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德统一
两德统一(英文:The Germany unified;德文:Deutsche Wiedervereinigung)指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于1990年10月3日通过并入西德(德国)的方式完成的德国统一。
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由苏、美、英、法组成的四国同盟在战后对其实施全面占领和国际管制,并对德国进行了战后改造。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期,随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开始美苏冷战,德国分裂成为东德和西德两个国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东欧国家的政治剧变,民主德国的形势也逐渐变化,民主德国以汉斯·莫德罗为首的联合政府提议与联邦德国建立“条约共同体”,联邦德国总理科尔迅速在莫德罗建议的“条约共同体”有关内容的基础上提出了两德统一的“十点计划”,把两德统一提上了议事日程。1989年12月19日,科尔访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双方总理就建立“条约共同体”举行了会谈。1990年2月13至14日,莫德罗首次访问德国。3月18日,东德举行民主选举,德国联盟党上台,两德统一的步伐加快。两德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占领德国的四国(美、英、法、苏)达成“2 +4”方案,条约规定,美、苏、英、法四国停止对德国的权利和责任,统一后的德国享有完全的主权。与此同时,两个德国也就其“统一的内部问题”加速了谈判进程。1990年5月18日,两德签署了建立经济、货币和社会联盟的《国家条约》;同年8月31日又签署了《统一条约》,确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于10月3日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23条加入德国。1990年10月3日,德国正式宣告统一。
时任德国总统里夏德·冯·魏茨泽克(1984—1994在职)在1990年10月3日两德统一庆祝仪式上评价认为”两德统一是通过和平达成的协议取得的,是全欧历史进程的一部分。” 然而由于两德的统一进程仓促且迅速,各方应对不足,使统一后的德国在一段时期内出现了通货膨胀、失业率上涨、和极右势力滋生等社会问题。1998年10月,新德国组成红绿联盟政府,实施改革措施,至二十一世纪初,德国就业形势趋于好转。新德国在继承联邦德国外交政策的同时,推行全方位自主外交,积极参与国际维和行动,并致力于推动欧盟一体化进程,渐成为欧洲除俄罗斯外最强大的国家。
事件背景
战败解体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受到自“三十年战争”(Dreißigjähriger Krieg,1618—1648)以来的严重损失,国土面积丧失11.4297万平方公里,并须向战胜国支付巨额赔偿,国民经济也陷入崩溃,人民生活困苦。同时,由苏、美、英、法组成的四国同盟决议消除德国对世界和平的军事威胁,防止使其再度崛起。1945年2月,富兰克林·罗斯福、温斯顿·丘吉尔与约瑟夫·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一致决定,在战后对德国实施全面占领和国际管制。1945年5月8日德军最高统帅部宣布投降,最后一届纳粹政府——卡尔·邓尼茨(Karl Doenitz)政府很快被解散,邓尼茨及其政府成员于5月23日被逮捕。
1945年6月5日,由苏、美、英、法四国组成的德国管制委员会在柏林宣告成立,并签署了《鉴于德国失败和接管最高政府权力的宣言》,即《四国宣言》,以及《关于德国管制机构的声明》《关于德国占领区的声明》等三个文件,标志着盟国正式接管了德国的最高权力。欧洲战事结束后,盟国领导人在1945年7月召开的波茨坦会议上重申了雅尔塔会议精神,在《波茨坦协议》中确立了战后管制德国的政治、经济原则。根据《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协定》,美、苏、英三国通过了以英国方案为基础的对德分区占领协议。苏联占领德国东部地区;英国占领西北;美国占领中国西南地区;另外,法国的占领区在西部,实际为英、美占领区中划分而来。柏林作为德国的首都也被四国分区占领,其中柏林西部地区位于苏联占领区。至此,德国自1871年以来保持的统一状态被终结,完全丧失了国家主权,被美、苏、英、法四大战胜国分区占领。
盟国改造
根据盟国之间的约定,由四国占领军最高军事长官组成的盟国管制委员会接管德国的最高权力,但不构成对德国的吞并;另外,管制委员会的一切决议必须在四国最高军事长官一致同意下方能做出。为此,盟国战后对德国进行了非纳粹化(Denazification)、非军事化(Demilitarization)、非卡特尔化(Decartelization)和民主化(Democratization)的所谓“四化”改造,又称“四D”计划。首先在1945—1946年的纽伦堡审判中,盟国惩治了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法西斯主义战犯,继而开始“四化”改造。战后初期,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采取了一些非纳粹化和民主化措施:解除了德国武装,盟国拆除了德国军工厂或能用于战争目的的工厂,以及超过和平时期生产需要的多余工厂,消灭了德国赖以发动战争的军事工业,并拆除了德国工业设备将其作为战争赔款;为了根除普鲁士王国这一屡次充当德国侵略者向东扩张进攻的基地,由苏联和波兰瓜分东普鲁士;取缔了纳粹党团组织;盟国对鲁尔的大型煤矿和钢铁联合企业、IG法本化工企业和大型商业银行进行了拆散重组,分散了过去高度集中的垄断经济,从经济领域消除了德国对世界和平的威胁等等。
在对德国非纳粹化和民主化改造中,盟国目的试图使战后的德国民主化。但由于苏、美都希望把整个德国纳入自己的阵营,战略利益难以协调,非纳粹化和民主化改造在各个占领区执行情况差别较大,东占区(苏占区)和西占区(美、英、法占区)走上了不同的改造道路,以致盟国迟迟未能缔结对德和约。
东西分裂
1947年初杜鲁门主义的出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走上了美苏冷战对抗的道路,四大占领国在东西方分裂的背景下重新调整对德政策。随着美国“遏制”苏联的“冷战”政策的实施,德国最终被苏、美、英、法四大国分裂成东西两个国家。1946~1947年,德国西部各州举行了州议会选举。1947年1月1日,美、英成立联合占领区,1948年6月,美、英、法三国占领区合并为西战区,同年6月18日开始在西占区实施币制改革。在西占区各个州议会选举的基础上,1948年9月,在波恩召开了由西占区各州议会代表组成的制宪会议。1949年5月8日,制宪委员会以52票对12票(另有1票弃权)通过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简称《基本法》,也称《波恩宪法》)。5月23日,《基本法》生效。8月14日,选举了第一届联邦议院,基督教民主联盟在大选中获胜,与基督教社会联盟、自由民主党和德意志党等组成联合政府。9月15日,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康拉德·阿登纳出任第一届联邦政府总理。9月20日联邦政府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正式建立。
1948年3月20日,苏联为了抗议西方国家公开分裂德国和正式结成反苏联盟,宣布退出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同时,针对美、英、法等国在西占区的币制改革,苏联在东占区发行了新马克。从4月开始,苏联开始逐步实行西占区同柏林之间的交通限制,6月24日苏联占领军封锁了全部通往柏林西部地区的陆路和水路交通,并停止一切能源供应。西方国家也因此中断了对苏占区的煤炭和钢铁供应。为冲破苏联对西柏林的封锁,西方国家建立了“空中走廊”,向西柏林空运生活物资。双方直到1949年5月才达成解除封锁的协议,第一次柏林危机结束。苏占区于1949年5月30日召开第三届德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批准于同年3月经德国人民委员会(1948年3月成立)通过的宪法草案。10月7日,德国人民委员会宣告以“临时人民议院”的名义行使最高立法机关的职权,临时人民议院决定在当天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简称民主德国)。10月11日,奥托·格罗提渥当选为民主德国政府第一任总理,德国统一社会党两主席之一的威廉·皮克当选为民主德国首任总统。至此,在德国土地上出现了东、西两个德意志国家,两个德国政府均将自己视为代表德国人民唯一合法的政府。
两德发展
1949年德国分裂后,东西两部分分别建立了不同的政治经济体制。德国实行西方式的多党议会民主制度,称为“自由与民主的基本秩序”,经济上则是基于私有制和市场原则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则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实行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具有西方性质的民主共和国,是一个议会民主制联邦国家,实行“三权分立”,议会行使立法权,政府行使行政权,法院行使司法权。联邦总统是国家元首,但不拥有行政权。联邦政府是最高行政机构,总理拥有最高行政实权。1949~1966年,以基督教民主联盟为首的联盟党前后执政达17年之久。在“铁腕总理”康拉德·阿登纳的领导下,联邦德国经济从1951年开始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在西方被称为“经济奇迹”。在20世纪50年代的10年间,联邦德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7.5%,超过美、英、法,仅次于日本。1960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3030亿马克,成为当时仅次于美、苏的世界第三大经济大国。在外交政策上,联盟党奉行亲美政策,主张重新统一德国,强调加强北约及联邦德国的军备,重视德法联盟,主张欧洲联合;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下,奉行“哈尔斯坦主义”,即除苏联外,不同任何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交的国家建交。1954年,联邦德国与美、英、法等西方国家签订了《巴黎协定》,联邦德国结束了被占领状态,成为真正的主权国家;同时加入北约,但美、英、法在联邦德国仍拥有驻军权。此外,联邦德国还积极与法国一起推动欧洲联合,两国于1951年联合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1957年上述六国在罗马签订了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的《罗马条约》。阿登纳执政期间,联邦德国经济相对发展较快,社会政治稳定,福利制度初见成效,国际地位不断提高。
1962年,参与执政的自由民主党因反对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国防部部长施特劳斯而退出政府,从而使阿登纳政府出现危机,1963年10月,阿登纳辞职,由被称为“社会市场经济之父”的路德维希·艾哈德继任总理。1966年,德国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艾哈德政府无力克服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等困难,自由民主党因反对艾哈德以增税来弥补财政赤字的政策,宣布退出联合政府。同时,自1961年以来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力日渐上升。于是,1966年12月,联盟党与社会民主党组成“大联合政府”,由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库尔特·基辛格出任总理,社会民主党领袖维利·勃兰特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结束了联盟党长期垄断联邦德国政坛的局面。
基辛格上任后调整了经济和社会福利政策,使经济形势相对改善。在1969年的联邦议院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获得48.5%的选票,以微弱多数获胜,组成了“小联合政府”,维利·勃兰特出任联邦总理。勃兰特政府对内实行改革,加强了联邦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保证了经济增长和就业;在社会福利政策方面,完善了社会福利立法,扩大了医疗保险的范围,增加了失业津贴和失业救济金。在对外政策方面,推行“新东方政策”,缓和了与苏联、东欧国家的关系。在1972年的联邦议院选举中,执政联盟再次获胜,但由于勃兰特的私人秘书纪尧姆被揭露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间谍,勃兰特被迫辞去总理职务,由时任财政部部长的赫尔穆特·施密特继任联邦总理。施密特继续推行勃兰特的路线,维护社会稳定,保持经济稳步发展,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20世纪80年代初,德国经济再次出现问题,同时,由于联合执政的自由民主党与社会民主党在经济政策上的矛盾尖锐化和公开化,施密特政府于1982年10月在联盟党提出建设性不信任案后下台。
施密特下台后,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赫尔穆特·科尔当选为联邦政府总理,组成联盟党和自由民主党的“中间派联合政府”。科尔政府在内政上着力解决失业问题,力图扭转联邦德国经济走下坡路的局面。在对外政策上继续忠于西方阵营,加强同美国的友好关系;继续为实现同苏联、东欧国家的缓和、对话和合作而努力,继续发展同苏联和经互会国家的关系;在欧洲政策目标上仍然致力于欧洲政治上的联合;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在1983年和1987年的两次议会选举中,都是联盟党和自由民主党的执政联盟获胜,继续联合执政。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民主德国是在苏联扶持下并按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处于全德的中东部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其工业产量只占全德的17.9%,重工业和原料工业相对薄弱,经济基础较差。民主德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也就是国家规定生产计划、生产目标以及价格,并根据计划调拨资源。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统一社会党拥有最高的领导地位,对国家经济以及社会的各方面进行管理和控制。建国初期,民主德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发挥了积极作用,有利于克服二战后的经济混乱、建立国民经济新秩序、迅速恢复经济、实现国民经济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同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由于实行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和计划体制,经济上明显落后于德国。政治上,民主德国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人民议院,实行的是以德国统一社会党为主的多党议会民主制。人民议院和根据宪法成立的“州联议院”选举民主德国总统。第一任总统是统一社会党两主席之一威廉·皮克。1960年9月皮克去世后,人民议院通过决议,决定实行集体领导,成立“国务委员会”,国务委员会主席为国家元首,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担任首任国务委员会主席。
在德国一分为二后,位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境内的柏林也被一分为二,西方国家利用柏林西部地区地区的地理位置和其占领权利,在民主德国进行间谍干扰活动,民主德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受到影响,大量民主德国居民出逃。1961年8月13日,乌布利希下令修建柏林墙,致使德国分裂状况进一步恶化。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美苏关系缓和,乌布利希与苏联政府在对西方政策,特别是在西柏林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加之国内经济发展停滞,乌布利希于1971年5月被迫下台,埃里希·昂纳克上台,开始了昂纳克的执政时代。在昂纳克时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提出实现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统一,大力发展住房建设,加强公共交通等城乡基本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煤、气、电的供应,改善通讯、公共交通、服务质量,以及大力发展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的设施。昂纳克对民主德国的经济进行了集约化、合理化调整与改革,强调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发展科技。至80年代中期,民主德国渐成为世界工业强国之一,人均国民收入6440美元,已超过苏联和英国,人民生活水平在东欧国家中居于首位。
东欧形势变化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体制僵化、改革迟缓,使苏联和东欧国家经济和社会问题更加突出。物资短缺、物价上涨、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国家外债不断攀升,成为许多东欧国家面临的重要难题,人民群众纷纷对执政党表现出不满。同时,欧洲冷战加剧,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苏联经济联系密切,其经济不能独立自主地发展,导致在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同时,民主德国经济发展也随之陷入困境。与德国相比,民主德国在经济发展速度、劳动生产率、消费水平等等方面处于劣势,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和计划制约了民主德国经济的进一步高速发展。虽然经过多次调整和精简,民主德国的国家经济管理机构依然比较庞大,并存在官僚主义、机构重叠和办事效率低下等问题。由于政治经济体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发展呈现成就与问题并存。
此时,因改革问题方面的矛盾与分歧,民主德国与苏联的关系走向恶化。1985年3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chail Gorbatschow,1931—)担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推行政治自由化、民主化改革,并日益以政治改革为主。日益保守和僵化和昂纳克政府则采取消极态度抵制戈尔巴乔夫式改革,重新恢复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拒绝进行大的调整和改革,使得经济计划管理体制日益僵化和失去活力。在苏联国内推行改革的同时,戈尔巴乔夫也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进度表示不满,并支持各国反对派。在波兰,反对党波兰团结工会与执政的统一工人党矛盾日益突出,并通过“圆桌会议”迫使执政党妥协让步;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分裂,“激进改革派”占据优势;在捷克斯洛伐克,反对派联合组织“公民论坛”,爆发大规模群众街头示威。
统一历程
开放柏林墙
随着东欧国家的政治动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形势也逐渐变化。1989年5月2日,匈牙利开放了与奥地利的边界,民主德国居民开始尝试从匈牙利逃往西德。8月19日,民主德国爆发逃亡浪潮,德国巴伐利亚州启动了对逃亡者的避难收留,9月下旬开始,已有20万民主德国居民通过开放的匈牙利、奥地利边界等途径先后逃往联邦德国。大规模示威游行也在各地发生,人们高呼“我们是人民”(Wir sind das Volk)的口号,要求更多的政治发言权。1989年10月7日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立40周年纪念日,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同昂纳克会晤,在介绍苏联改革经验时批评民主德国领导人,要求民主德国改革。联邦德国方面注意到形势的变化,加强了对民主德国的鼓动宣传,民主德国群众不断上街游行。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于10月11日发表重要声明,表示要进行改革,由对抗转向对话。
在此情况下,统一社会党于10月18日举行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昂纳克以健康原因提出辞去统一社会党总书记职务,会议选举埃贡·克伦茨(Egon Krenz)为中央总书记。10月24日,民主德国第九届人民议院举行第十次会议,会议解除昂纳克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并以压倒多数票选举克伦茨为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克伦茨上台后迎合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思想。11月9日晚,统一社会党作出决定:开放“柏林墙”,并宣布民主德国公民从即日起经由民主德国边界出国旅行和多次往返,不必申述特殊理由。柏林墙的倒塌,使东德公民被联邦德国繁荣的经济、民主选举和议会政治吸引,在东德街头,抗议者的口号从“我们是人民”(Wir sind das Volk)变成了“我们是一个民族”(Wir sind ein Volk)。
统一提议
柏林墙开放后,民主德国的形势更加动荡。1989年11月9日,民主德国宣布开放两德边界。次日,德国内政部指示有关部门做好准备,迎接大批到来的民主德国公民;任何前来联邦德国的民主德国公民都予以接纳,不会被遣返;进入柏林西部地区和西德的民主德国公民,每人可以领取100西德马克的“欢迎费”(Begrüungsgeld)。11月17日,民主德国组成了以汉斯·莫德罗为首的联合政府。面对西德的统一呼声和国内日益高涨的压力,新任民主德国总理莫德罗希望利用西德的经济力量来改善民主德国的状况,以稳定局势,同时对“民族统一”的浪潮作出回应。莫德罗提出,两个德国应抓住时机,通过条约共同体建立起责任共同体,也就是“条约共同体”构想(Vertragsgemeinschaft),并提议与联邦德国建立“条约共同体”。根据民意测验,有85%的联邦德国公民赞成德国统一,其中27%的人愿意为国家的统一捐款,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则有90%的公民希望统一。强烈的民意使德国统一问题骤然成为联邦德国政府内部最紧要的议题。联邦德国总理科尔迅速在汉斯·莫德罗建议的“条约共同体”有关内容的基础上提出了两德统一的“十点计划”,把两德统一提上了议事日程。12月19日,科尔访问民主德国,双方总理就建立“条约共同体”举行了会谈。
苏、美、英、法四国初期对德国统一态度各有不同。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持反对态度;美国则表示支持由联邦德国领导实现德国统一;英国表现出持消极态度,认为还不能把德国统一问题提上日程,首相撒切尔曾公开警告德国统一将打破欧洲力量平衡;法国态度矛盾,一方面表示德国人再统一的要求是合理和合法的,但另一方面也表示不安,总统密特朗一度考虑与苏联缔结军事同盟以遏制统一进程。1990年1月底,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各派举行“圆桌会议”商定于3月18日举行“自由选举”,此次选举全国有24个党派、政治组织和联盟参加,民主德国1237万选民中的93.2%参加了投票,科尔支持的德国联盟取得胜利,民主社会主义党成为反对党。此时,美、英、法迅速调整了对德国统一的态度,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也不再反对德国统一。1990年2月,在加拿大的渥太华举行的北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的外长会议上,美国提出并获苏、英、法同意的解决德国问题的“2 +4”方案,即由两个德国外长谈判德国统一的内部问题,由美、苏、英、法四国外长同两个德国外长谈判德国统一的外部问题。所谓“统一的外部问题”实际上只有两个:其一是统一后德国的归属问题,即德国能否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其二是统一后德国与波兰的边界问题。经过四轮“2 +4”会谈,上述问题都顺利得到解决(1990年11月14日,统一后的德国与波兰签署《德波边界条约》,确立边界),六国最终于1990年9月12日就“2+4”方案达成一致,并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最终解决德国问题的条约》。条约规定,美、苏、英、法四国停止对德国的权利和责任,统一后的德国享有完全的主权。统一后,德国继续留在欧洲共同体(即后来的欧盟)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两德统一
德国联盟获胜后,发表政府声明,宣称新政府将加快同联邦德国政府合作。两个德国也就其“统一的内部问题”加速了谈判进程。1990年5月18日,两德签署了建立经济、货币和社会联盟的《国家条约》,该条约的签订使两德走向经济统一,并在事实上取消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制度,民主德国只是在法律形式上继续存在,已经没有了国家主权。同年7月1日,两德《国家条约》正式生效,通过《国家条约》建立经济货币联盟后,东德于7月1日正式引入西德马克,两德边界及东、柏林西部地区边界上的关卡全部取消,一律使用联邦德国马克。7月6日,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在柏林开始就《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第二个国家条约》即《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关于实现德国统一的条约》,简称《统一条约》的谈判。8月31日,两个德国在柏林签署《统一条约》,联邦德国内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秘书君特·克劳泽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条约上签字,确定民主德国于10月3日按《基本法》第23条加入联邦德国。
1990年9月,《统一条约》正式获得双方议会的批准,联邦德国总统也签署了《统一条约》。德国《统一条约》批准了两个德国的统一,统一后的德国拥有完全主权。条约内容包括“前言”和10条款项。“前言”指出,所有有关国的利益都将得到尊重,德国将为欧洲的和平和稳定作出贡献。条约内容规定,德国的最终边界是两个德国的现有边界,德波边界也将在一项有国际约束力的条约中得以确认,德国将来也不对任何国家提出领土要求;统一后的德国放弃生产和拥有原子、生物和化学武器,军队将缩减到37万人;苏联将于1994年撤军完毕;在过渡时期内,德国在现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土上只部署不隶属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系统的大陆防御部队;过渡时期之后在民主德国的北约部队不得携带核武器。条约同时规定了统一后的德国首都设在柏林,全德议会和政府所在地由未来的全德议会作出决定,但在统一后5—10年间,政府和议会仍在波恩。条约其它内容还包括保护民主德国土改成果、在民主德国恢复州建制、西德《基本法》及未来全德宪法修改原则、协调两德的法律规定,以及处理公共财产和劳动、妇女、社会福利和文化、教育等内容。至此,两个德国从法律上实现了统一。
10月1日,英法海底隧道美和两德外长在纽约欧安会外长会议上签署了一项宣言,宣布从10月3日起停止英法美苏四国在柏林和德国行使权力,两德10月3日统一后,德国将拥有完全的主权。10月2日,东、西柏林市政府举行联席会议,宣布柏林市正式统一,柏林成为统一后德国的首都。同一天晚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旗从勃兰登堡门和民主德国所有国家机构、政府机构的建筑物上降下,而代之以联邦德国的国旗。民德正式解体,原民德被划分为五个州(依据联邦德国州建制原则,将原14个专区重组为勃兰登堡、萨克森等5个联邦州),并集体加入德国,统一后的德国使用联邦德国的国名、国旗、国歌和国徽。至此,民主德国从欧洲和世界舞台上消失。1990年10月3日成为德国统一日,德国正式宣告统一。统一后的德国总面积为35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8000万。
国内影响
经济形势
1990年12月2日,统一后的新德国第一次议会选举举行,联合执政的联盟党和自民党得票合计超过半数,科尔取得继续执政的资格。次年1月17日,科尔成为德国统一后的第一任总理。由于两德的统一进程仓促且迅速,各方应对不足,使统一后的德国在一段时期内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新德国货币统一后,通货膨胀严重。据柏林西部地区德国经济研究所公布的材料,食品价格上涨50%,服务行业上涨26%,消费品物价整体上从1990年到1991年上涨了20.3%。统一之后的东德人生活明显下降和低于西德。同时,由于一些商业机构只进西德和西方的商品,东德商品遭受排挤,从而造成多数企业资金匮乏,只得靠贷款发放工资。东部地区新建的各州银行也陷入危机,如莱比锡市(Leipzig)、埃尔福特等城市的财政陷入崩溃。东德居民由于对统一后的期望值过高,对生活上出现的急剧变化缺乏思想准备,因而对现状极为不满。从1990年底开始,东部地区各州罢工游行不断。
随着新体制的全面推行,原民主德国经济、内政、外交和军事等领域的重要部门和关键岗位大量人员被裁减。东部经济转轨,大批企业破产倒闭。加之新德国推行国营企业私有化措施和建立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在西方商品的冲击下,大批夕阳工业受到国外激烈竞争的冲击,纷纷倒闭或面临严重的生存威胁。而德国的高工资、高福利、高税收也导致德国对投资者的吸引力不断下降,失业人数不断攀升,就业市场的形势不断恶化。1995—2005年间,德国经济仅增长了14.6%,远低于美国和全世界的水平。2005年,德国有近500万失业者,失业率超过了10%。联邦政府2004年拨付的各种补贴总金额高达1450亿欧元,约占当年联邦财政预算的20%,联邦政府举债803亿欧元。截至2004年底,德国的公共债务总额已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6%,超过了欧盟所规定的警戒线。德国政府为解决失业这一经济和社会问题采取了如实行失业保险;安排临时工作;为职工提供培训和咨询;改革劳工市场制度;缩短工时,提倡非全日制;加强科研,开发未来工业,不再向传统工业找回失去的工作岗位等应对措施。科尔政府还提出将失业人数减少一半的“就业计划”,但成效甚微。
新纳粹和极右势力
新德国由于失业率仍居高不下,加之原民主德国(即统一之后的东德六州)一直缺乏有效的公共领域和政治参与机会,也随之滋生出新纳粹(Neo Nazi)势力和各种极端右翼活动频繁。1992年8月22日晚至23日,在罗斯托克(Rostock)发生暴力排外事件,约有200多名极右暴徒用燃烧瓶、石块和棍棒袭击来自罗马尼亚等国的难民居住的楼房,并与警察发生了冲突。这次事件被称为“二战结束以来最为严重的排外事件”。除新纳粹势力和各种排外事件外,德国极右政党组织活动也十分猖。德国极右分子约有4万人,分属于76个组织,其中光头党(Skin-heads)约4200人。德国共和党(Die Republikaner)和德国人民联盟是影响比较大的两个极右政党。这两个政党具有强烈的种族排外倾向。这些极右势力不仅发动和参与各种排外暴力事件,而且积极参与政治。在1992年4月5日的巴登—符腾堡州、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举行的选举中,德国共和党和德国人民联盟成为两个州议会第三大党,使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选票大幅度下降。
红绿联盟政府成立
1998年9月,统一后的德国第二届科尔政府任期届满举行联邦大选,社会民主党的格哈德·施罗德战胜了科尔。虽然社民党成为联邦议院的第一大党,但没有取得单独执政所需的绝对多数,必须与其他政党联合才能组织政府。10月20日,德国社会民主党(红)和德国联盟党(绿)正式签署《觉醒与革新——德国迈向21世纪之路》的组阁协议,协议规定了红绿联盟政府在外交、安全、内政、税收改革以及能源、交通、文化、教育等问题上的执政框架原则。随后两党均以压倒多数通过了组阁协议。10月26—27日,联邦议院选举施罗德为联邦德国总理。
联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减少政府开支,平衡国家预算;改革劳动力市场,创造新的工作机会和工作岗位,执政联盟成立了由政界、经济界和工会高层代表组成的“劳动、培训和竞争力联盟”,促进劳动市场政策的完善。提出旨在扩大青年人就业的“紧急计划”;降低公司税率和个人所得税率,以达到吸引投资和加快振兴经济的目的。2003年3月14日,施罗德在联邦议院提出了对福利体系和就业政策进行实质性改革的一揽子方案的《2010年议程》(Agenda2010),从经济、就业、教育、科研、家庭和社会福利等众多领域,向积弊众多的社会市场经济福利系统发出全面调整的信号。在大联合政府的努力下,德国的就业状况出现好转迹象。2006年,德国就业人数达3908.1万人,比上年增加24.2万人。2007年,德国经济增长率达到2.5%,劳动力市场形势进一步改善,就业人数增长到3965.9人,失业人数降为360.9万人。
国际影响
自主外交与国际维和
统一后的德国领土面积为357050平方公里,人口8100万,成为欧洲除俄罗斯以外人口最多、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到1994年,德国的经济规模已相当于日本的80%、美国的60.4%。德国的经济实力和经济规模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从1991年底开始,德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频频亮相,开展了一系列外交活动。1991年1月7日海湾战争正式爆发后,科尔声称,德国士兵将参加保卫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领土的行动,但不派德国士兵参加海湾战斗。德国的外交呈现出连续性和创新。维持与美国的传统友好关系,继续推进欧洲一体化是其外交政策的核心。与此同时,德国实行全方位自主性外交,不断拓展外交空间,如率先承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两国,积极谋求与俄罗斯建立友好伙伴关系,以保持两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协调一致,更多参与到亚洲事务中。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新德国借“9·11事件”之机,派遣德国联邦国防军参加国际反恐战争,实现了军事地位正常化的目标。此外,它又积极要求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意图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
安格拉·默克尔上台后,致力于修复因伊拉克等问题而受损的德美关系。默克尔政府通过一系列措施促进了德美关系的改善。例如,2006年2月,德国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表明了自己在伊朗核问题上坚决支持美国的态度。6月8日,默克尔在表彰德国联邦国防军将士时表示,为了维护德国的国家利益,德军将继续在世界上承担必要的军事义务。同年10月25日,德国公布新版《国防白皮书》,提出德国联邦国防军未来的任务将主要是预防国际冲突、解决国际危机及与国际恐怖主义作斗争。
德国与欧洲一体化
德国统一后,科尔政府积极推动欧洲一体化,特别是促成欧盟的建成和实现统一的欧洲货币。在法国的支持下,1983年上半年,科尔在欧洲理事会斯图加特会议上积极促成了加强欧洲一体化的“关于欧洲联盟的庄严宣言”。1984年6月,在法德的共同努力下,在枫丹白露召开的欧洲理事会成了欧洲一体化进程重新启动的转折点。1986年,法德共同支持意大利,推动了“单一欧洲法令”的达成,从而为实现内部统一市场和启动欧洲政治合作奠定了基础。1986年欧洲共同体继续“南扩”,西班牙和葡萄牙加入了欧共体。科尔提出,经济与货币联盟是建立欧洲大厦的重要组成部分。德国政府积极督促建立欧洲经货联盟,推动实行统一货币。其具体做法包括坚持按计划启动欧元,积极推动制定《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坚持以德国央行的模式建立独立的欧洲中央银行,努力促成建立新的货币汇率机制,并加大达标力度,以便按期启动欧元,主动制定《欧元实施法》等。1999年1月1日,欧洲统一货币“欧元”(Euro)正式问世,欧洲货币局转为欧洲中央银行,最后一任欧洲货币局局长、荷兰银行家威姆·杜森贝格出任欧洲中央银行首任行长。至此,欧洲统一的经济目标已开始实现。德国为联盟的建立和发展并提供了巨额的资金。
德国首先倡导的欧盟机构改革,经过1994~1995年德国国内对欧盟改革的大辩论,以及1995~1996年欧盟成员国政府间会议的讨论,德国政府对欧盟机构改革形成了一系列的政策主张,如欧盟委员会的委员人数应控制在20人以内,改变目前欧盟理事会表决时的加权票办法,欧盟理事会表决中扩大特定多数表决制适用范围,等等。在德国多年的敦促及其与法国的共同推动下,2000年12月,欧盟首脑尼斯会议经过谈判,签署了《尼斯条约》,在欧盟改革的问题上迈出了重要一步。2001年,社民党汉堡代表大会强调,一体化和欧洲化是德国的“不二选择”。在德国推动下,2004年5月1日,马耳他等10个国家正式成为欧盟成员国。在把土耳其纳入欧盟候选国问题上,施罗德政府也采取了积极态度并发挥了主要作用。在之后欧盟的财政危机中,默克尔政府强调新的预算案不应损害中小国家的利益。安格拉·默克尔也因此在预算案通过后赢得了以波兰为代表的中东欧新成员国的好评,甚至被称赞为欧洲新领袖。
德国除了积极推进欧洲经济一体化外,还一直主张西欧政治一体化,极力主张西欧各国加强政治上的合作。为此,德国就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政策主张。首先,在外交与安全政策方面,德国主张欧盟部长理事会应采取多数通过的原则。其次,主张扩大欧洲议会的权力,德国强烈主张加强欧洲议会的权力,认为欧洲议会应有真正的立法权和共同决策权,应该是个民主监督机构。德国也希望它在欧洲议会的议员人数在目前的99名的基础上略有增加。再次,敦促加强欧盟内部司法与警务合作。
相关评价
时任德国总统里夏德·冯·魏茨泽克(1984—1994在职)在1990年10月3日两德统一庆祝仪式上评价”两德统一是通过和平达成的协议取得的,是全欧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前任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评价认为,“尽管两德统一取得很大成绩,但东西部联邦州之间仍然存在结构性差距,政府要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王灵桂评价认为“两德统一不仅深刻影响了德国发展,而且改变了世界格局,是20世纪末重大的国际事件。”
相关研究
关于战后德国到两德统一时期的整体历史,中国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有学者丁建弘等主编《战后德国的分裂与统一》、萧汉森与黄正柏主编的《德国的分裂、统一与国际关系》、吴友法的《德国现当代史》、于振起的《冷战缩影—战后德国问题》。在德国学界,有学者Hans-Ulrich Wehler所著《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第5卷)等专著,提供了大量一手史料;对于占领时期盟军改造的研究,中国学术界的成果主要有张沛的《凤凰涅:德国西占区民主化改造研究》,国际学术界可参见迈克尔·鲍尔弗等主编的《四国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管制:1945—1946》;关于统一进程研究,主要有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写的《德国统一纵横谈》,也可阅读当事人的一些回忆录,如克里斯塔·卢夫特的《最后的华尔茨——德国统一的回顾与反思》、埃贡·克伦茨的《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和《89年的秋天》等,着重记述了两德统一的过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建设以及两德的政治概况。
对于两德统一后的相关研究,中国学术界多有贡献,其中关注外交的研究著作有:潘琪昌的《走出夹缝:联邦德国外交风云》、王飞麟的《联邦德国重新武装与入盟西方战略:1949—1955》、张才圣的《德国与欧洲一体化》等,对两德统一前后的外交策略进行了研究;关注经济政策的有沈越的《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探源——多种经济理论的综合产物》、刘光耀《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发展与比较》等;关注社会转型的如辛蔷的《融入欧洲——二战后德国社会的转向》、童建挺的《德国联邦制的演变,1949—2009》、王芝茂的《德国绿党的发展与政策》、王存福的《社会结构变迁与政党嬗变的向度分析——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转型为例》、赵永清《德国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研究》等。
相关作品
书籍
影视
参考资料
默克尔:两德统一28年后,东西部仍存发展差距.新华网.2023-06-23
新书发布 | 德国统一的外交及德国统一后的国际地位与作用.微信公众平台.2023-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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