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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

陈独秀

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原名庆同，字仲甫，号实庵，青年时代官名乾生，安徽怀宁（今安徽安庆市）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

陈独秀早年从事反清革命运动，先后五次留学日本。1915年，陈独秀主持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他以这份杂志为主阵地，提倡民主与科学，批判旧道德和旧文学，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1917年，陈独秀任职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与李大钊、鲁迅等一批进步学者共同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1919年，“五四运动”反帝爱国运动从北京大学首先开始，接着席卷全国。陈独秀不断发表时评，指导和推动运动向前发展。6月9日，陈独秀起草《北京市民宣言》，提出收复山东、免除亲日政府官员章宗祥、曹汝霖等人的官职、取消“二十一条”等要求。在散发传单时，陈独秀被京师警察厅逮捕。9月16日，被释放。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6月，陈独秀带头筹备成立党组织。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陈独秀担任书记。随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推举陈独秀任书记。1922年，陈独秀在广州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促进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涨。7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陈独秀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二大”闭幕后，中共中央接受了第三国际关于中共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的指示。11月8日，陈独秀启程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随后的中共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陈独秀被选举为中共中央委员长、总书记。1925年，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五卅运动”反帝爱国运动。在随后的斗争中，由于陈独秀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错误，对蒋介石一味妥协退让，使革命遭到失败。1927年，在中共“八七会议”会议上，陈独秀被撤消总书记职务。1929年，陈独秀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并在党内组织小团体，进行反对中央的分裂活动。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开除陈独秀党籍。1931年，陈独秀出席中国各托洛斯基派组织的“统一大会”，被推选为中央书记。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937年释放出狱后，发表了大量抗日文章。后陈独秀定居于江津区，致力于研究文字学。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病逝，享年64岁。

陈独秀的主要著作收入《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等。陈独秀经历了多次思想转变过程，由民主主义者、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转而成为托洛斯基派，后来虽然脱离了托派组织，但最终没有回到马克思主义轨道上来。陈独秀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他出版的《新青年》杂志，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形成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启蒙运动和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有力打击和动摇了长期以来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唤醒了一代青年。他所领导的五四运动，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第一次全面觉醒。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一直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他的前半生是同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一时期，中国革命事业的兴衰，党的产生和发展，党的前进和后退，成功和失败，都和陈独秀密切相关。

人物生平

求学经历

陈独秀出生于安徽怀宁县，父亲陈衍中中了秀才后，屡试不第，以教书为生。陈独秀两岁时，父亲因病去世。五岁时，过继给叔父陈衍庶。陈衍庶是光绪元年（1875年）的恩科举人，初任知县，后步步高升，先后任知州、知府、道员，置田产，筑宅第，开商铺，陈家因此成为安庆的名门望族。

童年时，陈独秀跟随祖父学习《四书》《五经》，后又在大哥陈庆元的教导下，学习《昭明文选》。1896年，陈独秀通过了县考、府考、院试，中第一名秀才。1897年，陈独秀到南京参加江南乡试，落榜，没有考中举人。他不仅不懊丧，反而正好趁此机会与科举彻底决裂。1901年，陈独秀自费到日本留学，在高等师范学堂学习日语和普通课程后，进入东京学校学习，并加入留日学生创建的励志会。1902年，陈独秀回到怀宁，在怀宁县成立了“青年励志社”，其宗旨是寻求强国之道。不久后，陈独秀再次东渡日本，进入东京振武学校陆军科学习军事。在这里，陈独秀结识了一大批激进的革命志士，如章太炎、邹容、蒋百里、张继等，并组织了青年会，该会会约是“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当时，清政府为了约束留日学生，派遣学监到日本。学生监督姚文甫常常钳制学生，引起公愤。1903年，陈独秀、张继、邹容等五人闯入姚文甫家里，剪断了姚文甫的辫子。因此事，陈独秀等人被日本政府强行遣送回国。

早期革命经历

1903年，陈独秀在安庆市筹建安徽爱国会，并创会报《爱国新报》。后被清廷察觉，为了避免被拘捕，陈独秀奔赴上海，参与章士钊等人主办的宣传革命的刊物《国民日日报》。1904年，陈独秀回到安徽安庆，创办了《安徽俗话报》，主旨是反帝救国、开启民智，刊登了许多反帝反封建、提倡民权、反对封建婚姻的文章。他还加入了章士钊在上海组织的爱国协会。1905年，陈独秀成立岳王会，其目的是为了促进安徽革命运动的发展，用暴力推翻清政府的统治。

1906年，陈独秀再次奔赴日本，不久后回国到芜湖皖江中学任教。因从事革命活动被人揭发，被迫于1907年再次赴日，入正则英语学校学习英语。1909年，陈独秀回国后，在杭州陆军小学任地理历史教员。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应安徽都督孙毓筠的邀请，陈独秀任职都督府秘书长。1912年，陈独秀来到上海，筹款救济安徽水灾灾民，并在上海成立了全皖工赈办事处，担任议董，筹款抢修沿江大堤。同时，陈独秀在安徽大学堂旧址重办安徽高等学堂，并任校长。辛亥革命后，政权落入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手中。1913年，陈独秀辞去都督府秘书长职务。随后，湖南、四川、江西等地打出了“武力讨袁”的旗帜，“二次革命”爆发。陈独秀因怒斥芜湖驻军首领龚镇鹏滥杀无辜、勾结袁世凯而被抓捕，拟被枪决。后经人营救，免遭杀害。“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被袁世凯政府通缉，逃往上海。1914年，陈独秀第五次东渡日本，进入东京雅典娜法语学校学习。同时帮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该杂志以宣传欧洲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为主。在《甲寅》第4期上，陈独秀第一次用笔名“独秀”发表政论文章《爱国心与自觉心》。

领导“五四”运动

1915年回到上海后，陈独秀主持创办了《新青年》(从第2期起改名《新青年》)，他以这份杂志为主阵地，提倡民主与科学，批判旧道德和旧文学，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1916年，陈独秀先后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号召建立国民文学、写实文学、通俗的社会文学。1917年，陈独秀赴北京任职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与李大钊、鲁迅、刘半农等一批进步学者共同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1918年，陈独秀和李大钊创刊了《每周评论》，与《新青年》相互配合，针砭时弊。

1919年，“五四运动”反帝爱国运动从北京大学首先开始，接着席卷全国。各地学生都宣布罢课，支援北京学生。全国各大小城市的学生、农、工、商各界乃至政府机关职员奋起参加游行，大城市如上海尤为突出。上海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店罢市，人数很多，影响非常大。5月4日，陈独秀发表了文章《两个和会都无用》，其中指出，如果政府不能达到民意，那么人民将“站起来直接解决”。随后，针对运动中出现的妥协和厌倦的倾向，陈独秀又发表了《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指出国民应该有两种彻底的觉悟，即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和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的觉悟。从5月4日到6月8日，陈独秀共发表7篇时评、37篇随感，指导和推动运动向前发展。

6月9日，陈独秀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印成中英两种文字的传单。《宣言》明确提出5条要求：收复山东权利，取消“二十一条”和中日共同防敌协定；免除亲日政府官员章宗祥、曹汝霖、陆宗舆、军阀徐树铮的官职；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机关；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在散发传单时，陈独秀被京师警察厅逮捕。9月16日，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下，陈独秀被释放。

建立共产党

经过五四运动，陈独秀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开始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他和李大钊把最新一期《新青年》编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系统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到天津，途中，两人共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此后，陈独秀在上海，李大钊在北京，通过书信往来以及张国焘、张申府等人的联络，共同推动成立共产党组织。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6月，他与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商议，决定成立党组织；起草了党的纲领草案；确定党的名称为“共产党”。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陈独秀担任书记。10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随后，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先后成立党的早期组织，日本、法国也有留学生和华侨中的先进分子组建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与此同时，陈独秀领导上海党组织着手开展筹备建立党的全国性组织的各方面工作。他将《新青年》作为上海党组织机关刊物，发表了《谈政治》，表明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把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视为第一要务，宣示了马克思主义立场。陈独秀和其他党员还到工人中开展大量宣传和组织工作，筹办了《劳动界》和《伙友》两个刊物，面向工人、店员宣传劳工神圣，鼓励大家团结组织起来。11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为此，要通过革命的阶级斗争，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指导成立了上海机器工会，这是党领导成立的第一个工会，最初会员有370余人。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开幕。国内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织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大会，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还有两位远道而来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柯尔斯基。陈独秀当时在广州，因有其他事务未出席会议，派遣了包惠僧参加会议。由于受到密探监视，最后一天的会议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推举陈独秀任书记，李达任宣传主任，张国焘任组织主任，三人组成中央局。

主持工作

1921年9月，陈独秀辞去了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到达上海后，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会面，两人就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发生了争论。马林提出各国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和计划，应在第三国际统一领导之下制定。而陈独秀则认为中国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目前也不需要国际的经济援助。两人几次都谈不拢，一度出现陈独秀声言不与马林见面，并要求共产国际撤换马林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而马林则主张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对立局面。10月4日，法租界巡捕逮捕了陈独秀和他的妻子高君曼，以及正在陈独秀家中聚会的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后在马林的营救下，陈独秀等五人得以出狱。此后，中共开始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援助。

1922年，陈独秀在广州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促进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涨。7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2名，代表全国195名党员。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中央局向大会作一年来的工作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中共中央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指示。接着，陈独秀、李大钊会见了孙中山，提出了两党党内合作的办法，即由孙中山主盟，陈独秀、李大钊加入国民党。孙中山即着手改组国民党，并指定陈独秀参加国民党党章和总章的起草工作。11月8日，陈独秀启程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1923年2月，陈独秀回到上海，在广州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选举陈独秀为中共中央委员长，毛泽东任秘书，负责中央日常工作。

1925年，中共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陈独秀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四大”闭幕后不久，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发源于上海的“五卅运动”反帝爱国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五卅运动迅速席卷全国，从工人发展到学生、商人、市民、农民等社会各阶层，并从上海发展到全国各地，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了运动，举行集会、游行示威和罢工、罢课、罢市。在世界各地，有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举行集会和发起募捐，声援五卅运动。

遭受重创

192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武装起义中所执行的重大政策，都由陈独秀直接制定或认可。由于事先缺乏准备，过分依赖国民党和上海资产阶级势力，起义失败了。

1927年4月，蒋介石和汪精卫、白崇禧等人举行一系列的秘密反共会议，一面以总司令部的名义发布文告，限制工会和工人纠察队的活动；另一面给工人纠察队送去亲自题写的“共同奋斗”的锦旗，来麻痹工人的警惕性。这时候，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既不同蒋介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也不作应付突然事变的充分准备，而是一味妥协退让。蒋介石利用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在无产阶级毫无戒备的情况下，突然发动反革命政变，开始大肆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从4月12日至15日短短三天时间里，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江浙区委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等领导人在此次政变中牺牲。随后，李大钊等20人英勇就义。

4月27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昌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被选举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但这次大会没能正确判断当时的局势，徒然丧失了时机，没有能够担负起在紧急关头挽救革命的任务。随后，形势更为严峻，各地工农和革命志士惨遭屠杀。可是，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委却拿不出挽救革命的方案。

开除出党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针对陈独秀的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批判，陈独秀没有得到参加会议的通知，会上撤销了他在党内的一切职务。随后，中共中央要陈独秀去苏联学习。一方面，陈独秀认为，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领导。另一方面，他对第三国际对中国大革命所制定的方针不满，因此拒绝了中共中央的要求。随后，陈独秀接连给中共中央写了几封信，表明了他不同意“八七会议”会议制定的武装暴动的总方针，与中共中央分歧很大。

1929年5月，陈独秀被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列夫·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所打动，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身边很快形成了具有同样观点的小团体，并在党内加紧进行反对中央的分裂活动。1929年8月5日，陈独秀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1.5万字的长信，抨击“八七会议”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路线，并要求在全党公开讨论。中共中央多次对陈独秀等人的派别活动提出了警告。8月28日，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代表约陈独秀谈话，指出他不应该发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见，此时的陈独秀已经听不进任何劝告。11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决定开除陈独秀党籍。

晚年孤独

被开除出党籍后，陈独秀与一批境遇相同的人组成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陈独秀任书记，1930年创办刊物《无产者》。当时，中国有四个托洛斯基派小团体。1931年，陈独秀出席中国各托派组织的“统一大会”，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书记。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事变后，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陈独秀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出了反蒋抗日的主张。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最后被以“危害民国罪”判处徒刑13年。后经上诉，改判为八年。在狱中，陈独秀潜心研究文字学。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陈独秀被提前释放出狱。出狱后，他坚持发表抗日演说，写下大量抗日文章。蒋介石请他出任国民党政府劳动部部长，被他拒绝。国民党政府出资请他另立党派，遭其痛斥。1938年，陈独秀到达四川江津区，几易其所后，搬入鹤山坪石墙院。他将大部分时间用于研究文字学，把在狱中写作的《识字初阶》一稿，修改成书《小学识字教本》。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因急性胃炎与脑充血齐发而病逝，享年64岁。

人物作品

文选著作

陈独秀的主要著作收入《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等。《独秀文存》全书60余万字，收录的是陈独秀1915年9月到1921年8月所写的部分论文、随感和公开发表的通信，这六年跨越了“五四运动”运动全过程和新文化运动的勃兴。1984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陈独秀文章选编》分上、中、下三册，共147万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内地最早正式出版的陈独秀个人遗文汇编。《小学识字教本》是陈独秀毕生的文字学研究成果。1932年，陈独秀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判刑。在狱中，陈独秀写了《识字初阶》《实庵字说》等一系列论著。晚年，他在《识字初阶》等书稿的基础上，进行补充和修订，并更名为《小学识字教本》。其目的在于解决汉字难认、难记、难写的“三难”问题，以推进其一贯主张的汉字拼音化。

陈独秀的文选著作主要收录在如下书籍中：

诗歌作品

创作风格

陈独秀的诗歌创作有两个高峰期。1903-1915年为第一个高峰期，这个时期他积极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倡反清排满的民主革命，也有一定的反帝倾向，表现了深沉的爱国主义感情，慷慨激昂，悲愤沉郁，带有鲜明的浪漫主义倾向，《题西乡南洲游猎图》可为代表。1932-1942年是陈独秀诗歌创作的第二个高峰期。这一时期的诗，以狱中写成的《金粉泪》为代表，这是一组大型七言绝句，主要内容是揭露、批判、讽刺国民党的官僚腐败与反动统治，文笔老辣，嬉笑怒骂皆成绝唱。政治议论尖刻犀利，指陈时弊毫不留情，发扬了诗歌的怨刺传统和干预现实的战斗精神。

诗作分类

时事政治诗：以抒发政治观点、政治主张、政治感慨以及针砭时弊的时事政治诗是陈独秀诗作的主干，其中七言绝句《金粉泪》、五言古诗《告少年》、四言诗《国民党四字经》为其时事政治诗的代表作。

悼亡诗：《哭王希颜》《哭何梅土》《存殁六绝句》《述哀》《挽大妹》《悼老友李光炯先生》等，都写得情真意切、凄婉悱侧，感人至深。

赠友诗：《夜雨狂歌答沈二》《自鹤山坪寄怀江津诸友》《对月忆金陵旧游》等与友人赠答的诗作皆是委婉深沉，情意绵长。

《感怀》诗：纵谈上下古今，议论风发，直抒胸臆。其中五言古诗《感怀·二十首》就是这类诗歌的代表作品。

（注：参考资料）

书法

陈独秀幼年偏重碑学的学书取法路径，后来钻研文字学，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他的书法，碑与帖结合，行、草、隶、篆兼备。今天可以得见的陈氏翰墨中，以书札、诗稿为多，大多为率性而作的狂放草书。

人物思想

政治思想

陈独秀的政治思想是很庞杂的，他接受过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的三种意识形态，而又都不彻底。在同一个时期，常常有许多互相矛盾的思想观点混合在一起。在各种思想碰撞的过程中，陈独秀经历了多次思想转变过程，由一位民主主义革命者、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转而成为托洛斯基派，后来虽然脱离了托派组织，但最终没有回到马克思主义轨道上来，由一个推动中国社会历史前进的革命领袖，转向后成为历史前进的落伍者。

民主主义（1897-1919）

陈独秀幼年时，在儒学思想的熏陶和封建家庭的严格教养下，走上了科举取仕的道路。在戊戌变法的影响下，他开始离经叛道，追求新学。看到清政府腐败无能的事实后，陈独秀的思想由忠君爱国发展到反清爱国。日本留学回国后，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上发表了大量文章，表明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有了飞跃性的发展，他把爱国、反侵略、反清政府联系在一起，突破了狭隘的种族界限，表现了反帝的爱国主义和反封建专制的民主主义，确立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

1915年，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标志了新文化运动的发端。他吸收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人权学说，提倡民主政治、反对封建专制，首先提出了科学和民主这两个口号。从这时到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陈独秀的思想主流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虽然他接触到了社会主义思潮，却并没有影响和改变其民主主义倾向。

转向共产主义（1919-1921）

五四运动前夕，陈独秀从俄、德国、匈牙利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受到启发，开始重视和研讨马克思主义，并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观点，初步具有了共产主义思想。1920年，陈独秀逐步接受了诸如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他指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他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观，认识到中国必须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无产阶级才是可以依靠的社会力量。

1921年，中共“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陈独秀提出建党思想：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指导，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列宁的建党原则，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学习榜样；组织上主张民主集中制；主张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不要依赖第三国际。

大革命时期（1922-1927）

从1921年中共“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到1927年中共“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历任中共中央局书记、委员长和中央总书记，是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认识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军阀的统治是中国内忧外患和人民痛苦的根源。提出无产阶级应该联络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打倒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共产主义社会。

大革命初期，陈独秀产生了右倾理论观点，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太幼稚，而资产阶级力量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应该等资本主义发达起来后，无产阶级再来进行第二次革命。陈独秀对蒋介石抱有幻想，企图以妥协退让来缓和冲突。他在统一战线中放弃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对资产阶级无原则退让；不重视农民土地革命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性，只是在资产阶级允许的限度内开展农民运动；放弃政权和军队。蒋介石正是利用了陈独秀的错误，在无产阶级毫无戒备的情况下，突然发动了反革命政变。

托洛茨基主义（1928-1937）

革命遭受挫折后，陈独秀被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列夫·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所打动，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托洛茨基的主要理论是““不断革命”论”，其核心是否定农民的革命作用。在此基础上，陈独秀认为，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夺取了政权，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阶段的完结。民主专政是反动的口号，中共“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规定的革命纲领是“破产的路线”。否定以农村为中心的武装起义。1932年，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狱中的陈独秀仍坚持托洛斯基派的基本立场，同时，他也表现了反蒋抗日和爱国主义精神。

抗战时期（1937-1942）

1937年，中日战争进入高潮，陈独秀获释出狱。他认为，抗日战争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抗日救国只能依靠中国人民自己。他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全民抗战，反对片面抗战；在抗日战略上支持持久战和消耗战的观点。

文化思想

陈独秀在“五四运动”时期主要从事思想启蒙和文化革新运动，他创办、主编的《新青年》是思想启蒙和文化革新运动的主阵地。陈独秀在思想启蒙和文化革新运动中形成的文学思想，带有鲜明的思想启蒙现代性和政治革命先锋性的特点。在他看来，用文学传播革命思想，唤起国民思想觉悟，则必须用西方的文化思想来破除东方的伦理观念，为此，陈独秀用西方的“人道主义”“进化论”“人权说”“社会主义”等作为思想启蒙的理论武器。他比较分析了东西文化的优劣性，以此来作为批判封建文化思想的突破口。陈独秀反对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提倡国民文学、写实文学与社会文学。陈独秀从事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是为他从事思想革命服务的，所从事的思想革命又是为他的政治革命作先期的舆论准备的。他的文学思想中蕴涵着鲜明的政治意识。他所从事的文学革命是为政治革命服务的，是与他的民族解放、民主立宪的政治革命思想相呼应的。而要开展文学革命，首先要以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为突破口。

教育思想

教育是陈独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陈独秀曾在1908年任浙江陆军小学教员，1912年任安徽高等学堂政务主任，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20年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陈独秀提出四条教育方针，即“现实主义”“惟民主义”“职业主义”“兽性主义”。所谓现实主义教育方针，就是要通过教育使学生了解人生的意义，面对现实，努力改造现实，树立积极进取的乐观人生观，反对消极虚幻的悲观人生观；所谓惟民主义教育方针，就是要通过教育使学生了解国家的意义，树立爱国家、爱民主共和的观念，反对“民奴”国家的思想；所谓职业主义教育方针，就是教育学生，使他们了解个人和社会经济的关系，与人分工合作，振兴民族产业，反对游手好闲；所谓兽性主义的教育方针，就是通过教育使学生了解自己未来责任的艰巨，培养学生有“兽性的特长”，即性格坚韧、意志顽强、体魄强健、率性纯真、独立自主，其目的是通过教育手段，使中国民族能够与世界各强国竞争。

人性和伦理道德

陈独秀强调，改造“国民性”是挽救中国危亡的根本。他认为，中国封建传统浓厚，闭关锁国，国家已经远远落后于现代社会，人民处于民智未开的状态，国家意识、人权意识十分薄弱。而国民性缺陷的原因是儒家、释、道家三家学说以及君主专制政体的影响，封建官僚专制的思想根源就是旧的伦理、纲常、名教。因此，必须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反对儒家的三纲五常，反对中国封建旧文化。强调要巩固民主共和与拯救中国，就必须摆脱封建伦理道德思想的影响，提高思想觉悟。他还提出，要建设现代国民之“六德”，即“勤、俭、廉、洁、诚、信”。同时，他还呼吁妇女解放，恢复女人独立自主的人格和权力；提倡婚姻自由，反对强制包办婚姻；婚姻应该自愿、自主、自由、自立。

人物影响

陈独秀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上著名领袖之一。他上承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等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下启“五四运动”时期的一代革命知识青年。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旗手，以《新青年》出版为标志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形成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启蒙运动和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有力地打击和动摇了长期以来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唤醒了一代青年。深受《新青年》影响的青年人，有不少后来成为中国革命事业的中坚骨干。新文化运动为适合中国社会需要的新思潮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五四”运动改变了以往只有觉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觉醒的人民大众的斗争状况，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在五四运动中，涌现出一批为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积极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分子。数十万学生英勇地走在运动的前头，成为运动的先锋；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显示了强大的力量。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越来越多的中国先进分子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很快成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陈独秀为促进两者结合并建立中国共产党作出了杰出贡献，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陈独秀作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主要传播者和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的巨大功绩，是不可磨灭、永载史册的。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革命运动的开展、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对推动1924年至1927年的国民大革命，特别是建立国共合作、领导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等，发挥了重要的领导和指导作用。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到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一直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中共二大纲领的制定，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国共合作方针的确定，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的提出等等，他都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陈独秀的前半生是同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一时期，中国革命事业的兴衰，党的产生和发展，党的前进和后退，成功和失败，都和陈独秀密切相连。1927年以后，陈独秀退出了中国革命的政治舞台，然而由于他的历史声望，在社会政治生活的某些方面，特别是在文化知识界仍有一定的影响。

人物评价

毛泽东这样评价陈独秀：“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他还认为，“陈独秀创造了党，有功劳。”

鲁迅认为陈独秀非常固执己见：“每当辩论的时候，他会声色俱厉地坚持他个人的主张，倘然有人坚决反对他，他竟会站起身来拂袖而去。”同时鲁迅又说：“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

当代革命家高语罕这样评价陈独秀：“（陈独秀）后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押解南京，先生在京沪车中，酣睡达旦，若平居无事者然，其临难之从容不迫而怡然处之，往往如此。”

台湾文学批评家尉素秋在《我对于陈独秀先生的印象》一文中说：“记得民国二十二年春天，陈独秀被捕受审的时候，轰动了全国的舆论。他在思想文化界人的心目中，投下的影子太深刻了。大家所谈的种种，有一件事特别耐人寻思。就是他被捕从上海押解来京时，在京沪车上酣睡一大觉，车到下关才把他叫醒。本来坐火车打瞌睡的事太寻常了，不值得一提，但是他这段旅程却不寻常，等于押赴刑场。滔天大祸，生死关头逼在眼前，能安心熟睡吗？常人在利害交战于胸中时，已辗转不能入睡。至于生死大关来临，总会恐惧，仓皇失措。能从容不迫，以至于恬然入睡，假若没有养浩然之气的功夫，以及‘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至高境界，绝对做不到。就凭这一点，陈独秀在我的想象中，已经勾画出一副东方哲人的轮廓了。”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在《纪念陈独秀诞辰一百四十周年》一文中这样评价陈独秀：“纵观陈独秀一生，经历十分复杂，既有早年的辉煌，也有晚年的凄凉。他是那个时代站在中华民族和世界进步潮流前列的人物，对推动中国历史前进作出过重要贡献。他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也因其一生有过许多变化而成为复杂的历史人物。他由一位叱咤风云的革命者、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转而接受托洛茨基主义，后来虽然脱离托洛斯基派，但最终没有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来。这是他的人生悲剧。在指出陈独秀的错误和悲剧的时候，要看到他的错误有其主观因素和个人责任，更重要的在于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他的悲剧，也有着时代条件的限制和影响。”

个人生活

第一段婚姻

1897年，陈独秀听从母亲查氏、叔父兼嗣父陈衍庶之命，与安庆府统领高登科的大女儿高大众结婚。高大众是一个目不识丁、三从四德的典型的旧式女子，与陈独秀的思想差距很大。她不支持陈独秀在外奔波而不顾家庭，陈独秀却已经心怀世界，不肯困于小小的家庭中，因此也不肯妥协。再加上二人聚少离多，因此感情并不融洽，经常吵架。高大众生了三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陈松年；一个女儿：陈玉莹。高大众终生不离家门一步，奉养老人，抚育子女。1930年，高大众去世。

第二段婚姻

高君曼是高大众同父异母的妹妹，读过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她与陈独秀的结合受到很大的压力。1910年，陈独秀与高君曼在杭州相爱并同居，陈独秀的嗣父陈衍庶和高君曼的父亲高登科都表示了坚决的反对，为此两人都被逐出家门。1920年，陈独秀离开北京大学移居上海后，为了支持陈独秀从事党的工作，高君曼承担了全部家务和养育子女的劳作。她还在陈独秀的帮助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革命工作。后来，高君曼得了肺结核，而陈独秀辞去北大教职，到上海发起成立共产党，不仅工作繁忙，没有精力顾及家庭，生活条件也很拮据，无力支付高君曼的治病费用。高君曼每次与陈独秀见面都会吵架，夫妻感情破裂，双方曾一度协议离婚，后在朋友的劝说下，未离。1924年，高君曼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到南京居住。1931年，高君曼病逝于南京。

第三段婚姻

陈独秀的第三任妻子是潘兰珍，她原是上海美美烟厂的女工。1931年与陈独秀同住在一幢楼房里，两人邂逅相遇，日久生情，结为夫妻。陈独秀教潘兰珍读书识字，进行启蒙。潘兰珍并不知道陈独秀的真实身份，直到被捕以后，才知道她的丈夫就是鼎鼎大名的陈独秀。1932年，陈独秀入狱，为了照顾丈夫在狱中的生活，潘兰珍寄居在南京。晚年的陈独秀多灾多难，贫病交迫，如果说他在生活上有什么事值得庆幸的话，就是有位年轻的妻子陪伴着他。陈独秀临终前，嘱咐潘兰珍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

人物关系

墓葬与纪念

纪念场所

独秀园

独秀园位于安徽省安庆市大观区十里铺乡林业村，面积1.37平方公里，包含陈独秀墓、纪念水塘、《新青年》碑刻、陈独秀铜像、汉白玉牌坊、大型浮雕《惊雷》和陈独秀生平事迹陈列馆。其核心区“独秀墓区”占地0.39平方公里。

进入墓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宽19.19米（寓意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高10.09米（寓意陈独秀的生日1879年10月9日）的汉白玉牌坊。沿着墓道进入人物雕像广场，陈独秀雕像高6米、底座3.5米。《新青年》杂志雕像宽5米、高约3米。正面镌刻当年《新青年》杂志封面曾登载的若干重要作者的名字，如李大钊、李汉俊、陈望道、胡适等；反面铭刻着陈独秀1915年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中6个段落的标题。陈独秀的墓冢区埋葬着陈独秀和原配夫人高大众，墓冢圆形圆顶，高4米，直径7米，汉白玉贴面，正面竖立一块高约两米的黑色石碑，上刻“陈独秀先生之墓”陈独秀生平事迹陈列馆建筑面积1030平方米，通过300多幅图片、100多件文物以及场景复原、高仿等现代陈展手段再现了陈独秀的生平事迹。

不过，这座陵园却不是陈独秀的第一座墓冢。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病逝于四川江津区，当年安葬在江津。1947年6月，陈独秀的儿子陈松年将陈独秀与高大众合葬在安徽省北郊林业大队，立碑“先考陈公干生字仲甫之墓”。1979年，陈独秀墓进行了抢救性的修缮，并重新以陈延年、陈乔年、陈松年、陈鹤年四个儿子的身份立了块碑，碑上写了“陈公仲甫字独秀、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1980年，陈独秀墓再次进行了修缮。1999年，陈独秀墓开始了第五次修缮，再一次重新立碑，碑文是“陈独秀先生之墓”。

1982年，安庆市人民政府确定陈独秀墓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安徽省政府批准陈独秀墓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对象；2004年，安庆市政府拨款并号召全市共产党员捐款筹建独秀园，2009年，陈独秀纪念馆修建完工并对外开放；2013年，陈独秀墓被批准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独秀园也成了安徽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江津陈独秀旧居

江津陈独秀旧居位于重庆市江津区几江街道鹤山坪，占地面积20951平方米，核心展厅面积3300平方米。这里是清光绪年间贡士杨鲁丞的家宅，俗称“杨家大院”，又因四周以条石砌成丈余高的围墙，当地老百姓形象地称之为“石墙院”，其四合院的建筑风格极具清代川东民居特色。1938年8月，陈独秀流寓江津。1939年5月，应杨家后人邀请来到石墙院整理杨鲁丞的遗著，直到1942年5月病逝于石墙院。这里是陈独秀最后的寓居地，也是全国保存最完好的陈独秀生前居住地。2012年12月27日，陈独秀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陈列展览以“独秀一生”为主题，通过42件珍贵文物、108张历史照片、184份文物史料、186件（组）陈列展品，再现了陈独秀的一生。2000年，陈独秀旧居被重庆市人民政府命名为第一批重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成功创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并先后获得全国社会科学普及基地、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普及基地等荣誉称号。

北京陈独秀旧居

北京陈独秀旧居，即《新青年》编辑部旧址，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东侧箭杆胡同20号。整个院落分东西两部分，中间有门相通，总面积460平方米，建筑面积264平方米，共有房屋18间半。1917年1月，陈独秀应蔡元培之邀，从上海来到北京，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租住箭杆胡同9号（今20号），《新青年》编辑部随迁此处。陈独秀住东院，房主住西院。东院3间北房是陈独秀的住所和办公室，3间南房是《新青年》编辑部，两间东房供车夫和厨师居住。至1920年初离开北京，陈独秀在这里工作生活了3年时间。2001年，北京陈独秀旧居被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