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又称讨袁之役、癸丑之役、赣宁之役，是指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革命党人于1913年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进行的战役。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攫取了民国临时大总统一职，之后袁世凯为控制内阁，排挤中国国民党（同盟会改组而成）。“宋教仁被刺”发生后，南方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北洋政府矛盾激化。之后，袁世凯为“武力统一”，与西方各国达成“善后借款”，再次引发南方革命党人的强烈反对。此后，袁世凯向南方调集军队，7月初，袁借口“匪党谋乱”，命北洋军第六师进驻江西省。面对袁世凯咄咄逼人的军事行动，国民党人被迫仓促应战，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
7月12日，江西都督李烈钧于江西湖口宣布独立，发表《讨袁檄文》，此后革命党人黄兴在南京响应，并组织讨袁军，自任总司令。安徽、上海市、广东省、福建省、重庆市等地相继宣布独立，加入讨袁行列。但由于革命党人仓促应战，缺乏周全的应战准备，且大多各自为战，各地讨袁军在袁世凯北洋军的镇压下，很快宣告失败。7月25日，湖口县失陷，李烈钧败走。8月18日，南昌市陷落，江西省讨袁失败。江苏省方面，黄兴因军事失利于7月28日出走。9月1日，北洋军阀张勋攻陷南京。9月12日，讨袁军熊克武放弃重庆。至此“二次革命”宣告彻底失败。长江流域由此划入北洋军阀的势力范围，袁世凯通过残酷的镇压，完成了全国的“武力统一”。
“二次革命”以革命党人的惨败而告结束，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领导人逃亡海外，革命武装被迫解散。这一结果直接导致民主力量的严重削弱和共和与专制较量的严重失衡。之后，袁世凯加快了其独裁专制的步伐。
二次革命的战斗虽然遭到失败，但其继承了辛亥革命武装斗争的光荣传统，战斗的传统得到坚持，革命的火种得到保存，对今后革命的复苏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此外，二次革命也证明了单纯通过议会斗争的途径以取得政权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二次革命的失败使得辛亥革命所取得的成果丧失尽，革命党人面对袁世凯蓄意挑起战争，被迫仓促应战，最后几乎未经顽强血战，即宣告战败，暴露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软弱性。
事件背景
袁世凯当国
武昌起义后袁世凯攫取了民国临时大总统一职，在袁世凯就职的次日，孙中山公布了由南京参议院讨论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试图以此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五章规定，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公布法律、发布命令，必须经国务员副署方能生效。这一规定加强了内阁的责任，而将总统置于一个象征性的虚位。
为了能够实质掌控内阁，袁世凯提出由其亲信唐绍仪担任，革命党人坚持“必须提出同盟会员”。最后，经双方妥协，决定由唐绍仪担任国务总理，同时加入同盟会。在随后组建的第一任内阁成员中，宋教仁、蔡元培、王宠惠、陈其美等同盟会员分别执掌农林、教育、司法、工商等部门。在唐绍仪内阁中，同盟会员占了一半，因而该内阁被称为“同盟会中心内阁”或“唐宋内阁”，而外交、陆军、内务、海军等部却为袁世凯的心腹所掌握。
作为袁世凯亲信的唐绍仪逐渐倒向同盟会，袁世凯将其排挤出内阁，唐绍仪内阁就此垮台。此后，袁世凯为控制内阁，多次组阁。
宋教仁遇刺案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约法》实行后限十个月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其国会之组织与选举法由参议院定之。1912年3月9日，北京临时参议院起草了《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10月8日由袁世凯正式颁布。选举法规定国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参议员全国共计274名，众议员全国共596名。
中国国民党（同盟会改组而成）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对此次选举及其重视，他认为在国会里头占得大多数议席的党，才是政治权威的党。为了赢得竞选的胜利，1912年底至1913年初，宋教仁进行了频繁的活动。
1913年初，国会选举结束，国民党在众议院596个席位中得269席，在参议院274个席位中得123席。即在参众两院870个议席中,国民党独得392席，占压倒优势，成为国会中的第一大党。国民党竞选的成功给宋教仁以较大的鼓舞，他踌躇满志地说：“国民党在全国的选举都已胜利，已占国会的绝大多数，大局已定，政党责任内阁一定可以成功。”
中国国民党的胜利令宋教仁为全国瞩目的人物，社会广泛传言他将出任内阁总理。然而在袁世凯看来，国民党一旦组阁将会对他的专权构成重重障碍，这是他所极不愿意面对的。1913年3月，宋教仁应袁世凯之邀前往北京市共商国事。3月20日，宋教仁从上海出发时，在火车站的检票口遭枪击。国民党成员黄兴等人随即将宋教仁护送至沪宁铁路医院，但由于伤势过于严重，宋教仁最终不幸逝世。宋教仁的遇刺宣告了国民党人政党政治理想的破产，南方革命党人同袁世凯北洋集团的矛盾由此公开激化。
善后大借款
袁世凯政府成立后，政府财政十分困难，袁世凯以卸任的财政总长熊希龄为会长组成财政委员会，向各国财团接洽借款。西方各国一直希望通过支持袁世凯开加强对中国的控制，袁世凯也一直在谋求帝国主义的支持，在经过多次谈判后，双方达成了“善后借款”的签署。“善后借款”长达四十七年，年息五厘，累计须付息达四千二百八十九万三千五百九十七英镑。“善后借款案”与“宋教仁被刺”一起成为当时的两大事件，引发孙中山等南方革命党人的强烈反对。
袁世凯武力统一
辛亥革命后，北洋各军战斗与非战斗减员严重，袁世凯政府成立后，袁世凯一面扩充兵员，一面针对南方作了相应的军事部署，对南方严密部署了超过十五万人的兵力，大致相当于十五个建制的师。“宋教仁遇刺案”发生之后，南方反袁情况高涨，袁世凯也加强了战争准备。“善后借款案”合同签订以后，袁世凯得到了西方各国的支持，确立了对南方革命党人用兵的决心。
战前态势
1913年5月6日，袁世凯在总统府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决定了作战总方略。其中规定：“有攻击南方敌军任务之北军，第一期对于湘、赣、皖、苏作战，利用京汉、津浦两路线集中，以鄂省为主要策源地，并以海军策应沿岸，兼妨害敌军之集中。5月12日，步兵第一混成旅旅长马继增亲率二十一团开往田家镇，分兵武穴市，监视九江及安徽方面，二十二团团长张敬尧开放兴国县，并亲率所部进驻蕲春。
在袁世凯加紧军事行动的时候，革命党人仍寄希望于用法律制裁袁世凯，迟迟未确立武力倒袁的行动。在完成充分准备后，袁世凯以江西省都督李烈钧反对借款、不“服从政府”为由，下令免去李烈钧的江西都督职务，后又分别下令免去中国国民党人胡汉民、柏文蔚的广东省都督与安徽都督职务。7月初，袁借口“匪党谋乱”，命北洋军第六师进驻江西。面对袁世凯咄咄逼人的军事行动，国民党人被迫仓促应战，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
战争过程
湖口起义
7月初，袁世凯的北洋军抢占先机，进驻江西九江城内，占据了进入江西的战略要地，江苏省督军亲率前锋于7月10日将战线推进至沙河一线，距离南方革命党林虎所部仅数里地，南北两军针锋相对。与此同时，驻扎于上海市的南方革命党人的海军舰队在海军总长刘冠雄的运作下，将舰队调往烟台市。孙中山曾试图阻止海军悲伤，但黄兴等人认为无碍，未予阻拦。最终，海军为袁世凯所收买。
由上海抵达江西省的李烈钧立即做出军事部署，密电委任林虎为讨袁军左翼司令，指挥一、二、七团攻击沙河、十里铺一线的北军（北洋军），任命方声涛为右翼司令，指挥三、九、十团攻击九江城南金鸡坡炮台北军，任命何子奇为湖口守备司令。12日拂晓，林虎所部发动进攻。
同日，李烈钧在湖口要塞鸣炮，宣布独立，并发布讨袁檄文、对外通电及对党团公启，号召“我国民宜亟起自卫，与天下共击之”。7月13日，李烈钧被公推为讨袁军总司令，在江西率先讨伐袁军。
各地响应
湖口起义后，南方各省革命党人纷纷响应。7月14日，黄兴赶赴南京，召集驻宁第一、第八师军官，于次日强迫江苏省都督程德全宣布独立；并组织讨袁军，自任总司令，誓师讨袁。接着，安徽、上海市、广东省、福建省、湖南省、重庆市等省区相继宣布独立，加入讨袁行列。
7月22日，南方省议会联合会召开会议，正式公推与袁世凯素有矛盾的前清大臣岑春煊为讨袁军大元帅，节制各省都督、讨袁军总司令，但岑春煊一直滞留上海，未真正抵达南京任职。
7月23日，上海讨袁军在革命党人陈其美的率领下攻打江南制造局，因久攻不克，加之上海商界反对战争，战斗最后在北军的进攻下失败。
李烈钧失利
林虎所部在沙河打响战斗之后，遭到了北军的顽强抵抗，双方激战多日后，林虎出战获胜，占领沙河，北军被迫退守瓜子岭。但由于李烈钧未能协调左、右两军，在林虎的左翼激战之时，方声涛的右翼军尚未进入攻击占地，讨袁军由此失去了歼灭北洋第六师的机会。此后，北军李纯所部发起反击，左、右两翼接连陷入被动，至7月16日下午六点，讨袁军被迫撤退。
江西讨袁军自开战之日起，仅五天时间便宣告失利，在撤退过程中，部队多有叛变、倒戈，致使部队丧失了进攻的能力。7月20日，北洋第一军在军长段芝贵的率领下进驻九江，李烈钧被迫将部队移驻吴城镇，等待湘、鄂援军，由于援军迟迟未到，李烈钧所部十分被动。
湖口失陷
7月23日晚，北军兵分三路，向湖口一线展开军事行动。北军中路在旅长马继增、团长张敬尧的指挥下，进攻灰山、湖口西炮台。至25日下午3点，北军中路占领湖口西炮台。北军左路在第二师第四旅旅长鲍贵卿的率领下，于24日晚乘船出发从江面攻击湖口，北军水登陆，双方激战至中午，桃源居放弃湖口，由水路向吴城方向撤退。26日，在鲍贵卿的支援下，北军右路攻占姑塘，湖口失守。
南昌失守
湖口失陷后，李烈钧在南昌重整部队，以伍毓瑞未南昌卫戍司令，向乐化、樵舍一带布防。由于湘、鄂援军迟迟未到，讨袁战线近乎瓦解，湖南省都督谭延闿劝告李烈钧出走。8月16日，李烈钧率部分军队先撤出南昌，28日，北军未经激战占领南昌。
南昌失守后，李烈钧于9月2日达到长沙，时谭延已取消独立，李烈钧乘船前往上海转赴日本，流亡海外，林虎也辗转前往上海，所部由谭延闿奏请袁世凯收缴枪械，予以解散。至此，江西讨袁军宣告失败。
革命失败
江西讨袁军失败的同时，黄兴所在江苏方面因讨袁军接连失败，形势恶化。7月26日，程德全致电黄兴，请他“取消讨袁名义”。7月28日，黄兴见败局已定，出走日本，讨袁军重要将领也相继离去。8月2日，孙中山看到南京、上海接连失利，被迫离沪赴粤，希望在广东坚持讨袁世。由于，宣布独立的广东都督陈炯明一直未按时出兵，孙中山见二次革命的败局已无法晚会，随改道赴日本。
讨袁军全线动摇，各地相继取消独立。驻南京的讨袁军第八师部分官兵曾奋起反对取消独立，革命党人何海鸣也前往策动。8月中旬，袁世凯以北洋军阀张勋为主帅进攻南京，讨袁军在紫金山、天保城等地与张勋不激战，最终因军事力量悬殊，讨袁军孤立无援，张勋部与9月1日攻陷南京。9月12日，川军军阀熊克武放弃重庆市。至此，“二次革命”宣告失败。
结果与后续
战后，袁世凯命以汤芗铭湖南省都督，段祺瑞为湖北都督，李纯为河南省都督，倪嗣冲为安徽都督，冯国璋为扬州市都督，长江流域由此划入北洋军阀的势力范围。袁世凯通过残酷的镇压，终于完成了全国的“武力统一”。
“二次革命”以革命党人的惨败而告结束，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领导人逃亡海外，革命武装被迫解散。这一结果直接导致民主力量的严重削弱和共和与专制较量的严重失衡。之后，袁世凯加快了其独裁专制的步伐。袁世凯用下令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进而又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代之以《中华民国约法》，规定大总统“总揽统治权”，取消责任内阁制和国会对总统行使权力的一切牵制，大总统实质上拥有至高无上的专制皇帝的权力。袁世凯并不就此满足，力谋恢复帝制，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引发护国战争，袁世凯最终被迫取消了“洪宪帝制”。
意义与评价
二次革命虽然很快遭到失败，但他仍然是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一次冲击。北洋军在攻破南京城后烧杀掳掠，暴露了北洋军的腐败，上海《时报》评论此事：春秋之义，严在诛心，彼居高位而执大权者，将何以谢吾民而对天下？
二次革命的战斗虽然遭到失败，但其继承了辛亥革命武装斗争的光荣传统，战斗的传统得到坚持，革命的火种得到保存，对今后革命的复苏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此外，二次革命也证明了单纯通过议会斗争的途径以取得政权的道路是行不通的。革命党人由于没有创建一支真正革命的、民主化的军队，其所通过辛亥革命而建立的共和制度很快被袁世凯用刺刀摧毁。
二次革命的失败使得辛亥革命所取得的成果丧失殆尽，革命党人面对袁世凯蓄意挑起战争，被迫仓促应战，最后几乎未经顽强血战，即宣告战败，暴露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软弱性。孙中山后来感慨说：“第二次革命，我党乃无一死于战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