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福晈
阮福（阮朝语：Nguyễn Phúc Kiểu，1791年－1841年），又名阮福胆（Nguyễn Phúc Đảm），史称明命帝（Vua Minh Mạng），越南阮朝第二代君主，1820年至1841年在位，年号明命。
在位期间，阮福晈进行了多项改革，使阮朝处于鼎盛时期。此外，还对真腊（今柬埔寨）、哀牢（今老挝）进行军事扩张，使越南的疆域达到有史以来的最大。在对外政策上，阮福晈施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在国内则禁止基督教的传播。
1839年，阮福晈见清朝国力日渐衰弱，将国号由清廷赐予的“阮朝”改为“大南”。1841年，阮福晈逝世，庙号圣祖（Thánh Tổ），葬于明孝陵，子绍治帝继位。
人物生平
立为太子
阮福胆是阮福映嘉隆帝阮福映的第四子，生于嘉定（今胡志明市）活禄村，生母为左宫嫔二妃陈氏珰。当时旧阮政权还偏安于嘉定（今胡志明市一带），并与北方的西山朝多次发生战争。陈氏珰与其他妃子一样也随之奔波，在嘉定（今胡志明市）的活禄村生下了阮福胆。
阮福胆出生之后，阮福映命元妃宋氏兰（即后来的承天高皇后）将其收为养子抚养。宋氏兰要求阮福映做出担保，阮福映命黎文悦写下契券作为证明，交给宫婢阮氏犁保管。
1781年，原东宫太子阮福景病死于嘉定。根据惯例，阮福景的儿子阮福美堂应被立为皇位继承人。但由于阮福景一系有亲西方和基督教倾向，阮福映迟迟不立继承人。 1814年，宋氏兰逝世。由于皇后所生的儿子阮福景、阮福曦、阮福晙全都英年早逝，阮福映命令阮福胆以养子身份为皇后戴孝，并认定他为“嫡四子”。翌年，阮福胆改名阮福晈，被册立为皇太子。
继承皇位
1820年2月3日，嘉隆帝驾崩。临终前，嘉隆帝指定让黎文悦、范登兴担任辅政大臣。2月14日，皇太子阮福晈正式举行登基大典，改年号为“明命”，并尊生母陈氏珰为皇太后。
阮福晈是一位恬静好学的君主。未即位之时，阮福晈就与黎光定、阮文诚等推崇儒学的大臣来往密切。继位之后，他对儒学推崇备至，常常秉烛夜阅奏章。阮福晈勤于政事，在位期间进行了多项改革。不过为人多疑而且刚愎自用，事必躬亲，要他亲自朱批才能成行。阮福晈在任期间常常训诫臣子：“人心思治，不欲滋事生变。然年富力强之时未有建树，而至年迈力衰之时尚能有何作为！故朕不敢有一时之懈怠。”
阮福晈继位之后，立即进行官制、经济制度、教育制度等一系列改革，意图建立中央集权的“文官政府”。在后黎朝末年，儒家政治的“士农工商”秩序彻底被打乱，出现了“米罄逃荒，壹农贰士”的现象。这个现象在西山朝时代更甚。明命帝致力于恢复这种秩序。
镇压叛乱
明命年间，北城地区先后爆发了大大小小的254次农民起义，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潘伯、黎维良、农文云。而在南方的嘉定城，黎文魁举兵叛乱，罗军队和法国传教士也介入这场叛乱。这些农民起义给予了朝廷沉重打击，政权几乎陷入瘫痪。后经明命帝励精图治方才安定，但已大不如前。
潘伯鑅之乱
1826年，潘伯鑅、武德葛、阮幸起兵于南定，攻破茶里、麟海二府，杀死御官邓廷勉、阮忠演以及南定镇守黎茂菊。阮福晈派兵围剿，杀死武德葛。但不久潘伯鑅、阮幸又联合流亡到越南的中国山贼（京族将逃到越南境内的中国山贼称为“客贼”，越南语：giặc Khách/贼客），骚扰北城沿岸一带，攻破海阳的光明、宣阳二县。阮福晈派清化参办阮公著、乂安参办阮德润率军前往北城，会同北城协镇阮有慎一起围剿。翌年，在天长府、建昌府一带擒获潘伯鑅等，全部处死。
黎维良之乱
1833年，又有后黎朝子孙黎维良在宁平起兵，自称大黎皇孙。土司郭必功、郭必济、丁世德、丁功郑等举兵响应，攻陷乐土、奉化、安化三州县，围攻兴化城。乂静总督谢光巨、清化总督阮文仲奉命围剿，擒杀黎维良，郭必功等土司联军亦溃散。经过这次叛乱之后，阮福晈下令将北城的后黎朝子孙流放到广南、广义、平定一带，由朝廷发放钱财和土地供其谋生。
黎文魁叛乱
1833年，黎文悦养子黎文魁（亻+裹）因不满阮福晈对黎文悦一族的迫害，发动叛乱，杀死布政使白春元、总督阮文桂。黎文魁自称大元帅，在藩安城设立百官，并派蔡公朝攻陷了嘉定城六省。巴黎外方传教会教士若瑟·玛尔香（Joseph Marchand，被京族称为“游神父”（Cố Du）。此人在1988年被圣·保禄二世封圣，是越南殉道圣人之一）号召天主教徒起兵响应，并声称要将阮福景的儿子阮福美堂拥上皇位，谋求令越南成为天主教国家。华侨麦进阶也举兵响应。这是明命年间最大规模的叛乱。
阮福晈闻变，派遣宋福梁为讨逆左将军、阮春为参赞，潘文为讨逆右将军、张明讲为参赞，会同平寇将军陈文能一起，率水步之军前去镇压。蔡公朝的叛变使黎文魁被迫据守藩安城对抗官军。黎文魁派人向泰国求救，暹罗国王拉玛三世派水陆军队分兵五路攻打越南。
阮福晈派张明讲、阮春前往安江，黎文魁瑞守甘露，范文典守乂安，又派阮文春进兵镇宁。张明讲在真腊击败暹罗军，安江巡抚黎大纲驻守南荣城（今柬埔寨金边），挟持真腊国王安赞二世（匿）对抗暹罗。张明讲、阮春自南荣城进兵，击败暹罗军队，夺取了菩萨城。1834年，阮朝基本成功抵抗了暹罗猫的入侵。
翌年，黎文魁逝世，子黎文巨嗣位。不久藩安城被攻陷，起义失败。1831名起义者被阮朝军队处决，并将尸首集中掩埋，称为“伪墓”。主犯黎文巨、麦进阶、若瑟·玛尔香等六人被押往顺化，于当年十一月以大逆罪被凌迟处决。
农文云之乱
黎文魁之乱被镇压后，阮朝朝廷搜捕叛乱者的亲属，包括了黎文魁的内兄农文云。农文云是岱依族人，担任保乐州（今属高平省）知州。1833年，当得知黎文魁在嘉定城发动叛乱之后，农文云便在保乐州举兵反抗，攻破高平省城，自称节制上将军，铸元隆通宝。农文云发兵攻打北城各省，七泉州知州阮克和举兵响应。阮福晈派山兴宣总督黎文德为三宣总督军务，派海安署理总督阮公著为参赞，会同宁太总督阮廷普前去镇压。由于农文云围攻谅山甚急，又派安静总督谢光巨为总统大臣，前去高平平叛。
黎文德、阮公著攻破保乐州，农文云剃发易服，逃往中国境内避难，留女婿云光总和堂弟农文仕、农文硕抵抗官军。官军见农文云逃往中国后便班师回朝。农文云又回到保乐州，势力再次强大。
1834年，黎文德、范文典从山西省进兵宣光，谢光巨、阮进林、胡佑自高平出发，阮廷普、阮公著自太原市出发，三路大军围攻保乐州。阮朝方面照会清朝，要求防备农文云再次逃往中国。中国遣返了逃往贵州省境内的农文仕、农文硕等五人，农文云被迫逃到宣光，匿于丛林之中。范文典包围丛林放火烧山，将农文云烧死。
杀害功臣
黎文魁之乱被平息之后，明命帝下令捣毁了黎文魁的据点藩安城，易地重建。同年，都察院官员潘伯达上奏嘉定总镇黎文悦生前存在众多不法行为。此后，大臣何权、阮知方、黄炯等纷纷奏称黎文悦生前图谋不轨。明命帝派武春谨铲平了黎文悦的坟墓，在其原址上竖立“权阉黎文悦伏法处”的石碑。没收财产，其亲族判斩监候。
次年，又有吏部左侍郎黎伯秀追参北城总镇黎质生前不法之事，声称黎质在北城期间专行不法，并阴谋推翻明命帝。明命帝命人铲除了黎质墓，在其原址上竖立“奸臣黎质伏法处”的石碑。没收家产，其亲族亦判处斩监候。
晚年生活
1839年，阮福晈得到“红毛（“红毛”（越南语：Hồng Mao/红毛）是当时越南人对英国的称呼。）谋侵广东省”的奏报之后，认为清朝朝廷懦弱贪腐，以此预言清朝必将逐渐走向衰败：“清人懦弱，我知之矣。”（《大南实录正编第二纪·卷212》）。不久，1839年2月15日，阮福晈便下诏，将阮朝的国号改为“大南”。不过，阮福晈仍维持着与清朝的朝贡关系，而且在对清朝的外交上仍自称“越南”。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越南上下都担心英国会借海上优势入侵越南。阮福晈于是派遣由两个普通官员和两个翻译组成的“越南使团”前往法国，寻求与法国建立外交关系以与英国抗衡，并希望同西方商讨基督教之事。越南代表团到达法国首都巴黎，求见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一世。但是由于阮福晈在西方世界的恶劣形象，许多法国人对这个越南使团不抱好感。巴黎外方传教会呼吁路易·菲利普不要接待，最终越南使团无功而返。
1841年，心力交的明命帝阮福晈逝世，享年50岁。临终前，阮福晈要求大臣张登桂辅佐皇太子阮福暶。阮福绵宗改名阮福并继位，是为绍治帝，为阮福晈上庙号圣祖（越南语：Thánh Tổ/圣祖）、谥号体天昌运至孝纯德文武明断创述大成厚泽丰功仁皇帝（越南语：Thể thiên Xương vận Chí hiếu Thuần đức Văn vũ Minh đoán Sáng thuật Đại thành Hậu trạch Phong công Nhân Hoàng đế/体天昌运至孝纯德文武明断创述大成厚泽丰功仁皇帝），葬于孝陵。
个人生活
父母
兄弟姐妹
兄弟
阮福晈共有兄弟十三人：
姐妹
阮福晈共有姐妹十八人：
后宫
子女
明命帝有七十八子：
此外，明命帝还有六十四女：
主要成就
政治制度
1820年，阮福晈废除了嘉隆年间的侍书院，改为文书房。1829年，阮福晈参照清朝的职官制度，重新制定官员品阶，设立九品十八级职官制度。自一品至九品，每品分为正、从两级；又设立内阁，任命各部院的三四品官入阁，管理国家事务。
1831年，嘉定总镇黎文悦死后，阮福晈下令废除了北城、嘉定两个总镇之职，并参照清代的行政区划制度，将全国的27个镇改为31个省，各省以下依次设立府、州、县、总、社这些行政单位。在阮福映时代，镇的官员多由武官担任，可以管理镇中的军民事务，因此各地的镇守、留镇有实力抗拒朝廷的命令。阮福晈改镇为省之后，设置巡抚、布政使、按察使、领兵等职，由朝廷派遣。此外，又派遣朝廷大员前往重要的省份担任总督之职（与清朝类似，阮朝的总督也管理两三个省。不过越南的一省，实际面积只等于中国一县。），其地位居于巡抚之上，负责考察官吏、维护疆界。对于少数民族聚居地，阮福晈施行改土归流的政策，任命当地酋长为知州，并派遣流官监督内政。
1834年，阮福晈参照宋朝的枢密院和清代的军机处，设置机密院。机密院之职由四名四品以上的大臣担任，其属下官僚有员外郎、主事、司务、编修，由各部、各院选出充补。
1836年，鉴于北城各地贫富差距悬殊、官僚仗势欺人、百姓好赌博和铺张浪费，明命帝接受裴茂先的建议，训导百姓，并严厉打击违法乱纪的官员豪强。他颁布了《十条圣训》以训导百姓。另一方面，又在北城各地设立养济所（相当于福利院），将寡孤独残障人士接至养济所居住，由朝廷供养其生活。
1839年，阮福晈制定各品级官员的年俸、春服钱标准。为了防止官员贪污，阮福晈又从清朝引入了养廉银制度。
经济制度
赋税
在经济赋税上，阮福晈与其父定下的制度并无太大差别。只不过之前阮福映给予嘉定城“裁决诉讼、自行任免官员”的权力被阮福晈收回。1836年，阮福晈派遣官员来到嘉定城，丈量土地并征收丁税、田税、关税。
币制
阮福晈在位期间，铸有“明命通宝”小平铜钱，并开始铸造美号大钱。美号大钱铜质，正面钱文“明命通宝”，背面选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中的文字为铭文，有四字和生辰八字者，十分稀有。
另一方面，阮福晈及其父嘉隆帝均大力推广越南独有的锌钱（也称白铅钱），份量沉重，价值甚低，可谓劣币中的劣币，因此阮福晈宣称：“铅钱之用，富户既不敢私藏，而邻国来商者又不敢带回。此钱流通非但利于民，亦利于国，乃自然只利也”。
文教制度
改革科举
阮福晈在位期间，也对越南的科榜制度进行了改革。阮福映在位期间，越南仅有乡试而已。阮福晈继位之后，全面恢复了科榜考试。1822年，阮福晈下令开会试、庭试以选拔进士，改原先六年一次的科试为三年一次。1829年，又命中格但不及分者可中副榜。
不过，阮福晈也发现传统的科举制度的众多弊病。阮福晈认为科举制度人为地制造了学术研究的条条框框，且使士人迂腐而功利，对国家的发展非常不利。但科举制度已经根深蒂固，且阮福晈又一时无法找到解决的方法，只能逐步进行改革。明命帝说：“自古科举误人至深。朕以为文章无一定之规。而今科举之文仅拘泥于腐套，互相夸耀，各立门户，人品之高下观乎于此，科场之取舍亦决定于此。如此治学，无怪乎人称日益拙劣。然集习成规，难改变，及后宜徐图变之。”他首次废除了状元、榜眼、探花这些名目，并声称以后永不设立这种荣誉。
弘扬儒学
阮福晈博览群书，擅长汉文诗，精通儒学，崇尚孔孟之道，撰有诗集《御制剿平南圻贼寇诗集》、《御制诗集》两本。
阮福晈致力于推广儒学，在位期间，孔子庙遍布越南各大城镇，每逢春天、秋天举行都会为孔子举行隆重的祭典。他又设立国史馆以编国史，并下令奖励著书立说者。明命年间，越南涌现出潘清简、黎光定、郑怀德、潘辉注、龚文曦、黄公才、阮廷正、武文等儒学大家。《嘉定城通志》、《历朝宪章类志》、《开国功业演志》等书都是明命年间编写的。在阮福晈的大力推广下，越南的儒学氛围再一次兴盛起来。
阮福晈非常重视儒学教育，他规定越南七八岁儿童就读蒙学时，塾师首先要教授忠、孝两经，以及朱熹的《小学集注》；先读四书，然后再读五经。1835年，阮福晈还诏谕将四书五经和朱熹的《小学集注》等书大量印行，同时允许民间印刷销售，使这些书籍能广泛流行于阮朝境内。
推广文言文
1839年，阮福晈曾以属国国王的身份，奏请中国清朝的爱新觉罗·旻宁向越南颁发《康熙字典》，以便京族可以学习汉语，并规定学校教学、政府文书、科举考试一律要采用汉字，不准使用或混用喃字。
不过，阮福晈在宣扬汉文文学的同时，也对喃字文学进行打压。这些喃字文学作品多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阴暗面，因此被知识分子认为是难登大雅之堂之作。虽然阮朝的士大夫中流传着“男不看《潘陈》，女不看《翠云翠翘》”之语，但这些喃字文学作品依然受到百姓的喜爱。
军事制度
阮福晈时代的兵种分为步兵、水兵、象兵、骑兵、炮兵五种。
•步兵分为京兵和奇兵。京兵为防守京城的士兵，编制上分为营、卫、队三级。每营五卫，每卫十队，每队五十人。每卫拥有两口神功火炮、两百支鸟铳、二十一面旗。京兵有时候也会外派到各省。骑兵则是各省的军队，分骑骑、队两级。
•象兵的编制为队，每队有四十头战象。
•水兵共十五卫，分为三个营。阮福晈非常重视海面的防御，因此水军经常演习。
虽然阮福晈重视军事，但朝廷重文轻武，各地官员对于军事演习往往敷衍了事。当时的军队中已经出现了兵册中人数众多、实际兵员不足的现象；且军事器械比较陈旧落后、士兵训练不足。阮福晈虽知晓此情，但却无法遏止，这显现出阮朝军队逐渐衰败的迹象。
宗室制度
设置宗室管理体系
1836年，阮福晈令黄公才编纂《本朝玉谱》。在自己后裔的命名上，采用的是“帝系诗”，要求直系后代的命名采用以下排行：“绵洪宝永，保贵定隆长，贤能堪继述，世瑞国嘉昌。”
而对每一个辈分名字命名的要求也很严格，要求按照如下的偏旁部首取名：
“绵+宀，洪+亻，膺+礻，宝+山，永+玉，保+阜，贵+亻，定+言，隆+扌，长+禾，贤+贝，能+力，堪+扌，继+言，述+心，世+玉，瑞+石，国+大，嘉+禾，昌+小。”
而对于阮福映其他儿子的后裔，阮福晈下令，由他们家族各自制定“藩系诗”以规定辈字。
同年，阮福晈下令设立宗人府，设置官员以管理皇族内诸事。不过阮朝远支旁系宗亲众多，于是在郑怀德、黎质等人的建议下，阮福晈下令将从阮淦至阮福淳之间数代阮福氏旁系子孙的姓氏全部改为宗室氏，并将他们从宗人府的名册上除名。之后的绍治年间，宗人府改名“尊人府”，宗室氏则改名“尊室氏”。虽然尊室氏被宗人府除名，但他们仍自称是阮福氏后裔。例如，尊室说自称“公曾孙尊室阮福说”（正因为尊室氏仍旧自称阮福氏，因此清朝方面往往将尊室氏与阮福氏混为一谈。例如清朝方面的史料将尊室说称为“阮福说”——《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研究》），尊室永自称“公曾孙尊室阮福永”。
此外，明命帝又制定“仲讳”（越南语：Trọng húy/仲讳），要求后世的君主按此顺序为自己取仲讳：
“暶时升昊明 昭晃 智暄 曦”
如阮福暶的仲讳为阮福暶，阮福时的仲讳为阮福时，阮福升的仲讳为阮福升……依此类推。民间避讳时，既要避“仲讳”，又要避皇帝的讳的最后一字。
宗教制度
禁止天主教传播
1825年，法国传教士罗热洛（Rogerot）乘坐泰蒂斯号（Thétis）来到沱港（今岘港），在各地传教，这引起了阮福晈的高度关注。不久，阮 福晈下达禁教令，声称：“西方之道为左道，迷惑人心，败坏风俗，故应严禁之，以使吾民信奉正道。”又命令各地官员严格盘查入境的外国船只。嘉定总镇黎文悦上书阮福晈，希望放宽对基督教的政策，阮福晈便将全国各地的传教士召到顺化，将他们禁在顺化皇城里，让他们翻译法国书籍，以防止他们外出传教。同年，又下令全国雅威教徒必须放弃信仰，并奖励捕获传教士的人。
在黎文魁之乱中，越南的天主教徒公然参与叛乱，并且还声称拥立阮福美堂为越南国主，使阮福晈更加深切感受到天主教徒对其皇位的威胁。自1834年至1838年，阮福晈打压天主教的情况达到了高峰。据教皇利奥十三世于1900年5月7日公布的公函《最强壮的勇士们》，阮福晈在任期间，阮朝方面的天主教殉道者人物，多数为1838年被阮朝政府处决。
纵观越南阮朝诸君主中，以阮福晈及其孙嗣德帝阮福时对禁止天主教的态度最为严厉。正因为禁教的严厉态度，阮福晈在西方世界常常以暴君的形象登场，被誉为“东方的尼禄·克劳狄乌斯·德鲁苏斯·日耳曼尼库斯”。
对外关系
占婆贵族阮文承趁黎文魁叛乱的机会，乘机发动罗奔王起义，要求恢复自治，最终起义失败，占族人的领土再次被京族占领。明命帝更在越南境内实施改土归流，派遣流官治理原属占城国的“顺城镇”（Thuận Thành trấn），占城国彻底灭亡。因受黎文魁的牵连，阮文承以谋反罪被处以凌迟极刑。
1826年，万象王国国王昭阿努（阿弩）起兵反抗泰国的统治，哀牢各地的酋长也纷纷举兵响应。昭阿努率军攻打暹罗的呵叻府、北标府，但被暹罗击败。翌年，暹罗国王拉玛三世派遣博丁德差攻破万象，将城市洗劫一空。昭阿努只得向越南求援。阮福晈同意了这个请求，派遣潘文璻经略边务大臣前去救援，又派黎德禄、阮公近率兵三千，从乂安出发，经镇宁府前去，迎接昭阿努到乂安。
1828年，昭阿努声称实力已经恢复，希望收复万象之地。阮福晈便派潘文璻为经略大臣、阮文春为副大臣、阮科豪为参赞，率兵三千，经镇宁攻打万象。但事实上这三千士兵持观望态度，坐视昭阿努成败。昭阿努再次被泰国击败，向阮朝朝廷请求支援。阮福晈拒绝了他的要求，派兵防守边境。昭阿努被镇宁酋长昭内擒获，献给暹罗猫。
随后，暹罗又进攻哀牢国各部落，哀牢各部落不满，向阮朝求救。阮福晈派范文典经理甘露诸事，黎登瀛为参赞军务，支持哀牢各部同暹罗对抗。博丁得差见越南军队强大，撤兵归国。昭内便要求内附阮朝，阮福晈封其为镇宁防御使，指使昭内带着人丁册、田亩册上呈阮朝。以其地置镇宁府（今老挝川省），下辖七县。哀牢各部落为求自保，纷纷内附阮朝。阮福晈又以同样手法，在这些地区设置羁州府，封部落酋长为土官，将边境向西扩展，一直推进到湄公河岸边。
明命年间，越南侵占了哀牢三分之二的领土，在哀牢设置有七个府，分别是镇靖府（今万象）、镇蛮府（今华潘省）、镇边府（今华潘省）、镇定府（今甘蒙省）、乐边府（今沙湾拿吉省）、镇宁府（今川圹省）；又设置甘露九州，划归广治管辖。
在阮朝建立前，真腊已受到泰国和广南国两者多年的蚕食，国弱民贫，正步向和占城国一样沦亡的后尘。
1834年，阮福晈乘黎文魁叛乱之机，以“保护”真腊为名，派遣大将张明讲侵占真腊。此后张明讲驻守南荣城（今柬埔寨金边），以监督真腊内政，安江巡抚黎大纲又建立安蛮堡以驻守军队。
同年，真腊国王安赞二世病死。因其无嗣，张明讲奏请立其女安眉为“玉云公主”，以荣龙、罗坚代掌国印，张明讲、黎大纲权监国事。安眉虽为女王，实权完全由张明讲、黎大纲掌握。此后，越南在真腊地区实施改土归流，将真腊首都金边改称为镇西城，设置了32府2县，委派越南文官直接管治真腊地区。
由于越南阮朝一直视真腊、泰国等国为未开化的蛮夷，因此阮朝首先援引占城国旧例，在真腊地区厉行越南化政策。
•真腊人要改汉姓，写汉字，将真腊各地方换上汉语名字。将真腊的军队按越南编制改制，军官全由京族担任。在以真腊人为主的守备军中，又安插装备先进的越南籍官兵。每当发生战争，便让真腊籍士兵冲在前面，由配备枪支的越南籍士兵在后面压阵。
•越南阮朝亦逼使真腊百姓易服蓄发，以及采用越南百姓的风俗习惯，包括真腊百姓需要穿着褐色或黑色的交领布衣和长袍，真腊本地官员必需穿戴越南官员的纱帽圆领，并强制真腊男子梳越南人的发式，像越南男人般蓄发髻。
•另一方面，对于真腊百姓信奉的南传佛教（亦称南传佛教），越南阮朝亦对其不抱好感，下令逼使当地僧侣还俗，也下令毁坏上座部佛教的寺庙。
1840年，阮朝更是派遣黎文德为钦差大臣，尹蕴为副大臣，在真腊征收税收、丈量土地、监督贸易，协助张明讲直接统治真腊。大量京族涌入真腊耕田，驱逐并侵占了真腊人的土地。1841年，张明讲为断绝人望，又将安眉掳往嘉定区（今越南胡志明市），荣龙、罗坚流放到北圻。
阮朝对真腊的侵略和压迫导致真腊人的不满，僧侣、贵族、百姓等纷纷起兵争取复国。张明讲、黎文德不时领兵讨伐真腊境内叛民，但真腊人的起义仍此起彼伏。在得知安眉女王被掳到嘉定之后，流亡泰国的王子安东（匿螉□，虫+敦），在暹罗军队的支持下回到真腊，发动反对阮朝的起义。阮福晈又派遣阮公著、阮进林率大军进入真腊，但仍无济于事。
西方列强
与父亲阮福映阮福映不同，阮福晈对西方列强的态度，从开始只是表面上的热情，到晚年逐渐持排斥态度。
嘉隆帝阮福映在位期间，出于对法国传教士百多禄援助阮朝的回报，允许法国人在越南境内通商传教，并且聘用援阮的法国军官为大臣。不过，虽然阮朝复国很大程度依靠法国人的力量，但嘉隆帝仍然对法国人存有戒心。嘉隆帝在临终前嘱咐阮福晈，要求他尊重自己 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但不要给予他们任何优待。可见阮福映在提防法国人之余，亦明明明明帝避免彻底得罪法国人。
1818年，担任“掌奇（“掌奇”是越南士族中第二等士族、军官。）”的法藉大臣让-巴蒂斯特·沙依诺（越南名阮文胜）获准归国休假三年。1821年，沙依诺被法国政府委任为法国驻顺化的领事和法国的全权钦差大臣，带着法国国王路易十八的国书重回越南，求见明命帝阮福晈，洽谈通商之事。阮福晈热情接见，表示愿意缔结通商条约，但前提条件是前来贸易的法国人必须遵守越南法律。
1822年，法国军舰“克丽奥佩特拉”号（La Cléopâtre）驶入沱灢港，舰长埃里奥（Courson de la le Héllio）携带礼物，委托沙依诺说情，要求面见阮福晈，但遭到阮福晈断然拒绝。沙依诺对自己未能跟越南签订通商条约感到灰心失意，于是与另一法籍大臣菲利普·瓦尼埃一起在1824年辞职归国。
沙依诺与瓦尼埃走后，阮福晈对法国的态度逐渐冷淡。1825年，法国派遣海军上校布甘维勒率领“泰蒂斯”号（Thétis）、“希望”号（Espérance）军舰来到沱灢港，再次要求进行通商。阮福晈派人赐予他礼物，并以朝中无人通晓法语为由，拒绝接见。1826年，法国派遣让-巴蒂斯特·沙依诺的侄儿欧仁·沙依诺（Eugène Chaigneau）法国驻顺化领事一职，但明命帝不予承认。1829年，法国领事欧仁·德·博阿尔内归国，法越两国变相中止了邦交。此后一直到1858年，越南境内几乎没欧洲人的踪影。
1832年和1836年，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派遣艾德蒙·罗伯特（Edmund Robert）两次来到顺化，希望同越南建交。不过都被明命帝拒绝。
不过阮福晈也对欧洲的科技事物表现出了极大好奇之心。1834年，阮福晈得知西方发生工业革命之事，又下令开设“水火记济车厂”，成功制造越南历史上第一批蒸汽机车。明命年间，越南的资本主义进入萌芽阶段。
此外，当他知道欧洲人已经开始使用种痘的方法来预防天花后，立即让法国藉家庭医生让·马里·德斯皮奥（Jean Marie Despiau）为皇室宗亲接种疫苗。明命帝有意借着以上举措，了解当时欧洲的发展。
人物评价
阮朝官方评价是：帝以上圣之资，承大定之后，励精图治，粉饰太平，稽古典、修礼乐、谨权量、审法度，设科取士，耕藉劝农，举辰巡以省方，定京察以课吏，春阅详于讲武，秋审谨于用刑。规模缜密，品节备具。至若抑禁近之权，严阉宦之戒，与夫皇亲国戚不得干预外事，其防微杜渐之意，尤深切远。在御二十一年，忧勤庶政，常如一日。凡一切丝纶批示、谕旨制，皆自创始。文教被于蛮土，武威市震于暹、牢。圣德神功，莫可名状。且于万几之暇，留意艺文，御制诗五集、文二集，天机、预兆、古器、铭文诸作，皆所以发妙道而弘至教。惟大圣人制作，迥出寻常，尽革黎季以前简陋之风，开我大南千万世文明之治，猗盛哉！
越南历史学家陈仲金认为明命帝“虽不能称是英明君主，但也绝非平庸的皇帝。”他在位期间进行法律、制度的改革，确立国家的纲纪。但他思想保守复古，杀害天主教教民，并与西方国家绝交，致使越南陷入了外交孤立状态。
越共学者对明命帝的评价不佳，他们认为明命帝改革的目的是竭力恢复落后的封建秩序，他们又认为明命帝的外交政策是“鼠目寸光”的，他“主动拒绝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关系”，“只想用把身子缩在护身壳内的蜗牛式的方法来进行自卫”，“不可能阻止日益逼近的外国侵略的危险”。对哀牢山、真腊的战争不仅“劳民伤财”，而且制造了越南与邻国之间的仇恨，此后法国殖民者便利用了这一点对印度支那三国进行侵略和奴役。
华人学者陈荆和认为明命帝与绍治帝、阮福时一样，“都是守成之良主，宵衣旰食，休养生息，以安邦定国为职志”，又言“惜圣祖以来采取极端之排外政策，拒与外邦建交贸易，严厉弹压天主教，反面又忽视国家体制之增强即近代化，遂予法国以侵占、吞并之藉口”。
中国学者郭振铎、张笑梅认为明命帝是一位颇有作为的君主。他施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改革政策，使得越南封建社会再次出现鼎盛时期。随其改革初衷并非为劳动者谋利，但客观上却对社会进步作出了一定贡献。不过晚年时的他专横暴戾、奢华腐败，对劳动者课以重税、镇压人民起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因此既是一位明君，又是一位昏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