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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长民

林长民

林长民（1876年—1925年11月24日），汉族，闽侯县（今福州市）人。幼名则泽，字宗孟，自称苣、苣苳子、又号桂林市一枝室主，晚年号双栝庐主人。善书文，工书法，是清末民初政治家、外交家、教育家、书法家，是一个忧国爱国的志士仁人。

林长民，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秀才，后入杭州东文学堂，攻读日语和英语，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与林纾、魏易等主编《译林》月刊。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赴早稻田大学读政治和法律，曾任留日福建同乡会会长，民国元年(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林长民任参事、法典委员，并被推为福建省代表，参与制定《临时约法》，1917年7月，林长民受命担任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民国8年(1919年)林长民任徐世昌总统顾问，揭露丧权辱国的外交政策，引发“五四”爱国运动。民国13年(1924年)，回福建省任福建学院校长，又任全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长。1925年11月，林长民为报郭松龄的知遇之恩，随郭松龄倒戈反奉，在巨流河畔小苏家屯区被流弹击中身亡。

人物生平

祖居南后街衣锦坊，后住塔巷。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秀才，1902年赴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学习、研究政治经济学。

1901年，林长民与林纾、魏易等人主编《译林》月刊，后赴日本留学。1904年6月，林长民和夫人何雪媛的长女林徽因出生于杭州陆官巷（今吴山广场西侧），林长民远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林徽因便与母亲相依为命。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读政治和法律，曾任留日福建同乡会会长。清宣统元年(1909)年毕业回国，任福建省议局书记、法政学堂教习及教务长，因为致力于“法治”和“人权”的宣传，被学堂的监督郑锡光辞退。随后他创办福建私立法政学堂，任监督。宣统三年(1911年)，代表福建省参加南京市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民国元年(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林长民任参事、法典委员，并被推为福建省代表，参与制定《临时约法》，先后组织统一党、美国共和党，被选为第一届众议院议员，任众议院秘书长兼宪法起草委员。民国3年(1914年)任中书门下参议、参政院代理秘书长。民国4年(1915年)起，历任国务院参议、法制局局长、司法总长、总统府外交委员会委员兼事务主任等，主张“依法治国”，但不能力行，三个月的时间，只好“请辞”司法总长的职务，戏之曰“三月司寇”。

民国六年（1917年）初丁巳复辟，林长民站在段祺瑞一方支持讨逆，成为再造共和的功勋。同年7月，林长民受命担任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民国六年（1917年）11月，段祺瑞下野，林长民与梁启超等人也随之退出内阁。因担任司法总长仅三个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林长民作为北洋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参与巴黎和会，并率先在国内报纸披露日本妄图侵占山东省的企图，由此引发全民激愤，随之引发了“五四运动”。林长民因此不为当局所喜，被迫离开政坛，开始了在欧洲的游访。1921年，林长民被推举为国际联盟同志会首席代表，在米兰举行的国际联盟会议上发表演讲。次年年，46岁的林长民回国继续担任国会众议院议员，1923年，林长民担任国民政府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因反对曹锟贿选大总统，于9月离开北京南下上海市参与反直运动。期间编有《草宪便览》，汇集了民初以来的宪法草案。《草宪便览》的附录中详细罗列了民初以来宪法草案条文比较、参与草拟宪法的人员名单。

1923年，林长民因拒收曹锟贿选总统的五千元一张选票，由此得罪贿选成功的曹，不得不避祸天津市。，民国13年(1924年)，林长民回福建省任福建学院校长，又任全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长，民国14年（1925年）11月，林长民为报郭松龄的知遇之恩，随郭松龄倒戈反奉，在巨流河畔小苏家屯区被流弹击中。此时他的女儿林徽因还在留学，他的朋友梁启超替他办了丧事。

个人作品

林长民主编《译林》月刊，其所编写的《草宪便览》，汇集了民初以来的宪法草案。《草宪便览》的附录中详细罗列了民初以来宪法草案条文比较、参与草拟宪法的人员名单，是研究中国宪法史的重要史料。

思想主张

林长民作为进步党的骨干成员，反对中国国民党的彻底革命，而主张与袁世凯保持一定程度的合作，并引导袁世凯和北洋政府走向宪政民主体制。一直到袁世凯复辟，林长民等改良派的幻想才最终破灭。

1918年12月18日，徐世昌为了筹备巴黎和会，特在南京总统府下设立外交委员会，任命汪大燮为委员长，林长民为事务主任。设立外交委员会的目的，是为了网罗朝野外交通才，共同研究当时外交问题，以辅助政府之外交决策。它是一个混合性的机构，有交通系和安福系的人，也有研究系或接近研究系的人，但实际负责的就是汪、林二人。林长民是赞成且主张铁路统一的重要人物，他否认铁路统一案是联英、美之案，更非藉英、美以排日之案，而纯粹是从国家利益来考虑。他自述赞成且主张该案之理由有三：“（一）鉴于境内铁路之形势，应以统一办法收回他有各路，破除势力范围，消弭远东战祸；（二)鉴于铁路负债之重营业之亏，应以统一路债办法，举新债偿旧债从根本上整理以免积耗驯至破产；(三)鉴于吾国资力之不足铁路之不发达产业之阻滞，应从统一路债入手，输外资发展路线增益富源，即铁路营业亦受其利。”实际上，外委会及林长民的本意，却是要借此以解决山东省问题。林长民说，目下巴黎会议，极难解决之胶济铁路问题，更可于统一铁路案内无形解决了，济顺、高徐两路垫款，于总债内可以收回，一转即为实际造路之用，岂不完全中日两国的交谊么？这是铁路统一论的真义。然而，希冀通过铁路统一案而解决山东问题，特别是济顺、高徐二路问题，因亲日派的阻挠及政府的反对未能实现，但却把山东问题推向一个引人注目的位置，林长民等不得不寻求其他解决山东问题的途径。山东问题遂成为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一个焦点问题。

1919年2月21日，林长民等人以国民外交协会的名义，发表七点外交主张：“一、促进国际联盟之实行；二、撤废势力范围并订定实行方法；三、废弃一切不平等条约及以威迫利诱或秘密缔结之条约、合同及其他国际文件；四、定期撤去领事裁判权；五、力争关税自由；六、取消庚子赔款余额；七、收回租界地域，改为公共通商。”

主要成就

1918年的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是战胜国之一。至第二年的1月，民国政府派出外交总长陆征祥、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祖和南方代表王正廷等人，组成“中国外交委员会”，到法国参加由“国联”召开的“善后会议”，提出收复国在山东强租胶州湾的非法权益。但“国联”却不予理睬，反而同意由日本接管原德国在山东省的权益。中国爱国知识分子梁启超、蔡元培、林长民等人，得到这个情报，自发组织民间的“中国国民外交协会”，林长民为《晨报》撰文《外交警报敬告国民》的社论，林长民是总统徐世昌的顾问，他还写了一篇长稿给总统，分析实情，历陈万万不可签约，总理段祺瑞是亲日派，为了向日本筹划贷款，密电陆征祥和驻日公使章宗祥、交通部长曹汝霖，绕开“政府代表团”，私下签订了条约。林长民获悉这个秘密，直接把这个秘密向媒体披露，5月4日，北京市接着爆发了“五四”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