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晔
范（398年-445年），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淅川）人，安北将军范汪曾孙、豫章太守范宁之孙、侍中范泰之子。刘宋官员、史学家、文学家。
范晔出身士族家庭，元熙二年（420年），刘裕代晋称帝，范晔应招出仕，任彭城王刘义康门下冠军将军，后迁为秘书丞。元嘉九年（432年），因得罪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为排解苦闷，就在任内整理各家关于后汉的史籍，开始从事东汉史的编工作，最终著成《后汉书》。元嘉十七年（440年），范晔投靠始兴王刘浚，历任后军长史、南下邳太守、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因参与孔熙先、彭城王刘义康的政变阴谋，事败被处斩，死时年四十八岁。
范晔博涉经史，善为文章，通晓音律，颇以才气自负，编纂有《后汉书》《狱中与诸甥侄书》等。其中《狱中与诸甥侄书》总结了范晔对文学、历史学、音乐、书法的研究心得，主张文章要“以意为主，以文传意”；“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反对当时的形式主义文风，在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上有进步意义。《后汉书》囊括东汉一代一百九十六年的历史，采用论赞的形式明文评论史事，把史论作为重心，在现成体例上加以创新、变动，并且结构严谨，编排有序，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此外，据《旧唐志》记载，范晔还著有《百官阶次》一卷，今已不存。今存者有《双鹤诗序》一篇；《乐游应诏诗》一首。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范晔，字蔚宗，398年出生于仕族家庭，顺阳郡顺阳（今河南省淅川县李官桥镇）人，范晔出生后，因伯父无子，就被过继给范弘之，因而得袭爵位，封武兴县五等侯。受家庭影响，范晔自幼酷爱读书，幼年即博览家中藏书，善文，能作隶书，并通晓音律。曾祖父范汪是晋朝安北将军，撰有《尚书大事》《范东阳方》等，晋爵文水县侯，传至伯父范弘之；祖父范宁是东晋临淮知府、豫章太守、经学家，著有《春秋谷梁传集解》；父亲范泰是东晋中书侍郎，后得宋武帝信任，屡被升迁，亦有《古今善言》二十四卷。
义熙十年（414年），州郡征召为主簿，被范晔拒绝。元熙二年（公元420年），刘裕代晋称帝，范晔应招出仕，任彭城王刘义康长史，后迁为秘书丞。后来范晔因父丧离职。元嘉七年（430年），范晔服丧期满，担任征南大将军檀道济的司马、兼新蔡县太守。时北魏鲜卑军队围攻青州市，檀道济奉命出师解围，范晔随军北伐，升任尚书郎中。
编纂《后汉书》
元嘉九年（432年）冬，刘义康母亲王太妃去世，刘义康召集同僚旧友料理丧事，聚会于东府。时范晔的弟弟范广渊为司徒府祭酒，范晔就和同僚王深、王广于范广渊处饮酒，开北窗欣赏挽歌为乐。刘义康大怒，降范晔为宣城市知府。范晔被贬职后，郁郁不得志，就在任内整理各家关于后汉的史籍，开始从事后汉史的编纂工作，企图以此排解痛苦，终于写出了《后汉书》。
引来杀身之祸
刘宋初年，地方官吏的任期仍承袭在晋时期六年一任的制度。大约在永嘉十五年(公元438年)，范晔离开宣城，调任为长沙王镇军长史，并领衔为宁朔将军。次年，范晔的嫡母在枝城市去世。那时，其兄范暠在宜都担任太守。父亲去世后，嫡母一直随暠在官。按照礼教的规定，范晔应该即刻启程奔丧。但他对嫡母素无感情，故迟迟不肯上路，被迫动身后，又携带妻小自随。范晔一系列的违礼行为，受到了御史中丞的弹劾。不过当时刘义隆比较欣赏范晔的才能，没有将他治罪。
此后，从元嘉十七年(440年)起，范晔的仕途一直比较顺利。他先后担任过始兴王后军长史，并领南邳州市知府。始兴王由豫州调至建康(今南京)为扬州市刺史，范晔随行入京。不久，他升任为统领一部分禁军的左卫将军和职务相当于尚书令的太子詹事。范晔具有多方面的才能，除学识渊博，善于为文外，还精通音乐，长于书法。但范晔为人傲岸不羁，不肯迎合最高统治者。他的琵琶弹得很好，并能创作新曲。刘义隆很想听听，屡次加以暗示，范晔假装糊涂，始终不肯为皇帝弹奏。在一次宴会上，宋文帝直接向范晔请求说：“我想唱一首歌，你可以伴奏吗？”范晔只得奉旨弹奏。待宋元帝一唱完，他立即停止了演奏，竟不肯多弹一曲。担任朝廷要职的官吏庾炳之、何尚之、徐湛之、沈演之等人都嫉妒他的才能，不愿意范晔得到皇帝的宠信。范晔虽然不巴结皇帝，对同僚却以诚相待。当时，沈演之为右卫将军，与范晔对掌禁旅，同参机密。每次朝见皇帝时，范晔若先到，必等沈演之到来一起进去。而同僚从来对他不怀好意，想尽办法排挤、打击甚至陷害他。像沈演之入朝向来没有等范晔的习惯。
不久，范晔识破了同僚们的阴贼险恶，写了一篇《和香方》，对他们进行讥讽。根据同僚的特点，他把他们有的比作是“多忌”的麝香、“昏钝”的“枣膏”；有的比作是“虚燥”的“灵藿”、“粘湿”的“詹唐”等等，而范晔则以“沈实易和”自喻。《和香方》一出，为同僚所不容。曹据刘义康长期执政，威权日重，受到刘义隆的猜忌。随着时间的推移，兄弟之间的矛盾越演越烈。元嘉十七年(440年)，宋文帝以“合党连群，阴谋潜计”的罪名诛杀、流徙刘义康的亲信刘湛、刘斌等十余人，并解除了刘义康的宰辅职务，将他贬至豫章(今江西南昌)任江州刺史。刘义康到豫章后，不甘心失败，遂加紧活动准备夺权。
叛变被杀
元嘉二十一年(444年)，刘义康的几位心腹筹划政变。范晔掌握禁军，有盛名，又多年在刘义康的部下为官，所以在网罗党羽时候，成了孔熙先首先留意的对象。孔熙先首先结交范晔的外甥谢综，谢综为报答孔熙先，就把他引荐给了范晔。孔熙先认识范晔后，倾全力伺候范晔，并拉拢范晔赌博，故意输钱。范晔贪心钱财，又欣赏孔熙先的才干，于是二人关系越来越好。孔熙先见时机成熟，就尝试怂恿范晔参与谋反，被范晔拒绝。孔熙先又用朝廷拒绝联姻一事相激，刘义康也为宣城市之贬向范晔频致歉意，范晔终于参加进来，决心反叛朝廷。
孔熙先精通天文，就派尼姑法静南下论道，宣扬江州将出天子(即江州刺史刘义康)。为增加谋反成功率，孔熙先又命僧人法略改名孙景玄，到臧质军中任宁远参军，并联络许耀(法静的妹夫，时任台城队长，在宫中值班），以为内应。孔熙先又勾结大将军府史仲承祖，仲承祖便将谋反计划告诉了丹阳尹徐湛之。徐湛之告诉范晔，臧质非常赞成他们的行动，必定会邀请萧思话一同举事，不用担心兵力不够，只需坐等良辰到来。于是他们互相设置官职：徐湛之为巡抚将军、扬州市刺史，范晔为中军将军、镇江市刺史，孔熙先为右卫将军等，凡是他们一贯讨厌或不附从刘义康的，又另抄一本，以便将这些人处死。孔熙先见事情进展顺利，命其弟孔休先草拟檄文，并要求范晔起草政变宣言。于是，范晔以刘义康的名义作书给徐湛之，勉励各部同心协力，族灭奸党，争为创业元勋，再创宋朝。
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九月，征北将军衡阳王刘义季、右将军南平王刘铄外出边镇就任，范晔等人便约定在这天举事，但由于没有约好，政变未能如期举行。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十一月，徐湛之上疏文帝，告密范晔是政变的主谋，并呈报参与政变的名单和相关书信证据，文帝随即诏命“马上逮捕，依法穷诘”。当夜，文帝遣人秘密收捕谢综、孔熙先，又诏朝臣会聚东阁，质问范晔为何谋反。范晔在仓促之际非常恐惧，慌忙否认。文帝告知其谢综、徐湛之、孔熙先等都已供认，又摆出书信证物，范晔遂承认谋反事实，表示有负于国、罪行深重，愿被处死。第二天，范晔被送入狱，询问徐湛之关押何处，才得知告密者正是徐湛之。于是，范晔称病请求更换狱所，得以和谢综等人成为隔壁。范晔告诉他们告密者是徐湛之，并作诗感叹：“在生已可知，来缘画无识。好丑共一丘，何足异枉直。”范晔入狱后，以为自己会被即刻处死，不料因文帝追查案情，二十多天未见结果，范晔以为尚有生存希望。孔熙先讥讽范晔怕死，范晔感喟地说：“可惜！满腹经纶，葬身此地。”十二月，范晔被押赴刑场就死，时年四十八岁。其子范蔼、范遥、范叔委等皆被株连，唯有孙子范鲁连幸免于难。
写作特点
创作主旨
范晔曾讲过他编纂《后汉书》的目的是，“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这样明确地提出写史为政治服务，可以说是历史上的第一人。因此，范晔特别重视史论。他采用论赞的形式明文评论史事，把史论作为重心，成为《后汉书》的一个特点。《后汉书》记事上起刘秀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下讫刘协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囊括东汉一代一百九十六年的历史。范晔原计划写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十志，他委托谢俨代撰。谢俨搜撰完毕，卷入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与范晔同以谋反罪名被杀。志稿与范晔所写的序例随之散佚。以后梁人刘昭注《后汉书》时，因范晔曾称赞过晋朝人司马彪的《续汉书》，遂取其八志以补范书之缺，故今仍称此志为《续汉志》。
范晔编纂的《后汉书》囊括东汉一代一百九十六年的历史，采用论赞的形式明文评论史事，把史论作为重心，在现成体例上加以创新、变动，并且结构严谨，编排有序。“简而且周，疏而不漏”，不仅惯于大量使用对句、整句，而且在句式上出现了四六相间的标准骈体形式，造句明显倾向于整齐化、骈俪化，并致力于追求语言的声韵美、音律美，运用音韵的规律创作和润色，音节和谐，铿锵可诵。《后汉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后汉书》的进步性还体现在勇于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颂正义的行为方面。
体裁创新
范晔还继承了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编撰思想。他在很多序、论中，打破朝代的断限，尽量地把某一历史现象的发生、发展及其结果描述清楚，力图有所归纳。虽然，他所找到的事物内在联系大多是浮浅的，甚至有的是错误的。然而，这种从历史形势发展上论述古今变异，总结历史发展规律的历史学研究方法是可取的。例如，在《党锢列传》序中，范晔详细地论述了从春秋到汉末士风的变迁：战国时期重计谋、尊说士，因而诱导很多人饰巧驰辩进行钓利；刘知远文礼简阔，引起人们的轻死重义，怨恚必仇；刘彻崇尚儒学，又出现了党同伐异的纷争；到桓灵之际，主荒政谬，宦官当权，则造成清议的流行。他认为，“上好则下必甚，矫枉故直必过，其理然矣”。表明范晔看到了某些历史现象向矛盾的对立面发展，他企图用“理”来概括说明。在《党锢列传》序中，范晔还用四组矛盾的事物来比喻党锢问题所面临的矛盾，阐述了作者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这在过去的史书上是极少见的。
范晔对《后汉书》的体裁问题是动过一番脑筋的。《后汉书》大部分沿袭《史记》《汉书》的现成体例，但在成书过程中，范晔根据东汉一代历史的具体特点，则又有所创新，有所变动。首先，他在帝纪之后添置了皇后纪。东汉从刘肇开始，连续有六个太后临朝。把她们的活动写成纪的形式，既名正言顺，又能准确地反映这一时期的政治特点。其次，《后汉书》新增加了《党锢》《宦官》《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和《列女》七个类传。范晔是第一位在纪传体史书中专为妇女作传的历史学家。其中《列女传》所收集的十七位杰出女性，并不都是贞女节妇，还包括并不符合礼教道德标准的才女蔡文姬。范晔首创《文苑传》更是把握了汉代的文学发展趋势，将孔门四科中地位最低的文学摆到了应有的位置。此外，《党锢传》《宦官传》都是为反映一代特点、概括一代大事而设立的。第三，《后汉书》突出了“论”、“赞”的地位。司马迁、班固和陈寿在他们的著作中也都明文评史，只是具体名目不同。《史记》称“太史公曰”，《汉书》为“赞”，《三国志》曰“评”。“论”、“赞”在《后汉书》中的重要性远在前面三书之上，因为范晔不但利用这种形式评论史实，还对某一历史人物或事件进行综述，从几个方面反复地进行分析，对本传起到题解作用。《后汉书》的“论”一般是指纪传后面的论，差不多每篇都有一首或一首以上。论中又有序论，也称作序，是在《皇后纪》和杂传的前面。论多是评论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有时也采取讽喻或感慨的形式。赞在每篇纪传后面都有一首，一律用四字一句的韵语写成，或概括史实，或另发新意，多可补论的不足。赞的语言凝炼，用意很深。如从《光武帝纪》到《献帝纪》的赞，概括了东汉建立、发展和衰亡等不同阶段的政治大事。把九首赞合起来看，简直是一篇用韵语写的东汉政治史略。在《胡广传》中，作者写了一个以苟合取容又无可短长的官僚的升迁史，赞曰：“胡则庸庸，饰情恭貌。朝章虽理，据正或桡。”透露了作者对这类人物的指责和义愤。
艺术特点
《后汉书》结构严谨，编排有序。如八十列传，大体是按照时代的先后进行排列的。最初的三卷为两汉之际的风云人物。其后的九卷是光武时代的宗室王侯和重要将领。卷十三至四十二，卷首人物则生活在明、章、和三帝时期，并以行止相近或依世系合传。下面又有十一卷安、顺帝时期的名人，再下是桓、灵、献三朝人物。六十六至七十四卷为循吏等九个杂传，最后六卷为边族列传。除此之外，《后汉书》的严谨还表现在范晔能够坚持一事不两载的编撰原则，凡一事与数人相关的，则见于此必不见彼。全书经过范晔的悉心订核，确实有刘知几所说的“简而且周，疏而不漏”(《史通·补注》)的长处。同时，范晔使用的类叙法也很有特色。他把人品相同的人合为一传，有时甚至打破时间界限，加王充、王符和仲长统皆因立论切中时弊，本人又淡泊荣辱，虽不同时代也合为一传。这样就大大地增加了书的容量，给不少人品很好但事迹不多的人造成了立传机会。像《卓茂传》兼收了不仕王莽的孔休、蔡勋等五人的事迹，《来历传》则附录了与来历一起反对废黜太子的十七人的事迹。
创作思想
范晔基本上是一个无神论者。在《后汉书》里，他猛烈地抨击了佛教的虚妄。这些观点主要集中于《西域传》论中。他指出，自张骞以来，西域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关于佛神的记载，所谓佛教的种种说法都是后起的。虽然佛教“好仁恶杀，蠲敝崇善”的教义有吸引人的地方，但它在方法上是奇谲不经的，尤其是神不灭论和因果报应的说法，更使通达事理的人不能接受。范晔还在《襄楷传》和《桓帝纪》论中，对崇佛的刘志进行了辛辣的嘲弄和批评。范晔反对天命论。在《李通传》论中，他对李通以“刘姓复兴，李姓为辅”的谶文鼓动刘秀起事评论说：“天道性命，圣人难言之，况乃臆测微隐，猖狂无妄之福，污灭宗亲，以觖一切之功哉！”这说明范晔根本不信图谶。他还在《张衡传》中收录了张衡的反图谶疏。张衡引述大量史实，论证了图谶的欺伪，范晔对此记载甚详，表明了赞同的态度。有趣的是他把吴雄、赵兴和陈伯敬三人合载于《郭躬传》后。吴雄、赵兴两人不信巫师，故犯妖禁，非但没有族诛反而三世为官。可是，陈伯敬矩步端膝，讳言死字，却不免刀锯。范晔通过史实论证了阴阳禁忌的荒诞。《后汉书》中的无神论和反天命思想，无疑是有进步性的。由于时代的局限，范晔的无神论思想并不彻底。《后汉书》反映出这种思想上的矛盾。如在《窦武、何进传》中，他把窦、何两人的失败与宋襄公相比，透露了“智非不足，权亦有余，盖天败也”的看法。《后汉书》保存了一些迷信的记载，特别是在《方术传》中，他把费长房的缩地、王乔的凫履、左慈的羊鸣、郭宪、栾巴的潠酒灭火写得活灵活现，仿佛天下真有仙术。这都是范晔思想中的消极因素。
《后汉书》的进步性还体现在勇于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颂正义的行为方面。在《王充、王符、仲长统传》中，范晔详细地收录了八篇抨击时政的论文。这些文章大多宣扬了异端思想，如把社会动乱的原因大胆地归结为统治阶级倒行逆施的结果。他们说，残暴的君主看见大家不敢违背他的意志，总以为自己的统治非常巩固。于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他把“饿狼”“饥虎”一样的官僚派往各地，“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结果“怨毒无聊，祸乱并起，中国扰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这些文章揭露了统治阶级的奢侈腐化，说他们“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还认为，某些君臣关系是臣虏关系，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关系。范晔除借古人之口表述自己的异端思想外，在《窦宪传》论中则直接对君主滥用权力，糟蹋人力的行径表示不满：“东方朔称：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信矣！以此言之，士有怀琬琰以煨尘者，亦何支哉！”《后汉书》一方面揭露鱼肉人民的权贵，另一方面又表彰那些刚强正直、不畏强暴的中下层人士。在《党锢传》中，他为二十一人立传，竭力歌颂他们的气节，对张俭、范滂、李膺等人也写得生动传神，融进了作者的感情。遗憾的是，他虽然同情人民的痛苦，但反对农民起义。范晔对黄巾军起义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这是由阶级立场决定的。
个人作品
范晔编纂有《后汉书》《狱中与诸甥侄书》等。此外，范晔的遗著尚有集十五卷，录一卷，《和香方》一卷，《杂香膏方》一卷，(俱见《隋书·经籍志》)。据《旧唐志》记载，范晔还著有《百官阶次》一卷，今已不存。今存者有《双鹤诗序》一篇，见《艺文类聚》卷90；《乐游应诏诗》一首，见《文选》卷2。
个人生活
范晔虽出身名门，但由于是妾生的庶子，地位并不高。据传范晔为母亲如厕时所生，因额头被砖磕破，还得了个小名“砖”。嫡母所生的哥哥范晏嫉妒他的才学，骂他“进利”，认为他是终家破族的祸害。父亲范泰也不喜欢范晔，早早地将他过继给从伯范弘之，因而得袭爵位，封武兴县五等侯。
人物关系
人物评价
范晔除才华横溢、学识渊博、善于为文外，还精通音乐，长于书法。（《名人璀璨 根在河南》评）
李芝绶（范晔字）之为《后汉书》，体大思精，信称良史。（陈寅恪评）
范晔作史，十分讲究文采，对于《后汉书》的文章，他自己评价很高。确实，范书文辞优美，简洁流畅，不仅为历史学名著，也称得上是文学名作。但有的地方，范晔过于重文，对于史的记载不免有所亏损。（河南党史方志网评）
范晔后汉，诚跨众氏。(《后汉书注补志序》评)
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刘知己评）
范蔚宗氏后汉书拔起众家之后，独至今存。至于比类精审，属词丽密，极才人之能事。（《后汉书集解·序》评）
范氏所增《文苑》《列女》诸传，诸史相沿，莫能刊削。（清代学者邵晋涵评）
蔚宗艺用，有过人之美。迹其行事，何利害相倾。（李延寿评）
范晔才华横溢，史学成就突出，其《后汉书》博采众书，体大思精，结构严谨，属词丽密。（南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评）
轶闻趣事
执着求真
范晔对《后汉书》的体裁问题是动过一番脑筋的。据《隋书·魏憺传》记载，范晔著书时曾对纪传体和编年体进行过比较。他说：“《春秋》者，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今人拟作，所以为短；纪传体，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作之。”这表明在他看来，采用纪传体写史比编年体更能全面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能给后人提供更多的东西。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在范晔著书之前记述东汉一代历史的著作共有十部，八百余卷。然范书一出，诸家“后汉书”则日渐消沉，逐渐散佚。后来除晋人袁宏的《后汉纪》保存下来以外，其余都已不存。这说明范书杀青虽晚，却后来居上。
生性聪慧
范晔生性聪明细腻，构思巧妙，学什么精什么，他穿的衣裳、用过的工具全都改变原来的尺度和样式，当时的人都效法学习他。他写了一本《和香方》，序文中说：“麝香有很多忌讳，过量必然有害；沉实平易和缓，即使使用一斤也没问题。零藿性虚燥热，詹糖性黏湿，甘松、苏合、安息、郁金、捺多、和罗这些药物都被外国人珍视，中国人则不以为意。另外枣膏性昏钝，甲煎性浅俗，不仅不利于增加香味，还会增加人的疾病。”这篇序言中说的药物，都用来比拟朝中大臣。“麝本多忌”，比喻庾炳之；“零藿虚燥”，比喻何尚之；“詹唐黏湿”比喻沈演之；“枣膏昏钝”，比喻羊玄保；“甲煎浅俗”，比喻徐湛之；“甘松、苏合”，比喻慧琳道人；“沉实易和”，比喻自己。
一心为己
抄范晔的家时，各种文物宝贝、玩具衣服，都非常珍贵华丽，他的歌伎和小老婆都穿得很好，他母亲的住处是单调简陋的小房间，只有一个厨房装柴草。他弟弟的儿子冬天没有被子，他叔父冬天穿着一件布衣。
史书记载
后世纪念
范晔墓位于河南省淅川县老城镇南35千米埠口街的东侧（已被丹江口水库淹没）。共有9座墓冢，被称为“范氏九冢”。
参考资料
汉史专家——范晔.河南党史方志网.2025-03-19
以范为姓，规矩人生 .北京日报.2025-03-19
范晔 .南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2025-0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