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
《新青年》是1915年9月15日由陈独秀创办于上海市的文化期刊，首卷名为《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为《新青年》。《新青年》的创办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开始，作为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主要舆论阵地，提倡民主、科学（德先生、赛先生），主张文学革命，后逐渐变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早期机关刊物。1915年到1923年之前，为月刊，共出9卷54期；1923年后改为季刊、不定期刊，总共又出了9期。
《新青年》从1915年创刊到1926年，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1915年至1917年，出版第一卷至第三卷，由群益书社印行，陈独秀主撰的时期，作者主要是皖籍学人。这一时期杂志的主要矛头对准儒家伦理和佛老学说，即进行伦理革命和宗教革命，对青年进行思想启蒙。1918年1月15日至1920年，出版第四到第六卷，是杂志同人轮流编辑阶段，编辑部搬到北京后，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李大钊、胡适、鲁迅等先后加入。文章作者主要为北京大学师生，此时的《新青年》批判旧文化、提倡新文化，逐渐形成了一校（北京大学）一刊物（《新青年》）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阵营。但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新青年》主要成员之间的观点也产生分歧，内部出现分裂。1920年到1922年，出版第七卷到第九卷，属于过渡阶段。第七卷重新由陈独秀主编，第八卷开始为中共上海发起组主导，与群益书社脱离联系，另设新青年社负责出刊，逐步从同人刊物向党刊过渡，作者则由原北京同人和上海编辑部同人组成。1923年到1926年的最后一个阶段，改为季刊、不定期刊，是中共中央的理论机关刊物，作者主要为中国共产党党内理论家。
《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中最著名的刊物，既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也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思想史和革命史上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陈独秀的《〈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提出了德先生与赛先生之名，其《偶像破坏论》等文破除了当时的封建迷信。而胡适的《贞操问题》等文章对当时的妇女解放产生了深远影响。陈独秀在《敬告青年》和《法兰西之近世文明》等介绍弗里德里希·尼采、亨利·柏格森等西方先进思想。刊登于《新青年》杂志上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拉开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序幕，鲁迅的《狂人日记》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胡适、刘半农等人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新诗也为现代诗的发展提供了探索经验。李大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提高了当时知识分子和学生的思想觉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也促进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干部的培养。
创刊背景
时代背景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1915年12月，袁世凯复辟，改民国为“洪宪”帝制。康有为和其弟子陈焕章领导的孔教运动宣扬文化复古，这一运动与袁世凯的称帝行为，共同形成了一股政治上的复古逆流。对民主共和充满期待的知识分子在希望破灭后陷入深思之中。《新青年》的创刊正是在袁世凯倒行逆施，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加剧，中国在经历内忧外患的阶段中产生的。
文化背景
晚清以降，报刊事业兴盛。要了解《新青年》创刊背景，关注晚清的办报热潮是不可或缺的，即《新青年》的创刊有赖于在此之前百年来的报刊文化发展与积累。《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以及主要作者，在这之前都参加过报刊事业，在此行业多有历练。如陈独秀办《安徽俗话报》，蔡元培办《警钟日报》。清末民初快速崛起的报刊，主要形成了商业报刊、机关刊物、同人杂志三种杂志类型。不同类型的运作模式，既根基于不同的历史文化理念，也体现了各种编辑风格。同人杂志文化对于《新青年》的创办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化资源。《新青年》有群益书社提供的财政支持，但坚持的是同人杂志的路线，不依赖稿酬，而主要以杂志同人共同的文化理想来将志同道合的作者聚集起来。近代报业形成了自发的媒介批评和理论，办刊反映了当时文化界人士的文化理想和精神价值追求，现代性与文学启蒙的要求，也是新青年诞生的一大背景原因。
在近代中国诞生的多种报刊中，对《新青年》产生最直接影响的是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杂志。1914年由黄兴筹款，章士钊创办了《甲寅》杂志（月刊），在东京编印，上海市发行。从1914年5月到1915年10月共发行了十期，最后因袁世凯政府禁止在邮局寄售而停刊。它从政治思想上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检讨和反思民初政治理论的失误，并开始从更深入、更根本的层次上探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的道路问题。因此不仅迅速引起了公众的注意，而且吸引了当时最优秀的一批政论家和青年思想家团结在它周围。
从主编人、撰稿人队伍，发刊宗旨，栏目设置，刊物风格等方面看，《新青年》与《甲寅》月刊之间存在继承与发展关系。如陈独秀曾协助章士钊，事实上担纲《甲寅》主编的工作；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高一涵、易白沙、杨昌济、吴虞、陶孟和、刘文典、谢无量、吴稚晖、苏曼殊、程演生等《新青年》的重要作者，都曾或多或少在《甲寅》发表过文章；。《甲寅》创刊伊始，强调“条陈时弊，朴实说理”，阐发“政治根本之精神”，即通过具体的社会政治事件来阐发政治理论，《新青年》继承了这一思路并将启蒙重点放在了青年上，《新青年》还将《甲寅》讨论的个人对于国家的独立扩展到个人对于社会的独立上来；《新青年》对《甲寅》的栏目设置也多所承袭。如开头均为“政论”栏；《甲寅》设有“通讯”“论坛”；《新青年》设有“通信”“读者论坛”；《甲寅》的“时评”，《新青年》改为“大事记”；《甲寅》的“文录”，《新青年》改为“文艺”，只不过是改换名称而已。而在“社论”中，《甲寅》杂志首先是讨论政治问题，其次是经济、社会、伦理等问题，《新青年》也如此。《甲寅》的政治刊物社会化的办刊风格，《新青年》也一脉相承。
思想背景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的趋势逐渐扩大，中国社会也迎来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思想上的变动可追溯至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出现，王夫之“人欲之各得，理之大同”等思想已经初步具有人本主义色彩。而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思想上的变动尤其迅速。19世纪70、80年代的早期改良思想、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维新变法思想以及辛亥革命思想，再加之随着西学东渐的风潮大量传入的西方思想，为《新青年》创刊与新文化运动的形成奠定了条件。
个人背景
1901年至1915年，陈独秀曾五次东渡日本留学，其间曾创办《安徽俗话报》，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组织反清革命团体“岳王会”和爱国团体“中国青年会”，协助章士钊办《甲寅》杂志。1915年，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由日本返回上海市创办《青年杂志》。陈独秀曾说：“国政剧变……自国会解散以来，百政俱废，失业者盈天下”，所说的是袁世凯的倒行逆施给当时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陈独秀的痛心疾首。而陈独秀那句“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的名言也是出在此时，他怀着对国家时局的忧虑，将探索中国发展的新方向的问题，倾注在了报刊事业上。
历史发展
陈独秀主撰阶段（1915年9月至1917年12月）
《新青年》于1915年9月15日创刊，第一卷名为《青年杂志》，由上海群益书社印行。此时为月刊，6期一卷，陈独秀主编。一卷一号至三卷六号的初创时期，《新青年》的作者主要是以陈独秀为中心的私人关系网组成。第一卷封面上半部分为方框中画着比肩而坐的青年，下半部分为绿色圆框中的人物像，右边是竖排的“青年杂志”红色字体，左边是竖排的几卷几号，下面为“上海群益书社印行”八个字，“群益书社”四个字置于方框之中。红、绿、黑三色成为封面的主色，方与圆形成封面主要的构图。第一卷第一期的封面上使用了钢铁大王卡内基的头像，这也成为《新青年》最著名的封面之一。第二至六期，封面则分别是作家伊凡·屠格涅夫、王尔德、列夫·托尔斯泰，科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飞行家谭根的照片。其发刊词《敬告青年》，正式提出了对青年的六点忠告，成为该刊这一阶段的宗旨。这一时期《新青年》的主要矛头对准儒家伦理和佛老学说，即进行伦理革命和宗教革命，对青年进行思想启蒙。
1916年2月起因护国运动停刊7个月。陈独秀所写的发刊词《敬告青年》成为该刊的纲领性文章。因与基督教上海青年会所办杂志同名，为了避免诉讼官司，出版方汪孟邹和陈氏兄弟陈子沛、陈子寿商议后，决定从第二卷起（即复刊后）将《青年杂志》改为《新青年》。从第二卷第一号开始，封面上没有了图画和照片，封面上方是“新青年”三个大字，在“陈独秀先生主撰”的字样后下，则是在盾牌形线条框中竖排的要目，最下端横排红色的几卷几号，与上端的字体相对应，红与黑成为封面的主色。
1917年1月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总部由上海市迁往北京，办公地点是东华门外箭杆胡同，印刷仍在上海。迁往北京的《新青年》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北京大学拥有强大的文化资源，为《新青年》提供了高素质的编辑和作者，以及一批活跃的阅读群体，成为《新青年》改进风格、扩大影响的重要基础。1917年1月、2月，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与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先后发表，拉开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大幕。8月，《新青年》出齐3卷后因“不能广行，书肆拟终止”停刊。第三卷属于过渡时期，编辑部自上海市迁往北京，原来的作者群离开，而新的作者群尚未聚集，所以刊登了很多读者的文章。
编辑部同人轮流主编阶段（1918年1月至1920年5月）
1918年1月15日复刊出版第四卷第一号，陈独秀召集《新青年》编辑部会议，进行全面改版，宣布改为同人编辑，由编辑自己供稿，不再采纳来稿，采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采取集议制度，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公告：“本志自第四卷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购稿。其前此寄稿尚未录载者，可否惠赠本志？尚希投稿诸君赐函声明，恕不一一奉询，此后有以大作见赐者，概不酬资。”从7月开始，《新青年》采取轮流编辑办法，陈独秀负总责，由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轮流编辑。李大钊此后在《新青年》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等文章，开始向中国国内介绍马克思主义。12月《新青年》同人创办了报纸形式的周刊《每周评论》。《新青年》的同人作者圈，形成于四卷一号至六卷六号。这个时期北京大学成为重要的平台，其雄厚的人力资源是《新青年》坚强的人才后盾。
到1919年初，群益书社翻印再版一至五卷《新青年》，发售预约卷的广告一经推出，即被抢购一空。《新青年》销量日渐兴旺，全国不少新式学堂设其代销点。
第六卷轮流编辑的分工，据六卷一号所载一至六号编辑名单，依次为：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1919年1月，为对抗社会上日益增加的关于《新青年》杂志的争议，陈独秀撰《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一文刊登在六卷一号，提出“德先生”与“赛先生”之名，认为只有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才可以拯救中国社会。同时也表现了同人追求德、赛二先生的共同理想，这俨然是共同宣言，说明《新青年》同人已结成坚强有力的战斗群体。1919年6月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新青年》又停刊5个月，10月迁回上海市。前六卷的发行、印刷均由群益书社承担。随着陈独秀与之矛盾的不断加剧，以致对簿公堂，最终在《新青年》七卷出版后与之脱离关系。从第七卷开始，《新青年》的封面变得非常俭约，井字形的黑色框框中，竖排着“新青年”三个字，右边的几卷几号，与左边的“上海群益书社印行”都夹在井字线条中间。从第七卷第四号起，《新青年》改为在上海编辑出版。1920年5月，《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编成《劳动节纪念》专号，这是《新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个里程碑。
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机关刊物阶段（1920年9月至1922年7月）
第七卷《新青年》处于转型期，由轮流编辑重回到陈独秀一人编辑，原来的同人作者圈已经出现裂痕，新加入的很多作者关注的视角明显与过去发生变化。1920年是《新青年》队伍分化的时期。陈独秀、李大钊更多主张激进社会革命。刘半农等致力于学术研究，胡适、高一涵倡导整理国故，鲁迅、周作人等坚守于文学创作。这个时候的陈独秀已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首要发起人。1920年6月至8月，中共上海发起组正式成立。《新青年》从1920年9月1日出版的第八卷第一号起，改组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公开宣传的机关刊物，主要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及反对无政府主义和假社会主义等反动思潮的斗争，编辑部依然由陈独秀继续主导，增加李汉俊、陈望道、袁振英等发起组成员，刊登启示与群益书社解除关系，专门成立“新青年社”独立印行。第八卷和第九卷的作者主要为信仰共产主义或同情共产主义的作者群。虽然在第八卷和第九卷的作者中还时常能见到胡适、周氏兄弟、刘半农以及后起的陈衡哲、俞平伯等人的身影，但就整个两卷来看，他们的文章已不占主流。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如李达、李汉俊、李季、周佛海等成为《新青年》舞台上继起的主角。《新青年》作者群的变化，明显反映出其传播主旨的转向。
改组后的《新青年》，除编者、作者队伍得到扩充，内容方针发生重大转变外，封面也有相应变化：正中为一个地球，从东西两半球分别伸出两手相握。暗示中国人民与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团结，也暗示全球无产阶级团结。封面上隔着大西洋握手的图案，是美国社会党的党徽。同时增《俄罗斯研究》专栏，到九卷三号止。胡适对这时期《新青年》的变化提出质疑，认为“色彩过于鲜明”，“北京同人抹淡的功夫决赶不上上海市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
1920年末胡适提出《新青年》应“声明不谈政治”，遭到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反对。1921年1月22日胡适又写信与北京同人李大钊、鲁迅、钱玄同、陶孟和和高一涵等，再次声明其主张，指责《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Russia的中译本”，并给陈望道寄去明信片表示反对“将《新青年》所宣传共产主义之用”。同时《新青年》的变化也招致社会上的议论和批评，同时部分军阀地区也禁止邮寄。胡适主张另创哲学文学杂志，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分裂出《新青年》，同时将编辑部移回北京。但陈独秀依旧坚持己见，并取消了北京的编辑部。1921年2月11日，由于上海新青年杂志社出售《阶级斗争》《到自由之路》等书籍画报，法国巡捕房就以“言词激烈，有违租界章程”为借口，将新青年杂志社强行封闭。4月，新青年杂志社南迁广州市。中共成立之后，《新青年》继续在广州出版，1921年出版第九卷第五号后一度停顿，到1922年7月出版第九卷第六号。结束第九卷后休刊。
季刊与不定期刊阶段（1923年至1926年）
1923年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为了加强党的理论宣传工作，中共中央于6月15日又复刊《新青年》。复刊后的《新青年》为季刊，由刚回国的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主编，共出了四期。他撰写的《〈新青年〉之新宣言》一文为季刊发刊词，明确提出了《新青年》应该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的思想。复刊后的《新青年》主要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新青年》季刊第一号先后出版了“共产国际号”“国民革命号”“列宁号”“世界革命号”。介绍了列宁主义，还翻译了列宁以及约瑟夫·斯大林的经典著作，以及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经验，也是了解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俄国社会基本情况的丰富材料来源。《新青年》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此后，不仅胡适、周作人、鲁迅、刘半农、高一涵、张慰慈在内的绝大部分原同人与《新青年》绝缘，而且陈望道、李汉俊、沈定一、李达、茅盾、陈公博、袁振英(震瀛)也离开了这个舞台，就连李大钊也未再出现在《新青年》的作者名单里了。代之而起的是瞿秋白、彭述之、郑超麟、蒋光慈、叶青、任弼时等年轻的共产党理论家。陈独秀继续在《新青年》发表具有政治指导意见的文章直到终刊。
1923年2月，张君励（1887—1969年，政治家、新儒家代表之一）应邀在清华大学做“人生观”讲演，提出人生观非科学所能解决，其内容后发表在《清华周刊》第二七二期。同年4月，丁文江（1887—1936年，地质学家、政论家）在《努力周报》第四十八、四十九期发表《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励的〈人生观〉》对张君励的观点进行了批驳，由此揭开了一场关于科学与玄学的论战。这一论战在当时学界影响极大。《新青年》也加入这场论战之中，瞿秋白发表于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季刊第一期上的《东方文化与世界文化》（署名屈唯它），写于1923年11月24日、发表于12月20日《新青年》季刊第二期的《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驳张君》，发表于1924年8月1日《新青年》季刊第三期的《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驳胡适之》等文，及陈独秀写于1924年5月25日、发表于1924年8月1日《新青年》季刊第三期的《答张君劢及梁任公》等文章，都是《新青年》当时参与论战的成果。
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又决定将《新青年》改为月刊，由早期中共莫斯科支部负责人彭述之负责编辑。1925年4月出版第一期后，彭述之因病住院，复由瞿秋白主编，可是因人力物力困难，从没按时出版，实际成为不定期刊。1926年1月，瞿秋白发表了《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一文，系统地揭露和批判了中国国民党右派共同的政治主张是反苏反共，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指出这些右派思潮的出现，表现国民革命中阶级分化的开始。最后在1926年7月出第五号后，因中共中央忙于准备北伐战争、发动和领导工农运动而停刊。
重要事件
《敬告青年》的发表
《敬告青年》发表在《新青年》首卷，向有志青年提出六个方面的奋斗目标：（1）自主的而非奴隶的；(2）进步的而非保守的；（3)进取的而非隐退的；（4)世界的而非锁国的；（5）实利的而非虚文的；（6）科学的而非想象的。陈独秀特别强调指出：“国人而欲脱蒙味时代”“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他认为“人权平等之说兴”和“科学之兴”“若舟车之有两轮”是推动现代社会进化的基本条件。从此，《新青年》开始大力提倡民主与科学。同时，陈独秀将“民主”与“科学”称为“德先生”和“赛先生”。他还在《敬告青年》中提出：“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用诗一般的语言，生动地说明了青年对于国家和社会的重要作用。
对孔教和帝制的攻伐
由于1915年袁世凯复辟、康有为反对共和及其他封建主义的活动都是打着尊孔的旗号进行的，《新青年》的斗争锋芒很快指向了以维护封建专制为中心的孔教和孔学，喊出了打倒旧礼教的战斗呼声。陈独秀在《一九一六年》《吾人最后之觉悟》《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驳康有为共和平议》《复辟与尊孔》等文中，系统地批判了封建的伦理道德，他号召青年、妇女等打碎奴隶的道德，树立平等人权的新信仰，实现个性自由，“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接着，陈独秀的一系列文章又继续驳斥了康有为要求定孔教为国教的谬论。
在反对复辟的斗争中，易白沙、李大钊、吴虞、鲁迅等作者都相继在《新青年》发表文章，参加战斗。易白沙指名批判孔子，指出“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孔子但重作官不重谋食，易人民贼牢笼”，因而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利用，被“独夫民贼作百世之愧假”。李大钊揭露封建社会两千年来给中国带来的危害，号召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图图”，为“索我理想之中华”而奋斗，表现了彻底反封建的战斗精神。吴虞坪击封建家族制度和封建道德，把儒家的伦理学说和专制政治、家族制度联系起来加以攻击，指出儒家教忠教孝是要“把中国弄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
对外国文学及思想的介译
《新青年》发表了很多翻译文章和作品，对于外语非常重视，所刊登的文章常常有英汉对照。陈独秀很重视西方文学的翻译和介绍，《敬告青年》《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现代欧洲文艺史谭》等文中都着重介绍了西方思想和西方文学。陈独秀请其侄陈嘏翻译俄国作家伊凡·屠格涅夫的作品，陈嘏因屠格涅夫在近代欧洲的重要地位而翻译了其《春潮》，发表在《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上，这是屠格涅夫小说在中国的首次翻译。从第2号开始，陈独秀陆续发表薛琪英女士翻译的王尔德的剧作《意中人》以及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诗歌，国外文学作品的译介开阔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眼界，对国内知识阶层和广大读者了解西方文学作品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在屠格涅夫和王尔德之外，《新青年》对外国文学的各种流派和作家，采取了开放的态度，它率先译载了一些有影响的外国作家的作品，诸如俄罗斯的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安特莱夫、索洛古勃、亚历山大·库普林、阿尔志跋绥夫，法国的莫泊桑，英国的格里高里夫人，丹麦的安徒生，波兰的亨利克·显克维支，瑞典的奥古斯特·斯特林堡，印度的泰戈尔，日本的武者小路实笃等人的作品。
1918年6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有计划有自的地刊出《易卜生号》，这是在报刊中系统介绍外国作家的开始。在这一专号里，胡适撰写了专门介绍“易卜生主义”的文章。他除了介绍亨利克·易卜生坚持现实主义，暴露社会和家庭的丑恶，批判法律的不近人情、宗教的伪善、道德的欺饰等外，特别强调了易卜生主张个人须充分发展自己的才能、须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的思想。这个专号出版后，在当时中原地区社会和读者中引起了巨大波澜。
至于西洋近世思想的内容，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所提到的有人权、平等、进化论、科学等，提到的西方人物有弗里德里希·尼采、亨利·柏格森、哥伦布等。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中，陈独秀提出：“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有三事：“一日人权说，一日生物进化论，一日社会主义，是也。”这篇文章的最后，作者又提出“平等、自由、博爱”的思想是为德法所共有的西洋文明特征。另外卢梭、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社会思想等都曾在《新青年》杂志上广为介绍。
《文学改良刍议》与《文学革命论》的发表
1916年2月初，胡适抽时间翻译了一篇俄国小说《决斗》寄给陈独秀，并在信中向陈披露了“创造新文学”的意见：“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作老祖宗新文学可言也。陈立即将其刊登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上。这是《新青年》发表的第一篇白话文。
1917年1月，胡适的《文学改良议》在《新青年》第二卷五号上刊出。在这篇文章中，胡适从进化论的角度提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文学发展观，论证了文学变革的必要性，明确提出了“白话文学”的主张。他在文章中提出新文学之“八事”，从文章形式、内容等方面对封建旧文学发展进行了深刻的思考，深入分析封建旧文学，并且一语击中当时封建旧文学的弊端，正式提出要确立“白话文学”的文坛主导地位。
1917年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一文，明确提出了推翻旧文学、建设新文学的征战目标，主张以革新文学为改革社会的“利器”，但同时也认为文学有其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审美价值。陈独秀的这篇文章，既是对晚清以来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文学工具论的反驳，也把文学改革运动推向了高潮。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这两篇文章，是揭开文学革命序幕的重磅之作。《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的横空出世，也引起了巨大的影响，瞬间成为五四文学革命的纲领和宣言。陈独秀和胡适关于中国文学革命的一系列理论和主张，很快便得到很多同道中人和广大青年的积极回应。
毛泽东发表《体育之研究》
1917年4月1日，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在《新青年》第3卷第2号发表，全文约7000字，署名为“二十八画生”。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强调青年要加强身体锻炼和意志磨炼，养成武勇刚强、朝气蓬勃的性格。《体育之研究》是毛泽东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其中提出的观点一直到现在依然闪烁着思想的光辉，对我们今天仍然有指导意义。
钱玄同与刘半农的“双簧戏”
钱玄同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发表《通信》一文，为文学革命声援，在此文中，首次举起反对了“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大旗。此后，他和刘半农又分别发表了《论应用文之亟宜改良》、《我之文学改良观》等文章。但文学革命的兴起并未像提倡者那样设想的轰轰烈烈，反而十分微弱，如鲁迅所说“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不能引起反对者甚至赞成者的过多注意。为了打破新文化运动初期较为平淡的局面，号称文学革命中持比较激进态度的钱玄同与刘半农，合演了一幕对于新文学运动的“双簧戏”。
“双簧戏”上演的时间是1918年3月，主角是钱玄同与刘半农。先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以读者名义致一长函于《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肆意指责《新青年》排斥孔子，废灭纲常，尤其集中火力于文学革命。而刘半农随后发表了《复王敬轩书》，署名“半农”，对公开信中的观点加以反驳。刘半农在《复王敬轩书》中，针对来信中观点进行逐条反驳，将王敬轩定义为顽固派。钱玄同撰写的公开信国学功底深厚，而刘半农下笔犀利，将封建迂腐的观点批驳得十分透彻。正方反方各尽意气之能事，指责者百般挑衅，批驳者刻薄淋漓，极具戏剧性和观赏效果，取得了一定的“炒作效果”。
不过，“王敬轩”来信发表后，真的引来了一批反对者。而面对这些真正的反对者时，《新青年》同人却表现出无法容忍的态度，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四人对这些反对者群起围剿。而激烈的反对者已开始借助其他报刊加以攻击，其中以林纾的攻击最为恶辣，也最具影响。1919年2、3月间，林琴南于上海市《新申报》接连以小说形式诋毁《新青年》同人，继而在北京《公言报》以公开信的形式致书蔡元培，攻击《新青年》与北京大学。林琴南的公开信发表后，蔡元培亦借助媒体复信驳辩。因林、蔡均系学界名流，两人的论辩迅速引发舆论关注。一时间，京沪各大报刊在转载林蔡往还书的同时，竞相发表评论。各报且将“林蔡之争”冠以“新旧之争”“新旧思潮之冲突”“新旧思潮之决斗”等火药味浓烈的标题。林纾对《新青年》的攻击诋毁，招来媒体的广泛报道，最终为《新青年》做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宣传。
《狂人日记》的发表
鲁迅的《狂人日记》最初发表于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月刊第四卷第五号上。这篇小说后编入小说集《呐喊》，是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他经历了长期的苦问后终于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于是一反以往的沉默而提笔参加社会的战斗。他的这篇小说就是着重揭露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制度及其传统礼教的“吃人”本质的。《狂人日记》的发表标志着新文学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不仅在“五四”时期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对往后数十年的社会改革和文学运动也有着巨大的影响。
《本志罪案答辩书》的发表与对“德先生”“赛先生”的推崇
《新青年》对封建主义的勇猛冲击震动了当时整个思想界和舆论界，引起封建势力极大的恐惧和仇恨。他们攻击《新青年》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面对反动势力种种“非难”，《新青年》并没有退缩。1919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6卷1号发表《本志罪案答辩书》一文，就是对各种非难的回答。文中表示：“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我们都不推辞。”《新青年》将“民主”与“科学”紧密结合起来，并将二者看作评判一切的价值标准。“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新青年〉罪案答辩书》与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中就呼吁青年“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成为《新青年》提倡德先生与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的重要文章。
与《学衡》杂志的论战
1922年1月，梅光迪、吴密、胡先肆等7位东南大学的教授，创办了《学衡》杂志，其宗旨是捍卫传统文化，反对新文化运动，企图扭转社会文化发展趋势，使之重新回到儒家文化核心上来。
《学衡》杂志的创刊号《评提倡新文化者》表明自己的立场，认为文言文依然是中国文学发展的正确之路，一味提倡粤语文、否定文言文会对中国文化造成巨大伤害。胡先骕批判胡适的《尝试集》，认为胡适坚持绝对自由主义，诗歌创作的原则违背了文学发展的根本规律。胡适以《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作为回应，认为“学衡派”讨论白话文的问题，已经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尾声了。鲁迅先后发表《估学衡》等文章，力图证明鼓吹文言的学衡派自己也不懂如何作古文，还经常错用典故。鲁迅还指出，不必也不能再坚守过去的文言文主张。
栏目设置
《新青年》的栏目设置基于“《新青年》同仁思想革命的需要，在社会与个人、责任与趣味、政治与文学之间，保持良好对话状态”。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新青年》的栏目设置有所变化，主要设立过“论述”“国外大事记”“通信”“读者论坛”“会议报道”“政治思想”“传记”“文艺”等栏目。其中为读者提供相关的信息或回答读者的咨询，以便读者间的沟通而设置的“通信”“随感录”“读者论坛”等栏目设置，在当时的白话报刊中独具特色。
《新青年》杂志甫一创办，即按照当时杂志通行惯例设“通信”一栏，以方便编辑、读者间的往来。这是一个服务性的栏目，即或向读者提供相关的信息，或回复读者的咨询，并倾听读者的意见与建议。《新青年》四卷之后，“通信”栏目由“公众论坛”就转变成了编辑者“自己的园地”。虽然“对话状态有明确的方向感”以至“通信”栏的方式、文体、语言风格等有同人之嫌，但其形成了一个讨论的空间，在同人心目中形成一种“思想草稿”。
较之“通信”而言，《新青年》首创的“随感录”是当时自由知识分子批判封建思想文化和不良时政的最为理想的方式，深受当时许多报刊的纷纷仿效，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批评空间，一个有效而真正自由表达公意的场所，并被鲁迅誉为“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是现代中国杂文的雏形。“随感录”围绕社会的改造和人性的解放这一鲜明的主题展开，或抨击、或批判、或讥弹、或嘲讽，褒贬抑扬纵横天下，充分凸显作为知识阶级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启蒙风范。
“读者论坛”的设置是为了让读者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体现《新青年》希望的公共性而创立的。不论主张是否与杂志相符合，皆自由发表意见。如此公开化，如此重视读者的作用体现了《新青年》的先进性。然而由于《新青年》的同人性质限制了杂志的公共性，读者论坛独特的反馈性恰恰准确地反映了同人杂志极为明显的排他性与有限的包容性。
“国外大事记”为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总统选举、内阁变更与议会、国外青年活动的报道，”世界说苑”栏目中对德国、法国、英国、比利时等国家宫殿、战场、博物馆、寺院等的介绍都切合着《新青年》创刊号上的《社告》:今后时会，一举一措，皆有世界关系。我国青年,虽处蛰伏研究之时，然不可不放眼以观世界。本志与各国事情学术思潮尽心灌输,可备攻错。
《新青年》的“女子问题”栏，开女子问题讨论之先河，此栏中《女子教育》《论中国女子婚姻育儿问题》《改良家庭与国家有密切关系》等文章都极力提倡女子解放，影响深远。
第2卷6号还刊载了胡适《白话诗八首》，为中国现代白话诗歌之滥觞。自第4卷起，《新青年》设“诗”栏，直到月刊终刊，几乎每一号上都有此栏，“诗”发表原创现代白话诗约156首，数量质量在当时均无其他刊物能及，现代白话诗歌经《新青年》提倡而风靡一时。
第8卷起，《新青年》开设了“俄罗斯研究”栏目，组织编发汉俊、震瀛等译稿33篇，介绍苏维埃政府的各项情况，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立下了汗马功劳。陈望道后来回忆说:“我们搞点翻译文章，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就是带有树旗帜的作用。”
知名人物
陈独秀
陈独秀（1879年-1942年），原名庆同，学名乾生，字仲甫，怀宁县人。革命家、思想家，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幼读经书，1896年中秀才，1901年留学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速成科。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被捕，出狱后于1914年到日本与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1915年回国创办《青年杂志》，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大幕。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8年与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1919年离开北大。1920年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1年在中共一大上被推选为总书记，1922年，创刊《向导周报》。1932年10月，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37年出狱，1942年病逝，代表作有《独秀文存》等。《新青年》和陈独秀是分不开的。他不但是《新青年》的创办者，而且是《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陈独秀培植了《新青年》，《新青年》也造成了陈独秀的声誉，使他成为中国近代史上风靡一时的人物。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重要文章有《敬告青年》《一九六一年》《吾人最后之觉悟》等。
胡适
胡适（1891年-1962年），原名嗣糜，学名洪，字希疆，笔名胡适，字适之。幼年就读于私塾，19岁考取庚子赔款官费生，留学美国，跟从哲学家约翰·杜威学习，1917年回国，仁北京大学教授。1938-1942年出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1946-1948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去美国，1952年返回中国台湾，1962年在台北市病逝。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大纲》《尝试集》《白话文学史》和《胡适文存》。《青年杂志》创刊后，当时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就曾为杂志供稿一篇翻译小说《决斗》，1917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开启了近代文学革命。1918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后，陆续发表过白话诗歌和白话戏剧作品。
李大钊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乐亭县人。1913年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科学习，1916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兼教授。1920年初，筹建中国共产党。1927年4月6日，李大钊在北京被捕入狱，惨遭反动军阀杀害，年仅三十八岁。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18年7月和11月，《新青年》先后发表李大钊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与《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1919年5月《新青年》推出李大钊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产生过十分重要的影响。
汪孟邹
汪孟邹（1878年-1954年），绩溪县人，1903年在芜湖市创立科学图书社，1904年支持陈独秀出版《安徽俗话报》。汪孟邹1913年来到上海市，创立了亚东图书馆。1915年，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后，找到了当年曾在芜湖与自己一同办《安徽俗话报》的汪孟邹，向他提出办杂志的计划，并请汪孟邹负责资金运营。汪孟邹当时并不具备相应的实力，便向陈独秀推荐了他的两位同行陈子沛、陈子寿。陈氏兄弟是上海群益书社的所有人，承诺今后每期提供稿费、编辑费共200元。
易白沙
易白沙（1886年-1921年），原名易坤，字越村、月村，改名白沙，别号白沙子。湖南长沙人。1902年，主持永绥师范学校。次年应吴传绮之邀，赴安徽执教，先后任怀宁中学、安徽师范学堂、旅皖湖南中学校长。武昌起义后，与著名革命党人韩衍等组织学生为青年军，出任大队军监，并亲率军队，使社会秩序得以维护。1917年返湘，先后在长沙县立师范学校、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任教。因愤于国事不可为，遂于1921年在新会白沙村蹈海自杀。著有《教育与卫西琴》《广尚思》《诸子无鬼论》。易白沙是跟随陈独秀从日本回国，是陈独秀创刊的主要帮手，而1916年他发表的《孔子平议》一文，是《新青年》对于孔子及传统儒学猛烈抨击的开始。易白沙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重要文章还有《述墨》《诸子无鬼论》等。
高一涵
高一涵（1885年-1968年），原名永浩，别名涵庐、梦粥，1885年2月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8岁入私塾读书，13岁即能诗善文，并曾中秀才。1906至1911年，先后就学六安中学堂和安庆高等学堂。1913年留学日本，就读于明治大学法政系。1914年，与陈独秀在东京编《甲寅杂志》。高一涵是陈独秀的同乡，在《新青年》第一卷中，就发表《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一文。其他重要文章有《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读弥尔的自由论》《自由与自治》等。
沈尹默
沈尹默（1883年-1971年），原名君默，字中，号秋明。浙江吴兴（今湖州市）人，著名书法家。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1914年赴北京，任北京大学文史教授。1930年任北平大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后，受聘为中央文史馆副馆长。著有《秋明室诗词集》等。作为《新青年》主要编辑，是第一个在该杂志上发表新诗的作者，代表作为1918年4卷1号上发表的《月夜》《鸽子》《人力车夫》。
鲁迅
鲁迅（1881年-1936年），本名周树人，字豫才，绍兴市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小说家、散文家、翻译家。1902年去日本留学，1906年到东京，开始文学活动。1909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1912年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部员，后随教育部迁北京，在教育司任第一科科长。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任教。1930年3月2日，作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主要发起人在上海活动。1936年病逝于上海市。著作颇丰，有小说、散文、杂文、诗歌、书信、日记、研究专著、译著等，均收录《鲁迅全集》二十卷中。鲁迅在五四时代的主要著作几乎都是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狂人日记》之外，他的杂文《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制度的罪恶，起到思想启蒙的重要作用。
吴虞
吴虞（1872年-1949年），字又陵，四川新繁人，是五四运动的闯将，被誉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早年留学日本，回国任四川省《醒群报》主笔，提倡新学。1910年任成都府立中学国文教员，后任教北京大学。自1917年起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说孝》《吃人与礼教》《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等文，反对孔孟学说，尤其反对封建家族制度，对封建礼教予以严厉抨击，因而被称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价值影响
文学影响
1917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改良文学的“八项原则”，随后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提出“三大口号”，此两篇文章开启了“文学革命”，提倡要建立“活的文学”和“人的文学”。“活的文学”即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人的文学”是指提倡个人主义、人道主义，1919年周作人发表的《人的文学》，则是对这一主题的声援。在具体的文类上，《新青年》是新型文体创作的试验场，鲁迅的白话小说，胡适的白话诗及白话戏剧，都可以看作对于新型文体的积极尝试。
在文学创作上贡献最大的是胡适和周氏兄弟。胡适既是“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同时也积极践行创作。胡适对新文学创作的贡献主要在诗歌领域，1917年第二卷第六号刊载胡适的白话诗八首，1920年胡适将多年创作的新诗出版，以名为《尝试集》。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新诗集，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胡适白话诗的艺术成就并不高，胡适践行了他“作诗如作文”的诗学原则，打破了传统格律诗的审美习惯，为“五四”之后蓬勃发展的白话自由诗体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鲁迅的《狂人日记》不仅在“五四”时期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对往后数十年的社会改革和文学运动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周作人在《新青年》时期的主要贡献在于理论、批评和文学翻译方面，其诗歌和散文创作方面也很有成果，其小品散文代表作为《故乡的野菜》。《新青年》南迁之后，凝聚一起的同人开始各奔东西。但是，《新青年》策动的“文学革命”运动并未从此终止，反而在“五四运动”以后蓬勃发展。
为了保卫和推进文学革命，《新青年》还进行了反对封建复古派文人及其他封建文学潮流的斗争。这主要包括对以刘师培、林琴南为代表的“文选派”和“桐城派”封建复古势力反对白话文维护文言文、反对新道德维护旧道德的斗争；对腐朽无聊的黑幕派文学和鸳鸯蝴蝶派文学的斗争；对诋毁革命文学上海美术界守旧派人物的斗争。
此外，围绕《新青年》杂志，形成了一个参与文化活动的公共场所，有助于文学流派、社团的形成和文化沙龙、文化交流活动的繁荣。此后，几乎现代文学的每一家社团，每一个文学流派，都与报刊密切联系在一起。
政治影响
以《新青年》创刊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最显著的两个口号就是“民主”和“科学”，在宣扬民主和科学的过程中，批判封建传统，以一种不容质疑的坚决与旧思想文化、旧伦理道德开战。《新青年》提倡“民主”和“科学”，为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的转向清理了思想障碍，提供了适宜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语境。此外，《新青年》创刊后，现代报刊逐步被现代知识分子所掌握，成为争取“公共领域”，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的思想工具。
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传到中国，对国内的知识阶层产生巨大影响。这一影响源自《新青年》。1918年《新青年》发表李大钊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等文章，指出俄国十月革命的重要意义，即其预示着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到来。1919年5月，《新青年》推出李大钊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李大钊撰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这也是中国对马克思主义最早的系统性介绍。《新青年》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系统的认识，引起了中国思想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注意，和进步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兴趣。1920年5月，《新青年》7卷6号又出版“劳动节纪念专号”，以大量篇幅宣传劳动运动，介绍中国工人阶级劳动状况。不仅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而且为中国共产党输送了一批人才。《新青年》影响了一代人，叶挺、朱德、周恩来、瞿秋白等人都受其影响，青年罗亦农喜爱阅读《新青年》，因《新青年》特意到上海市拜访陈独秀。陈独秀多次接见了他，同他谈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在陈独秀的启迪之下，他与刘少奇等一起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在陈独秀的推荐下，他又被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选派去苏俄学习。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这是一个严密的以建党为宗旨的筹备性质的组织，也是《新青年》自由传播马克思主义阶段结出的硕果。1920年8月到1921年7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名单——“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杨明斋、李达、袁振英、邵力子、李季、林伯渠、沈雁冰、李启汉、李中、沈泽民”也说明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是这一时期《新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体。
1923年瞿秋白担任《新青年》的主编，作为党内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他的主导下，《新青年》聚集了多位学养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郑超麟、蒋光慈等，他们熟读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精通俄文，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广度和深度超越以往。从季刊1号到不定期刊5号集中阐述了马列经典作家列宁和约瑟夫·斯大林的理论，并将中国革命纳入世界革命之一部分进行分析，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广度，揭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序幕，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深度。
社会影响
《新青年》提倡“德先生”“赛先生”，引导民众用科学、民主的观点来进行思考问题，在封建迷信、传统道德、家庭伦理、妇女问题、生活方式等方面对当时的社会民众产生了正面的影响。
反对封建迷信
《新青年》集中批判对社会危害较大的上海市《灵学丛志》，此杂志是由俞复与陆费逵等人于1917年组织灵学会后，接着于1918年1月创办的“灵学”杂志。《新青年》揭露这家迷信团伙的机关报，每期数十万言，散布“圣贤仙佛”、显灵题书之类荒诞离奇的邪说，用以愚民，骗取钱财，毒害社会。当时《新青年》发表多篇文章，用朴素的无神论思想和现代心理学，以及唯物主义观点，析揭示《灵学丛志》的鬼神宣传纯属无稽之谈。《新青年》提倡科学的宣传，超越了一般单纯介绍科学知识刊物的局限，同政治上道德上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精神紧密相连，富有战斗性。
抨击传统道德
陈独秀对待中西文化截然两分的态度引起了钟情于中华固有文明人士的不满。他在对传统儒家文化猛烈批判的基础上，视西方文明为实现民族振兴的发展路径，其《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从中西二元对立的视角讴歌了西方文明的精神特质，表达出彻底颠覆传统文化劣质因素的焦虑心态。而《东方杂志》则力主中西文化调和，倡导文化上的中西互补，他们尖锐地剖析了西学输入之后思想界混乱的状况，指出思想界因缺乏统一的精神支撑导致信仰的混乱，《东方杂志》因此对《新青年》杂志流露出的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加以批判。一场东西方文化论战在《新青年》与《东方杂志》间展开。《东方杂志》始创于1904年，为商务印书馆所经营。该刊的栏目与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新闻报道、时评政论、文化批评、学理文章、文艺作品以及翻译、图片等，形式既不拘一格，观念亦兼容并蓄，虽然缺乏鲜明特色，销量却相当可观，在都市文化界甚具影响。《新青年》与杜亚泉主编的《东方杂志》展开的东西文化论战，宣传了民主主义思想，批判了传统道德观念。杜亚泉倾心于传统文化，在发表于1918年《东方杂志》地4期《迷乱之现代人心》一文中他论述：以纲常名教为代表的儒家伦理是无数先民缔造的文化结晶，长久以来积淀于民族心理之中，因其恒常稳定的性质发展为中原地区固有文明统整的根基。1918年9月《新青年》发表陈独秀的《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一文，因该文征引了辜鸿铭的大量言论，陈独秀乃借辜氏维护纲常名教与复辟帝制的关联，趁机将《东方杂志》推上“复辟”的审判台。随后陈独秀在《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一文中称，中国文化为由儒家、墨家、道家等多元学说融合而成的学术综合体，不赞成以儒术统整文化的理念。最终，与时代潮流渐相脱节的《东方杂志》在都市文化界独占头的地位显然受到冲击，至少在青年读书界不得不暂时让位于《新青年》。
《新青年》是较早讨论贞操问题和女性问题的杂志之一，刊登在《新青年》第2卷第4号（1916年12月1日）上陈独秀的《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一文就已经涉及了这个问题。陈独秀从封建礼教入手进行批判：“不自由之名节，至凄惨之生涯，年年岁岁，使许多年富有为之妇女，身体精神俱呈异态者，乃孔子礼教之赐也。”在陈独秀眼中，西方妇女具备独立自主的人格，自食其力。中国妇女却在“妇人，从人者也”的教条下，以夫为纲，依赖于丈夫生活。而造成中原地区这种状况的社会根源就是孔子礼教，及孔教所提倡的封建道德。这种封建道德已远不能与现代生活相符，更不能行之于现代社会。1917年2月，《新青年》开辟了讨论女性问题的专栏，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探讨女性在受教育与工作上的平等权益，批判儒家伦理对女性的压制和传统的婚姻制度，介绍西方女性追求经济独立与政治解放的斗争。1918年5月，《新青年》发表了周作人翻译日本诗人兼批评家与谢野晶子(1878—1924)的《贞操论》，由此开启了五四贞操讨论热潮，之后胡适的《贞操问题》、鲁迅的《我之节烈观》等文章，抨击了当局的“节妇”“烈女”观，揭露了传统儒家伦理对性别角色定位中采用的不平等的双重标准。1921年9月1日，《新青年》9卷5号上刊出《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改造宣言及章程》，其十大纲领提出：“在两性一体的理由上，在男女共同为社会服务的理由上，我们要求得人一切学校与男子受同等教育；……·我们要求女子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及从事其他一切政治的活动；在男女权利平等的理由上，我们要求在私有财产制度未废以前，女子有受父或夫之遗产权；在男女应有平等生存权的理由上，我们要求社会上一切职业都许女子加入工作，并要求工钱与男子同等…”，对中原地区妇女解放运动事业产生了重要影响。
新闻出版影响
作为中国现代报刊史上最重要的一份刊物，《新青年》有自己颇具特色的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其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关注时局，为追求民主科学、唤醒青年的目标服务，使《新青年》成为典型的高级刊物。从新闻业务发展的角度看，《新青年》在新闻述评体裁史上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并最终使该体裁成熟。尤其是其“随感录”等栏目，则开五四时期类似杂文的新闻短评之先河。《新青年》之后，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直接采用《新青年》做法，设“国内外大事述评”，将新闻述评作为报道时事、发表意见的窗口。《每周评论》这种做法又成为其他刊物仿效的楷模，“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进步报纸，如《湘江评论》《星期评论》《钱江评论》等都模仿它的版式。”
评价
蔡元培：“《新青年》杂志为五四运动时代之急先锋。”
胡适认为：“《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
美国加拿大约克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志让持有这样的观点：“1915年9月，一种由著名的激进主义者、人文科学概论教授陈独秀主编的杂志《新青年》创刊。它的出版正式开创了中原地区新文化运动。”
中国现代哲学家张岱年：“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历史功绩，我们无法不把它同《新青年》杂志联系起来，正如谈到中华文明的源头，我们不能不把它同黄河联系起来一样。”
相关作品
书籍
影视作品
参考资料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大钊.求是.2023-09-13
李大钊 | 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2023-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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