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
《清史稿》成书于20世纪20年代，是清末民初由赵尔巽领导清史馆主编的史书，全书本纪25卷，志142卷，表53卷，列传316卷，共536卷，800万余字，记载了自1583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兴起至1911年清代覆亡共329年的历史。本书史料征引丰富，对旧国史馆资料与清宫的档案文书、图籍都进行了广泛而详细的征用取材，具有相当意义上的清史研究价值。
然而，此书编人员多为与旧清廷关系密切的文人，又因民国初年的政治动乱仓促而就。因而本欲写成第二十五史，却只能以《清史稿》而终，冀望“所有未臻完善之处，皆待将来”。书中存在偏向清朝统治者、反对辛亥革命的立场错误，也存在史实错误、繁简失当、体例不一等诸多弊病，使其长久以来饱受文人学士的诟病。
书名
民国伊始，北洋政府欲为前朝修史，以续《二十四史》，故袁世凯下令建成清史馆，聘请赵尔巽为馆长，组织人员修纂《清史》。馆内史官仿照明史体例，于1920年写成初稿，然而直到1926年仍未完成终审定稿。赵尔自思年老力衰，又惮于政局动荡，遂力排非议，亟力推动全稿付印，将初版于次年刊行。其自知并非定稿，只好仿照王鸿绪《明史稿》之取名，改《清史》为《清史稿》，并在发刊词中辩称，所有未臻完善之处，皆待将来。
成书
成书背景
时代背景
中国古代王朝自唐朝开始，就兴起了官修前朝正史的制度与传统。本朝人修前朝史，以确立本朝政权的合法性，同时也为过去王朝的君臣人事盖棺定论，由此产生深远的政治影响，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清初，乃成《二十四史》。
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成果后，意欲以文事饰治，为北洋政府统治的“合道性”确立基础，故而并未终结这一项传统制度，而试图将其加以利用。1914年3月9日，他下令开设清史馆，希望其“踵二十四史沿袭之旧例，成二百余年传信之专书，用以昭示来兹，导扬盛美”。袁世凯派遣秘书文聘用前清大官僚赵尔巽为史馆总裁（后改称馆长），监修清史。
修撰清史的行为，是“趋新”还是“守旧”，在时人心中是情绪复杂的。对于袁世凯政府组成人员而言，前清旧臣居多，其中亦不乏故国遗老，他们不满革命者对清廷之失的揭露，故而心向《清史》的修撰，冀望民国政府在承认清代覆亡的基础上，又能表彰其功业。由此，袁世凯有意通过修史来笼络人心，维系世道纲纪。
编者背景
《清史稿》的主要编者为赵尔巽、柯劭忞、金梁等人。赵尔巽是汉军正蓝旗籍，同治进士，袁世凯复辟时，为“嵩山四友”之一，担任清史馆总裁。柯忞是山东胶县人，光绪进士，担任清史馆总纂，接替赵尔巽为代理馆长，为《清史稿》出力甚多。金梁是正白旗人，光绪进士，担任清史馆“校刊总阅”，1928年任沈阳故宫博物院委员长,主管沈阳故宫内的东三省博物馆的一切事宜。
除开名誉总纂、纂修顾问等，清史馆实际受聘者131人，实际到馆工作者前后约90余人，撰稿者68人，收掌、提调等30余人。馆内编辑人员呈现出三个主要特点。一是遗臣居多，他们多任职于旧清廷，因而熟悉清朝典制，修史更快，且可靠性更高，实为当事者修当朝史，但他们也因而立场偏向清廷，半推半就地反对革命，意欲“修故国之史，即以思故国”。二是文人为主，国学底蕴深厚，为成书提供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但也因而保留了君死臣辱等传统儒学糟粕梏，迂腐的观念导致诸多史事错误。三是关系密切，由文人与宦官协作而成，编纂队伍父子相随、兄弟相从、师生相望、同学相应，故而能在军阀战争与经费枯竭的背景中坚持十四年之久。
成书过程
民国三年（1914），北京政府国务院呈文申请特设清史馆，本年3月9日，袁世凯允诺设清史馆，勉励史官“用以昭示来兹，导扬盛美”，聘请赵尔巽为馆长，并由馆长重金聘用人员百余名。为资料获取便利，将馆址设置在东华门内前清国史馆旧址，并于9月1日正式开馆修史。《清史稿》作者或自行搜集材料，撰写成文，或摘抄、综述前人成著敷衍成文，其材料大多取材自《清实录》《大清会典》《清代方略全书》《国史列传》及各种档案文献与私人著述，于1920年写成初本，1928年印刷初版。
《清史稿》开写之初，即着手筹备体例，讨论与确立史目。开馆之初，社会反响热烈，一时间“体例未定，建议蜂起”，馆内外人士纷纷上条陈述各种体例建议。于馆内，有于式枚、缪荃孙、秦树声、吴士鉴、杨钟羲（馆外）、陶葆廉六人联名的《拟开馆办法九条》；吴廷燮《清史商例》等。于馆外，有张宗祥《陈纂修清史管见数则》；梁启超《清史商例第一、二书》等。
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史馆“集会数次”，开始讨论史体的定位、史目的拟定、史例的讨论等问题。就史体而论，史官一致以《清史稿》为“正史”，列为《二十四史》之后。就史目而论，史官对志、传、表曾意见不一，终以《拟开馆办法九条》例目为框架，大体依照《明史》体例，然后先定草目，再定撰写目。草目拟定后，登诸报刊，受社会人士评议，又做了一定的修改补充。最终确立了《清史稿》纪12篇，志16篇，表10篇，传15篇的史目。就史例而论，意见庞杂，经多次讨论，以《九条》为主，其他建议兼而有之。结果“当时议定凡例，而有遵有不遵”，实际编纂中，体例未能较好统一。
《清史稿》的编纂经过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内容
《清史稿》全书计本纪25卷，志142卷，表53卷，列传316卷，共536卷（今通行本删去《时宪志》中的《八线对数表》7卷而为529卷）。《清史稿》对后金建立前后的历史亦加记载，上起努尔哈赤起兵，下至宣统三年末清帝退位。体例上主要模仿《明史》而略有创新以适应时代的变化，如《交通志》中记载铁路、轮船、电报、邮政，《邦交志》中记载清代与当时世界各国的外交，《军机大臣年表》记载以威命所寄、总揽军国大计的军机大臣，创《疆臣年表》记载地方大员总督、巡抚，《畴人传》记载清代算学、历法、天文等科技方面的人才，剩下的篇目则大多沿袭《明史》或稍加增删。
全书卷数及文字都超过了二十四史中的任何一部，高达800万余字。清史馆成立后，对旧国史馆资料与清宫内的档案文书、图籍都进行了广泛而详细的征用取材。由于成书作者众多、各人的治史态度与史法又不相统一、选用材料也有多有寡，故而成书质量高低不齐。
其中治史严肃者如张尔田，他广泛搜集整理资料，写作出不少旁征博采的作品，如《乐志》8卷，《刑法志》2卷，《地理志》江苏省1卷，《图海、李之芳列传》1卷。又有《后妃传》草稿，虽然最后未被采用，但他自行编辑成单行本《清列朝后妃传稿》2卷，该卷的参考书籍就达到90余种之多。
版本
20世纪60年代前
关内本、关外（一次）本
1928年5月，《清史稿》1100部全部完成印刷。金梁利用校刻的职权，自称总阅，私自改动原稿，修改了《艺文志序》，增加康有为传、张勋合传及张彪附传等，并将400余部运往东北地区关外，称为关外本。
1928年6月，北京被北伐军夺得，并改为北平市。故宫博物院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命令，就近接管清史馆，邀请清史馆的协修朱师辙对馆藏进行清点，发现金梁偷运与篡改事实，于是紧急通报柯劭忞，决定抽取金梁所改动部分中重要者，将其抽换重印，是为关内本。
关内与关外本的主要区别，即在于关内本无总阅之名，关外本则多出总阅及众多名誉职，及金梁的《清史稿校刻记》之有无，《艺文志》，传记篇目等。
关外二次本
日本夺取东北地区后，金梁根据人们对《清史稿》的批评，以及所发现的明显错误，对初本进行了一定的修改，然后在关外重印，称为关外二次本。其特点主要为开本大小与关内本相同，都是每行30字。他修改了一些重名错误，但对于史恩培错成史思培之类的错误则仍然不改。以及删除了“八线表”等偏数理理论而非文史的内容，又对张彪传等进行了删去，总体上关外二次本比关内本少了七卷。
广岛本或村上正雄本
据1931年以后曾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的刘禺生叙述，日本人得金梁第二次增修足本后，排印大字，纸墨精美，装订十函，并加校勘，是为广岛市本。广岛本及东北地区增修足本，卷首均有金梁序,而其他版本没有。该版本尾页印有“非卖品”字样，及“发行者：联合书店；印刷者：精华印刷公司；发行者：各大书局；印行时间：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一月印刷，三月发行”，但无具体出版发行地名，推测是由修绠堂等书店虚构的出版单位。
村上正雄本是一种影印的“关外本”，开本大小比初印本小五分之二。至于广岛本是否与村上正雄本为同一本，底本又为何均不明，目前倾向于认为两种版本都是影印的“关外本”。
20世纪60年代后
台湾“国防研究院”《清史》本
由于《清史稿》问题众多，自面世之后纠谬文章登于报刊的不下二三百篇。时台湾当局想在大陆完成《清史稿》整理前抢先完成一部“正规”的《清史》，遂以“清史编纂委员会”为名，于1961年抢先出版《清史》，共8册，大开本，550卷。然而该版《清史》“出版之日即为报废之时”，因为《清史稿》中的诸多纰漏不能去除，其编委会又不具备编纂清史的客观条件。因此他们事后也承认，虽然他们对《清史稿》的体裁、立论、书法等有所匡扶纠正，但是对于其底本等众多重要史料，大多都没有见到，故而“仓促成书，脱漏讹，在所难免。”
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
由于有关清代的史料分藏于大陆和台湾，一时难成全璧，又鉴于台湾抢修清史的失败教训，所以大陆方面虽早有重修清史的倡议，却难实行。70年代开始，中华书局开始组织《清史稿》的点校工作，以关外二次本为底本,将《清史稿》进行了分段、标点工作,结合关内本、关外一次和二次本三种本子,凡篇目、内容不同之处都有附注,录出异文,以资参考。这套《清史稿》于1976年开始陆续出版，分装48册，总计529卷。
《清史稿校注》本
鉴于60年代的失败，台湾当局清醒地认识到匆忙修《清史》不可取，遂决定先重点扫除《清史稿》的纰缪。1986-1991年，“国史馆”出版了《清史稿》校注本，其编纂原则是“不动原文，以稿校稿，以卷校卷”,“凡歧误纰谬,或同音异译,皆逐条考订，并注明出处。”较为详尽具体地把《清史稿》存在的问题清理了出来。校勘全书、注释疏漏，全书达到1200万字16册,共1200万字。全书具有摸清底细、考订求实、征引丰富的突出成就；但又有校订不细、校订标准不一、征引文献不全等不足与缺陷。
特色
内容丰富
《清史稿》本纪25卷，志142卷，表53卷，列传316卷，共536卷，全书根据国史馆稿本而成，是由清代许多代的学者集体编撰、长期积累的学术成果。而清史馆内编者大多是功名出身，且在清廷供职，因而记录的各种传记、志、表，有不少都是当代人修当代史，故而对个中细节不仅熟悉，而且对细节把握更为丰富，真切有感。有些内容则是较以往史书更胜，如《地理志》所载疆域，很多是前史不载而经实地测量者；《灾异志》记载水旱蝗疫，不太多去记载祥瑞迷信的内容；《畴人传》为科学研究者著书立传，创下科学史未有之新举。基于此，孟森先生说:“《清史稿》为大宗之史料，故为治清代掌故者所甚重。”
整理史事
《清史稿》对史事内容做了一定的梳理，理清了一些事情的前因后果，对制度的源流和演变进行一定的探索，并对一些人物的生平梗概进行了整理叙述。比如卷295《隆科多传》，虽是根据《清史列传·隆科多传》节写的，但也增加少许内容，如在指出隆科多为佟国维之子后，补充了“孝懿仁皇后弟也”；《清史列传》未提佟佳·隆科多与雍正帝继位的关系，《清史稿》添了“圣祖大渐，召受顾命”的话。其所加文字虽少，然对了解隆科多的历史很是重要。若不说明他是皇后弟弟，不提他受顾命，就难以说清他在雍正前两年飞黄腾达的历史。
思想
《清史稿》全书思想表现出反辛亥革命的政治与历史观。清史馆编辑队伍多为清代遗老或心向旧国者，从成书结果看，全书反对辛亥革命，有意回避清朝的覆亡，站在清朝统治者的立场来叙事清史。兴中会、同盟会、《民报》、孙中山与革命党人的数次武装起义，都是当时政治上的重要事件，而《清史稿》却有意忽视。对于武昌起义的记载，语义尤为贬抑：“革命党谋乱于武昌，事觉，捕三十二人，诛刘汝等三人。”这是站在清朝统治者的角度出发反对革命党。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清史稿》有意不写他的名字，只记：“甲戌，各省代表十七人开选举临时大总统选举会于上海市，举临时大总统，立政府于南京，定号日中华民国”。书中唯一一次提及孙中山，是与康有为、梁启超等戊戌党人共同被赦免，并指明三人大逆不赦。
而另一方面，是对清朝统治者的歌功颂德，如《同治纪》论云：“国运中兴，十年之间，盗贼铲平，中外乂安”，以庆幸清消灭太平天国的态度。对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反而认为是“所谓有君而无臣，能将顺而不能匡救”，把失败的责任推给了包括林则徐等禁烟抗战派在内的诸臣身上，而颂爱新觉罗·旻宁为贤君。
评价
除开《清史稿》效仿《二十四史》详实的记叙外，其书存在诸多重大弊病，不仅赵尔巽、金梁自知，往今史学家也大多对其持否定态度：
在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看来，虽然是为了保存《清史稿》不被南运，但其列举19项罪名当还是出自客观叙述。他指出《清史稿》体例文字错谬百出，指不胜屈，认为“此书若任其发行，实为民国之奇耻大辱”。他列举罪名包括“反革命”“藐视先烈”“不奉民国正朔”“例书伪谥”“称扬诸遗老鼓励复辟”“反对汉族”“为清代讳”“体例不合”“体例不一致”“人名先后不一致”“一人两传”“目录与书不合”“纪表志传互相不合”“有日无月”“人名错误”“事迹之年月不详载”“泥古不化”“浅陋”“忽略”等。
赵尔巽自己评价本书道：“（清史稿）乃大辂椎轮之先导，并非视为成书也。”而金梁也说：“史稿本非定本，望海内通人不吝指教。当别撰校勘记，为将来修正之资，幸甚幸甚。”
但是对于纷繁复杂的清史研究现状，《清史稿》也具有相当的史学意义：
历史学家孟森认为，《清史稿》仍作为史料之大宗，需要治清史的学者来重视。虽然此书是为将来《清史》出版后的旧稿，但在百年之内仍具有相当的保存意义。
历史学家金毓黻认为，《清史稿》经历十余年风雨与数十名学者的心血，依据国史，又备全历朝所修的实录、圣训及宣统政纪，并将蒋、王、潘、朱四氏之《东华录》，采搪丰富，史实备，囊括广大，足以成一代大典，可以堪称为《二十四史》的后续之作。
而利用《清史稿》材料，也有一定的史学研究空间，如：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语言文化系学者董铁柱将地方志与《清史稿》进行比较，发现在地方志和《清史稿》中，几乎每一处不同和忽略都可以找到社会、政治或文化的根源，也可以追溯到地方和中央对于法律、考试和经济制度的不同态度，由此可以去寻找清史研究的新问题。
历史学家王记录利用《清史稿》编纂过程考察清史馆史官的生存状况，关注到清代史官由知识精英构成，他们虽然抱着经世致用的政治情怀，却不得不处处遵循着官方意志，因而饱受专制政治精神摧残，人格分裂。晚清史官在政治上趋于保守迟钝，已经无法对激烈变革的社会做出相应的反应。
影响
《清史稿》出版后，各方的批评如潮而至。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进驻北京，南京国民政府接收故宫博物院，令其就近接管清史馆。10月，清史稿旧臣刘赞廷本欲由此推动《清史稿》的发售，却引起了南京国民政府对《清史稿》反对革命的总体观点产生质疑，因而以此为契机，要求将《清史稿》和清史馆所有馆藏都运到南京进行审查。故宫不愿将馆藏南运，因而与国民政府产生馆藏之争。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为了保全馆藏，提出由故宫编纂“清代通鉴长编”需要用到《清史稿》，又列举《清史稿》十九条谬误，从而请求政府将其查禁。1930年，国民政府最终训令行政院，要求“所有从前已发行者，应一律严禁出售。”《清史稿》自此遭受查禁。
其后，傅振伦在其《〈清史稿〉评论》中赞扬查禁《清史稿》，而孟森、金毓黻等则提请为《清史稿》的历史意义辩护，强调其丰富内容所具有的史料价值。由于关外流通着金梁运出的400部，所以民间私行印刻《清史稿》并不能禁，关外本的影印本也出现在了日本市场上。于是众多学者又请求驰禁，或再事重修，并有吴宗慈撰《检校述略》一册，组织《清史稿》的检校工作。由于抗日战争日益高潮，重修清史之事被搁置。
60年代后，海峡两岸皆积极筹划清史的重修工作。诸多学者意识到，重修清史非具备充分客观条件而不可为。于是两岸学界将研究重心重回《清史稿》，对其内部纰漏弊病进行全方位的筛查，相继有北京中华书局版《清史稿》与国史馆《清史稿校注》。
由此，《清史稿》的藩篱逐渐被突破。近年来兴起“新清史”研究，从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边疆与中外关系、历史地理方面不断深入，也为学界认识清代历史全貌有了更全面的认识。由此来重新修纂大型详尽完备的《清史》，正积攒着越来越充分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