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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

纪录片

纪录片（documentary film），是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不经过虚构，直接反映生活的电影或电视艺术形式。1926年，英国社会学家格里尔逊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最先使用“纪录片”一词。

1895年12月28日，由L.卢米埃尔在巴黎卡普辛大道14号大咖啡馆的印度厅公映了《工厂大门》《火车进站》《婴儿的午餐》等12部实验性影片，代表了早期纪录片的作品。中国的纪录片历史最初起源于19世纪末西方摄影师在中国拍摄新闻片，作品涵盖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等题材。2022年2月，中国国家广电总局发布了《关于推动新时代纪录片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设定了中国纪录片新的目标与动力。纪录片的分类，没有固定的统一标准，一般分为探险纪录片、人类学纪录片、新闻片、历史纪录片、传记纪录片等类别。纪录片的艺术特色在于其以现实生活为素材，并通过筛选和选材，将生活场景直接呈现为电影的艺术形象。在数字技术的发展下，纪录片创作手法也日益多样化，如使用绘画式的鲜明色彩表现场景，以及动画和电脑特效等技术的运用。

知名的纪录片有《蓝色星球》《人生果实》《河西走廊》等。2019年，腾讯纪录片频道的用户构成表明“90后”用户占比上升至49%（2018年为46%），而“00后”达到21%（2018年为17%），18到29岁的观众是网络纪录片受众的主力。

命名由来

1926年，英国社会学家格里尔逊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最先使用“纪录片”一词。在美国担任访问学者期间，格里尔逊观看了罗伯特·弗拉哈迪的多部纪录片。他在相关评论文章中首次引入了“纪录片”（documentary）这一概念，将其定义为必须具备“文献价值”和“对生活进行创造性处理”的先决条件。格里尔逊的“正名”对于纪录片的界定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在《北方的纳努克》取得成功后，纪录片正式从一般电影中分离出来，以崭新的姿态呈现于电影领域和大众面前。这推动了纪录片在一般意义上的全面发展。随着电影进入有声时代，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期，纪录电影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丰收的时期。

历史沿革

世界纪录片发展历程

电影的最初阶段展现了其纪录功能，最早的一批影片便属于纪录片。在1895年12月28日，由L.卢米埃尔在巴黎卡普辛大道14号大咖啡馆的印度厅公映了《工厂大门》《火车进站》《婴儿的午餐》等12部实验性影片，这些影片记录了真实的生活景象，代表了早期纪录片的作品。19世纪90年代末期，电影开始被运用于新闻报道，涵盖了沙皇加冕、英国国王出席奥运会开幕式、西班牙斗牛以及澳大利亚竞走等新闻事件，成为早期纪录片的主要题材。同时，人们开始关注纪录片在艺术、产业、医学、军事和科学等领域的教育价值。1922年，美国导演罗伯特·弗拉哈迪（Robert Flaherty）推出了《北方的纳诺克》（Nanook of the North），这是一部基于个人观察的爱斯基摩人生活记录，是许多纪录片的原型。

1923年，R.弗拉哈迪的《北方的纳努克》上映，标志着纪录电影在艺术创作上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该片记录了在冰冻的北方，一个因纽特人及其家庭为生存而奋斗的一天。尽管影片中有些场景经过组织设计，但所展现的人物和生活细节均是真实的。由于其艺术感染力，《北方的纳努克》使罗伯特·弗拉哈迪被誉为“纪录电影之父”。

在苏联十月革命后，列宁重视新闻片和纪录片的宣传和新闻传播作用。由D.维尔托夫主编的《电影真理报》系列广泛传播，其素材由摄影师在前线和后方拍摄，导演进行编辑，加上字幕，形成新闻主题。摄影师们将摄影机视为电影的“眼睛”，认为电影眼睛比人眼更完善、更富有分析力。这被称为“电影眼睛派”的艺术家们认为，采集的现实片段必须建立在真实基础之上，经常携带摄影机到市场、工厂等地捕捉合适的素材，不需事先征得被拍者同意，也不要求表演，只要能找到可以隐蔽摄影机的地方，就开始拍摄，随后通过剪辑将混乱的视觉现象变得有条理。

在20世纪20至30年代，美国好莱坞的电影工业进入了全盛时期，创造出了超越现实的梦幻电影，在这股影响下，英国迎来了以约翰·格里尔逊为代表的纪录电影运动。他们努力抵制商业化对电影的影响，强调电影在社会上的意义，毫不回避广泛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他们积极挖掘纪录片直接反映生活的潜力，通过画面造型、配乐和解说，追求美感和诗意。在这个时期，涌现了一批杰出的纪录片艺术家和代表作品，例如格里尔逊的《漂网船》，P·罗沙的《交接点》和《船坞》，H·安斯载与A·艾尔顿的《住房问题》，W·鲁特曼的《柏林——大都市交响乐》，伊文思的《博里纳日》，B·瑞特的《锡兰之歌》等。这些作品并不掩饰其宣传意图。格里尔逊甚至公开宣称，他把电影院看成一个讲坛，并以一个宣传家的身份来利用它。

许多纪录片艺术家从艺术现实主义者转变为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社会主义者。在这些进步的纪录片艺术家中，荷兰的伊文思尤为代表性。他深入比利时的矿区拍摄支持工人运动的影片，到苏联记录新兴的社会主义建设，还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积极参与战斗，被称为“飞翔的荷兰人”。他到达西班牙战争前线，拍摄了《西班牙的土地》，随后前往中国，在抗日战争期间制作了《四万万人民》。他不避战火，无论哪里有战斗，他都追随其中，以纪录片的方式传达战争现场。

20世纪60至70年代的纪录电影主要分为真实电影和直接电影两大流派，都源自苏联电影理论家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睛派”，但在创作理念和实践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真实电影以法国导演J·卢什为代表，采用干预和参与性的拍摄方式，例如，《夏日纪事》中摄制者积极融入所拍摄对象的生活。而直接电影则强调消除主体与观众之间的障碍，主张制作者不干预拍摄对象的语言和行为，保持客观，如《提提卡的蠢事》和《给我庇护》。这两种流派各自创作了杰出作品，展现了迥然不同的风格和观点。

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纪录电影迎来了新兴时代，也带来了两大挑战。首先，真实电影和直接电影的出现让纪录片领域面临审美和生存困境。其次，随着电视广泛普及，电视成为主要传播平台，纪录片进入了标准化的电视工业。新纪录电影以反叛和否定传统创作为特征，突破了传统界限，突出制作者的反讽态度，呈现出鲜明的后现代特征。这种改变使得纪录片由电影贵族转向了大众和娱乐，并通过扩展表现手法和题材范围吸引了大量观众。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这种革新不仅改变了人们对纪录片的看法，还重新定义了西方国家纪录片的创作理念和方法。后来的新纪录电影作品如《巴黎在燃烧》《克拉姆》《假如我们是国王》《快速、廉价和失控》《载誉而归》和《死亡先生》等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观众反响。

在21世纪初，新纪录电影依然蓬勃发展，不少作品获得了国际大奖的认可。例如，《华氏9·11》荣获第57届法国夏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科伦拜恩的保龄》则斩获了第75届美国电影奥斯卡奖最佳纪录长片奖。同时，欧洲也掀起了一股纪录电影的新风潮，如《迁徙的鸟》《帝企鹅日记1》和《海洋》等影片在全球范围内公映，不仅票房口碑俱佳。

随着21世纪的发展，纪录片重新回归院线，生产量大幅提升，票房也持续稳定增长。与此同时，观看纪录片的电视观众也在增加。纪录电影逐渐确立了自己的受众群体和市场份额，院线发行成为常态，更多作品开始进行国际推广和销售。市场和发行策略逐渐趋于成熟。此外，新媒体纪录片也崭露头角，成为纪录片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平台的兴起为纪录片内容的销售开辟了新的空间，制作者也更多地利用网络资源。越来越多的制作人选择在网络上宣传、发行和销售自己的影片，包括进行融资活动。新媒体平台如Netflix等的兴起打破了传统盈利模式，年轻观众逐渐转向网络数字资源，这也使得获奖的纪录片如《伊卡洛斯》和《美国工厂》等作品从这些新媒体平台崭露头角。

中国纪录片发展历程

中国的纪录片历史最初起源于19世纪末西方摄影师在中国拍摄新闻片。这些早期作品涵盖了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等题材，同时也记录了当时中国社会生活的风貌。随着时间的推移，20世纪初，一些影片聚焦于光绪帝和慈禧的丧礼等重大主题。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期间，除了日本摄影师拍摄了《辛亥爪录》外，中国摄影师朱连奎等也拍摄了《武汉战争》，反映了武昌起义，随后也有反映二次革命的《上海战争》问世。

1918年左右，商务印书馆创作了一系列以时事和风景为主题的短片，例如《欧战祝胜游行》、《第五次远东运动会》、《南京名胜》和《西湖风景》等。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出现，孙中山对纪录片的拍摄给予了高度重视。他以大元帅的身份下令给予电影摄影师黎民伟工作上的方便。黎民伟创作了《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大战记》等新闻片和纪录片，并在孙中山逝世后利用已有的素材编辑制作了《勋业千秋》。与此同时，苏联摄影师F.布留姆等人也在中国拍摄了《伟大的飞行与中国国内战争》、《1927年的上海》等作品。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电影工作者积极融入全民抗战中。除了摄影棚内的制作，他们持摄影机记录了许多重要的新闻片和纪录片，同时培养了专业的新闻纪录电影从业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下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旗下的中央电影摄影场以及西北影业公司相继制作了《抗战特辑》《抗战实录》等新闻杂志片。而纪录片方面，则有《卢沟桥事变》《空军战绩》《松沪前线》《湘北大捷》《民族万岁》和《华北是我们的》等作品。金陵大学“电影与播音部”的孙明经在抗战前制作了《首都风景》《连云海港》《青岛风光》《绥远移民》等片，并将其重新剪辑成《还我河山》。孙明经也参与了大量民族和边疆问题的科学考察，拍摄了《自贡并盐》等纪录片，为中国新闻纪录电影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总政治部在延安创建了电影团，成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首个电影机构。尽管当时条件艰难，电影团制作了《延安与八路军》《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即《南泥渣》）《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等纪录片和新闻片，成为记录解放区广大军民抗日斗争的宝贵史料。

解放战争期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电影事业取得了巨大发展，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积累了经验、培养了人才。当时电影的首要任务是为革命战争服务，主要拍摄了直接反映解放战争和解放区建设的新闻纪录片。东北电影制片厂、华北电影队相继创作了《民主东北》《华北新闻》以及《翻身曲》等新闻片和纪录片。这些影片为激励战斗情绪、记录新中国战斗岁月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记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新闻纪录电影领域迎来了历史性的发展。1953年，北京设立了中国第一家专业摄制新闻纪录片的机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此外，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和其他电影厂也开始拍摄数量可观的纪录片。这一时期，新闻纪录电影从业人员的数量和素质都显著提升，在少数民族中也培养出了许多杰出的创作人员，创作了大量新闻片和长短纪录片。其中包括《百万雄师下江南》《新中国的诞生》《红旗漫卷西风》《抗美援朝》《中国民族大团结》《伟大的土地改革》《早春》《百万农奴站起来》《黄河巨变》《非洲之角》《在激流中》《征服世界最高峰》《先驱者之歌》《莫让年华付水流》和《我们看到的日本》等作品，其中一些作品还在国内外获得了奖项。

20世纪80年代后，电视迅速普及，为新闻纪录电影提供了更便利的播映平台，也开拓了更广泛的领域。新闻纪录电影不仅持续在电影院播放，还大量进入了电视屏幕。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中日合拍专题纪录片《话说长江》以及《话说运河》《让历史告诉未来》等作品，在观众中引起了热烈反响。20世纪90年代初，《望长城》一方面延续了之前电视纪录片的宏大视野，另一方面也在电视纪录片的表现形式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1993年，中央电视台推出了《东方时空》栏目。1993年，上海电视台创办了《纪录片编辑室》栏目。1994年，《焦点访谈》等新闻评论节目的推出进一步扩大了纪实影像在社会中的影响力。从90年代开始，一些电影人着手尝试独立纪录片的拍摄和制作，作品如《流浪北京》《北京的风很大》《广场》《老头》《八廓南街16号》等备受国际电影节关注。电视上播出的纪录片题材多样，制作水平也逐渐提升。此外，多家电视台也纷纷开设了纪录片栏目。

21世纪初，中国纪录片的发展经历了起伏。在最初的十年里，由于市场低迷和电视台实行收视率末位淘汰制度，导致纪录片栏目相继被裁撤，纪录片平台规模收缩。各省电视台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纪录片栏目逐渐消失，中国中央电视台仅保留《见证》《探索·发现》等少数栏目。同时，电影院线几乎全面衰退，每年只有极少数量的作品能够进入院线放映。然而，自2010年起，国家开始大力支持纪录片的生产和播出。2011年，中央电视台推出了纪录片频道，随后全国范围内的纪录片电视平台迅速扩张，包括北京纪实频道、上海纪实频道和湖南金鹰纪实卫视等相继问世。主流卫视如江苏卫视、东方卫视、浙江卫视也开始黄金时段播出纪录片。这一举措推动了纪录片创作的繁荣，涌现出一批优秀作品，如《做宫》《大国崛起》《舌尖上的中国》《航拍中国》《如果国宝会说话》等。其中，《舌尖上的中国》的成功传播开创了中国纪录片的“现象级”传播模式，成为中国纪录片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随着纪录电影回归院线并获得不断增长的票房，如《喜马拉雅天梯》《旋风九日》《四个春天》《藏北密岭:重返无人区》《重返·狼群》等票房均突破千万元，而《二十二》更是首部票房突破亿元的纪录片，成为2017年全球纪录片票房冠军。尽管大多数纪录电影在票房上仍未能收回成本，院线表现有限，但纪录电影在院线方面的空间持续扩展，影响力日益增大。同时，新媒体技术的出现和应用为纪录片的创作和传播带来了巨大变革。2012年，《舌尖上的中国》的热播让互联网认识了纪录片的市场潜力，随后新媒体开始加速布局纪录片领域，网络纪录片的数量和质量明显提升。2018 年2月5日至9日，《纪录编辑室》25 周年纪念播出《毛毛告状》《大动迁》《一个叫作家的地方》《重逢的日子》《德兴坊》五部经典作品。

2018年，陈晓卿加入腾讯视频，推出了备受瞩目的全新美食纪录片《风味人间》。紧接着2019年，腾讯视频持续扩展“风味”品牌，推出了《风味人间第二季》、美食清谈《风味实验室2》以及微纪录片系列《风味原产地·云南》《风味原产地·潮汕》等。同年，云集将来传媒联合腾讯视频和探索频道探索频道共同打造了《水果传》第二季，利用4K超高清拍摄、高速拍摄和航拍等多种先进技术手段，增加了动画演示，带给观众更震撼的视听体验，旨在让观众五味俱全地领略水果的奇妙之处。同时，2019年，B站正式设立了纪录片出品部，推出了《人生一串第二季》，延续了第一季的风格和氛围，以烧烤文化为焦点，探寻其中的生活百态。作为针对网络年轻用户的纪实作品，该系列以饱含人情味和烟火气的叙事方式吸引观众的共情心理，利用“弹幕”优势在跨屏幕上营造出沉浸感、互动性和观赏仪式感。《人生一串》系列成为B站的热门IP，引发了一系列跟风效应。随着其成功，B站加大投入，扩展纪录片制作，陆续上线了《川味3》《生活如沸》等美食纪录片。在2019年，爱奇艺的自制纪录片主要集中在美食和文化题材上，推出了《此食此客》《年味》《中国宴》《中国餐馆》《无饭不起早》等美食系列纪录片，占据了总出品量的大部分；同时也推出了四季的文化类纪录片《讲究》系列。

2022年2月，中国国家广电总局发布了《关于推动新时代纪录片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该文件强调“以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为中心环节”，并着重提出提高创作生产能力、增强行业服务和国际传播能力等措施。通过加强对优质作品的支持、制作机构的强化、播出平台的拓展、投融资平台的建设以及国际合作等手段，为中国纪录片在新时代、新征程下的发展设定了新的目标与动力。进一步加大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实施力度，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重要性，以促进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推动文化数字化建设进入新阶段。这意味着文化数字化正式成为国家战略的核心领域，也推动了中国纪录片在创作格局、产业布局、资源配置和传播建设等方面进一步向数字化、全媒体化的转型和升级。

主要流派

直接电影

“直接电影”源于新闻摄影，始于美国《生活》杂志的摄影记者罗伯特·德鲁在1960年的创作。它强调摄影机和拍摄者与拍摄对象保持距离，以客观、冷静的观察者角度进行拍摄。其代表作《初选》跟踪拍摄了总统候选人约翰·肯尼迪和休伯特·汉弗菜的竞选活动，记录了大量自然真实的故事和细节。这部影片在美国引起了巨大反响，引发了纪录片制作人的高度关注。另一代表作是由美国人梅索斯兄弟拍摄的《推销员》（1969年）。该片以推销员为题材，记录了四位《圣经》推销员的实地推销情况。其中，一个名叫保罗的推销员未能成功推销，《圣经》对于这家经济拮据的家庭来说太昂贵。这段拍摄展现了推销员和家庭的无奈和沉重，引起了观众的共鸣和同情。这些作品以其冷静观察和真实记录引发了各方面不同的反响，与解说较多的纪录片相比，社会效果更佳。美国纪录片大师弗雷德里克·怀斯曼是当代“直接电影”的重要代表。他的纪录片不使用灯光、采访、重演或解说，力求纪录同期声和使用同步光。怀斯曼坚持选择学校、公园、监狱、法庭、动物园等社会公共部门作为题材，一直记录美国部分日常生活，积极审视人类社会管理，对当代全球人文纪录片产生了深远影响。

真实电影

“真实电影”由法国人让·鲁什创立。鲁什原是人类学家，偶然涉足纪录片领域。起初，他偏重人种起源和发展，关注古老的社会风尚和民俗习惯。在《我是一个黑人》(1958)和《人类金字塔》(1960)中，他将故事片元素融入纪录片，要求被拍摄者进行即兴表演以表达生活想象，这一方式获得了广泛认可。通过这些作品，他认识到纪录片可融入新闻采访元素，开拓观众思维。这导致了“真实电影”的代表作品《夏日纪事》的产生。这部与埃德加·莫兰合作的影片在巴黎拍摄，采用类似新闻采访的方式。他们在别克林荫大道上问行人：“你幸福吗？”这一问题对许多人而言颇难回答，但引人深思。有人停下思考，有人无从答起，有人表情失色，还有人漠然置之··· 鲁什和莫兰请部分受访者观看拍摄的影片，记录他们的感受和意见，并纳入影片。他们试图发掘每个人的真实，呈现生活的真相。尽管将作品命名为“真实电影”，意在区别于“直接电影”并向纪录片大师吉加·维尔托夫致敬，但其拍摄方法与维尔托夫截然不同。

类型划分

纪录片的分类，没有固定的统一标准，依照题材与表现方法的不同，一般分为以下几类：

探险纪录片

探险纪录片通常涉及探索大自然未知领域和展现人类生存冒险，内容涵盖宇宙奥秘、星际运行、地球起源、自然景观、四季更迭、地理气象、物种进化以及动植物生长等。

人类学纪录片

人类学纪录片通常是运用影视手段拍摄的作品，旨在展现人类学研究成果和进行人类学研究。文献纪录片则是利用文献资料，包括文件、图片、实物、文字记录以及其他影像、音频素材等，通过编辑和拍摄制作而成的影视作品。

新闻片

又称时事报道片。指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事件的纪录影片。如报道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活动的《历史的纪念》报道女排比赛的《拼搏》等。

历史纪录片

指再现过去时代的历史事件的纪录片。

传记纪录片

传记纪录片是一种记录特定人物生平或特定时期经历的纪录片。相较于一般的时事报道片或历史纪录片，传记纪录片聚焦于个别人物，不涉及演员扮演或虚构情节和人物。比如《诗人杜甫》《伟大的孙中山》《革命老人何香凝》《毛泽东》《叶剑英》等作品皆属于此类。此外，仅突显某一人物特定侧面的人物肖像片或人物速写片也被归类为传记纪录片的一种。

人文地理片

指探索一定地区的自然状况，或介绍社会风俗习惯、城乡风貌的纪录片。如《黄山奇观》《漫游柴达木》

《土林探奇》等。

舞台纪录片

舞台纪录片是指记录舞台演出实况的影像作品。它以现场拍摄方式展现歌舞、戏剧、曲艺等舞台表演，允许根据需要对演出节目进行剪辑和删节，但不能对演出内容进行改编或增添，以区别于根据舞台节目改编而成的舞台艺术片。典型作品如《民间歌舞》《友谊舞台》等。

专题系列纪录片

指在统一的主题下分别出片或连续出片的纪录片。其中各部影片都可以连续放映，也可以各自独立，如《漫游世界》《紫禁城》《近代春秋》等。

电视纪录片

电视纪录片是以电视为载体，以摄像或摄影手段，真实记录自然、社会以及人类活动的电视节目。

政论片

政论片是电视纪录片中的一种类型，常被视为电视专题片的一个分支。其特点是具有鲜明的政治理论倾向，通过思辨和论证的方式，结合理论、文学等元素以及电视表现手段，描述重大历史事件或进程，或对重要理论、政策进行分析、阐释和论证。

《新闻简报》

1949年至1993年期间，中国影院长期放映的一种电影纪录片，常作为故事片之前的加片播放。在1978年之后，这种形式被改为名为《祖国新貌》的新闻简报，一直延续至1993年才结束。

代表人物

格里尔逊

作为英国纪录电影的创始人和“英国纪录电影之父”，格里尔逊特别重视纪录片解说词的积极运用，致力于凸显纪录片的社会学意义和宣传作用。他曾说过“我视电影为讲坛”，强调了电影作为一种社会表达工具的重要性。在英国，格里尔逊获得政府部门的资助，拍摄了一部时长50分钟的纪录片《拖网渔船》（又称《漂网渔船》），于1929年首映。该影片主要展示了捕捞绯鱼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广告性质。由于格里尔逊的热情投入，这部影片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它呈现了普通劳动者的价值和尊严，拍摄构图精巧，画面优美，编辑流畅，采用了一种“交响乐式”的蒙太奇效果，深受后人赞誉。尽管拍摄了《拖网渔船》，格里尔逊后来几乎没有再独立制作过其他纪录片。然而，他以“我视电影为讲坛”的理念，召集了许多英国青年电影工作者，鼓励他们先成为宣传员，其次才是摄影师，强调不要成为唯美主义者。他们大量制作了反映现实生活的纪录片，为英国纪录电影学派的崛起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吉加·维尔托夫

吉加·维尔托夫被认为是苏联纪录电影的先驱。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强调了纪录片的社会教育和宣传功能，这一观念和格里尔逊有着相似之处。维尔托夫的纪录片理念在他的作品《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中得到充分体现，对中国新闻纪录片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他还创作了两部著名的纪录片，《关于列宁的三支歌》和《带摄影机的人》。《关于列宁的三支歌》于1931年完成，由“业绩”、“挽歌”和“进行曲”三个部分组成。该影片大量运用过去的影片资料，开创了后世资料汇编纪录片的先河。而《带摄影机的人》则展现了日常生活场景，包括人们的睡眠、起床、工作和娱乐。同时，他也拍摄了摄影师在不同场景下的活动，包括仰视火车、其他车辆和行人，登上桥顶、爬上烟囱、塔和屋顶等。影片既呈现了真实的拍摄场景，又通过后期制作创造了特定情境。这种拍摄手法似乎传达了“这是在拍电影而不是在生活中”的感觉，同时又强调“只有纪录片才最贴近现实生活”的概念。或许，这是在向人们展示“真正的电影人应当始终处在生活中”的真谛。

尤里斯·伊文思

尤里斯·伊文思是一位深感关切人民群众和社会进步的艺术家。自《桥》《雨》等著名纪录片问世后，他与国际电影界展开广泛接触，从而开启了纪录电影创作更加成功、更加辉煌的新阶段。在1933年，伊文思与比利时的亨利·斯笃克携手前往博里那奇煤矿区，秘密拍摄了备受瞩目的纪录片《博里那奇矿区》（又名《博里那杰的悲哀》）。该片反映了当地矿工受压迫、受剥削的悲惨生活。1936年，伊文思与美国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合作前往西班牙，拍摄了备受赞誉的纪录片《西班牙的土地》，海明威为此片撰写了解说词。在拍摄过程中，伊文思完全摒弃了之前的唯美主义拍摄方式，而是采用了完全直接的实况拍摄。这一次实地拍摄也让伊文思冒着生命危险记录了西班牙人民英勇抗战的历史，获得了巨大成功，成为世界电影界的一位英雄。1938年，他与美国《生活》杂志的摄影师罗伯特·卡巴在中国驻美大使的协助下前往中国，拍摄了《四万万人民》。但由于日本军事存在和国民党政府的阻挠，特别是后者，他的拍摄遭遇了很大的阻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了该片在1939年上映后的评价，反响褒贬不一。自1949年以后，伊文思数次来到中国，拍摄了《早春》《愚公移山》《风的故事》等影片。

司徒兆敦

司徒兆敦，原名佐楠、梁梧舞，1938年11月生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后移居北京。1964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成为教员。198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竹》《青山夕照》《父子婚事》等电影的导演，以及《路》、《环境艺术》、《光辉的历程》等电视纪录片的制作者。著有《世界影坛佳话》等著作。他曾担任青岛青岛电影学院导演系主任，致力于纪录片的发展与普及，被尊称为中国纪录片之父。他是北京电影学院78级班主任，培养了陈凯歌、田壮壮、张艺谋等导演。2023年8月31日逝世，享年84岁。

代表作品

以上信息来源：

艺术特色

反映真实性

纪录片的艺术特色在于其以现实生活为素材，并通过筛选和选材，将生活场景直接呈现为电影的艺术形象。在纪录片的制作过程中，艺术加工的核心在于将生活场景转化为艺术呈现。这种加工的目标在于让电影艺术形象所反映的生活真实可信，具有艺术感染力，使观众能更准确、清晰、本质地感受现实生活。纪录片在创作中的艺术真实必须服从生活真实，二者不可对立。

艺术手法灵活

纪录片并非单纯地照搬现实生活，而是创造性地利用现实素材。它是对现实生活的组织、提炼和剪裁，创作者可以利用不同时间、空间的生活素材，将其联系起来，以达到特定的创作目标。纪录片严格地与现实生活同步反映。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主题下，创作者会利用真实的影像资料、照片、文献、历史文物和历史遗址等，创作有关的纪录片。在拍摄时，尽量保持事件当时的真实状况。纪录片可以运用各种艺术手法如对比、象征、衬托、暗示、联想和想象等，通过摄影、美术、声音和剪辑等手段，综合为艺术整体，最大程度地保持生活的真实光彩、气息和节奏，真实地呈现现实内容。

创作风格多样化

纪录片创作风格在历史上经历了演变。早期中国纪录片通常是客观记录，缺乏整体构思和具体的艺术设计，有时只能随机应变。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影片制作手段的改进，摄影机和录音机的轻便化和低噪音化，促进了现场拍摄和同步录音的便利。这种变革在纪录片创作实践中并存并发展，逐渐扩展了影片创作手法。纪录片的创作受到人们对“真实性”的理解影响。在不同的艺术探索和实践中，一些电影形式被重新纳入纪录片范畴。在数字技术的发展下，纪录片创作手法也日益多样化，如使用绘画式的鲜明色彩表现场景，以及动画和电脑特效等技术的运用。

形式创新

纪录剧情片

纪录剧情，又被称为“drama-doc”或“fact-iction”，是一种介于纪录片和剧情片之间的影片类型。美国电影理论家简妮特·斯泰格认为，纪录剧情片是一种将“纪录片”与“情节剧”相融合的再现模式。

关于纪录剧情片的发源，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它在1945年美国与英国开始推出电视节目后，成为英美两国电视台重要的作品类型；另一种观点认为，它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苏联普多夫金的《圣彼得堡的末日》（1927）和谢尔盖·爱森斯坦的《十月》（1928），真正开始发展是在20世纪30年代，并延续至今，可以划分为五个主要时期：1、好莱坞制片厂拍摄的有事实依据的史诗剧情时期；2、英国纪录片创作者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进行的形式实验的“戏剧纪录片时期；3、20世纪60年代初期起英国电视台制作的纪录剧情片时期；4、20世纪70年代初期起美国电视台制作的纪录剧情片时期；5、现代导演，如奥利弗·期通与理查德·阿滕伯勒创作的纪录剧情片。

在历史的演进中，纪录剧情片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变化，形成了剧情片形式与纪录片内容相结合的固定类型。纪录剧情片处于“记录真实”和“戏剧重构”之间的光谱，具有无限逐渐变异的可能形式。2010年的《迷徒》被视为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纪录剧情片。该影片通过剧情片编导方式、声色光影处理、专业演员表演等元素，构建了其主干。影像技术方面，运用了动画的夸张演绎、黑白与彩色的交替变化、定格切屏等复杂特技，呈现出极富创意的视觉效果。这种表现形态已超越简单的“情境再现”和“搬演”，而成为整体性的剧情化呈现。

网生纪录片

2019年，中国网络纪录片行业蓬勃发展，成为整个纪录片领域的主要增长动力。主要由头部网络视频平台推动的新媒体纪录片产业，不断挑战纪录片类型的边界，探索多样内容，同时致力于完善纪录片产业链，拓展各类纪录片的商业价值。

中国的纪录片正逐步进入“网生时代”，呈现出产业融媒化、创作网络化、内容网感化和观众年轻化的特点。2019年，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在网络上引起巨大反响，而《人生一串》《风味人间》《风味原产地·潮汕》等网生纪录片也成为网络热议话题，显示出冲破纪录片小众圈层的潜力。bilibili作为《人生一串》第一、二季的出品方和独家播出平台，已经成为国内纪录片制作的重要角色。到了2021年7月，B站的纪录片观众已达近3500万人。

网生纪录片丰富了原有广电体系下纪录片的类型探索路径。它们在题材选择上更贴近互联网受众，更符合年轻人的消费习惯和审美趣味。这种更加接近观众需求的选择，使得这些纪录片更容易引发共鸣，也更有可能与观众互动。通过《人生一串》系列、《风味人间》系列等的实践，网生纪录片展现了清晰的发展趋势，在商业模式逐步成熟后，预计将进一步冲破圈层限制，探索更广阔的表现空间。

受众情况

从受众的角度来看，纪录片的受欢迎程度不再局限于“四高”人群（高学历、高阶层、高收入、高年龄），互联网的普及使得受众年龄和数量真正多样化。根据腾讯控股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腾讯纪录片频道的用户构成表明“90后”用户占比上升至49%（2018年为46%），而“00后”占比也有所增长，达到21%（2018年为17%），“80后”占比则下降至24%（2018年为28%）。年轻人群体，特别是18到29岁的观众，成为网络纪录片受众的主力。这种年轻化趋势愈发明显。

在城市分布方面，纪录片观众的分布呈现出一二三线城市占比分别为11.5%、22.2%和66.2%的特征，与腾讯视频整体用户分布相似。在受众的学历方面，本科学历用户占了50.1%，而高中及以下学历占比也达到了42.6%。此外，以往主要男性观众的格局正在被增长迅速的女性观众所改变。2019年，腾讯控股纪录片频道男性用户占比为63.8%，女性用户占比则达到35.7%。而优酷则因其阿里巴巴集团生态的强电子商务属性，更注重培养女性用户，许多纪录片节目中女性观众占比超过男性，因此也更倾向于为女性用户进行内容垂直布局。互联网的普及确实改变了纪录片的受众结构，形成了新的观影需求，从受众端推动纪录片内容和产业的全面创新。

影响及意义

影响

纪录片作为文化载体，以其独特的纪实性、知识性和艺术性展现了宇宙万物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脉络。它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多种题材内容，是非虚构类艺术作品的代表。通过真实的画面展示、生动的语言描述和感人的音乐渲染，纪录片能够调动观众多种感官，引导他们参与审美过程。随着人物故事情节的发展，纪录片在潜移默化中教育和启发观众。

中国教育电视台与社会力量合作，重点打造了一系列教育纪录片节目。这些节目旨在让青少年学生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将校园打造成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主战场。《博物馆之夜》《漫步长安街》《我是传承人》《一堂好戏》和《村寨，美丽中国》等作品在这一背景下问世。许多教育科学家认为，纪录片可以作为课堂学习的辅助教材，对学生有很好的补充和引导作用。

意义

纪录片是对真实自然和社会生活进行有限艺术加工和展现的电影或电视艺术形式，通过真实的呈现引发人们的思考。优秀的纪录片就像打开了通向新世界的大门，带领我们探索更多奇妙的世界。纪录片自身的特点为其发挥教育功能提供了可能性，成为塑造人格、传承文化，以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这种形式在立德树人、培养品质、塑造人文精神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