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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昶

王昶

王昶（1725-1806），字德甫，号述庵，又号兰泉，青浦朱家角人。乾嘉时期与钱大昕、王鸣盛齐名的代表性学术家之一。清代著名学者、金石学家。

清雍正二年，王昶生于青浦珠街阁一个家道中落的书香门第。他幼年受良好家庭教育，年十八，应学考试，以第一入学。乾隆十九年(1754年)进士，二十二年皇帝南巡召试第一，授内阁中书，协办侍读，入军机处，渐升至刑部郎中。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王昶随大学士、云贵总督阿桂入川，平定大小金川。乾隆四十一年，凯旋班师回京，升鸿胪寺卿，赏戴花翎，不久，又升为大理寺卿，都察院右副都御使。乾隆五十四年，王昶奉调入京，任刑部右侍郎。嘉庆十一年（1806年）病逝于朱家角，卒年83岁。

生平简介

王昶（1725～1806），字德甫、号述庵、又号兰泉，青浦区朱家角镇人，清代官吏。公元1754年（清乾隆十九年）进士，授内阁中书，协办待读，入军机处，后又刑部郎中。公元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王昶随大学士、云贵总督阿桂入川，平定大小金川。前后在军营九年，所有奏檄，均由王昶起草，加军功十三级，记录八次。凯旋之日，乾隆赐宴紫光阁，称其“久在军营，著有劳绩”，擢为鸿胪寺卿，赏带花，不久，又升为大理寺卿，都察院右副都御使。

王昶为人正直，执法不阿，深得乾隆信任，夸其为“人才难得”，不时委以重任。王昶一生得主要成就，不在仕途，而在学术。《辞海》称他为“清代学者”，是名副其实的。王昶于学无所不究，名满天下而不立门户。

主要成就

他在学术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金石考证方面，他倾半生心血，收罗商周铜器及历代碑刻拓本1500余种，编成《金石萃编》160卷，是一部极有价值的资料性、学术性著作，至今还在不断影印出版。在文学艺术方面，他工诗善文，早年与王鸣盛、吴泰来、钱大昕、赵文哲、曹仁虎、黄文莲并称为“吴中七子”，他的诗文结集《春融堂集》共60卷，姚鼐、俞樾曾先后为之作序。此外他还作了大量的文学选编工作，辑有《湖海诗传》、《湖海文传》、《明词综》、《国朝词综》等。

藏书之家

王昶是清代藏书家、学者。

公元179 3年（乾隆五十八年）提出辞呈，次年举家南归。尤好金石学、经学，精考证，富于藏书，家有藏书楼“熟南书库”，阮元记其收藏“金石文字数千通，书5万卷”。从军每到一地，访求金石、古籍。好金石考古之学，曾收罗商周铜器及宋、辽、金石刻拓本1500余种，以50年之力，编为《金石萃编》160卷。将草堂（原经训堂）题名为“春融堂”。编印有《熟南书库目录》6卷。藏书印有“经训堂王氏之印”、“一字述庵别号兰泉”、“述庵”、“大理寺卿”、“近文章砥砺廉隅”；有一长印曰：“二万卷，书可贵。一千通，金石备，购且藏，剧劳。愿后人，勤讲肆。敷文章，明义理。习典故，兼游艺。时整齐，勿废坠。如不才，敢卖借。是非人，犬豕类，屏出族，加鞭”。工诗善文，作品甚多，早年与王鸣盛、吴泰来、钱大昕、赵升之、曹仁虎、王文莲并称“吴中七子”。参与修《大清一统志》，主修过《西湖志》、《太仓州志》，编撰有《天下书院总志》。

人物评价

“陈寿评价王昶：‘徐邈清尚弘通，胡质素业贞粹，王昶开济识度，王基学行坚白，皆掌统方任，垂称著绩。可谓国之良臣，时之彦士矣。’《晋书》：‘自昶至承世有高名，论者以为祖不及孙，孙不及父。’刘咸炘：‘曹魏之治，专尚刑名。徐邈通介，不随于俗；王昶畏慎，求免于祸。合而论之，尚足见一时之得失。’”（清风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清风、大理日报评）

“王昶于乾嘉时期，仕途通达，功名显赫，著述丰硕，有通儒之誉，其能文亦被钱大昕誉为‘今之欧阳子’。”“王昶年寿长，足迹广，经历丰富，学问优赡，官位显赫，好为人师，故交游人物极多；王昶积极进取，自少至老广交天下贤才，或师或友，不断丰富自身学识；王昶勤于著述，勤于创作，勤于纪事，足迹所至，皆有记录，并特别关注山川地理、民俗民生，留心实学；九年滇蜀前线的从军经历，使他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眼界大开，诗文创作亦别开生面，终于将逆境转为幸运；军功使他后期官位越来越高，但他始终保持儒者本色，恪尽职守，为王事奔波；因办事干练得力，后期深得乾隆信任和倚重。”“王昶思想通侻，不设壁垒，广交儒林、诗坛、文坛，既尊汉儒，又敬宋儒，亦亲近佛学，几乎遇寺必拜，遇僧必参；王昶有强烈的育人和教化意识，广收天下门徒，耳提面命，如何读书治学作文，影响和造就了大批人材。”“其一生真是跌宕起伏，丰富多彩，功成名就，在乾嘉学者中独树一帜。”（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评）

“王昶为人正直，执法不阿，深得乾隆信任，夸其为‘人才难得’，不时委以重任。”（乐游上海评）

“王昶是清代著名学者、金石学家，为官为师为学都有建树，居庙堂决案刑狱公正严明，披战甲可征缅甸平大小金川，主庠序则桃李满天下，为学更是无所不究著作等身。”（青浦区博物馆评）

“王昶于学无所不究，名满天下而不立门户，性乐宏奖，士人多依以成名。”（绿色青浦评）

“从王昶的传记与著作看出王昶耿介直言的天性，以读书学道自厉，不求达官显贵，以此认知造福乡邑，推动书院教育。”“王昶论诗重学、才、气、声，以经史冲融演迤于腹中，以才运学，以气辅才，发之于声则音韵铿锵，振聋发聩，使顽者廉而懦者立。王昶还强调诗人道德品格与诗达到和谐统一，见其诗如见其人。论词虽与朱彝尊等浙西派词人一致，但在尊词体的策略上，则较前贤更进一步，主张‘诗乐同源’、词与乐合，更能抒发人之心志；词亦符合‘温柔敦厚’，无矜张叫嚣之态，还要能以比兴方法作词，含黍离哀郢之思，寄寓遥深。”（张家欣评）

王昶，“清代著名学者、金石学家，‘高文博学，负海内誉望者数十年’。”“他一生著诗文甚多，研究与创作都为当时所推崇，特别至今流传下来的金石之学，在中国古学研究中专业程度很高，非有长期积累、专精研究、深厚基础、又擅考索而不能成功。王昶正是兼具这方面的学力、才能与勤奋，尽其一生精力，取得了成功。”（李克刚评）

王昶“幼年受良好家庭教育，年少时就聪颖异常，博学善文，体貌修伟。”他“一生注重学术研究，为清代乾嘉学派的著名领袖。”“在金石学上，他学识广博，尤嗜金石之学。”“他穷尽精力收罗商周铜器及历代碑刻拓本1500余种，汇编成《金石萃编》160卷，是一部极具资料性、学术性著作。在文学上，他工诗善文，早年与王鸣盛、吴泰来、钱大昕、赵文哲、曹仁虎、黄文莲并称为‘吴中七子’。”（乐游上海市评）

王昶“是乾嘉时期著名的儒者、金石学家、朝廷重臣，又是领一代时风的诗坛祭酒。”“康有为的关门弟子易宗夔在《新世说》中写道，王昶‘邃于经，健于文，富于诗词，精于考证，达于政治韬略，穷研于性理，又北至兴、桓，西南出滇、蜀外，所过名山大川，皆足开拓胸心，增长识力’，可谓通儒也。”（徐恺评）

“王昶是清代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精通诗词、经学、金石学等，著有《金石萃编》一百六十卷，为清代重要的金石学著作，对清代碑派书法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古东燕评）

“王昶以学者而兼擅文学，合经史词章为一。文言文延续归有光一脉，主张博采兼综，遵循《史记》《汉书》、唐宋大家法度，意醇旨洁；诗歌受沈德潜格调说影响，以三唐为宗，兼采苏轼、陆游诸家，肯定以书卷学问辅诗。他对汉学家文章和足资考证的诗歌多加留心，尤其更多青睐学者之文。论词与浙西派朱彝尊风尚相同，要求‘守律严、取材雅’。”（邬国平评）

“作为经学家，王昶以重考据的态度编选了《明词综》等词选；作为词学家，王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醇雅’词论。将两种身份结合起来，通过对其清代诗经学的解读，可以看出经学家王昶推崇的词风是平和醇雅的一派。”（陈海银评）

“王昶是清代乾嘉时期的文字家、方志学家和金石学家。他一生重视教育，培养人才；为官清正，著述宏富。《金石萃编》是其代表怍，共一百六十卷，起自夏殷，止于金，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有着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顾吉辰评）

“王昶，清乾嘉时期著名的学者、诗人，‘清代格调派副将’。”他“从军滇缅这一时期的创作，不仅内容别开生面，为诗人的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而且对当时文坛及文化的交流与发展都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赵燕梅评）

“乾隆中后期，王昶将‘格调派’诗歌理论融入‘浙派’词学理论当中，强调词的‘醇雅’风格，淡化朱彝尊、厉鹗词学中的‘骚雅’精神；强调人品对词品的影响，淡化遭际境遇对词人创作的影响。他的理论，体现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和审美情趣，偏离了厉鹗词学抒写寒士悲情的基本特色，将‘浙派’词学带到更加注重形式的道路上，是‘浙西词派’走向衰落的重要标志。”（李庆霞评）

“作为淸代中期浙西词派的代表人物，王昶既以创作引领词坛风气，沟通各个词人群体，更汇辑选编了《琴画楼词钞》《明词综》《国朝词综》等一系列词选，在鼓动‘浙派’词风，存人存词方面，意义颇大，有功于清代词学建设。”（余佳琳评）

“王昶是乾嘉时期的重要的学者型文人，他既是格调派的代表人物，也是浙西词派的中坚力量，诗承沈德潜，词承朱彝尊，在诗词两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董睿评）

“王昶不仅是清代格调派后期代表‘吴中七子’中的翘楚，而且是清代格调派的副将。其副将地位由以下几种因素决定：首先，诗歌成就凌烁诸子；其次，继承并发展沈德潜的格调说，使之更加合理；再次，编选《湖海诗传》，嗤点时贤，总结清代格调派师徒传承及诗学观点，俨然诗派宗主；最后，王昶达官高寿，生徒遍天下。”（王玉媛评）

“他的文学思想多与学术思想相通。最突出者，莫过于将‘以经史为本’的治学精神与‘专于一家’的治学方法推广到诗歌、文言文领域，在清代中期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但是，王昶又没有受考据学所限，反而展现出一种更为通融的姿态，成为桐城派代表姚鼐‘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合一主张的理想典型。”（武云清评）

“王昶身居要职，喜交游唱和，‘海内知交，以词投赠者甚多’，因此，保存了大量不见于他处的词人词作，具有较高的文献与词学价值。”（孙瑾沙先一评）

“乾隆《青浦县志》的总修即为清代著名学者、乾嘉学派领袖王昶。在青浦县志编修过程中，王昶既从‘作史者必考之志’的理论高度思考志书修纂，促进方志理论创新；又在实践中注重从编修组织分工细化到编纂体例结构创新，对当下修志仍有启示。”（许旸评）

“乾嘉年间，王昶的家祠有田八百余亩，并设有家塾。其友王鸣盛记云：王氏家塾有书二万卷，金石文字一千卷，‘立国以养人才为本，教家何独不然。今合族子弟而教之，他日有发名成业起为卿大夫者，俾族得所庇茠，则无义庄而有义庄也。即未能为卿大夫，而服习乎诗书仁义之训，必皆知自爱，族人亦得相与维系而不散，其利不已溥乎？’”（罗检秋评）

“王昶是清代乾隆时期活跃于政界、文坛的一位著名学者，官至刑部侍郎，但却对禅学一直保持着极浓的兴趣。归根结底，这是由其人生价值观所决定的。基于生存需要和人格修养，他形成了‘吏隐’心态，居官但保持隐者之志，以吏为隐，而参悟禅理成为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突出体现了乾隆时期江南士人的‘作客观念’。”（武云清评）

家族成员

参考资料：

清史文载

王昶，字德甫，江苏青浦人。乾隆十九年进士。南巡，召试，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三迁刑部郎中。三十二年，察治两淮运盐提引，前盐运使卢见曾坐得罪，昶尝客授见曾所，至是坐漏言夺职。云贵总督阿桂帅师讨缅甸，疏请发军前自效。上命大学士富察·傅恒出视师，嗣以理藩院尚书温福代阿桂，皆以昶佐幕府。温福移师讨金川，昶实从，疏请叙昶劳，授吏部主事。既，复从章佳·阿桂定两金川，再迁郎中。刑部侍郎袁守侗按事四川省，上命察军中事，还奏言昶治军书有劳。

四十一年，师凯还，擢昶鸿胪寺卿，仍充军机章京。三迁左副都御史，外授江西省按察使。数月，以忧归。起直隶按察使，未上，移陕西省按察使。在陕西凡十年，值回田五为乱，军兴，昶缮守具，佐治军需，疏请清厘保甲，禁民间蓄军器。迁云南省布政使。河南伊阳民知县，窜匿陕西境未获，昶如商州区督捕，上命俟得贼诣京师觐见。昶既得贼，入上，自陈疲惫，乞改京职，上温旨慰遣，乃上官姓。以云南铜政事重，撰铜政全书，求调剂补救之法。旋调江西布政使。五十四年，内迁刑部侍郎。屡命如江南、湖北狱。五十八年，以老乞罢，上许之，方岁暮，谕俟来岁春融归里。昶归，遂以“春融”名其堂。

爱新觉罗·颙琰元年，诣京师贺内禅，与千叟宴。四年，复诣京师谒李治梓宫。十一年，卒。

昶工诗文言文辞，通经。读朱子书，兼及薛瑄、王守仁诸家之学。搜采金石，平选诗文词，著述传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