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郡国利病书
《天下郡国利病书》是明末清初顾炎武撰写的一部记载中国明代各地区社会政治经济学状况的历史地理著作，共120卷。该书在四库全书中被归类为史部地理类。顾炎武自崇祯十二年（1639）后开始搜集史籍、实录、方志及奏疏、文集中有关国计民生的资料，并对其中所载山川要塞、风土民情作实地考察，以正得失。明亡后，他游历苏杭、两淮，十明十三陵，足迹遍及全中国，一路考察各地山川、风俗、疾苦利病，查阅了一千余部地方志书。约于康熙初年编定成书，后又不断增改，终未定稿。该书先叙舆地山川总论，次叙南北直隶、十三布政使司。除记载舆地沿革外，所载赋役、屯垦、水利、漕运等资料相当丰富，是研究明代社会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史籍。原稿为清代藏书家黄丕烈收藏，分34册，其中佚失第14册。现通行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本。
创作背景
顾炎武生活的年代是明末乱世，目击时世艰难，又亲身经历倭寇 之患、建州女真的内侵、风灾水害虫灾的交替侵袭，饥民的暴动和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崇祯十一年，清兵攻下辅城，北京因此戒严了。
第二年，顾炎武参加科举考试再一次失败。此后，他不再参加科举考试，而是深深感到国家处于多事之秋，如果没有真才实学，就不能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于是发愤读书，着手进行《天下郡国利病书》的写作。
为了写作此书，顾炎武通读二十一史和天下郡国地方志、名人文集、奏章文册之类数万卷，单就查阅的地方志书就有许多部。
他还往来南北做实际调查，曲折行程二、三万里。他的这种面对现实研究当代史地，解决国计民生问题的精神和学风是难能可贵的。
作者编订这些资料后，希望后人能在此基础上斟酌去舍，“续而传之”。在他晚年时，他又将此书一分为二： “一为舆地之记，一为利病之书”，前者即《肇域志》，后者为《天下郡国利病书》。
出版历史
王氏藏书，不少后归黄丕烈。“余所收王莲泾家书最多，皆得于其族孙处，犹是家藏未散本也。就中有《孝慈堂书目》，分门编类，叙次颇详。以之求莲泾所藏，虽久散之本，按其册数之多寡，纸色之黄白，几如析符之复合。可知书籍贵有源流也。”（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续录》，叶昌炽《藏诗纪事诗》卷四引）可见两家交往甚为密切。但从黄丕烈《天下郡国利病书跋》及《士礼居藏书题跋记》中关于《利病书》的记载看，王闻远后人不曾对他谈起《利病书》原稿。故张秋塘携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稿，可能早已从王氏流出。
士礼居的藏书，维持时间比传是楼更短，未及黄丕烈去世，已经散出尽，其书多归苏州市富豪汪士钟的艺芸书舍。黄丕烈身前曾为此感慨不已。爱新觉罗·旻宁五年（1825）七月七日，已经垂暮的他作《宋所藏唐女郎鱼玄机诗》，成七绝八首，其八自注：“予家百宋一廛中物，按图索骏，几为一空。惟此以予所钟爱，得以守之勿失。此宋廛百一之珍也，子孙其世守之，勿为豪家所夺。”（江标《黄荛圃先生年谱》卷下）
瞿镛所编《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没有关于《利病书》的记录。也未见任何材料，提及《利病书》流入汪氏和瞿氏、杨氏。据嘉庆八年（1803）平江徐芸跋云：“此书向未付梓，流传于前者悉皆抄本，余无从购觅，心窃志之。壬戌之秋，锡山杨南池表兄过访，道及同邑虞君锡纶家藏此书原本，间亦借人抄录。”（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清乌丝栏抄本《天下郡国利病书》）据此，《利病书》原稿，可能在黄丕烈身前，早已流出。
现已不清楚其间《利病书》究竟经过多少转折，落入何人之手。据诗人莫友芝说，同治六年（1867）九月，他客居苏州市，有人想出售兴化市某氏家藏《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稿，书末有黄丕烈跋（《宋元旧本书经眼录》卷三）。遗憾的是，莫友芝没有写明某氏的真实姓名。光绪三十二年（1906）八月十五日，叶昌炽在苏州时，赴同年吴讷士昆仲之约，看到吴氏收藏的《利病书》初稿（《缘督庐日记抄》卷十二）。吴讷士为晚清名臣吴大澄之侄。据此，《利病书》似乎并未离开苏州。
宣统元年（1909），《利病书》返回故土昆山市。据当事人王颂文说：“光绪之季，方君惟一（还）与颂文见此书于郡城吴君讷士书斋，相与惊奇，以为幸遇。越年，亭林崇祀孔子庙，惟一复谒讷士，述乡人意，欲乞得此书，以纪念亭林。吴君慨然许诺，乃奉书归藏亭林祠。及图书馆成，遂移庋其中。”（《四部丛刊》三编本《天下郡国利病书跋》）
1933年，昆山县县长彭百川、图书馆馆长王颂文、教育局局长潘鸣凤合议决定将《利病书》原稿交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列《四部丛刊》三编中。这也是商务印书馆（涵芬楼）第一次用影印原稿的形式出书，可见张元济等人对此书的重视和珍惜。现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整理、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顾炎武全集》，其中《天下郡国利病书》，即以《四部丛刊》三编本为底本，这也是迄今第一部校点本。
内容情节
《天下郡国利病书》以讲究郡国利病贯穿全书，重点辑录了兵防、赋税、水利三方面内容。作者十分重视研究各地兵要地理，深感兵防之重要，所以书中对全国各地的形势、险要、卫所、城堡、关寨、岛礁、烽、地方武装、巡司、马政、草场、兵力配备、粮草供应、屯田以及有关农民起义和其他社会动乱等方面资料，无不详细摘录。所以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此书为“政治地理学”。
作品影响
《天下郡国利病书》对于边疆的形势和沿革叙述特别详细，则又可看到作者对于祖国边陲的深切注意及其中蕴含着的爱国深情。在有关云南省省的篇章中，历述了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临安、永昌、楚雄、曲靖、澄江市、蒙化、鹤庆县、姚安县、广西壮族自治区、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等府和车里、木邦、孟养等军民宣慰司的沿革。在“边备”一卷中介绍了辽东、宣府、大同市、榆林市、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省、哈密市等地的形势。在“河套平原”及“西域”二卷中叙述了交州、安南、流求、日本、真腊、爪哇、室利佛逝、泰国、满剌加、苏门答腊岛、斯里兰卡、佛郎几等国的位置、沿革、交通和物产等情况。这些内容对于我们今天了解古代边境各地和国外的情况仍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