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学

藏学 (Tibetology 或 Tibetan studies)是研究藏民族的专业学科。中国是藏学的故乡，亦是藏学的真正发源地。现代“藏学”（Tibetology）的概念是由19世纪初匈牙利学者乔玛首创的，从此成为以中国藏族为研究对象的这一学科的专有名称。“藏学”这一概念，尽管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鲜明地得到使用，但很快被学界接受，至今已约定俗成并逐步取代了过去的“西藏学”“西藏研究”等名称。

藏学，在普通民众眼中颇显神秘感、小众化；但在学术界，正如季羡林、任继愈等名家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所言，藏学已成为世界上的一门显学。研究范围涉及大五明(内明、因明、声明、工巧明和医方明)和小五明(修辞、辞藻、韵律、戏剧历算) 以及地理、历史、传记等方面的研究。现代中国藏学研究工作迅速发展，学科建设不断完善，藏学人才培养不断加强，学术研究成果不断问世，学术交流合作不断拓展，对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准确介绍藏族地区的社会变革、藏族文化，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为西藏和四省藏区的改革、开放、稳定、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词源与定义

藏学 (Tibetology 或 Tibetan studies)是研究藏民族的专业学科。藏族，作为中华民族 56 个成员之一，自古以来就生息、繁衍在青藏高原上，主要分布在中国境内的西藏自治区及川、甘、青、滇四省的藏族聚居区。藏族的故乡在中国，藏学的故乡当然也在中国。

一般认为中原地区对藏学的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隋唐，还可以追溯到更远的古代，那时，学者曾留下一些对藏区山川风物人民习俗之记载。就语言文字而言，中国学者都认为7世纪松赞干布时期的文巨吞弥桑布扎的《藏文文法根本三十颂》和《字性组织法》是首创性的专著。西方世界研究藏学的创始人匈牙利学者亚历山大·乔玛 (17901842)在 1834 年发表其《藏英辞典》和《藏文文法》两本专著，这是西方社会研究藏学的发端和津梁。不妨把过去的藏学研究称为传统藏学而运用现代人文科学概论的手段，借鉴历史学、语言学、文化人类学等新的方法来研究的藏学称之为现代藏学。

历史背景

起源

藏学的起源(7-18 世纪)，这一阶段可称为古代藏学或藏学的萌芽阶段。这一历史时期，藏族、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学者及外国学者对藏区的考察和对藏族社会历史文化的记载与研究的成果车载斗量，所积累的藏文、文言文和外文藏学文献浩如烟海。藏族高僧大德和学者借鉴印地语化精华并加以弘扬，形成了具有藏族特色的大、小“五明”，即“十明之学”。古代藏族学者记录和描述青藏高原和藏民族历史文化的藏文古籍卷峡浩繁，其数量在中国各民族文字古文献中仅次于汉文文献。吐蕃时期的藏文作品主要有:藏文创制者吞弥·桑布扎所著《藏文文法三十颂》 和《字性组织法》 (又译《音势论》)，这是藏族最早的语言学作品。此外，还有藏医典籍《月王药诊》、《四部医典》 和语言学名著《翻译名义大集》。

有学者认为，孔子编的《尚书·禹贡》 中，就记有藏族地区的山川风物。公元636 年魏徵等人编写的《隋书》便将西藏自治区古代部落列为专节记人。秦汉时期的文言文文献中就有关于青藏高原上人类活动的记载。隋唐以来，历代汉文官修史书方志、档案和各类私家著述对藏族及其历史文化的记载日益增多。汉文正史中正式将吐蕃列入始于唐朝，从唐《通典》 卷185 开始列《吐蕃传》，以后历代官修史书几乎都将“吐蕃”单列，五代后晋所修《旧唐书》 卷 196 列《吐蕃传》。北宋有关吐蕃的记载大大超过了前朝，南宋的《宋会要辑要》番夷6列有《吐蕃》。元代的《文献通考》列有《吐蕃》，《宋史》卷 492 列有《吐蕃传》。明代所修《元史》卷 202 列传第 89《释老传》有关吐蕃的记载，《明实录》中有大量关于藏区和藏族的记载，明代的《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大明会典》、《名山藏》、《续文献通考》、《西番乌斯藏外纪》等，都有大量关于藏区和藏族的记载。清代所修《明史》、《明史稿》、《大清会典》、《钦定续通典》《明会要》、《古今图书集成》、《清实录》 以及《全唐诗》和《全唐文》等，都有关于藏区和藏族的记载。这些文献资料反映了藏族历史文化的轨迹及其与国内各兄弟民族的联系，是研究藏学的第一手资料。

国外藏学的萌芽。藏学是一门国际性学科，欧洲人很早就对青藏高原及其居民予以关注，并进行了描述。早在公元1世纪，古希腊的地理学家克罗狄斯·托勒密在其八卷本的《地球形状概述》中论述了西藏自治区西部的克什米尔，并首次提到了“博塔” 即吐蕃人。后来，阿拉伯地理学者和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等关于吐蕃的记述，都是一些传闻。国外对藏区和藏族的直接了解和认识，始于17 世纪。17 世纪20 代至18 世纪40年代有几批欧洲传教士从喜马拉雅山脉山外或从中国内地进入青藏高原并在阿里、前藏和后藏等地进行长期的传教活动，随后欧洲的探险家也进入青藏高原，这些传教士和探险家对于藏区和藏族的介绍和描述，成为国外藏学研究的开端。外文藏学文献以外国探险家、传教士所撰写的考察记、探险录和游记为主。

在7一18 世纪藏学萌芽时期，藏族、汉藏和其他民族以及外国人都对藏区和藏族进行了记录和描述，藏族学者的成果尤为丰硕，这为藏学研究积累了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奠定了传统藏学的坚实基础，使中国成为当之无愧的藏学的故乡。

中国

解放前

由于旧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国事日非，外敌环伺，边疆多事，民无宁日，当时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为维护祖国统一，去研究中国边疆的学问，而研究藏学却非得要远渡重洋，留学海外不可。最为典型者是中国藏学的创始人之一于道泉先生 (1901--1992)。他就远赴巴黎大学师从巴考 (J.Bacot)教授苦读了五个春秋，专攻藏学。在此之前，在北京他已发表了专著《六世藏传佛教高僧仓洋嘉措情歌》 (1931 年),此书可以看做中国现代藏学的发端之作。此后在风雨如晦的黑暗年代里，一批学者如韩儒林、闻宥、任乃强、李安宅、于式玉、黄明信、王沂暖、金鹏、王森、苏晋仁、柳陛棋、吴丰培、法尊法师、刘家驹、庄学本等，他们就各自所长，利用当时的条件投身于藏学，开始进行专门性研究，发表过一些重要论著，开了中国藏学研究的先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1949—195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重视藏学研究工作。毛泽东主席始终强调，必须“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早在西藏和平解放时，毛泽东主席就要求进藏官兵注意尊重和研究藏族的风俗习惯、历史和文化等。1954年10月9日，毛泽东主席强调：“西藏自治区要办小学、中学，还要办大学，不仅要有大学生，还要有各种各样的干部和科学家。”要求“培养人才，进行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工作”。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和要求，也为现代中国藏学研究提供了政治和理论指导。

在和平解放西藏之初，李安宅、于式玉等学者即加入进军西藏的行列，开展调查研究，撰写了《西藏各阶层对我军进军态度之分析》《藏人的风俗和禁忌》等调查报告，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政策建议，还编写了藏文课本供进藏部队士兵学习，为和平解放西藏做出了贡献，也标志着现代中国藏学的形成。

1951年西藏自治区和平解放后，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组织中国科学院及一些高等院校的科学工作者，组成“西藏科学工作队”，首次在西藏进行了历时两年多（1951—1953年）的考察。

1956年国家制定《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西藏地区和横断山脉科学考察正式列入57项重大任务。中国科学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测绘局等部门勘测绘制了青藏高原1:10万航测地形图、1：100万地质图等。

西藏民主改革和其他藏族地区社会制度变革时期（1959—1966年）

西藏民主改革和其他藏族地区社会制度的变革，使现代中国藏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一时期，各种传统文化遗产得到保护，还培养了一批专门从事藏学研究的新人才，并开展了多学科的广泛调查和研究。

在1959年平息叛乱的过程中，西藏工委决定成立文物管理委员会，以防止叛乱分子对文物的破坏和偷盗。文物管理部门采取有效措施，对古籍做了妥善保护，对部分古迹进行了修缮，收集、整理了数以万计的珍贵历史文物和大量文献档案资料。1960年，西藏自治区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正式公布了西藏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21个，其中9个属于国务院后来公布的国家文物重点保护单位。与此同时，民间文学艺术遗产的发掘工作着手进行，藏传佛教经典的整理工作有序开展。

改革开放之初现代中国藏学研究复苏时期（1977—1985年）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祖国春回大地，万象更新，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现代中国藏学也迎来了新的春天。

1977年，邓小平同志批准编撰出版《藏汉大辞典》，可视为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藏学恢复发展的标志。[7]张怡教授主编的、由藏汉等多民族学者共同参与编撰的《藏汉大辞典》共收录词条5.3万余条，是当今世界已刊印的藏语词典中收词最多、诠释详备的巨著。

1980年3月和1984年2—3月，党中央两次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在党中央和国家的重视、支持下，中国藏学研究事业在改革开放初期迅速恢复。

1981年6月11日，中央中央民族大学藏族研究所正式成立。这是改革开放后国内最早建立的藏学研究机构。1985年8月5日，西藏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作为一家综合性的专业研究机构，从多方面多领域开展藏学研究。由此，西藏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藏学研究事业走上了专门化、制度化、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此外，在西藏社会科学院筹建过程中，于1981年12月创办了综合性学术期刊《西藏研究》，并发展成为国内外藏学领域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学术刊物。

这一时期西藏的考古和文物研究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既拓宽了藏学的研究视野，也推动了藏学研究的深入。西藏考古发掘中突出的例子是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昌都卡若石器时代遗址[8]和拉萨市北郊曲贡遗址[9]，这两处遗址都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相继发现的。《昌都卡若》《古格故城》《拉萨曲贡》《西藏布达拉宫》等一大批以文物考古和古建筑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著作相继面世，为藏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更加广阔的研究领域。据统计，这一时期全国共发表了约3500篇藏学论文，出版了350部与藏学相关的著作。

现代中国藏学快速发展时期（1986—2012年）

1986年5月20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在北京正式成立，标志着现代中国藏学研究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经过改革开放，奋发图强，中国藏学研究在原有基础上取得了飞速发展，一批新的研究机构陆续成立，研究工作得以顺利发展。这期间成立的新的研究机构有中原地区藏学研究中心、中国高级藏语佛学院、四川国外藏学研究所、四川藏学研究中心、甘肃省省藏学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 (现升格为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等，为藏学人才的培养、藏学研究广泛深入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尤其是 1986 年5月20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藏学已迈入一个崭新时期。

1986年5月20日，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关怀下，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在首都北京成立。成立以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紧紧围绕党和国家涉藏工作大局，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基础研究、现实研究方面均取得丰硕成果，建立起多民族的藏学专家学者队伍，建成了以科研为中心的多功能藏学研究机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先后承担《中华大藏经》藏文对勘、《西藏通史》《中华大典·藏文卷》编纂等国家级重大项目。完成上千项各级各类科研课题，成果丰硕。

2019年5月13日至19日，应台湾传统伦理文化发展协会邀请，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华彦龙为团长的“两岸藏学研究交流访问团”一行十人，于2019年5月13日至19日赴台湾参加“首届两岸创新性发展学术研讨会”。藏学研究交流访问团与台湾有关专家学者十余人围绕“活佛转世制度”、“贝叶经”、“藏传佛教密宗”、“少数民族研究”、“藏文写本”、“宗教传播”、“历史文献”等主题，就藏传佛教、藏医药、西藏历史等研究领域的新成果、新观点进行研讨。

2019年10月26日，“第四届中日藏学研讨会暨龙谷大学建校380周年纪念活动”在北京中原地区藏学研究中心隆重召开。

2020年7月15日，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和中国人权研究会联合主办的“藏文化传承与宗教信仰国际视频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国大陆与台湾、尼泊尔、奥地利、意大利、法国等地的近50名专家学者，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与会。

2022年3月28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9届会议云上边会“西藏文化传承、人权保障和社会发展”在京举行。会议由中国人权研究会、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共同主办。40余位国内外有关专家学者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加相关议题研讨。边会上，专家学者以自身的调查研究为切入点，充分展示出西藏自治区在传承文化、改善民生、发展社会经济各项事业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有助于世界更加客观真实、全面立体地了解新时代西藏的人权保障现状和社会发展风貌。

日本

缘起

日本的藏学，从现代西方科学视角中的人文科学概论和社会科学来看，其研究对象主要包括西藏的宗教、历史、语言文化、实地调查和西藏问题这几个方面。

日本西藏学的兴起（20世纪初—60年代）

19世纪末，来自西方科学系统的日本印度学和佛教学兴起。在它们的影响下，20世纪初，日本的学者们开始去西藏搜集“最准确”的梵语译文佛典——藏文大藏经。1899年，在东京哲学馆受过印度学、佛教学启发，而后又在印度作了各方准备的行脚僧河口慧海终于踏上了“西天的净土”——西藏自治区的土地，可以说，从此开始了日本的西藏研究的脚步，也缔结了日本与西藏接触的情缘。河口慧海第一次进入西藏“取经”以后，包括他本人的第二次入藏求经在内，日本的和尚学者们开始从各条途径奔赴西藏，求取真经。这方面作出卓越贡献的学者还有京都东本源寺的寺本婉雅和能海宽、西本源寺的青木文教和多田等观。这是日本历史上搜集藏文佛典的开始，也是日本藏学的源头。

河口慧海第一次进入西藏“取经”以后，包括他本人的第二次入藏求经在内，一批和尚学者组成的大谷探险队，在河西走廊搜集资料，其中也包含了不少有关西藏的古代文献和文物。回到日本以后，讲授藏语，翻译、整理和研究带回国的藏文文献，培养弟子。主要由多田等观扩大了藏学的影响；在京都，寺本婉雅之后青木文教讲授的藏学，也起到了一定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青木文教还曾替代多田等观在东京大学主持西藏文化的讲座，对于推动藏学的研究，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1942年至1946年曾被京都大学派到中国的留学生佐藤长，他在20世纪30年代跟随青木文教学习藏语，来到北京后又在雍和宫学习藏语和佛典，到50年代末，他的《古代チベット史研究》（《古代西藏史研究》）（上、下）出版，标志着日本藏学研究中历史学研究基础的形成。与佐藤长的历史研究同时，川喜田二郎组织调查队在尼泊尔藏族社会中的田野调查工作，也获得了第一手资料，其后出版了相关的民族志资料和研究成果。这可以看做是日本藏学研究中实地调查研究的起步。此外，关于西藏苯教的研究，也有介绍文章出现。

各项专业研究的展开（20世纪60年代—80年代）

1959年数万名西藏人前往印度。1959年末，洛克菲勒财团提出了一项援助在印度的前往藏人和推动各国藏学研究的计划。这项计划规定，西方各大学可从印度的西藏自治区人中选择有能力的学者前往其学校，洛克菲勒财团为这些大学提供3年的藏学研究经费。这样，当时有名的藏学家如意大利的图齐教授（G.Tucci）和伯戴克教授（L.Petech）、法国的石泰安教授（A.Stein）、德国的霍夫曼教授（H. Hoffman）等10多名国际知名的藏学家聚集在作为这项计划中心的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远东俄罗斯研究所，各自选择了2至4名藏族学者，作为各自国家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日本藏学界也积极响应，参与了这项计划，并选择了3位藏族学者。从此日本的藏学研究开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直到1987年当时来日的3人中的最后一名学者索南加措去世，作为这个时代的一种象征，日本的藏学研究又走过了一段非常兴盛的时期。

日本藏学研究的现状（20世纪90年代至今  ）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山口瑞凤等著名学者离开东洋文库，东洋文库的藏学研究逐渐失去了过去的繁荣景象。其研究逐渐转向单一化——西藏佛教的研究。从这一时期作为东洋文库主要研究员福田洋一的回忆来看，那个时候仅仅是他一个人或者是与一位来自国外的西藏自治区人一道，阅读和整理佛典，甚至有时候，他一个人就是东洋文库西藏学研究的全部代表，直到2001年彻底撤销东洋文库内的西藏研究室。10年来，福田洋一从事的是细致入微地研究西藏佛典特别是格鲁派开创者宗喀巴大师的著作，他尤其研究的是宗喀巴大师著作中的因明学部分。

上世纪80年代末索南加措去世后，《西藏沃尔寺曼荼罗：图版》出版；1991年，《西藏沃尔寺曼荼罗：曼荼罗诸神系谱表》出版。直到2005年，立川武藏又开始整理和出版这些曼荼罗。立川武藏是目前仍然活跃在日本藏学研究领域中的著名学者。他研究的范围相当广泛，著作颇丰。据2004年名古屋大学印度文化研究科编辑的《三山七河：立川武藏教授花甲纪念论文集》中所附立川武藏教授著作目录看，他将近撰写了200部（篇）有关西藏自治区曼荼罗、佛教空思想的研究、印度教的实在论、日本佛教、佛教学等论著。

2013年10月16日在日本高野山大学举办第61届“日本西藏学会”年会时，“日本藏学情报交换会（日本チベツト学情报交换会）”正式宣布成立。

法国

法国早期的藏学研究代表人物是雅克·巴科(Jacques Bacot,1877—1967)。巴科是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学院教授、法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院士，1946—1951年间任法国亚细亚学会会长。他于1906—1910年前后两次赴西藏东南部进行考察。

巴科于1940年与图散(Charles Toussaint)和托玛斯(P.W.Thomas,1867—1950)合作出版了名著《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一书。该书考证了敦煌市藏文写本Pt.1286、1287、1036、1047和1290号等吐蕃古代史文书，首次发表了《吐蕃历史大事纪年》《吐蕃赞普世系牒》，以及《吐蕃小邦王臣传》等稀世敦煌藏文文书，他们为古代吐蕃史的研究独辟蹊径。

1962年由亚细亚学会出版的《西藏自治区史概论》一书。该书是法国第1次撰写西藏通史的尝试。全书共分3章。第1章是“吐蕃赞普”，从传说中的天神赞普一直讲到吐蕃王朝衰败时期。第2章是“西藏的佛教和神权政体的发展”，从藏传佛教的发祥一直讲到西藏和平解放。第3章是“附录”，主要是汇集和译注了一大批有关西藏古代史的资料。这部西藏史在论述西藏的历史和文明方面确有独到之处，在当时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但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那种国际与中国国内形势的影响下，此书形成了法国藏学研究史上罕见的一次内含对中国说三道四的地方。

美国

美国人最早涉足中国西藏地区是在19世纪末，他们多是以“传教”“探险”和“经商”等非官方身份踏上西藏自治区的。尽管他们人数不多，但是却对美国早期西藏政策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威廉·伍德维尔·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1]是第一个进藏的美国官方人士。此人曾于1884年被派往北京，任美国驻华使馆的二秘。3年后辞去了外交官职务，化装成僧人，对西藏进行了为期4年的秘密“调查”。虽然所得资料十分有限，远未掌握有关研究西藏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充足资料。然而，柔克义用自己收集的有限资料写了很多游记和论文，如《拉萨市的藏传佛教高僧及其与清帝的关系》(The Dalai Lamas of Lhasa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the 满语 emperors of China，1644—1908)、《藏传佛教高僧之地》(The Land of the Lamas：notes of a journey through China，Mongolia and Tibet)、《西藏自治区》(Tibet：a geographical，ethnological，and historical sketch derived from Chinese sources，1891)等。他在上述著作中，提出了“西藏是宗主国中原地区的属地”的说法。[2]由于他是第一个写出有关中国政府和西藏地方关系的美国人，加之他在 1908年又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因此他的著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早期的西藏政策，即在事实上只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Suzerainty)，排除了中国对西藏自治区的主权。[3]在柔克义之后，一些美国人也以这样那样的名义进入了中国西藏和其他藏区，随后也开始了他们的“藏学研究”。

从学术角度而言，美国的藏学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萌芽期(20世纪40年代以前)、成熟期(1950—70年代)、兴盛期(1978年以来)。从第三个阶段开始，中美藏学界间的学术活动和学术交流逐渐加强，但随着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化，中美两国关系也随着有了变化。美国政府利用“人权”“民主”等手段压制中国，并将西藏自治区问题作为一个棋子，为两国关系正常发展制造了不少障碍。由此，两国间的藏学研究交流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美国研究者的研究也“很合时宜”地提出了一些为美国政策服务的观点和结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力度进一步加大，更多的美国学者来到中国，走进西藏，在他们眼前展现的是变化中的藏民族生活，听到的是发自藏民族的声音。看着西藏切切实实的巨大变化，使他们不得不把体会到的和深切感受到的写进他们的文章、书籍，由此美国藏学研究开始走向一个较好的阶段。

奥地利

奥地利与西藏的早期接触

奥地利人与西藏自治区的接触，可以追溯到17世纪传教士在西藏的活动时期。西方对西藏的关注由来已久。有文字记载的以古希腊历史学的奠基人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484—前443年)和古希腊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克罗狄斯·托勒密(Clandius Ptolemaeus，约90—168年)的记载为最早。“成书于公元前五世纪的西方第一部历史著作希罗多德《历史》中就已经出现了有关西藏的记载，提到了淘金的蚂蚁的故事。此后公元一世纪地理学家托勒密一世的名著《地理》再次出现有关西藏自治区的记载，提到了一座铜色的山。”13世纪的传教士柏朗嘉宾(Jean de Plen Carpin)和鲁布鲁克(William de Rubruk)的书中曾提到了西藏。意大利的传教士鄂多立克(Odorico da Pordenone，1265—1331)也是较早深入西藏的西方人。14世纪初，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到中国，在他的游记中记载了西藏的宗教与风俗。16世纪以后到达西藏并向西方作报道的是葡萄牙耶稣会的传教士安东尼奥·德·安夺德神父(Antonio de Andrade)。安夺德神父主要在西藏自治区的阿里西南部的扎布让活动。

奥地利的藏学研究

奥地利的藏学研究与其印度学研究有着不解渊源。一般来说，欧洲人对印度学的研究，可谓情有独钟，其主要原因还是欧洲人与印度人在血缘上和语言上的某种亲密关系所致。欧洲人的祖先雅利安人与古老的印度人有着血缘上的关系。雅利安人是原居于今俄罗斯南部乌拉尔山脉附近的古代部落，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代末至公元前2000年代初，雅利安人的部落开始不断向外迁徙，向西进入欧洲大部分地区，向东深入欧亚的腹地，向南则伸入西亚和南亚，在人类历史上形成了规模巨大的世界性的游牧部落迁徙浪潮。一部分向西和北两个方向迁移的雅利安人逐渐形成了西欧的塞尔特人和北欧的日耳曼人。从公元前2000年代初开始，又一支雅利安部落从里海西岸分批南下进入伊朗高原，称为伊朗雅利安人。而最先进入伊朗高原的一部分雅利安人则继续向东南方向移动，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越过阿富汗兴都库什山脉，约于公元前1200年来到印度河流域。在印度河流域，他们遇到了当地土著达罗毗荼人的顽强抵抗，这使得雅利安人不得不放慢征服的脚步，经过6个世纪的漫长战争，雅利安人最终在印度站稳脚跟，后来成为印度的雅利安人。因此，雅利安人被誉为印欧语系民族的共同祖先。

德国

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具有古老的东方学研究传统，而作为东方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藏学，近几十年来在德国得到了较多的支持和重视，以致使其渐渐登堂入室，创立了藏学在德国“相对而言优于欧洲其他各国的局面”。

纵观德国的藏学研究起步的发展过程，其早期藏学与传教士传教的需要、吐鲁番市学研究和佛教研究以及印度学研究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开德国藏学先河的是传教士。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海因利希·奥古斯特·耶希卡(Heinrich August Jäschke，1817—1883)、奥古斯特·赫尔曼·弗兰克(August Hermann Franke)、伊萨尔·雅各布·施密特(Isaal Jacob Schmidt，1779—1847)等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涉藏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主要分散在一些大学的哲学系、国际研究院和亚洲研究院(系或中心)。1972年中澳建交之后，澳大利亚中国学研究发展很快。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原地区经济的崛起，中澳两国贸易额迅速增长，澳大利亚一些大学专门设立当代中国研究中心，集中了一批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但这些专家专门从事藏学研究的比较少，只是有些涉及藏学研究。

俄罗斯

在西方国家中，俄罗斯是最早对西藏自治区产生兴趣的国家之一。早在17世纪，为服务于在信奉藏传佛教的中西伯利亚蒙古人地区进行扩张的政策，俄罗斯的一些学者、探险家和政客就开始了对藏族语言文字、宗教和历史等方面的研究。

18世纪20年代，一批藏文抄本在位于额尔齐斯河流域的阿卜赖寺(Ablai-yin Kyit)被人发现，此事立即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当时的欧洲懂藏语的人还不多，为解读这些文献，俄罗斯科学院的历史学家米勒于1735年深入到色楞格斯克的布里亚特人中间，结识了当地的宗教领袖阿旺·彭措。阿旺·彭措将发现的抄本第一页开头部分，米勒请俄罗斯外交部译员彼得·斯米尔诺夫将阿旺·彭措的译文翻译成俄文。之后，米勒将这个俄文译本翻译成了拉丁文，于1747年与藏文原稿一同发表，文章题为《西伯利亚唐古特抄本考释》。

18世纪70年代，俄罗斯科学院的东方学家和民族学家帕拉斯(P．S．Pallas，1741—1811)与一些西伯利亚地区的藏传佛教高僧进行了许多探讨，了解了很多关于西藏自治区的地理、语言、宗教等方面的信息，并收集了一些蒙文和藏文的文献。

这一时期俄罗斯藏学研究人员主要的工作是收集有关西藏和藏族的资料和信息，因此他们多数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藏学家，甚至很多人连藏语都不懂，但他们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激发了欧洲人对于藏族语言、文化的兴趣，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俄罗斯藏学研究从收集、整理资料到进行科学研究的过渡。

印度

20世纪以来，随着一些涉藏研究机构的产生，印度学界对西藏的认识和研究逐渐深化，也出现了一批从事藏学研究的学者。印度独立以后，特别是中印两国围绕边界问题爆发一系列冲突和战争以来，印度对于西藏的兴趣有了更大的提高，涉藏研究的学者数量有了较大程度的增长。印度对西藏自治区的研究虽然起步比较早，但整体水平并不高，专门从事涉藏研究的机构和人员规模也并不大，这与印度作为与中原地区西藏相邻的亚洲大国的身份并不匹配。印度与西藏有着上千年的文化交流历史，但印度学者较为系统地对西藏进行研究主要还是印度成为英国殖民地之后的事。随着英印当局向西藏渗透的步伐，一些受雇于英印政府的印度当地人成为了英国殖民者探索西藏的马前卒，这些人政治上服务于英国侵略西藏的整体策略，对于西藏的安全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但从另一方面看，他们早期对西藏的探索，特别是对西藏语言、宗教、历史、文化的研究为当时外部世界了解西藏提供了重要的渠道，他们的一些著作甚至到今天仍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加拿大

加拿大地理面积997万多平方公里，居世界第二位。华裔人口已占加拿大总人口的3．5％，成为加拿大最大的少数族裔，即白种人和原住民以外的最大族裔。华裔人口中25％的人是在加拿大本土出生的，其余大部分来自中国大陆、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台湾。1970年10月中国同加拿大建立正式外交关系，2010年是中加建交40周年。近几年随着移居到加拿大的藏族人数的增加，从事藏学研究的人员也逐渐增多。

意大利

首次在欧洲提供关于西藏和藏族文化的可靠信息的是两个意大利人，他们是天主教圣方济各会的乔瓦尼·达·柏朗嘉宾(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1182—1252)和鄂多立克·达·波代诺内 (Odorico da Pordenone，1265—1331)。

乔瓦尼·达·柏朗嘉宾本人没有到过西藏自治区，但却尽其所能地收集了蒙古商人和游客提供的关于西藏的信息。

鄂多立克·达·波代诺内也到中亚游历，并于1328年撰写了一部记述其旅行见闻的著作。鄂多立克·达·波代诺内自称到过拉萨市，并对该地有较为详细的描写。如果属实，他将是第一个访问西藏首府的西方人。但记述当中有一些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的地方，这表明他也像自己的前辈们一样，只是简单地收集了一些二手资料。

19世纪西藏的地理勘察更多地集中在西藏影响所及的广大区域的极西边缘，如拉达克和巴尔蒂斯坦。意大利人的科学考察团不少，其兴趣在解决重要的地理学、地质学和人种学的各种问题。

20世纪最重要的意大利学者是朱塞佩·图齐，他开启了西藏自治区研究的一个新的阶段。从1928年到1948年，图齐完成了8项科学任务，其中6项在西藏西部，另外的2项在西藏中部。他系统地收集资料，予以详细记录，从历史和理论发展的角度对这些信息进行解释，研究其可能的来源及影响，并把这些信息放到原来的历史背景下。此外，他还通过大量的文字和照片忠实地记录了藏文木刻长条书、梵语手稿、碑刻、庙宇、神、乡村节日等等。最终，他还摄制了一些电影，其中的一部分现在保存在罗马的光影电影公司(Istituto Luce)，其余的已经不幸遗失。

藏学研究机构

中国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

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的前身是1951年创建的中央民族学院藏语文教研室，与当时筹建中的中央民族学院相伴而生。1993年建立藏学系，2000年藏学系和藏学研究所合并，成立了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于1956年建系，其前身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是本校建立最早的院系之一，2008年7月更名学院。学院下设有民族史教研室、古代史教研室、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世界史教研室和民族史研究所、满学研究所。学院建有教育部“985工程”二期“中原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中心”，承担“211工程”三期“中国少数民族历史与宗教重点项目”，本科历史学专业是“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是北京市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前身是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调整，原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北平研究院等单位从事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史和民族语言等方面研究的权威学者，大多集中到了中央民族学院,建立了研究部。研究部是新中国创建最早的民族学教学与研究中心，也是当时中国顶尖的民族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最集中的地方，如翁独健、潘光旦、吴文藻、闻宥、翦伯赞、杨成志、费孝通、林耀华、冯家升、傅乐焕、汪明、王钟翰、陈永龄、宋蜀华等都在研究部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

中国边疆研究所（原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成立于1983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的开放性研究机构，先后由翁独健（已故）、吕一燃、马大正、厉声任主任。主要任务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科研改革开放和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继承和弘扬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优秀遗产和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组织和协调本单位及全国边疆史地领域的学术研究；为本学科的学术繁荣，为维护国家统一，为中原地区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做出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是中国唯一的国家级宗教学术研究专门机构。它的宗旨是:运用科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并积极吸收和借鉴古今中外一切有关的学术成果,对宗教学基础理论和世界范围内包括中国本土各种宗教的教义、经典、历史、现状以及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进行多视角、多方位的研究,以增进对人类观念形态和社会文化发展的整体认识,加强对世界面貌和中国国情的全面了解,为国家现代化和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是多学科、综合性、国家级的民族问题专业研究机构。其前身是1956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和1958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62年两所合并为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77年归属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2002年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藏学与西藏发展研究室

藏学与西藏发展研究室现有在编科研人员5人，其中研究员1人，副研究员2人，助理研究员2人。50岁以上2人，40-50岁3人。获得博士学位的3人，获得硕士学位2人，硕士生导师2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原名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成立于1980年，隶属中国社会科学院。2002年10月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Ethnic 文学，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在职人员 44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员33人，分属于14个民族成份;高级专业人员19人，中级专业人员18人。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成立于2005年5月28日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是新中国第一家以国学为教育研究目的且本硕连读的教育科研机构。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清华大学建设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的世界一流大学，文科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清华大学的总体发展中，提出了加快发展文科的指导思想。人文学院努力从清华大学在国家的地位以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整体目标出发，适应新世纪的经济建设与社会进步对人才培养和人文学术的要求；遵循“古今贯通、中西融会、文理渗透、综合创新”的学术范式，打好基础，突出应用，注重交叉，形成特色；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有重点分阶段地进行学科建设。

北京大学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研究所

​北京大学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研究所（Research Institute of Sanskrit Manuscripts \u0026 Buddhist 文学, Peking Universit）成立于2004年，隶属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以季羡林先生所开创的梵语、巴利语专业为依托，由南亚学系段晴教授担任研究所主任，成员有：王邦维、萨尔吉、叶少勇、范晶晶。

中国人民大学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国学院是新时期国内最早成立的教学与科研并重的实体国学院。国学院成立伊始，中国人民大学就高举“大国学”旗帜。“大国学”就是完整的中国国学，是一个能够体现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特有的文化体系的学问。中国的国学不仅是关于中原文明、汉族和汉族文化的研究，而且是中国多民族及其文化的研究。国学不仅包括传统汉学研究的内容，而且还要包括边疆民族地区各民族的语言、历史、地理和宗教文化的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佛学研究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佛学研究中心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与黑龙江省大庆富裕正洁寺共同发起创办的学术研究机构。中心秉持创新、包容、传承、建设的理念，整合学术界、宗教界与实业界资源，开展佛学与宗教学领域的高水平研究，建设具有重要学术与社会影响力的文化交流平台，为全球佛教学术发展与人类精神文明进步提供智力支持。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以下简称“青藏高原所”）是院党组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需求和国际科学前沿发展趋势，在知识创新工程科技布局和组织结构调整中成立的研究所之一。青藏高原所紧密围绕学院“三个面向”“四个率先”新时期办院方针，率先开展“四类机构”改革，全面实施“一三五”规划，促进产出重大原创成果，深入推动“国际化、高水平、重服务”研究所建设，各项工作取得全面进展，为实现青藏高原所创新跨越发展、建设国际化一流科研机构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以下简称地理资源所）于1999年9月经中国科学院批准，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前身是1940年成立的中国地理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1956年成立）整合而成。

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

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由已故十世班禅大师和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倡议，经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于1987年9月1日在北京西黄寺创立，以专门培养藏传佛教爱国爱教高级人才，是藏传佛教的最高学府。十世班禅大师亲任第一任院长，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赵朴初先生为高级顾问。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的创立，标志着藏传佛教高级人才培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从此掀开了藏传佛教现代化教育的历史新篇章。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光辉和伟大，体现了党和政府对藏传佛教工作的重视与关怀。

中共中央党校

​中共中央党校是中国共产党轮训培训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的最高学府，是党中央直属的重要部门，是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阵地和干部加强党性锻炼的熔炉，是党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故宫博物院藏传佛教文物研究所

故宫藏传佛教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经过近20年的学术积累，相关研究成果为国内外同行所瞩目。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学术发展的步伐进一步加快。自2005年始，故宫博物院已经与国内外多家相关研究机构达成了合作协议，参与到野外调查、研究整理和国际学术会议筹办等工作中，为故宫博物院藏传佛教文物研究中心Research Centre for Tibetan Buddhist Heritage，缩写：RCTBH）的成立创造了条件。

西藏

西藏大学​

西藏大学是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部门（单位）直属高等学校序列的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2004年10月成为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与教育部共建高校，2013年6月列入“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2013年7月获批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2017年9月进入国家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行列，2018年2月成为教育部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部区合建”高校。

西藏大学珠峰研究院​

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理论武装，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西藏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西藏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是1999年在原藏学研究所和民族、宗教研究所的基础上进行重新改组，并与四川大学联合申请而重新组建的重点研究机构。1999年下半年，经过公开申请，专家通讯评审打分和教育部组织专家实地考察，教育部专家咨询委员会投票等一系列严格的评审程序，于2000年9月25日正式批准入选第二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并于2000年12月25日由国家教育部在四川大学主持授牌仪式正式成立。

西藏大学西藏经济研究所​

西藏大学西藏经济研究所成立于2002年5月，是隶属于西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校级研究所。自成立以来，活跃于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为西藏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对扩大西藏大学的影响力，促进经济与管理学院教师的整体素质的提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藏大学藏文信息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2006年正式成立了西藏大学藏文信息技术研究开发中心。中心主任由硕士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者、西藏自治区科协副主席、西藏自治区藏文软件开发领导小组成员、西藏自治区信息协会副会长大罗桑朗杰教授担任，中心副主任由计算机专业硕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全国模范教师”、“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欧珠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特等奖”获得者、“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得者尼玛扎西教授，藏文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西藏自治区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会长次旦扎西教授担任。现有30多名专业技术人员，其中，有7人具有高级技术职称、16人具有中级技术职称；具有研究生学历的有19名。目前在校已经形成了一支生气勃勃的藏文信息技术研究开发的专业技术队伍。

西藏大学《格萨尔》研究所

西藏大学“格萨尔”研究所最初以“西藏大学《格萨尔》抢救小组”为名成立于1979年。是针对著名《格萨尔》说唱艺人扎巴的口头说唱录音的进行文字记录并进一步编辑、整理、出版而组建的专门机构。1985年，正式转为研究室，2001年又正式更名为“西藏大学‘格萨尔’研究所”，现隶属于西藏大学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

西藏社科院最早筹组于1978年6月，孕育于改革开放的春风之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也迎来了春天。伴随着全国性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恢复与新建，西藏哲学社会科学和藏学机构也加快了筹建步伐，经过多年的筹备，成立社科院的条件逐步成熟，遂于1985年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

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贝叶经研究所

贝叶经写本是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西藏保存有不少贝叶经写本。贝叶经作为中国国宝级文物，一直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和保护。胡锦涛同志任总书记时，曾专门对西藏贝叶经抢救保护整理利用方面作出过一系列重要指示。2007年，在中央有关部门和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关心指导下，成立西藏贝时经保护领导小组，全面开展当前西藏自治区境内所藏珍贵贝叶经写本的保护、收集、整理、编目和影印等王作。通过调查，基本上摸清了西藏贝叶经写本现状，并制定了西藏贝叶经保护章程，编写了西藏自治区所藏贝叶经写本总目录。在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专业人员的辛勤努力下，西藏贝叶经写本在保护和整理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

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

​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筹建于1983年，并于次年正式成立。自成立以来，先后由黄文焕、晋美、何宗英、仲布·次仁多吉、西尼崔臣、古格·次仁加布等担任正副所长职务。目前，副所长为布穷，全所共有9人，其中4名研究员、2名副研究员和3名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藏传佛教、苯教及因明学等。

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西藏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成立于l 997年，是根据当时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将原民族历史研究所、语言文学研究所(均为l980年成立)和《格萨尔》抢救办公室(1984年成立)合并组建而成，下设《格萨尔》抢救办公室(即西藏自治区《格萨尔》研究中心)。主要从事藏族历史、语言、文学、民俗以及人类学研究，西藏人口较少民族(包括西藏境内门巴族、珞巴等其他少数民族)调查与研究，涉藏民族理论与政策研究以及英雄史诗《格萨尔》的抢救、整理和研究等，是西藏社会科学院传统学科研究和传统研究服务现实决策的重要学术交流平台。

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

当代西藏研究所​西藏社会科学院当代西藏研究所，于1996年9月成立，对外挂西藏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牌子。有12名科研人员，其中1名享受自治区专家津贴专家。现在职科研人员为8名，1名正高，2名副高，2名助理研究员，3名研究实习员，3名汉族，6名藏族。

西藏民族大学​

西藏民族大学坐落在渭河之滨古都咸阳市，其前身是1957年中央指示创办、1958年9月开学的“西藏公学”。1965年4月30日，经国务院批准更名为“西藏民族学院”。2015年4月28日，经国家教育部批准更名为“西藏民族大学”。学校是国务院批准的首批具有学士授予权单位，是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与国家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共建高校、国家中西部地区重点建设高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教育部卓越人才培养计划试点单位、教育部团队式对口援助高校、西藏自治区博士授权立项建设单位。

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

民族研究院是一个以科研为主、兼顾教学、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学院，现有教职工47人,其中教授5人（博士生导师2人），副教授9人。

西藏民族大学西藏当代文学研究中心​

西藏当代文学研究中心是在西藏民族学院“内涵式”发展战略背景下，结合西藏民族学院文学院学科发展建设需要而成立的研究基地。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

2001年，正在主持西藏三大文物保护维修工程项目壁画文物的保护与修复工程总负责人敦煌研究李最雄研究员致信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府常务副主席的郝鹏，提出了在西藏成立一所文物保护科研单位，结束西藏自治区没有专门的文物保护科研机构的历史。

西藏藏医学院​

西藏藏医学院是一所集学研医产于一体的民族传统医药高等院校，是教育部批准的全国唯一单独设置的藏医药高等学校，也是世界唯一单独设置的藏医药高等学校，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建大学，是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藏医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单位，是教育部构建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藏医药现代高等教育体系与人才培养模式试验区，是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重点学科单位和藏医药优势学科继续教育基地，是科技部国家级藏医药防治糖尿病国际联合中心共建基地，是西藏自治区自治区藏医药防治糖尿病创新团队，承担国家藏医药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历史重任。

四川

西南民族大学藏学学院​

藏学学院前身藏学系始建于1951年，2003年4月正式成立藏学学院，至今已走过了六十四个春秋。藏学学院是以藏语言文学为学科基础核心，藏学各领域全面发展的综合性教学科研并重的学院，是培养藏区优秀人才的摇篮。

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

西南民族学院1951年创立伊始，为了服务于解放西藏、稳定云南省边疆和经营四川藏彝族地区，即在校内建立了“民族研究室”，专门从事对西南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方面的研究。著名民族学家李安宅、吴泽霖、任乃强等均在此从事过教学科研工作，并形成了良好的学术传统和厚重的学术积淀。

西南民族大学青藏高原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为深入开展对青藏高原地区民族宗教信仰与社会稳定、生态环境与文化遗产保护、旅游与文化产业发展、民族社会管理与法制建设等方面的研究，进一步探索青藏高原牧区经济社会文化创新发展路径，2013年10月，四川省省社科联、省四川省教育厅批准，学校“青藏高原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成为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该中心致力于青藏高原少数民族农牧区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的研究及科技应用推广方面的工作，努力建设成为一个面向国内外各类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开放性科研平台，成为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决策的重要咨询机构。

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西南少数民族语言资源库建设基地

2006年10月14日中国西南民族语言资源库建设基地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和学校为了抢救西部民族语言及濒危少数民族语言而共同组建的，以抢救民族语言特别是濒危少数民族语言资源为目的，记录保护和保存好以各民族语言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基地通过汇集历史资源、开展田野调查等方式，建立一个包含影像和文本录音的历史、民俗、文化资源等内容，能容纳上千个语言或方言点的大型语言词汇语音资源数据库。目前已经完成《彝语六大方言语音库》、《彝语声学参数数据库》、《羌语语音资源库》、《花瑶语音资源库》、《藏语尔苏语音数据库》、《藏语嘉绒语音数据库》的研究与建设。

西南民族大学少数民族文化博览中心​

西南民族大学是地处祖国大西南的一所综合性民族高等学校，是多民族统一的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的缩影，有来自56个民族的师生三万余名。1952年9月，学校中国民族博物馆在学校建校次年正式设立，是新中国最早建立的民族博物馆之一。长期以来，学校充分挖掘民族博物馆育人资源、发挥民族博物馆育人功能，努力把民族博物馆建成学生成长成才的第二课堂、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和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基地、展示西南少数民族风情的重要窗口、打造民族高校特色校园文化的重要平台，不断营造和谐育人氛围，促进高校文化育人效能提升，努力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西南民族大学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技术研发中心

1994年学校成立了民族文字信息处理研究所，2002年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民族文字信息处理实验室（四川省省高校重点实验室），2010年成立了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技术研发中心。中心先后3次获国家财政部专项建设经费的支持，共计1080万。中心成立以来，开设了民族文字信息处理硕士研究生专业和本科专业，实验室在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领域（彝、藏、傣、纳西）的研究成果突出，一直是学校的特色研究方向。

西南民族大学少数民族古籍文献研究中心

​西南民族大学少数民族古籍文献研究中心是国家民委少数民族古籍文献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基地，同时也是学校民族文化艺术实践创新研发基地五个中心之一。中心使用面积3000余平方米，馆藏有藏、彝、纳西、傣、水、柯尔克孜族、白、侗、羌等二十多种少数民族的各种版本文献50000余(函)册，是迄今为止全国高校中规模最大、收藏最全的民族古籍文献研究中心，已成为独具民族建筑特色和现代高新技术支撑的民族古籍文献研究中心。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是在教育部批准设立的全国高校“历史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的基础上，于1999年通过对原四川大学“西藏考古与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进行重新改组而新建的重点科研机构。该所充分发挥了四川大学地处西南、长年注重藏族聚居区考察与研究的学术特长及传统，继承了学校前辈学者的学术研究积淀，开拓了新的藏族聚居区研究领域，在全国藏族地区研究领域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

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的前身，是根据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关于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指示，经原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和高教部批准，于1964年成立的四川大学印度研究室，主任为原四川大学校长温建平同志。

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2000年始，四川大学与西部若干高校合作开展西部开发研究，牵头组建了有中国西部主要大学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密西根大学等12个国外机构参加的“西部开发研究联合体”。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民族与宗教研究所2010年12月学院进行内设机构调整，院党委决定整合院康藏研究中心、哲学研究所、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等部门从事民族和宗教研究的科研力量，成立院民族与宗教研究所。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是省政府直属的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是省委、省政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2016年在国家商标总局获得“天府智库”商标注册证，2017年入选首批省级新型智库建设单位，是集科研、教育、编辑、咨询服务于一体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四川省康藏研究中心​

康藏研究中心正式成立于1994年，是全国最早成立的本专业研究机构。2001年6月12日，为了加强对四川藏区的研究，根据省委要求，“四川省康藏研究中心”在学院正式成立。四川省康藏研究中心，是贯彻省委关于加强对四川省康藏地区发展稳定问题研究精神成立的专业研究机构，同时也是国内第一个以康藏地区（四川藏区）为对象的专门的综合性学术研究机构。主要从事有关康巴藏区兼涉其它藏区历史、文化、发展和稳定的理论性、基础性、前瞻性研究和四川省藏区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的发掘、转化、规划等应用性研究。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是省内唯一专门从事民族研究的省级科研机构，始建于1964年，至今已经走过45个春秋。45年，成长、成熟一代人的时间，她经历了初创、撤销、恢复、发展的风雨历程，研究人员不断新老交替，更加专业化，富有朝气。全所现有在职人员20人，其中科研人员15人。职称结构为研究员3人、副研究员4人、副译审4人、助理研究员3人、实习研究员1人。学历结构为博士2人，在读博士2人，硕士1人，本科5人，本科以下5人。离退休人员20人。全所有享受国务院津贴专家5人、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2人、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1人。目前，研究所设有民族学与民族史研究室、藏学研究室、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室、民族经济研究室、邓小平民族理论研究中心、四川少数民族妇女研究中心。另外，“四川省《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也设在所内。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是四川师范大学重点教学单位之一。历历史学是学校建校时就成立的五个系科之一，前身为私立川北大学哲史系和私立川北文学院历史系。1952年院系调整，建立四川师范学院历史系。

四川民族学院

四川民族学院是一所省属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学校位于情歌的故乡四川省康定市姑咱镇，由原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升格改建而成。学校环境优美，年平均气温18℃，气候宜人，是省级“园林式校园”。

阿坝师范学院​

学校于1978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阿坝师范专科学校，2015年4月28日经教育部批准，升格为阿坝师范学院，属四川省省属普通本科院校。

云南

云南大学​

云南大学始建于1922年，时为东陆大学，1934年更名为省立云南大学，1938年改为国立云南大学，是中国西部边疆最早建立的综合性大学之一。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2015年12月，在推进“双一流”高水平大学建设，深化学校内部改革，建构与学校事业发展相适应的大学治理模式中，云南大学整合原民族研究院、原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原发展研究院社会学研究人员，成立了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社会工作学院）。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成立于2001年，是中国教育部设置于云南大学的全国百所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

云南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

是一所培养各民族高级专业人才的综合性大学，是教育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与云南省人民政府共建的省属重点大学。学校坐落于四季如春、风景秀丽的中国昆明，前身是云南民族学院，创建于1951年8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早成立的民族高等院校之一，2003年4月更名为云南民族大学。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成立于1980年，是云南省人民政府直属的全省唯一省级综合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主要任务是在云南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路线、方针、政策的研究和宣传，服务于党在不同时期的中心工作；开展云南省跨越式发展中的重大现实性、战略性问题研究，为各级党委、政府部门、企业及社会组织提供决策咨询；开展南亚东南亚及其相关的国际问题研究，服务于国家对外开放和发展战略；加强学术研究、开展学科建设及学术交流与合作，推动理论创新、知识创新、培养人才，促进云南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迪庆分院暨迪庆州藏学研究院​

迪庆州藏学研究院又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迪庆分院，其前身是1983年成立的迪庆州《格萨尔》研究室(挂靠州委宣传部)，后于1993年更名为迪庆州藏学研究所（挂靠州民宗委），2003年9月升格成立迪庆州藏学研究院，隶属州人民政府。2004年6月10日，云南省社会科学院迪庆分院暨迪庆州藏学研究院正式挂牌。迪庆州藏学研究院内设办公室、综合研究室、藏文化基础研究科、族文化研究室、东巴文化研究室五个科室。全院共有编制15人，其中管理人员：常务副院长1人，科室负责人4人；事业人员：副高2人，中职3人，初职2人；工勤人员3人。藏学研究院，除了搜集整理出版一系列科研成果，还完成了香格里拉市、普达措国家公园等的论证工作和香格里拉城区藏文门牌的普查和编译任务。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是中国唯一以民族学命名的研究所，成立于1984年11月30日。其前身为云南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所。

云南民族出版社

​云南民族出版社成立于1957年，是以出版少数民族文字图书为主的综合性公益文化事业单位，是全国出版少数民族文字图书文种最多的出版社。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傣文、德宏傣文、景颇族文、傈僳文、拉文、佤文、彝文、哈尼文、藏文、苗文(滇东北方言)、苗文（川滇黔方言）、纳西文、白文、壮文、瑶文（勉方言）、瑶文（门方言）、载瓦文、独龙文等18种少数民族文字出版各类图书，其中西双版纳傣文、德宏傣文、景颇文、傈僳文、拉祜文、佤文、哈尼文、纳西文、白文、载瓦文、独龙文等11种文字是云南省特有的少数民族文字。同时出版有关民族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地理、语言、文学、艺术、教育、医药、卫生和民族古籍、民族风情、民族问题研究等多学科、多门类的文言文图书。现拥有一支由16个民族组成的编辑队伍，在职职工74人，专业技术人员59人，经过多年的发展，云南民族出版社在民族文字图书、摄影、图片资料的出版以及整理和弘扬民族文化等方面已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甘肃

西北民族大学

​西北民族大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建的第一所民族高等学校，隶属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学校肇始于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兰州市开办的藏民问题研究班和藏民学校，1950年1月改建为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兰州分校第三部，1950年8月正式成立西北民族学院，2003年4月更名为西北民族大学。

西北民族大学藏语言文化学院

​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和甘肃省军管会在西北重镇兰州开办了藏族群众问题研究班，主要任务是为西北藏族地区培训行政干部。随着形势的发展，同年11月，该班扩建为藏民学校。1950年1月，更名为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兰州分校第三部(简称“革大三部”)。

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前身是1979年筹建、1980年正式成立的历史系，2004年6月更为现名。1980年设立历史学本科专业，并于次年9月正式招生；2007年增设文物与博物馆学本科专业，并于次年9月开始招生；2011年增设文物保护技术本科专业，并于次年9月开始招生。现已为中国民族地区培养了4000多名合格人才，受到用人单位的普遍好评。

西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西北民族研究院）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西北民族研究院）的前身是1984年成立的西北民族研究所。在西北民族研究所学科建设的基础上，1998年10月创建社会人类学•民俗学研究所。2001年7月中国第六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在西北民族大学召开之际，费孝通教授亲临研讨班，为社会人类学•民俗学系揭牌，成为系所合一建制。2004年随着学校更名为西北民族大学，建立了社会人类学•民俗学学院，2008年7月更名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原西北民族研究所更名为西北民族研究院挂靠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西北民族大学中国民族信息技术研究院​

1998年西北民族学院和甘肃省经贸委联合成立“西北民族信息技术研究所”，2001年国家民委批准更名为“中国民族信息技术研究院”。成立伊始，无场地、无设备、无经费。而今信息院拥有3000平米场地，3000万元设备；有了博士、硕士培养点和博士后流动站；有了省部级重点实验室、重点学科。

西北民族大学格萨尔研究院​

位居中国三大英雄史诗之首的《格萨尔》史诗，不仅叙述了格萨尔一生的英雄业绩，展现了波澜壮阔的藏族古代部落战争场面，还融会了古代藏族、蒙古族、土族、裕固族、纳西族等民族的道德观念、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它在产生、流传、演变、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知识汇总、生活教育、陶冶情操、传播信仰、精神寄托、文艺娱乐等作用。

西北民族大学海外民族文献研究所​

海外民族文献研究所成立于2005年，主要职责是研究和整理出版流失海外的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文献和艺术品，为学校的学科建设服务。

西北民族大学中国藏文典籍全文数字化研究所​

2012年12月21日，经校党委批准,正式成立了中国藏文典籍全文数字化研究所。

西北民族大学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中心成立于2014年11月，是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研究基地，主要以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创新研究、民族文化繁荣与团结稳定研究、民族宗教问题研究、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研究等为研究方向，着力为甘肃省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西北民族大学西北少数民族宗教研究中心​甘肃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西北少数民族宗教研究中心是省级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成立于2010年11月，现任基地主任是西北民族大学马明良教授。

西北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心​

西北民族文学研究中心成立于2010年，是直属于学校、与院系平行的实体性科研机构，甘肃省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心坚持立足西北，面向全国，服务民族，以科学研究为中心，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以藏缅甸语族、蒙古语族、突厥语族各民族文学研究为重点，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特色研究为动力，发挥团队优势，从文学、民俗学、民族文化等多角度进行比较研究，进一步提升科研水平，将“西北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心”建成西北具有示范效应的研究中心。下设“藏缅语族文学研究”、“蒙古语族文学研究”和“突厥语族文学研究”三个二级方向。

兰州大学

兰州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综合性大学，是国家“985工程”和“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之一。学校创建于1909年，其前身是清末新政期间设立的甘肃法政学堂，是甘肃近代高等教育开端之标志，开启了西北高等教育的先河。1928年扩建为兰州中山大学，1945年定名为国立兰州大学。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源起于1934年甘肃学院文史系，前身为1946年成立的兰州大学历史学系，著名国学大师顾颉刚教授任首届系主任，著名史学家张舜徽、史念海、杨向奎、王树民等教授在系内执教，此后赵俪生、张孟伦、李天祜、汤季芳等著名教授又相继执教于历史学系。前辈学者的不断努力奠定了兰州大学历史学系在全国综合性重点高校中的地位，同时也开创了“辛勤耕耘，严谨求实”的系风。2004年，历史学系改建为历史文化学院。2015年12月，与民族学研究院合并，组建新的历史文化学院。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兰

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是2000年批准成立的教育部百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现任中心主任赵利生教授。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创建于1979年，与敦煌研究院联合共建之后，在1999年成为首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下设敦煌文献研究室、敦煌石窟艺术研究室、宗教学研究室、佛教艺术与文化研究中心、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兰州大学资料中心和《敦煌学辑刊》编辑部等机构。经过二十多年的建设发展，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敦煌学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资料信息的中心。敦煌学研究所现有研究人员21人，其中教授11人（博士生导师6人），副教授7人，讲师编辑3人。兼职研究人员8人。

甘肃省民族研究所

​甘肃省民族研究所成立于1959年，是省内成立最早的、以民族问题为主要研究方向的综合性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于1962年正式定名为甘肃省民族研究所，时为地级建制，编制60余人。

甘肃省藏学研究所​

1984年，甘肃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甘肃省拉卜楞寺藏书研究所”。建所初期，临时在拉卜楞寺办公。1985年底调集首批业务人员。1990年，研究所正式建在拉卜楞镇雅鸽塘，并更名为“甘肃省藏学研究所”，属国家事业单位，隶属甘肃省民族事务委员会。

敦煌研究院​

敦煌研究院是负责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麦积山、炳灵寺石窟，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瓜州榆林窟、西千佛洞、北石窟寺管理的地厅级综合性研究型事业单位。办院方针为“保护、研究、弘扬”。前身是1944年成立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51年改组为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扩建为敦煌研究院。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位于内地通往藏族聚居区的门户——甘、青、川三省交界处的甘南藏族自治州首府合作市。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藏学院​

2014年11月，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成立藏学院。旨在加强学校科研机构、科研基地、科研平台建设，促进学校藏语教育教学改革、提升服务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能力，实现藏语教学与科研方面队伍整合、统筹力量、资源共享、协调发展。藏学院隶属于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是专门从事藏语教学与研究的二级学院，受学校党委统一领导，学校行政一体化管理。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藏汉双语教育学院

​藏汉双语教育学院成立于2014年，于2015年12月16日举行挂牌揭牌仪式并召开藏汉双语教学研讨会。学院下设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藏汉双语教育研究室和甘肃省藏汉双语师资培训中心。现有藏汉双语数学与应用数学、物理学、学前教育、历史学、计算机科学、思想政治教育、应用语言学、酒店管理、旅游管理、法学等10个藏汉双语专业，其中数学与应用数学（藏汉双语）、学前教育（藏汉双语）专业列入甘肃省特色专业建设项目，开设专业分布于藏汉双语理科系、汉语系、历史文化系、计算机科学系、经济与社会发展系、教育科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等7个教学院系。现有教学班级共41个，1884名学生。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藏语系​

藏语系是学院最早设立的系部之一。承担着为甘肃省藏族聚居区及周边藏族聚居区培养中小学藏汉双语师资及各类专门人才的重任。1985年至今共毕业学生28届，已有近3000名毕业生学有所成，服务于社会。2004年开始跨省招生，生源遍布五省藏族聚居区，2008年藏语言文学专业实现升本，2009年招收首届本科学生，办学层次、教学质量及服务社会的能力显著提高，为甘肃民族地区及周边藏族聚居区的文化教育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安多藏文化研究中心​

甘肃省民族师范学院安多藏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于2008年7月，其前身为藏学研究所，是一个综合性研究机构，2010年7月被甘肃省教育厅批准为“甘肃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14年4月被国家民委批准为“二级学科国家民委重点建设学科藏学（安多藏文化）”。安多藏文化学科隶属于民族学的藏学，是藏学的分支学科。安多藏文化研究中心下设藏语言文学研究室、民族美术研究室、民族音乐舞蹈研究室。中心现有专职研究人员4名，兼职研究人员97名，共计101名，其中研究员1名，教授12名，副教授23名，副译审1名。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藏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

​2014年3月，藏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被甘肃省教育厅批为省级高校重点实验室。2014年6月，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成立藏学院，藏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直属藏学院管理，与藏文信息化研究室合署办公。

青海

青海民族大学

​青海民族大学坐落于全国文明城市—青海省省会西宁市，创建于1949年12月，是青藏高原建立最早的高校、新中国建校最早的民族院校之一、全国首批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单位。学校已形成具有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留学生教育、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完备教育体系。青海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和西宁铁路司机学校分别于2002年和2005年并入。学校先后历经青海省青年干部训练班、青海省人民公学、青海省民族公学、青海民族学院等办学阶段，2009年4月更名为青海民族大学。

青海民族大学藏学院​

青海民族大学藏学院始建于1949年，1956年正式开设本科教育，迄今培养各类人才近6000名，为全国藏族聚居区的文化教育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经过近60余年的发展，现已形成集硕士研究生、本科为一体的藏学高等教育体系。

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上世纪50年代建校初期，学校便致力于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组织教师和学生参与了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等工作，60年代组织相关专家开展了青海省特有民族撒拉族族和土族历史调查和研究，并形成了相应成果，为广泛开展民族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青海省社会科学院

​青海省社会科学院成立于1978年10月，是青海唯一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专门研究机构。现设12个处级部门。其中，科研及科研辅助部门10个（民族与宗教研究所、文史研究所、哲学社会学研究所、法学研究所、经济研究所、藏学研究所、《青海社会科学》编辑部、文献信息中心、科研处、培训中心），行政后勤部门2个（办公室、后勤服务中心），核定事业编制90人。在职人员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56人。目前有正高职称人员12人，副高职称人员26人；国家级专家6人、省级专家4人；省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拔尖人才和优秀人才各1人；博士2人。

青海省社会科学院藏学研究所​

1982年成立塔尔寺文献研究室，1983年改称塔尔寺藏族历史文献研究所，与本院民族宗教研究所合署办公，1987年分署改为现称。历任所长：陈庆英、何峰、马林；历任副所长：张田友、何峰。现任所长马林。现有研究人员5名，其中研究员2人、助理研究员3人。

青海省社会科学院民族与宗教研究所​

1978年10月成立民族宗教研究室，1996年6月改为青海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宗教研究所。属青海省社会科学院具有地方特色的优长学科研究机构之一。先后有22名研究人员在所内工作。历任所长：刘醒华、蒲文成、穆兴天、马连龙；历任副所长：蒲文成、拉毛扎西、穆兴天、吕建福、拉毛措、马连龙；现任副所长鄂崇荣。现有研究人员6名，由藏、回、土、撒拉族、蒙古族五个民族组成，其中副研究员3人、助理研究员1人、研究实习员1人、助理图书馆员1人。

青海师范大学​

青海师范大学建于1956年。学校已形成具有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留学生教育、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完备教育体系，学科专业覆盖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管理学、艺术学等10大门类，已成为文理工多学科协调发展，具有教师教育、高原地域和民族特色的省属重点大学。学校是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国家级藏汉双语人才培养培训基地，全国培养高水平运动员试点院校、国家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基地、全国汉语言水平测试（HSK）主考单位、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络青海省主节点院校、CALIS青海省省文献信息服务中心,全国50所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之一，教育部“第二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具有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资格。

青海师范大学班禅研究院​

2014年6月，青海师范大学班禅研究院正式挂牌成立，这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所班禅研究院。

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成立于 2004年 12月，由原青海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和历史与社会学系合并而成。学院成立后，依次设立了中国语言文学系、历史学系、新闻传媒学系和社会学系，附设青藏高原研究所暨非物质文化研究所与青海省地方文献研究中心，其中中国语言文学系成立于1956年，历史学系始建于1958年。

青海师范大学青藏高原文化研究所(青藏高原社会历史研究中心)​

青藏高原文化研究所成立于2002年。以研究在青藏高原特定的地理生态环境中人类文化生成演进的历史轨迹、青藏高原各民族文化的内涵、特征及其并存交互关系，以及现代化格局中青藏高原各民族文化演进与发展的特点，挖掘、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传统，彰显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的价值，促进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有机融合为学术旨趣。目前下设有民族宗教研究室、民俗文化研究室、区域历史研究室、古籍整理研究室和图书资料室。

青海大学藏医学院

​青海省大学藏医学院始建于1987年，其前身是青海藏医学院（二级学院），1995年青海藏医学院与青海大学医学院整合,1999年青海省经贸委批准青海藏医学院为青海金诃藏医药集团组建单位之一，2004年青海医学院与青海大学合并组建新的青海大学，青海藏医学院更名为青海大学藏医学院，2016年青海大学藏医学院正式升格成为青海大学二级学院，直属青海大学管理。

其他地区

南开大学汉藏语学科

南开大学汉藏语学科，发轫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时期的“边疆人文研究室”，由原西南联大教员、著名语言学家邢公畹先生开创，迄今有70余年的历史，是1981年国内首批博士学位授权学科，也是中国大陆综合性高校中唯一的民族语学博士点。

浙江大学汉藏佛教艺术研究中心

2014年9月25日，浙江大学批准成立“浙江大学汉藏佛教艺术研究中心”，中心“行政挂靠人文学院，业务归口社会科学研究院”，办公地点设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西三C楼216教室。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中山大学的社会学、人类学有着悠久的学科历史及深厚的学术底蕴。 学院办有学术刊物《南方人口》（CSSCI来源期刊），建有人类学博物馆，并设有社会工作实验室、人类学实验室、考古学实验室。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是学校2013年3月在原西北民族研究中心（2001年9月建立）基础上组建的独立研究机构，为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处级建制。研究院现有专职科研人员16名，其中教授（研究员）5人，副教授（副研究员）6人，助理研究员5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15人。

陕西师范大学宗教研究中心

陕西师范大学宗教研究中心是直属学校的重点研究机构，2004年11月成立，2007年9月正式设置实体编制，2008年设为陕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现有工作人员7人，其中除1名行政人员外，有教授2人，副教授2人，博士后研究人员2人。其中博士生导师2人，硕士生导师2人。教师学历，博士学历达到90%以上。

陕西师范大学国外藏学研究中心

藏学研究早已成为国际显学，随着中外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中国藏学研究也逐渐与国际接轨。然而纵观国内学界，对国外藏学发展的关注与研究，既缺乏系统性和综合性，也缺少动态信息更新。为此，有必要成立专门机构，致力于全面系统搜集和整理国外藏学研究著述，以学术研究的认真态度和严谨方法搜集、整理和分析国外藏事信息动态，以便掌握国外藏学研究的整体发展和最新动向。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成立于1958年9月，原名中国科学院陕西分院考古研究所，1963年归属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后改名陕西省考古研究所。1970年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与西安碑林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合并，原考古研究所人员仍从事考古勘探发掘和研究工作。1978年10月，经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批准恢复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建制。1984年划归陕西省文物局管理。2006年12月，经陕西省编制委员会批准更名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下设有西藏考古研究室、文物保护研究室等与西藏文物考古研究关系密切的研究室。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成立于1999年6月，前身是成立于1957年，由中国历史地理学奠基人、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已故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其骧教授创办的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室。1982年6月，经教育部批准，在研究室基础上建立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1981年被确定为首批硕士、博士学位授予点。1987年被国家教委确定为全国首批重点学科。1999年，教育部首批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成立。2005年，历史地理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正式挂牌。

上海师范大学藏学研究中心

上海师范大学藏学研究中心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藏族语言文字、藏传佛教、藏族艺术等领域，特别是利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藏语方言研究是本中心的特色，也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同时还开发了相关的计算机软件、建立了一定规模的藏语方言有声语言数据库。

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

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成立于1980年。宗教所设有宗教学原理、当代宗教和宗教史等研究室，并内部发行《当代宗教研究》杂志，拥有宗教学硕士学位授予权。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由原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原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于1996年合并而成，一直是学校的重点学科。张恒寿、王树民、胡如雷、黄德禄等曾在此弘文励教，苑书义、沈长云等仍耕耘在教学科研第一线，这些史学名家为学科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多年来几代学人路蓝缕，以启山林，学院目前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在2012年教育部组织的第三轮全国学科评估中，中国史排名第22位，世界史排名第26位，考古学排名第13位。

黄淮学院

黄淮学院是2004年经教育部批准升格的一所公办全日制普通本科高校，具有43年的办学历史，是教育部应用技术型大学改革战略研究试点院校、中国应用技术大学联盟副理事长单位、河南省首批示范性应用技术类型本科院校，河南省文明单位、河南省园林绿化先进单位，河南省党风廉政建设先进单位。

台湾政治大学民族学系

政治大学，为台湾地区知名院校之一。简称政治大学、政大，前身为1927年中国国民党在南京成立的中央党务学校，1954年在台北木栅复校。政治大学是一所以人文科学概论和社会学科见长的综合性大学，以培养具有“人文关怀、专业创新、国际视野”的新世纪领导人为重要使命。

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

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位于台北市东区八德路与南京东路之间的光复北路六十巷内法光寺内，由如学禅师创办于1989年9月。如学禅师早年毕业于新竹高女，出家后赴日研修佛法，就读于日本曹洞宗大本山创办的东京驹泽大学，修习道元禅法。毕业返台后，主持碧山岩寺，其后创办法光寺，有感于社会文明的快速发展，佛教界需要有高素质的弘化人才方可胜任，遂排除万难，于1989年9月创立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请当代佛学大师释印顺担任该所导师，并聘请威斯康星学院大学佛学博士恒清法师担任首任所长。

其他研究机构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是专门保存明清两代中央国家机关档案及皇室档案的国家级档案馆，成立于1925年，坐落在北京故宫西华门内。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是集中典藏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历届中央政府及直属机构档案的中央级国家档案馆，馆藏总量为225万余卷，约 4500万件。馆址在南京市中山东路309号，原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旧址，由中国著名建筑大师杨廷宝设计，于1936年建成。档案库房、阅览大厅和业务大楼等建筑均为1950年代后仿照宫廷建筑风格相继建成。

西藏自治区档案局（馆）​

西藏自治区档案局（馆）不仅是典藏历代西藏地方政府珍贵历史档案资料的场所，而且也是集中统一管理西藏党政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所形成档案的综合性档案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西藏自治区档案局（馆）非常关心。1989年12月6日，邓小平同志和阿沛•阿旺晋美同志分别为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题写了汉、藏文馆名。1990年7月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为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题词；1990年9月3日，司马义•艾买提为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题词；1991年5月23日，国务委员李铁映为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题词；1995年9月2日，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为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题词。

西藏博物馆

西藏博物馆是西藏第一座具有现代化功能的综合性历史博物馆。坐落于拉萨市罗布林卡(夏宫)东门外附近，北望布达拉宫。1994年7月列入西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大庆援藏62项工程之一，1999年10月5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西藏民主改革40周年之际落成开馆。西藏博物馆占地面积53959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3508平方米，展厅面积10451平方米，由主馆区、办公生活区、民俗文化苑3个部分组成。除展览部、研究部外，还建立了文物保护科技实验室、文物裱糊与修复室、考古出土文物修复室。西藏博物馆已成为西藏地区最大的文物收藏、保护、研究、展示中心，也成为西藏自治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唯物论与无神论教育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基地。是人们了解西藏、认识西藏、研究西藏的“窗口”，是世人了解和认识西藏社会经济、文化建设成果的重要平台。

中国国家博物馆

中国国家博物馆是中华文化的聂氏宗祠和祖庙，是集中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国家最高历史文化艺术殿堂。这里收藏的140万余件藏品，充分展现和见证了中华5000年文明的血脉绵延与灿烂辉煌。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率领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到中国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基本陈列，发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号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这里扬帆启程。

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

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中心）是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直属文化事业单位，于1955年12月12日经周恩来总理批准成立。六十年来，主要职责是承担党和国家重要文件文献、法律法规和重大会议的民族语文翻译和同声传译工作，为党和国家及社会组织提供民族语文翻译服务；开展民族语文基础理论、翻译理论和有关特殊问题的研究，提出有关意见建议；开展民族语文新词术语规范化、标准化研究，提出民族语文新词术语标准建议；开展民族语文信息化研究，参与或承办民族语文信息化相关工作；联系民族语文翻译工作机构和民族语文翻译专家，承担民族语文翻译有关业务交流合作和业务培训工作；承办国家民委交办的其他事项。

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

西藏自治区是以藏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地区，藏文古籍数量浩繁，种类繁多，其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历史、军事、宗教、哲学、文学、语言文字、医药、天文、历算、工艺、地理、体育等。

民族文化宫博物馆​

民族文化宫博物馆建于1959年。于1980年、1982年、1985年先后加入中国自然博物馆协会、中国博物馆学会和北京市博物馆学会。1995年12月，民族文化宫博物馆成为北京市首批登记注册的55座博物馆之一，内设管理部、陈列研究部、文物部、资料部、中国博物馆学会民族博物馆专业委员会秘书处办公室等5个部门。收藏全国各民族文物5万余件（套），包括生产工具、生活用品、服装服饰、民间乐器、面具、钱币印玺、文书封、工艺美术、宗教用品等；另有图片资料6万余幅，图书文献资料2000余册，音像资料500余盘。作为全国各少数民族重要的历史文化遗留物，这些藏品和资料得到科学的收藏和保管，并且为举办不同类型的民族文化展览、开展多种形式的学术研究和交流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敦煌文艺出版社​

敦煌文艺出版社成立于1958年5月，现为读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所属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专业出版社。本社以出版现当代各类文学、艺术图书和敦煌类艺术图书为主，兼及部分优秀古代艺术作品、外国文艺、文化人类学等相关图书，追求高档次、高品位，关注新思想、新学科，树立精品意识和创新意识。半个多世纪以来，本社出版各类图书两千余种，推出了一系列文学新人，繁荣了甘肃乃至西部的文学创作，在立足甘肃乃至西部的同时，把目光延伸到中国乃至世界，与中国当代许多著名作家、学者有过成功合作。

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

2010年四川省文化厅公布了建立首批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的名单，学院名列其中，并于6月11日正式举行了基地授牌仪式。该基地的主要任务是依托民族博物馆采集、收藏、保护和展示少数民族文物、民间工艺品等实物资料，开展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为保护、传承、开发、利用四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强有力地智力支持。

凉山藏学会

​凉山藏学会是从事凉山彝族自治州及川西南范围内杂散居藏区和毗邻藏区藏学研究的群众学术团体。本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遵循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开展学术活动，促进藏学研究的繁荣和发展。同时，充分发挥党委政府联系藏民族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凝聚正能量，促进藏区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为建设美丽富饶文明和谐新凉山彝族自治州贡献力量。

云南省博物馆

云南省博物馆创建于1951年，是云南省最大的综合性博物馆，国家一级博物馆。2008年5月18日对外永久性免费开放，2015年5月18日新馆正式开馆。

西藏人民出版社​

西藏人民出版社始建于1971年12月。建社30多年来，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在自治区新闻出版局的直接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出版工作“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结合西藏实际和自身特点，把“立足西藏、面向全国、走向世界”作为图书出版的指导思想。已出版各类藏文言文图书6600多种，累积印数达7890多万册，先后有150多种图书在国内各种评奖中获奖。

四川民族出版社

四川民族出版社创建于1953年7月，是一家用藏、彝、汉三种文字出版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科技、文教、少儿、古籍等各类图书的综合出版社。建社60年来，四川民族出版社始终站在党的思想文化战线的前沿，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各项民族政策，将发掘和整理民族文化遗产，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帮助民族地区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推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

四川博物院

​四川博物院始建于1941年，至今已有70余年历史。现有院藏文物32万余件，其中珍贵文物5万余件。2009年，四川博物院新馆落成。新馆占地88余亩，位于成都市浣花溪历史文化风景区，这是西南地区最大的综合性博物馆，在全国公共博物馆中占有重要地位。

首都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于1953年开始筹备，1981年正式对外开放，原馆址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京孔庙。作为北京市“十五”期间重点文化建设工程，首都博物馆新馆建设项目的立项申请，于1999年得到北京市委、市政府批准，2001年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报国务院批准实施，2001年12月正式奠基兴建。

青海省博物馆​

青海省博物馆位于西宁市城西区新宁广场东侧，是青海第一座具有现代化功能的大型综合博物馆，隶属于青海省文化和新闻出版厅，为省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占地17000平方米，建筑面积20800平方米。其整体建筑采用传统的中轴对称手法，具有浓厚的民族、地方特色，散发着强烈的时代气息，为西宁古城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青海民族出版社​

2010年根据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推动经营性新闻出版单位转制，推进民族语言文字出版单位的改革工作，确保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出版优惠政策落到实处，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2005〕14号）、《关于进一步加大对少数民族文字出版事业扶持力度的通知》（中宣发〔2007〕14号）、青海省文化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同意青海人民（民族）出版社改革工作方案的批复》（青文改〔2010〕4号）文件精神，青海民族出版社调整为青海省文化和新闻出版厅管理的公益性副厅级事业单位。

民族出版社​

民族出版社是国家民委所属国家出版机构，1953年1月15日成立，前身为中央民委参事室。

故宫博物院所藏藏传佛教文物​

故宫收藏的藏传佛教文物积皇家数百年之精华，无论是在数量、品质、类别等各方面均居全国各大博物馆之前列，迄今保存完整的清宫藏传佛教佛堂更是国内博物馆所仅见。这些文物按照材质和题材分散在多个业务部门的库房中，下面主要按文物类别加以介绍。

甘肃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少语古籍处

​落实党和国家的民族语言文字政策；负责制定落实民族语言文字的学习、使用和发展规划；负责全省民族语言的规范化、标准化工作；负责全省藏、蒙、哈萨克语等语言文字及翻译的有关工作；推动、协调八省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学术研究、协作交流和人才培养；负责规划、协调、指导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抢救、收集、整理、出版少数民族古籍文献；负责民族古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考证、审定、翻译、保护和申报等工作。

甘肃省博物馆​

坐落在黄河之滨的甘肃省博物馆，是国内最早成立的综合性地志博物馆之一。其前身是1939年成立的甘肃科学教育馆，1950年改为西北人民科学馆，1956年改名为甘肃省博物馆，1958年迁入新馆。1999年经省政府立项，投资1.5亿元对原展览大楼进行改扩建工程，馆舍占地108亩，新展览大楼建筑总面积2.85万平方米，展厅18个，院内还有文物库房、文物保护实验室等设施，整个展览大楼本着“庄重、典雅、美观、人性化”的原则设计和建设，是一座现代化综合性智能建筑，2006年12月26日新展览大楼正式对外开放。

甘肃民族出版社​

甘肃民族出版社成立于1957年1月，隶属于甘肃人民出版社，下设藏文和蒙文两个编辑部。1962—1969年，甘肃民族出版社从甘肃人民出版社划出，独立经营，归省委统战部和省民族事务委员会领导。1979年9月以后，不再出版蒙文图书。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藏文编译局​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藏文编译局（简称州编译局）是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于1980年4月成立，其前身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翻译室。人员编制数25名，内设5个科（室），即办公室、翻译科、古籍整理科（州藏文图书馆）、藏学研究室、藏文社会用字管理科。

日本

日本西藏学会年会

“日本西藏学会（日本チベツト学会）”成立于1954年，是世界上最早的现代藏学学术团体之一。第一任会长是著名的东洋史和藏学研究专家石滨纯一郎先生（1888—1968年），现任会长是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名誉教授长野泰彦先生。学会秘书处设在位于京都的“大谷大学真宗综合研究所”内。该学会每年秋季召开一次年会，并出版刊物《日本西藏学会会报》（简称JATIS），截至2016年已发行61期。投稿者均为该会的会员，刊载内容以当年年会上宣读的研究论文为主，兼及国际和日本国内最新藏学动态的综述文章。笔者自2009年留学日本以来申请为该会会员，参加过数次藏学年会，也提交过研究论文，故对此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日本西藏学会年会

“日本西藏学会（日本チベツト学会）”成立于1954年，是世界上最早的现代藏学学术团体之一。第一任会长是著名的东洋史和藏学研究专家石滨纯一郎先生（1888—1968年），现任会长是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名誉教授长野泰彦先生。学会秘书处设在位于京都的“大谷大学真宗综合研究所”内。该学会每年秋季召开一次年会，并出版刊物《日本西藏学会会报》（简称JATIS），截至2016年已发行61期。投稿者均为该会的会员，刊载内容以当年年会上宣读的研究论文为主，兼及国际和日本国内最新藏学动态的综述文章。笔者自2009年留学日本以来申请为该会会员，参加过数次藏学年会，也提交过研究论文，故对此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日本藏学情报交换会

“日本藏学情报交换会（日本チベツト学情报交换会）”是“日本西藏学会”的一支分会，2013年10月16日在日本高野山大学举办第61届“日本西藏学会”年会时正式宣布成立。其大部分成员是1970年以后出生的青年藏学研究者和在读博士生。“日本藏学情报交换会”成立的目的，是向日益增多的青年藏学研究者提供国内外藏学研究的相关情报，促进佛学、哲学、语言学、历史学、人类学等不同领域的藏学研究者之间进行跨学科、跨专业的沟通和交流，为今后的藏学发展作出相应的贡献。“藏学情报交换会”于每年日本西藏学会年会举办期间在同一地点召开，其主要负责人是龙谷大学的岩尾一史副教授。

美国

哈佛大学

美国藏学研究中首当其冲的是闻名全球的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哈佛大学以人文科学概论研究著称于世，其藏学研究的历史源于梵语和印度研究。哈佛的藏学研究对美国学术研究以及政治领域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哈佛大学下属的梵文和印度学系、哈佛神学院、费正清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哈佛燕京学社等都有藏学研究的相关机构和研究人员。

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该校坐落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占地550英亩的公园式大学区内。该校的人类学系和“西藏研究中心”因著名人类学家和藏学家梅·戈尔斯坦(Melvyn C．Goldstein)等学者而被人知晓。他们利用申请到的基金开展多个项目研究，而且也培养了不少藏族博士、硕士，并邀请中国学者作为访问学者进行藏学研究。

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

建于1754年。该校宗教学系和东亚语言和文化所在美国藏学研究领域赫赫有名。宗教学系的罗伯特·瑟曼(Robert Thurman)教授，是国际知名的藏传佛教专家。1960年曾在哈佛大学学习，1962年获得英语学士；1969年获得东亚研究硕士学位；1972年获得梵语和印度学博士学位。曾在新泽西州拜由西藏自治区赴美的卡尔梅克高僧格西旺杰[8]为师，并入美国的第一座藏传佛教寺院——新泽西州藏传佛教寺院学习藏传佛教。

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

1819年创立。其藏学研究方面的代表人物是杰弗里·霍普金斯(Jeffrey Hopkins)和大卫·杰玛诺(David Germano)。该校与西藏大学合作开办暑期藏文学习班，他们先后多次邀请了西藏大学和西藏社科院的老师和学者在图书馆进行培训。

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

建于1817年，是美国最早、最著名的大学之一。唐纳德·洛佩兹(Donald S．Lopez，Jr．)是该校亚洲语言和文化系的佛学和藏学教授，是国际知名的藏传佛教研究专家。他主编出版了《佛教实践》 (Buddhism in Practice)、《印度佛教实践》(Buddhism of India in Practice)、《中国佛教实践》(Buddhism of China in Practice)、《西藏佛教实践》(Buddhism of Tibet in Practice)等书。他撰写的《香格里拉的囚徒——藏传佛教与西方》(Prisoners of Shangri-La，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West)一书，揭示了藏传佛教在西方的影响和西方人对藏传佛教的研究和认识，纠正了很多西方人士对于西藏佛教用语的误用。他最近开始着手研究20世纪西藏宗教的作者和哲学家，特别是对更敦群培的研究。

美国国会图书馆(TheLibrary of Congress)

成立于1800年，是美国国立图书馆，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目前，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书量达1亿 2千多万册，包括470种文字的图书。该馆亚洲部中文分部的中文藏书量在西方国家排名第一，中文书籍达48万册，是美国最早收集中国图书的图书馆，也是中国之外最大中文书籍收藏馆之一。中文分部还藏有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字资料，有200多种藏文木版印刷品，400多种满文资料和3000种云南纳西族东巴文资料。[9]迄今，美国国会图书馆每年仍在不断地从中国内地、台湾和港澳地区搜集购进大批量的书籍、期刊、报纸，以充实其书库。该馆所藏藏文文献涉及佛学、历史、地理、医学、乐谱、占星术等诸多领域。

藏传佛教资料信息中心(TBRC)

1999年由金·史密斯及哈佛大学教授、藏学家范德康在美国波士顿创办。TBRC为非盈利组织，以金·史密斯个人收藏的藏文文献为主。该中心于2003年迁至纽约。TBRC共有12000余卷藏文文献，内容包括宗教、哲学、医学、艺术、心理、星相、历算、诗学、历史等，藏传佛教宁玛派、噶举派、格鲁派、萨迦派、觉囊派以及苯教文献都有收藏。包括德格版甘珠尔和丹珠尔、拉达克手写本甘珠尔、第一世至第十三世藏传佛教高僧传、第一世至第八世班禅传以及其他藏传佛教各教派传承藏传佛教高僧传记等珍贵文献。 TBRC收藏的最早的藏文文献包括为孛儿只斤·忽必烈刻制的时轮金刚释文，该文献附乌金巴大师回向文，其印刷年代为1294年至1304年。目前TBRC主要有两个项目，第一是将TBRC所有的珍贵文献资料扫描、刻入光盘。截至2004年7月，TBRC已完成了12000卷中4000卷文献的扫描和刻录。世界各地的大学、图书馆、研究机构和个人可以向TBRC订购藏文文献光盘。TBRC的另一个项目是建立藏文文献信息资料网上数据库。TBRC的网站(www．tbrc．org)是搜索藏传佛教历史人物及作品目录的网上工具。在该网站的主页上，搜索的内容包括书名、地点、人物、大纲、主题等。在搜索栏内输入所需查询内容的藏文转写，就可以查到所需信息，内容包括作者姓名、生卒年、性别、师徒姓名、作品目录等。到2004年7月， TBRC的网站上共存有7000位作者以及20000本图书的信息。

喇孜——当代藏文化图书馆(Latse Contem porary Tibetan Cultural Library)

喇孜——当代藏文化图书馆是美国利众基金会的项目之一。该馆地址设在纽约，藏有1万多本书和 1万多份报刊和杂志。现有4名工作人员，白马奔(Pema Bhum)是主任，他曾在印地安纳大学教授语言和文化课程，目前在研究现代藏文化和文学的发展。丹增诺布(Tenzin Norbu)目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藏语讲师，对西藏自治区的自然环境和音乐颇感兴趣。索朗达杰(Sonam Dhargay)持有印地安纳大学颁发的图书馆和信息科学硕士学位，致力于将计算机技术应用于藏文化中。李·克里斯帝娜(Kristina Dy-Liacco)在威斯康星大学完成了藏文化方面的研究生课程，获有图书馆和信息研究硕士学位。她还从事云南纳西族文化中的藏族文化研究。

奥地利

奥地利涉藏研究机构

奥地利主要的藏学机构分为两个系统，一是以教学为主要任务的维也纳大学(University of Vienna)；另一个是以科研为主的奥地利科学院(Aust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德国

波恩大学中亚语言文化研究所

波恩大学中亚语言文化研究所(Seminar fur Sprach-und Kulturwissenschaft Zentralasiens der Universitat Bonn)是德国各大学内唯一的一所研究中亚地区蒙藏及突厥诸民族语言、历史、文化的专门机构，始建于1964年，创立者为国际著名蒙古学家海西希(W． Heissig)先生。该研究所除了介绍和教授相关语言知识外，在蒙古和西藏自治区的历史、文学发展、宗教文化以及重要文献的发掘方面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大众汽车基金会的资助下，经过中亚所诸教授和工作人员20余年的苦心经营，今天的波恩大学中亚所已拥有一个颇具规模的中亚学专业图书馆。师资队伍也出奇地广大，远远超过汉学、印度学等其他研究所，它拥有6名教授(通常在德国大学中每个研究所只有1名教授)，4名其他科研人员，3名藏族学术顾问和1名蒙古族教师。”[8]该所编辑出版的一套“亚洲研究”(Asiatischen Forschungen)专题丛书，由著名的德国东方学专业出版社威斯巴登的奥托·哈拉索维茨出版社(Verlan otto Harrassowitz，Wiesbaden)印行，到2002年为止已出版145种书。自1967年始，该所还出版年鉴《中亚研究》(Zentralasiatische  Studjen，Verlag otto Harrassowitz)，到2006年已出版了35期。

汉堡大学印度与西藏学系

汉堡大学印度与西藏自治区学系(Department of Indian and Tibet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amburg)，主要以印度和西藏的历史、语言、宗教、文化为研究和教学对象。具体分为四个部门：1.古代印地语言和文化；2．现代印度语言和文化；3.佛教西藏学。该系隶属于亚非学院(Asia-Africa Institute)。亚非学院成立于1908年，是目前德国最大的亚非方面的研究所，有27位教授。设有6个系，分别是日本学系、汉学系、东南亚学系、印度学和西藏自治区学系、近东学系(伊朗、土耳其、阿拉伯)、非洲学系。现有1400名学生。

巴伐利亚科学院中亚委员会

设在历史名城慕尼黑的巴伐利亚科学院中亚研究委员会 (Kommission für Zentralsaiatische Studien，Bayer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从事中亚，特别是对西藏历史、语言、文化的研究具有悠久的传统。该学院建于19世纪，早在1863年该院通讯院士埃米尔·施拉津特维特(Emil Schlagintweit 1835—1904)就在院会议报告中编辑和翻译了一份藏文佛教祈祷文献。这位首开中亚研究的先锋，在他的论文集或会议报告中发表了一系列相关的论著，也正是他于1871年在该院介绍了海因利希·奥古斯特·耶希卡的《西藏自治区语袖珍字典》(Handwörtebuch der tibetische Sprache)。这部藏语字典的英文版(A 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London 1881)，迄今仍然是藏学家们手边常备的工具书之一。

哥廷根大学印藏学系

哥廷根大学自建校以来，就对佛教文本及藏译典籍的研究工作非常重视。藏学起初是作为辅修科目，后来成为可主修的科目。最初是克劳斯·佛格尔(Claus Vogel)在该系从事藏学研究并执教。从1989年起，延斯—乌维·哈特曼(Jens-Uwe Hartmann)在该系任藏语和藏文化荣誉教授，直到 1995年他出任柏林洪堡大学藏学教授为止。从1968到1998年，宗孜·土丹强巴(rDzonrtse Thupten Champa)活佛在哥廷根大学印度和佛学系教授藏语和藏文化。宗孜·土丹强巴活佛生于1933年，5岁那年被认定为噶丹彭措林宗孜活佛的转世灵童并入寺坐床。直到1958年在扎什伦布寺和色拉寺学习。此后在印度、瑞士等地球科学经传教。1968年来到哥廷根大学印度学系讲授西藏文化课程，在时任该系主任的海因茨·贝歇特教授(Prof．Heinz Bechert)的努力下，宗孜活佛得到了固定岗位。自1977年开始，他出版了《扎什伦布寺教法史》(Chos-grva chen po bkra-shis lhun-po dpal-gyi sde-chen phyogs thams-cad-las rnam par rgyal-ba’i-gling-gi chos-’byung ngo-mtshar dad-pa’i sgo-’byed， Delhi，1991．)、《噶丹彭措林寺史》(History of the dGa’-ldan phun-tshogs-gling Monastery)、[24]《赛举噶丹颇章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Srad-rgyud-dga’-ldan-pho-brang，is to appear in the series of the 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 in Dharamsala)等著作。

柏林洪堡大学亚非学院中亚研究系藏学研究室

柏林洪堡大学亚非学院中亚研究系藏学研究室(Tibet Colloquium of the Seminar for Central Asian Studies，亚历山大·冯·洪堡 University，Berlin)是柏林洪堡大学的藏学研究专门机构。该研究室的功能就像其英文名称一样，更接近于藏学相关的论坛，为研究所内部和外来的藏学专家提供一个作学术报告的空间。举办论坛的目的是要致力于在研究人员和其他众多领域的外来专家之间建立联系，主要使用英语和德语。

莱比锡大学中亚学系

莱比锡大学中亚学系(Department of lndian and Central Asian Studies，Leipzig Universty)的藏学传统与汉学和蒙古学有着密切关系。19世纪，该系的汉学教授甲柏连孜(Hans Georg Conon von der Gabelentz，1840—1893)对藏学和蒙古学研究给予很大关注。此后，他的学生威廉·葛鲁贝(Wilhelm Grube，1855—1908)在1881年首次在该系开设了藏语课。继任甲柏连孜的汉学家孔好古(August Conrady，1864—1925)也对藏学有很大的兴趣，他的学生贝托尔德·劳费尔是一位著名的藏学家和蒙古学家。

慕尼黑大学藏学专业

慕尼黑大学藏学专业，设置在印度与伊朗学系(Muenchen／慕尼黑 Institute of lndology and Iranian Studies)[30]。现任藏学教授是弗朗斯—卡尔·艾尔哈德(Prof．Franz- Karl Ehrhard)。他毕业于汉堡大学，是西米陶森教授的学生，曾参加了“尼泊尔—德国写本保护项目”。他的重点研究领域在西藏自治区和喜马拉雅山脉地区宗教和传统文献方面。他的新著有《来自芒域贡堂的早期佛教木刻经典)(Early Buddhist Block Prints from Mang-yul Gung-thang，Lumbini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2000)、《大译师索朗嘉措传记研究》(The Life and Travels of Lo-chen bSod- nams rgya-mtsho，Lumbini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2002．)等。

马堡大学印藏学专业

马堡大学印藏学专业(Marburg Fachgebiet lndologie und Tibetologie)，[31]是印度学和藏学教授席位合一，前任教授为米夏埃尔·哈恩(Michael Hahn)。[32]2007年10月后的新任教授是于尔根·哈内德(Juergen Hannede)，其中藏学专业主要教授古典和现代藏文，以及西藏文学、历史和宗教等。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可以说是澳大利亚涉藏研究的发源地，1964-1966年英国藏学家兰姆(Alastair Lamb)曾在它的高等研究院任高级历史研究员。亚太研究学院的前身是亚洲研究系，2005年亚洲研究系和太平洋研究系合并成亚太研究学院。该研究院现有100多位教师(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访问学者)，已经注册的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分别有265人和250人，生源来自90多个国家。它不仅是澳大利亚规模最大，研究水平最高的亚洲研究院，也是世界上高水平的亚洲研究院之一，特别是它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集中了50多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该中心主办有《中国研究》(The China Journal)、《东亚史》(East Asian History)、《亚洲研究评论》(Asian Studies Review)以及《亚太经济文化与发展简报》(Asian Pacific Economic 文学 and Development Bulletin)等较有影响力的杂志。

格里菲斯大学(Griffith University)

格里菲斯大学位于昆士兰州，共有5个校区，分布于布里斯班和黄金海岸这两个城市，是澳大利亚政府重点支持大学。格里菲斯大学亚洲研究院的马克林(Colin Mackerras)教授，是澳大利亚的中国民族问题专家、中国戏曲专家，曾任澳大利亚中国研究协会会长，退休前是格里菲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亚洲与国际研究院院长。马克林曾于1985年访问过西藏，1995年访问过青海和甘肃藏区。1997年和2008年应邀到北京参加北京藏学讨论会，并在1997年会后再次到西藏、青海两地访问。

马克林发表了大量有关中国历史、少数民族和戏曲以及中国的西方形象和澳中关系等问题的学术著述，有些已翻译成中文出版，比如《西方人看中国》  (Western Images of China)。他关于中国少数民族的著作有《中国少数民族：在20世纪的融合与现代化》  (China’s Minorities：Integr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中国少数民族文化：1912年以来的认同与融合》(China’s Minority Cultures：Identities and Integration since 1912)和《中国的少数民族与全球化》(China’s Ethnic Minorities and Globalisation)。《中国少数民族：20世纪的融合与现代化》主要论述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的经济、人口等政策及中国少数民族与国际关系的问题。《中国少数民族：1912年以来的认同与融合》主要论述自1912年以来中国少数民族在宗教、家庭、教育、两性关系以及文学和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变化。这两部书覆盖了整个20世纪的中国少数民族，其中有较大篇幅论述中国西藏问题和新疆的少数民族问题。马克林认为现代化是民族融合的最佳道路。此外，他还有(Tibet and Chinese)和《西藏自治区的戏剧》两篇文章专门谈及西藏。2008年11月他还在香港都会大学主持了一场以“少数族裔和中美关系”为题的中国研究论坛。

纽卡索大学(University of Newcastle)

纽卡索大学位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是参与澳大利亚国家重点项目“了解地区和世界(Understanding our region and the world)”的研究中心之一。该该中心主要涉藏研究人员是杰弗瑞·萨缪尔教授和桑迪·罗莎里奥。

杰弗瑞·萨缪尔(Geoffrey Samuel)教授的博士论文是《水晶念珠：西藏自治区宗教的人类学研究视野和方法》，主要研究领域是南亚地区的宗教、藏传佛教、藏医和传统印度医学以及佛教和其他宗教在澳大利亚和英国的传播。桑迪·罗莎里奥(Santi Rozario)博士主要作为杰弗瑞·萨缪尔的合作者参与藏学方面的研究。她的主要著述有论文《藏人和印度人的出生污染观念：相似点和不同点》。

悉尼大学(Universit of Sydney)

悉尼大学从美国和欧洲聘请亚洲研究学者，开始主要是教授中文和日语。现在悉尼大学亚洲研究主要在文学院的印度次大陆研究系(Department of Indian Sub-Continental Studies)和人类学系，涉藏研究人员主要有马克·阿伦、安德鲁·麦克加里蒂和琳达·康纳。

悉尼科技大学(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ydney)

悉尼科技大学位于悉尼市中心，是澳大利亚公立大学之一。该校的国际研究学院是国际上著名的中国学家古德曼于1994年创立的，2005年该学院还专设中国研究中心，从世界各地聘请中国研究专家、教授到中心任教和合作研究，主要研究领域有中国的医疗和福利改革，环境资源治理，中国和拉丁美洲、南亚的新伙伴关系和中国地域研究等。该学院的主要涉藏研究项目是“中国省域研究”(Provincial and Local China)，此项目1994年由古德曼发起，到现在还未结束，前后有70多位来自中国大陆、香港特别行政区、新加坡、德国等地的专家学者参与，每年开一次研讨会(workshop)，1997年创办学术杂志《乡土中国》(Provincial China)。该项目主要通过深入的各省研究，来了解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变迁。古德曼教授和斯蒂芬·库克博士选择青海省作为研究对象。

塔斯马尼亚大学(Universitv of Tasmania)

塔斯马尼亚大学成立于1890年，是澳大利亚历史最悠久、最具国际声誉的四所大学之一，校园位于塔斯马尼亚州南部的霍巴特(Hobart)和北部的郎塞斯顿(Launceston)。塔斯马尼亚大学在校学生有 22000人，其中有3000名国际学生和1000名博士生。著名哲学家杰伊·加菲尔德在1996-1998年任该校哲学系系主任。哲学系同印度萨尔纳斯(瓦拉纳西附近)的中央高级藏学研究院(the Central Institute of Higher Tibetan Studies in Sarnath，India)关系密切，每年有交换学生项目。

俄罗斯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Institute of Oriental Manuscripts，RAS)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是俄罗斯从事藏学研究最重要的机构之一，其最早的前身就是俄罗斯皇家科学院亚洲博物馆(Asiatic Museum of RAS)。亚洲博物馆是俄罗斯帝国时代保存东方文献最重要的机构。1818年11月，俄罗斯科学院从法国人手中购买了一批穆斯林文献，为收藏这批文献，俄罗斯科学院决定在当时的首都圣彼得堡建立亚洲博物馆，并决定日后所有科学院所藏的东方手稿和书籍都由该博物馆收藏。亚洲博物馆收藏的东方文献从当时全世界范围看都是首屈一指的。它还是俄罗斯最早收藏、整理和资助研究藏文文献的机构之一。

1930年，苏联政府为了加强本国的东方学研究，决定将亚洲博物馆与佛教文化研究所、突厥研究室、东方学院等机构合并，成立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由奥登堡任所长，研究所设在列宁格勒。

苏联解体后，列宁格勒分所更名为圣彼得堡分所。2007年，圣彼得堡分所与东方学研究所莫斯科总部正式分开，并更名为东方文献研究所。作为俄罗斯藏学研究领域中实力最强的机构，东方文献研究所现有7个研究室和1个图书馆，其中远东研究室、东方文献与文本研究室、南亚与东南亚研究室等部门的研究涉及藏学领域的研究。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Instiute of Oriental Studies，RAS)

东方学研究所(莫斯科)与东方文献研究所(圣彼得堡)原同属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1950年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进行改组，部分机构迁往莫斯科，继续称东方学研究所，另一部分机构和大多数文献留在列宁格勒，成为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这也是东方文献研究所的前身。

东方学研究所自从1950年与列宁格勒分所分开并迁往莫斯科以后便主要专注于东方学现代问题的研究[26]，不过就藏学研究而言，情况并非如此。由于主要的藏学研究资源还留在列宁格勒，莫斯科东方学研究所在藏学研究方面相对而言并不太突出，除了罗列赫及其学生外，进行藏学研究的学者也不多。

圣彼得堡大学

成立于1819年的圣彼得堡大学是俄罗斯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在苏联时代被称为列宁格勒大学，苏联解体后，列宁格勒大学恢复圣彼得堡大学的名称。在圣彼得堡大学中，主要从事藏学研究的部门是东方学系及其下设的蒙藏教研室(Chair of Mongolian and Tibetan Studies)。圣彼得堡大学的蒙藏研究专业最早可溯源到喀山联邦大学1833年成立的蒙古语教研室。1855年，根据当时的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命令，全俄所有其他高校的东方语言专业全部并入新成立的圣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该教研室也随之成为圣彼得堡大学的蒙古语言教研室(Chair of Mongolian 语文学)。圣彼得堡大学是俄罗斯最早教授藏语的机构之一。2008年，蒙古语言教研室被改组为蒙藏教研室，现任主任为弗拉基米尔·乌斯潘斯基教授。

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蒙古学、佛学和藏学研究所

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蒙古学、佛学和藏学研究所的前身是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布里亚特学术委员会。1922年该委员会改组为俄罗斯科学院布里亚特分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该研究所设在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首府乌兰乌德，是俄罗斯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机构。布里亚特的藏学研究源远流长，在十月革命以前，该地区就开始了对藏学的研究。早期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哲学、因明学、戒律学等宗教内容。布里亚特社会科学研究所成立后，这些内容全部被吸纳进来，此外藏语文、藏族历史、印度和西藏艺术理论、藏族历史碑铭、藏语语法、医学也成为该机构重要的研究内容。由于地理和民族的原因，该所藏有许多藏文文献，在佛教的研究方面也有一定的优势。该研究所在苏联时代出版的藏学著作主要包括《布里亚特社会科学研究所所藏藏文写本和木刻本书目》《西藏贝叶文书收藏品》《西藏罗布泊地区贝叶文书》等。

印度

印度国际文化学院

该学院由印度著名学者维拉(Raghu Vira)创办，致力于对中亚、南亚地区的文化、历史、语言、宗教进行研究，其中藏学是其重要分支。该学院最早于1932年在旁遮普地区的拉合尔(Lahore)创办，此后于1946年迁到纳格普尔(Nagpur)，于1956年迁到新德里，并一直到今天[10]。除进行相关研究之外，印度国际文化学院最为重要的工作就是整理、出版了许多重要的藏文文献，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百藏丛书》(Sata-Pitaka Series)，该丛书1957年开始出版，内容包括历史、宗教、文化、语言等各个方面，这些书籍多为藏文原文的重印，对于藏学研究者无疑是重要的参考书。

南加藏学研究所

这南加藏学研究所是原锡金王国最为重要的藏学研究机构，位于锡金首府甘托克，研究所所在地为锡金王扎西南加为纪念其亡子而捐赠的土地。1958年10月1日，在时任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主持下，研究所正式成立。研究所主要的工作是通过建立科研项目、举办讲座、研讨会、资助访问学者、出版图书和学术刊物、进行国际学术合作等形式支持和鼓励藏学研究，特别是对西藏自治区宗教、历史、语言、文化、艺术等方面的研究。研究所下设一个图书馆和博物馆，图书馆收藏了大量藏文文献，其中有超过6万部佛教典籍，以及许多藏传佛教高僧大德的著作。博物馆里收藏了许多珍贵的佛像、唐卡和其他艺术品，以及大量的贝叶经。从1964年开始，该研究所每年出版两期《藏学通讯》(Bulletin of Tibetology)，这是在藏学领域非常有影响的学术刊物。研究所现任所长是扎西·登萨巴(Tashi Densapa)。

加拿大

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

多伦多大学是加拿大规模最大的大学，创立于1827年，到现在已有6万多名学生，14个院系，30多个图书馆，以及300多个专业课程。由于其规模、声望以及影响力，多伦多大学吸引了世界各地及加拿大国内的顶尖学生。目前多伦多大学已连续多年排在加拿大大学的榜首，世界排名前20位。多伦多大学的人文系、宗教系开设有佛教课程，对佛教研究比较重视。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许多华人称之为卑诗大学，以下简称UBC)始建于1915年，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早的大学，起初为研究性合作机构，后来逐渐发展为综合性大学。2010年的第十二届国际藏学会议就在该校举办。UBC的亚洲研究所的现代西藏自治区研究比较强，主要研究人员有旅居加拿大的藏族学者茨仁夏加和麦克佛森。

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

麦吉尔大学位于魁北克省的蒙特利尔市，建于1813年，其前身是由著名慈善家詹姆斯麦吉尔(James McGill)捐赠成立的。麦吉尔大学比较重视藏传佛教研究，1999年加拿大沼田基金会(the Numata Foundation of Canada)非常慷慨地给麦吉尔大学宗教系20年拨款，专门设立了基金支持佛教研究，每年邀请一位佛教领域的教授到该校授课。2010—2011年的沼田访问教授是德国汉堡大学的多吉旺秋(Dr．Dorji Wangchuk)。

北美汉藏佛学研究会

北美汉藏佛学研究会(The Sino-Tibetan Buddhist Studies Association in North America)是旅居加拿大的华人王亭之创立的，有二十余位国际知名佛学家加入。谈锡永(Tam Shek-Wing)，笔名王亭之，南海区人，童年随长辈习东密，对佛典产生浓厚兴趣，至28岁时学习藏传密宗，于38岁时获得宁玛派金刚阿阇梨位。1986年由香港特别行政区移居夏威夷，1993年移居加拿大。任《汉藏佛学研究丛书》学术委员会首席顾问，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客座教授。

高原透视(Plateau Perspectives)

高原透视是1998年在加拿大注册的非赢利组织，它的成立是为了保护青藏高原地区的生物多样性，社区可持续发展及改善当地人的生活条件，总部设在蒙特利尔。它主要在青海玉树市尤其是治多县开展工作。它与当地县政府及一家NGO一一青藏高原环长江源生态经济促进会(The Upper Yangtze Organization)合作。从1999年到2004年，高原透视、蒙特利尔大学以及治多县的卫生部门合作开展了一个公共健康研究项目，评估治多、曲麻莱和杂多三个县藏族社区的健康状况和致病因素。

藏学特点

中国藏学的特点

由藏族历史和现实、藏区区情和中国国情以及藏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所决定，中国特色的藏学具有民族性、政治性、国际性和综合性的特点。

独特的民族性

首先表现为研究对象的民族性。藏学是研究藏族的学科无论是从民族史一藏族史一西藏学/藏学，还是从传统藏学一现代藏学，藏学自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起，就具有鲜明的民族性。藏学的方法论独具特色: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任何一门学科都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或者需要借助其他学科有益的研究方法。

鲜明的政治性

一是其指导思想、研究方法和学术宗旨的政治性。当代中国藏学研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以弘扬藏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藏区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繁荣祖国藏学事业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为根本宗旨。中国特色的现代藏学方法论体系应当有三个层次，即最根本的方法论原则一一唯物辩证法、一般的科学方法论(中间层次)、藏学的具体方法论。

国际性

藏学的国际性是由历史背景和时代因素促成的。一是文化和宗教因素一藏族文化和藏传佛教的吸引力和神秘感，引起国际学术文化界对藏学的兴趣。二是学术动力一一中国大陆藏学的大力推动、台港藏学家的积极参与和国外藏学家长期不懈的努力形成的合力。

明显的综合性

中国藏学具有很强的地区包容性和学科包容性。一是研究一切涉藏地区，不仅研究西藏自治区、四川、青海等藏区，还要研究境外藏区及国内外的所有藏人。二是具有兼容并包的综合性。

国外藏学的特点

作为同一个学科，国外藏学与中国藏学具有相同的特点，也具有民族性、政治性、国际性和综合性的特点。但是，由于社会制度、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学术传统的根本差异，国外藏学又与中国藏学有着本质的区别。

国外藏学研究的动力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国外藏学出现令人注目的新的变化这是时代特征在国外藏学研究中的体现:宏观上，是全球化信息化和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对国际藏学发展演变影响的结果中观上，是跌宕起伏的国际关系在国外藏学研究中的反映，并且打上了“西藏问题”国际化的烙印;微观上，国外藏学的新动向既与所在国的国内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又是所在国的涉藏因素和“藏独”在其国内活动的反映。国外藏学是在国外政治、宗教、文化、经济和学者的合力推动下发展演变的。

“学术藏学”与“政治学”并重

“学术藏学”-研究西藏自治区传统，提升国外藏学水平，提高国外藏学的学术地位。一是以藏族历史、宗教、语言、文化艺术等为主要研究对象;二是以人文科学概论为主要研究方法;三是重基础研究，轻应用研究，以学术水准和学术价值作为衡量研究成果的主要标准。就总体而言，从事“学术藏学”的藏学家仍是国外藏学界的主体，国际知名的外国藏学家，多数都是以“学术藏学”起家的。

国外藏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和局限

西方人有一个解不开的“西藏情结”，这个“情结”对西方藏学产生了负面影响。一是对西藏产生幻觉:一些人贬低西藏，到过西藏自治区的欧洲传教士把西藏比喻为“魔鬼创造的梵蒂冈”2。认为藏传佛教是印度佛教的一种堕落的形式，将西藏说成是落后、肮脏的化外之地，如瓦德尔的《西藏佛教和藏传佛教高僧教》等;另一些人神话西藏，认为藏传佛教与基督教和天主教有许多相似之处。@将西藏描绘成“香格里拉”。

藏学研究对象

藏学以中国西藏为主并包括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整个藏族的社会为研究对象。藏学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同时也包括一部分自然科学的内容;藏学既对藏族的古老传统文化进行研究，又对藏族的现实社会生活进行开拓性的探索既以整个藏族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又兼顾中国藏族居住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的研究。藏学的研究范围很广，几乎囊括了与藏族社会、藏族地区有关的一切方面。藏学和汉学蒙古学、突厥学以及敦煌学一样，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文化的组成部分。

藏学研究范围

藏学研究范围就藏族传统研究内容的分科而言，主要是大五明(内明、因明、声明、工巧明和医方明)和小五明(修辞、辞藻、韵律、戏剧历算) 以及地理、历史、传记等方面的研究。就国外从 19 世纪以来逐渐发展起来的藏学而言，它主要是借鉴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体例和手段，局限在文化、语言、历史、宗教等方面，侧重于对宗教和社会文化的考查与研究。中国学者研究藏族社会的历史很早，根据现有资料，比较专门的研究起码可以追溯到隋唐时期，在历代的史志、文件和学者文集中，有关对藏族社会的研究资料是常常可见的。到了近代，随着西方各门新兴学科的引入，藏学也逐渐突破了传统体系的范畴，其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扩大，研究内容也在不断丰富。由于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民族民俗学、宗教学等在藏学研究中的运用，不仅扩展了藏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而且交叉学科、边缘学科也在不断出现大大促进了藏学研究的发展。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少学者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藏学，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而写出的藏学研究论著不仅令人耳目一新，而且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宝库，对解决中国民族问题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正式发表《西藏自治区文化的发展》白皮书，称现代的藏学研究，已大大突破了藏族传统文化“大小五明”的范围，涵盖了政治、经济、历史、文学艺术、宗教、哲学、语言文字、地理、教育以及考古、民俗、藏医藏药、天文历算和生态保护、经济可持续发展、农业、牧业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大部分基本学科，成为对西藏社会进行全面研究的一个宏大的学科体系。

现代藏学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自身系统完整的学科体系尚在建立，藏学领域各个分支学科的内部结构系统和相互之间的结构组合也尚未完全确定。此外，学科的术语概念等理论以及研究手段、研究方法等尚待完善。确立藏学研究的科学范围必须注意到传统性、时代性和发展性三者的有机结合。既要考虑有利于藏族优秀历史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又要针对藏族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还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根据历史和现实相结合、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相结合的原则，考虑将属于藏学研究范围的分支学科初步作如下划分:语言文字学科、历史考古学科、社会民俗学科地理学科、民族学科、宗教学科、哲学社会思想学科、政治学科、经济学科、文化教育学科、文学艺术学科、科学技术学科、档案文献目录学科和外向关系学科等。

1986年5月20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在北京正式成立，标志着现代中国藏学研究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从成立之初就确立了为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服务，为西藏和四省藏区社会发展和稳定服务的“两个服务”宗旨。30多年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始终坚持爱国主义立场，注重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围绕西藏和四省藏区发展稳定的实际情况开展藏学研究，培养和造就了一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以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团结合作的藏学专家、学者队伍。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以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宗教学、政治学、藏医药研究、藏文和梵语文献研究为主要学科和研究方向。完成了上千项各级各类科研课题，取得了丰硕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藏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因明（逻辑学）源于印度，传于中国（又分为汉传因明、藏传因明、蒙传因明），研究因明的理论体系和发展历史，对于佛学、哲学、逻辑学等学术研究，以及挖掘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因明学成为藏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2010年，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赋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牵头协调全国藏学的职能。为了履行好职能，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认真研究发挥牵头协调作用的机制、方法和措施，并不断创新完善。逐步形成了以课题为纽带，以活动为载体，以交流、成果展示为平台，加强统筹协调的机制和措施。由此，全国藏学机构合作体制逐步建立，全国藏学机构和专家学者的合作水平不断提升。这一时期，中国藏学界还加强了国际交流，如“梵文贝叶经国际合作项目”就是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与奥地利科学院共同开展的研究项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提出了“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重要思想，把西藏自治区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提升到了新高度，开启了党中央治边稳藏、富民兴藏的新实践。中国藏学工作者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藏学研究事业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藏学工作者把握“藏区精准脱贫”这一重大时代主题，对西藏和四省藏区的致贫原因、扶贫政策和效益、脱贫模式和长效机制等专题进行研究，为西藏和四省藏区的脱贫攻坚工作建言献策，提供智力支持，提高了为中央决策西藏工作服务的能力，为西藏和四省藏区发展稳定服务的能力。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西藏在推进南亚大通道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等，引发了国内多学科学者尤其是藏学工作者对南亚、东南亚、中亚及喜马拉雅山脉区域的热切关注。2016年10月，西藏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正式成立。该研究所致力于为中央南亚政策提供决策咨询，为西藏自治区自治区南亚大通道建设提供理论和决策服务。此外，四川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云南民族大学、青海民族大学等都成立了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相关机构。“一带一路”研究、南亚研究等已成为近年来藏学研究的新热点，反映出藏学研究关注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藏学工作者通过对青藏高原山水文化、民族生态伦理学等领域的研究，为青藏高原的生态保护工作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2016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承担的国家重大课题《西藏通史》（8卷13册）正式出版。该丛书利用文物考古资料及多种文字的档案、史籍，借鉴国内外相关优秀研究成果，对上起新石器时代，下至当代的西藏自治区地方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思想文化、宗教、军事、科技、交通、民族关系等加以探讨，并将研究重点放在“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藏族与内地民族交往”，以及“西藏地方历史自身发展特点”等3个方面。该丛书集中体现了中国西藏历史研究的成就，既有助于继承和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也有助于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服务于西藏的稳定与发展。

2019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启动了国家重点课题“西藏文化史研究”。该课题旨在全面梳理西藏自治区文化发展的历程，展示西藏文化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点，探索其发展规律、基本经验，揭示历史上西藏文化形成、发展与其他各民族、各地区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关系，为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服务。该课题将吸纳和邀请全国相关领域各学术机构的专家学者参与研究，凝聚全国藏学研究力量，推动西藏文化研究深入发展。

藏学研究的经验与启示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是藏学研究发展和繁荣的根本保证;承担起“两个服务”的神圣使命，为西藏和其他藏区的“三个文明”建设献计献策是藏学研究的宗旨;正确处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是藏学发展和繁荣的前提;学术机构与党政军职能部门紧密配合是藏学发展和繁荣的重要条件;藏汉学者密切协作是藏学发展和繁荣的成功经验;广泛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是藏学发展和繁荣的重要一环。

藏学影响

在国际层面，藏学研究呈现出国际国内优势互补的良好局面。在走出去方面，派团出访、出国讲学、合作研究、派出留学生、合作召开国际学术会议等，已经成为许多学术机构的日常事务。在请进来方面，接待来访人数不断增多，访问学者制度逐步建立，合作研究、实地考察项目更是频繁开展。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有关机构先后举办了5次国际性的北京藏学讨论会。可以说，中国的藏学研究已经实现了与国际接轨，并在一些领域掌握了话语权。

中国是藏学的故乡，藏学是中国重要的学术资源，我们在地域、资源、人才等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历时20多年、动用数百人、耗资4000多万元圆满完成了《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藏研版工程；历经20多年编纂出版了藏学百科全书性质的大型辞典《东噶大词典》；由海峡两岸50多位学者参加的《西藏通史》8卷12册研究成果基本完成；被国外学者赞誉为“开创了佛教哲学研究的新纪元”的国际合作项目“梵语贝叶经合作研究出版项目”进展良好。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目前已立项国家“十二五”期间的重点文化工程《中华大典》（藏文卷）编辑出版项目。《中华大典》（藏文卷）是继《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藏研版工程之后国家批准立项的重大项目，项目计划15年，将收集历代藏族学者和高僧大德的主要著作，预计达上千册，这些都是国外藏学研究界无法企及的。因此，藏学发展的意义和影响不仅在于藏学研究领域，它还可以成为中国引领、影响国际学术界的一个新亮点。

现代中国藏学快速发展时期。人才方面形成了一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具有较高的专业素养、梯队结构相对合理的研究队伍。藏学研究队伍空前壮大，形成了老、中、青结合，藏汉等各民族学者团结协作，以中青年科研人员为骨干的藏学研究队伍，显示出中国藏学的勃勃生机。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对藏学事业高度重视，先后建立了一批专业性较强的藏学研究机构，更加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藏学研究事业。这些研究机构，在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和西藏自治区和四省藏区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在学术战线、理论战线和对外宣传方面积极开展研究活动，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进入21世纪以后，全国范围内有关藏学研究的机构及从事藏学研究的人员均有所增加，如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师范大学等，均设立了藏学专业或与藏学研究相关的专业。专业出版方面，改革开放后，不仅原有民族类出版社、西藏及四省藏区的出版机构进一步加强了对藏学成果的出版发行工作，而且成立了中国藏学出版社（1986年）、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89年）等专业出版机构，出版了大量的藏学研究成果和藏文典籍，促进了藏学事业的发展，为更多人了解藏学、了解藏族文化提供了可能。学术期刊出版方面也有很大的发展。为藏学研究提供了发表和出版成果的园地，有利于扩大学术交流、培养人才队伍，促进藏学事业的发展。这一阶段除了把此前一些阶段整理、撰写好的部分资料和研究成果加以公开出版外，还出版了很多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影响的新成果。藏文古籍和《格萨尔王传》的整理、出版和研究等，在这一时期也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藏学研究工作迅速发展，学科建设不断完善，藏学人才培养不断加强，学术研究成果不断问世，学术交流合作不断拓展，对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准确介绍藏族地区的社会变革、藏族文化，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为西藏和四省藏区的改革、开放、稳定、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新时代现代中国藏学研究的新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提出了“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重要思想，把西藏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提升到了新高度，开启了党中央治边稳藏、富民兴藏的新实践。中国藏学工作者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藏学研究事业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治边稳藏重要思想、富民兴藏重要原则，藏学研究为党和国家涉藏工作大局献计出力，助力西藏和四省藏区全面决胜小康社会。藏学工作者还持续关注民生、关注西藏和四省藏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坚持问题导向，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咨政建言作用，如在高高海拔地区生态搬迁项目、藏区棘球蚴病防治等重大现实问题研究和解决过程中，藏学工作者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贯彻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加大对南亚大通道和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的力度，助推面向南亚开放大通道建设。“一带一路”研究、南亚研究等已成为近年来藏学研究的新热点，反映出藏学研究关注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第二次青藏高原科学考察启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全球生态环境保护。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藏学工作者通过对青藏高原山水文化、民族生态伦理学等领域的研究，为青藏高原的生态保护工作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共同缔造了我们伟大的祖国，各民族独特的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藏族文化是藏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积累下来的文明成就，具有独特的价值与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藏学研究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也积累了宝贵经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继续开拓进取、砥砺前行，推动中国藏学研究事业继续发展，使藏族优秀文化得到继承和发展，使中华文化宝库更加丰富多彩。

代表人物及其著作

中国

日本

法国

美国

奥地利

德国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俄罗斯

印度

加拿大

意大利

藏学文化

语言文字

藏族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分卫藏、康、安多3个方言。青海藏族除玉树市、囊谦县、杂多、治多、称多５县操康方言外，其他地区均操安多方言。安多方言虽有农业区话与牧业区话的区分，但差别不大，互相能够听懂。藏语的特点：一、除卫藏方言的少数地区外，皆有复辅音声母，尤以安多方言最丰富；二、单元音韵母较多，复元音韵母较少；三、卫藏、康方言有声调，安多方言无声调；四、基本语序为主语宾语谓语，形容词在被修饰的名词之后，壮语在谓语之前；五、词可分为名词、代词、数词、量词、形容词、动词、副词、连词、助词和叹词１０种；六、构词方式有词根通过修饰、联合、支配、表述等复合构成新词的合成法和词根加后加成分的附加法；七、有较丰富的借词和仿制词，主要来源于汉语、英语和印度语。藏文是有悠久历史的拼音文字，是７世纪是吐弥·桑布札以梵语为蓝本结合藏语实际而创制。此后经过３次修订，其中９世纪初进行的"厘订译语"影响较大，成为古今藏文的分界线。藏文由３０个辅音字母和４个元音符号构成，每个音节必须包含一个基字，基字可带前置、上置、下置、后置和再后置字母。书写形式印刷体的有头字和手写体的无头字两种；还有一种从无头字衍化而成了草书，它连笔较多，与有头字差别较大。行款自左向右横书，使用专门的标点符号。藏文通行全国藏区。

文学　　

藏族文学渊远流长、绚丽多姿、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藏族早期的文学作品，有作家文学，又有民间文学。在作家文学中，文史不分，文学与史学、传记是融为一体的，文学作品中含有藏族历史、人物传记，史学和传记作品中，含有丰富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优美的文学描述。如著名史学著作《西藏王统记》《西藏王臣记》《贤者喜宴》《青史》《红史》《安多政教史》《汉藏蒙史略》《青海史》《如意宝树史》，著名志书《塔尔寺志》《佑宁寺志》《拉卡楞寺志》《夏琼寺志》，著名传记《布敦大师传》《玛尔巴传》《米拉日巴传》《萨迦班钦传》《宗喀巴传》《夏日仓·噶丹嘉措传》《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等。藏族作家文学的重点是诗歌，其中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诗歌有《米拉日巴道歌》《萨迦格言诗》《宗喀巴赞美诗》索南智华的《格丹格言诗》《仓央嘉措情歌》。其中最著名的有清乾隆出生于同仁的夏格巴·措周然卓，他最著名的是《角贡道歌》和《本传》，清朝末年出生于同仁地区的藏族史学家、佛学家、诗人的更敦群培所著的《回文诗》《忆起无常的歌调》，宣扬修行感受，揭露封建统治者的贪婪残暴和宗教上层的欺诈行为，赞美青藏高原的自然风光，很受藏族群众的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广大藏族青少年受教育的普及，藏族文学开始了社会主义文学的新纪元，涌现出一批藏族新作家和文学新苗，写出了反映青海藏族现实生活的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戏剧、曲艺等一大批全新的文学作品。这一阶段的藏族作家、文学有一个与藏族古典文学完全不同的特征，那就是一部分翻身农奴出身的中青年，第一次走进了藏族作家的队伍，登上了文学的殿堂，成为藏族新文学的主力军。　　青海藏族民间文学分为民间故事、诗歌两大类，其中包括神话、传说、故事、谚语、谜语、歌谣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藏族民间故事浩如烟海，贯穿整个历史长河。其特点是短小精悍，生动有趣，有说有唱，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深刻的教育意义。民间故事又分为神话、传说、故事三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热衷于藏族文学事业的各族知识分子，深入藏族人民群众中，有计划、有组织地大规模进行藏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用藏文或翻译成汉文，印刷出版了不少民间故事集，有《藏族民间故事选》《藏族动物故事》《死尸的故事》《猴鸟的故事》《藏族民间文学集成》丛书等。藏族地区素有"诗歌的海洋"之称，民间诗歌源远流长，多到难以计数，内容极其丰富，在藏族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大体可分为传统诗歌、长篇诗歌、史诗、新民歌。史诗，一般是在民族诗歌、神话传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藏族史诗最著名的是《格萨尔王传》。《格萨尔王传》是民间说唱体英雄史诗，它塑造了格萨尔为首的英雄群像，描绘出他们同人民一起同邪恶势力进行斗争的壮丽画卷。不仅是一部战争故事集成，而且是一部古代藏族先民生活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它反映了战争、生产、民族、宗教、家庭和道德、爱情、民俗风情所有生活面。它不仅是长期以来藏族人民的生活教科书和文艺大观园；而且为从哲学、社会学、文化学、民族学、宗教学、民俗学的角度研究藏族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格萨尔》自１１世纪以来就以口头形式流行于民间，广泛流传于青海、西藏、四川、云南、内蒙古自治区等省区的藏族、蒙古族、土族聚居地区，有英文、法文、德语、俄文、日语、蒙文、印度文部分译本，一些国家还成立了研究机构。因此，它被誉为"世界第一长的史诗"。

绘画雕塑　　

藏族的绘画和雕塑，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容，这是藏文化艺术的珍品，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明珠。藏族的绘画雕塑艺术，是与佛教的传播与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青海是藏传佛教后弘期的重要发祥地。随着藏语系佛教寺院的建立，需要大量绘画雕塑人才，因此，早在宋元时期，就在青海藏族中涌现出一批全国闻名的绘画雕塑艺术人才，被誉为"热贡画派".今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五屯地区，为热贡艺术的发祥地。民国年间，出生于热贡绘画雕塑世家的夏吾才让把热贡绘画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他也因此于1984年获得国家授于的"全国工艺美术大师"的称号，热贡艺术也成为闻名世界的艺术殿堂。热贡艺术分为：布画、塑像、堆绣、刺绣、木雕、木像、石雕、金鎏以及彩绘等。如今刺绣、砖雕等工艺已失传。青海藏族另一个艺术瑰宝是塔尔寺的酥油花、堆绣和壁画(唐卡)，被誉为塔尔寺的"三绝"。酥油花、堆绣、壁画都有着悠久的历史。酥油花每年农历正月十五以前，由寺院艺僧将藏族群众奉献给寺院的酥油揉进各色矿物染料制成塑造用的胚料，然后在寒冷的房间中搭架塑造。酥油花虽名曰"花"，但其题材多样，内容丰富，主要以佛经故事，诸如《释迦牟尼本生故事》、《唐僧取经》、《文成公主入藏》等为题材，塑造如来佛祖神仙、菩萨金刚、飞禽走兽、花鸟鱼虫、山林树木、亭台楼阁、花卉盆景，形成完整的立体画面，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容纳极多的内容，画面人物和各种动物翊如生，形象逼真，比例适度。还有各族人民生产、生活和民族团结的内容。每年从农历正月十五晚正式开展，届时各族人民成千上万蜂拥而至，盛况空前，令人目不暇接。堆绣是将刺绣与浮雕结合起来的一种工艺美术品。说它是刺绣是因为离不开各色绸缎和丝线，说它是浮雕则又因其人物、走兽、花鸟凸起在平面上，形成了较强的立体效果。现存在塔尔寺的十六尊者显神、蟠桃会、十八罗汉等堆绣，均为绘画艺术的稀世珍品。壁画确切名称“唐卡”，它不直接绘制在墙壁上，而以木架为框，上面绷上经过处理的画布，然后再以金碧重彩精工描绘，可以说是"布面壁画"。它有两种形式，一是吊挂在经堂梁柱之上，呈小型作品，也可装裱成卷轴收藏。二是在寺院经堂墙壁上钉起，为大型作品，画师按墙壁大小，钉起画框在作坊绘制，完工后再挂置墙壁之上。唐卡的绘制，大部由热贡即同仁县五屯地区的画师绘制。藏族的绘画更是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无论建筑、帐篷、用具上的图案，多数有表示吉祥的金鱼、宝瓶、胜利幢、法轮、吉祥结、右旋海螺、妙莲、宝伞“八瑞相徽”以及高杆上随风飘的经幡。

音乐舞蹈戏剧　　

藏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自古至今，藏族人民酷爱歌舞，每当劳动之余，不论男女老少，聚集于宽阔的草地，边歌边舞，抒发他们对劳动、生活以及大自然的热爱之情。藏族歌舞大体可分四类：第一类，藏语称"谐"，青海称"叶"，即歌舞之意，是以歌为主，歌舞结合，载歌载舞形式的泛称。但要分场合进行；第二类，藏语称"卓"，即圆圈舞之意，是以舞为主歌舞结合形式的总称；第三类，藏语称"噶尔"，意为乐舞，即乐器伴奏的歌舞。这种歌舞有两种，一种"曲噶尔"，意为宗教乐舞，多用于寺院或民间宗教活动。一称"萨噶尔"，意为世俗乐舞，即民间配乐歌舞，多在官方召集的大型聚会上表演；第四类，藏语称"羌姆"，意为宗教法舞，即宗教寺院藏传佛教高僧僧众表演的"跳神"。除伴舞歌曲外，藏族民间非伴舞的歌曲品类也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有"勒"即民俗音乐，包括引歌、颂歌、逗乐歌、悲歌、对答歌、劝解歌和吉祥歌等；"拉伊"即情歌，又称山歌，是野外唱的爱情歌曲，唱腔多达40多种；"栋令"即弹唱歌曲，边弹乐器边说唱，多为神话、传说、故事性歌曲；"艾早瓦罗"即劳动号子，在各项劳动中劳动边即兴编词唱的歌曲；"西贝勒"即儿歌，教导儿童如何做人的歌曲和摇篮曲；仪式歌，为家庭生活中的婚嫁喜事而唱的歌曲等。藏族戏剧是中国古老戏剧之一，在西藏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青海藏族戏剧约形成于清代雍正、乾隆，是由青海藏传佛教僧人到西藏寺院修习返青时将西藏的戏剧引进到青海。首先在同仁的隆务寺演唱，后逐渐在青海境内各大寺院演唱，而后传入民间。在演唱过程中，吸收了安多地区藏族文化营养，在民俗音乐、民间说唱、民间歌舞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青海藏区特色的藏传戏新剧种。所演剧目，除西藏藏戏八大传统剧目外，还有青海藏戏剧种特有的剧目，如《格萨尔》的系列剧《意乐仙女》《雍奴达美》《松赞干布》《达巴旦保》《冉玛那》《牟尼赞普》等。

传统体育

藏族古代民间传统体育活动，是与藏族的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来自生产生活，而又服务于生产生活。凡有节庆、庙会等群众性的活动场合，就有体育比赛，以增添喜庆色彩和欢乐气氛。　　主要传统体育项目有：马上体育，藏族人民是马上民族之一，从少年儿童到老年人，男女老幼都会骑马，放牧、行旅、作战、打猎都离不开马，因此，马上体育运动就成为最主要的传统体育项目。马上体育活动主要有跑马、骑射、马球、套马等。跑马是比速度，骑射是比准确，马球是比配合，套马是比灵巧。这些马上活动，都需要人和马协调一致，互相配合，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赛野牦牛，主要是赛跑、赛速度，实际是赛骑手的驾驭能力，牦牛表面温驯，但撒起野来，很难按指定的路线跑到终点，这就要看骑手能否驾驭牦牛，因此，各部落在选拔赛牦牛的骑手时特别慎重，赛牦牛奖，往往也重于其他项目；比武，主要项目有射箭、举重、摔跤等；竞技，主要项目有游泳、跳远、抛石、下棋等。藏族的这些传统体育项目，由于同生产生活紧密结合，对培养勇敢精神、健身强体起到很好作用，因此，从古至今一直常盛不衰。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各民族人民的体育活动，在“发展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方针指导下，重视挖掘各民族的传统体育项目，加以整理和规范，纳入民族体育的比赛项目。藏族的赛马、赛野牦牛、射箭、摔跤等，均被纳入民族体育比赛项目，有的还被纳入到国家体育比赛项目中，对于推动全民健身运动，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发展全民健身体育运动和传统体育运动的基础上，各地体育部门很重视现代体育的设施建设，并注意从藏族中选拔素质较好运动员，输送到省体工队。 

传统习俗服饰文化　　

青海藏族世代居住在高寒地区，为适应严酷的生存环境，自古以来藏族人民就形成了以能够抵御风雪严寒为特征的服装模式。无论男女长幼，一年四季均以大襟袍服为主。袍服具有长袖、大襟、宽腰、无兜等特点。根据贫富的差别，藏袍的用料有很大区别，可分为羔皮藏袍、皮毛藏袍和布料藏袍。羔皮藏袍为牧主、头人和富户的袍服，用柔软轻暖的羊羔皮作里，用绸缎、呢子、毛华达作面，用水皮或石纹猫作领和镶边。皮毛藏袍用绵羊皮作里，用灯芯绒、平绒或细布作面，用狐皮或羔皮作领，以或棕色犊牛皮镶边。棉袍用一般布料，内夹羊毛，以黑布镶边。一般牧民放牧时穿不面条的白板老羊皮袍，用黑布镶边，用黑色或褐色羊皮作领。穿藏袍时，将衣领提起，腰间系上腰带(节日系蓝或红、 黄等色绸缎腰带)，使怀与腰背痛部都形成大行囊，怀中可揣入随身物品。内衣是一种通宽领、短身、长袖的布衫或绸衫，袖子往往长出手指一尺左右，平时卷起，跳舞时放下。下身穿棉布大裆裤，便于骑马和进行大幅度的活动。藏族无论男女老少，都喜欢戴帽，天多带羔皮帽或狐皮帽。狐皮帽呈喇叭形圆筒，后开叉，帽沿上翻，皮毛外露。帽顶用各色彩缎做成。果洛地区用大红、黄、绿等色的毛呢做成大小层次分明的圆顶。天热时，无论男女都喜欢带宽边礼帽，少女、少妇则在帽沿上插束彩绸花。藏靴式样不分男女，一般用黑牛皮做靴面，靴腰则用红牛皮或紫氆氇、石羊皮等缝制。毛毡做靴里，也有用双层布料做靴里的。玉树地区靴腰前有中缝，镶以锦缎，中缝两侧用红、黄、绿等色线编制花纹。牧区藏族男女有蓄发之俗。男子发梢续以红、黑线穗子，梳成独辫，盘在头顶，辫穗垂于右耳侧。妇女将长发梳成若干小辫，辫梢用辫套套住，垂于背后，或压在腰带下。辫套镶有银盾、银碗、琥珀等装饰品。无论男女，都喜欢随身佩带装饰品。男子最主要的装饰品有腰刀、钱包、火镰等，女子的装饰品有金银珠宝的戒指、耳环、项链、护符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藏族人民随着生产的发展，生活的改善，在服饰上也有了很大的改观。改革开放以来，广大牧民走上了致富的道路，家家户户都添置了美丽华贵的民族服装，作为节日穿着外，也都添置了轻巧、保暖、舒适的现代服饰，诸如毛衣裤、防寒服、皮茄克、羽绒服等，平日很难从衣着打扮上区分。

饮食　　

青海牧区藏族的食牧主要是牛羊肉、牛奶糌粑。平常吃的肉制作方法比较简单，主要是白煮。煮肉十分讲究火候，将带骨头的大块肉投入锅中，用旺火煮开，滚沸一会儿，捞出来即可食用。食时，左手抓带骨肉，右手用刀把肉片削下来沾上盐酱等佐料吃。煮肉时，将洗净的牛羊肚子和洗净牛羊肠灌入肉丁、油和豆面、牛羊血、肝子等作成的肉肠、面肠、血肠、肝肠同时煮，与肉同时食。肉汤一般下面条或面片，吃完肉和肠再吃上一小碗肉汤挂面或面片是非常舒服的。进食肉和肠有一定规矩，由帐房主妇负责按人分配，包括客人在内，每人面前均放一份，品种、数量力求一样，如熟的肉只有一个羊心或牛心，主妇则切成小块让每人都尝到，腰子不分食，只男主人一人吃。风干肉也是藏民的美食，家家必备。风干肉多在秋末冬初制作，选择肥壮的牛羊宰杀后，劈成大块，挂在避光通风处阴干即可食，吃时用刀割下一块就可以吃。牛奶糌粑，即酥油炒面，是牧民的主食之一，也是藏族的风味食品。酥油是牧民用土法从牛奶中提炼出来的奶油；炒面是将炒熟的稞麦磨成粉。吃时，碗里放几片酥油，放上炒面，再放入一些白糖和干酪，倒上一点牛奶或奶茶或清茶，用中指将炒面向碗底轻捣，然后转动着碗，并用手指紧贴碗边，把炒面压入奶茶中，待炒面、干酪、奶茶、酥油拌匀时，就可进食了。由于粑吃法简单携带又方便，适合游牧生活，不论走到何处都可食用。藏族的饮料主要有清茶，将茯茶放入壶中，加点青盐放灶上熬，滚开后即可饮用；奶茶，即在清茶将熬滚时加入牛奶；酥油茶，在饮用清茶或奶茶时加几片酥油，待酥油化后即可饮用；酸奶，将牛奶煮沸，倒入盆中，待晾至不烫手时，将酸奶引子加入搅匀，外面用皮袄包好，放在温度适宜的地方几个小时后，凝固成南方豆腐状即成。

婚姻习俗　　

在历史上，藏族普遍流行一夫一妻制，同时也曾出现过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制。在封建农奴制度下，十分重视门第婚，领主和平民，农奴主和农奴之间绝对不能通婚，就是农奴主之间联姻，主要"门当户对"。农奴结婚还得受领主的约束，主人不同意，农奴便不能结婚。藏族还禁止近亲结婚，父系亲属和母系亲属之间绝对不能结婚。生活在辽阔草原上的藏族青年男女，相互接触的时间比较多，当互相产生爱情后，双方即向父母表明心愿，得到父母应允后，便由男方家请媒人带上酒、哈达到对方家求婚，讨要女方的年庚，请寺院活佛算命，看属相是否相合，如相合，再送哈达和酒给对方家正式提出求婚。对方同意即把礼物留下，回敬一条哈达。然后，选定吉日举行订婚仪式，向女方父母赠送养育费及聘礼，并向证婚人献哈达，并商定结婚日期。结婚前一天，男方请媒人携带哈达、酒向女家送华丽的婚服、头饰、手镯等物。结婚当天早晨，男方请一德高望众老人和媒人率迎亲之人牵着新娘坐骑的白马到女家迎亲。并在迎亲路上设路席。　　在女方家，女眷们一边为新娘梳妆，一边有节奏地朗诵着吉祥的祝词。当盛装的新娘在辫套上系起一条洁白的哈达拜边家神、祖先和父母后，就被拥上迎亲的白马。虽然新娘心中很高兴，但还必须用袖子捂着半个脸哭起来，送嫁的女眷也哭唱着送嫁歌，并同迎亲人一同上马启程。当走到路席时，送亲的马队中要选出骑手同迎亲人中的骑手比赛骑术，双方歌手比赛唱歌，并敬酒致意，然后共同簇拥着新娘的坐骑向男方家前进。当新娘来到门，两位既年轻又生过孩子的迎新妇女赴上前来拉着新娘的坐骑，按顺时针方向绕喜帐一周，然后才到帐房门前，男方将撒有栽培二棱大麦、羊毛的新白毡铺在新娘马前，向媒人、送亲人敬献哈达、敬酒。妇女们扶新娘下马，用奶汁为新娘洗脸，扶新娘过"燎火"驱邪，入喜帐，僧人颂经祝福，新郎新娘拜天地、家神及父母，然后婚筵开始，并由德高望众的长者祝颂长达百余行的祝婚词。客人们喝着美酒，吃着手抓羊肉，随后双方歌手对歌嬉戏，欢声笑语直至深夜方散。第二天清晨，新娘在新郎的陪伴下来到父母和亲友住的大帐，用一只在把上缠有白羊毛的新勺，盛起滚开的奶茶，先向灶前洒一点敬献"司命帝君"，再端奶茶出帐向初升的太阳和蓝天各洒扬一点敬献"天神"，然后从公婆开始，依次给家人敬茶，通过这个仪式，就确定了她在这个家庭中的主妇地位。从第二天起，男方亲属轮换筵请宾客，延续两三日方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藏族人民翻身作了主人，旧的不合理婚姻制度被彻底抛弃，但过去形成的一套婚姻程序即求婚、订婚和婚仪式却基本沿袭下来如今自由恋爱已成为藏族青年择偶的主要形式，只要两情相悦，到民政部门登记领取结婚证，便可结成百年之好。由于婚姻自主，婚礼也不拘一格，有在饭店、餐厅包上几桌酒席，请亲朋好友一聚作为结婚典礼的；有利用假日到风光名胜地区旅游结婚的。总之，婚姻礼俗的形式已多样化，使传统与现代化互相交融。

生育习俗　　

藏族群众世代生活有远离城镇、缺医少药、高寒缺氧的边远地区，人口的出生率、成活率本来就不高，而一部分人还要削发为僧，终身不育，人口的繁衍非常缓慢。所以，藏族群众历来重视生育，把家中添丁、人畜两旺，看成是家庭中一件值得庆贺的大喜事，也是民族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婴儿降生后，婴儿的父亲便把婴儿揣在温暖的怀里，到帐房外面的经旗下，点燃祭坛上用牛粪、炒面、柏枝混合一起的"桑"，吹响海螺，告知天地神灵，在这个帐房里一个幼小的生命降临人间，祈求神灵佑护。接着在帐房门上挂起一绺羊毛，帐房门处点燃一堆"桑"，这是"忌门"的标志，告诉生人不得走入帐房。婴儿出生7天后， 便给婴儿洗澡，并抱出帐外晒太阳，亲朋好友和邻里前来祝贺，礼物一般是哈达、红糖、青稞酒、酥油、茯茶和婴儿衣帽等，客人一进屋，先给生母和婴儿献哈达，给生母敬酒、倒茶；然后端详婴儿，说一些吉利、祝福的话。这时，婴儿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者在马群中选一匹良驹，言明这是孙儿的坐骑。　　婴儿满月后，便选择吉日举行出门仪式。这一天，母子(女)俩都换上新衣服，在亲人陪伴下出门，第一件事便是入寺朝佛，祈求菩萨佑护婴儿成长。朝完佛，便到新朋好友家串门，接受亲朋邻里的祝福。婴儿可以出门后，便得给孩子取名。藏族很重视给婴儿取名，往往请活佛和有威望的长辈取名。活佛取的名字多与宗教有关，诸如平措(圆满)、先巴(弥勒佛)、卓玛(度母)、仁钦(大宝)、央金(妙音)、丹增(佛学家)等，有威望的长者多以吉祥语和自然物取名，诸如扎西(吉祥)、才让(长寿)、德吉(幸福)、达杰(昌盛)、索南(福)、达哇(月亮)、尼玛(太阳)、慧利法师(莲花)、梅朵(鲜花)等。孩子长到３-５岁，要举行一个剪发的仪式。剪发仪式一般选在一个单月上半月的单日。届时，得到通知的孩子的舅舅和亲友，携带酥油和酸奶等礼品，来参加这个盛礼，向老年人和孩子说一些表示祝贺的吉利话。孩子由母亲抱着，先由爷爷、奶奶剪发，然后长辈亲戚依次为他剪，边剪边说祝福的话，赠送礼品。　　剪下的乳发放在木盘中，然后缝一只放乳发的布袋，缝在孩子的背上。剪发仪式结束后，即设筵请参加仪式的亲友，众人饮酒、唱歌，气氛异常欢乐。女孩长到15岁时，要举行成人仪式，表示她已经结束少女的生涯，步入成年人的行列。成年仪式一般在农历正月初三早晨举行，由寺院高僧主持。届时亲朋好友携礼品前来庆贺。众女眷边唱吉祥如意的歌，边帮姑娘更换新衣，然后由姑娘的母亲解开姑娘的童式发辫，精心梳理，给她编成成人式数十条细发辫，用辫套套上，再戴上达合尼一种镶有海螺等装饰物的长条刺绣饰品，共有3条，中间一条较长且宽，上端接脑后发辫，垂于腰背，两边的短条悬于胸前。分辫后，亲友们都邀请姑娘到自己家做客，并赠送盛有糖、枣等物的龙碗，以示祝贺。

丧葬习俗

青海藏族丧葬仪式主要有四种：１、天葬 这是藏族最主要、最普遍、历史最悠久的葬式。当人停止呼吸后，有的地区停尸３日或５日或７日，设灵堂、祭台，燃酥油灯，供献各种食品，请僧人念经超度亡灵，亲朋好友前来吊丧。有的地区则很快送往天葬台，煨桑祭祀，请僧人念经，吹白法螺，招来群啄食。死者家属和亲属男性都参加送殡。送殡用具多弃置山间，不带回家。２、火葬 这是一种较理想的葬式，在历史上仅限于活佛、大藏传佛教高僧和具有贵族身份的领主采取这种葬式。活佛、大藏传佛教高僧和贵族去世后，用占卜方式选一吉祥地，盘起一座圆形土炉，炉下装进柏树木些。当选定吉日一到。便将双手合十、盘膝端坐的尸体安放在炉内点燃，司炉便不断往炉内倾倒助燃的酥油和各色粮食。尸体成灰后，僧侣们把骨灰装在用黄色绸缎缝成的袋内装入灵塔供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提倡火葬，藏族干部和农区藏族去世后，也多采取火葬。３、土葬 居住农业区藏族群众有土葬的习俗，也有天葬、火葬、水葬等葬式。在牧区，只用于被打死、杀死、暴死等非正常死亡者以及未成年死亡者的葬式，是牧民最忌讳的葬法，牧区藏民认为，土葬的人是永远不会转世的，因此，对被打死、杀死、暴死的人一般采取随便打个地方埋掉就算了，不留痕迹，不入坟墓。４、水葬 这是一种极为简便的葬式，主要盛行于黄河沿岸地区，在其他地区则是因患传染病而死的人。按僧人卜定的时间将尸体投入江河中，三日后，死者家人前往投尸处顺流巡视，若发现尸体浮于水面，或滞尸河岸，重新置入水中。　　藏族人去世后，亲朋好友都要到死者家中吊唁，一般都是送哈达、茶叶和钱。死者家中要取下一切装饰，不高声说话，还要举行"七七"超度，请僧人念经，七日一次，一直到七七四十九天为至，一年之后纪念死者时，要准备饭菜招待亲朋好友。居丧期间，家人不梳头、不言笑、不佩带装饰品、禁止娱乐活动，并在帽子上缝缀白布条为死者服孝。

居住　　

藏族从先民时候起，就从事游牧畜牧业，居无定所，经常搬迁，就创造了可以移动的房屋，藏语称"札格尔"即牛毛帐房，汉文史籍《史记》称“穹闾”，《新唐书》称“帐”，今统称“帐房”或“帐篷”。青海藏族的帐房多以牛毛制成，且多为黑牦牛毛制成，经久耐用，便于撑张、收卷、迁移。厚约2.3毫米，能经暴雨而不漏，压积雪而不裂，形如四坡折而屋顶，直接覆罩草地。边长约4至7米，呈正方形。帐内用两根3米许的柱支撑一根木梁。帐外顶部及默默用20 余条牛毛绳张住，一端固定于帐，另一端牵引四方，拴在地面木桩上。拉绳分上下两周，上周各绳张住帐顶，绳子中部撑一小柱，使帐房向上鼓张。下周各绳张拉帐房下沿。帐房一方设门，门上悬有护幕。帐顶顺脊处开一长形天窗，用作采光排烟，天窗之外有护幕一块，白天翻开，夜间遮盖。帐房四周用片石或草甸砖砌成矮墙，高40至50厘米，以免风从幕脚下吹入。搬迁时，墙仍留存。以备转来时再用。帐房中央砌一长方形灶，朝门的一头是烧茶、煮饭的灶口，灶身下两侧开有灶门，用于取火和掏灰。里侧是燃料仓，堆着干牛羊粪，糖瓜内需补充燃料，轻轻一拨即入火塘。火塘周围铺有羊皮或毡毯，以便坐卧。火塘后方，是神龛，供有佛像，供桌上供有长明灯和其他供献物。以门、长形火塘和神龛为中轴线，把帐房内一分为二，左侧为待客处和男人们的住处，右侧是厨房和妇女们的居处，不得随便逾越。箱子衣被、各种食物均井然有秩的摆放在帐内四周。藏族的帐房每年最少要搬迁两次，一次是初夏时节，将帐房搬迁“夏窝子”；深秋时节，将帐房搬迁向阳背风的“冬窝子”。迁移帐房也是阖家欢乐的事情，大家齐动手将东西塔在野牦牛背上，拆除帐房卷起也塔在牦牛背上，男女老少新衣新帽，骑上骏马，赶着牛羊，欢歌笑语向新牧地进发。到新牧地后，很快就支起了帐房，砌好灶塘，东西搬入帐房，就开始了新的放牧生活。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牧民群众实现了家庭联户承包责任制，定居放牧取代了游牧。广大牧民在定居点修了院子，盖了宽敞明亮的砖瓦房，装了电灯和自来水，购置各种衣柜桌椅和家用电器，过上了和城市居民一样的生活，生活面貌发生了质的飞跃。

礼仪习俗

藏族人民在社会活动中，是十分注重礼节的民族，敬重老人。晚辈骑马见到老人要下马问候，待老人过去后，再骑马行走；就坐，讲究先前辈后晚辈；吃饭、喝茶、饮酒，先要端给老人。每逢节日，先向老人祝贺；向老人赠送礼物或接受老人的馈赠，须双手递接，态度恭敬；与老人饮礼节。在日常生活中的举止行为，吃喝方面均有礼节，如家酒店集团有客人，家里人不争吵，不打骂孩子，不哭穷，不打扫室内卫生；吃东西，食不满口，咀嚼食物不要有声；坐时要端坐，不要东倒西歪，不要随便伸脚；重视馈赠礼品，探亲访友，节庆喜事，都要有礼品互赠，不能空手往还。藏族人民传统的道德规范和礼俗，包含有许多优秀的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些优秀的内容通过发扬和发展，逐步升华融汇到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私奉献、艰苦奋斗、勤俭持家等社会主义道德之中。

社会习俗　

家庭是有着血缘关系的社会最基层组织。青海藏族家庭大多为直系近亲的小型家庭。只有一个儿女的家庭，儿女以娶妻或入赘等形式结婚后仍跟父母同住一家。家庭有几个儿女，则婚后各立门户，自食其力。藏族的家规较严，主要伦理规范：一是孝敬父母，听父母的话，顺父母的心，把奉养父母作为不可推御的责任；二是友爱兄弟，兄弟是骨肉同心之人，最好的帮手，最能志同道合的亲人，兄要关心、支持、教育弟，弟要尊兄敬嫂，兄弟关系的重心是处理好财产问题；三是夫妻和睦，藏族家庭以夫妻为中心，夫妻和睦是家庭兴旺的关键，夫唱妇随，同甘共苦，夫主外，妻主内，平等商量，同心协力；四是养育子女，藏族对生男生女一视同仁，同样宠爱，并把这种宠爱的重心放在对儿女从小就严加管教上，教育他们爱劳动、重礼貌、尊重人、走正道，长大成为自食其力、有出息、正直的人，藏族认为子女不学好，责任在父母。在财产的继承上，一般由儿子继承，也有女儿继承的。对仍留膝下、已分居或外出的儿子，要分给相等的财物。 

宗教信仰

本教　　

藏族早期信仰本教，藏语称"本曲"，又有"本布"、"本波"等音同字不同的译法，简称"本"，俗称黑教。是西藏地区土生土长的原始宗教，形成于原始社会末期，首先在象雄地方今阿里地区的大小羊同部落中传播，后逐渐流传到雅砻河流域的吐蕃先民悉补野部落、苏毗部落中，逐渐成为藏族先民的自发信仰。本教和其他原始宗教一样，其形成初期是氏族部落的群体行为，以自然崇拜、万物有灵、灵魂不灭为基础，以天、地、日、月、星、冰川、山河、丘陵、山石、树木、动物等为崇拜对象；没有寺庙，划地为坛举行仪式；没有神职组织，仅有称作本波的巫师在民间活动；没有经典，凭着本波念念有词即为神语。本波的主要职能是代替人们祭祀鬼神，请求神灵降福免祸。后来即以“本波”的称谓为教名。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西藏进入奴隶社会，本教也随之演变为人为的、阶级的宗教，被奴隶主所利用。在吐蕃王朝200多年的历史中本教始终是吐蕃地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在王朝中设立“本波”参与朝政。直到821——822年，吐蕃与唐朝先后在长安和拉萨市举行“长庆和盟”，其盟誓碑文还记载了本教扶持吐蕃王朝的贡献。本教在历史演变中，经历过三个发展阶级：１、笃本。意为“原始的本教”是西藏地区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本教，是一种无经典、无主持人、无固定宗教活动场所的自发的崇拜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２、恰本。意?“流传的本教”，是从吐蕃第八代赞普开始到统一的吐蕃王朝初期的本教，吸收了外来人为的、阶级的宗教的某些内容和形式，形成了一套教义、宗教仪式、有了宗教寺庙和专业巫师系统，巫师除主持祭祀、盟誓、葬仪外，还参与朝政、军事行动和日常生活。这个阶段，本教在青海有了较大传播，在吐蕃征服地区主持地方的本波还吸收《周易》《道德经》的内容充实本教教义，便于本教的传播。３、觉本。意为“改信的本教”，是吐蕃王朝中后期具有佛教色彩的本教，也是本教和佛教生死决斗、互相排斥又互相吸收的时期，由此而形成既使本教保存了下来，又为在青藏高原形成藏传佛教尊定了基础。

藏语系佛教　　

藏族多数人信仰藏语系佛教。它是中国佛教中的重要一支，俗称"藏传佛教高僧教"。在历史上，藏语系佛教对藏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对藏族人民生产、生活、伦理道德、风俗习惯都发生过深刻的影响。佛教在７世纪传入西藏。松赞干布建立奴隶制吐蕃王朝政权后，为了发展吐蕃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对中原唐王朝和周边其他国家采取建交通好的开放政策，为中原和各国文化，包括佛教传入吐蕃，创造了条件。松赞干布先后与强国联姻修好，娶尼泊尔尊公主、唐宗室女文成公主为妃。两妃均信仰佛教，入藏时都带有佛像、经典、法物和随从僧人。松赞干布尊重两位公主的宗教信仰，在今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为尺尊公主按尼泊尔的建筑样式修建了大昭寺，为文成公主按唐朝的佛殿样式修建了小昭寺，供奉两位公主带来的佛像，安置随从来藏的僧人，施供香火。此为佛教传入西藏的开始。到赤松德赞时，佛教有了较大发展，有一些吐蕃人出家为僧，僧人参与吐蕃朝政，僧人的地位有了很大提高。这就引起本教势力和世俗大臣、贵族的不满和反抗，导致赤祖德赞被不信佛的大臣杀害，“抑佛扶本”的朗达玛继赞普位，开始了灭佛运动，众多僧人离开西藏，逃往青海、西康省等地。后来朗达玛被佛教僧人杀死。西藏佛教史称朗达玛以前的佛教为“前弘期”。１０世纪，佛教在青海藏族地区逐渐复兴，这是佛教“后弘期”的开始。藏传佛教形成后，即得到河湟地区初建的角厮罗政权的支持，广建寺院，重用僧侣，任用僧人参与军政大事。随后各个藏区的藏语系佛教都迅速的传播发展起来，陆续出现了许多教派。这些教派主要有宁玛派，意为旧派，俗称红教。萨迦派，意为灰土派，俗称花教。噶举派，意为教传派，俗称为白教。噶当派，意为教戒等。１５世纪初，藏语系佛教格鲁派始祖青海湟中人宗喀巴，进行宗教改革，以噶当派教义为基础，博通各派经法，创立格鲁派，“格鲁”藏语意为“善规”。因格鲁派师徒都戴黄色僧帽，俗称黄帽派或黄教。格鲁派戒规严格，要求僧人过严格的宗教生活，不能结婚，修持必须先显后密，循序渐进，显宗必修完五部经论。每年定期举行传昭法会，僧人经过辩论和考试，可取得佛学学位。格鲁派创立后，在藏族地区发展很快，成为藏传佛教中最强大的一个教派。 

民族节日　

藏族的节日活动比较多，有民族传统节日，如藏历年、雪顿节、林卡节、望果节等；有宗教节日，如花元宵节、转山节、燃灯节、仙女节等；有中华各民族共同节日如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法定的节日有元旦、国际劳动节、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等。其中最主要的节日：(一)藏历年藏历新年是藏族一年中最主要、最隆重的节日。从藏历12月初开始，家家户户便准备过新年，打扫卫生，赶制新衣，采购食品，购买鞭炮年画，制作过年的食品。12月24日送灶神，29日驱鬼灭灾。除夕夜，家人团聚共吃除夕饭，然后走出帐房燃放鞭炮，共唱赞歌，互相祝贺。正月初一凌晨，男女老少身着节日盛装，点酥油灯、煨桑、献净水，叩头拜佛。各家都摆上美酒佳肴，自家人欢聚一堂，先由晚辈给长辈敬酒祝福，然后互相敬酒祝贺，喝酒吃肉，唱歌跳舞。从初二开始，男女老少带上哈达美酒到亲戚朋友家作客拜年，互致问候祝福。节日期间，各地还有各种助兴活动，如演藏戏、跳锅庄、赛歌、赛马、射箭、拔河等，非常热闹。藏历年有时和全民节日春节相合，有时相差一段时间。在两节相合的年份，藏族人民更加兴高彩烈，节日更加隆重，整个草原成了欢乐的海洋。两节不相合时，藏族人民将两节衔接来过，过一个长长的年节。(二)灯花节灯花节原为宗教节日，经数百年的演变成为藏族传统民族节日，不知何时，藏历正月十五与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相合，从此，在青海地区，灯花节与元霄节就合为一体成为人们共庆的节日。据传，格鲁派宗师宗喀巴于1409年藏历正月十五在拉萨创办传昭法会时，在拉萨八廓街搭起各种花架，高达三层楼高，摆放五颜六色彩色酥油做成各种花木鸟兽的供品，夜晚点燃百盏酥油灯，照得一条街光彩夺目，观赏灯花的藏族群众留连忘返，自发围花灯成圈，高歌起舞，彻夜不眠。从此年年正月十五夜摆放酥油花和酥油灯，称为"摆花节"。制做酥油花的技术传入塔尔寺后，经艺僧的精心钻研，逐渐成为塔尔寺一绝，年年元宵节夜都要向群众展览酥油花，形成为酥油花灯节，节日期间，省内外各族人民不顾长途跋涉前来观赏酥油花，盛状空前，成为青海一大盛事。(三)欢乐节这是青海藏族群众在改革开放中综合民族传统节日雪顿节( 酸奶盛宴)、林卡节(林中娱乐)、六月歌会(赛歌盛会) 而形成的新的节日。因为藏族这几个节日在时间上比较接近，活动内容基本相同，短期内连过几个节日，既费时间，又费人力、物力，让人有一种喘不过气的疲劳，所以很多群众，往往放弃其中的一些节日。经有识之士的领导，即受到城乡牧区藏族群众的接受和欢迎。农历六月，是青海的黄金季节，气候温暖舒适，不冷不热，草原上绿草如茵，蓝天白云，百花盛开，羊肥奶鲜；城市乡村，树木郁郁葱葱，鲜花争奇斗艳，茶花飘花。正是青海地区旅游休闲的最好季节，汉、回、撒拉、土族等民族的花儿会，多在这时举行，蒙古族的祭峨博、那达慕盛会也多在这一时期举行。能歌善舞的藏族也在此时举行传统的群众性文艺盛会。届时，男女老少身着节日盛装，带上丰盛的食品，在草原上扎下帐房，举行赛马、射箭、歌舞比赛；在城市、乡村、选择茂密地区，札下帐房，进行野游会餐、歌舞表演。有时专业文艺单位也来献艺助兴。活动时间，牧区一般三到五天，城乡一到三天，尽欢而散。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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