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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1892年2月23日—1950年5月6日），美国新闻记者、战地作家、社会活动家。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于1929年初到达中国，参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组建工作，1936年在西安市目睹了西安事变的发生，她是第一个用英文向世界报道西安事变的人，期间先后写作《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在反击》等著作，被誉为“熟知中国事实真相的、为数不多的作家之一”。

1941年回到美国后，她继续支援中国抗战，抱病写就《中国的战歌》《伟大的道路》等作品，史沫特莱在1946年被怀疑并被指控为间谍，1949年秋，在麦卡锡主义迫害下离开美国，再次流亡英国。她抱病继续撰写《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直到入院作手术才放下笔。她是美国现代著名的进步女作家和女记者，是中国人民忠实的朋友。1950年5月6日因胃溃疡手术后无人照料，病情恶化，在伦敦逝世。根据她生前遗嘱，其骨灰被运回中国，逝世一周年时，骨灰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朱德亲题： “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史沫特莱是最早一批向世界报道中国共产党的外国记者之一，为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1892年2月23 日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奥斯古德(Osgood)附近的佃农家庭，父亲有印第安血统，母亲是位能干的家庭主妇，他们共生了5个孩子，史沫特莱排行老二。她在9岁时随家人搬迁至科罗拉多的矿区，在此长大。她自幼开始做工补贴家用，当过侍女烟厂工人、书报推销员，但始终没有放弃求学之路。1910年2月，母亲病逝，年仅十八岁的史沫特莱肩负起了照顾弟弟妹妹的重任。在工作后，史沫特莱认识到接受教育的重要性。1911年，在一位富人的帮助下，史沫特莱进入亚利桑那州坦佩师范学院学习，并成为校刊《师范生》的主编。随后，史沫特莱入圣迭戈师范学校学习，参与创办校《师范新闻》。

辗转欧美

1916年毕业时，史沫特莱已成为一名政治活动分子和社会党人，不久，她到加利福尼亚州的弗雷斯诺市，在《弗市共和晨报》做记者。1916年底，史沫特莱来到大都市纽约。接触印度民族主义者，投身于政治活动。开始在《纽约呼声报》工作，并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号角》周刊撰稿，同时参加支持印度流亡者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1918年3月，警方以违反惩治间谋罪将史沫特莱逮捕，在朋友的帮助下，她于6月份获保释，年底获得自由。出狱后，她给桑格的《节育评论》和社会党报纸《号角》写稿。1919年3月，“印度自由之友”组织在纽约成立，她担任秘书，为了与德国的印度流亡革命分子取得联系，史沫特莱于1920年底去了柏林。一到柏林，史沫特莱就投入紧张的工作，1921年9月，她作为印度代表团成员之一去了莫斯科，但由于其他印度政治派别的排挤，这个代表团未能见到列宁，只好返回柏林。

1925年夏，史沫特莱去捷克、丹麦旅游，并在丹麦写完了自己的第一部自传式著作《大地的女儿》年底，史沫特莱回到柏林，以家庭教师为生，并坚持去柏林洪堡大学上课，后因健康原因而中断，1927年，《大地的女儿》由《法兰克福日报》出版德文版。

来华经历

1928年3月，史沫特莱决定去东方古国--中国，《法兰克福日报》即聘她为驻中国特派记者。10月份，她从柏林动身，穿越苏联到达东北地区。她刚跨过中苏边境，英国情报人员立即跟踪她、甚至告诉哈尔滨市的美国领事馆:史沫特莱是一个不良分子。1929年1月1日，史沫特莱抵达哈尔滨，正赶上东北易帜，目睹了青天白日旗在东北升起。在东北采访结束后，她于5月到达上海市。

1930年，史沫特莱在上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举办的庆祝鲁迅五十寿辰会上、为鲁迅拍摄了照片，将这位文坛巨匠铄的目光、沉稳的面容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张照片作为表现鲁迅的优秀摄影作品之一，至今仍被广泛使用。1931年2月，史沫特莱从菲律宾采访归来，正赶上“左联五烈士”遇难，她和茅盾一起把鲁迅起草的呼吁书译成外文并寄往纽约、柏林、莫斯科等地，世界各地的作家、艺术家给国民政府发来的几百封抗议信和电报。1931年8月，史沫特莱还协助宋庆龄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担任了英文杂志《中国之声》的主编。由于她在上海期间撰写的报道和著作旗帜鲜明地讴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解放斗争，因而被《法兰克福日报》解聘。

上海市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史沫特莱已被《法兰克福日报》辞退，但她仍然深入战场采访，给外国报刊和通讯社写稿。这一年她写出了第一本有关中国问题的著作《中国人的命运》，这是她近3年中国生活的直接体验。接着她又开始写一部有关江西苏区的新著:《中国红军在前进》，这是一部1927~1932年中国红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史，书的材料主要来自史沫特莱曾掩护过的几位红军干部:方志敏的部下周建屏，陈庚，还有上海的地下党刘鼎。1933年6月到1934年4月，史沫特莱在莫斯科养病，后取道巴黎回纽约，回到正值大萧条期的美国。1934年10月22日，史特莱经日本第二次到达上海市。此时上海的左派人士也发生了分裂，她的社交圈子小了，身体状况也很不好。1936年夏，上海的地下党干部刘鼎从西安市发出邀请信，要史沫特莱去西安疗养，前者已在张学良的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中做事。

1936年，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史沫特莱到达西安。这期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她不仅每晚在张学良的司令部进行40分钟的英语广播，而且对西安各界的反应进行了采访。从她拍摄的西安事变后群众游行示威的照片中可以看出，中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热情空前高涨。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史沫特莱奔赴八路军抗战前线采访，成为八路军中第一个随军的外国记者。从抗战初期，史沫特莱就为救助伤病员奔走呼吁。作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志愿人员，她将相当一部分时间和精力用在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募捐上，并呼吁各国接华医疗队来中国援助。在她的感召下，包括白求恩、柯棣华等一批外国医生先后来到中国支援抗战。1938年11月，史沫特莱从长沙转到云岭新四军军部。她除了救助伤员外，还经常到培养新四军人才的军训营中采访和讲演，并积极向她的一些英国朋友和国际红十字会美国分会求援，为新四军争取了大量的医药援助。

1941年1月，史沫特莱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获悉皖南事变，她重返新四军的计划落空。5月份，她决定回美国，但身无分文，只好向朋友借钱购买了回国的船票。1941年5月下旬，49岁的史沫特莱回到洛杉矶，1942年定居纽约，写作、演讲、募捐。1943年出版《中国的战歌》，接着便开始《伟大的道路》的写作。

晚年时期

美苏冷战开始后，史沫特莱处境不佳，1947年麦克阿瑟将军在一份简报中指控她与左尔格间谍案有牵连，直到1949年11月她才得以去英国。3个月后，史沫特莱的胃溃疡严重发作，手术后仍无效果。1950年4月28日，她留下遗嘱，希望能把骨灰埋葬在中国。1950年5月6日因胃溃疡手术后无人照料，病情恶化，在伦敦逝世。1951年5月6日，一个英国“人民代表团”把她的骨灰带往中国，在北京举行了追悼会，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墓碑上朱德亲笔题词:“纪念美国革命作家，中国人民的朋友艾格尼丝·史沫特菜。”

主要作品

参考资料

人物关系

家庭关系

1912年，史沫特莱结识了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后工作于菲尼克斯中学的青年教师索伯格·布伦丁(Thorberg Brundin)。同时，索伯格·布伦丁也将自己的弟弟厄恩斯特·布伦丁(Ernest Brundin)介绍给了史沫特莱。布伦丁姐弟与史沫特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相处不久后，厄恩斯特·布伦丁向史沫特莱求婚，1912年8月24日，两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婚后两人出现矛盾，史沫特莱不愿拘泥于相夫教子的生活，希望继续求学工作。随后因政治志趣不同而离婚。

社会关系

1928年，在上海，史沫特莱与鲁迅、茅盾等文艺界人士结下了友谊。正是在和鲁迅的交往中，史沫特莱逐渐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史沫特莱协助宋庆龄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与鲁迅等中国文人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在抗日战争期间，她深入前线采访八路军和新四军，与中共领导人如毛泽东、朱德等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史沫特莱在延安期间与朱德之间的多次谈话，并创作了《伟大的道路》，史沫特莱在该书序言中写了为什么选择朱德作为写作对象的原因，因为朱德“是一个农民。中国人十个有八个是农民。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向全世界谈到自己的经历”。史沫特莱在抗战前线所采访的最后一位中共领导人是李先念。

人物纪念

1951年5月6日在她逝世一周年时，在北京为她举行了追悼大会和隆重的葬礼。她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中国烈士陵园的苍松翠柏间，一块大理石墓碑上用金字镌刻着朱德写的碑文：“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为了缅怀中国人民三位亲密的朋友——艾格尼丝·史沫特莱（1892—1950）、安娜·斯特朗（1885—1970）、埃德加·斯诺（1905—1972），中国原邮电部于1985年6月25日发行一套《中国人民之友》纪念邮票3枚，其中第一枚8分的邮票图案就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这枚邮票图案上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形象，那紧闭的双唇，高高扬起的头，表现出她执着勇敢、坚毅刚强的性格；那侧转有力的颈项，稍带几分轻藐而不屑一顾的眼神，表现出她饱经磨难，具有一副敢于直视现实和蔑视反动恶势力的傲骨，揭示出了一个新闻记者为真理献身的精神，值得中国人民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