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办企业
官办企业是指由清政府官员创办的企业，包括官办军事企业和官办民用企业。
历史背景
19世纪60年代后，清政府为了应对内外危机，开始尝试创办近代企业。这些企业由清政府指派官员筹办，使用机器或机械动力进行生产。其中，军事工业占据了很大的比例，而民用企业占比较小。
官办军事企业
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市设立了内军械所，开始了清政府筹建近代军用企业的准备工作。随后，李鸿章在上海建立了洋炮局，并在苏州市成立了另一家洋炮局。这些早期的企业设备简单，规模较小，主要采用手工方式进行生产。1865年，清政府在上海创建了江南制造总局，标志着官办军事企业进入正式兴建时期。截至1911年，全国共创建了二十六个军用企业。其中，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和天津机器制造局是清政府拨款兴建的大型军事企业。这些企业的产品主要用于军事用途，不参与市场交换，属于非商品生产。企业的兴办、扩大或关闭，以及经费来源、产品分配和主要负责人的任命和变动，均由清政府决定。官办军事企业的产品不计成本，企业的经费不考虑盈亏，也没有企业内部积累，基本上属于封建性质的企业。然而，这些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雇佣了大量的工人并使用近代机器，具有一定的资本主义因素。官办军事企业在技术和原料方面高度依赖外国支持，尤其是在关键的技术决策上，外国技术人员往往占据主导地位。例如，江南制造总局的生产技术长期受控于英国技术人员，福州船政局的设计和建设由法国军官负责，天津机器制造局的初期运营也由外国人掌控。尽管如此，一些地方官员已经开始意识到技术自主的重要性，并试图减少对外部势力的依赖。例如，丁宝桢在主持山东机器局时强调独立创造，不使用外人。还有一些企业是为了抵制外国势力的侵略而建立的，如吉林机器局旧址和台湾机器局。这些企业在巩固国防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面临外部压力时，也遭受了破坏。
官办民用企业
在创办军用企业的同时，清政府也在70年代设立了若干民用企业，涉及采矿、冶金和纺织等领域。1875年，清政府着手开发基隆市煤矿，这是中国第一个使用机器开采的大型煤矿。但由于官办企业的固有问题，如经营不善和管理腐败，导致产量下降。1894年中日战争期间，基隆煤矿随台湾一起被日军占领。在金属矿业方面，清政府进行了尝试，但因经费不足和技术困难，未能持续发展。1890年，张之洞在湖北开办了汉阳铁厂，是中国官办企业中规模较大的生产单位之一。但由于管理不当和成本高昂，铁厂在1895年转为招商承办，转变为官督商办企业。在纺织领域，官办企业也有涉足，如兰州机器织呢总局和湖北织布官局。后者在1893年开始投产，盈利丰厚，但后来因资金问题和市场竞争激烈，扩张计划未能实现。进入20世纪，官办民用企业在数量上有小幅增长，但仍以中小型为主，且多数由地方经营。这些企业包括广东士敏土厂、白沙洲造纸厂、湖北针钉厂等，但大多数经营时间较短，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有限。
特点
清末以来官办企业与当前垄断行业的几点共性：近年来，通过对清末洋务运动中官办企业的研究发现，当时的官办企业与当今的垄断行业有着诸多相似之处。洋务派认识到单纯依靠旧制度难以维持统治，因此希望通过创办军事工业来增强国力。这些企业被视为洋务派改革的支柱，旨在通过先进技术来维护王朝的稳定。同样，今天的中央企业也被视为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认为能够保障国家的经济安全。洋务派企业的经营模式类似于当前的垄断行业，它们的产品不计入成本，企业的盈亏与官方拨款相关，而非市场需求。这种模式使得企业的发展不受市场规律的制约，而是取决于政治决策。洋务派企业的管理极为腐败，官僚作风盛行，管理人员享受高额薪资，采购过程充斥着虚假报告和贪污行为。这一点在今天的一些中央企业中仍然存在，尤其是那些享有特权的高管们。洋务派的民用企业试图通过官势形成垄断局面，例如上海织布局的例子显示了对私人企业的压制。相比之下，今天的中央企业虽然规模巨大，但相对于国外同行仍显薄弱。它们的优势在于国内市场的垄断地位，但对于外国的竞争者来说，这种优势可能很快就会消失。洋务派的企业最终未能成功，这也表明官办企业即使在管理方法完善的条件下，也可能遭遇失败。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身上，它们有时也会面临破产的命运。中国的垄断行业之所以能够获得超额收益，主要是因为它们接近权力中心，或者本身就是权力的一部分。这种不公平的现象源于身份差异导致的命运不同，使得许多企业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公平竞争的机会。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仅要打破垄断，还需要重新定义权力，从而消除收入不平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