武公所作。郑国建立初年，二位开国之君作为王室司徒，掌于礼制，教化人民，所以人们盛赞其德；《郑风·叔于田》为讽刺庄公之作，＂叔处于京，缮甲治兵，以出于田，国人说而归之”；《郑风·清人》为讽刺郑国高克只会练兵养马而不能实战的诗。《郑风》表达男女情爱的诗歌有《将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车》《山有扶苏》《兮》《狡童》《裳》《丰》《东门之墠》《风雨》等，形式有女性情诗，男性情诗，男女互答情诗，主要反映的内容有家庭、择偶标准、约会。

赋诗辞令

春秋时期，《诗经》广泛运用于诸侯卿大夫朝聘、宴享等场合，作为各种外交、规劝、赞美的辞令，称为“赋诗言志”。是否熟谙《诗》及灵活运用，是衡量外交公卿才能的标准之一，赋《诗》成为一种外交手段，《左传》中记载赋诗共有六十九次，其中郑人赋诗有五次。郑人参与的五次赋诗活动中，赋诗共十八首，其中赋《郑风》最多，达八首九次，另赋《小雅》四次，《召南》二次，《唐风》一次，所赋《郑风》有《缁衣》《将仲子兮》《野有蔓草》《羔裘》等，反映郑人赋诗具有地域色彩。

春秋时期郑国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处千大国之间，成为列强称霸争夺的焦点，常被无端征伐。外交辞令成为保护国家利益、捍卫国家尊严的重要手段。《左传》中记载了郑国公卿大夫在重大的外交、宴饮场合所作辞令，颇具巧辩及感染力，较典型的为“烛之武退秦师”。《左传·僖公三十年》载，秦、晋借口郑国对晋文公无礼并且亲近楚国，讨伐郑国。郑文公派能言善辩的烛之武出使秦国交涉，最终烛之武说服秦伯与郑订立军事同盟，并派将领为郑国守城。《左传》中记叙郑人辞令有五十八处，皆为饰言巧辩、情理兼备、据礼、据德、据义之言，在外交中起到了较好的效果。

文学名人

春秋中后期，郑国形成了穆族专权政治，穆氏子孙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出现了一批以子产、子太叔、子展、子羽、公子归生等为代表的穆族子孙，除政治外交才能，也颇有文学素养。其中，政治与文学兼备的代表人物是子产，其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政治外交活动中，《左传》中多有记载，如对晋征朝、劝宣轻币、戎服献捷、舍不为坛、坏晋馆垣、论尹何为邑、不毁乡校、令公子围馆外、平丘争承、拒宣子环等，都有出众的辞令创制。外交场合下的赋诗，《左传》记载有《隰桑》《羔裘》。

郑国文学成就除政治名人外，其他代表人物是列子。列子，名寇，又名御寇、圆寇、国寇等，春秋末年战国初年郑国蒲田（今中牟县）人。列子的思想主要汇集于《列子》，又名《冲虚经》，是列子及其弟子及后世学者的著作汇编。列子是道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史载他曾师于关尹子、壶丘子、老商氏、支伯高子，四位皆为道学家。列子善于用浅显的故事喻义玄虚的道理，《列子》一书中有寓言故事、哲理散文、神话故事、历史故事等一百三十四篇，如《两小儿辩日》《愚公移山》《杞人忧天》《夸父追日》等流传较广。

音乐

东周以来，王室衰微，礼崩乐坏。礼、乐是维护周政权的重要工具，礼是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乐是传播礼的重要手段。春秋时期社会变革，音乐领域发生的变化即是新兴音乐即“新声”，郑国音乐成为新兴音乐的代表。新郑之地是夏商文化的中心区域，在郑东迁之前，此地已有先民生活，形成了悠久的文化传统，音乐也保留有夏商音乐格调。郑武公迁国于新郑之后兴起的音乐称为“郑声”，郑声还包括卫、邺、等地的音乐，即“郑卫之音”，也称为郑音。编入《诗经》中的《郑风》，是郑地原生民歌经过乐官或编者的文字雅译，消除方言歧异后的民歌，具有诗乐性质。

郑声形成了完整的七声音阶，因而节奏快，变化多，多以丝弦乐为主，突破了正常中和之音的标准。郑声的另一个特点是哀怨、缠绵、忧伤。郑地自古以来就有声淫之传统，春秋以来，随着礼制的破坏，郑声呈现出漫延扩展之势。郑声的流行及传播，对社会风气影响较广，使西周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礼乐制度之根基受到动摇，当时诸侯国都存在有声之淫的情况，对此孔子发出“恶郑声之乱雅乐”的言论；《吕氏春秋·本生》载“靡曼皓齿，郑、卫之音，务以自乐，命之曰伐郑性之斧”；《荀子·乐论》“姚冶之容，郑卫之音，使人之心淫”，斥郑卫之音为淫乐。

郑国是音乐水平较高的国家，常把乐师、乐工及乐器作为礼物赠送他国，《国语·晋语》载“郑伯嘉来纳女工妾三十人、女乐二八、歌钟二肆及宝”，其乐器多为演奏雅乐。郑国是诸侯列国中出土青铜编钟最多的国家，其出土编钟在旧制基础上，增加了编钟套件数，增加到24件套为一组；编钟已具备高、中、低三音部，上面二层悬挂的钮钟为中高音区，为演奏主旋律用；下层悬挂的缚钟为低音区，是掌握节奏配合声用；郑国编钟音列结构规范，一钟双音，扩大了旧有音域。

世系

郑国于姬静二十二年（公元前806年）受封于郑，至姬喜元年（公元前375年）为韩国所灭，共历二十四位国君，凡四百三十二年。

国号

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