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实录
清代实录共有13部，后人合称为《清实录》，又名《大清历朝实录》《清历朝实录》，计4363卷，是记录清代历朝皇帝执政活动的官修编年体史料汇编。清代官方《清实录》藏本，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以及辽宁省档案馆中，当前流行版本为中华书局影印出版的60册16开精装本。
《清实录》的编修贯穿清代始终，每代皇帝的实录编工作自下一任皇帝即位后启动。实录以各朝皇帝庙号、谥号命名。《清实录》编修材料来源广泛，包括谕旨、奏疏、起居注等。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宗教、教育、军事、旗务、民族、外交等诸多方面。清代皇帝重视实录的学习，规定日讲官每日为皇帝进讲祖宗实录一卷。
清实录一般抄录五部，藏于皇史、乾清宫、内阁实录库和盛京崇谟阁中。《清实录》是研究清史、编写方志的重要材料，也是中国现存历代实录中最完整的一部。尽管在实录编修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存在着一些修饰、篡改部分史实的情况，但总体来说，这种改动是有限的。近现代以来，《清实录》的史料价值一直为世界史学研究学者所重视。
书名
实录是中国古代传统的编年体官修史书，该名称最早出现于《汉书·司马迁传》中，班固称赞司马迁写史“不虚美，不隐恶”，可以称之为实录。
根据《隋书·经籍志》的记载，最早的实录出自于南北朝时期的《梁皇帝实录》。从唐朝开始，每当皇帝去世之后，新继位的皇帝便会派人着手编写实录，自此形成了后朝皇帝为前朝皇帝编纂实录的定制。
成书
成书背景
撰修实录有着强烈的政治目的，既出于为先帝树碑立传的需要，又为垂范后世，教导子孙。同时，初录还是统治阶级政治斗争的工具，是巩固统治的一种手段。实录所记关系到前朝人事，也关系着当朝人事与天子，一字褒贬都千古流传，因此，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历史上常有重修实录的事情发生。
清政府在入主中原以前已经设有修史机构，用来记注史实。入关之后，清政府建立了一整套修史机构，这些都为《清实录》的编纂工作提供了相当丰富的材料。与前代相比，清代的君主专制统治进一步加强，这也导致了皇帝对实录编纂控制的强化。从实录编纂的角度来讲，皇权的集中实际上给实录的编纂提供了材料征调、专业机构和人员等的方便。而清朝所实行的满汉一家的民族政策也对实录的编纂产生了直接影响。实录的编纂人员由满汉蒙三族人员组成，誊录人员也是由三族人员组成，出于翻译的需要，实录馆中设有翻译官一职，这是前代在编纂实录中所没有的。与此同时，清代对经济发展的重视也为实录的编纂提供了有力的物质支撑。无论是机构设置、人员选拔与报酬、史料搜集与征调，费用均出自于国库，这对于实录的编纂特别是康雍乾时期对前三朝实录的修订均提供了物质保障。此外，有清一代对儒学的推崇，考据学的兴盛，都渗透在实录的编纂过程中，成就了《清实录》的指导思想与行文风格。
成书过程
实录馆是一个非常设修史机构，在为前一任皇帝编纂实录的工作完成以后会解散，直至下一任皇帝即位时再开馆。实录编纂时，一般由亲信大臣、大学士担任监修总裁，主持修史工作，在其下还会有一批高级官员、大学士担任总裁、副总裁，一批侍读学士担任纂修官。总体来说，修史官职位很高、分工非常精细，参与编纂的人数也非常之多。据学者王立萍统治，参与《清实录》编修人员共计5568人次，大大超过以往任何一部实录的编纂人数。
《清实录》有着严格的编纂过程，修史官首先依据史料进行编纂。初步完成之后，副总裁、总裁、监修总裁会对编纂内容进行审阅。每完成一部分，交由皇帝审阅。每一朝《清实录》修定完成之后，分别付以誊录官抄写成满、汉、蒙三种文字。
清代时期，《清实录》修成后一直藏于秘阁，只有入史馆供职之人有见到的机会。新中国成立后，《清实录》一部分被收存于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一部分被收存于辽宁省档案馆。20世纪以来，《清实录》开始被影印并面向大众刊行。《清实录》最早的影印本出自于伪满洲国“满日文化协会”，1936年正式出版，共印了300部，但是这一次所出版的《清实录》被伪满政府大量挖改，这一版本后又经台湾华联出版社及台北华文书局Inc.多次再版影印。1986年，考虑到之前影印的《清实录》底本存在挖改现象，中华书局在整理影印《清实录》的过程中，重新选择了底本，最大程度地保存了《清实录》的原貌，从而出版了迄今最为优良的精装60册《清实录》印本。
内容
结构概述
《清实录》是清代所修本朝皇帝的编年体系列史书。清朝在位的12个皇帝有11个修有实录，末代皇帝溥仪一朝的实录更名为《宣统政纪》，但体例等均与前朝一致，加上最早修纂的《满洲实录》，清朝实录共13部，又名为《大清历代实录》，共计4363卷。
具体内容
《清实录》的编修材料来源广泛，主要依据谕旨、奏疏、起居注等，按时间顺序记述皇帝的日常活动与施政大事。实录以帝王活动为中心，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宗教、教育、财政、赋役、自然灾害、天文地理、军事、旗务、民族、外交、皇族的婚丧嫁娶等都有详细记载，可以说是清史料的汇编，以下简述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内容。
清朝政治
《清实录》中关于清朝政治的记录可大致分为八个方面。一是关于清帝的各种活动。如亲政典礼，祭祀活动，册立皇后、皇妃、皇太子，陵巡幸等；二是有关皇室的各项重要事件和活动。如太皇太后、皇太后圣寿节、万寿的庆贺礼仪，皇子生，公主下嫁、郡主郡君等出嫁，宗室封爵等；三是有关朝廷举行的重要典礼和仪式。如对元旦、冬至等大庆贺礼仪，大丧礼仪，祭祀礼仪等；四是有关政府官吏的升黜除授、入觐陛辞。如对异姓王、公、侯、伯等的封授袭替及升降黜革，宗人府总领府事、宗正、宗人等官除授，镇守将军、都统、副都统等的朝觐等；五是有关行政建置和考制度。如对府州县的设立、合并和裁革，文武选法、品级考及考课则例有大更定，官员有关国体政事的建言等；六是有关官员的优恤和恩施。如对在京文武官三品以上，在外将军都统、副都统等的特恩优恤，王以下文武大臣蒙特恩赐予及赐宴等；七是有关朝廷法律与司法。如对文武大臣犯罪、拘禁迁及正法，特遣官员缉口外窃贼等；八是有关民族与外交。如差遣大臣往四十九旗蒙古会盟，边远地方土司投诚，外藩来朝及遣使进贡等，均作详细记载。
清朝军事
《清实录》中关于清朝军事相关活动均以记载。如开拓疆土，设立、改设边镇卫所；征兵、调兵、筹措军饷等方略；对出征将军等以军功加衔升赏、以失误降革问罪；平定台湾等处，安插投诚兵丁；平定朔漠，安插厄鲁特降人；以及驿传、烽燧添设、裁减、归并等事，都有详细记载。
清朝经济
《清实录》中关于清朝经济活动的记载也涉及诸多方面。如每岁人丁户口、田地、赋税数目；文武官员的俸禄、军士月粮；赈济外藩；修坛、庙、奉先殿，营建陵寝，修葺文庙，重建太和殿、修葺乾清宫等工程；以及各河道、运河的疏浚、堤坝修筑，边塞城建等，均予以详细记载。
清朝文化
《清实录》中关于清朝文化的记载也十分详细。如礼仪、乐律、历法、勘舆活动；各省的乡试、会试、殿试制题，特恩开科，增加取进府州县卫学文武生员，御试博学宏词，选庶吉士等；纂修《实录》《圣训》《玉牒》《国史》《起居注》，钦定书籍；表彰孝子贤孙、忠节烈妇；观测天文现象等活动，都可在《清实录》中找到。
特色
编纂特色
《清实录》是历代以来篇幅最大的实录体史书，是《明实录》的一倍有余。除修纂汉文本以外，《清实录》同时还有满文本和蒙古文本。虽是一部由清代历朝实录集合而成的著作，但《清实录》在记事方式上具有一致性，属于编年体断代史。在实际的材料组织和编纂体例中，《清实录》并未完全遵循旧例，而是有所变通。如前几朝实录卷数相对较少，记录事件时间跨度大，内容相对简单。随着纂修制度的完善和文书资料的充实，后面数朝的实录卷数不断增加，内容越来越丰盈；再如《清实录》吸收、借鉴了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及典章制度体等史书体例的叙事优点加以融合。此外，《清实录》在修纂主题上也突出了满族特色，坚持了民族精神。
《清实录》由清代数朝的实录集合而成，虽然每部实录的成书时间及纂修人员不同，但是在编纂结构上基本一致，大体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皇帝序、修纂凡例、目录、进实录表、修纂官等部分。在这之中，前三朝的实录由于经过多次重修，各有两篇皇帝序、两篇进实录表以及一份修纂官名单与一份校对官名单。第二部分为正文，每朝实录的卷数与内容多少不一，但是在结构安排上也遵循着固定的程序。
行文风格
《清实录》卷浩繁，叙事较为客观，语言朴实、叙事凝练、微言大义、用字考究。《清实录》的编纂来源搜集全面，考订审慎，校对谨严、审核严格，减少了史实、文字及删润等的不当失误。同时，严厉的惩处机制，以史为鉴的资政需求也保障了《清实录》的叙事客观性。《清实录》选用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及皇帝谕旨、朝臣奏折，保持了典章制度体文献朴实的语言风格；在编纂之初，相关编纂官员便制定了省略例则，确定了其叙事凝练的编纂原则；同时，《清实录》微言大义运用到了史料的编纂过程当中，书中多处借此对人物进行褒贬；《清实录》的编纂者大都是知识渊博的学士，使得《清实录》的文本在用字考究的同时，又有一些晦涩难懂的缺憾。
汉化现象
清代是由少数民族所领导的政权，而实录本身是汉族政权的政治传统，其对实录修纂传统的继承本身是清政府政治统治制度转变的一种象征。《清实录》的汉化表现在观念、内容、体例、形式等方面。清朝早期实录的记载多文字粗陋，辅以图画说明，随着汉化程度的加深，不但实录中的文字更为典雅，其中的正统观念、尊君意识和史书形式也都有了明显地强化。此外，《清实录》中的最后两卷《德宗实录》和《宣统政纪》，文中标注出了史料的出处，从中可以看出后期的《清实录》在修纂过程中已经在向近代学术转型。
影响
经世致用
清历朝实录一经问世，便受到清代君臣的关注，用它来指导现实问题。清代皇帝高度重视实录的编纂与学习，规定日讲官每日为皇帝进讲祖宗实录一卷。皇帝不仅每日学习实录，还将实录中相关圣谕，抄录颁发至各级部分，以供官员学习和遵循。清朝的基本国策是敬天法祖，多数时候，前代实录便是清帝的决策依据和治国指南。前朝实录能为清帝多方面的决策提供依据或参照，如礼制参考、优待依据、抚恤参考、科举依凭、治吏依据、治宦依据、进谏依凭、理民依据、民族政策、司法决策、经济决策、水利工程、军事决策、褒贬人物、整顿风俗等。
史料价值
《清实录》是一部关于清朝历史记载最为系统和全面的史书，巨大的篇幅在各类有关清代的史料中独树一帜。其编写之严格，也使得《清实录》体例严谨、叙事有始有终、详略得当，最大程度的避免了主观性。正因如此，《清实录》为编修正史积累了丰富的史料。如清代的会典、国史、本纪等官修史书，其编修均大量参考了《清实录》的内容。此外，许多私家史者也会以《清实录》作为历史研究的重要依据。在目前的清代史研究过程中，《清实录》仍然是相关研究人员的必读书目，是最基本的参考文献之一。此外，《清实录》还可用来校正《清史稿》等一些史书当中的谬误。
编纂价值
《清实录》具有档案文献编纂性质，其编纂的理论与实践对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有着一定的影响。《清实录》在继承编年体传统的基础上又融入了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典章制度体等多种形式的体例编排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丰富和充实了编年体史书的形式和内容。同时，《清实录》的编纂虽然是基于政治目的，但正因如此，注入了强烈的主观意图和历史学观念，故而也使得《清实录》具有鲜明的编纂主题。纵观《清实录》的编纂，可以看到，它的体例结构逐渐走向规范，以皇帝为核心，融合了帝王私史与国家历史，综合了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对内容对行取舍。虽然各朝实录内容有繁简之别，但在编写格式、结构组织和叙事方式上都遵循着相同的模式等等，在理论层面上为《清实录》的系统性提供了保障。为了保证实录按时按质的完成，《清实录》的编修人员众多，分工明确，并且在考绩和奖惩制度。这些都是确保实录得以顺利编纂完成的重要方面，值得借鉴和重视。
衍生书籍
由于《清实录》衍生作品繁多，仅列举部分。
版本
《清实录》在编纂之初，首先要确定“稿本”。在编纂稿本的过程中，初录的修纂人员首先需要将遴选好的材料汇编成初稿，在每条史实前加上时间，注明材料来源。在两轮校对过后，校对好的稿本会交由誊抄官抄写，继而呈送正副总裁审阅，审定后的稿本称之为“定稿”，也即“稿本”。《清实录》的稿本修纂完成后，该定稿本会交由誊录官誊录成正本，即小黄绫正本，并交由皇帝最终审核。以皇帝审核后的版本为准，再誊抄四份红红绫正本，藏于皇史宬、乾清宫、内阁实录库和盛京崇谟阁中。溥仪一朝实录更名为《宣统政纪》，后收入辽宁省档案馆。
《清实录》有汉满蒙三种文字，在清前三朝时，《清实录》先修成满文本，后译成汉文本，再经由汉文本译成蒙古文本。康熙以后，编纂实录的史料来源大都为汉文档案，故从《清圣祖实录》开始，实录变成先修纂汉文本，再将汉文本分别译成满文本和蒙古文本。
清代所修实录均藏于秘阁，其流传是在清朝灭亡之后。《清实录》最早的影印本是在伪满洲国成立后，1934年，“满日文化协会”根据崇谟阁藏《清实录》影印而成。该版本在影印前由日本杉村勇造牵头对部分内容进行了挖补和篡改，去除了对日不利的文字。1964年，台湾华联出版社影印了《大清大朝实录》，1968-1970年，台湾华文书局出版了《大清历朝实录》缩印本，这两个版本均以伪满本作为底本。20世纪80年代，辽宁社会科学院所华文书局缩印本影印出版了《大清历朝实录》，实际上同样是以伪满本为底本。
1985-1886年，中华书局联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以及辽宁省档案馆，新对《清实录》的原始版本进行遴选，最终影印出版为16开精装本，共60册。此版内容完善，价值优于其他影印本，也是目前最为通行的版本。著名清史专家冯尔康评从中华书局本《清实录》底本精，使用方便，是有清一代实录最好的印本。
此外，《清实录》还有一些零散的大陆、台湾以及日本藏本，写本有上书房本《满洲实录》、盛京崇谟阁本《满洲实录》、辽宁省档案馆所藏《清太祖实录》和《清世宗实录》稿本、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顺治重修满文本《清太祖武皇帝补录》、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顺治重修满文本《清太祖武皇帝补录》、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皇朝实录》旧抄本、罗振玉所见《太祖高皇帝实录》稿本三种等；印本有北平文殿阁书庄1934年国学文库铅印本《满洲实录》、辽海书社《满洲实录》《宣统政纪》印本、奉天史料整理处影印《朱彝尊原纂修太祖高皇帝稿本三种》等。
评价
正面评价
清代历朝实录在问世之初便受到皇帝大臣的重视，是其治理国家的重要参考。清代皇室昭梿（1776-1829）在其书中曾评价道：“列圣于每早盥沐后，即敬阅列朝《实录》一卷，自巡狩斋戒外，日以为常，虽寒暑不间也……亦可圣主之勤于法祖也。”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李建宏博士评价道：“《清实录》的史料价值远在《清史稿》等史书之上。特别是在目前尚无一部史学界所公认的、高质量的清代正史的情况下，其史料价值及其在清史、近代史研究中的作用更是不容低估的。”
原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及民族史研究所教授王钟翰对《清实录》的史料价值给予了充分地肯定，他评价道：“近三百年间之按年按月按日、这样翔实有系统的记录，舍实录外，世上似无第二部书可以与之相比拟。”
安徽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朱正业评价道：“《清实录》在按年月日时间顺序记事的同时，又能扬长避短，大胆地吸收和借鉴其他史书体例的长处，并加以合理地改造，进而兼顾了事件的本末、人物的事迹及典制的变化。《清实录》撰述手法的灵活性，进一步拓展了编处体史书的叙事空间与叙事容量。”
不足之处
早在民国时期，部分学者已对《清实录》中的篡改和修饰问题提出批评，北京大学教授及其学生吴相湘是其中的代表。孟森认为：“清人对待实录态度不严肃，随意修改、隐讳和增饰。这种修改和讳饰，不仅在乾隆以前对前三朝实录是如此，而且在乾隆之后于经筵日讲时也随时增删实录。”
古代史、近现代史研究学者杨立红认为，《清实录》“存在删改讳饰现象，尤以清代五朝实录为甚。”她将《清实录》的不足之处主要概括为缮校、选材、体例三个方面。其他学者针对《清实录》存在的问题，也有明确的指出。如湖北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郭康松说道，《清实录》内容并非全部属实，也并非所有大事皆录。特别是关于前三朝的记载，《清实录》均经历过重修，其目的之一在于删削部分对于统治者不利的记载。李建宏博士也评价道，《清实录》”也存在一些严重不足，记载错误、相互矛盾之处时有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