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敦群培
更敦群培（藏文：དགེ་འདུན་ཆོས་འཕེལ，外文名：Dge vdun chos vphel）（1903年-1951年），出生在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双朋西乡。更敦群培是现代藏族史上的佛门奇僧、学术大师、启蒙思想家，是西藏人文主义先驱和藏传佛教世俗化的先驱，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
更敦群培幼年被认定为多尔扎活佛转世灵童，自幼学习多种知识。他先后在多座寺庙学经，1927年，更敦群培到哲蚌寺修习佛法并拜格西喜饶嘉措为师，约修习七年后获格西拉然巴考试资格，以博学雄辩出名。1934年，更敦群培应印度学者邀请前往印度等国游学考察12年，广泛接触研究多种文化。1945年，更敦群培回国后身陷囹圄三年，期间收徒传授学问。1951年，更敦群培离世，享年仅48岁。
更敦群培撰写和翻译了103篇（部）作品，其中专著12部（含合著）；论文77篇；译著（含合译）9部；译文5篇。此外，还有20组诗作和125幅绘画作品。
人物生平
1903年，更敦群培出生在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双朋西乡。更敦群培生活在新旧交替、社会文化转型的时代，藏族传统文化受到现代文明的强烈冲击，他的家乡安多，在马氏家族的统治下，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不安，僧俗民众生活于艰难困苦之中。幼年时就被认定为多尔扎活佛的转世灵童。在安多家乡学经时，得由穷困的母亲和姐姐帮助。到卫藏后，不得不以绘画为生，不能专心于佛法的修习，因而被称为“安多乞丐”。4岁时，更敦群培已能读书写字。在亚玛扎西齐寺，身为旧密瑜伽师的父亲教了他语法、正字学和修辞学。更敦群培7岁时在他的家乡青海省同仁县双朋西村的雅玛扎西齐寺出家为僧，主要学习藏文读诵和语法。之后在热贡地区八个圣地之一的西贡寺， 拜师西藏甘丹寺学成归来的格西次成尖措继续学习语法，并开始涉及诗歌理论和修辞法学习。更敦群培13岁时向师傅递交了诗歌练习作业中的一首《回文诗》 （藏文译:更藏考罗），诗中回文技巧令次成格西惊叹。次成格西怜惜他的天赋和毅力，建议他去更大的寺院接受更广博的知识。因此，在接下来的三年中，更敦群培赴化隆回族自治县支扎寺拜桑热嘉措格西门下学习摄类学、心理学、因明学等。更敦群培完全不满足于现状，渴望到更进一步的学习和深造。他给桑热嘉措老师留下一封信后秘密前往拉卜楞寺（位于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境内 ）。
1923年，更敦群培19岁时开始了在拉卜楞寺为期六年的学习时光。由于有了在支扎寺学习摄类学、因明学的基础，更敦群培在拉卜楞寺轻而易举地通过了考试，直接跳级升到因明学班级学习。
1927年至1934年，更敦群培在哲蚌寺的七年中系统学习了因明学、般若学、中观学。当时，召开了一次长达一月的降更切辩经大法会，更敦群培参加了这次辩经会，在辩经过程中他引用法称所著的因明《释量论》中的语句并偶尔对个别语句进行改动，以至一些格西都被他搅得无法辨明他所说的是否《释量论》中的原文。在众人眼中他在平日不但不读书，而且昼日贪睡。
1934年（佛陀圆寂2476年），更敦群培32岁时开始了他的出国留学生涯，一去就是十年。他不仅去朝拜了印度、尼泊尔各佛教圣地，而且赴不丹、斯里兰卡、斯里兰卡等国家期间悉心研究外国的历史、地理和宗教制度，与该国家的佛学家探讨问题，还参观了这些国家的重要城市和古迹文物。他将巴利文著《昙钵偈》翻译成藏文。在留学期间，他接触到敦煌市资料后，又研究藏族历史，认为有必要编撰一部完整的西藏自治区历史，于是，他对从新疆和敦煌出土的一部分古藏文原始资料作了深入的研究，并与罗列赫和其他藏学工作者讨论这些文献资料，编写《白史》。更敦群培在旅居国外时还做了大量翻译工作。他的翻译著作《法句经》为藏译本的《甘珠尔》补充了法句经的空白。将《沙恭达罗》剧本翻译成藏文，给藏区引进了外国戏剧剧本知识和经验。另外，他还帮助苏联藏学家乔治·罗列赫将藏文《青史》翻译成英文。为了生活上有所保障，便于更好地写作，他又到“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工作，翻译有关西藏佛教和文化艺术方面的资料。由于他当时已经具备很高的学术造诣，一些国家纷纷邀请他从事藏学研究工作，因英印当局百般阻挠，不予签发护照，不得已离开印度回国。
1945年，更敦群培从国外回到拉萨后，不幸身陷囹圄达三年之久。但在入狱前后，收了不少弟子，传授学问。1951年，更敦群培留下了未竟之事业在愤闷之中离开了人世，享年仅48岁。
主要作品
著述
印度诸圣地朝圣指南
这部作品完成于1937年，即更敦群培到印度的第3年，1939年由“摩诃菩提学会”（Mahabodhi Society）于加尔各答出版。共48页，附有3幅地图，一幅是适用于朝圣的标明站点的印度铁路交通图；一幅是王舍城（Rajgriha，故址在今比哈尔邦巴特那东南百余公里处，现名腊吉季尔）和俄托尔斯（Vautours）山地的地形鸟瞰图；一幅是印度与其他佛教邻国地图。1950年，锡金甘托克的“政府通讯社”（Government Press）重印2000册出售，所用英译书名为《印度佛教圣地指南》（Guide to Buddhist Sacred Places in India）。该书的其他版本还有:（1）1968年达尔豪斯（Dalhousie）版，出版人为洛桑饶杰（blo-bzang rab-rgyas），共61页，书后附有一幅地图；（2）1968年达兰萨拉版，由“西藏出版社”（Tibetan Pub- lishing House）出版，共62页，无插图，印行2500册；（3）1976年新德里版，由东妥（T.C.gdong-thog）修订再版，共48页，附有插图和地图；（4）拉萨市版，哲通（bkras- mthong）在后藏尼木订购了该书（lam-yig）和《法句经》译本的木刻版，后来由于更敦群培被捕入狱，这些木刻版便留在了该地。
欲经
成书于藏历土虎年（1938年）冬（2月），写于摩揭陀（Magadha）的孔雀城（Mathura，现名巴特那）。（58）更敦群培将此书的原稿寄到拉萨，由噶雪·曲吉尼玛收，后来便以手抄本的形式在藏区流传，直到1967年才由东妥（gdong- thog）在德里首次公开出版。史密斯（E.G.Smith）将该书的书名（Vdod-pavi bstan- bcos）英译为《情爱游戏论》（On Amourous Dalliance）。1967年版所依据的手稿是顿觉活佛所有、由德赫维（M.J.Driver）提供的一部原稿。）1992年，纽约“雪狮出版社”（Snow Lion PublishingHouse）出版了《欲经》的英文版，书名为《西藏爱的艺术》（Tibetan Arts of Love），该书不仅将藏文《欲经》（更敦群培著）全文译出，还对此书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比较了更敦群培所著《欲经》与米旁嘉措的《欲经》的异同。
格西曲札藏文辞典
这部辞典是更敦群培与他的蒙古族朋友格西曲扎（dge-shes chos-kyi- grags- pa）合作完成的，他花了数年时间为该辞典收集和统计西藏自治区本地的藏语文词汇。完稿于1946年，1949年由霍康资助，依据六世第确林活佛丹增格勒（bstan-vdzin dge-legs）个人收藏的原始手稿出版木刻本。1957年，民族出版社出版由法尊法师、张克强等译的藏汉对照版。1980年，印度达兰萨拉以两卷本的形式再版该辞典·共1169页。
中观甚深精要嘉言·龙树密意庄严论
据喇琼阿波说，该书的第一部分（见噶伦堡版，第1-37页）最初写在标有“大象牌”（Elephant Brand）的一本印度印制的练习本上，第二部分是由更敦群培于1949-1950年向其弟子达瓦桑布（zlo-ba bzang-po）讲授《中论》（mad- hyamaka）的讲义结集而成的，第一部分已被译成英文，并成为人们深入研究的内容。“”但是，据《更敦群培著作》第2册所收此文的《跋》，这部长达105页的作品全部是由更敦群培向达瓦桑布讲授《中论》和达瓦桑布所作的笔记结集而成的，在印制出版之前，更敦群培亲自审阅，藏历第16绕迥铁兔年（1951年）由宁玛派大活佛顿觉（bdud-vijoms）活佛购买纸张，达瓦桑布负责印制出版。噶伦堡的嘛呢印刷厂（Mani Printing Works）于1951年印制了这部作品。
更敦群培这部对中观学说乃至佛教具有独到见解而不因袭成说的作品，自问世以后，就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而格鲁派高僧则将其视为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并撰文进行批驳。格鲁派的高僧和佛学大师、更敦群培的老师格西喜饶嘉措为了维护格鲁派的正统，清除更敦群培此书在藏族信众和知识分子中的影响，首先撰写了一部长达247页（还是残本）的专著予以全面、系统而严厉的反驳。1972年，哲美洛桑班丹·丹增亚杰（vdzad-med blo-bzang dpal-ldan bstan-vdzin yar-rgyas）在印度德里出版《驳〈中论精要·龙树密意庄严论〉所阐述的异端邪说》（vjam- dpal-dgyes-pavi-gtom-gyi-rgol-gnan-phye-mar-vthags-pavi-reg-chod ral-grivi- vkhrul-vkhor）一书，对更敦群培关于中观学说的见解进行批驳。史密斯（E.G. Smith）为该书撰写了序言。1977年，云丹嘉措（yon-tan rgya-mtsho）在巴黎出版《答东妥的问难》（gdong-lan lung-rig thog-mdav），对更敦群培的这部著作进行了驳斥。
白史
该书写于1946年2一4月，是在拉萨罗布林卡霍康（如本）的办公室写成的，更敦群培刚写出46叶就被噶厦逮捕，只写了松赞干布至芒松芒赞时期的历史。）50年代初，由霍康赞助出版了木刻版。《白史》的其他版本有:（1）藏文版。印度大吉岭“自由出版社”（Freedom Press）油印版。共92页，未署出版日期，黎吉生（H.Richardson）认为出版于1960年；1964年大吉岭“自由出版社”版，共103页，以霍康出版的木刻版为底本，差错较多；1979年列城（Leh）版，载smanrtsis shesrig spendzod series，XCVIII，1-19，系拉萨市版的复制品®）；1989年四川民族出版社铅印版”；1990年西藏自治区藏文古籍出版社版铅印版”.（2）汉文版，法尊法师译本，1954年以文言文翻译，1963年，王沂暖根据法尊译稿的抄本，对照藏文原文作过校对‘”）；付师仲译本，1964年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文系藏语教组油印（仅供内部参考》”™）；王沂暖校订本（系对法尊法师译本的校订），1981年由西北民族大学铅印，内部出版，汉藏合璧”；格桑曲批译本·1996年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系将法尊所译文言文改译为白话文”。（3）英文版。藏族学者桑丹诺布（bsam-gtan nor-bu）于1978年将《白史》译成英文，由达兰萨拉的“西藏自治区文献档案图书馆”出版，书名为The White Annals，共103页。（4）法文版。由斯巴尼安（A.Spanien）译，系手稿。
智游佛国漫记
藏族学者喇琼阿波、索康·旺钦格勒、哲通、泽培（tshe-dpal）和东科（dung- kor）活佛等都曾提及此书。有人认为，这是一部篇幅达136章并附有插图和注释的图文并茂的作品。据喇琼阿波为《西藏和西藏佛教传记辞典》撰写的词条（第5卷第639页）称，这部书稿与其他几部书稿一道被寄到西宁市，交到阿拉果让（a-lags- go-rang）手中。（””霍康保存有一份，于1962年交给西藏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小组，带到北京，收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9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该书的铅印版”），1990年，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再次出版。1996年，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了此书的文言文节译本。
译著
薄伽梵歌第12章虔信瑜伽
该作品系由梵语译成藏文，1941年在印度由SriRama Krishna Vedanta Ash- ram出版，共11页，“西藏文献档案图书馆”（L.T.W.A.）收藏有该作品的一部缩微胶片。据克尔提（Kirti）活佛所编《更敦群培论说集》，更敦群培还翻译了《薄伽梵歌》的其他篇章，其中有《有为（业）瑜伽》（las kyi rnam-vbyor）一章。6”1941年版非常罕见。该书还有其他几种藏文书名:（1）据齐美仁增（Vchi- med rig-vdzin）喇嘛说，书名为dbang-phyug nag-povi-rgyud（《自在黑天续》），于瓦拉纳西（Varanasi）出版，全书共800页，附有3篇书评；（2）哲通（bkras-mthong）称，书名为dpal-legs- ldan- rgyud（《吉祥薄伽梵续》），认为该书出版于加尔各答；（3）桑丹诺布（bsam-gtan nor-bu）认为书名为dpal-nag-povi-glu）（《吉祥黑天之歌》），声称该书的出版地是大吉岭。据哲通说，司徒·曲吉迥乃曾翻译过《薄伽梵歌》，其所译藏文书名为chos-kyi bstan-bcos（《法论》），但是更敦群培在翻译此书时，并未参考司徒活佛的译文。
法句经
这部由巴利语译成藏文的作品是更敦群培旅居斯里兰卡（当时名为锡兰）的“摩诃菩提（大觉）学会”时着手翻译的，完成于1944年的库卢（Kulu）。1944年所出第一版刊载有俄罗斯藏学家、更敦群培的朋友和合作者罗列赫（G.Roerich）撰写的序言。1964年，“摩诃菩提学会”于鹿野苑（Sarnath，故址在比哈尔邦瓦拉纳西城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0公里处，现名萨尔纳特）再版《法句经》。《法句经》的藏文木刻版雕刻于西藏尼木。
沙恭达罗
藏族学者所熟知的书名系原名的缩写，即bya-len-ma或nag-mo-khol的mngon -par shes-pavi zlos-gar。安多荣巴（A-mdo smyon-pa）声称曾见到过一部篇幅为20 -30叶的手稿。喇琼阿波（bla-chung a-pho）和达瓦桑布（zla-ba bzang-po）说他们在跟更敦群培学习诗学时曾听讲过这部作品，其中还附有一篇书评。该译作的成书年代不详，霍康所编《更敦群培著作》第2册将其收入。
青史
这部译作是更敦群培与罗列赫合作的结晶。更敦群培和罗列赫（G.Ro- erich） 既是朋友又是合作者，1944年，罗列赫为更敦群培翻译的《法句经》撰写了一篇前言”。后来，他便请更敦群培与他合作，将《青史》译成英文。罗列赫于1946年在《青史》（The Blue Annals）英文版的《导言》中写道。It has been asource much satisfaction to me that I was able to disscuss the entire transla-tion with the Rev.dge-vdun chos-Nphel，the well-known Tibetan scholar，and I gratefully acknowledge here his very helpful guidance.《青史》的英文版于1949年在加尔各答出版，1976年在德里再版。1979年、1988年和1995年3次在德里重印。
传承
更敦群培与喜饶嘉措的关系非常独特。更敦群培到拉萨市时，经过近15年的家庭教育和寺院教育，已具有深厚的传统藏学的功底，但是还不能与当时已经名扬全藏、德高望重的格西喜饶嘉措大师相比，并且，作为格鲁派最高学府的哲蚌寺，高僧大师云集，可谓藏龙卧虎之地，这也是更敦群培远离安多家乡，赴藏入哲蚌寺深造的主要原因，更敦群培在哲蚌寺学经7年（1927-1934年），尽管他并没有专心致志地修习佛法，但是，由喜饶嘉措等佛学大师主持的主要教学活动、辩经法会他几乎都参加了，并且成为哲蚌寺学经、辩经学僧中的佼佼者。更敦群培显然从这些活动中受到了喜饶嘉措的间接影响，直接影响则是作为老师的喜饶嘉措的言传身教。更敦群培和喜饶嘉措都是安多人，在哲蚌寺都住在鲁本康村，老师住楼上，弟子住楼下，共同生活和修习近7年，耳濡目染，所受的影响自然是很大的。从更敦群培在哲蚌寺的言行看，虽然他对这位老师并不那么尊敬，但毕竟还是去听了喜饶嘉措的不少课。正是这7年的修习，使更敦群培的传统藏学基础更加扎实，成为通晓“五明”的大学者。
蒙古族学者格西曲吉札巴对更敦群培也有一定的影响。更敦群培与格西曲札既是同行.又是合作者，著名的《格西曲札藏文辞典》实际上是更敦群培与曲吉札巴合作编纂的，“更敦群培为这部辞典的编纂出了不少力，尤其帮助曲札收集了口语词汇”。这是“第一部现代藏文辞典”。”只是因为该辞典正式出版时，只署上了格西曲札的名，所以很少有人知道这是更敦群培的作品。国内藏族学者霍康和法国学者海德（Heather Stoddard）等在其论著中，都将该辞典视为更敦群培的作品，这是符合事实的。因与格西曲札合作编撰藏文辞典，更敦群培掌握了拉萨市方言词汇，从而使其对西藏传统文化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更敦群培于1934年与印度学者罗睺罗相识后，长期同他合作考察并研究印度和西藏，不仅从他那里学到了梵语和印度学知识，而且还借鉴罗侯罗考察和研究的方法，撰写和翻译了许多作品。更敦群培与罗侯罗是相互帮助:罗侯罗一生曾四次入藏考察，其中两次是与更敦群培合作进行的，更敦群培帮助罗侯罗到西藏考察，收集和解读梵文与藏文古籍；罗侯罗则在语言工具和研究方法方面帮助更敦群培，这对更敦群培从传统藏学转变到现代藏学、从佛教神学史观转变为人文史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俄罗斯学者罗列赫对更敦群培的学术活动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更敦群培在印度时，罗列赫鼓励更敦群培学习梵语，并帮助他学习英语，还专门向他传授波斯文学。1944年8月，罗列赫为更敦群培翻译的《法句经》（Dhmmapada.由巴利语译成藏文）撰写了一篇前言。更敦群培“还与其俄国朋友、东方学家罗列赫合作研究了多年。他住在罗列赫家里，在这里·他学习和积累了大量有关西方思想制度的材料。其中还包括几大宗教的材料。罗列赫在更敦群培的帮助下通读了藏文典籍（青史。”更敦群培和罗列赫合作，将藏文历史学名著《青史）译成英文。在合作的过程中，更敦群培向罗列赫学习英文和波斯文，多了一种语言工具，更敦群培在藏文和藏学方面给罗列赫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而罗列赫则在藏英翻译、语言工具和研究方法上对更敦群培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霍康与更敦群培的关系非常特殊，既是师徒关系，又是供施关系。1945年，更敦群培从印度返回西藏后，霍康·索朗边巴拜更敦群培为师，学习藏文文法、佛法和诗学，成为更敦群培的亲炙弟子。霍康·索朗边巴对更敦群培的学术帮助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白史》的写作。在更敦群培为写作《白史》收集资料时，霍康曾随更敦群培到乌香多等地考察，收集吐蕃时期的文物资料；后来又在罗布林卡为更敦群培提供写作场所，对这部历史学名著的成书和问世起了重要作用。二、保存手稿。更敦群培临终前，将保存手稿的重任托付给了霍康，后来经过“文革”的浩劫，毁损了一部分，但是，由于霍康等人的竭力保护，重要部分得以幸存，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三、出版文集。1990年，霍康将幸存的更敦群培文稿整理出版，即《更敦群培著作》（三册），其中收录更敦群培的著译作品计有著作6部、论文和手稿8篇、译著3部、诗20组。这是目前研究更敦群培最主要的文献。四、研究更敦群培。1983年，霍康发表《藏族学术大师更敦群培生平简述》（藏文），后被译成文言文发表。这是更敦群培去世以来发表的关于其生平的最详尽的论文，为后来的国内外学者广泛引用。其后霍康还发表了一些介绍更敦群培的文章，为世人了解更敦群培作出了贡献。
人物成就
20世纪30年代，更敦群培大师在印度游学和工作期间，曾协助俄罗斯语言学家乔治.罗列赫（1902-1961）完成了《安多藏语研究》一书的编写工作。在此期间，他广泛地接触了西方现代语言、文字学的理论，这一点在他之后进行的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为藏文古文字研究提供了新的活力。更敦群培所处的时代，正是藏族社会由传统的社会（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也是藏族思想文化在现代科学文化的冲击下发生变化的转型时期。他的学术成就和启蒙思想上承传统，下启近代，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藏族传统藏学的终结和现代藏学的开端以及藏族启蒙运动的滥觞，是以更敦群培为标志的。欧洲近代历史学的发达主要表现为观念的更新、研究材料的挖掘和研究方法的扩充。更敦群培所开创的藏族现代藏学即是以这三方面为主要特征的，这也是藏族现代藏学区别于藏族传统藏学的标志。更敦群培是藏族学术文化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代宗师。
关于创制藏文蓝本的讨论
20世纪30年代，更敦群培深入到古印度、尼泊尔进行实地考察，发现了大量的古代铜板文字、石刻碑文，以及石棺、崖石、埋葬于地下盛放圣物的金银护身盒上镌刻的古代文字，利用考古学的方法对这些考古材料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并通过语文学的方法考证、分析了各种文字，提出了曾经流布于印度中部的笈多（gupt）文是藏文蓝本的观点。在他后来的著作《白史》（ deb ther dkav po）、《智游列国漫记》（rgyl khams rig ps bskor bvi gtam rkyud gser gyi thang ma）之《各地的古今文字》（sngodang da ltvai bar yul so sovai yig rigs）中都作了介绍。在《各地的古今文字》一文中反复强调“笈多王朝时期，大臣吞弥·桑布扎前往印度，以当时印度中部地区的文字为蓝本创制了藏文。一些铜板文字和石刻文字酷似藏文，稍微拉开一段距离看，仿佛是一位书法技巧不太高明的人所写的藏文”。"而且他还从古代笈多王朝时期的铜板文字和石刻文字中将单独的字母分离出来与藏文字母进行比较分析，说明两者的相似性。更敦群培对布顿大师等关于藏文起源于印度的纳噶然文（na- garavi yigi），即“龙文”的观点持认可的态度，但还是进行了进一步阐释。他在文章中说到，笈多文后来演变为印度中部的纳噶然文（nagaraviyigi），即“龙文”，而布顿大师等所言之“龙文”，也就是“笈多文”。古代的很多学者认为吞弥仿照梵语“兰扎”体创制了藏文有头字（ dbu can），而对此观点，更敦群培是这样认为的，“兰扎”体是笈多王朝末期美化了的字体，并不是藏文的蓝本。在《各地的古今文字》中，更敦群培还对释迦摩尼时代的摩揭陀（即王舍城）文①、兰扎和吾尔都文②、古藏文“空行文书（mkhavvgrovI brd yig） ”③、夏鲁寺梵文藏经残卷④等与藏文进行了详细地比较，进而强调笈多王朝时代吞弥·桑布扎前去印度，以古印度中部地区的笈多文字为蓝本新创了藏文。
藏文字体流变的探讨
更敦群培大师在其历史名著《白史》中用大量的篇幅探讨了藏文字体的演变。他在坚持和强调笈多文为藏文蓝本的观点的基础上，对各种藏文古文献和当时在不丹流行的一种字体即洛矣（Ihoyig）进行认真地对比分析后，得出了藏文从楷体（dbucan）到草体（dbumed）的演变轨迹。他认为藏文的草书不是早先就有的，而是其后速写藏文楷体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藏文草体是楷体简化和速写的结果。并且强调布顿、桂译师等没有明确提出由梵语的“兰扎”（la- nyts）、吾尔都（watu）两种字体为蓝本发展成了楷体和草体的观点，而吞弥以兰扎、吾尔都为蓝本创制藏文楷体和草体的说法是夏鲁译师根据布顿、桂译师的记载主观猜测得出的结论，后来的历史学家和文字学家们不断地重复夏鲁译师的观点，使这一成说流传近千年。更敦群培进一步指出，布顿大师在其历史名著《布顿佛教史》中谈到藏文字体按照克什米尔字体创制，也称作“龙文”，这里所谓的“龙文”其实就是笈多文字。他在《各地的古今文字》中谈到“兰札文字是笈多王朝末期，国王西哈夏旺达纳（shriharshwadadhan）即《龙喜记》（kllu dgav bvi zlosgar） 一书的作者登基前后产生的，它也是被诸多班智达美化的一种文字，当作国文使用的仍然是笈多文。这种文字经过逐渐演变，产生了目前大多数中部地区的人使用的‘龙文’。””因此，更敦群培认为藏文以笈多文为蓝本的观点不是自己的独创，而是布敦等学术大师观点的延续和发展。藏文的草体是在速写藏文楷体的过程中发展形成的，是楷体简化和速写的结果这一观点在更敦群培之前的学者中从来没有人提到过，但更敦群培提出以后，对藏文文字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创藏文字母考证
吞弥·桑布扎仿照梵语创制藏文时，更敦群培之前的学者普遍认为藏文字母表中新增的6个字母是ca cha ja zha za va。更敦群培前往印度、尼泊尔等地，对碑文等古文献资料及当地语言情况进行了实地调查，并根据藏语藏文的实际情况，首次提出吞弥新创的藏文字母不是ca cha ja zha za va，而是字母表中连续排列的tsa tsha dza wa zha za va等7个字母。更敦群培考察印度、尼泊尔各地语言的语音及梵语字母控股的排列规律进行了论证，他指出:“在印度全境的语音中没有这些（tsa tsha dza）字音，印度人的舌头发不出tsa的字音。”“从语音学的角度否定了吞弥新创的藏文字母不是ca cha ja，而是tsa tsha dza。从梵藏字母表的组合形式来看，都是按照发音部位的不同来组织起来的，特别是第四组以上，每组相同位置上的字母都按同发音部位组织排列，更敦群培在其文章中指出“读ka kha ga gha nga时，口微微张开作状发音，就能感觉到五个字母的发音部位完全一样，读ca cha ja nya诸字时，五个字母的发音部位一致，而读tsa tsha dza dzha nya诸字时，nya字犹如山羊钻进了绵羊群，显得很不协调。”“因此，按照字母表的排列规律，也说明了吞弥新创的藏文字母不是ca cha ja，而是tsatsha dza.在这里更敦群培从字体、语音等方面对这一观点一一进行了详细地论证。其实，早在15世纪时，著名的学者廓诺·迅鲁伯在他所著《青史》中说道“tsa tsha dza字在东印度一些人士读作 ca cha ja。”这个问题廓诺·迅鲁伯提出以后，后来一直到更敦群培再无学者提及，更敦群培谈到这个问题时，并没有说明他是廓诺·迅鲁伯这一观点的支持者，但他通过大量的史料和实地调查的语音材料进行了充分论证，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也得到国内外学者的支持。另外，更敦群培认为，梵语中没有藏文字母wa的母体以及摩擦上颚发出的读音，因此，wa字是由va和ba合并造出来的，今天康巴藏区和前藏方言中经常把字母wa和va的音混淆的原因之所在。
人类古代文字起源及分类的探讨
从文字的起源来说，先产生了象形文字，然后产生了拼音文字，但这两种类型的文字存在于当今世界范围内。其中拼音文字的代表是古埃及文字演变而来的西文，象形文字的代表是当今的文言文。更敦群培在《各地古今文字》一文中对此有非常精辟的论述“在远古年代无论任何地方都没有文字，印度东部地区的洛巴（glo pa）和非洲的锡若（aaba rikvi zhig ro）等地，迄今仍然处于森林中，他们不学任何东西，也没有文字。后来，人类的一些大氏族中开始增长智慧，古人从绘画记事起，逐渐创造了文字。而这种文字的现状分为自然形成和学者们特意创造的两种类型。最初未能将元音和辅音简化为少量的基本字母（phyi mo），而是依据所要表达的内容（brjod by），如柱子、瓶子等事物用能表达的声音（brjod byed），创造了一个一个的字。此类文字虽然曾一度在世界许多地区盛行，但到后来却消失了。其中，经历了漫长岁月的是西方的埃及（ae rjib） 文字和东方的文言文。”“。这里对世界上文字的起源、文字的分类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全面的论述。
更敦群培之前的传统学者在研究藏文文字时，大多数人是直接沿用前人观点而很少有自己的分析和独创。而更敦群培首次将藏文纳入到了世界文字体系之中进行研究，用严格的现代文字考据学理论和比较研究的方法，认为藏文属于拼音文字，对藏文的类型归属进行了阐释“汉字迄今仍继承了古代自然文字的传统，还未简化成包含元音和辅音的数量基本字母。埃及文字逐渐演变为法卢（kharosht）文字，继而又由此演变产生了俄罗斯（aurujsu）文字，当今回族（阿拉伯人，作者注）使用的也是这一文字。后来此种文字逐渐被简化。现在，少量的基本字母可以同藏文一样由两三个字母组成一个字，进行拼读。”“这里非常明确地指出，藏文属于拼音文字，是世界上古老的先进文字系统之一。
“新范式”的确立
更敦群培所确立的人文史观和科学方法以及严谨、朴实的学风与文风，为后世藏学研究者开辟了新的道路，树立了新的榜样。进入20世纪，传统藏学已不能适应科学文化的发展形势，走入衰落时期。在传统藏学出现危机的时刻，更敦群培对传统藏学的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加以改造。他拯救了“将坠”的传统藏学，使藏学获得新生。更敦群培是当之无愧的藏族现代藏学的鼻祖和宗师。依照托马斯·库恩（Thomas.Kuhn）的思路，科学进步的图景为:典范的建立一常态研究的展开一严重危机的出现一在调整适应中寻求突破，并导致新典范的建立。更敦群培正是在传统藏学出现严重危机时，突破传统藏学的典范，建立了藏学的新“典范”。由库恩创立的“典范”或“范式”，是某一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价值信念和理论模型，也是使科学家组成科学共同体的东西。库恩认为，范式是科学的必要条件和成熟标志。只有当一门科学形成了共同的范式，它才从前科学时期进入科学时期。余英时说:“所谓‘典范’或‘范式’（paradigm）的建立，有广狭两义，广义涉及全套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的改变；狭义指具体的研究成果发挥示范作用，既开启新的治学门径，又留下许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他说:“所谓‘大学者’，除了在专业范围内作出杰出的贡献，足以继往开来外，更因其乃学术史上的中心人物，你可以引申发挥，也可以商榷批评，却无法漠视他的存在。”称更敦群培为这样的‘大学者”，名副其实。国学大师胡适是20世纪初中国历史学转型时期的一个关键人物，他以“科学方法”推动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对中国史学界思想观念的改变和现代学术结构的建立，都具有积极的意义，起到了新“范式”示范的作用。更敦群培建立藏学新的“范式”，与胡适可谓异曲同工。
“更敦群培学派”的形成
更敦群培所开创的“轨则”或“范式”，对20世纪的藏族学术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所确立的人文史观、科学研究方法和通俗化的文风与学风，为后世藏族学者所遵循和效仿。其弟子、私淑弟子，或与之心灵相通的“神交”学者，沿着他开辟的学术道路向前迈进，取得丰硕的成果，产生“群体”效应，形成了“更敦群培学派”。藏学家霍康对更敦群培的学术推崇备至。他以赞扬的口吻论述了更敦群培刻苦的求学精神、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诲人不倦的真诚之心和高水平的学术成就，①并与然扎·土登曲达、贡觉·阿波喇琼等弟子一道，传承更敦群培的学术衣钵。著名藏学家恰贝·次旦平措可谓更敦群培的“私淑”弟子，他继承和发展了更敦群培的学术，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文风的继承。藏学家拉巴平措在评价恰白的代表作、荣获“国家图书奖”的《西藏通史》时指出:该书的特点之一是“通俗易懂”。并说:“五世达赖喇嘛的《西藏王臣记》等辞藻太多；吐蕃时期的文献文字古奥；《朗氏家族史》等有大量方言、土语等。《西藏通史》则（1）对于有些非常重要而难懂的史料，在直接引用的同时，译成现代书面语；（2）对于一般史料在用现代语加以叙述的同时，注明了这一史料的来源；（3）对于有些文字过繁的史料，在扼要叙述内容的同时，注明了具体的参阅史料；（4）对于各个时期历史的叙述都注明了史料来源及其出处。”② 第二，研究方法的继承，综合利用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汉文史籍和考古资料。恰白在论述西藏自治区古代史尤其是吐蕃史时，除了利用各种藏文古籍外，还大量引用了已出版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同时也引用了汉文史籍如新旧《旧唐书》的《吐蕃传》、《元史》、《中国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和《达赖喇嘛传》（牙含章著）等，并利用文物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这都是更敦群培开创的治学方法。第三，引用《白史》。恰白在《西藏通史》的第一至三章论述西藏远古史和吐蕃史时，有八处引用了《白史》，③并且都是以赞同的口吻引用的，在《西藏自治区通史》所附《参考书目》中，将《白史》列为第一。可见恰白对更敦群培的历史学代表作《白史》的重视和对更敦群培学术的弘扬。第四，为更敦群培立传。在《西藏通史》第七章《甘丹颇章政权统治时期》为两位杰出人物树碑立传，一位是土登嘉措的私人医生、近代藏医学的鼻祖钦饶诺布，另一位就是更敦群培。他花了不少篇幅来论述更敦群培的生平和学术，字里行间充溢着由衷而客观的赞美之词，由此可见其对更敦群培的推崇。第五，在西藏历史研究中，贯穿着人文思想和理性主义精神。恰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掌握了辩证唯物史观，超过了停留于人文史观的更敦群培。
东嘎·洛桑赤列教授、钦饶维色教授、夏日东活佛（教授）等都是与更敦群培有“神交”的藏学家，他们都认同更敦群培的学术，推崇其学术造诣。夏日东教授还在西北民族大学开设专题讲解更敦群培的论著，并将《龙树中论奥义疏》与喜饶嘉措大师的驳论对照讲解。钦饶维色很崇敬更敦群培，他曾向四川藏学研究所的青年学者讲解更敦群培的主要作品。扎西泽仁也十分推崇更敦群培，他在为《更敦群培文集精要》撰写的《前言》中，称赞更敦群培是“一位学通藏英梵，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对藏族历史、佛教哲学、美术、逻辑学、语言学、地理学均有造诣的学者，其贤声远播。”①热贡的年轻学者顿珠杰、夏吾才让和多杰加等，深受更敦群培的学术和思想的影响，他们不仅模仿更敦群培的学风和文风，而且还撰写论著研究更敦群培。安多学者班班多杰在其论著中多次引用更敦群培的《龙树中论奥义疏》。②更敦群培的学术成果和人文思想产生了国际影响，外国学者对更敦群培的学术和思想极为关注。美国著名藏学家金·史密斯（GeneSmith）早在60年代就着手研究更敦群培。美国著名藏传佛学家杰夫瑞·霍普金斯（JeffryHopkins）在与藏族女士宇妥·多吉玉珍将《欲经》翻译成英文的同时，还对该书进行了研究。法国成立了“更敦群培研究会”，法国女藏学家海德在70~80年代对更敦群培进行了近十年的研究，写出了目前最有分量的更敦群培研究专著《安多的托钵僧》（Lemendiantdel’Amdo）。可见，更敦群培的学术成就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同。
推动藏传佛教
更敦群培从佛教神学史观转向人文史观、从以神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的启蒙思想、人文思想和唯物思想，冲破禁欲探索性奥秘的勇气，在20世纪上半叶的西藏自治区封建农奴社会振聋发聩，在藏族学术史和思想史上都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其学术和思想具有闪光的当代价值。更敦群培以自知对待藏族传统文化，以自觉对待藏传佛教，以自傲对待旧西藏的封建贵族，以自尊对待外来文化，主张对政教合一的西藏封建农奴制进行变革，倡导藏传佛教适应现代社会及中国国情，客观上促进了西藏对现代社会的适应和藏族文化对现代文化的适应，是推动藏传佛教中国化的早期探索。向藏区传播印度文化，更敦群培在南亚的12年，不仅撰写了对印度、斯里兰卡研究的论著，而且还翻译了一批印度古典名著。与古代的藏族译师不同的是，更敦群培所翻译的印度古籍侧重于人文(世俗)作品，而不是以佛教经典为主。他所翻译的印度和锡兰的典籍主要有《罗摩衍那》、《薄伽梵歌》(节译)、《沙恭达罗》、《法句经》和《军事操典》。
思想家与人文主义先驱
更敦群培是藏族近代史上一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人文主义者、朴素的唯物主义者、爱国主义者和哲学家。《中观精要:龙树心庄严》集中阐述了他的真理观。更敦群培的思想体系融合了宁玛派、格鲁派和现代思想，他主张以人文主义精神推动社会进步。他提倡破除旧西藏封建农奴制，倡导藏传佛教适应现代社会，并主张政教分离，以促进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他的思想超越了宗教、民族、地域和文化的界限，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和牺牲精神。
爱国主义
更敦群培的爱国主义是通过热爱自己的民族藏族和热爱自己的家乡藏区表现出来的。他对印藏边界的敏感地区达旺进行考察，是一种爱国主义行为。因为，错那市属下的达旺地区自古就是中国西藏的领土，“麦克马洪线”是西藏分裂主义者背着中国中央政府与与英帝国主义的代表秘密达成的协定，中国政府从未承认过这条边界线。更敦群培以实际行动维护了国家的领土主权。他的一生是在出走中吸收，融合外来先进思想的一生，他的一生是在走出之后继而回归精神家园的一生。
人物分析
更敦群培的一生，既热爱藏民族，也热爱祖国，在他的思想中，民族主义是支流，爱国主义才是主流。早在1983年著名藏学家李有义就指出：“更敦群培是中国藏族中的一位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朴素的唯物主义者。他处在帝国主义分子妄图分裂中国的活动中，他在封建领主的残酷统治下，在宗教气氛弥漫的环境里，不同流合污，载载孑立，难能可贵。”他说，外国学者把他描绘成一位民族主义者是错误的。
可悲的是，更敦群培生逢乱世，他愤世疾俗、离经叛道，对传统文化和佛教进行反思与批判，试图“重估一切价值”，可谓“西藏的弗里德里希·尼采”。但是，由于佛教主宰着西藏社会，全民信仰藏传佛教，因而更敦群培离经叛道的言行实际上是在与整个封建农奴社会和政教合一体制作对，不仅得不到社会和藏族僧俗民众的响应和支持，而且西藏政教统治集团在对他进行迫害时，可以肆无忌惮。作为现代藏族学术和思想的先驱，更敦群培在当时西藏社会中的思想显然具有超前性和前瞻性，然而，由于缺乏社会土壤和民众基础，最终像尼采一样，成为“新世纪的早产”(尼采语)和“精神早产儿”。更敦群培宣扬理性，冲破思想禁锢，力图使藏族民众摆脱精神压迫和阶级压迫，而政教合一制度却违反理性，政教统治集团联合起来对他进行夹击。更敦群培虽然具有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胆识和智慧，却缺乏他那样的斗争艺术，因而他在“打倒卑鄙”的同时，自己也被卑鄙者打倒了，最终被封建农奴制度扼杀，年仅48岁就夭折了。更敦群培为藏族的思想启蒙献出了生命，后人尤其是藏族同胞不应忘记这一历史悲剧。
时代局限
更敦群培的弱点和局限：一是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判断偏激；二是对藏传佛教认识的偏差；三是民族主义思想较浓；四是学术和思想的局限；五是放荡不羁。受时代的局限，更敦群培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是人文主义和朴素的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人物评价
更敦群培能在封闭、保守、思想禁锢的政教合一社会里特立独行，显示了其非凡的胆识和超人的气魄，他对待传统、佛教与外来文化和现代文明的态度，他的治学文风和方法，对我们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正确认识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学术昌盛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可资借鉴的经验和启示。更敦群培的学术成就和人文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中国藏学出版社 评）
更敦群培是一位佛教的知识分子，信仰佛教，又不拘泥成说，勇于批判旧传统中的消极成分，大胆吸收外来的文化和学术思想。他倡导和践行人文史观，为现代藏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陈庆英 评）
更敦群培是现代藏族史上的佛门奇僧、学术大师和启蒙思想家，是人文主义者、朴素的唯物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他那坎坷而短暂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那充满智慧的思想和离经叛道的言行，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他的学术成果和治学方法开一代新风，上承传统藏学，下启现代藏学，在藏族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多杰才旦 评）
更敦群培，他不是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但是政治立场和观点十分鲜明的思想家；他不是背景厚重的社会名流，但是一位影响了一大批人特别是年轻学子的社会精英；他不是声名显赫的正统高僧大德，但是智慧过人，学识渊博，用人文科学概论的理论和方法观察和分析藏族社会及文化并有非凡建树的学术大师。（拉巴平措 评）
参考资料
【讲座】杜永彬：藏族人文主义先驱更敦群培的传奇人生.微信公众号.2025-02-06
《智游佛国漫记》与《走过西藏》的比较研究.中国知网.2025-02-06
【讲座】杜永彬:藏族人文主义先驱更敦群培的传奇人生.中国藏学网.2025-02-06
论更敦群培对中印文化交流的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2025-02-06
根敦群培哲学思想的背景及渊源.万方数据.2025-02-06
关于举办高原科学与可持续发展系列学术讲座(第76期)的通知.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学院路青海师范大学.2025-02-06
【书香校园】好书推荐第5期.微信公众号.2025-02-06
【4.23世界读书日特辑】藏学编辑荐好书.今日头条.2024-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