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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宝桢

丁宝桢

丁宝（1820年－1886年），原名琼选，字稚，号佩之，祖籍临川区（今江西抚州），贵州大定府平远州牛场乡（今织金县牛场镇）人，晚清著名政治人物，盐业改革者，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沈葆桢等名列清“中兴名臣”。因赠“太子太保”，谥“文诚”，世人又称其“丁宫保”“丁文诚公”。

丁宝桢生于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四月二十八日，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中举人，咸丰三年（1853年）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授武英殿协修。同年丧母，回乡丁忧。咸丰四年（1854年）至九年（1859年）居乡，参与镇压平远、独山等地教军和苗民起义。咸丰十年（1860年）授湖南岳州府知府，参与对太平军的作战。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调任长沙府知府；十一月，特旨署理陕西省按察使，未及履任，即于次年（1863年）正月改授山东省按察使，又次年（1864年）迁任山东布政使。同治六年（1867年）升任山东巡抚，光绪二年（1876年）升四川总督。光绪十二年（1886年）四月二十一日，卒于成都四川总督任上，终年六十七岁。清廷追赠“太子太保”，赐祭葬，谥“文诚”，入祀贤良祠，并准予在山东、四川省、贵州省建祠。次年，灵柩归葬于山东省济南府历城区华山之南、辛甸村西北的“丁家林地”（今济南市历城区全福立交桥东）。

丁宝桢为官生涯，正值晚清内忧外患、国势日蹙、政治黑暗、乱象迭起之际，能以报国为民为己任。任山东巡抚期间，整顿水师、加强海防，两治黄河水患，创办山东首家官办工业企业山东机器局，创立尚志书院和山东官书局，并以诛杀宦官安德海而轰动朝野；任四川总督期间，整饬吏治，改革盐政，兴修水利，创办四川机器局，筹划西南边防抵御外侮。其一生勇于任事、政绩颇著，为官清廉、深得民心。曾组织修《四川盐法志》，著有《十五弗斋诗存》《丁文诚公奏稿》《丁文诚公家信》等。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丁宝桢祖籍江西抚州，其曾祖父丁公俊为生员，祖父丁必荣曾任四川昭化县知县，父亲丁世为镇远县府学训导。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四月二十八日辰时，丁宝桢生于平远州牛场乡老屋。

四岁发蒙，始习中国传统文化。十三岁参加州考，名列第三。十四岁参加院试，受到学使陈铁桥嘉奖。十八岁第一次参加乡试落榜，同岁与夫人谌氏完婚。二十岁、二十一岁，又两度参加乡试，均荐而不售。爱新觉罗·旻宁二十三年（1843年），二十四岁，以一等第一名补生，参加乡试，以第二十名考中举人。二十五岁、二十六岁，两次赴京参加会试，均落榜。二十七岁至二十九岁，在平远州城的文昌阁设馆讲学。三十岁解散学馆，闲居乡里。三十一岁，赴京参加会试，仍未上榜；同年，父亲丁世棻在镇远县病故，扶柩回乡，丁忧守制。

咸丰三年（1853年），三十四岁，以会试第二百二十四名，考取贡士；以殿试二甲第十一名，考取进士；以朝考一等第二十七名，选为庶吉士；后因考课优异，以一等第一名，授武英殿协修。同年九月回乡省亲，十一月母亲魏夫人亡故，居乡丁忧。

军功起家

咸丰四年（1854年），遵义桐梓人杨隆喜率众起义，战乱蔓及平远。在籍为母守孝的丁宝桢散家财招团勇，练乡兵，协助官府镇压起义，自此开始办理军务。五年（1855年），杨隆喜在黔西市活动，距牛场五十里，附近的刘保保起事响应。丁宝桢率乡勇八百，生擒刘保保，又与杨隆喜开战，生擒杨老大王、史八千岁等九人，杨隆喜遁走，平远遂安。清廷论军功加丁宝桢五品衔，并赏戴蓝。

咸丰六年（1856年），贵州教军、苗民纷纷起义，威逼贵阳。其时，丁宝桢已服阙，准备返京，巡抚蒋远奏请朝廷，让他留下来协防省城。朝廷允奏，免其散馆，授以编修。丁宝桢遂扩招兵勇至四千余人，解了平越州城和都习府城之围，克复清平、独山诸城。其间，云贵总督恒春不懂军务、刚愎自用，拒听丁宝桢谏言，致战事失利，遭弹劾后自缢而亡。

咸丰八年（1858年），丁宝桢以军功被朝廷记名，备任知府。咸丰十年（1860年）正月，授湖南岳州府知府。当时官府已拖欠丁宝桢所部军饷十数万，实在难以筹集，丁宝桢只用五百金即遣散了旧部，相与泣别，无一人滋事。同年九月，进入湖南省，正逢太平军石达开部袭扰，丁宝桢受命督军抗御。次年（1861年）六月，丁宝桢到达岳州就任，复招募乡勇守城，并掘地得到当年吴三桂所铸大炮数百门，从而逼退了已连克湖北十几个州县、进逼岳州的太平军陈玉成部。

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经湖南巡抚毛鸿宾奏准，丁宝桢调任长沙府知府；十一月，清廷特旨命其署理陕西省按察使，未及履任，即于次年（1863年）正月改授山东省按察使，命其招募军队，随剿在山东起义的捻军。时年，丁宝桢四十四岁。

主政山东

同治二年（1863年），丁宝桢初到山东，即去拜见在淄博市一带统率官兵与捻军作战的钦差大臣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僧格林沁自觉身份高贵，为人倨傲，接见督抚以下的官员从不设座。丁宝桢递名帖求见，直言若王爷设座则觐[jìn]见，不给座位则不见。僧格林沁佩服丁宝桢刚强耿直，为之改变态度，以礼相待。山东巡抚阎敬铭听闻此事，对丁宝桢颇为欣赏，在丁宝桢到任的那一天，亲自到济南市郊外迎接，从此倚为难得的人材。后来，僧格林沁命丁宝桢剿办起义的黑旗军宋景诗部，认为丁宝桢擅议招抚，上书弹劾。部议降三级调用，爱新觉罗·载淳改为革职留任。

同治三年（1864年），丁宝桢升任山东省布政使。四年（1865年），僧格林沁战死于菏泽市，湖北、河南省、山东督抚及丁宝桢等被弹劾协同作战不力，部议革职，同治帝加恩降其为四品顶戴留任。同年，两江总督曾国藩任钦差大臣督办三省军务，赴山东继续镇压捻军。五年（1866年），御史朱镇、给事中孙弹劾丁宝桢贻误军机、所部淫掳百姓等，同治帝敕命曾国藩查办。曾国藩调查后奏称，丁宝桢带兵剿贼是领命而行，功多过少，此前所参劾的事项多系传闻，没有实据。同治帝遂罢议，以防守省城等作战有功，赏还丁宝桢二品顶戴。同年十一月，丁宝桢领命暂署山东巡抚一职。同治六年（1867年）二月，山东巡抚阎敬铭因病乞休，举荐丁宝桢接任，遂擢升山东巡抚。

丁宝桢升任巡抚时，李鸿章已接替曾国藩，任钦差大臣督办镇压捻军事务。东路捻军赖文光部由莱阳市北进招远市、龙口市，丁宝桢配合李鸿章的淮军在胶莱河防守。同治六年（1867年）七月，东捻军突破丁宝桢部将王心安防区，渡河后从安丘市、临朐县[lín qú]南下。丁宝桢被革职留任，摘去顶戴。十月，东捻军在寿光市一战损失3万余精锐。十二月，赖文光率残部突破总六塘河，南走至扬州市被捕杀。清廷下召丁宝桢官复原职，并赏头品顶戴。

同治七年（1868年），西路捻军张宗禹部自山西省入河南省，进至直隶定州，逼近京城。丁宝桢闻讯率兵驰援，抢在捻军之前到达河间，与捻军转战于雄县、任丘市、高阳一带，并攻陷饶阳城，逼捻军向东南溃逃，后率部回军东昌（今聊城市），严防捻军入鲁。当时，各路统兵将帅因行动迟缓受到朝廷切责，惟独丁宝桢得到褒奖。后西捻军覆灭，丁宝桢被赏加太子太保衔。

同治八年（1869年）秋，丁宝桢在山东省捕杀自称受密遣南下江南的慈禧心腹、六品蓝翎太监安德海，朝野震动。同治十年（1871年）、十三年（1874年），丁宝桢两次组织修筑堤坝、疏导旧河，使黄河归漕，水患消除。

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丁宝桢着手加强山东海防，一边在蓬莱、威海、烟台市修建炮台，一边筹办山东机器局以制造枪炮、弹药。光绪元年（1875年），山东机器局在济南市北郊洛口[luò kǒu]（今属天桥区）破工动工。光绪二年（1876年）八月，机器局厂房大体完工，设备尚未安装之际，丁宝桢被调任四川总督。慈禧题写“国之宝桢”，赠予丁宝桢以示勉励。

总督四川

光绪二年（1876年）十二月，丁宝桢进京入觐，恩赐紫禁城骑马。三年（1877年）初，入川赴任。入川前，丁宝桢就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四川情况，入川后悉心体察，于当年三月上书朝廷，痛陈四川吏治腐败、军务废弛、水利失修、盐政紊乱、财库空虚、边疆不靖、教案迭出、经济凋蔽、民不聊生的“败坏情形”，随即分别缓急，破除情面，开启十年治蜀生涯。

上任伊始，丁宝桢即着手整饬吏治，裁撤“名为办差、实充私槖[tuó]（口袋、袋子）”的夫马局，革除总督、司道各级衙门节寿陋规，清理历年民刑积案，大力惩办贪官污吏，使吏治逐步澄清，民困大为缓解。随后，又捉拿盐枭，改革盐政，于光绪三年（1877年）九月设立泸州盐运总局和各地分局，改“商运商销”为“官运商销”，至光绪九年（1883年）全川盐政改革大体就绪，解决了官商勾结贪腐问题，平抑了盐价，增加了财政收入；兴修水利，治理都江堰，光绪三年（1877年）九月亲临勘查，认为都江堰多年失修，治理万不可缓，遂用两个冬季完成修护工程，并使都江堰岁修自此成为惯例；兴办洋务，创建四川机器局，光绪三年（1877年）入川前即做筹划，当年三月设厂，次年（1878年）投产，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四川机器局承担了支持抗法前线的任务；倡办积谷，整顿仓政，光绪六年（1880年）在各州县城乡设置民办社仓、济仓，规定富庶粮户每收谷百石，向社仓、济仓积谷一石，储藏备荒；整顿军务，备防边疆，革除四川省绿营和防军“不事操练、恣意扰民、徒糜饷项”积弊，整编军伍、裁汰将官、严明军纪，同时增调兵力驻防巴塘县和理塘县，派员深入川、滇、藏边境和印度，考察山川、地势、道路和民情，绘制四川至西藏、云南与印度、缅甸的道路里程图册，以备战时之需。

丁宝桢实施的整顿与改革，触犯到州县、省级乃至一些京官的既得利益，治蜀十年历尽坎坷，几度被参，多次降职。光绪四年（1878年）四月，丁宝桢因奏请起用已被革职的候补道员李耀南，被革职留任。光绪五年（1879年）二月，因修缮都江堰失当，遭参劾被降级留任。光绪七年（1881年）四月，复授四川总督。光绪十年（1884年）因惜才为云南巡抚唐炯求情，被降三级留任。

长眠齐鲁

光绪十一年（1885年）八月，丁宝桢因手足麻木、头目昏晕，奏请赏假四十日。十月初三，病势加重，奏请开缺回籍就医，朝廷驳回免职申请，赏假两个月。后病情日见沉重，十一月二十九日又上书请求免职。光绪十二年（1886年）正月初三，朝廷下谕慰留，赏假两个月，令他安心调养，不可萌退志。三月初四，假期又满，不敢再行奏请开缺，遂上书销假，强为支撑。四月二十一日，病逝于成都市，终年六十七岁。

清制，官员不准在任所置买田地。同治十年（1871年）二月，丁宝桢原配夫人谌氏亡故于济南市，四月，丁宝桢上书朝廷，称自己在鲁为官已九载，身边亲眷岁有病亡，而千里之外的原籍贵州平远久遭兵乱，老家田庐尽数被毁，亲族百无一存，归葬殊为不易，请求在鲁置地，将亡妻及已故之亲眷，暂行浅。朝廷恩允，丁宝桢遂在济南历城华山之麓置地十亩，作为家族墓地；当地人称之为“丁家林地”或“丁家林子”。丁宝桢故后，朝廷认为他对山东省感情颇深，诏准归葬齐鲁，追赠“太子太保”，赐祭葬，谥“文诚”，入祀贤良祠，并准予在山东、四川省、贵州省建祠。时任礼部尚书李端棻，奏请将丁宝桢与曾国藩、左宗棠等同举为清“中兴名臣”。

光绪十二年（1886年）九月二十五日，丁宝桢归葬于“丁家林地”亡妻谌氏墓东。

主要成就

政治

严于治吏

在晚清督抚中，丁宝桢以严于治吏著称，尤其是光绪三年（1877年）上任四川总督后，以整顿吏治为突破口，革除弊政、惩办贪腐、建章立制，让川蜀政风为之一新。四川夫马局是清咸丰年间为镇压农民起义解决军需供应而设立的“驿站”式机构，通过对粮户横征苛派，以支应过境官差人夫、马匹和工食程仪等，民心积怨已久。丁宝桢率先拿它开刀，规定雅州至广元市中间十数个州县（系喇嘛藏差必由之道）的夫马局酌情保留二成，其余各州县夫马局勒令自光绪三年（1877年）六月起全部裁撤；夫马局撤销后，官员因公出差，改由藩司另筹专款按路程远近定额补给差旅费，从而堵住了地方官吏借口办差而行贪腐的口子。针对刑政不修、冤狱不断的情况，丁宝桢严令以光绪三年（1877年）四月初一为界，要求每月新案结案达到九成、旧案带结五成，完不成的官员予以记过或撤职查办。在清理积案的同时，又清理整顿与民刑案件有关的“招解犯人”“命案验尸”“缉捕盗贼”发生的所谓“三费”，设立“三费局”，制定“三费”收支章程，刻石立碑，接受监督。此举得到清廷表彰，谕令全国推广。针对各级官府衙门例行向下属收受节寿规费等不良风气，丁宝桢以身作则，从总督衙署开始，将所有应酬规费全数革降，推行定额公费津贴制度，对各级衙门所需经费予以公开补贴，经费全部从盐政改革带来的利税中拨补。为澄清吏治，丁宝桢还大力惩办贪官。他出任四川总督后不久，就将主管全省司法的按察使方濬颐[fāng jùn yí]、主管财税的两任盐茶道傅庆贻和蔡逢年三个高官参劾革职，并奏请将清政府授予按察使衔、赏二品顶戴的不法官商王余照革职拿办，同时还参劾查办了知县王会章、委员张寿仁等，提拔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官员。不留情面地整饬吏治，也招来一些地方官与京官的责难与弹劾，丁宝桢毫不妥协，进行了坚决地斗争。

清廉为官

丁宝桢为官勇于任事，持身清廉。他在四川省革除总督、司道各级衙门收受节寿规费陋规后，规定每年给各级官员公开发放定额补贴，但他自己从不领取，每年只支取朝廷规定的养廉银。曾任河南省、江苏巡抚和四川总督的陈夔龙[chén kuí lóng]在《梦蕉亭杂记》中说：四川为天府之国，总督名位煊赫，但川督丁宝桢“一清如水”，按规定每年可领取的关例解公费一万两千两、川盐局筹定的每年公费三万两，均一文不取，花费仅恃养廉银一项；而每年养廉银只有一万三千两，还没有江苏省、河南巡抚的多。丁宝桢对子孙从政也要求甚严。长子丁体常在山西省为官时，丁宝桢曾写信告诫：“尔当于‘利’之一字，斩断根株，立意做一清白官”“不可妄取民间一钱”。丁宝桢死后身无积蓄，儿子来奔丧，竟无扶柩归乡的费用，后来由游智开出面，将其历年应领未领的公费取出，才得以办理丧事。

诛安德海

丁宝桢斩杀慈禧心腹、六品蓝翎太监安德海，是清后期震动朝野的大案。安德海，青县人，幼年入宫，人称“小安子”，以为人机警，得到慈禧宠信。1861年咸丰病逝，小皇帝同治继位，慈禧与恭亲王奕䜣发动政变，废顾命八大臣，形成了慈安太后慈安和西太后慈禧垂帘听政于内、奕䜣专权于外的局面。后慈禧与奕䜣产生矛盾，安德海仗恃慈禧恩宠，纳贿招权，肆无忌惮，并形成一股势力，一些朝臣也依附到他的门下，引起诸多大臣憎恨。同治八年（1869年）七月初六，安德海出京城，乘坐悬挂着“奉旨钦差采办龙袍”的太平船，经运河浩浩荡荡来到山东省境内。七月二十一日是安德海生日，其所带男女随从跪拜船上陈挂的龙衣，两岸民众观者如堵。按照清代祖制，宫廷衣食皆由内务府采办，不许太监插手，内宫太监也不得出京，违者立斩。丁宝桢得讯后，于七月二十九日派人以四百里驰报朝廷，并安排东昌知府程绳武等跟踪缉拿。但程绳武忌于安德海淫威，尾随三日不敢动手，任其继续南下。丁宝桢遂命山东总兵王正起派骑兵追赶，于八月二日在泰安南关将安德海一行拿获，押解济南市审讯。八月六日晚，朝廷旨意到，命直隶、山东省、江苏省等地督抚严密缉拿安德海，一经随从指认，即刻就地正法。八月七日，丁宝桢将安德海斩杀，并上书报奏。李鸿章从《邸报》中得闻此事，“然而起，传示幕客，字呼丁公曰‘稚璜成名矣’”。曾国藩得闻消息，说“吾目疾（眼病）已数月，闻是事，积（白内障）为之一开。稚璜豪杰士也”。

经济

改革盐政

丁宝桢升任山东巡抚后，针对山东盐运销不畅的问题，奏请改归官办，先课税后行盐，运销至河南省，并设盐局派专人管理。

在四川总督任上，丁宝桢对盐政改革规划最详、倾力最多。四川盐政原来实行专商引岸制度，咸丰、同治年间，云、贵、川三省经长期战乱，盐场遭受严重破坏，川盐行销区域大片丧失，而少数官员和盐商肆意勾结垄断盐利，以致盐价高涨，百姓受淡食之苦，私盐泛滥，国家遭盐税亏损之失。丁宝桢力主改革，研究了食盐专卖三种方式的利弊得失，认为“官督商销，利归于官、商；官运官销，利全归于官”，流弊甚大，决定推行“官运商销”制度，使官、商相互钳制。随后，改革盐政管理机构，削弱盐茶道的权力，于光绪三年（1877年）九月在泸州市设立盐运总局，总理川盐采购、运输、批发、征税事务；在井灶（井矿盐生产场）集中处设置厂局，在各盐岸（食盐销售区）设置岸局；由各厂局从井灶购盐，运往各岸局，由岸局收储食盐，分销给盐商；同时将此前弊窦丛生的食盐行引验放机构（发放食盐运销凭证的机构）全部裁撤，从而建立起通畅有序的盐业产供销一条龙管理网络。又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缉私局武装，打击盐枭；改革征税方法，裁革浮费（不必要的开支）；治理川江航道，以利川盐外运；打通阻滞环节，调剂产销供求平衡。

丁宝桢推行的盐政改革，廓清了盐务积弊，使川盐迅速恢复发展，销区不断扩大，盐价下跌，盐税成倍增长。盐业经营也带动了农业、手工业和航运、商贸等相关行业的发展，使民生得到改观。川盐“官运商销”之法，是继爱新觉罗·旻宁年间两江总督陶澎推行淮北“票盐法”之后的重要盐政改革，后来在两广、两淮、河东、天津市、吉林、黑龙江省等盐区相继推广，推动了晚清全国的盐政改革。

民生

治理黄河

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丁宝桢暂署山东巡抚，即严令河官修复寿张一带被黄河冲毁的运河河堤；又调集兵勇，疏浚已被淤塞的沈口河（今梁山县境内），加固堤防，渲泄两岸积水，于次年（1867年）完工，涸出民田二十余里。同治十年（1871年）八月初七，黄河冲毁山东郓城侯家林段民埝[niàn]，决口八九十丈，水漫灌运河，漕运受阻，并致郓城、汶上县、嘉祥县和济宁市多个州县受灾，正在休假养病的丁宝桢带病投入抗洪抢险。专职河务的河道总督乔松年，对修复决口百般推诿，一拖再拖，丁宝桢气愤至极，上书请求销病假，“越代庖”亲自主持修堤事宜。后赶赴工地，组织役工于次年（1872年）二月将决口合龙、护堤修复。期间，丁宝桢发现决口处上下游逾一百一十七里民埝多有险病，极易冲决，遂组织二三万民工，用时两个月加以修固，使之达到了官堤的标准。当年汛期，山东省连降大雨，河水暴涨，新修的官堤、民埝俱得安澜。爱新觉罗·载淳闻奏，表彰丁宝桢“勇于任事，督率有方”。

同治十二年（1873年）夏秋，黄河在东明县石庄户决口达三里，山东、河北省、江苏省、安徽等省数十个州县被淹，从济宁市至宿迁市运河河堤尽数被毁。其时，因父亲的墓被毁坏，丁宝桢请假一年回江西抚州修墓，临行前绘制治黄图上奏朝廷，请求朝廷统筹各省，及时堵治。次年（1874年）十月，丁宝桢返回山东时，石庄户决口仍未动工，宿迁、巨野县、济宁等十余个州县水患依旧。于是又主动请缨，亲自督办，选择在决口下游十余里的菏泽贾庄修筑堤坝，疏导旧河，费时四个多月完工，使黄河归漕，水患消除。

整修都江堰

四川都江堰自清中叶后未进行过大修，咸丰、同治年间民众所出维修费用，俱被各级官吏贪污，以致管理废弛，水害频仍。光绪三年（1877年）三月，丁宝桢到任四川总督，九月即亲临勘查，发现内外两江淤积、堤岸毁坏达七十余里，认为整修都江堰万不可缓，全省政事莫急于此。遂利用冬季，亲自主持治理都江堰，重修分水鱼嘴，淘深滩底，修固堤堰，疏浚淤塞的河道，更换人字堤朽坏的笼石，并将其中的一段卵石竹笼结构改为条石砌筑，总计修渠七十余里，砌堤一万两千余丈，修复人字堤一百三十余丈，于四年（1878年）春完工。当年五月遇大雨，河水陡涨，部分堤工因换为石砌，洪水难以渲泄，以致被冲毁，但沿江民田及下游广大地区均未受灾，秋粮仍获丰收。是年冬，丁宝桢主动承担责任，吸取教训，组织重修了被冲毁的堤岸。都江堰整修后，原来屡遭淹没的土地，被复耕为良田。

丁宝桢治理都江堰水利工程，是清代二百六十余年间对都江堰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一次系统修治，使灌区范围由原来的十县扩大到十六个州县，奠定了都江堪灌区一百多年来的基本格局；同时，自此以后，岁修都江堰成为惯例。

军事

整顿军务，巩固国防

丁宝桢对列强借口通商，以“舰炮政策”侵略中原地区的图谋有清醒认识，在主政山东省和四川省期间，以大力整顿军务，加强山东海防，筹划西南边防，积极予以应对。同治九年（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与法国关系紧张，丁宝桢虽认为尚不至于引起战事，但仍然建议朝廷在天津大沽、北塘设防，在山东他则调兵遣将，于靠近直隶的德州、陵城区布防，以备万一。同治十年（1871年）丁宝桢奉命整顿山东水师，购进船炮，修筑炮台，加紧练兵巡防。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侵犯台湾，丁宝桢奏准创建山东机器局，以保证战时炮械可以维修、弹药可以自给。出任四川省总督后，丁宝桢对列强觊觎西南各省和西藏自治区保持警惕，一面创办四川机器局，发展军工，一面整顿军务，加强边防，提出“川藏一体”的西南边防思想。光绪五年（1879年），清廷与俄罗斯签订丧权辱国的《交收伊利条约》，全国舆论大哗，丁宝桢奏请出使俄国辩论废约，未获准。针对沙俄对中国西北、东北地区的掠夺，丁宝桢建议组织军队积极防御，并提出由四川每年拨付军饷三十万两，奏请朝廷增兵东北边防。中法战争（1883-1885）期间，丁宝桢曾请命自带兵或遣兵赴战。病逝前，丁宝桢向朝廷上奏《叩谢天恩遗折》，仍心系国防安危，提醒皇帝“外洋和约，万不足恃”。

倡办洋务，加强军备

创办山东机器局：丁宝桢是晚清洋务运动的实践者之一，参与了洋务派创办近代军事工业的活动。在镇压捻军起义期间，丁宝桢的思想开始逐步向洋务派转化。光绪元年（1875年）初，丁宝桢致函北洋大臣李鸿章，商量建设山东机器局事宜，并请求财力支援，被李鸿章拒绝。同年，朝廷批准建设山东机器局，丁宝桢遂在济南市北郊洛口置地三百亩，于十月初一挂牌成立山东机器局。他委派几年间罗致来的人材徐建寅为机器局总办、薛福辰为机器局会办，由曾昭吉总管设计和生产业务，着手定购机器装备，采购木石杂料，开窑自制砖瓦；是年冬建成可供办工居住的工务堂一座。光绪二年（1876年）春，基建工程全面动工，同年秋基本竣工。后来山东省机器局生产的军火，一部分供应内地清军，一部分支援了山东海防。

创办四川省机器局：光绪二年（1876年）八月，丁宝桢调任四川总督，入任前即上书奏明要在四川创办机器局，生产机器，制造枪支弹药，并请求将候选通判曾昭吉带到四川协助。光绪三年（1877年）三月到任，五月丁宝桢即着手组建四川机器局，厂址选在成都城东南的下莲池拱桥。经过一年多筹建，建成仿西式厂房一百八十八间，随即投入生产。因丁宝桢不顾情面整饬吏治、改革盐政，侵犯了一些官员的既得利益，四川机器局遭到保守派官员反对，弹劾丁宝桢不懂机器、浪费库款，光绪五年（1879年）二月，机器局被清政府停撤。后在洋务派吁求和丁宝桢申辩下，当年年底清政府又命丁宝桢设法开办机器局。次年（光绪六年、1880年）三月，丁宝桢从湖南省请回曾昭吉和一批熟练工匠，四月十八日复开四川机器局，并另在成都南门外古家坝购地七亩，兴建厂房。丁宝桢逝世后，四川机器局又历经兴衰，于1909年更名为四川兵工厂。丁宝桢创办山东省、四川机器局，开启了两省近代机器制造工业的先河。丁宝桢明确要求山东、四川机器局从建设到生产，均坚持独立自主，绝不聘用一个洋人，这种主张在晚清洋务派中比较罕见。

外交

丁宝桢是晚清一位具有抑教御侮思想和实际行动的政治家。他任山东巡抚、四川总督二十年间，正是英、法、俄、美、日诸列强为扩大在华特权，继强行通商之后，又鼓动传教士深入中国内地设堂传教，为其殖民政策服务之际。传教士及其华人教徒依仗特权，肆意侵犯民众利益，到处激起民变，致使教案迭起，外交风波不断。当时，教案以四川省发生为多，四川教案以川东发生为多，且拖延多年未予办结。上任四川总督后，丁宝桢亲赴重庆市，警告强词要挟的法国主教范若瑟配合官府清理旧案，后通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筑遗存照会法国驻华公使，将范若瑟驱逐回国。至光绪四年（1878年）七月，丁宝桢用一年时间将接手的积压教案全部办结。清结教案过程中，丁宝桢坚持秉公妥办、持平处理，拒绝了列强借教案勒索重金赔偿的无理要求，并对参与反洋教斗争的首要人物和一般民众予以宽恤。这与此前李鸿章办理酉阳教案时，处死反教首犯、流放主犯、杖罚被捕群众，而予教会大额赔偿、对不法传教士和教徒不加追究的做法迥然有别，在晚清外交特别是涉外教案办理中罕见。

文教

丁宝桢重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同治八年（1869年），时任山东巡抚的丁宝桢主持在济南西关马跑泉街（现趵突泉公园[bào tū quán gōng yuán]内）原宋代词人李清照故居、后明代进士谷继宗别墅，创办尚志书院，延请学者教授经学和天文、地理、算数，并汇集名流，编著校刊古籍，以“尚志堂”名义刊印，称“尚志堂版”。同治九年（1870年）又在后宰门街成立山东官书局（又称山东书局、济南书局、皇华书局等），具体承担“尚志堂”刻印业务，是近代山东最早、最大的的官办书店。光绪元年（1875年）四川学政张之洞在成都创办尊经书院，次年丁宝桢入川，对此举大力支持，五次致函，诚邀在湖南的经学大师王闿运[wáng kǎi yùn]出任尊经书院山长。尊经书院在王运的主持下，对振兴蜀学、培养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成为推动四川维新运动的重要基地。

主要作品

历史评价

《清史稿·丁宝桢传》：“宝桢政尚威猛” “（丁宝桢）勇于任事，操守甚好，惟性稍偏急，遇事操切，是其所短”“至今言吏治者，常（将丁宝桢）与沈葆桢并称，尤励清操”。

清廷御赐祭文称丁宝桢：“忠贞克笃，沉勇有谋”“履艰危而愈壮，试宠辱而不惊”。

丁宝桢前任山东巡抚阎敬铭在《丁文诚公墓志铭》中称丁宝桢“生平处大事，无所趋避”，“凡有兴革，不避嫌怨”，“其然不欺，其毅然不挠，其知有国而不知有身，其天性然也”（为人做事清白而不欺诈，刚强坚毅而不屈从、轻言放弃，知舍身报国而不知保全自己，这是丁宝桢的天性）。

清代文人刘愚在其《光绪庚辰致黎简堂廉使书》中说丁宝桢严法治蜀时“清操自持，以力挽颓风为己任，固可与有为也；然数月中劾罢一司、一盐道，人谓其威不可测”（丁宝桢为官清白、严于律己，以力挽颓风为己任，固然可以让人安心地跟着他干事业，但他在几个月内就上奏罢免了一个臬司、一个盐道，也让人凛然生畏，觉得他威不可测）；并称赞丁宝桢是“四川省数十百年第一好总督”。

清末民初盐务官员张茂炯等编著的《清盐法志》称，丁宝桢在四川创行的盐业“官运商销”之法效果显著，后人学习借鉴，造福了数代。

轶事典故

典箧借贷，厨役索薪

晚清督抚、丁宝桢侄女婿陈夔龙在《梦蕉亭杂记》中载：丁宝桢任四川总督时，准备有一个衣（装衣物的箱子），并上锁锁好，贴上“四川总督部堂”的封条，签上自己的名字。每当生活窘迫时，就叫人拿去成都春熙街的当铺，典当些银两救急，待养廉银发放后，再派人赎回。陈夔龙曾见丁府厨役（厨师）当面向丁宝桢讨要欠发的工钱，并出言不逊。丁宝桢虽然羞恼，但因一时没钱支付，又无可奈何，只好听之。

误服媚药

晚清名臣丁宝桢在咸丰朝曾任职翰林院，一日上奏言谈军事，咸丰帝读之大喜，召见于圆明园。丁宝桢早早入园静候，见室隅玻璃盘，内有果子十数枚。丁氏吃了一枚，觉得甘香异常，复食两三枚，突觉腹中发热，阳具暴长，窘状万分。此时咸丰帝已升殿，即将召见，丁宝桢灵机一动立即扑地抱腹喊痛，诡称痧症骤发，方得以出园。后询问内务府一官员，称道此媚药之最烈者，禁中蓄媚药数十种，以此为第一丁宝桢急延医诊视，困卧十余日始起。

宫保鸡丁

宫保鸡丁作为一道经典名菜，鲁菜、川菜、黔菜甚至北京宫廷菜，都将它归入自家菜系。其起源地虽颇有争议，但民间传说都与丁宝桢有关。

“贵州版”：丁宝桢小时侯喜欢吃鸡。一次到到朋友王小勤家，受到杀鸡款待。小勤家中无油，便用鸡油爆炒丁块，而后加上切成小段的干辣椒、橄榄菜、蒜苗等，香味非常。丁宝桢任四川省总督后，邀王小勤到四川做客，依样做了这道菜。因丁宝桢当时已领太子少保衔，人称“丁宫保”，席间此菜遂被客人称为“宫保鸡丁”。

“四川版”：丁宝桢任山东巡抚时，家里请客，厨师常做“酱爆鸡丁”一菜。后调任四川总督，便将此菜引进四川，与四川人嗜辣的习俗相结合，以此宴客，倍受欢迎。后烹制方法流出，为餐馆采纳，被人命名为“宫保鸡丁”。

“山东版”：丁宝桢任山东巡抚时，因其曾被封为太子少保，故人们尊称他为“丁宫保”。其家厨周进臣、刘桂祥等人有一道拿手菜“炒鸡丁”，丁府宴客总少不了此菜，于是人们为其取名“宫保鸡丁”。

人际关系

后世纪念

丁宝桢故居

丁宝桢故居在临街的粉墙上书有丁宝桢及其故居的简介。丁宝桢当年坐镇的巡抚大堂依旧立于珍珠泉畔。

丁宝桢墓志铭

光绪十三年（1887年）九月二十五日，丁宝桢由其长子丁体常扶柩归葬于山东济南市东郊丁家林地。后墓遭劫，碑石墓志被毁。墓志铭旧拓本现藏于济南市图书馆，为棺木未下葬之前的志石拓本，以绢素折叠精装，黑色乌黑光泽，字迹清晰。墓志铭楷书41行、满行45字、计1645字，由清山东巡抚阎敬铭撰文，清光绪三年（1877年）状元闽人王仁堪书丹，清光绪二年（1876年）状元潍县人曹鸿勋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