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慕颐

程慕颐，中国国民党特务，1939年9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或“军统”）决定，选择较近延安市、同属于一省的汉中市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天水行营战时游击干部练训班之名，择定汉中东郊十八里铺陈家营一大院落为办班地址，招收学员，专业培训，毕业后接受派遣任务，打入延安，收集中共高层情报。这个由军统局直接控制的训练班又称“汉中特种技术训练班”，对外绝对保密。与此同时，军统还在汉中城内设“西北特别侦察组”。1941年“西北特侦组”升为“西北特侦站”，为了培训特务，程慕颐在汉中办班任站长，圈内代称“汉训班”。班主任照例由军统局副局长戴笠兼任。班务具体事宜则由化名为程益的原军统局上海市行动组长、汉训班创始人程慕颐负责。

人物生平

1938年4月，戴笠指示军统上海区行动组长程慕颐，组建一个专门向共产党根据地潜伏的特别侦察组。为了培训特务，程慕颐在温州市办了一个特训班。

1939年9月，军统以“天水行营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名义，在汉中城郊陈家营办班，圈内代称“汉训班”。“汉训班”在汉中市城繁华街道管子街（今青年路）中段18号设有接待站，学员到汉中后由接待站负责护送到陈家营“汉训班”学习。汉中特训班招收的学员都是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的青年男女。训练期间，所有人员一律以代号相称，彼此不知道真实姓名。训练内容除了在思想上进行反共教育外，还教授射击、爆破、暗杀及窃取情报等技术。

1939年秋，沈之岳从延安市成功退出后，即随程慕颐在汉中办班。延安的潜伏经历使得沈之岳在中国国民党特务机关很是风光。三十多年后，沈之岳在台湾省扶摇直上，当上了台湾安全局中将局长，且成为蒋经国的心腹。他在自己写的回忆录中，回忆了当年进出延安的经过。政治教官朱增福也在1938年6月打入延安，在陕北公学二期加入共产党，离开延安后在温州特训班当教官，后来到“汉训班”专门讲授如何伪装，打入中共首脑部门。特技教官杜长城是绥远省人，先后在“兰训班”第一期和“汉训班”第一期受训，后留班任教。

1940年秋，戴笠专程从重庆市赶到汉中市，为“汉训班”训话。

1941年3月，戴笠决定停办性质相同的“汉训班”，还将程慕颐的西北特侦站从汉中迁到西安市，改名西安特侦站，任务是启用已经打进延安市的“汉训班”特工，拟针对中共开展破坏活动。

根据上峰要求和形势发展需要，程慕颐在西安专门召集会议，拟把打入延安的所有潜伏人员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有效的特工网络。会议决定派遣赵秀为延安总联络员，祁三益、李昌盛、王继武分别担任第一、第二、第三小组的联络员，联络延安各机关单位的潜伏人员。派遣朱增福到榆林市，利用当地中国国民党驻军关系，以22军大车队为掩护，往来榆林与西安市之间。派遣张林清打通洛川与延安之间的联络。派遣冯小泉在延安，韩自忠在清涧县，以开店为掩护设立秘密联络点。程慕颐还拿出精心保管的所有“卧底”，让各联络员熟悉潜伏人员的情况。赵秀、祁三益、李昌盛、王继武等四人虽然是教官，以前却并不知道“汉训班”有这么多人打入延安市，见了这些“卧底”名单，甚为吃惊。这些特务已成功打入军委二局、联防司令部、边区保卫处和其他诸多要害部门。

1941年10月，这个特训班已经办了九期。汉训班的干部配备相当强，班主任按照军统惯例由戴笠兼任，实际事务由化名程益的副主任程慕颐负责。程慕颐不在时由政治指导室主任沈之岳负责。

1941年前后，程慕颐的“特别侦察组”已经渗入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豫皖苏边区、鄂豫皖边区、冀鲁边区、鲁苏边区以及江西省、浙江根据地。戴笠指示将这个颇有成效的“特别侦察组”扩编为“特别侦察站”，下设延安市、环县、府谷县、韩城市、长（治）、宜（川）、五台、新乡市、潢川县、蒙城县、泗县、即墨、定陶、干阳、丽水市、孝丰、盐城、水、赣北18个特侦组，以及一个设在浙江的东南分站。主要任务是打入中共要害，长期潜伏，伺机而动。

1942年5月，“汉训班”毕业的胡士渊、杨效卫、夏秉打入中央军委二局；王治和潜入联防司令部；郭力群、李峰璧渗入边区保卫处；马鸣、赵西湖、刘一平考入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冯善述、朱浪舟进入中共陕西省委；石进中、宫兆丰来到绥德专署；陈明在陇东专署；张秉均潜入安塞兵工厂。可是，这些“汉训班”的特工进入边区就分散在了不同的地方，与西北特侦站失去联络，很难发挥更大作用。

1942年底，边区保卫部门经过长时间的侦查，成功破获此案，共抓获军统汉训班潜伏特工32名，经过侦查又发现20名。

1948年任特技总队少将总队长，负责南京市、上海市、重庆市等大城市撤退时的破坏，曾经指挥炸毁广州珠江大桥。军事教官王绍文是“兰训班”的高才生，负责射击等军事训练。汉训班还自己培养人才，二期的李德、四期的祁三益、六期的李昌盛，毕业之后都升任教官。据史料记载，张国焘也曾多次到过汉中市，为特训班主讲“中共问题”。

1992年的时候才有一些相对公开的材料中显示了这个组织的存在。一江山岛的材料可能是汉训班的领导人程慕颐赴台湾省时，在1951年4月17日写给保密局的报告留下的汇报材料底稿，只提及了人数。后来603专案中挖出来一个631人的名单，其中甘肃籍的235人，陕西籍的129人，还有24人面目模糊，除之前破获的，其他人的下落多数不得而知。

参考资料

陕甘宁-红色记忆多媒体资源库历史事件库.红色记忆多媒体资源库历史事件库.2021-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